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09年：大建道观为什么停不下来？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节目。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09年。在中国，这一年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七年。

打开这一年的大事年表，你应该和我一样，会注意到一生一死两件大事。

出生的，是苏洵，也就是苏轼苏东坡的父亲；去世的，是辽朝的传奇人物，萧太后。这一生一死，都在预示一个盛世的到来。

萧太后本身就很了不起。她死后，儿子辽圣宗耶律隆绪终于正式接班。这位辽圣宗在位将近50年。前面一半是母后做主，后面一半才是自己亲政，干得也不错。两段接力，算是把辽朝推向了鼎盛。

苏洵、苏辙、苏轼这三父子，今年也终于在历史舞台上露头了。不过别着急。咱们还得再耐心等上30年。按照苏洵自己的说法，他是到30岁左右才开始用心读书。而苏辙、苏轼兄弟俩也要等到将近30年后才出生。现在，我们心里知道就行——在西边的四川眉州，中国古代文坛上的三朵奇葩正在慢慢地破土而出、悄悄绽放。咱们有点耐心！

这一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我们还是重点关心都城开封府的气氛。

宋真宗从去年——大中祥符元年——开始折腾天书降临、封禅泰山的事。按说，皇帝和老天爷，你有来信，我有回音儿，这气氛轰到这儿也就可以了。不行啊。《文明之旅·1008》我们就说到，迷信和谎言这种事，它就像个种子，一旦生根发芽，就会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开始自己长，一直长成一个众人侧目的庞然大物。

封禅泰山是完事了。这不还有个天书吗？天书放哪儿呢？总不能随便扔在后宫哪个抽屉里吧？那就修个道观供起来吧。在哪儿修呢？在东京城西北方向的天波门。

一提天波门，你可能想到的是传说中杨家将的天波杨府。但是你想，杨业投降宋朝之后，一个武官，又不常年住在开封，在宋朝那个重文轻武的氛围下，即使有住宅，能有多大？所以，在那个历史阶段，天波门附近最大的建筑，就是真宗为了供天书修的玉清昭应宫：面积总计大约35万平方米，折算540亩。什么概念呢？大致上，有故宫一半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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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修故宫，那是一片空地上做设计，想修多大就修多大。而玉清昭应宫，是要在已经建成的开封城里通过大规模拆迁，再造一片庞大的建筑群。故宫，那是给皇帝住的。而玉清昭应宫，就是为了供奉一份天书的，居然有故宫一半大。你感受一下决策者的那个雄心。

修玉清昭应宫，到底花了多少钱，很遗憾，历史上没有详细记录，而且也确实很难算，因为除了前边土建装修，后面还有办仪式活动，赏赐官员百姓的钱，前前后后搞了十几年。反正宋朝就有人说，花的钱无数。我见过最高的估算是2个亿。要真是这个数，差不多相当于当时宋朝国家两年半的岁入，太吓人了。可能真数没这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比较之下，澶渊之盟每年给辽朝的30万岁币，真不算啥钱了。

公元1009年，朝廷任命了丁谓担任总指挥，玉清昭应宫的建设如火如荼。我们这期节目，我们就借着这件事，就来解读一个问题：皇帝大兴土木，这是儒家自古以来就强烈反对的事情。自小受过完备儒家教育的宋真宗，为什么一门心思就要修这么大的工程。当时的老百姓为什么不叫苦？宋朝那么横的士大夫又为什么不坚决反对？

好，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穿越回公元1009年，大宋大中祥符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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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为什么乐于参与？

我自己在看玉清昭应宫的相关资料的时候，最强烈的感觉，不是它的建筑有多大，也不是富丽堂皇、雕梁画栋，强烈的感受是两个字儿：着急。

本来是预计15年修好，但是着急啊，一使劲儿，居然六年半就修好了。

几万人的大工地，三伏天工作也不停。太不人道了吧？最后这事儿闹到皇帝那里，皇帝还专门下诏旨说，搞土建工程的人，三伏天就别工作了。但是其他工种的，该咋样咋样。你看，还是着急。

