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95年：十字军东征藏了多少小算计？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95年。

这一年，在世界的东方，大宋朝的哲宗皇帝，还在搞他的青春复仇——父亲当年制订的新法，都要恢复；反对过父亲的大臣，都要清算。

往北，大辽这一年改元“寿昌”。这一年大辽的道宗皇帝耶律洪基64岁，他已经当了40年皇帝了，是到了期待长寿的年纪了。果然，“寿昌”是辽道宗用的最后一个年号。

再往东北，在白山黑水之间，女真人已经崛起，只不过，这个时候还看不出来他们有什么光明的未来。一个叫完颜阿骨打的青年人，这一年28岁。他就是未来的金太祖。这一年，他和他的部落还在辽朝的统治下生活，完全不知道自己会拥有多么传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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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节目，是《文明之旅》第二季的最后一期，我们暂时把目光从东方挪开，去看看欧亚大陆的最西端，看看那里正在酝酿的一件大事：十字军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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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十字军东征，简单说，就是西欧的基督徒，想要收复圣地耶路撒冷，而发动的宗教战争。断断续续，打了将近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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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大军正式开拔，那还是明年的事儿。但是在1095这一整年，教皇乌尔班二世，都在为这个事儿忙活。他是3月份，在意大利的宗教会议上，就已经把这个意图给挑明了：你看，人家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原来跟我们罗马教会不对付，现在被穆斯林打得抬不起头，服软了，来求援了，咱们都是基督徒，一笔写不出两个耶稣，咱们是不是发兵帮帮他们啊？

但是教皇发现：在意大利，这个动员效果不怎么样。乌尔班二世自己是法国人，所以决定翻过阿尔卑斯山，回老家跑一趟试试。从4月到11月，他跑遍了法国南北，一边动员，一边筹备宗教会议。到了11月27号，在今天法国南部的克莱蒙，他召集了一次盛大的宗教会议，发表了一场演说——整个欧洲中世纪，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场演说——要点就是两个：第一，穆斯林抢了我们基督徒的圣地耶路撒冷，咱岂能善罢甘休？咱得去抢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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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凡是参与的人，红色布条两根，交叉往身上一缝，您就是十字军了。凡是参加十字军的人，不管死在路上，死在战场上，灵魂都会直接升天堂，而他原来在人世间犯下所有的罪都会被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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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动员，效果好得出奇。教皇本来说的是，咱们现在都分头回家动员，第二年8月15号，圣母升天节那天一起出发。这是留了9个月的时间给大家做准备。但是没想到，民间的热情非常大，摁都摁不住。贵族和骑士还没动呢，平民十字军，大概2万到5万人，里面有骑士、有修道士、有农民、有农奴、有流浪汉，还有大量的妇女，等不及到8月，也不管教皇同意还是不同意，从下一年的春天开始，就人流滚滚地向东方进发了。

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在未来的200年里，有九次十字军东征。什么概念？就是最长隔了40多年，最短的不过几年间，就有一波西欧人上路，要去和东方的穆斯林拼命。

我们今天在这里说，“200年”、“9次”，就是两个冰冷的数字。但是你想象一下，这200年里，几乎每个欧洲人都生活在十字军的阴影或者光辉之下。几乎每个人小时候都听说过：邻居家的祖父曾经去过耶路撒冷哎，那是耶稣的圣地哎；我家有个亲戚死在了战场上，但托人带回来了东方的纪念品呢；我家阁楼上，还藏着一面盾牌，也不知道是哪一辈的爷爷在东征战场上用过的，等等。在这200年里，十字军可不仅是战争啊，那是流淌在欧洲很多村庄、很多人家血脉里的日常感受。欧洲的一个普通的年轻庄稼汉，在田间干活，直起腰的时候，没准就会想：有机会，我也要去一趟东方。圣地的传说就像火焰一样照亮了平凡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这代中国人，隔了将近一千年，将近一万公里，该怎么看待这场战争呢？通常，我们聊一场战争的思路就是两个：第一是看胜败，第二是评是非。

