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00年：宋代如何走出五代阴影？

你好，我是罗振宇。欢迎来到《文明之旅》节目。

这个节目的特点，是一期节目对应讲历史上的一年。这是第一期节目，我们就从公元1000年开始。

公元1000年，全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呢？那个词儿可能比较合适：“黎明前的黑暗”。

黑暗是这个时期的文明底色。

不信，你可以打开世界地图从西往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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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罗马帝国已经崩溃了五百多年，欧洲正处于所谓“黑暗的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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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东，一度很强大的阿拉伯帝国，这个时候也陷入了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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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东，因为当时中国的北宋没有控制河西走廊，所以，丝绸之路，也就是东西方的贸易也陷入了低谷。

你看，当时的整个人类文明的中心地带欧亚大陆，真是“脱钩断链”，一片支离破碎。

但是，请注意，我刚才用的词是“黎明前的黑暗”。

在欧洲，虽然说是“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制度和技术创新已经潜滋暗长，正在酝酿一次文明大喷发。

再过100年左右，十字军东征就开始了。伊斯兰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既剧烈碰撞，也剧烈交流。东西文化融汇很快将达到一个新高潮。

中国这边的宋朝呢？虽然国势不如汉唐，但是经过40年的艰难爬坡，宋朝马上就要大放异彩。

咱们不说什么人口、GDP什么的抽象数字，我就说一个宋朝的细节，你感受一下。

八年前，公元992年，宋朝举行了一次科举考试，到都城汴梁参加考试的考生有多少人？一万七千多人。

你就想，一万七千多人，加上他们的随员，我们保守算，三四万人，同时涌进一个城市。衣食住行的需求，即使放在今天，很多城市也搞不定。但当年的东京汴梁居然能接得住。

你再想，这一万七千人，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带上两个随从，居然就可以这么长途旅行。他们居然就敢走，居然就能到，居然就没有盗匪沿路抢劫，居然在路上能有吃有住有服务。

在那么广大的区域内，能有这样的治安和商业服务的水平，这是当时的欧洲人想也不敢想的。

所以，讲公元1000年，我们就从中国入手讲起。

公元1000年，在中国，是大宋咸平三年，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在位。

这一年，要说大事，大概有两件。

一件发生在北边，宋朝正在和辽国打仗。这场仗是从去年，也就是公元999年的冬天开始的，一年打下来，是互有胜负。当然，双方真正的大决战，要到5年后，直到打出来一个“澶渊之盟”才告一段落。所以这里我们就按下不表。

第二件事发生在西边，是兵变，四川的“王均之乱”。这场乱子也不小，好在当年也就平定了。它的原因和后果，因为牵涉到中国王朝政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放在明年再讲。

这一年，我们聚焦到一件小事上：这一年四月初五，老宰相吕端去世了。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吕端这个人不算什么大人物。但是在当时的大宋朝，吕端不仅是朝廷里的重臣，而且他身上还有一个时代标志性的故事。

为什么这么说？带着这个问题，咱们一起穿越回1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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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00年的大宋故事，我们从老宰相吕端去世讲起。

我希望通过这个故事，能向你传达一个感受——每一代人，不仅生活在自己的时代里，他还生活在上一个时代的阴影里。

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位吕端吕大人。

吕端，字易直，是幽州安次人，具体说，就是今天北京附近的河北廊坊人。他在历史上获得过一个著名的称号，叫“大事不糊涂”。这是有典故的。上一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要提拔他当宰相，有人提醒说，怕是不行吧？吕端这个人啊，胡里八涂的啊。

太宗说，哎，不然，他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后来，说一个人“大事不糊涂”，这个典故就出在吕端身上。

吕端是宋太宗的最后一任宰相，也是宋真宗的第一任宰相。你一听就知道，这是个权力交接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前两年，他身体就不行了，从宰相的位置上退下来，回家养病。

皇帝也去家里探望过两次，但吕端毕竟65岁了，还是没熬过这一年的四月份。他去世之后，真宗皇帝派身边的宦官去照顾丧事，给他本人追封了三公之一的司空，还给他的四个儿子都升了官。

