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81年：绝对优势的战争为何失败？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节目，欢迎你穿越到公元 1081 年，大宋元丰四年，大辽大康七年。

这一年的8月6号，王韶去世了。

王韶是谁？他可是大宋朝历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论文的，他是嘉祐二年的进士，中国科举史上最厉害的一届进士，和苏轼、苏辙、张载、程颢、曾巩是同年；论武的，他以文人身份带兵，为大宋朝开疆拓土两千里，史称“熙河开边”。这可能是北宋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次军事胜利。你要是感兴趣，可以出门左转，去看我们《文明之旅》1075年那一期。你想，这样的文武兼修的传奇经历，在整个大宋朝历史上恐怕也是独一份儿。

今年，王韶去世。他留给世人的背影，还是挺耐人寻味的。

一方面，王韶官至枢密副使，这是宰相级别的官位了。这说明立下军功的人，在当时还是挺受尊重的。但另一方面，他死的时候，身上长了恶疮，烂了一个大洞，死得非常痛苦。有人就说了，这都是因为王韶这辈子带兵打仗，杀的人太多啊，这回遭报应了吧？这句闲言碎语，居然被《宋史》记在了他的传记里。

你看看，在大宋朝当个战争英雄真的挺难。大家既期待有人能给国家带来辉煌的军事胜利，但是，那种崇文抑武的价值观又渗透进了整个社会的骨髓里，对于王韶这种在战场上打生打死的人，会不自觉地流露出鄙薄和不屑。这心态是不是很扭曲？

王韶是死在洪州——就是今天的南昌——知州的任上的，距离开封很远。他是不知道，就在他撒手尘寰的同时，大宋朝廷正在发动一场规模惊人的大战争，历史上叫做五路伐夏战争。这几乎是北宋开国以来，调动兵力最大的一次战争，光第一波开拔的士兵就有30万人，这还不算负责后勤保障的老百姓。甚至就连后来北宋灭亡之前、跟金国的生死大战，都没调动到这么多的兵力。宋神宗这次是打算毕其功于一役，彻底灭掉西夏。

我在想，如果王韶临死的时候知道朝廷的这个计划，会不会赞同呢？两种可能性都有。

一方面，王韶当年开边熙河，目的可不是为了熙河那片地盘啊，而是为了把熙河当做跳板，为将来有朝一日灭掉西夏做准备啊。这不，短短几年之后，当年自己种下的因，就要结出果了。所以，他有可能赞成。

但是另一方面，你看王韶带兵的风格：在战略上主打一个步步为营，不会动不动就直捣黄龙；在战术上主打一个灵活机动，不会动不动就大决战。所以，他也有可能不赞成宋神宗这么大动静的五路伐夏。你看，我都替他纠结。

但是，如果王韶再多活几个月，这些纠结就没有必要了。因为五路伐夏失败了。

一共五路兵马，其中有三路，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早期虽然有点收获，但最终都没能进入主战场。还剩下的两路大军，就是环庆路、泾原路两路共十三万人，会师在灵州城下。灵州在哪里？就是今天的宁夏吴忠市，距离当时西夏的首都兴庆府，就是今天的宁夏首府银川，只剩下100公里了。但是，就这座灵州城，宋军围攻了十八天，也没拿下来。最后，西夏掘开黄河，水淹宋军，又抄了粮道，宋军不战而溃，大败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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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王韶还能再多活一年，到了下一年，1082年，他还能等到另一场更悲惨的失败。

五路伐夏失败之后，宋神宗改变策略，开始步步为营地筑城，这就是永乐城。但是没想到，永乐城刚刚建成，西夏就组织了倾国之力的30万人来反扑，结果，永乐城陷落。这一仗死了多少人，我看史料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宋史》上的估计最多，有20多万人惨死在城中。这是下一年，1082年10月11号的事儿。