不止是土建工程，还有装修，主要是画壁画。征集了全国的画工，都来干活。那个时代，又没有电灯，只能白天画吧？不，晚上也得画。每画一面墙壁，发两根蜡烛，夜以继日地画。就这么着急。

想出这类管理方法的人，也是主持这个大工程的人，叫丁谓。后面的几期节目，我们要多次提到这个人，他是这个历史阶段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今天，围绕玉清昭应宫，咱们需要知道的，是关于丁谓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他是一个工程专家。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丁谓有一次担任修复皇宫的工程总指挥，他觉得取土太远了。怎么办呢？他说，那就在开封城的大街上挖土。这就把大街挖成了一条大沟，然后把汴河的水放进来，把大街变成运河，这样运各种建筑材料的船就可以进来了。等宫殿造好了，再把建筑垃圾回填到大街上的沟里，大街又能平整如初。你看，一举三得，省了太多的事。这个故事后来成为古代运筹学的一个经典案例。丁谓聪明吧！

但是更重要的是第二点：丁谓这个时候的职务，不仅是玉清昭应宫工程的大主管，还是三司使，也就是当时的财政部部长。管国家钱袋子的财政部长，负责一个具体的工程，你体会一下背后的用意——我琢磨着，肯定是有花钱更方便这层意思在里面的。

丁谓工程主管的任命，是今年5月11号下达的。紧接着，5月29号，又专门下圣旨，负责京城建筑修缮的部门，不需要管玉清昭应宫的工程了。本来专门干这事的部门，专门打招呼说你别管了，有社会经验的人不难推测，这不仅是不让管事，这也是不让管这个事的钱啊。反正钱都在丁谓的账本里，左兜掏右兜，府库里有多少，他就花多少呗。

当然，这事也不能完全怪丁谓。丁谓虽然是工程的总指挥，但是别忘了，真宗还派来了一个宦官刘承珪当工程的副总指挥。宦官代表的，就是皇帝本人啊。刘承珪可不管什么预算问题，他要的就是工程得漂亮，皇帝得满意。所以，他天天盯在工地上，只要有一点点不满意，哪怕是精装修都做完了，刘承珪一定要让毁了重做。其他管工程的人哪敢提什么预算的事？

天字一号工程，有人往“好”里使劲儿，有人往“快”里使劲儿，有人往“大”里使劲儿，皇帝还急吼吼地在旁边等着供奉天书。现在有据可查的，皇帝在工程建成之前，就找各种理由跑到现场去看进度，一共有13次。

这样的工程，多、快、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省”就不大可能了。

你说，工程花这么多钱，赶进度赶得这么紧，难道皇帝不担心，不会像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挖京杭大运河那样，老百姓被逼得造反吗？就算不造反，也不担心民怨沸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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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对玉清昭应宫的态度有点特别。

首先当然是批评，说建造这个工程啊，真是把天下翻了个底儿朝天。什么“郑淄之青石，衡州之碧石，莱州之白石，绛州之斑石，吴越之奇石”等等，反正天下各地的好东西，珍稀的树木、石头都得送到开封去建玉清昭应宫。不亚于搞了一场国土资源的大调查、国土宝贝大动员。

甚至浙江温州的雁荡山，原来外界的人是不知道这里风景很好的。南朝的山水诗人谢灵运在这里当过太守，都没有进去玩过。现在好了，因为给玉清昭应宫采木头，外界的人才知道这个地方的风景好。你就想想，这天下骚动到了什么程度？

但是，洪迈笔锋一转。又为玉清昭应宫说了几句好话。他说：“这一场工程啊，虽然用遍了天下的人力和财富，但是因为真宗皇帝没有穷兵黩武啊，也不是为了个人享受啊，也没有严刑峻法啊。所以老百姓还是挺乐意的，没有一个人反抗。这方面，秦始皇、隋炀帝根本不能比。”你看，这是宋代人自己的看法。