请注意，这不只是皇帝礼遇老臣。真宗皇帝和吕端之间，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君臣感情。

在皇权时代，一个大臣能立下的最大的功劳叫什么？叫“定策之功”，也就是拥立皇帝的功劳。对，吕端就有这种功劳，说白了，没有他老人家，就没有真宗的这个皇位。下面我们就多花点时间来讲讲这个故事。

那是三年前，公元997年，大宋至道三年的三月二十九，宋太宗赵光义驾崩。那然后会怎么办？按说皇帝驾崩，太子继位，这是正常程序，照章执行就行了。

但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变数：有人要搞政变。他们要废去太子赵恒，也就是后来的宋真宗，另立赵恒的大哥，赵元佐当皇帝。

那是谁要这么干呢？卷入阴谋的大概是这么几个人：

第一个关键人物，是太宗的皇后李皇后。太宗一死，这个时候应该叫李太后了。

第二个关键人物，是太宗时代最有权势的太监，王继恩。

此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李昌龄，还有一个是知制诰胡旦。

你一听就知道，这几个人来头太大了。太宗皇帝一死，能够左右朝局的人，基本都在这个名单里面。从做决定的，到跑腿的，从有能力写文件的，到有权力发文件的，全齐了啊。

他们为什么要换太子，我们一会儿再说。现在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个换皇帝的密谋已经成型了，只需要当朝宰相吕端点头，这事就办成了。

三月二十九日，太宗皇帝前脚一咽气，后脚这些人就开始办事。

他们先是派大宦官王继恩去中书省，就是宰相办公的地方，去把吕端叫过来。只要吕端一来，几个人把他往当中一夹，你想想看吕端面临的是个什么局面？

我们再来看这几个角色：

李太后是皇家的代表，太宗一死，皇族里面就她最有权威，相当于红楼梦里的贾母、老祖宗。

参知政事李昌龄是副宰相，负责中央政府的日常政务。

那文件谁写呢？“知制诰”胡旦，他是政事堂的一等秘书。新皇即位需要先帝遗诏。先帝遗诏，太后可以假称，知制诰可以起草。

再加上内廷的大宦官王继恩沟通内外。

别忘了，李太后背后，隐隐的还有一支力量，她的娘家哥哥李继隆，是当时的禁军统帅。

你看，这出戏，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还配得挺齐整的吧？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全包围，就缺当朝宰相吕端点个头了。

如果吕端来了，几个人把他一围，把换皇上的决定这么一讲，几个唱红脸几个唱白脸，有的威胁有的利诱，这等于是一桌子菜都上齐了，就等吕端说一句，好，算我一个，I am in，那带上双筷子来就能上桌吃饭，拥立新皇帝的功劳就大家有份了。如果真到了那一步，我感觉吕端也很难扛得住。

但是，别忘了当年宋太宗活着的时候送给吕端的那个称号，说他“大事不糊涂”。他不糊涂就不糊涂在，他没让事情发展到那一步。

前面不是说，大宦官王继恩来中书省的办公室请吕端过去吗？吕端估计感觉到一点什么不对头，就对王继恩说：哎呀，我跟你去，但是有一份重要的文件在后面的档案库里，你帮我去找出来，咱们带着一块去。

王继恩前脚一进图书库房，吕端就咔吧一下，一把大锁给库房上了锁。招呼左右：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放他出来。然后三步并做两步就去找李太后。

这个时候吕端面对局面就相对简单了，就是李太后一个人。太后嘛，昨天还是皇后，现在老公刚刚去世，心情悲恸，平时也没有什么政治经验，这就比较好办了。吕端讲的道理很简单，两条：

第一，先帝为什么要立太子？不就是为今天这个情况吗？不用临时再争论了嘛，事先已经定好了嘛。

第二，先帝，也就是你老公，刚刚去世，咱们好意思违背他的愿意吗？

这两条道理一摆，李太后就不说话了。太后态度一软化，正好太子赵恒这时候也赶到了，吕端马上张罗，来，一分钟也别耽误，现在就举行登基仪式。搞仪式，再简单也得换身衣服。按说，赵恒衣服一换，往当中一坐，宰相带着大臣磕一个头，喊一声万岁，这君臣的名分就定了。