消息传到开封，神宗皇帝难过得饭都吃不下去，对着大臣，痛哭流涕。据说身体就从此垮了下来。

今天，我们就来复盘一下这场战争：一场看起来几乎是稳操胜券的战争，怎么最后就落到了这个地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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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不可失

看待历史上的战争，我们得避免一种“事后诸葛亮”的倾向：不能看到宋朝在五路伐夏和永乐城之战中大败，所以就从战略到战术地把当事人数落一通，说大宋君臣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那我要问了：人家是傻子吗？战争是一个巨大的赌台。神宗押上去的，可是他们老赵家的江山社稷和他本人的政治威望；将士押上去的，更是自己的一条命。他们能比我们这些没在宋朝生活过的、甚至压根没上过战场的、袖手旁观的人更轻率、更愚蠢吗？

举个例子，我看很多历史研究者都在批评宋神宗，五路伐夏居然都没有一个总指挥。这么大的军事行动，都没有最高统帅，军令怎么统一？战场怎么协同？这不胡闹吗？

这个指责听着有理。但是你想，五路伐夏，指的不只是五路大军，还真就是从大宋朝版图上围绕西夏的五个行政区，当时叫“路”：鄜延路、河东路、环庆路、泾原路、熙河路，从这五个大区分别出兵。你想，这可是绵延上千公里的战线啊，每个战区中间还隔着沙漠、高山，在那个通讯基本靠走、指挥基本靠吼的时代，即使有总指挥，又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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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又会说，那何必非要分五路呢？就不能集中兵力，一击必中吗？

集中力量，当然是一种策略，但是分进合击也是一种有效策略啊。

你想，西夏的军事优势是什么？无非两条：第一，对当地的地理更熟悉，第二，骑兵的机动性强。但是劣势也很明显：人口少啊。西夏的极限动员兵力大概是15万人。如果宋朝只派一路大军，西夏完全可以依托地形，以逸待劳。那宋朝的30万对西夏的15万，虽然有数量优势，但仍然是胜负难料啊。

但是如果宋军分五路分进合击呢？西夏就不得不把15万兵力拆成3-4万的小股军队，分头抵挡。宋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对方的机会就大大增了。

还有一点，在古代的军事后勤条件下，30万大军，至少还要一比一配备相同数量的民夫，这可就是六十万人了，拥挤在同一条进兵路线上，队伍走不动、军粮运不上来、被伏击的风险大增。所以，集中兵力反而不是现实的选项。

又有人说了：五路伐夏的失败，是因为后勤保障没有跟上。是的，这次宋军的后勤确实拉胯。毕竟这次战争动员超过了30万军队，规模太大了，超过了那个时代的军事后勤技术的极限。

你可能会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常识啊。既然没有准备好后勤，为啥还要匆忙出兵呢？

首先，这次不是边境上的攻防战，宋军的战略目标是彻底消灭西夏，只要打到了宁夏平原，那可是塞上江南，是产粮区，只要到了那里，完全就可以因粮于敌、以战养战了。

更重要的是，发动战争，是有最佳时间窗口的。宋神宗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匆忙出兵、发动大战？因为西夏出事了啊。

这个时候的西夏皇帝是夏惠宗李秉常，李元昊的孙子，才二十出头，比宋神宗还年轻。但这位李秉常就是个傀儡，西夏的实权掌握在他妈妈梁太后手里。而就在今年，梁太后居然又发动了一场政变，把李秉常给关起来了。

这么一闹，对大宋朝来说，就出现了两个机会：第一是西夏国内乱套了。下面的那些部落酋长分成了三派，有的支持皇帝李秉常，有的支持梁太后，还有的观望，甚至想找机会看看能不能投靠大宋这边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机会是：皇太后把李秉常给绑架了，这就给了宋朝讨伐西夏的口实啊：毕竟，西夏这个时候表面还是对大宋称臣的，李秉常是我大宋皇帝的臣子，怎么的？你欺负我的臣子？那就不要怪我动手打你哦。这叫师出有名。

