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76年：哲人为什么当不了国王？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 1076 年，大宋熙宁九年，大辽大康二年。

上一年，也就是1075年的3月，王安石又被请回开封，再次担任宰相。距离他第一次罢相，只歇了九个月。相当于只放了一个长假，就又回来上班了。这次君臣相见，神宗拉着王安石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小人我已经帮你摆平了，爱卿你可以大展身手啦。”

确实，这次王安石回来，干事的环境表面上更好了。你就看宰相班子的情况：首相留给了王安石，次相是韩绛，参知政事王珪、吕惠卿，枢密使吴充，枢密副使王韶。这里面除了吴充和王珪，都是变法派的核心人员。而吴充是王安石的亲家，王珪是王安石的同年，这俩人都相对中立，至少不能算是激烈的反对派。有这么个班底，确实可以撸起袖子加油干点儿事了。

但是没想到，转过年来，到了这1076年，这个班子里的人走的走，散的散。到了今年的11月，王安石也再次罢相。啊？这就又走了？是的，一年多，又走了。而且这次走，就再也没回来了。

关于王安石这第二次罢相，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比较常见的一种说法，是因为神宗年纪大了，已经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君主了，所以不肯再听王安石的话了。

这只是个推测，你去看当时的史料，会发现很难得出这个结论。这次王安石回来，和神宗之间的相处模式其实没有变。他还是那么倔，一言不合就要辞职，必须得神宗皇帝服个软，他才肯出来干活。比如有一次，为了一件小事，神宗说，这事儿要不算了吧？王安石马上就怒了，朝廷每次要干事，就一定有人瞎哔哔，你就改主意，这样下去，还干得成什么事？我请病假，我不干了。神宗一看，又来了，只好派人去说，朕对你啊，一丁点儿的猜疑都没有啊，老天爷可以做证啊，你不要这样好不好？王安石这才起床干活。你要是听过我们前面的节目，对这个情节应该很熟悉。他第一次当宰相的时候，这君臣二人就是这么个“你要分手，我偏不干”的交往模式。

他俩有时候闹分手，闹得都出格。比如，今年2月份有一次，王安石也是闹着要辞职，神宗直接下令，让人把王安石的宰相官邸看住，不许他家有人带行李出门。我看你还怎么走？

那为什么到了这一年的11月，王安石还是走了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儿子王雱死了。这个“雱”字是个生僻字，上面雨字头，下面一个方字，形容雪下得很大的意思。王雱这一死，可不是一般的白发人送黑发人啊，王安石对王雱的感情是远远超越一般的父子之情的。王雱从小就聪明，一身的豪杰气质，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助手。王安石曾经对人说了一段自言自语的话：“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谁能继承我的位置，继续当宰相呢？”，一边说还一边掰着手指头数，数了半天，冒出来一句：“哎，还得是我儿子啊。”这说的就是王雱。你想，当宰相这事，可不是你一个大臣能定的。但王安石就这么自信，就这么钟爱自己的儿子。

现在，33岁的王雱死了，55岁的王安石还在，他是彻底心灰意冷了。所以，这一次他辞职，是真心实意地要走，而不是在跟神宗闹脾气。当时，神宗为了留他，已经不收他的辞职信了。王安石还特地给王珪写了两封信，说你帮帮我，你就跟皇帝说说，放我走吧。神宗一看，才知道这回是彻底无法挽回了，这才放人。

王安石也因此得了解脱。在离开开封之前，他去了一次佛寺，出门的时候，突然心有所悟，写下了一首诗：“江上悠悠不见人，十年尘垢梦中身。殷勤为解丁香结，放出枝间自在春。”说我这十年啊，就跟做了一场梦似的。现在终于解脱了。“丁香结”，这是中国诗词中的一个经典意象，丁香花的花苞像是一个结，这就有“缠绕、难解”的意思在里面，象征愁绪，李商隐不是有一句“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吗？王安石说，我的心结，我的愁绪，这一刻全部解了，我剩下来的生命力就像丁香花那样，要在枝头绽放出下一个春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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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文明之旅》一直有一个传统：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离开历史舞台，或者是去世的那一年，用专门一期节目跟他们告别。虽然王安石后面还有10年平静的晚年生活。但是1076年毕竟是他离开政治舞台的关键一年。那这一年，我们就来和王安石告别吧。

我们一边回顾王安石的人生，一边问一个问题：经常有人说，王安石搞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神宗最后撤回了对他的支持。那好，假如给王安石更大的、更绝对的权力，这场变法，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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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身份

