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07年：辽朝皇帝为什么建五座京城？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节目。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07年。

今年，在中国是大宋景德四年，宋真宗在位；也是大辽统和二十五年，辽圣宗在位。

这一年，历史记载上没有什么大事。但是如果你切换到皇帝个人和家庭的视角，发生的又都不是小事。

在辽朝这边，著名的萧太后，把两个亲姐姐杀掉了。不过这可不是简单的宫斗，而是契丹贵族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她这两个姐姐背后都是不同的契丹皇族势力，一个要带兵谋反，一个要毒死她，萧太后把她们杀了，也是被逼无奈。

在大宋这边呢？也是后宫出了大事：四月的时候，真宗皇帝的郭皇后去世了。

结发妻子去世嘛，悲痛当然免不了。但是这个事还有另外一层意味。这个时候，真宗皇帝在后宫里最宠爱的人，其实是刘氏。郭皇后这一死，就给刘氏崛起让开了一条大路。果然，五年后，刘氏封后，此后20多年的宋朝政治中，刘氏这个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直到成为大宋朝十几年的真正的当家人，“章献明肃太后”，民间文学里著名的“狸猫换太子”事件当事人。不过这是后话，咱们暂且按下不表。

那公元1007年，我们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就在这一年正月，辽朝修建了一个新的都城，叫“中京”。这是辽朝修建的第四个都城了。位置在哪儿呢？在今天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

你可能一听：什么？内蒙？那不是大草原上吗？“回首关山远，伤心道路长”啊。我估计当年的南方大宋朝的人听说了这个消息，感觉应该也差不多：燕山以北的事啊？感觉可能会是非常隔膜。

我们这个《文明之旅》前面几期节目，都是从大宋朝的角度来看问题的。那这一期，我们就试着跳到大辽的角度再来看当时的中国：辽朝人为什么要建这个京城呢？辽朝的皇帝在这个京城里是怎么生活的呢？辽朝皇帝是怎么统治他的疆域呢？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都和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好吧，让我们深吸一口气，假设自己是一个契丹人，我们一起穿越回1007年，大辽统和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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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人为什么自豪？

如果我是一个1007年生活在辽朝的契丹人，我会怎么看待我的国家？如果我有机会跟中原的宋朝人争论，大宋和大辽谁更好，我会怎么介绍？

下面是我把自己代入契丹人的发言——

你可别觉得我们还是什么蛮夷，还茹毛饮血什么的。我其实可以有很多理由向你证明：我们现在土地广袤、欣欣向荣、甚至在文化上可以傲视中原。对，你没听错，我说的不是军事上，就是文化上可以傲视中原。

你看，和中原人相比，草原上的胡人往往缺少自己的历史。但是，我们契丹不一样。我们的历史，甭管你信不信，也可以向前追溯到黄帝、炎帝；我们有自己的创世神话，所谓“青牛白马”嘛；我们的族人英雄辈出，比如平定安史之乱的两大功臣——郭子仪、李光弼——其中的李光弼就是我们契丹人啊。

这个李姓是怎么来的？那是更久远的时候，唐朝的太宗皇帝把自己的姓赐给我们契丹人的啊，我们跟大唐血脉相连，光荣啊。

和中原人相比，过去草原上的人没有文字，中原人怎么说，历史就怎么记载。但是后来突厥人率先在草原上创制了文字，我们的太祖耶律阿保机英明啊，也创制了我们契丹文字，到现在用了也快一百年了。

和中原人相比，你们有什么儒释道这些精神信仰，现在我们契丹人也有啊。话说将近100年前，公元918年的时候，我们建造了一座都城，就是“上京”，里面建了孔子庙，建了佛寺，建了道观。你们有的，我们也都有啊。你还别觉得奇怪，怎么你们契丹人也供奉孔子呢？谁规定的孔子只能你们供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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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当时我们太祖耶律阿保机问大臣们，说我们也要供奉一些精神领袖，那肯定得是有大功德的人或者神，咱们供谁啊？大臣们都说，咱们供佛吧。但是太祖多英明啊，说了一句：佛？不行，佛不是中国的宗教啊。说白了，要供咱就和中原人抢同一个精神领袖。后来就决定了供孔子，所以我们的上京里面也有了孔子庙。