宋神宗那么快地决定五路伐夏，要一鼓作气灭掉西夏，就是出于对战机的判断。要是等后勤工作完全准备好了，这个机会可能也就消失了。所以，国家统帅难啊，他往往必须在军队准备度和稍纵即逝的战机之间，做出高难度的取舍。是的，哪有那么多万能的胜利公式？战争往往就在于在“不确定性”中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而不是在“确定性”中等待完美条件的出现。

对宋神宗这次战争的决策，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批评，比如用人不当，任用宦官当统帅，任用不懂军事的文人徐禧来决策修建永乐城等等。这就更是事后诸葛亮了。用宦官当统帅咋就不行？至少这次熙河路的统帅李宪，军事才能是不错的，也算是北宋的名将之一。用文人当统帅咋就不行？范仲淹、韩琦、还有我们前面说的王韶，不都是文人统兵吗？不也都是一段佳话吗？

谈论历史，咱们不能动不动就先开个上帝视角，然后来评判历史人物的是非对错。身在历史现场的人，必然是在信息不足的条件下，要做性命攸关的抉择的。你看这句克劳塞威茨《战争论》里的名言嘛：“战争带有太多的不确定性，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往往四分之三都隐藏在带有或多或少不确定性的浓雾中。”

如果你切换到宋神宗的视角，这一仗也是大概率要打的。

神宗皇帝20岁登基，雄姿英发，一生的抱负就是要恢复中原帝国的“汉唐旧疆”。幽云十六州，在大辽手里，暂时没能力，再说。但是小小的西夏，我总得先灭了吧？好歹启动个进度条啊。所以，在宋神宗的计划表里，灭西夏，没有要不要打的问题，只有什么时机打的问题。否则，他为什么要支持王安石搞变法呢？不就是为了富国强兵吗？

是的，其实这场仗早就开始准备了。

话说九年前，1072熙宁五年的时候，当时王韶的熙河开边刚有成效，王安石和神宗就商量，要不要一鼓作气灭掉西夏。王安石说，机不可失。神宗捧哏说，对，确实不可失。军人在靶场上有一句话：“有意瞄准，无意击发”。意思是，瞄准要非常用心，但是什么时候这一枪打出去，那就要看机缘了。时机一到，不用多想，反正已经瞄准了多时了，只管扣动扳机。宋神宗从1072年开始，动了要灭西夏的念头，这都忍到1081年了，瞄准九年了，突然听到西夏国内乱的消息，你说他还忍不忍得了？

这些年，准备也确实一直在做。

首先是钱。王安石变法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成果还是很显著的，国库里的真金白银确实一直在增长。有个说法，宋神宗死的时候，国库里的现金就够大宋朝用上20年。打仗就是打钱啊，大宋朝这个时候确实有本钱打一场大仗。

然后是兵器。这个时候的大宋，军事装备的水平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床弩射程能达到1500米，神臂弓240步，（将近400米）的射程，而且只需要一个人就能操作。火药武器就有十几种：火箭、火炮、霹雳火球，等等等等。

再然后是军队的组织能力。经过和西夏的长期对峙，大宋朝的西军，其实已经非常强了。甚至到了后来南宋的时候，在这次西夏战场上练出来的西军，也仍然还是朝廷的主力。更何况，前些年的熙河开边，也给了大宋军队注入了信心和士气。对，失败才不是胜利之母呢，胜利才是胜利之母。赢过的军队才更有胆气赢下一场。再加上这几年在军队里搞的“将兵法”的改革，这时候的宋朝军队的战斗力已经今非昔比了。

这个时候，你要是宋神宗，会不会趁着西夏内乱的机会发动决战呢？你拿出一张纸，把双方的优势劣势都摆一摆嘛，你会发现赢面儿实在是太大了，没有不动的理由啊。至于后勤方面，可能确实有漏洞。但没关系啊，没准大军一到，西夏内部就土崩瓦解、望风而降了呢。到那时候，后勤问题不也就不存在了吗？