那十字军东征是胜了还是败了呢？说不清。胜过，也败过。从战争的初衷来看，肯定是没实现。1291年，十字军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的最后一个据点也丢了，200年空忙一场。但是欧洲人的收获也不小。经此一役，欧洲社会、经济、文化被全面激活。事后一算账，欧洲人其实赚翻了。

那是非呢？十字军东征是正义的自卫战争还是卑劣的侵略战争呢？它的动机是为了宗教信仰，还是为了利益掠夺呢？那就更是一笔糊涂账了。站位不同，观点当然就不同。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不想陷入到这些争议当中，我就想提醒一个问题：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在一片死寂的中世纪，突然能够爆发出这么一场席卷欧洲的狂潮？

请注意，这不是打群架，这是一场战争动员。在现代社会，想要搞一场战争动员，即使有民族国家的凝聚力，有官僚制的治理系统，有现代化的媒体，尚且不是容易的事儿。而十字军东征呢？那可是在中世纪的欧洲，物质那么匮乏，信息那么闭塞，基础设施那么粗糙，居然教皇一声令下，就成功进行了范围那么广、程度那么深、时间那么长的军事动员。你不觉得是一个很难理解的奇迹吗？

今天，我们就试着来解释一下，这个奇迹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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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之谜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从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起义，到汉朝末年的黄巾起义、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再到后来的李自成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这不都是农耕时代的大规模农民战争吗？只要农民足够苦，大规模的战争动员，没什么稀奇啊？

可是你想过没有？欧洲历史上其实很少有中国这种规模的农民战争，为什么？

这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最底层的因素是气候。中国主要是季风气候，一旦风调雨顺，可以支撑非常大的人口密度；但它的坏处是，降水量的波动极大，今年多、明年少、今年这里多、明年那里少，导致水旱灾荒频发。农民一旦绝收，只好向周围地区逃荒，造成流民现象。中国人虽然在观念上安土重迁，但实际上，经常背井离乡去逃荒才是常态。

而且，这种气候带来的灾荒，影响的往往是一大片地区。逃荒的人潮要走很远，才能找到粮食。所以，一旦形成逃荒的流民潮，往往是方向一致的、远距离迁徙的滚滚人流。这就是爆发大规模农民战争的最好的土壤。清朝的曾国藩还分析过一个动力机制，他说：老百姓没有粮，一旦来了起义军，说跟我去抢粮去，大家一看有盼头，只好跟着去；当这股队伍把当地能抢的粮食都抢完了，怎么办？只好往别的地方去，成为流动大军；那把别的地方也抢完了呢？那个地方的老百姓也没有粮了，也只好加入起义军。这叫“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所以，农民战争一起，往往能迅速滚动发展成非常大的规模。

但是你再看西欧，主要是温带海洋性气候，或者地中海气候，粮食单产相对低，同样的耕地，能支撑的人口比较少。但是它的优点是：温差小，降水相对均匀。所以，西欧水旱灾害比中国少得多，而且往往只影响局部地区。这就很难形成大规模的逃荒流民。

更重要的是，社会结构也不一样。中国传统社会很早就形成了发达的官僚系统，所有的农民都是国家的子民，而国家也负有救灾的最后责任，所以一般的灾荒可以应付。但到了王朝末期，国家行政能力下降，救灾不及时，就很容易形成遍地流民、揭竿而起的局面。这就像个高压锅，平时不出事，一旦出，就是大事。

而同时期的西欧呢？是封建制度。农民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大大小小、遍地都是的封建领主。我们听欧洲中世纪的故事，很多所谓的国王，其实也就是个镇长。这种高度碎片化的社会结构，不太可能形成大规模的流民潮。你想啊，一个地方的农民一旦受灾，或者被压迫得太狠了，就往别处跑嘛，无非是换一个村子或者领主混口饭吃。再加上欧洲当时还有各种各样的修道院、城镇、行会、雇佣兵体系，整个社会像个有很多孔的筛子，很容易就把流民给吸纳了。

