## 变革社会5：你能从改革中学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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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在读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一讲我们讲到，成功的革命凤毛麟角，因为要想形成坚强的革命同盟、找到坚定的革命领导，实在是太难了。本期我们来讲一下改革。革命很难，改革更难。改革者一定是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成功的改革，需要找到一种最佳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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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改革比革命更难呢？革命就像放一把火，把腐朽不堪的老房子烧掉，然后在原址上重新再盖一栋新房子。改革则是把老房子翻新，不能改变原有的结构，还要让房子完全变个样子，增加很多新的功能，让人人都很满意。

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赫希曼（Hirschman）说，改革是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导致"现存特权集团的权力受到抑制，而非特权集团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则相应地得到改善"。革命是要把原来的特权集团扫除，然后再吸引新的同盟军，而改革却是原有的特权集团自己要放弃一部分权力，那问题就来了，如果我原来是特权集团的成员，凭什么我要自己削弱和限制自己的权力呢？

亨廷顿谈到，改革者的道路是艰难的，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比革命者更难。

首先，他们必须两线作战。保守者不满意，革命者也会不满意。革命者的任务是创造矛盾，并让矛盾激化，而改革者的任务却是要努力消除分裂，同时驾驭两种原本可能互相冲突的社会力量。这就需要更加高超的政治技巧。

其次，改革者不但要比革命者更善于操纵各种社会力量，而且，对社会变革的控制上也必须更加老练。对于革命者来说，只要有矛盾，只要有冲突，只要能够削弱旧制度的力量，那都是一件好事。改革者则不然，他要有所选择，有所区别，既要有矛盾，又不能让矛盾激化。

最后，如何在改革中处理各种问题的轻重缓急，对改革者来说比革命者更尖锐。革命者需要动员群众，然后集中力量对旧制度发起进攻。改革者也需要动员群众，也需要集中权力，但集中权力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分权化和发挥自主性的改革，这其中的火候更难把握。所以，改革者更关心次序、速度和时机。换言之，改革者更关心改革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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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革者来说，有两种战略可以选择，一种叫闪电战，一种叫费边战术。

闪电战是指尽早地把所有的目标公诸于众，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改革，在反对者无法阻挠的情况下速战速决，取得胜利。费边战术是一种渐进、迂回的战术。费边是古罗马的将军，他奉命和迦太基人作战。费边知道迦太基军队虽然作战勇敢，但孤军深入，很难持久作战，所以他力图避开正面交锋，在山区和敌军周旋，就是想把敌人拖死。这种做法受到主战派的嘲讽，费边不得不下台，但不听费边的话，罗马军队后来惨败于迦太基军队。改革中的费边战术就是藏而不露，隐匿自己的目标，把改革分成很多小的步骤，一次只完成一个步骤，到最后终成正果。

这两种策略，哪一种更好呢？闪电战易于激发更多的反对者，费边战则容易陷于细小的枝节，渐渐脱离了改革的主战场。亨廷顿讲到，最佳的改革策略是巧妙地把闪电战和费边战术相结合。从大局来看，最好是采用费边战术，从每一个改革步骤来看，改革者应该用闪电战。

有很多改革失败的教训。比如清代的光绪皇帝也很想推动改革，但却以失败告终。光绪皇帝的错误之处就在于他企图全线出击，同时推出一连串的改革，但这些改革又不是能够速战速决的，这些改革影响到盘根错节的旧制度，唤醒和激发了反对派势力。他过于贪多求快，最终树敌太多，把很多本来不会出现的反对势力都调动起来，加入了反对改革的阵营。

亨廷顿讲到的成功案例是土耳其的开国之父穆斯塔法·基马尔。基马尔想在一个衰落、古板、分裂的帝国推行现代化。他几乎面临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有难题：怎么形成民族凝聚力？怎么建立新型的现代化国家？怎么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还要保持社会稳定？基马尔的心里有一张蓝图：经济增长要求文化现代化，文化现代化要求有效的政治权威，而有效的政治权威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基马尔没有把自己的宏伟计划和盘托出，相反，他小心地把问题一个个分开，在每一次改革的时候试图赢得那些可能阻挠改革的社会集团的默许甚至支持。

比如，基马尔一开始只是说，自己的目标是反对外国势力，但没有讲到要废除原有的君主制度。这样一来，很多保皇党就站在了他这一边。民族独立运动胜利之后，基马尔又开始处理政教关系。土耳其是一个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如果冒然废除宗教大权，势必会引发社会冲突。基马尔又说，我们先把君主制废除，但保留哈里发吧。只不过，哈里发不再由君主担任，而是改由国会选出的奥斯曼家族的一个成员担任，这就是暗度陈仓，削弱了哈里发的权力。再接着，基马尔开始迁都，因为原来的都城伊斯坦布尔和旧有的各种政治、宗教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避免这些势力阻挠改革，基马尔把首都迁到了安纳托利亚的一个小城安卡拉。在新的首都，基马尔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宣布土耳其为共和国。就这样，过去的奥斯曼帝国的政教合一政权被世俗共和国的政治机构和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所取代。

在这之后，基马尔开始着手进行宗教和文化改革，废除哈里发制度和神职，放逐奥斯曼家族的所有成员，建立公共教育体系，起草新的法律，代替了原来的伊斯兰法。他连一些小事都要关心，比如不再让戴传统的土耳其帽，废除回历，改用公历，推进文字改革，鼓励人们学习欧洲语言，培养一代新人。

当这些改革完成之后，基马尔开始转向经济建设。20世纪30年代之后，土耳其开始加大对工业发展的投入，出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反过来又巩固了政治、文化方面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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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又到了本期的总结时间。

我们讲到，改革比革命更难。改革者需要两线作战，既要推动改革，又不能动摇社会的根本。改革者需要格外关注次序、速度和时机。有两种改革策略，一种是速战速决的闪电战，另一种是迂回渐进的费边战术。最佳的改革策略是把这两种战术完美地结合起来。光绪皇帝是一个失败的改革案例，而土耳其的开国之父基马尔是一个成功的改革案例。

当然，如果我们看看今天的土耳其，就不得不感慨，哪怕像基马尔这样有雄才大略的领导人，也不可能奠定千秋万代的基业，稍不留意，社会的发展就会出现停滞甚至倒退。我们谈的是改革的策略，背后关注的还是政治的复杂性。了解了政治的复杂性，才能更好地把握改革的火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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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一项新的业务，或是推动公司的改革，甚至是要说服客户，也可以尝试一下闪电战和费边战术的组合。请你仔细体会一下，然后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谈谈你的体会。

请你写下自己的留言，最好是在150字左右。我会把最精彩的留言挑选出来，我们一起欣赏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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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华要点
- 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赫希曼（Hirschman）说，改革是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导致“现存特权集团的权力受到抑制，而非特权集团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则相应地得到改善”。革命是要把原来的特权集团扫除，然后再吸引新的同盟军，而改革却是原有的特权集团自己要放弃一部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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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社会4：为什么成功的革命如此难得？

通识日课：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里指出，中国共产党有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如果我们在企业的成长中学习这三大法宝，能够有什么样的启发？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什么对应着统一战线，什么对应着武装斗争，什么对应着党的建设呢？

> 用户 Nicholas：
> 统一战线：有清晰明确的经营目标和业绩导向。武装斗争：小企业的核心是如何协调最优资源发展最核心的业务，抓大放小；大企业除了发展，还要解决部门扯皮和管理低效的问题。党的建设：统一、确定的公司价值观，公司红线和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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