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和他们3：你有没有犯“基本归因谬误”？

> 何帆
> 为什么说怀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人，是有认识上的偏差的？
> 
> 通过本期课程，你将破除一个误区，即人们会觉得我们和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其实这种差异并不存在，或者不大。导致错误认知的是因为人们普遍会犯一个“基本归因谬误”。

你好啊，我是何帆，欢迎回到我们的读书俱乐部。

咱们这一周讲的是我们与他们。周一，我给你讲了两个故事，周二，我给你讲了一个实验。从周一和周二的课，我们能够悟到：第一，人们本能地会区分我们和他们；第二，人们强烈地相信，我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可是，我希望我已经让你了解到了，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异，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线，都是人为的、模糊的。今天，我们接着讨论这个问题。你有没有好奇，在我们和他们这件事情上，为什么我们的本能力量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的理性不得不让步？

---

我先来讲，人们为什么要区分我们和他们？这有两点原因。一是认知的需要，二是合作的需要。

先来说认知的需要。看到一个苹果，你会知道它是苹果，不管它是红苹果、绿苹果还是黄苹果，不管它是好苹果还是烂苹果。看到一条狗，你会知道它是狗，不管它是京巴、松狮还是藏獒，不管它是名犬，还是农村里的土狗。这就是概念的好处。同样，我们把人分成不同的人，也是为了节约认知资源。我们不是一个一个地认识人，而是对一批人有一个整体的印象。当然，这样做也有坏处，这种印象很可能是不完全正确的。明天我专门讲这个问题。

再来说合作的需要。如果你一个人特立独行，在原始部落里，你是很难生存下来的，要生存就要合作，要合作就要有集体意识。在小团体内部，人们是愿意合作，愿意奉献的。在讨论人性的时候，读者朋友们激烈地辩论，人之初，性本善呢，还是性本恶呢？其实都对，也都不对。利己是人的天性，但利他也是人的天性。这个话题我先起个头，先放在这里，回头我还会更详细地讲到。

好，我刚刚谈到，由于认知的需要和合作的需要，人们本能地会区分我们和他们。你自己再想想，是不是这回事。是不是有了他们，才有我们？欧洲的概念是怎么形成的？是因为从欧亚大草原上过来了蒙古骑兵，所以欧洲人才会团结在一起。中国人的概念是怎么形成的？最直接的影响是抗日战争，日本人来了，我们才痛切地感到，我们是一群人，“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抗战守土之责”。所以，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要想让世界人民大团结，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外星人入侵。那时候，我们就会恍然大悟，原来大家都是我们。同理，要是想让北大的同学们更团结，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当然是隔壁有个清华啦。

---

接着，我再告诉你，为什么人们会觉得我们和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其实这种差异并不存在，或者至少说，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

这是因为，我们的认知模式中存在着一种缺陷，叫基本归因谬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我们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会更多地考虑到情境的因素，但在解释别人的行为时，就会更多地归因于别人的本性。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上班迟到了，老板批评你，你会怎么解释？你会说，今天地铁的安检排队太长了，今天经过长安街的时候遇到了交通管制，我起得晚是因为闹钟没有电池了。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你会从情境中找原因。但是，如果你的手下迟到了，你批评他的时候会怎么说呢？你会批评他：从这件小事，就能看出你这个人的工作态度，你的工作态度不认真，你懒惰成性，你没有责任感，你没有上进心。在批评别人的时候，你会从本性中找原因。

你看，这就是我们和他们的差异。推而广之，你会发现，当你解释“我”，或是“我们”，也就是说，当你解释自己更熟悉的那些人时，你更容易从情境中找原因，而当你去解释“他们”的时候，你更容易从本性那里找原因。哪种解释更合理？当然是情境更重要了。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再给你介绍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有两位心理学家，一位叫约翰·达利（Jones Darley），一位叫C·丹尼尔·巴特森（C. Daniel Batson），他们做过一个很有名的实验。他们找来一批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的学生，然后给他们布置一个任务，让他们从学校的一个楼，到另一个楼去做个演讲。

![图片](https://piccdn3.umiwi.com/img/201711/17/201711171544282008558984.jpg)

![图片](https://piccdn3.umiwi.com/img/201711/17/201711171544464086502975.jpg)

这个实验的真正目的不是让他们去演讲，而是要看他们会不会帮助别人。在到达指定地点的途中，这些学生会碰到一个摔倒的路人。这些神学院的学生，会不会帮助一位急需帮忙的陌生人呢？

研究人员特意给这些神学院的学生布置了不同的演讲题目。一半学生是要去布道，讲“好撒马利亚人”的故事。这是《新约》里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犹太人被强盗打劫，受了重伤，躺在路边。有祭司和利未人路过，都不管不问，只有一个撒马利亚人把他送回了旅店。要知道，撒马利亚人跟犹太人一直是不和的。你看，这个故事很鸡汤吧，非常契合学生路上遇到的情景。另一半学生的演讲题目就很世俗了。研究人员让他们去讲讲，神学院的学生毕业之后该怎么找工作。你觉得这两组学生中，哪一组的学生更愿意帮助陌生人呢？