你看，在这个重大决策的关头，宋神宗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可能会做的决定。换了你我在现场，也未必能做出更高明的选择。

好了，为神宗皇帝开脱了这么多，但是有一点还是不得不承认的：就是在打仗的过程中，宋神宗确实有乱指挥的问题。

我们以前就讲过，他有一个习惯，喜欢在深宫之中，通过往外批各种小纸条来指挥政务运行，甚至是直接指挥军队。朝廷有宰相，有专门管理军务的枢密院，神宗一概绕过，直接下密诏给前线军官。沈括，就是那本《梦溪笔谈》的作者，曾经担任过边境的军事长官，任职时间总共还不到一年半，就收到了273封来自神宗皇帝的密诏。你就想想，这位皇帝对亲自指挥这件事热爱到什么程度？

好，问题来了：五路伐夏和永乐城的战败，是不是就是因为神宗的这种瞎指挥的作风导致的？还真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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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从中御

宋神宗为什么要直接指挥前线军官？

这是他们老赵家皇帝的传统。打仗的时候，如果自己不能亲上前线，那往往也会给一大堆指示，甚至干脆给一张阵图：按我的方法打，不许自作主张。这还有个专有名词，叫“将从中御”，将领的行动需要皇帝在宫中驾驭。你说什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谁说的？军人手里握的，可都是凶器，我当皇帝的不管着点儿行吗？

宋朝脱胎于五代那个大乱世，皇帝对武装力量的危害性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或者说有“创伤记忆”，那是真不放心啊。可以理解。

但问题是，你指挥得了吗？太祖太宗好歹还上过战场，宋朝后来的这些皇帝都是在深宫里长大的，完全没有军事经验，他做的军事决策的质量能高到哪里去？

好，我就算你宋神宗是天纵奇才，武曲星下凡，但你人在开封城，军队远在今天的陕西、甘肃、宁夏，在当时的通讯技术条件下，你怎么遥控指挥呢？

根据方震华老师的这本书《和战之间的两难》提供的资料，宋仁宗的时候，从陕西前线快马加鞭送一封军报到开封，需要九天。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到了宋神宗的时候，这个速度又提了一次，可以六天送到。但是请注意：陕西可是距离开封最近的军事前线，如果再远，时间就没法控制得这么好了。比如前些年，大宋和交趾开战，纸面计算，开封到前线的军报应该十七天送到，但实际上，山遥水远的，各种不确定性累加在一起，30天也做不到。

你想，那可是打仗啊，战场信息瞬息万变。发现军情，送到开封，等皇帝决策了，再把命令传回前线，至少十几天过去了，军队难道站着不动等圣旨？如果真要是这样，别说打胜仗了，什么军队也都会葬送得干干净净。

就拿下一年发生的永乐城之战来说。宋军把城筑好，是明年9月初的事儿，9月9号，西夏大军就来了。七天之后，9月16，神宗才得到消息，赶紧调兵遣将去救援。估计神宗也是觉得来不及，两天后又下令守军弃城，赶紧突围。但是，永乐城在20号就陷落了。整个战斗历时11天。神宗虽然也是一通忙活，但他的圣旨对战场形势的发展，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

有意思的事情来了：理论上，宋神宗追求“将从中御”，皇帝指挥一切，他也是这么干的，但现实情况是，皇帝对战事的影响，其实并不大。这就造成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情况：皇帝觉得自己是在指挥，前线将领也让他这么觉得，但事实往往是，前线将领是先做了决定，皇帝只是事后在追认。

举个例子。今年五路伐夏，种谔率领的鄜延路大军，出兵之后立刻围攻米脂，在今天陕西榆林市的一个军事要地。神宗接到军报之后，就直摇头，拿起笔来写圣旨，不对不对，用兵之法，要避实击虚嘛，你攻打城池，万一损兵折将，摧折士气，就不好了呀！写好、封口、发走！还是我高明。