这就是中国为什么经常有大规模农民战争，而欧洲很少的基本原因。

但即使是这样，中国式的大规模农民战争，想要点燃，也没有那么容易。为什么？因为还需要组织能力。你想，在农耕社会，农民是分散在土地上的。找个高地，拼命喊，能喊来几个人？就算喊来了人，没有组织权威，大家凭什么听你的？毕竟，造反不成，那是杀头的买卖啊。

所以，关键的组织资源就很重要了。陈胜吴广怎么起来的？他们本身就是秦朝征发的徭役队伍的基层军官，这是利用了朝廷的现成组织资源；汉朝末年的黄巾起义呢？领导人张角是道教的领袖，这是利用了宗教的组织资源。没有这种组织资源当做火种，即使社会遍地火药桶，也还是炸不了。

那你再去看中世纪的欧洲， 封建社会的特点就是高度碎片化。国王、骑士互相之间打个群架还可以，但是全欧洲齐心合力，远征东方，组织资源就不够了。

你可能会说，不对啊，是教皇发动的十字军东征啊。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氛围那么浓厚，大家一听是上帝的号召，那还不跟疯了一样地上？

没那么简单。

你想，穆斯林控制耶路撒冷，那是公元7世纪的事情，距离我们今天说的1095年，已经400多年过去了。这400多年，欧洲宗教氛围一样浓厚，为什么原来没搞十字军，现在要搞？

而且，仅凭宗教热情，还远远不足以发动一场有规模的战争。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平民十字军，那就是纯粹的宗教热情的产物。结果呢？你想也想得到，几万人的队伍要徒步走上4000公里去耶路撒冷。4000公里多远？相当于今天从北京到广州，再从广州回北京，打一个来回啊。

而且，当时的欧洲道路情况很差，好多地方用的都是罗马道路的遗存，但没人修没人管好几百年了，还不如古罗马那时候好走。地图不是没有，但主要是用来理解上帝的，不是拿来走路和行军的导航地图。语言也不通，别看有所谓拉丁语，但那只是少数精英的书面语言，绝大多数平民十字军，在语言上几乎是彼此陌生人。十字军东征，是一次在“意义高度统一、语言极度分裂”的条件下发生的集体行动。

你看，这些人没有组织，没有后勤，怎么能走到遥远的东方呢？只能是沿途打家劫舍，胡作非为，包括大规模地屠杀犹太人。他们觉得，反正是去打异教徒嘛，话也说不通，犹太人和穆斯林有什么区别？杀了、抢了再说啊。到了战场上，这些乌合之众也不可能有战斗力。他们是下一年1096年春天出发的，到了秋天就已经几乎全军覆灭。

还有一点，宗教信仰是一个观念系统，而观念系统是很容易分裂的。我们《文明之旅》在1054年那一期还专门讲过基督教东西教会的大分裂，那就是40年前的事儿。即使是在西欧内部，基督教也经常闹分家。就拿这一年1095年来说，西欧就有两个教皇，一个是前面提到的乌尔班二世，其实还有一个克莱芒三世，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扶持的。你说乱不乱？

就算乌尔班二世说，要去耶路撒冷打异教徒。即使是正统的基督教徒，也不见得认同啊。你可能也听说过基督教的名言：“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还有一句：“要爱你的仇敌”。你看，非暴力可是基督教的核心伦理。在十字军东征之前，基督教在欧洲扮演的也是一种和平力量。我们现在是在11世纪末，就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里，基督教还发起了两个运动，一个叫“上帝和平”，限制的是暴力的对象，你们这些骑士不能打基督教士，不能打农民、妇女、穷人和朝圣者，谁打谁下地狱。还有一个运动叫“上帝休战”，限制的是暴力的范围，简单说就是每周三晚上至下周一早上，不许搞暴力活动。这么一种和平宗教，突然号召大家去打仗，这在理论上，总是要给出个解释吧？

你就想，如果我是当时欧洲的一个普通基督徒，我平时是怎么信仰上帝的？日常生活对自己严格要求，按规定上教堂，过各种宗教生活，就够了啊。就算是我要去远方朝圣，那也是风险可控、周期很短的个人行为。现在突然要求我走出自己熟悉的村庄，我可是祖祖辈辈都没出过远门哟，现在突然要冒巨大的生命风险去参加一场战争，去打我从来没见过面的异教徒，这个弯子是不好转的。