就说中原人也喜欢的佛教吧，这个时代中国北方的佛教遗迹，很多都是我们辽朝人干出来的啊。比如，今天还有好多人参观的，大同的华严寺，山西应县木塔，河北涿州的双塔，都是辽朝人建造的。更别提我们还印了一部《大藏经》了，在佛教史上地位很高的。你看看那些建筑，那个气势，那个创造性，平心而论，真的不比中原的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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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还是会说，这不是抄中原的作业吗？中原才是华夏正统啊。你要是这么说，我就跟你较较这个理儿：要说华夏正统，没准还是我们大辽呢。

历史上都记载，我大辽的太祖耶律阿保机是907年登基的。那请问这一年是哪一年？是唐朝灭亡的那一年啊。太祖登的是什么基？刚开始可不是皇帝，而是“天可汗”。我们都知道，唐太宗在草原上就被称为“天可汗”。

所以，你看出来吧？我们的太祖继承的可是唐朝的法统。比中原那些乌七八糟的梁唐晋汉周正派多了。

咱们再看公元947年。那一年，是我契丹人攻陷了中原的开封，灭了后晋，我们就在开封城里办了一件大事：把国号从“契丹”改成了“辽”。按照中原的礼法，这个正统，总算是归了我了吧？至于那个后汉的刘知远，他称帝比我大辽的皇帝还要晚个十四天：对啊，我们大辽是二月初一称的帝，他刘知远是二月十五称的帝，这不正好晚十四天吗？当皇帝、抢正统，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后来虽然我们大辽退出了中原，但是可没说这个正统我们也不要了啊。

所以，到底是谁继承了大唐，不好说嘞！

好，现在澶渊之盟也签了，你们中原的大宋是哥哥，我们大辽算弟弟。但是，要论国势蒸蒸日上，还得数我们大辽。为啥？你看大宋的国土也就这样了，但是我们大辽可是一刻也没停地经略远方啊。

就拿这一年，1007年来说，我们不是还建成了中京吗？这已经是我们建成的第四个都城了。

第一个是上京。那是将近100年前，具体地说，是公元918年建成的。上京在哪儿呢？如果按照现在的说法，叫“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这个地名我说了估计你也懵。

我试着这么解释一下，你就知道上京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大辽为什么厉害了：燕山山脉在哪里？大家都知道，就是今天北京的北边，横着的这一道大山脉，就是燕山山脉。可是我要问你大兴安岭在哪里？你可能就觉得：远着呢，大兴安岭不是在黑龙江吗？

你错了！大兴安岭，自北向南，绵延1400多公里呢，从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一直跨到今天的内蒙古赤峰市，一直紧贴到燕山山脉。没想到吧？大兴安岭和燕山差一点就撞到了一起，非常近。

那大兴安岭和燕山山脉中间夹着的是啥？是一个走廊地带，里面有一条河流，就是西拉木伦河。这就是我们契丹人的发源地啊，我们的上京就在这里啊。你看，上京标志着我们契丹人的精神故乡。

这个地方了不起啊。你想，大兴安岭是什么？是蒙古大草原和东北大平原的分水岭；燕山山脉是什么？是草原和中原的分割线。我们祖先的发祥地，我们大辽的上京，就在大兴安岭和燕山的这个夹缝里，意味着我们大辽的文明是同时受到游牧、渔猎、农耕三种生活方式的滋养的，我们拥有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是单一生活方式的人理解不了的，我们的精神世界非常深邃的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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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京建立之后，又过了11年，公元929年，我们又建造了一个东京，不是日本那个啊，是我们辽朝的东京，在今天的辽阳。这就是今天的辽河平原上了。在这个地方建了一个都城，很明显啊，这是为了经略东北平原，甚至隐隐然有经略朝鲜半岛的志向啊。