但是吕端还是多留了一个心眼：不慌不慌，待老臣上前看看。万一刚才换衣服的时候，顺便把人也换了呢？吕端走上台阶，掀开帘子，看了看坐在御座上的人果然是赵恒，这才退下来，正式走流程。真宗赵恒这才有惊无险地当上了皇帝。

故事就是这么个故事。

过去讲这个故事，主要是为了说明吕端这个人为人有担当，“大事不糊涂”。但是我今天请你琢磨琢磨，这个故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呢？

有。两个地方很奇怪。

先说第一个奇怪的地方：他们为什么要发动政变？他们到底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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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讲了吕端“大事不糊涂”的故事。这个故事有两个地方特别奇怪。

先说第一个奇怪的地方：他们为什么要换太子、换皇帝？他们到底图什么？

一般来说，搞政变，要么是两派斗得激烈，有你没我，一派的人要先下手为强，比如唐朝的“玄武门之变”。要么是某些人要实现巨大的利益，要拿到一场拥立之功，泼天富贵，比如明朝的“夺门之变”。但是，不管是哪种情况，在皇权时代，臣下合谋要换皇帝，这都是大逆不道的罪过，都是要冒巨大风险的。

而今天我们讲的这次政变，好像都不符合这些情况。

你要说阵营对垒，一方先下手为强吧，当时的几个皇子谈不上什么阵营，宋真宗赵恒被正式册封为太子已经两年多了，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你要是说，发动政变有什么巨大利益吧，好像也谈不上。

李太后，这是政变集团里地位最高的人。通常，太后带头换太子，都是为了换自己的亲生儿子。但是，当时不管真宗赵恒也好，还是他大哥赵元佐也罢，李太后都不是生母，犯不上拼死一搏。

再来看其他几个人。王继恩是个宦官，伺候过太祖、太宗，已经是后宫里面最受宠信的、地位最高的宦官了。拥立了新皇帝，你不还是个宦官吗？

参知政事李昌龄，上一年刚刚提拔上来，是副宰相，拥立了新皇帝，顶多也就是进步半格，当正宰相，不走这步险棋，熬一熬应该也有机会。你一个文臣，冒着抄家灭门的风险，掺和这种事干嘛呢？

奇怪吧？风险这么大，收益这么小的政变，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你看看当时李太后是怎么说的。她对吕端说了这么几句话：

“宫车已晏驾”——太宗已经去世了；

“立嗣以长，顺也”——立皇帝就应该立岁数大的，这比较合乎常情。

“今将如何？”——你看这事该怎么办？

哦，只是因为太子岁数小一些，要换一个年岁大点儿的人当皇帝？

就这？！就这理由？这就能把朝廷已经正式册封的太子推翻？不至于的吧？还能说服那么多人一起参与？你看，奇怪吧？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只看这一年的情况，甚至不能只看宋朝初年的情况。要把视野拉开到上百年，才能理解这个时候的人为什么要这么想、这么做。

我们现在是在公元1000年，北宋初年。那此前是那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五代十国啊。从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一共才53年。

就这么一点时间，光北方中原地带，就换了五个朝代，梁唐晋汉周，历史上又称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其中，最长的朝代是后梁，16年。最短的后汉，只有3年。

更惊人的数字是：仅仅53年，就有14个皇帝。其中在皇位上正常死亡的，只有5个人。剩下的，要么被废，要么死于非命。皇帝都如此，老百姓就不用说了。

可能我仅仅把这些数字说出来，你可能就已经能够闻到那个时代的血腥味了。那是一个尸山血海的恐怖乱世。

而我们今天这个故事里的主要角色，王继恩、吕端，都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他们的政治观念，是在那个时代形成的，他们的行动方式，也是在那个时代学到的，他们对损失的恐惧，对危险的感知，也都会受到那个时代的深刻影响。