更重要的是，宗教信仰解决不了参与者的现实成本问题。

发动战争可以靠热情，但是准备战争，这里面可就全是理性了。《十字军东征：计划与组织，理性与信仰》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个内容。

一个国王想组织十字军东征，那好，你想带上战场的每一个士兵，每一匹马，每一车辎重都是要付钱的：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我可以跟你走，但是我的安家费，你总是要给一点吧？你给他那么多，总不能亏待我吧？我平时干活挣这么多，你也不好意思少很多吧？你翻《十字军东征：计划与组织，理性与信仰》这本书就知道了，十字军队伍中，打头的是一本《圣经》，跟在后面的可都是账本啊。可以这么说：宗教信仰确实可以驱使一个人上战场。但是，你有多少钱，你才有多少宗教信仰可以变成战斗力。

如果是拼凑自己的队伍，还好办一点。东征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要走那么远的路，沿途难免会跟商业力量打交道，你买粮食、雇佣船队运兵，不可能不付费吧？任你的宗教信仰多坚定，一旦到了不给钱就寸步难行的时候，那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整个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上，有一个很荒唐的事件，就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那是100多年后的事儿了。十字军本来是去打穆斯林，收复耶路撒冷的，但是，路上因为运兵，欠了威尼斯人的钱。威尼斯人说，这么着吧：要么还钱，要么帮我们打一仗。打谁啊？当然是威尼斯的仇人啊，那也基本都是基督徒啊。后来的形势居然发展到，十字军攻占了君士坦丁堡，那可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啊，大水冲了龙王庙，基督徒打了基督徒。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呢？如果细看那个过程，你会发现，那不是宗教狂热的失控，而是成本管理的失控，很多选择都是被钱逼着，一错再错，最后彻底偏离了原来的宗教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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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仅仅用宗教热情这个因素，其实解释不了十字军东征为什么正好在这个阶段爆发。中世纪的欧洲，本来是一片很潮湿的土壤，为什么瞬间能够点燃一场燃烧了200年的熊熊大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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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之谜

要做一场战争动员，不是发一声喊，大家抄家伙上那么简单。至少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政治和合法性动员，解决“为什么要打”的问题。顺带着就是第二点，意识形态和舆论动员，这是要解决“我为什么要支持这场战争”的问题。在十字军东征中，这两个动员，确实是由罗马教廷来做的。

但是，要想把战争发动起来，还有很多动员工作要做。比如，人力动员，解决“谁去打、打多久”的问题；财力动员，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物资动员，解决“用什么打”的问题；还有组织与行政动员，解决“谁来协调这一切”的问题；最后，还有“社会与生活层面的动员”，除了前线的战士，还要解决“普通人如何活下去”的问题啊，如果大后方的社会先崩溃，那前线也必败。所以你看，一次真正成功的战争动员，只有激情是远远不够的，真正要做的，是一次对整个社会系统的再配置：社会目标要重新定义，资源要重新分配，权力要高度集中，哪怕是和战争无关的普通人，他们个人生活也要被重新塑造。

这剩下来的几项动员工作，在当时的西欧社会，可就难了。为啥？因为政治权力高度碎片化。所谓三个和尚没水吃，想要协调一致，太难了。

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 的代表作《集体行动的逻辑》里解释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一个大集体中，人越多，反而越做不成事？按说，只要我们目标一致，有共同的利益，人越多力量越大才对啊。但是现实中你会发现，正好相反：工人人数多啊，但为什么往往还是拧不过资本家？消费者人数多啊，但为什么往往还是厂商欺诈消费者？

奥尔森说，别奇怪，其中有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搭便车”。大家利益一致，所以应该团结一致地行动，这是抽象的道理。而一旦到了具体行动的时候，总有一个你先我后，行动的成本很难分摊得均匀。比如，工人组织罢工，先出头的人，要冒最大的风险，罢工失败，他最倒霉；罢工成功，谈下来的涨工资，大家都有份。成本我出，便宜大家占，那谁还肯先出头呢？