又过了9年，公元938年，我们又有了一个南京，哪里？就是今天的北京啊。那是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我们大辽之后，我们拿到的一笔大礼啊。从此，我们向南经略中原，又有了一个前进基地。

这又过了将近70年，我们终于又建了一个“中京”。别急，再过30多年，1044年，我们还要再建一个“西京”，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那是为了经略西夏那个方向。这不是东西南北中，五京都齐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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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们还是回到这一年建成的中京。它为什么要建，又为什么要在这里建？

先来看看位置吧。前面我们说了上京的位置，是在大兴安岭和燕山山脉之间的走廊里，西拉木伦河谷嘛。那中京离那里远吗？嗨，一点也不远。你要是按照今天的地理来说，这两个地方干脆都属于内蒙古自治区的同一个地级市，今天的赤峰市。打开今天的赤峰市地图一看，上京，就在赤峰市北边的巴林左旗，中京呢，就在赤峰市最南边的宁城县。相隔不过300多公里，开车的话，四个多小时，不过就是纵跨一个地级市嘛。

你可能会说，为啥这么近还要再设一个都城？这不是重复建设吗？

当然不是。还是看地图你就明白了：中京这个地方，和上京一样，都是处在大兴安岭和燕山山脉夹住的那个走廊。只不过，上京是走廊的北边，中京在走廊的南边。都是向东可以一步跨进东北大平原，向西就是天苍苍野茫茫的蒙古大草原。但是，不一样的是：和中原的关系不一样。中京更靠近南边的燕山山脉。

自古以来，穿越燕山山脉有四条核心通道，从东向西，分别是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和居庸关。其中经喜峰口、古北口，穿越燕山，都会到一个地方，就是今天的赤峰，当年的中京。

这么一说，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建立中京了。就是为了更好地连接我大辽朝的四个地理板块：是老家也是发祥地的西拉木伦河谷、蒙古大草原、东北的森林和平原，以及华北平原北部的农耕地带。我们只要把这五京的位置摆出来，你就看出来了吧？我们大辽朝不仅有经略四方之心，而且还有联络四方、融合四方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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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建中京呢？这不澶渊之盟达成了吗？每年不是有30万岁币了吗？这就有钱搞建设了啊。而且，澶渊之盟之后，我大辽朝的向南的边界也就基本定型了啊，我们就可以更深入地考虑怎么完成国土各个板块之间的深度融合了啊。建立一个中京，不是更方便达成这个目的吗？

这么一通解释，你看看南边的那个宋朝躲进围墙过小日子的那个没出息的样儿，你再看看我们，你是不是感受到了我们大辽朝志在千里的上进心？

刚才，我是稍稍代入了一下辽朝的角色，试着描述一下当时的契丹人会怎么想。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里面不是有一句名言吗？“你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除非你穿上他的鞋子走来走去，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对，理解辽朝，只把它当做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是不行的，有时候我们就是得穿上他们的鞋子，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才能真正了解他们。

有人可能会说，我又不是学者，我为啥非得了解这个辽朝呢？我听评书《杨家将》，我看京剧《四郎探母》，辽朝人和中原比，把他们理解成野蛮落后的蛮夷，也没啥大问题吧？

古代中原地区的汉族人这么想，还情有可原；但今天，在现代中国如果还有人这么想，那他可就太低估草原民族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影响了。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展开，只提示一个角度，供你琢磨：

