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变革社会4：为什么成功的革命如此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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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读的是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我们已经谈到，亨廷顿告诉我们，新兴的民族国家不要全盘照搬美国模式，因为美国的政治发展走了一条极其特殊的道路。美国没有经历其它国家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遇到的种种挑战，比如持久的战争、外敌侵略、殖民遗产或是部落和宗族的强大势力。

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都是要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凤凰涅槃的，有的国家还要经历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但纵观历史，能够成功地实现革命的国家并不多，那么，究竟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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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澄清一下，革命可不是政变。在很多国家，比如在非洲和拉美地区，经常发生政变。亨廷顿讲到，一个连，两辆坦克，几个少校就足够了。在很多新兴国家，政变和叛乱屡屡发生，种族冲突和内战烽烟四起，谈不上民族统一，国家建设也无人过问。即使是在相对和平的时期，政权也极其羸弱。如果是在独立战争中形成的政权，可能会非常软弱，内部经常分崩离析；如果是从殖民地时期继承下来的行政机构，又会继承了殖民地掠夺型的统治方式，而且更加变本加厉。传统社会已经衰败，但现代社会的崛起又会引发新的矛盾，各个社会阶层都感到焦虑不安、无所适从，这种人心涣散可能引发新的社会动荡。

而这样的政变和真正的革命之间有什么分别呢？

跟这种持久的政治动荡相比，革命则是以雷霆之力，彻底摧毁了一个旧有的社会，建立一个新的社会。革命是对一个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以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这样的变革会经历很多震荡，但“大破大立”，在革命之后建立的新的政治秩序反而相对稳定。

亨廷顿谈到，革命很可能是二十世纪独有的现象。近代以来，可以称得上革命成功的大国可能也就是法国、俄国和中国等不多的几个国家。

为什么成功的革命如此难得呢？我们从社会阶层的角度做个分析。

谁会是革命的发起者呢？亨廷顿说，如果去看看曾经出现社会动荡的那些国家，比如在军政府时期的韩国，城市的中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来源，在城市中产阶级中，知识分子又是先知先觉者。在知识分子里面，大学里的学生可能是最激进的积极分子。传统的社会学理论告诉我们，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如果一个社会是橄榄型的，穷人不多，富人也不多，中产阶级人数最多，就像橄榄一样，两端都很尖，中间很鼓，那这个社会就会更稳定。在正常情况下是这样的，但在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知识分子的背离往往是革命的征兆。

可是，单有知识分子自己是无法实现革命成功的，因为他们的力量太薄弱。革命成功的关键是发动群众。那么，城里的贫民，和农村的贫苦农民，哪一个更容易成为革命的同盟军呢？

乍一看，城市里的贫民可能更容易对旧有的制度心怀不满。目睹城市里出现的棚户区和贫民窟，有人就，城市可能会像一颗定时炸弹那样爆炸。恰恰相反，棚户区和贫民窟里的居民在政治上往往是保守派。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一定是因为其生活水平能够有所提高，所以，尽管他们住得破破烂烂，但是，跟在农村的生活比，他们还是觉得自己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他们的心态更为积极乐观，并不抱怨社会。其次，这些城市的新移民还保留着在农村时候的价值标准，他们对政治的要求不高，不关心政治，他们更关心的是眼前的现实利益，比如工作、住房，而这些诉求是要通过跟现存的制度去争取才能要来的，反对现存的制度，至少在短期之内对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没有什么用处。最后，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的政治态度会不同。相对而言，第一代移民更为保守，更容易满足，更多地寄希望于自我奋斗，而第二代移民就不一样了，他们的要求更高，也就更容易产生不满情绪。

相对而言，农民才是革命的同盟军。这也很出乎人们的意料。一般来说，农民似乎更为保守，对政治更为冷漠，但一旦情绪高涨，农民的革命热情就会被点燃。1789年的夏天，当国民议会还在凡尔赛宫辩论的时候，农民在农村已经发动了革命。农民叛乱蔓延到全国，农民拒付官税、什一税和田赋，他们闯入城堡，烧毁记载他们义务的法律文件。资产阶级只说不干，但农民一上来就摧毁了采邑制度和封建制度，也就摧毁了贵族统治的经济基础。国民议会里面的中产阶级不过是把他们阻挡不住的东西加以合法化，于是，他们宣布“废除封建主义”。