有个笑话讲得好：一群老鼠开会，商量怎么对付猫。有老鼠就说，给猫脖子上套个铃铛啊，它过来了，我们就听见响了，不就可以躲了吗？大家都鼓掌说好。那下一个问题又来了：谁去给猫脖子套铃铛呢？你看，大家都想搭便车，谁都不想冒风险。

说到十字军东征，也有类似的困难。异教徒打倒了，圣城耶路撒冷收复了，基督教的声望提高了，这是所有基督徒的共同收获。但是成本谁来担呢？是抛家舍业、冒着生命危险去打仗的十字军战士，那么请问，凭什么？这个“搭便车”的问题不解决，集体行动就不可能。

那怎么办呢？奥尔森在这本书里提出来了一个解决思路，简单说就是：谁参与集体行动，负担成本，就奖励谁；谁不参加集体行动，想搭便车，就惩罚谁。这叫“选择性激励”。既然成本是不同人出的，那就把收益和惩罚也落在不同人身上，问题就解决了。

比如说，工会要组织罢工，那就必须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谁参与罢工，那一旦斗争胜利，就必须优先享有利益。另一方面，罢工的时候，得成立工人纠察队。纠察队干嘛？不是斗资本家，而是要看住工贼，谁不参与罢工，就要谁付出代价。否则，罢工是搞不成的。

教皇乌尔班二世肯定是没看过这本书，但是他提出来的激励方案也一样，也是一种“选择性激励”：你要是参加了十字军，在人间犯的所有的罪，就会被全部赦免，死后无需经历炼狱，直接升入天堂。

而如果你没参加十字军呢？想上天堂可就难喽：第一要祷告，虔诚地向上帝忏悔自己的各种罪孽。第二，要通过施舍或者捐赠帮助贫苦人。第三，朝圣，去有圣迹的地方朝拜。把积分攒够了，才能上天堂。

哎？你发现没有？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通道，很多人一想：参加东征非常划算啊。即使没打赢，那也没关系啊，就当是参加了一次武装朝圣啊，这么多人一起去，好歹有个伴儿，朝圣有利于上天堂嘛；如果死在了战场上，那更好，直接上天堂。

教皇出的这张牌，确实是王牌，在宗教氛围浓厚的中世纪，确实能够激励很大一批人投身战场。但是，请注意，这还远远不够。教皇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十字军东征的计划，之所以效果那么好，除了他自己设计的那个“选择性激励”之外，还意外地按下了很多个选择性激励的按钮。说白了，通过参加十字军东征，很多人除了表面上的能上天堂的宗教收益之外，还有各自揣在心里的小账本。

我们从上到下地简单捋捋——

首先，教皇本人就有小算盘。这个阶段，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斗得非常激烈。教皇原来只是精神领袖，那能不能借十字军东征的机会，打造出一支属于教皇的武装力量呢？果然，三大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就是在十字军东征时期横空出世的。

再来看各地的国王：参加十字军的，当然顺便也就完成的王权的扩张。上哪儿找这么好的理由，集中权力、提高威望啊？

那没去的国王呢？他们未必是东征的反对者。因为从结果上看，这对他们是有好处的：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卸载负担的机会：手下的那些不服管的封建贵族、好斗的骑士，主动离开本土，去往遥远的东方。走好！不送！他们一走，境内的治安压力马上下降了，自己的权利就有机会巩固了。更现实一点说，许多贵族为了筹措东征经费，不得不抵押土地、卖掉财产，这些资产被谁接收了呢？王权、教会，或者城市中的新兴力量，原有的权力结构就变了嘛。

再看贵族阶层。请注意，欧洲的“长子继承制”也正好是在这个阶段成熟的。贵族的二儿子、三儿子，留在家里反正也没有出路。不如通过向外扩张，碰碰运气，万一打了胜仗，可以获得土地、头衔、战利品，甚至建立属于自己的封建领地。