南方和北方，中原和草原，农耕和游牧，这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要处理的一对矛盾。而且这个矛盾，是不可能是通过单方面的胜出来解决的：汉武帝把匈奴打垮了，又怎么样呢？草原的风是旷古的风啊，草原上的牧马人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反过来，元朝时候蒙古人彻底征服了南方，又怎么样呢？想要稳定统治南方，总不能真的在南方的丘陵和水田里面放牧牛马吧？还是得想出一套适合农耕社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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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只要我们抽身出来，只要我们不站在南方北方、中原草原、农耕游牧，任何一个单一的立场上，我们马上就能看明白一件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面对一张考卷，就是要完成这两种生存方式的融合。

不融合，就是两败俱伤。分家单过，谁也过不好。

融合了，仗也不用打了，长城也不用修了，南方的农耕社会提供财富补贴，北方的游牧社会提供安全保障，就是和气美满的一家人。所以，我们现在讲民族大融合大团结，不是什么现代社会的话语，也不是唱高调。它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想要生存，最重要的命题之一。

那这张考卷出出来了，谁来做呢？草原人和中原人都可以做，也都在做。来自中原的王朝，比如汉朝、唐朝、明朝在尝试自己的民族大融合方案；出身北方的王朝，比如北魏、元朝、清朝也在不断探索自己的民族大融合的方案。

这就好比是同一间教室，老师出了同一张卷子，同学们是各凭本事去拿分数。

那我们今天，就跳到草原人游牧民族的那一边，站在这位北方同学的角度，看看他们是怎么做这张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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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方案是怎么迭代的？

对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来说，如何搞民族大融合？这道题目尤其难。因为别说整合草原和中原了，草原自己就很难整合。

你想啊，游牧民族的重点在这个“游”字上，必须持续地移动，这才是他们生活的底色。

为啥？其实，甭管农耕还是游牧，人类生存根本上还是靠植物，准确地说，靠植物把太阳能转化成化学能。

区别在于，在中原农耕区，光照足，植物长出来就是粮食，就可以直接吃。所以，农耕民族就安土重迁，就守在一个地方耕作。

但是草原不行。本身地处高纬度地区，苦寒之地啊，光照少，能量低啊。所以这块土地长出来的是草，必须经过牲畜的二次转化，变成肉蛋奶，才能给人类供应能量。这一转化，资源就损耗掉一大部分。所以，在农耕地区，几亩地就可以养活一家人。而在游牧地区，要想养活一家人，需要上千亩甚至几千亩草场。所以，不“游”不行嘛。

人不断在流动，这就带来一个麻烦：没法统治啊。小规模的部落还好，大规模的统治必须能够可持续地、低成本地收税，才维持得下去啊。可是人家在流动，你怎么收税呢？你去收税，转天他一家人走了。

上哪儿找去？你让他按规定时间来服劳役。他不来，你上哪儿找他去？

所以，草原王朝的政治逻辑和中原王朝就完全相反了：他们不靠收税，他们是靠收买。他们不仅不向各个部落伸手要钱，反而要分给他们钱。钱从哪儿来啊？还用说吗？从长城的南边，到农耕民族那里抢啊。

所以你看，草原王朝的1.0版本，就是秦汉时期的匈奴，他们确实整合起了草原，但是有一个后遗症，就是要打仗，不打仗不舒服。这不是因为什么民族性，而是因为草原王朝的政治逻辑：游牧民们之所以能整合，就是因为，他们搞出了一种利益机制：部落提供军队，单于负责带领打仗，打了胜仗之后，单于负责公平地分配战利品。这就是1.0版本的草原王朝的样子：必须要打仗，必须要打胜仗，必须要打有可分配的战利品的胜仗。

这样的草原王朝和中原王朝能和平共处吗？也行，因为大汗要的是可分配的战利品嘛，别打仗了，直接给不就行了吗？没错，汉代初年的和亲政策本质上就是这样啊。中原给钱，顺便再嫁一个皇室的公主过去，大家里子面子全有了。