哎，有意思的事情来了：这么一个耗尽国库加班加点的工程，当时的老百姓为什么不反抗呢？

因为宋朝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跟此前的汉唐、后来的明清都不一样，就是国家基本不白使唤老百姓。国家要搞大工程，像秦朝修长城、隋朝修大运河这样的事儿，谁来干呢？答案是：用军队！用中央禁军和地方上的厢军。

关于这项制度，将来我们会专门介绍。这里我们只要有个概念就行：都说宋朝冗兵——国家养了太多的兵，但是战斗力又不足，看起来是一个特别不合理的现象。其实，厢军承担了大量的民间劳役的工作。这也算这项制度的一个优点吧。

用职业军人干活，而不是征用普通的农民，带来的第一个好处，是不误农时。老百姓不用一边干活，一边惦记着家里的庄稼。

第二个好处是：宋代的禁军厢军，本质上都是雇佣军，本来都有工资，干这种皇帝看重的天字第一号工程，又经常有赏赐。所以，在经济上不吃亏。而且有一点你可能没想到，就是大家可能还挺愿意干这个活儿的。

我这儿有个证据：1009年的8月份，皇帝说，参加玉清昭应宫工程的禁军，原来是每个季度替换一拨儿，现在改为一个月一换，为什么？因为真宗皇帝想让更多的人得到赏赐，要雨露均沾嘛！那我们自然可以推想，这是一个大家都抢着干的活儿。

而且咱们还要替宋真宗解释一句：在整个天书降神、东封西祀、大兴土木的过程中，我在史料中就没见过什么加派赋税啊，摊派负担啊这些记录。相反，都是在哪里搞迷信活动，就要免那里的赋税，参加迷信活动，从百姓到工匠都有赏赐。所谓玉清昭应宫相关的花费，其中很多，就是花在这样的赏赐上面。也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以你看，这事儿的是非还挺复杂。

而且你想，玉清昭应宫的工程，和秦始皇的阿房宫不同。毕竟是一个宗教工程。我要是地方上的官员或者工程现场的工头儿，我肯定会用宗教的意义来激励干活儿的工匠啊。“大家干这个活儿，是用来供奉天书的哈，是在为老天爷打工啊，将来都是有福报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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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几个原因，老百姓不反抗，甚至像洪迈这书里写的，“民间乐从”，老百姓还挺乐意的，也就不难理解了。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解释另一个事儿：那士大夫呢？士大夫为什么也不拦着、不反对呢？这就是一个比较难解释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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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为什么不拼死反对？

刚才我们说的是，修玉清昭应宫，老百姓，如果在工地上，有工钱和赏钱，有利可图，不在工地上，那开封城还多个景点呢。但是按照儒家的传统，这种皇帝带头大兴土木的事儿，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事，做臣子的都得拦着。但是，翻遍史料，至少在公元1009年，玉清昭应宫开建的时候，可没什么冒死直谏啊，什么据理力争啊，那是一概没有。这是为什么？

比如士大夫的领袖——宰相王旦，他心里知道这事不对，可没见他公开反对。

什么时候有反对呢？那得等到工程展开一段时间，大中祥符年间，有一些后果开始显现了，才有一些人提出反对，但都是一些相对边缘的官员。比如大儒孙奭，这人官不大，就是皇帝的一个挂名顾问，但是在儒学历史上比较重要，《十三经注疏》里面的《孟子注疏》的那个“疏”，就是他写的 ；知制诰王曾，就是我1001年那一集提到的那个状元，这时候已经是给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了；还有就是地方官员，四川的张咏。有点分量的反对派，就这几个人。

相反，当时朝廷中的重臣，宰相王旦没有明确反对，性格倔强的寇准，虽然这个时候不当宰相了，但还是重臣啊，但是也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反对意见。更不用说王钦若、丁谓这样的本来就是热衷的参与者了。

不反对，不是因为这事儿有多正确，也不是因为害怕皇帝的威严，至少北宋这个阶段的士大夫不大怕。他们一定是有不能反对的顾虑。说白了，士大夫怀里抱着一个儒家“节用爱民”的大道理，皇帝手里也有几个能拿得上台面的大道理。这个道理儒家也是认的，那就得道理比道理。