可是没过多长时间，军报又来了，说种谔围攻米脂，围点打援，大破西夏援军。神宗立刻喜滋滋了，又拿起笔来写圣旨给种谔：我原来是担心你急躁了，所以劝你来着，还让你听王中正，一个宦官的指挥，现在看，你很棒嘛，功劳很大嘛，得了，你以后不必听王中正指挥了。

你就看这一个来回，种谔是自己打自己的，神宗也是自己指挥自己的，谁都没耽误，但是总体上也确实是“将从中御”了。这样的例子，在五路伐夏的战场上到处都是。这个状态，让我想起来一个场景：有个小孩，特别爱玩指挥乐队的游戏，乐队也愿意配合他。你要是看他们的演出，小孩有模有样地挥动着指挥棒，确实像是现场的核心。但实际上呢？是乐队在自主演奏，反而是小孩在跟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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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神宗皇帝的指示特别具体，前线将军既无法执行，又不敢不听，所以就发明了各种对付的办法。比如，五路伐夏出兵之前一个月，神宗给前线部队颁布了一套行军打仗的阵法。神宗特别爱琢磨这些事，这套阵法应该就是他搞的发明创造。前线统帅高遵裕就说，呀，朝廷发给我的这阵图阵法，我虽然研究了，但我还是担心我领会领导意图不够深入，这样行不行？朝廷再派一个深通这套阵法的人来前线指导工作呗？方便我有不懂的地方，随时请教。你听这话说的，既拖延了执行的时间，又把不执行指示的锅甩得干干净净。

我自己看这段时间史料，有一个强烈的感觉：神宗皇帝在深宫之中，尽享那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快感。但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前线的将领，都没有特别当真。有的时候，神宗皇帝有突发奇想，圣旨就发出去了，但是具体执行不执行，其实他也没有那么当真。

比如，大战之前的两个月，神宗突然指示熙河路的主帅李宪，说你那个地方不正好在黄河上游吗？那咱们为啥不打造一支水军呢？运兵运粮，甚至可以搞火攻啊。甚至连哪儿砍木材，哪儿招募工匠，都帮李宪想好了。指示得特别具体。

但是你懂的，在当时大宋朝的西北边疆，从来没有操练水军的传统，只剩两个月时间，要造船，要训练，怎么可能？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突发奇想。但是好在，神宗皇帝也就是这么一说，后来大家黑不提白不提，就权当没有这回事了。

我看有的书上说，神宗皇帝自从永乐城陷落之后，心神被重创，从此再也没有发动大战了。这个说法其实不太准确。仗确实是没有打了，但是神宗皇帝至死都是一个冲动型选手，脑子里经常会蹦出来各种奇思妙想。

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就是元丰七年的时候，他还写条子跟熙河路的李宪商量呢。咱们搞一次奇袭好不好？派一支人马，在兰州架浮桥，精兵过河，从上游突袭，直取西夏的首都。你看这话说的，“以本路预集选士健骑数万人，一发前去，荡除枭穴，纵不能擒戮大憝，亦足以残破其国，使终不能自立。”你听听这话的气势。后面还加了几句，就是当年西晋灭东吴，隋朝灭陈，曹彬灭南唐，用的都是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好啊！当然了，这个事儿还是没有下文，也幸好没有下文。

你应该感觉出来了：将领的心态是，只要皇帝您高兴，您就玩，我们尽量配合。而神宗的心态是：我比你们都懂，我给你们出主意，如果有用，那不挺好吗？我至少要让你们知道，指挥权还是在我手里，你们在千里之外的一举一动，老大哥都盯着呢。有这个感觉就行啊。

但实话实说，神宗皇帝还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他虽然勤于指挥，勇于发言，但是我在史料中从来也没有看到过，他特别蛮横地下命令一定要怎样怎样，不听我的我就要把你怎样怎样。没有。他对战场变化是有敬畏的，对前方将领见机行事的权力，是有基本尊重的。