但是这样做，还是有一个后遗症：单于不再组织对中原的大规模进攻，但是边境部落对中原的小规模骚扰还是经常有。中原皇帝就奇了怪了：钱给了，姑娘嫁了，你们怎么不守信用，还骚扰我的边境呢？中原皇帝哪里想得到：单于也没辙啊，他对手下部落的约束能力是有限的，管不了啊。所以后来才逼得汉武帝不得不和匈奴全面开战。

你看，秦汉帝国就这么过去了，1.0版本不太成功，没关系，有的是时间，可以接着升级。

那草原王朝的2.0版本什么样呢？

一个统治者，想要融合游牧和农耕，建立一个“二元王朝”里，他得当个双黄蛋，既是中原的“天子”，也是草原的“可汗”。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发生的故事。

我们中学时候背过的《木兰辞》，虽然是文学作品，但是提供了这么一个样本。你肯定还记得，诗里有这么一句是：“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你看，要木兰他爹去当兵的是可汗。可是等木兰替父从军，打了胜仗归来的时候，诗句说的却是：“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

而在历史上，唐太宗就实实在在实现了这种模式，他既是中原的皇帝，也是草原部落的“天可汗”。

不过，在一个“二元王朝”里，一个皇帝，可以有不同的身份，但统治总得有一个统一的逻辑吧？

在当时的人看来，这好像是一道单选题，而且只有两个选项：要么用草原部落传统，要么用中原的汉人传统。

用草原部落传统，那在中原，你就不得不摆出一副征服者的姿势，统治成本巨高；用中原的汉人传统，草原老家的人觉得你数典忘祖，又容易断了根儿。

南北朝时期那几百年，这道选择题是反复做，反复错。两个选项都有人选，但是从结果看也都不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魏孝文帝，他就选择了后一个选项：彻底地汉化。比如禁止官员穿鲜卑族的衣服、禁止年轻官员在朝堂上说鲜卑族的语言、洛阳的胡人死了也必须埋在黄河以南，不能埋到草原上去，甚至整个皇室都改汉姓。

但是很可惜，孝文帝改革30年后，北方六镇起义就开始了，朝廷搞汉化改革，北部边境上的老兄弟们被冷落了、被歧视了，就不干了嘛，北魏迅速崩溃。

你看，只要是做单选题，不管选哪个选项，最终还是搞不定“二元王朝”内部的这个文化裂缝。草原王朝的2.0模式，又失败了。

草原上的风吹啊吹啊，寒来暑往又是好几百年过去了，现在轮到契丹人的辽朝来了。

他们面对的考题还是那样：王朝内部，既有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也有幽云十六州里的农耕民族。而且，辽朝面对的情况可能还要更复杂一些：到了辽朝后期，大概的人口分布是这样的：契丹人75万，汉人240万，但是这还没完，还有既不是农耕也不是游牧，而是搞渔猎经济的渤海人大概45万，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小部落人口20万。

这么复杂的局面，请问你如何治理？难道还像几百年前的鲜卑人北魏那样做单项选择题吗？这时候天空中飘过来一句当代网络梗：“小孩子才做选择题，成年人当然是全都要”。对，这一回辽朝想试试，我不搞单一的治理逻辑了，我搞两套还不行吗？

这就是辽朝搞出来的民族大融合的3.0版本。我们读书的时候，都能看到，说辽朝建立起了南北两面官制度。南面官用儒家的方式来治理汉人，治理的地方主要就是幽云十六州；北面官则以草原的方式来治理契丹人。

但是这么说，我们还是觉得：哦？就这？就这么设两套班子就能解决这么复杂的内部矛盾？要是这么简单，还至于在黑暗中摸索好几百年？

哎，正好，这一年我们讲到公元1007年辽朝建造中都，那我们就有了一个具体的窗口，我们来看看：辽朝到底是怎么搞定这种内部复杂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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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皇帝为什么四处跑？

