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12｜教育孩子，爱是爱，规矩是规矩

精挑细淘，得到头条。我是李南南。

今天，我们说说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的话题。相关的讨论有很多，但大都是从个体或者家庭的层面出发，而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是一个有点尖锐的切入点，未成年犯罪。这是未成年心理健康问题的极端体现之一。通过相关的研究，也许能弥补我们以往视角上的一些空白。

好，咱们正式开始。

前段时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有一个变化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这就是，针对未成年犯罪的处罚。在修订后的版本里，对“未成年人违法可以拘留”做出了更详细的规定。

具体的细则咱们在这就不展开了。而就在管理法发布几天前，还有另外一份很值得关注的文件，叫《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

治安法出台的时间是6月底，而这份白皮书是6月18日发布的。治安法里的一些相关变化，都能在白皮书里找到依据。白皮书显示，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6.5万人，最终批准逮捕人数超过3.4万人，批捕人数比去年上升了27.8%。

当然，批捕人数提高27.8%，不代表犯罪人数提高27.8%，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执法层面变严格了。但是，尽管未成年的犯罪没有短期的大幅提高，但长期看，这个问题确实越来越值得重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淑安教授说，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当前未成年犯罪的平均年龄，提前了2到3岁，有的未成年10到12岁就出现了劣迹，而13到15岁已经成了未成年犯罪的高峰期。

那么，青少年犯罪的时间为什么会提前？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呢？

过去几年，市面上有这么几种流行的说法。

首先，很多人会把问题归结到一类染色体变异上，也就是这些年非常流行的那个词，超雄。超雄全称叫“超雄体综合征”，是一种只影响男性的染色体变异。

但事实上，科学研究早就发现，超雄体不能等同于什么“天生坏种”。部分超雄的人有一定概率，在智力层面上得分略低。注意，是“部分的人+一定概率+得分略低”，并不是全部如此，而且其中的“部分人”也远远达不到所谓“低能”“弱智”的程度。

因此，把青少年犯罪甩给超雄，这肯定行不通。而且随着相关的知识普及，人们也渐渐摘掉了对超雄的有色眼镜。

那么，既然责任不在这里，又在哪呢？

很多人认为是手机惹的祸。认为手机给孩子造成了信息轰炸，孩子接触的信息太多太杂，就容易胡思乱想，走上错误的道路。

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有，但不全面。

要知道，信息过载这个事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回顾历史，几乎每个时代的人，都面临过所谓的信息过载。

当年古人用竹简取代龟甲兽骨，导致传播的成本大幅度降低，从而带来了一大波信息轰炸。庄子就曾经看着堆积如山的典籍感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还有北宋时的活字印刷，15世纪欧洲的古腾堡印刷机，这些技术在当时都触发了信息过载。

但这些技术诞生的时期，并没有关于青少年犯罪率提升的记载。反而是有不少观点认为，信息的传播有利于教育的普及，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规范青少年行为，而不是导致犯罪率上升。

那么，又该怎么解释未成年犯罪的问题呢？我们来看看专业人士的观察。

王淑安教授曾经提出过一个解释，未成年犯罪增加的背后，是三个环境的失衡，分别是，身体环境、心理环境、信息环境。

简单说，现代的未成年人由于物质丰富，在身高体重方面都快速发育，这给犯罪行为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他们又处在一个高度发达的信息环境里，能在互联网上看到各式各样的内容。最关键的是，他们的心理水平又没有跟上，于是就可能受到消极影响。

回顾历史，心理、身体、信息，这三个因素的波动一直存在，但它们之间的落差，也许很少有机会达到今天的程度。说白了，身体机能、主观自觉、外部干扰，这三者之间的平衡变得脆弱了。

注意，我们可不是要为谁开脱，错就是错，这没什么好说的。我们的重点是，看看社会层面上可以怎么缓解这个问题。

王淑安教授把青少年犯罪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类，好奇模仿型，指的是受到他人教唆，或者模仿影视剧行为的犯罪。第二类，财物型，说白了就是为了钱。第三类，恶作剧型，指的是为了寻求刺激，自己觉得自己是在玩，但实际已经达到了犯罪的程度。第四类，情绪型，也是最常见的类型，他们一般是受到外部刺激后，产生内心失衡，进而产生犯罪。

你看，这四种类型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心理健康。换句话说，未成年犯罪最重要的防火墙，依然是心理健康。