还是回到五路伐夏和永乐城之战：如果说这场战争失败，就是因为神宗瞎指挥，其实有点夸大了。空间距离太远了，皇帝对战场的影响，有，但是很小。

我说到现在，你可能有点困惑了：这期节目，难道就是替神宗皇帝洗地？不怪他，那你说，五路伐夏和永乐城之败，到底怪谁？

问得好。这就是我今天特别想表达的了：观察一个历史现象，如果我们非要用因果思维来分析，非要找出一个单一的原因，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就拿这场战败来说，你可以拿出一张纸来，在上面列原因：后勤问题、情报问题、用人问题、瞎指挥问题、组织问题、训练问题、装备问题，从前线将领到后方皇帝，所有地方全有问题。当然，你还可以把这张纸反过来写，西夏那边要是总结为什么赢，也可以写一长串原因：皇太后英明、将士用命、坚壁清野这招好使，等等。

你会发现，用简单的因果关系来分析世界，容易让我们陷入原因的汪洋大海，或者是陷入一种荒谬的独断论。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文章标题：“因为老师当年的一句话，20年后他当上了院士”、“就这三招，他赚到了人生第一个一百万”、“饭后百步走、活到99”，等等。我们的周边充满了这种以偏概全的话语。

但是没办法。人类的大脑天然偏爱这样的表达。比如说，我们喜欢这样的句子：“一只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哇，好神奇的因果关系。但是，你只要跳出来一想就知道，这场龙卷风，不可能只是因为那一只蝴蝶。世上的所有蝴蝶、所有的昆虫、所有的活物、所有的山川河流、所有的长天大地，甚至来自遥远星系的一次电磁辐射，都有可能是它的原因。那么请问，到底哪个是最重要的原因？你会发现，在线性因果关系的思维下，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在哲学上，反省因果关系是不是客观存在，是一个非常悠久的传统。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读英国哲学家休谟的这本书《人类理解研究》。我们这里就不展开了。

但是，如果凡事不能归因，你可能会觉得憋得慌：那人类还怎么思考呢？又怎么能进步呢？

那就还让我们回到1081年，元丰四年的宋夏战场上，我们来看看，人类的失误和进步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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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现场

我们都知道，宋朝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时代。这不仅体现在对武将的防范、对文人士大夫的尊崇上，它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后果，那就是过于相信人类理性的力量。

比如前几年，朝廷要改进兵器的制造。负责的文官就上书说了这么一段话：原来呢，造兵器总是要去征询那些军人的意见，兵器是造给他们用的嘛。听起来合理，其实不然。那些武夫啊，见识太差了，固执，什么都不愿意改，所以啥都搞不成。现在，朝廷派我去管兵器制造，是因为我会打仗，擅长造东西吗？不是啊，是因为我能洞察事物的原理啊，我有学问啊。说白了，造武器这个事儿，虽然是打仗用的，但是反而得听我们文臣的。

说得有道理啊。他确实在这个岗位上干得有声有色，统一了武器的制式，提高了武器的性能。这不挺好的吗？

但是，这次宋夏大战惨败，事后总结经验，前线将帅就提出来说，那些兵器的性能参数确实很高，但是粗大笨重啊，稍微弱一点的军人根本就拉不开弓弩。这是这次失败的重要原因。你看，理论上的强和实际战场上的好用，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这种事情在战争史上是反复发生的。比如，我们以前经常说，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拥有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意思是以弱胜强。

但事实恐怕没这么简单。陈毅元帅就说过，美式装备的好处很明显，火力很强。但除此之外就都是缺点了。比如：第一条，美式装备结构比较复杂，对士兵的文化素质要求高。你想，当时的国民党士兵基本都是文盲半文盲，训练时间又短，复杂的装备反而裹乱；第二条，消耗弹药太多，这是需要庞大财力撑腰的，当时国民党军队也不具备；第三条，需要先进的运输系统配合，不然弹药就供应不上。你想想当时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的状态，给美式装备拖后腿啊。