话说，1007年这一年，辽朝建成了中京，位置就在今天内蒙古赤峰市的南部，有了这个地理上的枢纽，辽朝就能够更好地融合王朝内部的其他几个板块。

到了明年，1008年，宋朝有个叫路振的官员，奉命出使，就来到了这个新落成的中京。他发现，中京的格局是按照中原都城的样子修的，外城里面有内城，内城里面有宫城，就像京剧《游龙戏凤》的词儿里说的：“大圈圈里面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面有一个黄圈圈。”但是奇了怪了：中京的内城里面只有两个大殿，至于皇帝应该居住的宫城，里面竟然是一片空地。不是说好了是中京吗？建造一个京城，再寒酸也得给皇帝弄个住处吧？

当地老百姓就跟他说：真不用客气，这个真没有。皇帝就是来了，也不到城里面住，就在城外面扎帐篷住。

那是不是因为工程弄得匆忙，或者钱不够，将来有钱再修呢？不是，别说中京，就是那个上京，将近一百年前修的，皇帝也不住，就是艰苦朴素地住帐篷。

在宋朝的官员看来，可能觉得，唉，蛮夷就是蛮夷，天子也没有什么威仪，可以理解！对啊，前两年“澶渊之盟”谈判的时候，宋朝使臣到了辽军大营，看见辽圣宗和大臣们都坐在同一个马车里面。到吃饭的时候，就在车上横一块木板当餐桌，把吃的放上面，大家自己动手拿。那怎么招待宋朝使臣呢？让他坐在车底下，分点吃的给他。啧啧啧，不体面得很。

所以，蛮夷的皇帝不愿意住京城，跟今天乡下老头不愿意在城里常住，可能是一个原因？

还真不是。

辽朝皇帝不住京城，住帐篷四处溜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叫“四时捺钵”。“捺”是横竖撇捺的捺，“钵”是衣钵传人的钵。这个词是契丹语“行宫”、“行营”的意思。“四时捺钵”就是说，辽朝的皇帝在春夏秋冬四季，到不同的地方去扎帐篷搞野营活动。如果说，皇帝所在的地方就是朝廷，那辽朝就是一个“马背上的朝廷”。

你可能会觉得，游牧民族嘛，习性难改，就愿意四处走走？

都当了皇帝了，肯定不用自己放牧了啊。而且四时捺钵，不是到处游山玩水，跟今天的驴友一样，哪儿没去过去哪里。四时捺钵都是有固定的地点和时间节奏的。春夏秋冬什么时候该去哪里，都有定数的。那个时代，也没有高速路，一年四季就都奔波在路上，这皇帝当得也很辛苦的啊。

皇帝这么辛苦，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肯定是要解决一个大问题。什么问题？其实就是跟帝国版图内不同文化区域的人的沟通问题，说白了，就是皇帝的现场办公问题。

虽然史料上没有特别具体的记载，但是我们可以发挥想象力，适当脑补一下，辽朝皇帝在四时捺钵的时候都在干什么。

辽朝皇帝春天去哪里？春天一般去鸭子河泺（pō），大概在今天吉林白城。春江水暖鸭先知，从名义上说，皇帝是去打打野鸭子、钓钓鱼，但实际上，皇帝是要去看望一下森林里的女真等部落，咨询一下东北老乡这一年过得怎么样。举个例子，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有一年跟这些东北老乡吃“头鱼宴”，发现有个人很没有礼貌，而且一看就很有本事，就想杀掉他，只是最后没杀成。果然，这个人后来就起兵反辽了，他叫完颜阿骨打，是金朝的开国皇帝。从这里，你就能看出春“捺钵”的政治意义。

另外，你想，东北森林主要产什么？今天我们都知道，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鹿茸角。其实在古代，主要是毛皮。那么，毛皮质量什么时候最好？冬天。女真部落打了一冬天的毛皮，得换点钱和物资吧？不要紧，皇帝和百官春天就来，现场交易。你看，这是春“捺钵”的经济意义。