他们虽然生活在宋朝建国之后四十年，但是本质上，他们仍然是生活在五代阴影下的一拨人。

在他们看来，现在是哪个朝代？当然是宋朝。但是我们可以接着追问，是哪个宋朝？是我们后人讲的“唐宋元明清”的那个宋朝吗？不是啊。

在这批人的感受中，这是五代之后的第六代啊，是“梁唐晋汉周宋”的宋朝啊！他们的太祖赵匡胤是怎么上台的，他们心里还不明白吗？那是典型的五代剧情啊，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篡位上台的啊。

他们怕的，是大宋朝一个闪失，历史再度重演。

这就像一部电视剧，里面的所有角色，动不动就死于非命，没有哪个是活过第四集的。你大宋，现在是第三个皇帝上台，算是活到第三集了，但是观众心里清楚啊，这个破剧就是这么个风格，按照惯性，主角总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你怎么知道这个角色就能活过第四集呢？

我们今天觉得，老皇帝驾崩，把皇位传给事先定好的太子，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程序。但是，如果你活在当时，你就会知道，这是一件不正常的事。为啥？因为过去一百年，都没有这件事了。从唐代晚期开始，政权就没有什么正常交接了。你是老皇上定的太子，你就是下一任皇帝？凭什么？

五代时期留下来的最重要的一个政治经验，就是不能把权力交给一个年轻的，没有带过兵打过仗，在军队中没有基本班底的接班人。

比如说，后梁太祖朱温，病重的时候实在放心不下，就说：“我死，诸儿非彼敌也，吾无葬地矣！”我要是死了，这些儿子都不是敌人的对手，我怕是连个葬身之地都没有了。

说着说着就动了感情，“因哽咽，绝而复苏”。死过去，又不甘心，又哭着苏醒过来，对亲儿子是真不放心啊。

结果朱温居然想要传给自己的一个养子，而不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儿子。亲儿子不服气，杀了朱温篡位，但结果也确实如朱温所料，后梁真的在他亲儿子的手里亡国，子孙后代全部被杀。

你看，在这个问题上，朱温其实是个明白人。他明白，在现在这个乱世，皇帝传位，最重要的目标，是要保证王朝的存续，至于是不是自己的亲儿子，那反倒在其次了。

整个五代时期，53年，一共14个皇帝，正常的父死子继，父亲传位给儿子的，一共也就三个人：后唐闵帝李从厚、后汉隐帝刘承祐，结果怎么样呢？这俩都是20岁那年被人杀死的。更小的一个是后周恭帝柴宗训，7岁当皇帝，很快就被宋太祖赵匡胤夺了江山。

虽然没有死于非命吧，但是巧了，和前面那两个一样，也是20岁死的。

你看，传位给没有武力的亲儿子，符合法理，符合人情，但是可惜，就是不符合现实。一旦这样做了，成功概率也太低了：零啊！这个买卖做不得！这就是五代时期留下来的政治经验。

到了宋朝的时候，这个政治经验还是在的。前面说过，当时没有人知道，宋朝是不是这个五代故事的续集，要凑个第六代。宋朝初年那一代人，都生活在这个恐惧之中。

宋史上不还有一桩公案，叫“金匮之盟”吗？话说宋太祖、宋太宗的生母杜太后在临死前，把赵匡胤叫来，问他，你知道你的天下是怎么得的吗？赵匡胤说，那当然是祖宗积德。

太后说，少来这套，是因为你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如果周世宗的继承人是个年长的人，你哪有今天？所以啊，你将来死后，要把皇位传给你的弟弟。你答应不答应。你答应了，就写个字据，放在一个金柜子里存着。这叫“金匮之盟”。

后来，宋太宗继位的时候，就有传说了，说他是害死哥哥，自己篡的位。所谓“烛影斧声”嘛。这个传说，很难辨别真假。

但是，按照正常的政治理性，宋太祖赵匡胤死的时候，他的儿子赵德昭25岁，赵德芳17岁，是让这两个毫无政治和军事经验的儿子继承，还是让这个时候既有军队班底也有政治经验的赵光义继承？