皇帝能摆在台面上的第一个大道理，是丁谓给他出的主意。

丁谓说，“陛下你富有天下，造一个宫殿崇拜天神，有啥不行的？如果有人妄图反对，你就跟他们说，我这是因为还没有儿子，建一个道观是为了向上天祈福，好传宗接代”。后来，王旦果然上了一道不公开的密奏，想劝劝，算了，咱们别搞这么费钱的工程，真宗就这么回复王旦的：我这是为了生儿子，你反对？那王旦只好不吱声了。

我们现代人，不觉得生儿子有什么了不起。可那是古代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那可是皇帝，没有儿子就是没有储君，是动摇国本的事情啊。

别说那个时候了，你就想象一个情境：我们今天的一个普通朋友，说要捐一大笔香火钱，就是为了让神仙保佑生个儿子。我们就算知道千不对万不对，除非我们有别的办法能保证他生儿子，我们可能也劝不出口，让他别这么干。这是人之常情。

对，当年的王旦，和朝中的重臣们也是遇到了这么一个困境：一个对皇帝来说天大的事，我们又拿不出一个替代的好办法，皇帝说了一个办法，至少在当时的观念里面，是多少有点用的办法，请问你怎么反对？

还有一个原因，也是皇帝怀里抱着的大道理，这就不是皇帝的私事了，而是政权合法性的大事。

天书降神、东封西祀，还有建造玉清昭应宫，这一系列操作，背后还有一个隐藏的算计，这个算计，今天的人可能会有点儿隔膜，当时的士大夫都知道，要强化大宋朝的合法性。

你想，宋以前，活得比较长的古代王朝，前面基本都有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汉朝，是建立在秦末农民战争也就是陈胜吴广起义的基础上的；唐朝，是建立在隋末农民战争也就是瓦岗寨等一系列起义的基础上的。当然我们今天知道，这个规律宋以后也成立，明朝，是建立在元末农民战争也就是红巾军起义的基础上的；清朝，是建立在明末农民战争也就是李自成张献忠的基础上的。

一场农民战争的后果，一方面是生灵涂炭，另一方面是天下原来的利益结构被彻底摧毁。谁能在群雄中打出来，谁就有天然的合法性。要不怎么说天下大乱带来天下大治呢。

但是，宋朝可没有经历过这个。所以，宋代皇帝的合法性焦虑，是比前代要沉重的。那怎么办？就必须拿治理成绩来说话。上一期，讲1008年封禅泰山的时候，我们已经触及到了这个话题：真宗皇帝必须要证明给天下人看，我们大宋朝的三代皇帝，带来了太平盛世。

我们今天看，所有的这些迷信活动，头一天做个梦，后一天老神仙就给你送信儿了，这都是空穴来风。但是在当时的人看，所有这些活动都是有先例、有模板，是承前启后的，是意有所指的。

可是太平盛世是什么样？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啊。当时的人知道的太平盛世的顶峰的样子，就是唐玄宗的“开元之治”。而宋真宗这一系列骚操作的背后，其实就是对唐玄宗的有样学样，亦步亦趋，唤醒大家对于“开元盛世”的记忆。

封禅泰山，唐玄宗干过的；祭祀汾阴，去泰山是祭天，去汾阴是祭地，汾阴在今天的山西运城，这也是唐玄宗干过的；大建道观，这更是唐玄宗爱干的事儿。实际上，宋真宗时候天下大建道观，很多道观都是在唐玄宗那个时候道观的地基上重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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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也是跟唐玄宗学的，就是宋真宗给他们老赵家强行安排出一个祖宗来。

这是三年后的事儿了。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真宗皇帝又说自己做梦了，说梦见他们老赵家有一个始祖，叫赵玄朗，曾经转世为轩辕黄帝，现在是道教的一个大神仙。那祖宗来了，也只好供上啊。赵玄朗，从此“玄”这个字要避讳了，原来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代表北方的大神玄武就改成了“真武大帝”；这个“朗”字也要避讳了，那个杨家将杨六郎，原来叫杨延朗，好了，改名，这才有了我们后世熟悉的杨延昭。