我们先来问一个问题：王安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问题特别难回答。别的有争议的名人，像秦始皇、曹操那样的，优点缺点就摆在那里。对他们的评价不同，不过是对不同侧面的强调，是“五五开”还是“二八开”的问题。

而王安石不一样。对他的评价，经常是从一个极端摆动到另一个极端。有人说他是千古第一完人，也有人说他是祸国殃民大奸臣。别的不用看，仅仅是宋朝，仅仅是宋朝的皇帝，对王安石的评价就天上一脚，地上一脚。我们来简单捋捋：

神宗对王安石，那当然是最好的。用他的时候，称他为“师臣”，你既是我的臣子，也是我的老师。即使罢相之后，神宗对他也是经常慰问，赏赐不绝。神宗是一个心思特别细的人，他为退休后的王安石还做了两个特别的安排，一是派了王安石亲信的吕嘉问去做了江宁知府，还把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调到江宁任职，两大地方官护着你一个人。你就说，君臣一场，皇帝对他做到这个份儿上，是不是也算可以了？

神宗死了，王安石也死了，但是没想到吧？王安石的政治地位居然还在上升。到了宋哲宗时期，他配享宋神宗的宗庙；到了徽宗时期，他又升一格儿，配享孔子，仅次于颜渊和孟子，地位就这么高，而且还被追封了一个王爵。这是王安石历史声誉的最高峰。

然后就一路走低喽。宋高宗建立南宋，开始贬低王安石。配享神宗，停了，追封的王爵，也撤回了。到了宋理宗时代，淳祐元年，也就是1241 年，你想，这都什么时候了？都过去快200多年了，那时候的皇帝宋理宗还不解恨，送了王安石一个称号，叫“万世罪人”：北宋灭亡，都赖他。这真是到了谷底。此后几百年，王安石就基本维持着这么一个祸国殃民的奸臣形象。直到清朝末年，梁启超给他翻案，他才重新成了正面人物。

王安石还是那个王安石，为什么对他的评价会有这么大的波动？很简单，因为对后世来说，王安石就是一个符号，一个搞改革的符号。

但凡一个时代要强调自己继承传统的那一面，王安石就会成为大逆不道的象征。对啊，你居然敢讲“三不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你这是要翻天啊。富弼当年听说这话，就有个忧心忡忡的评论：天命不足畏？这皇帝，能够畏惧的，也就是一个天了。如果皇帝连天都不怕，什么坏事做不出来？谁跟皇帝说这话，必是奸臣无疑啊。你听，富弼的担心是不是也有道理？当传统的价值凸显的时候，王安石搞的那一套当然就很负面。

但是反过来，如果一个时代要强调变革、创新的时候，王安石又会被推出来，作为改革家的符号。梁启超为什么要写这本《王安石传》替他翻案？因为那是清朝末年，又到了一个需要勇气，需要冲破一切的大担当的时代的了嘛。你看梁启超夸他这话：“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要是在中国历史找一个完美的人，那就是王安石。这也未免夸得太狠了。但没办法，时代需要你王安石了，还得劳烦你出来走两步啊。

中国的传统史学就这样：是以对人物的评价为核心的。一部二十四史，里面主要琢磨的，就是谁是忠臣孝子？谁是奸雄恶棍？一个个地摆出来，要么是后人的榜样，要么是后人的借鉴。那后人呢？也不傻。后人也不会照搬既有的评价，后人也会根据时代的需要，重新调整给古人打的分数。所以，王安石就会这么忽上忽下。

好在我们这个《文明之旅》节目，从来不以褒贬为己任，我们想做的只是“解释”：解释人类今天的文明成就是怎么积累起来的？解释人的行为和观念何以如此？所以我们不给王安石打分数，我们要跳出圈外，力求看到另一个王安石。

请注意，用“功过”“成败”“忠奸”这些尺子来衡量王安石，不管你的结论是什么，你其实都是把王安石看成了一个政治家：被重用，搞变法，失败了。九个字好像把王安石的一生就总结完了。

其实，这个角度，把王安石看小了。

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他在历史的水下，还有一个更显赫的身份，那就是儒家的大思想家，大经师。“经”是四书五经的“经”，“师”是老师的“师”。比如西汉的董仲舒、东汉的郑玄、北宋的程颐、程颢、南宋的朱熹，只要是做过儒家经典的阐释和研究工作的人，都可以叫经师。