![图片](https://piccdn3.umiwi.com/img/201711/17/201711171548208772086638.jpg)

答案是没有差别。研究人员还给不同的学生规定了不同的时间，有的学生有充分的时间赶到另一栋楼里的会场，有的学生则快要迟到了。你觉得哪一组的学生更愿意帮助陌生人？

已经迟到的学生里，只有10%帮了这位陌生人。有充分时间的学生里，60%都会停下来，帮助这位陌生人。所以你看，能够最准确地预测人们行为的因素，不是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信仰什么样的宗教、什么样的性格。唯一能可靠地解释他们行为的变量是：他们到底有多少时间？

讲完这个实验，我再来总结一下。人的行为往往不是由本性决定的，而是由情境决定的，但我们在不熟悉别人的情境时，就会一下子跳到对他们的本性的判断。所以，我们很容易低估一个群体内部成员的差异，高估“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总觉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原因。很不幸，这可能会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也就是说，我们猜忌他们，他们同样猜忌我们，这个梁子就结下，打不开了。

---

说到这里，我再多说两句。我想再跟你讨论一下，既然我们跟别人接触之后，也能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其实不大，但为什么在遇到我们和他们的矛盾时，我们还是会不自觉地让情绪做主呢？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类有一个习惯，我们不喜欢漂移不定的道理。我们希望因果关系是明确的、清晰的、不变的。这样，我们才有规律可循，我们才会觉得心里踏实。但事实上，真相确实是漂移不定的。不是说好人就不会做坏事，遇到诱惑，圣人一样会动摇，遇到打击，勇士一样会崩溃，也不是说坏人就不会干好事，恶贯满盈的纳粹战犯，可能在家里是个好先生、好父亲。我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是，人性从来都是在幽明之间的。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是在中间的灰色地带。不要轻易去考验人性，因为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

---

好了，到了要总结的时候啦。今天的课继续讨论了我们和他们。我今天跟你讲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基本归因谬误”。这个心理学的术语告诉我们，我们更容易把他人的行为归因为人格、品格等内在特质上，而忽视其所处的特殊的情境。

我们读书、学习，掌握这些新奇的名词，是为了干什么？不是为了多一些谈资，而是为了自己的人生修炼。听完今天的课，你一定要再去读读韩愈老先生写的《原毁》。他在《原毁》里写到：“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他还说：“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也就是说，古代的君子要求自己很严格，对待别人很宽容，现在的人则对待自己很宽容，要求别人很苛刻。我希望今天讲的“基本归因谬误”这个道理，能够帮助你更好地做到“责己也重以周，待人也轻以约”。

---

今天，我剧透一下以后的内容，同时，继续鼓励大家独立思考和批判思考。我们在下下周会讲到怎样读小说，怎样通过读小说锻炼自己的移情力。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就是要“悬置道德判断”，也就是说，小说家不对自己小说里的人物作道德评判。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如果这么说的话，坏人我们还批评不得了？你是怎么理解的？

请你写下自己的留言，最好是150字左右。我会把最精彩的留言挑选出来，周末我们一起来欣赏欣赏。

---

### 💡 精华要点
- 人们为什么要区分我们和他们？这有两点原因。一是认知的需要，二是合作的需要。
- 
- 基本逻辑谬误：我们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会更多地考虑到情境的因素，但在解释别人的行为时，就会更多地归因于别人的本性。
- 
- 我们很容易低估一个群体内部成员的差异，高估“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总觉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原因。

---

我们和他们2：认知心理学和敌我界定

通识日课：

我今天的问题，要考考大家的独立思考和批判思考能力。有一本书很多人都看过，而且一边看一边点头赞许。我说的就是法国作家勒庞写的《乌合之众》。勒庞谈到，只要个体融入了群体，就会变得盲目、冲动、幼稚、极端化。群众都是傻瓜，很容易被操纵。真的是这样吗？你再想想，群体中个体的行为都是一样的吗？

> 用户 Jestem.：
> 举个身边发生的例子：一二十年前单位改制，一批人莫名其妙被下岗，因为领导几年一换，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这几年年纪大了，当年莫名被下岗的人集合在了一起，写材料、上访，为这个“团体”的共同利益奔走。虽然其间也出现了个别人不太积极，但因所争取的利益没有得到回应，所以总体还是一个集体行动的模式。如今，她们的诉求得到回应（比如着手解决养老保险问题）。矛盾却出现了，有些人的诉求是养老保险的问题，而现在进展不错，所以她们说：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之后“团体”再去上访的时候，我就不冲在前面了，有时间就凑凑人数，没时间就不去了。何老师所举孩童夏令营实验，能够使她们相聚成为团体的因素很多，随机、随性比较大。但是我觉得成年人的团体多半还是利益驱使的。虽然都有其盲目性，但成年人的手上时时都拿着小算盘，分析形势，计算自身利弊，选择最利于自己的群体。

---

![图片](https://piccdn3.umiwi.com/img/201711/17/201711171555394298634156.jpg)

---

![图片](https://piccdn3.umiwi.com/img/201711/17/20171117155553987117332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