站在五代的政治逻辑里，恐怕后者才是一个理性选择。

好了，明白了上面讲的这些时代背景，我们再回到宋真宗继位的时候，我们就能理解李太后对吕端说的那句话了：“立嗣以长，顺也”。找一个年纪大一点的，更有经验的，更镇得住场子的新君主，更能保证朝代的延续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稍微延展一下：

中国历史上，权力继承通常有两种模式：“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那各自适用什么情况呢？

施展老师在他那本《枢纽》里，有一个分析：长城以南的中原帝国通常都是父死子继：爸爸死了，儿子接着干。因为中原帝国的统治，主要是靠官僚体系完成的。君主的能力是第二位的，关键是要合法，也就是上上下下有共识，比如嫡长子继承，这就能保持帝国秩序的稳定性。

但是长城北边的草原就不同了：父亲死了，儿子继位吗？不行。如果爸爸和孩子差个20岁以上，不能保证儿子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军队统帅。

原来跟着草原上的大汗南征北战的，往往是他的兄弟，最受信任的将领也是这些兄弟。

所以兄终弟及，哥哥死了，弟弟接着干，才是草原的继承逻辑。

你就想一个山寨嘛。大哥带着一帮兄弟占山为王，甭管大哥生前多有威望，兄弟们多服他，大哥死了，能让他的孩子继承山寨的大当家的位置吗？

不行啊，山寨要想存活，必须都有暴力领袖，所以必然是排在大哥后面最有威望的兄弟继承。大哥如果非要传位给自己的孩子，那就不仅害了兄弟、害了山寨，最终也可能害了自己的孩子。

所以你看，权力继承的时候，关键不是继承者的身份是什么，而是这个时候权力的合法性到底来自哪里。如果权力合法性来自体系的共识，那么“父死子继”就更合理。如果权力合法性来自于武力，那么“兄终弟及”就更合理。

带着这个背景知识，我们再来理解今天说的这个政变小插曲，你是不是对那一代人的想法和做法，有了更多的“理解之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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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政变还有第二个奇怪的地方：你不觉得吗？这次政变，搞得非常草率。

虽然参与者很多，上到太后，下到宦官，内有副宰相、外有禁军统领，文的、武的、现官的、现管的，全齐。但是感觉所有的参与者都有点吊儿郎当的。

整个这场戏码里，唯一的暴力举动，就是吕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拿一把锁锁住了王继恩。然后他找太后讲几句道理，整个阴谋就破产了。

咱们中国人平时调节什么邻里、朋友的纠纷，可能都没有这么容易。

哎，你们是在搞政变啊，不成功就死人的买卖啊，哪儿能这么儿戏呢？

我反复看这个故事，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所有的当事人，都没觉得这是多大的事。他们甚至把这个事就当成是一个普通的政策建议。

“咱们换个皇上啊？好啊。大家商量商量呗？把吕端叫来统一一下意见呗？哦，吕端不同意啊，那算了吧。”就是这个感觉。

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政治氛围？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还是要到五代时期的背景里去找。

我先说答案：五代时期的皇权，其实不是完整的皇权。

看起来坐在御座上的那个人也是皇帝，也穿龙袍，也称孤道寡，也是说杀谁就杀谁。但是不好意思，五代这些皇帝的合法性基础只有一个，就是武力。

当时有一句名言嘛：“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听起来这个逻辑也没问题：拳头大的是哥哥，有枪就是草头王嘛。所谓的皇帝，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不是啊。中国的皇帝制度，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君主制度。和古罗马的皇帝、中世纪欧洲的国王、埃及的法老，都不一样。这个话题很大，我后面找机会专门讲。

这里只简单说一下：皇权虽然以暴力为基础，但是一个皇帝要想坐稳，还必须有方方面面的合法性：比如，你要来自悠久的历史传统、要能给当下的百姓带来福祉、要能向未来许诺和平的愿景、内部的精英阶层要服气、周围的蛮夷也要服气、还要苍天大地的祝福、自己还得是一个圣贤一样的道德标杆。