对啊，你想，变法工作他才做了几年？从熙宁二年干到熙宁九年，即使不算中途罢相一年，满打满算，这个宰相他也不过干了8年。

而你放眼他生命的此前和此后：王安石是1042年，就是宋仁宗庆历二年中的进士，在进京变法之前，一直在各种地方官的任上转来转去。那他这段时间主要在干什么？当官，但是主要精力都在学术研究上。如果你生活在宋仁宗时代的后期，就是嘉祐年间，你听说的王安石可不是什么官员，而是一个著作等身的大思想家。尤其是他写了一本《淮南杂说》之后，已经被看成是孟子那样的人物。学术地位就高到这个程度。到了他出山前夕，他在江宁讲学的地方，已经门庭若市，大量年轻学生从各地赶来听他讲学。

这是什么派头？熟悉儒家历史的人知道，这就是儒家大经师到了一定地位之后，设帐讲学的派头。相传东汉时候的马融，跟着他学习的学生经常有上千人。他讲课的时候，坐在高堂之上，挂起深红色的纱帐，前面教授学生，后面女子乐队奏乐，学生们按次序来请教，因为人太多了，所以很多都是只能听马融的弟子讲课，真的能到马融面前听讲的人非常少。王安石当然不搞什么女子乐队那一套，但是那种名动天下，众人仰望的状态，是差不多的。

这是王安石当宰相之前的状态。我们再看他这一年卸任之后的状态。按说，一个官僚都下台了，还能有什么影响力？但是别忘了我们说的王安石的底色，官僚只是他的短期身份，他真正在江湖上扬名立万的资本，是他作为一个大经师的名望。

所以他罢相之后，影响力又持续了上百年。直到宋孝宗的时候，这已经是南宋的第二个皇帝了，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你看，这可是100年之后了，这个时候王安石的很多荣誉称号，什么配享神宗，什么舒王，都已经没了，但是这一年，居然还有人打报告给朝廷，说我们能不能不用王安石的学说来作为科举的标准？这说明啥？说明王安石的思想，还是当时儒家的标准答案。又过了60多年，到了宋理宗的时候，就是送给王安石“万世罪人”称号的那个皇帝，王安石才正式被从孔庙里面搬出来，他作为孔子正宗传人的地位才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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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王安石的学术思想的生命，远远长于他的政治生命。

这里我要插一句话：过去我们提宋代的思想史，往往只提什么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加上南宋的朱熹和陆九渊。好像程朱理学、陆九渊的心学才是宋代学术的代表。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是理学在南宋后期崛起之后，有意遮蔽的结果。

我手里这套大书，《宋元学案》，这是黄宗羲编的一本学术史著作，从宋代到元代，一共收了2000多个学者，将近100个学派的资料在这里面。王安石在里面什么地位？黄宗羲最早编这书的时候，压根都没提过他。是全祖望，作为后继者编这套书，才把王安石补进去。补在哪里？全书100卷，补在倒数第三卷，而且用的名字也不是某某学案，而是“荆公新学略”，王安石有一个封号是“荆国公”，所以，荆公新学指的就是王安石的学问。你注意一下这个“略”字，就是附在最后，简单说说得了的意思。

但其实呢？如果你是一个宋代人，你会看得很清楚：从熙宁年间到后来的南宋初年，王安石的“荆公新学”，是作为朝廷的官方意识形态的，风行天下60多年。此前的，什么汉唐时代的人对儒家经典做的解释，全都不算数了，只看王安石的解释。科举考试，王安石的学说就是标准答案。

所以你知道了，这本《宋元学案》和后来的很多书，说宋代思想但不提王安石，是一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偏见。

好了，如果你接受了王安石的这个“大经师”的新身份，你就理解了：为什么宋神宗上台之后，要急匆匆地提拔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王安石来主持变法。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王安石非常能干，在当地方官的时候政绩卓著。看得出来，他有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和手腕。但是另一方面，王安石已经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通过学术思想，为自己养出了一个巨大的声望。这个声望，可不是一个当世的官僚所能有的，而是被几千年的儒家道统所加持的声望，危乎高哉。当时司马光就说过一句话嘛：王安石负天下大名三十年。天下的人，不管远的还是近的，也不管认不认识王安石的，都说，王安石不当宰相便罢，只要当了，马上就是太平盛世，老百姓都要受到恩惠。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中，历来就有两条上升通道。一条是按照当时的官场规矩来，一步一磕头地往上升迁；还有一条路，就是不去当官，而是先在江湖上养成自己的声望。当你的声望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皇上都不好意思不请你出山。其他人也会在旁边跟着喊：“先生不出，奈苍生何！”你不出来干活，天下的老百姓可怎么办啊？这就是所谓的终南捷径。