为什么说是跟唐玄宗学的。

李渊李世民刚当上皇帝的时候，还是世家大族的时代，他们觉得自己的家世不太显赫嘛，怎么办？就满世界找，中国文化中哪个姓李的比较牛啊？这就找到了道家供奉的老子，老子不是叫李耳嘛？得嘞！认个祖宗吧。于是在唐朝，老子，就成了李唐王室的“玄元皇帝”。唐代于是就崇奉道教。拜老子，拜所谓的李家先祖“玄元皇帝”，也是唐玄宗的时候，搞得最热闹。

顺便说一句，皇帝提倡的宗教信仰，背后往往都有很深的政治动机。比如，后来武则天为什么崇奉佛教啊？为了和李唐王室有区别嘛。为什么后来唐玄宗又改回来崇奉道教？还是为了强调李唐王室的正统地位嘛。背后都是有政治动机的。皇帝本人真实的宗教信仰，反倒没有那么重要。举个例子：唐太宗李世民一辈子高抬道教的地位，但是临死的时候，陪在他身边的，给他做临终精神抚慰的，是玄奘大师，就是唐僧啊。那你说，他是更信佛教还是道教？

好，回到宋真宗，他大建道观，他给自己发明祖宗，包括他怎么做梦梦见的祖宗，所有这些都是抄的唐玄宗的作业。那真是学得亦步亦趋、毫不走样。

前面我提到的大儒孙奭，一直在给皇帝上书反对迷信活动，这么说，那么说，皇帝都不理他，当然也没有处分他。有一次，孙奭上书的时候提到，说“皇上，外面可都在说，你事事都是在效仿唐明皇。这唐明皇是什么好皇帝吗？你看看他那个下场，又是安史之乱，又是马嵬坡兵变的，你学他干啥呢？”

你提别的，真宗不理你，你一提唐玄宗唐明皇，真宗来神儿了，专门写了一篇论文，叫《解疑论》来反驳孙奭。大概的意思就是，“我搞的这一套，封禅泰山，祭祀汾阴，大建道观这一套，又不是从唐明皇才开始的。而且，太平盛世，有好的东西，我们就拿来用啊，怕什么？就说秦朝吧，那么残暴无道，我们今天的很多官名、地名，不都是从秦朝来的吗？岂能以人而废言乎？”嚄，可让他占着理儿了。

从这个细节你也看出来了，真宗皇帝搞的这一系列活动，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天下人都知道，开元盛世真的重来了。现在你明白了，当时的士大夫也都很明白，皇帝并不是疯了，甚至不是什么非理性的迷信活动，它事关皇家的合法性，事关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不是太平盛世，事关天下百姓的人心会不会因此而进一步凝聚。你看，这有了这些动机在里面，士大夫是不是也就不好反对了？

还有一个历史细节很有意思，我觉得也是一个佐证吧。

话说，去年皇帝带着大队人马封禅泰山，兴师动众地终于完事儿了。皇帝停止吃素，开始吃荤。开饭的时候，真宗还跟宰相王旦这些人说，“各位啊，真是不容易啊，这么多天都跟着我吃素，辛苦啦！”话音未落，老将军马知节大老粗一个，说，“没事，就陛下你一个人吃素。我们这些人在一路上，都私下吃肉来着。”把皇帝都说傻了，转头问宰相王旦，“他说的是真的吗？”王旦只好说，“啊，他说的是真的。”

奇怪吧？真宗居然并不震怒，也没有追究，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我们可以通过这件小事玩味一下皇帝身边人的真实态度：第一，迷信的事儿，我们是不信的。第二，皇帝你信，有你的道理，也有你的苦衷，我们理解。第三，这就是你本人或者老赵家的事，跟我们无关，但是因为皇家的事事关天下，我们愿意配合。

你看，反对还是支持，在真实的历史场景里面，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这些局外人，能看到的往往只有一个大道理。但是身在局中的人，还能看到更多的小道理啊。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历史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复杂性啊。