说白了，人间的王，天上的神，精神世界中的圣人，都必须集为一身，才是中国的皇帝。如果做不到，装也要装出来。

如果把皇权比喻成一条大海上的船，这些条件是什么？它们就是一根根缆绳啊，是勾住海底的锚啊，锚越多，合法性就越完整，皇权就越稳固。

而五代时期，梁唐晋汉周的那些皇帝，手中只有武力，表面上的威风当然也有，但实际上皇权就像是在暗夜中、在大海上、在十二级台风里、随波浮沉的一条巨轮，只有武力这一根锚，危险得很呐。

五代时期的那些王朝为什么时间那么短？53年，8个姓，14个皇帝，就是因为全社会的各种力量，都像看街头流氓打架一样，谁武力强，把前一个流氓砍了，谁就可以接着在这条街上收保护费。

但是大家只交钱看戏，并不上前帮忙。免得溅自己一身血嘛。你们流氓打架，跟我有什么关系？

所以，五代时期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政治伦理。《宋史》里面有一句话，叫“事君犹佣者”，臣子看待事奉皇帝就像是打工的，东家换了就给别人干。

他们的心态是这样的：你们皇帝是地主家，我是长工。你们家内部怎么闹矛盾，打打杀杀的，跟我没有关系。我是来打工挣钱的，手艺、活儿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就行。

这套道德标准，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对啊，这就是当代股份公司里面职业经理人的道德标准啊。我是被聘请来的CEO，董事会里面乱成一锅粥，我不管，只要能产生合法的董事会决议，只要照样付我的年薪，我就把自己的职责干好。

照顾好客户、员工、管理好自己的声望和品牌，这家公司要是真倒了，不耽误我换个公司接着干啊。

不仅是五代时期啊，宋朝初年的时候，大家的心态也差不多。

就在21年前，宋太宗继任宋太祖，这个皇位接得就很可疑。前面讲过“烛影斧声”的传说，说白了，赵匡胤很可能是在重病的时候，被他弟弟赵匡义害死的。而后，太宗即位之后，赵匡胤的两个儿子，赵德昭、赵德芳，死得也非常蹊跷。有人怀疑也是宋太宗干的。

但是面对这样的人伦惨剧，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说话的。

几百年后，清朝初年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论》里面很愤怒地指责：

哎，你们一个个大臣，有的号称刚直，有的号称敢言，有的号称方正，王夫之挨个点名，你们这些人，怎么都哑巴啦？“而頫首结舌，听其安忍戕性以行私，无敢一念开国之先皇者。”你们把头低着，把嘴巴闭着，听任太宗皇帝为了自己的私利做残忍的事，你们也不念念开国皇帝赵匡胤对你们的好。

今天我们没有王夫之的愤怒了，可以平心静气地推测那些士大夫的想法：宫廷里面的刀光剑影，红墙绿瓦黑阴沟，那是皇家自己的事，董事会的事，我们不管，我们职业经理人就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你看，这是不是和五代时候士大夫的心态差不多？

好了，理解了五代和宋初的这个政治逻辑，我们再来看宋真宗皇帝继位的时候发生的这场政变闹剧，就知道为什么它会搞得跟儿戏一样地草率了。

一句话——太后和宦官，觉得这是自己家里的事；文臣士大夫，觉得这是别人家里的事。

先来看李太后和大宦官王继恩。这两个人未必有什么包藏祸心，没准出发点还真就是为了这个家族好。这个出发点，我们前面解释过了，就是换一个对国家更有掌控力的接班人，提高大宋朝的存活概率。

咱们不妨把大宋朝廷想象成古时候乡下的一个大户人家——

老主人还在的时候，老主人说了算，夫人听话，老奴也听话。老主人临终时候发话，说接下来让小儿子当家。这没问题。但是，老主人一死，他的话听还是不听，就要看情况了。为什么呢？因为家族要存续，日子要过下去，活人不能让死人的话给绑架啊。