所以你看，在理论世界用线性因果关系推导出来的结论，无论看起来多么的优美、完备、丝丝入扣、无懈可击，你都要把它放回到现实世界，再去接受无数的、复杂的、其他维度的因素的考验之后，我们才能知道它是不是立得住。是的。很多惨痛的失败，不是因为最初的设想错了、推导的逻辑错了，而是因为现实世界里有许多该死的、意外的“摩擦力”。

在1081年的宋夏大战的战场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比如，有一路大军，后勤粮草本来是够的，但是管后勤的人没有经验，运粮用的牲畜是驴。驴比较难管，放在队伍前面吧，乱哄哄，阻碍部队前进，放后面吧，还得派人护送。事后总结，这也是重要的失败原因。

再比如，为什么13万大军围攻灵州城18天，也没拿下来？说起来你可能不信，因为攻城部队没带攻城器械。也难怪，这个时候的宋军已经90多年没有打过硬碰硬的攻城战了，没有经验嘛。还记得前面说的，宋神宗听说种谔要攻城，就急眼了吗？上上下下是知道自己这边的弱点的。你可能说，大部队行动，不带攻城器械很正常，就地造嘛。但是等到了灵州城下，发现军中就没有会造器械的工匠，更要命的是：灵州城下压根就没有粗大的树木，有工匠也没用。所以，这场所谓的攻城战，根本就没有什么搭云梯、滚木礌石、箭如雨下那些场景。宋军这边喊，你们怎么不快快投降。城上的西夏军说，啊？投降？为什么啊？我们既没有反叛朝廷，又没有跟你打仗，对啊，你们没有攻城器械，根本就没有打嘛，投什么降？你说气人不气人?

再比如说下一年的永乐城之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水。有史料说，有一半的士兵是渴死的。所以我看很多人说，都赖决定在这个地方选址筑城的徐禧。他是一个文人，怎么懂打仗？哎，在缺水源的地方筑城，蠢哪。

其实这么说有欠公道。

你想，这是在大西北沙漠的边缘地带筑城，本来就缺水，建城选址当然是要在河边。但是，在夏天的丰水期，河水是要涨的啊。为了防止城池被河水泡坏，筑城的地点通常不会紧靠河流，要稍稍隔一点距离。那一旦城池被围，不就断水了吗？所以又会建一个专门用于保卫水源的 “水寨”。这是当时常用的办法。

但是，永乐城刚建成，西夏军队就过来了，很多建城的民工还没有走，这些人要进水寨避难，守水寨的军人一看，嚄！这么多人，进来得吃我多少军粮啊？不能放进来。那民工能干吗？我们得进城避难啊。他们手里还有工具，于是就开始挖墙。跟在民工后面的西夏军队等于是捡了个便宜，顺势就把水寨给夺了。

所以你看，永乐城缺水，不假，但这不是因为文人徐禧愚蠢，而是因为战场上的一个偶然的变量，让原来的规划突然失效了。要命的是，战场上的这类偶然因素，永远会有，永远也消除不掉。

那怎么办呢？难道就任由这种偶然性作祟，人类就什么规划都不做了吗？什么都干不成了吗？

那倒不是。

看到这一点，无非就是提醒我们：要学会把现实世界的多元性、丰富性、偶然性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智谋、理性、逻辑放在相对谦卑位置。不要搞什么毕其功于一役；不要动不动就发个狠、一把梭哈，富贵险中求；不要觉得我的计划既然周全完备，那结果就一定万无一失。