夏天去哪里？热得很，当然是去草原的北边避暑去！光避暑吗？当然也不是。辽朝皇帝还要接见一些当地的部落呀。夏天、秋天草长马肥，是这些游牧部落每年力量最强大的时候，说不定要闹腾。这时候皇帝去看看他们是不是忠心，有没有内部问题。另外，游牧部落的马牛羊也要换粮食、铁锅吧？朝廷给你解决。

秋天去哪里？去草原西边，因为鞑靼、党项那些部落也需要抚慰。

那冬天去哪里呢？去南方，暖和呀。当然这只是一个原因。更关键的是，南方是农耕地区，秋天的粮食征收上来，得等皇帝去做年度预算呀，把粮食分一分，从森林、草原带回来的毛皮、马牛羊，也可以跟宋朝换点别的。

这么一捋，你就知道了，辽朝皇帝和朝廷百官一年四季不停地移动，可是够忙活的。从辽朝的历史看，除了天祚帝是在野外被抓住，病死在哪里不清楚以外，其他包括辽太祖、太宗在内的全部八个皇帝都死在行宫里，没有一个死在皇宫里的床上。

今天我们听到，居然有人这么当皇帝，很奇怪。但是跳出来想想，在自然界，一头雄狮怎么控制领地？就是在领地上四处巡视啊。

我以前还看过一个材料，说欧洲的国王，要是领地大一点，但是统治技术不发达，收不上来税，那怎么办？就带上自己的家眷，王后王子公主大臣一大堆，到各个领地上去吃，一年吃一圈，既宣示了主权，也解决一些当地的问题，顺便也算一种收税的方式吧，毕竟把王室给养活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帝王的巡幸制度。比如，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五次出巡。你想，秦始皇也就当了十一年皇帝，这都跑了五趟，两年一趟，平均一趟五到六个月，最长的在外面跑了将近一年。这么算下来，和辽朝皇帝的四时捺钵是不是也差不多？

秦始皇为什么跑得这么勤？可不是游山玩水哈，你看史料记载，路上遇到大风、暴雨、刺杀什么的，有时候暴风雨来了，皇帝也可怜，也就能找个树底下躲一躲。最后秦始皇就死在巡游的路上。

他这么辛苦，最重要的当然是政治目的。秦灭了六国，建立起这么大的秦帝国，怎么获得全国各地老百姓的认同？那个时候，总不能把老百姓叫到咸阳来吧？好，你们来不了，我就把自己送过去给你们看看嘛。所以皇帝要亲自到各地走一走、转一转，让刘邦、项羽、张三、李四们见识一下皇帝的威严。顺便呢？还要祭祀一下各地的神灵，表示对地方文化的尊重。还有，到各个地方刻个碑，把皇帝夸一夸。主要就是这么几个事。皇帝不亲自去，还真就不行。

那你说，为什么后来的中原皇帝为什么都不怎么搞巡幸这一套了呢？

因为内部的文化整合完成了啊，官僚体系健全了啊，皇帝就可以垂拱而治了啊。反正无论什么穷乡僻壤也都知道天底下皇帝最大，都知道要交皇粮国税，都知道不能干犯王法。这个时候的中原皇帝，上上下下就盼着他最好呆着皇城里，千万别动，因为一动就是大笔的财政支出，就是对地方上的骚扰。

我们明年会聊宋真宗东封西祀，你一听这个词就知道皇帝又到处跑了。到时候你听听，后世对这件事有多少批评。

但是1007年的辽朝还不行。内部的多样性、复杂性太高了，皇帝不得不像雄狮一样巡视领地，不得不像帝国初建的秦始皇一样，送自己也送政策送温暖下乡，让各个文化区域的人都看看皇家的威严。

所以你听出来了，辽朝之所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延续了两百多年的、由游牧者建立的王朝，不是表面上的什么分南北两套治理班子这么简单，更关键的是，最高层的统治者愿意四处奔走，愿意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你还别觉得这是对他们过奖了。