俄国革命也是一样。由于临时政府迟迟没有推进土地改革，农民纷纷从军队里开小差，返回家乡，为自己强占土地。这场骚乱很快传遍了全国，而且变得越来越失控。列宁就是迅速抓住了这一时机。他看得非常明白，由于拒绝认同农民运动，临时政府就在自己的死亡证书上画了押。有一个评论家说，要是没有农民，列宁发动的十月革命最终结局很可能就是又一次的巴黎公社，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革命很难成功。农民在大部分时间是保守者，他们的大部分需求是可以通过改革得到改善的。举个例子吧，在十月革命之前，俄国总理斯托雷平开始推行土地改革，这个改革的宗旨就是为了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他知道，创造出一个心满意足的富裕农民阶层，是支持君主制的最好政治基础。很多革命者看不起斯托雷平的改革，认为这毫无意义，只有列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忧心忡忡。列宁知道，如果斯托雷平的改革成功了，农民就不可能再成为革命者的同盟军。据说，在斯托雷平统治的末期，列宁曾经哀叹：“我不指望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革命了。”1911年，斯托雷平遇刺身亡，一颗子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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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很难，中国的革命更难。法国大革命几乎是一夜之间突然爆发的，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革命来得如此迅猛。俄国革命成功，也全靠机缘巧合。

1917年1月，布尔什维克还是一个很小的集团，其大多数领导人不是在西伯利亚，就是流亡国外，然而，不到一年之后，他们已经成为俄国的政治统治者。列宁对托洛茨基说：“从被迫害和过地下生活到忽然掌握政权，简直令人眩晕。”

而中国共产党呢，不得不进行漫长的斗争。从最早在城里宣传革命思想，到1927年撤退到农村，然后经历了长征、抗日战争、内战，最后顺利进入北京，整整历时28年，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令人眩晕的东西。

导致中国革命最终成功的因素很多，我们也不一一分析了。这其中，政党的领导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来看无产阶级政党的特殊之处。无产阶级政党的最大特色是从所有的社会阶层中吸收成员，吸收成员的原则其实不是按照其身份，而是按照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度。党建立了一个广泛的革命联盟，然后在这个革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强悍的革命组织。很多人都低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开放性和执行力。政党才是革命成功的关键，这是我们需要去细细体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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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又到了本期的总结时间。

我们讲到，能够成功地实现革命的国家并不多，屈指算来，也就法国、俄国和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革命之所以难，是因为难以找到坚强的革命同盟，也是因为难以找到革命的坚定领导者。我们也分析了政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共产党的成功，一定有其成功的经验，这些成功的经验，不仅是我们在学习中共党史的时候要学习的，也是我们在思考企业成长、个人成长的时候需要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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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里指出，中国共产党有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如果我们在企业的成长中学习这三大法宝，能够有什么样的启发？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什么对应着统一战线，什么对应着武装斗争，什么对应着党的建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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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华要点
- 与非洲和拉美地区，持久政变带来的政治动荡不同，亨廷顿认为革命则是以雷霆之力，彻底摧毁了一个旧有的社会，建立一个新的社会。革命是对一个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以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这样的变革会经历很多震荡，但“大破大立”，在革命之后建立的新的政治秩序反而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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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社会3：腐败能促进稳定论可信吗？

通识日课：

有一个观点非常流行，那就是“高薪养廉”，也就是说，如果给官员提高工资待遇，就能有效地减少腐败现象。你同意这种说法吗？在什么情况下，“高薪养廉”是可行的，而在什么情况下，“高薪养廉”可能没有效果？

> 用户 Christina：
> 何帆老师好！我不同意“高薪养廉”能够大规模地减少腐败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高薪养廉”中的“高薪”只会给官员一种理所应得的感觉，但一致的“高薪”远不能满足人的欲望，人们会尽自己所能保障未来的生活，给自己的未来增加一定的预期。所谓的“高薪”和能占到手的巨大利润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人性中的贪婪和不理性，有怎能轻易地抵制呢？“高薪养廉”如果也能够分等级，以基本政绩和奖励政绩来发放薪水，会使官员出于“证明自己”这一心理需要来真正做实事，同时也能够得到金钱和心理上的双重回馈，自恋才能被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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