如果你目标是确定的，策略也是清晰的，那就盯死目标，日拱一卒，用长时间的耐力兼容掉现实世界里的那些从斜刺里杀出来的偶然因素。

大事往往都是这么办成的。回过头看，那些偶然因素不是没有来过，而是跟你的长时段坚持相比，它潮涨潮落，风过无痕而已。

就拿宋夏战争来说，1081元丰四年的这场失败，拉长了时段来看，不过就是一个小挫折，它一点也没有改变宋夏双方此消彼长的战略态势。到了后来的宋哲宗时期，胜利的天平继续向宋朝这边倾斜。1081年战场上的那些偶然性因素，大宋军队也渐渐找到了预防和破解的办法。如果不是后来金朝的突然崛起，大宋灭掉西夏，是完全有可能的事。

最后，说一个笑话吧。

有位同学是乐队里吹单簧管的。他们参加学校乐团排练的时候，用的都是以前学长们留下的乐谱，他就发现这些乐谱的某些段落上标着两个字：“低头”。这是啥意思呢？音乐里没有这个符号啊。他请教了很多音乐老师，大家也都不知道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等第一次演出的时候，他就懂了。

原来演奏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如果不低头，在他后面的长号，就会狠狠戳他一下脑袋。下回，他就知道了，这是真的要在现实世界里低下一头，而不是老在纯粹的音乐世界里琢磨这是什么音符。

对，这也是我们从1081年的这场失败的战争中看到的教训：理念世界固然美丽，但它也不过就是浸泡在无远弗届的广大现实世界里的一座小岛。

我们下一年，公元1082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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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本期节目，我们讲的是宋神宗五路伐夏的失败。我们反对的是凡事都要找个简单的因果关系，凡事都要强行解释个为什么。有一本书，是朱迪亚·珀尔写的《为什么》，副标题是《关于因果关系的新科学》。

里面有个段落很有趣：

> 在第100次读《创世记》时，我注意到了一个多年来一直被忽略的细节。上帝发现亚当躲在花园里，便问他：“我禁止你碰那棵树，你是不是偷吃了它的果子？”亚当答道：“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做伴的女人，她给了我树上的果子，我就吃了。”“你都做了什么？”上帝问夏娃。夏娃答道：“那蛇欺骗了我，我就吃了。”
> 众所周知，这种推卸责任的伎俩对全知全能的上帝不起作用，因此他们被逐出了伊甸园。但这里有一点是我以前一直忽略的：上帝问的是“什么”，他们回答的却是“为什么”。上帝询问事实，他们回答理由。而且，两人都深信，列举原因可以以某种方式美化他们的行为。他们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想法的？

你看，真正重要的，只是是什么，是事实本身，是人类为了强行解释，有时候甚至只是为了推脱责任，才说出了那么多为什么。

有时候，我们只是冷冷地看着事实，任由事实在复杂的因果中纠缠翻滚，这就已经是最好的思考。向古往今来所有冷峻地盯着事实本身，不匆忙地得出因果的智者致敬。

参考文献

（宋）李焘 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 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德）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

（英）大卫·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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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震华：《和战之间的两难：北宋中后期的军政与对辽夏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方震华：《将从中御的困境——军情传递与北宋神宗的军事指挥》，《台大历史学报》2020 年第 6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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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震华：《战争与政争的纠葛—北宋永乐城之役的纪事》，《汉学研究》2011年第29卷3期。

田志光：《宋太宗朝“将从中御”政策施行考——以宋辽、宋夏间著名战役为例》，《军事历史研究》，2011 年第2期。

范学辉：《宋人本朝军政体制论争试探》，《文史哲》2007年第4期。

范学辉：《“将从中御”始于宋太祖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李蔚：《略论北宋初期的宋夏灵州之战》，《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赵涤贤：《北宋元丰灵州永乐两次战役宋军死者人数考》，《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

孙方圆：《宋夏战争中宋军对饮用水的认知与利用》，《史学月刊》2019年第2期。

杨树：《解放战争是小米加步枪打败美式装备？美国货其实没那么神》，https://mp.weixin.qq.com/s/E4_0x6Edw-2T2KEhfs60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