所以，宋太宗一死，他的夫人，这个时候的太后按照自己对国家局面的理解，想换个接班人。她的理由也很充分啊，我又不是换自己的亲生儿子，我是为了国家好啊，大公无私的想法啊。

再加上大宦官王继恩——伺候了两代老主人，还立过大功的奴才，在家里说话也是有分量的。他也觉得老太后的想法对，随声一附和，老太后更觉得自己这么做有理了。

这个地方我插一句嘴，宦官，明朝以后叫太监，虽然是皇帝的家奴，但是资历熬到了，在皇家也是很有地位的。

比如唐玄宗时候的高力士，玄宗的儿子、女儿、女婿都要称呼他一句“阿翁”或者“爷”的。慈禧太后时候的李莲英，光绪皇帝也要尊称一声“李谙达”，谙达是满语“师傅”的意思。

这你就理解了，为什么换皇帝的事，王继恩一个宦官，那么热心地跑前跑后地张罗。他可能是真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力量为这个家族的未来操心。

你看，当换皇帝这个事不是“国事”，而是按照“家事”来处理的时候，李太后和王继恩的行为是不是就好理解多了？

再来看士大夫，也就是卷入政变阴谋的副宰相、参知政事李昌龄和中书省的大秘书胡旦。

从史料的记载来看，李昌龄是一个性格懦弱，也不怎么说话的人。胡旦呢，状元出身，性格非常文人气，一直在朝廷里面当秘书写文章，更是没有什么政治经验。

这种性格的人为什么要参与政变呢？按照情理推测，就是太后和王继恩私下找他征求意见，说，“我们俩有这么个换皇帝的想法，你觉得怎么样啊？”

刚才我们讲，五代时候的文臣士大夫，就是一个打工的，并不觉得自己对国家对天下有什么责任感。宋朝初年的士大夫也难免这么想啊，因为本质上这是同一代人嘛。

他们会想：咱一个打工的，老夫人和老管家都商量好的事，还给我脸跟我商量，我反对个什么劲儿啊？只能表态：一切听老太太的呗。

我估计，李昌龄和胡旦就是这么上的贼船。

从这次政变的事后处理也看得出来。参与的几个人，大宦官王继恩，被贬了一个闲职，放在均州，就是今天的湖北丹江口安置，后来就死在这个地方。

参知政事李昌龄，也只是贬官，后来兜兜转转，居然在中央、在地方还当过好几任其他的官。那个一等秘书胡旦，也被贬官，后来因为身体不好，眼睛看不清东西，居然正常退休了。至于李太后，啥事没有，还是当她的皇太后，宋真宗对她还是尊敬得很。

你说这个处理结果，能是政变大案、谋逆大案的处理结果吗？这种事情，放在此前的汉唐，或者后面的明清，换皇帝的企图一旦失败，一定是杀得人头滚滚。

有人说，这显示了宋真宗的宽宏大量。这当然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但是，在当时，这件事在道德上肯定也没有那么骇人听闻，所以才有高高拿起，轻轻放下的可能性。在宋真宗的宽宏大量的背后，其实有皇权破碎的深深的无奈啊。

大宋朝建立已经40年了，对皇权的缝缝补补也已经40年了。但是皇权身上的裂缝，还是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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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我们花了点时间来体察这场政变中的每个角色的人的心态。

有了这些背景，你也就能看得出来，吕端这个时候挺身而出，是多么的了不起，是多么的具有标志性意义了。

他锁住王继恩、拦住了太后，把宋真宗送上台，这一系列动作，其实是代表整个文臣士大夫阶层宣布：100多年了，宋真宗是第一个被正式册封的太子，是真正的具备完整合法性的皇帝。所谓完整的合法性，就不是你们老赵家一家一姓的事，也不是你们几个人能定得了的事。这件事，事关政治规则、事关中华道统、事关苍生福祉，事关开国四十年的大宋朝的包括皇帝、士大夫和所有百姓在内的天下共同体的兴亡。所以，我一个宰相，我一个士大夫，我该管，也必须要管。