我举个当代的例子，你感受一下。

我就知道有一位当代的中国企业家，就不说他的名字了。他虽然在公司总部也有自己的办公室，但是几乎不在里面待着，每天就是在各个分公司四处跑，有的时候为了解决某个大的疑难问题，就左手提个包，右手推着一个白板就来到这个部门，问题解决了，提起包，推着小白板再去下一个部门。

我这么简单一说，你可能就已经感觉到了：董事长愿意到一线和大家一起面对具体问题，这个公司的风气应该不错，更重要的是，创新的活力和行动的弹性肯定非常好。

这是啥？这不就是当代公司里的“四时捺钵”吗？

还是回到我们前面讲的那个话题：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一个大命题，如何完成草原和中原的民族融合？在这道考题面前，做出独创性贡献的佼佼者，给后来者以巨大启发的优等生，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辽朝。

这种政治作风，被后来的王朝学去了。

到元朝的时候，皇帝也是在大都和上都，也就是农耕区和游牧区两个地方来回巡幸。

到清朝的时候，皇帝已经可以常住北京。但是他们还是秋天到避暑山庄，去“木兰秋狝”，见见草原上的蒙古王公和西藏来的喇嘛。有需要的时候，皇帝还可以临时性的东巡盛京、南下江南，去看看满族老乡，汉族精英们到底在搞些啥？

听了今天这一期的《文明之旅》，你对“乾隆皇帝下江南”这样的故事，是不是就有了一番全新的、不一样的理解了？

好，这是里公元1007。我们这一期是邀请你进入辽朝的视角来看当时的中国。

下一期，我们还要跳回到大宋视角。因为大宋朝要改元了，改叫“大中祥符”，这背后就有一个令人费解、也令人扼腕叹息的大故事了。

我们下一期，1008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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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1007年这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历史学家陶晋生先生，他的《宋辽关系史研究》，算是宋辽关系史中绕不过去的大作。

这位老人家生于1933年，那是什么年代？八年抗战都还没开始呢。而他最新的著作，《宋代外交史》，出版于2020年，我们在说元宇宙、人工智能了。顺便说一句，陶晋生的父亲陶希圣，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传奇人物，你感兴趣可以搜一搜。

有不少历史学家长寿。陈翰笙先生活了108岁，钱穆先生活了96，之前的节目，我致敬过历史学家王赓武先生，94了，还健在。许倬云先生跟他同岁，也还在出书。我有个个人感受哈，活得长，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是个巨大的优势。尤其是一个人在二十世纪，活八九十岁甚至一百岁，你想想他经历了多少沧海桑田。这样漫长的一生，会让人的历史感特别深刻啊。

好，我们1008年再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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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

（北齐）魏收撰：《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

（唐）李延寿撰：《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

（唐）魏征等撰：《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

（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

（宋）路振：《乘轺录》，载谭其骧等编：《历史地理》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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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秦蕙田撰，方向东等点校：《五礼通考》，中华书局，2020年。

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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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鹤间和幸著，马彪译：《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林鹄：《南望——辽前期政治史》，三联书店，2018年。

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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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逸友、李宁：《辽中京为后期首都说的商榷》，载《中国古都研究》第18辑上册，2001年。

武玉环：《春捺钵与辽朝政治——以长春州、鱼儿泊为视角的考察》，《北方文物》2015年第3期。

余蔚：《辽代斡耳朵管理体制研究》，《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

葛兆光：《名实之间—有关“汉化”、“殖民”与“帝国”的争论》，《复旦学报》2016年第6期。

陈晓伟：《捺钵与行国政治中心论——辽初“四楼”问题真相发覆》，《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

张宪功：《“形式”之都与“移动”之都：辽代都城解读的一种尝试》，载《中国古都研究》第33辑，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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