关于1009年的玉清昭应宫，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谁都知道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不好，为什么古代帝王就是忍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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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为什么停不下来？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最后尝试解释一个问题：皇帝为什的忍不住，就是要大兴土木，挥霍无度？就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位：1009年的宋真宗。这事，搁秦始皇好理解，但是汉代以后的皇帝，基本都是自小受儒家教育长大的。“节用爱民”这个道理，是自小就耳提面命的呀。

第一个解释，是来自于人性的复杂性，就是所谓的“认知失调”。

万维钢老师在得到的《精英日课》里面举过一个例子：话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个教派，相信某月某日是世界末日，说信这个教的人到时候会被外星人派飞碟接走，而所有不信的人都得跟地球一起毁灭。结果真到了那一天，飞碟没来，地球上啥事儿都没发生。

教徒面对这个情况，理性的反应，应该是检讨自己是不是信错了。可是每个人心目中的自我都是英明神武的，一个英明神武的人怎么会信错了教、还信得如此投入呢？所以教徒们就不能承认自己信错了教，他们给自己找了个解释：并不是我们的信仰不对，而恰恰是我们的信仰感动了外星人，所以世界末日被推迟了！

你看，什么是“认知失调”？就是当你发现你的行为和你心目中的自我形象不相符的时候，你产生一个幻觉来解释自己的行为。

在宋真宗的这段故事里，也有一个类似的事儿。

去年，1008年，皇帝不是伪造了天书吗？丁谓，就是前面讲到的那位工程专家，三司使，当时的财政部长，玉清昭应宫的工程总指挥，他就写了一份奏疏，说，有两只仙鹤，在运送天书的车子前面飞了好久好久。第二天，皇帝说，“就算有仙鹤，但是你这里面写的是飞舞良久，飞了好久好久，虽然文学性很强，但是，恐怕不是事实，你这样，你回去把这封奏疏改一改。”

你猜丁谓怎么说？丁谓马上就下拜，跪下磕头说，“哦哟！陛下你啊，真是诚实啊。上不骗苍天，下不欺万物。你让我改奏疏这个事，我强烈要求记下来，给后世当教科书啊。”皇帝低头想了想，恩，可以。

你看看，这可是刚刚伪造了天书的皇帝啊，马上就找到证据，说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不仅自己信了，还要记下来让千秋万世也信。这不就是“认知失调”吗？

这是人性。我们每个人在自己认定的死理儿面前，也往往是看不到不利证据的。在自己的行为面前，也是能找到无数合理化的解释的。

这是一个从人性复杂性出发的解释。

还有一个是从社会复杂性出发的解释——

皇帝做事，有时候只是开了一个头，接下来，自然有人从旁鼓励他、诱惑他、甚至逼迫他把这个事做下去。这也往往是大兴土木的事停不下来的原因。

上一期我们讲到的王钦若，这一期提到的丁谓，当然就是这样的人。但是你可别觉得，只有坏人、奸臣会干这样的事儿。不，正常人就会做。

我举个例子：从封禅泰山下来之后，又有一件事浮上了水面。既然祭祀了天，要不要按照汉代和唐代的老规矩，去山西汾阴祭祀一下地呢？原来说好了，怕浪费钱，肯定不去。

但是现在民意来了，1010年7月，山西汾阴的地方官报告，说本地的父老、僧道1290人联名上书，请求皇帝你去祭祀。不仅请求，而且这一千多人还要亲自来开封请你。真宗下诏说，不行啊，这事不行啊，你们也千万别来啊。

这种事就是这样，上边只要启动了一个方向，那在这个方向上猛打猛冲，未必有什么效果，但是肯定也不会犯什么大错。到了9月份，汾阴当地的文武官员父老僧道，不仅来了，而且这回可就不是一千多人了，而是三万人来到了开封，要求皇帝到汾阴去祭祀。皇帝还是不答应，但老百姓是接二连三地上表。

这回皇帝有点扛不住了，就跟宰相商量：“我这去还是不去呢？不去吧。当地父老乡亲这个态度也太热情了，去吧，这封禅泰山才没几年，又搞这么大的事儿，太浪费钱了。”