吕端为什么能站出来？是他特别刚吗？我觉得不全是。今天我们讲的，并不是一个吕端单枪匹马力挽狂澜的故事。

毕竟宋朝建国40年了。这40年间，士大夫集体的责任意识在成长，中央的政治结构在优化，武将的地位在衰落，支撑皇权平稳交接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吕端之所以敢站出来，是这40年社会演化的一个结果。他一站出来，只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御座上的那个皇帝角色的本质发生了变化。皇帝不再只是一个武装力量的首领，而是被社会精英阶层根据法统和规则共同认可的最高权力代表。

五代乱世的政治逻辑和历史阴影终于褪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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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公元1000年，大宋咸平三年。这一年的四月，完成这个转变的宰相吕端去世了。

他的死，在历史中也不过就是一行小字。但是这行小字后面，是历史的静水深流啊。

你发现没有，我们这些置身事外的后人，和身在其中的古人，看问题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我们后人看到的东西当然更全面：什么前因后果啊，格局演化啊。

但我们后人的视角其实也有缺陷：我们容易忽略当事人的感受。比如，我们不知道当时的人怕什么，不知道当时的人的历史包袱，尤其是精神包袱，不知道他们对未来有什么过分的期待，不知道他们在决策关头为什么举棋不定。

就像我们在这一期节目里所讲的，宋朝开国都40年了，但是五代的历史阴影还是重重地压在大宋君臣心头。看不到这些，其实我们也就不是真看懂了历史，尤其是看不懂历史里的人。

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有一本小说叫《夜色温柔》。里面有一段话，非常触动我。

这段话说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残酷的凡尔登战役。这场战役号称是“凡尔登绞肉机”。十个月的战斗，双方伤亡100多万人。太惨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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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茨杰拉德说，这场战役——

> “绝不可能重来一遍了，很长时间内都不可能。这种战争需要信仰，需要多年积攒下来的富足和安全感，还需要各阶级之间确定而明晰的关系。
> 你必须有比你所能记忆的还要悠久而且使你能全心全意的情感根源。你必须记得圣诞节，记得皇太子和他的未婚妻的明信片，还有瓦朗斯的小咖啡馆、柏林菩提树下大街上的啤酒屋以及市政厅的婚礼，记得去德比看赛马会，记得爷爷唇边的胡子……
> 这是一场爱的战役——消耗掉了一个世纪的中产阶级的爱……
> 我整个美丽且安全的世界，都随着这一阵爆炸带过的狂风，在我面前炸得粉碎，化为乌有了。”

对，一场战役，之所以能打得那么惨烈，双方都坚守不退，为什么？因为双方都觉得自己是正义的，是有力量的，是能赢的。这背后，就一定有长期积累的信念感和大量的温情故事。

看不懂那一代的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故事，我们就看不懂那一代人为什么要那么做。

我们这个《文明之旅》节目，是要捋着历史的年份，一年一年地往下讲。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跟在古人的身后，亦步亦趋，就像跟在自己孩子的身后，他们的很多怕和爱，他们的犹豫和纠结，虽然我们帮不上忙，但我们可以用“理解之同情”，用置身事内的姿态，来感受他们的这些挑战、难题和局限。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深地理解人性，理解中国。

就像我很喜欢的一位美国学者索维尔说的：“理解人类的局限性，是智慧的开端。”

顺便也让这句话，作为我们这个漫长的节目的开端吧。

下一期，咱们公元1001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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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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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

（宋）欧阳修撰，（宋）徐无党注：《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

施展：《枢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英]崔瑞德、[美]史乐民编：《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王育济：《“金匮之盟”真伪考——对一桩学术定案的重新甄别》，《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1期。

何冠环：《“金匮之盟”真伪新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孔学：《“金匮之盟”真伪辨》，《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

王育济：《论“杯酒释兵权”》，《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燕永成：《<宋太祖实录>探微》，《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4期。

饶胜文：《大人物·秦始皇评传》，得到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