那么，怎么才能让这堵防火墙变得更结实呢？我们还是继续秉承社会调查的视角，来看看相关的研究。

今年4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了两份专题报告，《2024年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学业状况调查报告》和《2024年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心理健康报告》。

报告里提到了这么几个重点。

首先，亲人陪伴，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根据最高法的数据，2021年至2023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的未成年暴力案件中，被告人为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再婚家庭、孤儿的案件占比超过30%。

父母都外出的青少年当中，存在抑郁风险的占比超过29%。即便是父母当中只有一方外出，抑郁的风险也超过27%，远高于非留守青少年。

而且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孩子沉迷手机的概率也更高。在我国农村地区，46.1%的学生已经接近“不能忍受没有手机”的状态。43.8%的学生是“即使不使用手机也会一直想着它”。其中，初二女生表现出最强烈的手机沉迷倾向。

同时，父母关系也是一个关键因素。父母关系越差，孩子抑郁的风险就越高。而其中母亲的影响权重高于父亲，被母亲高度情感忽视的青少年中，有超过40.1%的人存在抑郁风险。相应地，亲子交流频繁的青少年，抑郁和焦虑风险都更低。

其次，学校中的人际关系，是影响孩子心理健康的第二大关键因素。

比如，缺乏朋友关心的青少年，抑郁风险更高。认为朋友从不关心自己的青少年中，有30%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而认为班级同学关系很差的青少年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都处于抑郁高风险状态。而随着朋友连接频率的增加，青少年抑郁的风险会明显下降。

另外，在学校环境中，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班主任的公平程度。根据调查，班主任公平程度越高，学生抑郁风险就越低。在一个班主任高度公平的班级里，抑郁和焦虑风险比例分别是12.3%和8.2%，但是在班主任公平度“较差”的班级里，抑郁风险提升到了41.9%，焦虑风险提升到了24.6%。而在班主任公平度“很差”的班级中，抑郁的风险达到了44.9%，而焦虑的风险达到了31.3%。

换句话说，班主任对学生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深刻。

最后，心理健康也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在没有抑郁风险的青少年中，超过80%的人认为学习是个积极的事。而在抑郁风险高的青少年中，这个比例就下降到了一半左右。这也意味着，假如一个学生心理压力过大，那么他不太可能真正喜欢上学习，对他来说学习带来的煎熬要大于收获。

对于前面这些问题，各个领域也一直在想办法解决。

最后，我们再回到前面的话题，由心理问题引发的青少年犯罪。应该怎么给予帮助呢？市面上有两派常见的观点。一派认为应该疏导，应该教育，应该做“爱的感化”。另一派认为应该严厉，应该适当惩戒。说白了，一边是慈母，另一边是严父。这两派之间各有各的观点，也很难说服对方。

到底谁更有理？事实上，根据目前的研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二者结合。之前英国学者曾经做过一项社会调查，他们让社会工作者和问题青少年一帮一组队。结果发现，效果最好的组队都秉持着一个原则，叫“爱是爱，规矩是规矩”。也就是，这些社会工作者都很关心这些青少年，但同时在一些规矩上又很严厉。就像球队的教练一样，他们爱自己的队员，但一旦队员犯错，他们也会毫不手软地惩罚。

在管理学上，这个状态有个专有名词，叫，严厉的爱。严厉的爱，本质依然是爱，只不过是有原则的爱，有底线的爱。也有人把它诠释成一个行事标准，叫“因为有爱，所以严厉”。

关于这个话题，咱们先说到这。我们今天的讨论，是基于社会层面的整体调研，其中的方法也是基于大样本得出的结论，不能完全等同于具体个例。今天只是想从一个不太常见的角度出发，来弥补我们以往观察中的空白。至于更具体的关于改善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方法，我们得到有一门专门的课程，《李雪霓·青春期家长必修课》，主理人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心身医学科主任李雪霓，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听听看。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得到头条》，明天见。

> 参考资料
> 《什么是严厉的爱？什么是PUA？》，来源，万维钢《精英日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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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华要点
- 1. 未成年犯罪不是单纯的个人或家庭问题，也是身体、心理、信息三个环境失衡的结果。
- 2. 未成年犯罪最重要的防火墙，依然是心理健康。而亲人的陪伴、学校里的人际关系、班主任的公平程度等都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 3. 青少年犯罪的处理不是简单的宽严之争，而应该采取“严厉的爱”的方式，即在关爱的基础上保持原则和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