再往下看，就是骑士阶层了。正好也是这个历史阶段，欧洲基本摆脱了维京海盗的骚扰，安全环境改善了。这就带来一个后果：骑士阶层本来是以战争为职业的，突然陷入了无仗可打的状态。你想，这个阶层，武力很强，社会地位还挺高，但经济基础不稳定，留在欧洲内部，也是一个作乱的源头啊。十字军东征，恰好为这种过剩的、闲置的骑士力量，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正当的对外释放通道。走走走，到有仗打的地方去，建功立业的好机会来了。

再然后还有商人，尤其是像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这些城市，这个时候也是刚刚崛起，十字军东征就是商机啊。运输军队、提供补给、融资放贷，哪儿哪儿都是生意。更重要的是，如果十字军真的拿下了耶路撒冷，那欧亚大陆上的贸易网络就会重塑，商业扩张的机会就来了。所以他们也很积极。

这样一捋，就很清楚了：十字军东征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被发动，并不是因为整个社会都被宗教狂热“洗脑”，而是因为恰好在这个阶段，西欧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跟约好了似的，都在等待一次机会，释放自己的需求。

要睡觉，突然就来了枕头。教皇提供的，是一个公开的、正当性的理由，这当然很重要。但是每个阶层也都获得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能把自己的小算盘放到了这个大义的框架里。有些账是清楚算的，有些账是模模糊糊感受到的。用《集体行动的逻辑》这本书的理论来说，他们都受到了一份额外的“选择性激励”。每个人算的账不尽相同，但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窗口内，这些账本罕见地突然对齐了。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那个匪夷所思的场景：沉寂了几个世纪的西部欧洲，突然被一个宗教号召扰动了起来，人流滚滚地、前赴后继地向东方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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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谜

今天我们讲十字军东征，其实也是在观察一个集体行动的样本：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之所以能够发生，并不是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一样，而是因为在一个足够有力的正当性框架下，允许每个人把彼此不同的、甚至不太能摆到台面上的动机，都放进来。

就像奥运会赛场，那个正当性框架是：更快更高更强、公平团结，等等，大家都认。但是在这面大旗下，每个参加者也还有自己的小算盘。有的是要为国争光，有的是要圆一个少年梦，有的是要提升自己的商业价值，有的人甚至只是为了跟一个老对手较劲，等等。只有当所有这些激励手段彼此兼容，公的、私的、利益的、精神的，都能放到一起的时候，才有奥运赛场的繁荣。

说白了，做一件大事，不需要所有的参加者都“同意”，就是让所有人的想法都一样；它只需要参加者都“会意”，把各自的意图都汇集到这件事里面，就够了啊。

过去我看过很多争论：十字军东征到底是因为宗教信仰，还是拿宗教信仰遮着脸去东方抢钱？如果陷入这样的简单的动机判断，你会发现此题无解。说他们不是为了抢钱吧，他们也确实干了不少抢钱的事儿；但说他们就是为了抢钱吧，那就更说不通了：你看那么多皇帝、国王、贵族是在倾家荡产组织十字军，很明显是在做赔钱买卖。

而在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分析框架里，你会发现，一切都是复杂的，既没有简单的动机，也没有简单的因果。

首先，个人动机是复杂的，宗教因素和个人图谋混在一起；其次，事情的起因也是复杂的，教皇大手一挥，确实是打响了发令枪，但是整个西欧的各个阶层，似乎都在这个阶段做好了向东方出发的准备，事情的发展其实也远远超出了教皇的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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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事情的结果也是复杂的：这场战争的结果不仅是胜负，而是整个欧洲文明都因此被激活了。

此前的欧洲什么样？虽然从公元1000年前后开始，人口在增长，城镇在恢复，贸易慢慢活跃起来。但主流社会的底色毕竟是封建和庄园经济。政治上的博弈，主要发生在国王、贵族和教会这些精英之间。打仗也差不多，是骑士和领主的事儿，普通人更多是被卷进去、被波及，而不是主动参与。