宰相们还能说啥？大家都说，“陛下你也是不容易，都是为了老百姓向神仙祈福。这栉风沐雨、舟车劳顿，就是怕你太辛苦了。”真宗说，“唉！只要老百姓能把日子过好，我是不怕什么风雨劳苦的！”走！去汾阴！

你看这个事的过程，是皇帝想搞迷信吗？可能有一点。但是最根本的推动力，还是地方官。那你说地方官有错吗？我设身处地想了想，我如果是那个地方官，在公，我可能是为了当地老百姓的福祉，在私，我也可能是为了自己挣个表现，讨皇帝喜欢好升官，我也要拼了命地争取啊。

虽然我们看当年的这些事，觉得就是迷信。但是要知道：“迷信的想法”和“迷信的行动”，有本质的不同。

如果只是一个观念，一个想法，那尽可以去辩论是非对错。但是如果想法变成了行动，观念变成了事实，那就成了嵌入到社会结构里的现实。所有的人都会在这个结构里找自己的利益，一旦利益结构成型，那是很难撤回的。

举个例子，天下大建道观之后，宋朝搞出了一种官职，叫“祠禄官”。祠堂的祠，奉禄的禄。简单说，就是给天下建成的这些道观派名义上的主管人员。什么某某宫、某某观使、副使、判官、提举、提点等等。但是等这些官位诞生了，想撤掉可就难了。为啥？因为这些官位后来变成了安排闲职官员的工具。

有的人，朝廷不想用，但是又不愿意在面子上让他们太难看，那就给他们封一个祠禄官，领一份薪水，但是不用干活儿。比如，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就曾经担任过“武夷山冲佑观”的主管，但是他不用真的过去管事，他自己跑到江西上饶的铅（音“言”）山去过田园生活了。所谓“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所以，天下道观建起来了，想撤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建起来，是因为观念，而撤掉，可就要伤及各种各样的利益安排，那就难喽。

你看，一件不对的事，真的是千万别开头，一旦开了头，就不好收手了。

最后说说玉清昭应宫的结局。

这一年是1009年，玉清昭应宫是1014年建成的，建成之后，成了真宗一朝很多重要典礼的举办地，老百姓也有机会进去参拜。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029年，宋仁宗天圣七年的8月，忽然大雷雨，玉清昭应宫被雷劈失火，两千多间房屋，除了长生崇寿殿之外，全部烧光。

当时掌权的刘太后就哭啊，先帝的一番心血，就这么毁了。

这时候，有一个枢密副使叫范雍的就冷冷地说，“那还不如全都烧光呢！”

太后说，你这是啥意思？范雍说：“当年修这个玉清昭应宫，竭尽天下人力。如果没有烧光，估计咱们又得想着重修。老百姓又得受苦喽。”这么一说，刘太后才放下了重修的心思。

你看，还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规律：凡事只要开了那么一个头儿，它就开始吸引各个方面的资源壮大它、完善它，一直把它变成一个大家都觉得不太对头的庞然大物。

果然，玉清昭应宫虽然烧了，朝廷也决定不再重修了。但是它留下那片地方，那个传说，那个梦，还是吸引后来的帝王要重现那个梦境。

整整一百年后，宋徽宗又开始在开封城修建他的园林，就是著名的艮岳，臭名昭著的花石纲，就是为了艮岳搜集天下奇石。

有人考证，艮岳虽然大致方位在开封城的东北，但其实是从西北方的玉清昭应宫的遗址开始修的。这次工程更大，更奢华，但是寿命也更短。公元1122年竣工，仅仅5年后，1127年金人攻陷开封后被拆毁，北宋也随之灭亡。

杜牧的《阿房宫赋》里就说了嘛：“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这一个个的大工程，反映的，可不只是帝王的贪欲，还有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复杂。怎不令人浩叹。

咱们明年，公元1010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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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宋）田况撰：《儒林公议》，中华书局，2017年。

（宋）沈括撰：《梦溪笔谈》，中华书局，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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