而十字军东征，就像是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突然加上了一脚油门。

教皇主动地把所有信徒全部动员起来，每个人都多多少少地觉醒了一点自我意志。当时有一个材料说，“父亲不敢约束儿子，妻子不敢约束丈夫，封建主不敢约束仆人。”上帝的爱，让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加入这一旅程。你看，社会的坚冰，出现了一点松动。十字军东征之后，什么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各种宗教思潮风起云涌。教皇动员起来的宗教热情，自己也没办法控制了。

还有一点，十字军东征之后，欧洲在空间上被连为一体。原来，大家只知道，世界分成亚洲、欧洲和非洲，耶路撒冷是中心，这是一个非常粗糙的空间概念。十字军之后，大量的人真的走过了这条路，地图画得更详细了，沿途也多多少少建立了一点基础设施，大家对世界的空间感建立起来了。

更重要的是，由于人口的大规模的、长距离的流动，欧洲人的眼界开阔了，大量的东方文化输入到欧洲，闭塞的心灵被打开了，各种需求也就出现了，为商业的进一步繁荣准备了主观条件。

现实世界的行动在慌乱地展开，而文明的成果也在同步沉淀。可以这么说，后面的文艺复兴也好，大航海也好，如果要找原因的话，都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这过程中，有狂热、有荒唐、有愚昧，但是经此一役，欧洲文明居然就从此看见了自己的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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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并不是为十字军东征作道德辩护，而是描述历史的复杂性。这么复杂的历史因果，你不觉得颇堪玩味吗？

今天是我们《文明之旅》第二季的最后一期。也借这个机会说一下，这个节目看待历史现象的一个基本态度，简单说是八个字：“少做评价，多做解释。”

看到历史现象，随口评价，谁是忠臣孝子、哪儿有大奸大恶、此事卑鄙无耻、彼事光荣正确，这是我们人类的本能。结论一下，浑身舒服，一片混沌的世界，因为有了明确的结论，而重归确定性。

但是，以评价思维看历史，也有一个缺陷，那就是：你只要说出一个评价，后面所有的思维都会有一个倾向——捍卫这个评价。很多舆论场上的争议就是这么来的。这就为我们自己的心智成长，设立了一个限制：我对此事的看法，到此为止。后面的工作，只不过是反复证明，我是对的。

所以，我要求自己，少做评价。与此同时，多做解释。说白了，面对一个现象，我要反复追问：何以至此啊？为什么会这样啊？你听出来了：只要是解释，就一定是多样的，换个角度、换个模型，解释就不一样。这就给我自己的心智成长预留了充足的空间。

这也是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为你提供的服务。说到底，“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不是一个终身学习者该对自己提的要求吗？

在未来所有的《文明之旅》节目里，我仍然会和你一起，穿越回历史的特定时刻，俯下身子，蹑手蹑脚地跟在古人身后，感受他们的热情，也体察他们的困顿。同时，睁大好奇的眼睛看一切，每时每刻都在追问：为什么是这样呀？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下一季的《文明之旅》，将会于2026年3月4日，准时上线。

用一句爱因斯坦的话作为这一季的临别赠言吧：“人的一生唯有两种活法：要么视万物皆为奇迹，要么视一切皆属寻常。”

人类文明的每一步都是奇迹，愿我们能感知到它，并为它由衷地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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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这是文明之旅第二季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最后，我想致敬诗人席慕蓉，致敬她的那首《渡口》。

席慕蓉是蒙古族诗人，1943年生于重庆，成长于台湾。她的《渡口》以温柔的克制，表达告别。我想此刻读给你听——

让我与你握别

再轻轻抽出我的手

知道思念从此生根

浮云白日 山川庄严温柔

让我与你握别

再轻轻抽出我的手

华年从此停顿

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

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

渡口旁找不到一朵可以相送的花

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

而明日

明日又隔天涯

《文明之旅》，走到今天，也来到了一个渡口。第二季要和你告别了。但这个告别，不是终点，而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相逢。

2026年3月4日，我们会在文明的渡口，再次相逢。

那时候，“浮云白日，山川庄严温柔”，我们还是会像今天一样，一起穿越回历史的某个时刻，一起感受文明的温度。

致敬席慕蓉，致敬所有在渡口边等待重逢的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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