所以，我们看到的王安石的故事，可不是什么职场剧，一个能干的人被皇帝提拔了。真实的逻辑是：王安石用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漫长的时间堆出了一座巨塔，虽然官位不高，但是江湖声望把他推到宋神宗面前。

到这个时候，宋神宗如果想搞变法大业，想用一个有能力、也能让官僚集团服气的人来当宰相，除了王安石，事实上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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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经师

我们说了半天：王安石是大经师、大学问家、大思想家。那他到底有什么了不得的思想啊？

说清楚这一点很难。

一方面，要想理解王安石的思想，得回到儒家经学的传统中，什么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什么性、命、心、气、理，这些概念，我们今天的人非常隔膜。

另一方面，王安石当年的很多著作，都没有流传下来。比如刚才提到的那本《淮南杂说》，就是一出来就风行天下，很多人惊呼这是孟子再世的那本书，现在已经看不到了。王安石其他注解经典的书：《易解》二十卷、《尚书新义》十三卷、《毛诗新义》二十卷、《礼记要义》二卷、《孝经解》一卷、《论语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还有什么《老子注》二卷、《庄子解》四卷、《维摩诘经注》三卷、《金刚经注》一卷、《楞严经解》十卷、《华严经解》一卷，王安石注解经典的主要著作，都全部或部分地失传了。所以，他作为一个大经师的主要学术观点，我们已经看不到全貌了。

这里，我就借北大历史系的邓广铭先生的一篇文章，跳出儒家经学的范围，来看看王安石的学术创新到底体现在哪里。

到了唐朝的时候，儒家经学其实已经衰落了。一方面是自己不争气，天天搞那种寻章摘句学问，一字一句地解释经典，然后再把解释经典的话再做一番解释：经里面写传，传下面做注，注还要补上一个“笺”，笺完了再写“疏”，后面还有什么“正义”“集解”。等等。在几本经文里打转，儒家思想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生命活力的东西。另一方面呢，是佛家和道教的竞争和冲击。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很多问题，生死问题、世界观、宇宙观问题，你儒家不回答嘛，佛家和道家就填补了空白。

所以，从唐朝后期开始，像韩愈、李翱，包括宋代的欧阳修，都想着要振兴儒学。那他们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骂佛家和道家啊。站在我的阵地上，向对面扔炮弹：我好，我对，你不好，你不对。

那你想，这种策略的效果肯定有限。某种思想之所以能出现，能够站稳，能够有市场，一定是因为它解决了某些问题，适应了某些人的需求，靠打击、排挤和否定这些思想，是消灭不了它的。

那怎么办呢？更高级的策略就是，干脆把对方的地盘也占过来。我们一起来解决问题，过程中需要用到什么资源，我管是你的还是我的，拿来就用。谁把问题解决了，谁就是胜利者。是的，王安石在儒家经学史上的地位，就是因为开创了这套策略。

熙宁二年，神宗启用王安石，对他说，别人以为你只是个大经师，不会操持具体的政务。他们都不懂你。王安石说，对啊，有思想有学问，是为了干具体的事儿啊。

为了学以致用，那什么东西好，我就用啊，我才不会把自己困在儒家经典的地盘里呢。有一次，王安石就公然对神宗皇帝说，我看佛门的书，有的话讲得很好，跟儒家经典的道理是通的。神宗回应，对啊，佛祖虽然是西域的人，那不也是人嘛，语言不一样而已，道理还能有什么不一样？王安石说，对啊，只要符合义理，我管它是谁说的？

所以你看我刚才念的那些书目，王安石不仅给儒家经典做注，还写过大量的佛家道家经典的注解。

不仅是佛家和道家，儒家的老冤家，比如杨朱，比如法家，这都是儒家一提起来，就痛心疾首的，就要骂他们“无君无父”“禽兽”的学派，王安石也是照样拿来就用。

邓广铭先生的论文里，说了一段俏皮话。大概意思是：别人看来，这是什么“援佛入儒”“援道入儒”“援法入儒”，就是把其他学派的东西掺和到儒家来了，那儒家不就不纯粹了吗？邓先生说，你看看你们用的这个字，“援”，援助的援。儒家经典是怎么用这个字的？《孟子》不就说了吗？男女授受不亲，对的，这是礼数，但是你嫂子掉井里了，你不拉一把？“嫂溺援之以手者”，这也是对的。你看这里的“援”字，就是援助，拉一把的意思。王安石这就是看着儒家掉井里快淹死了，就像看见嫂子掉井里一样，用别的思想资源拉他一把，这是救儒家呢，有什么不可以的？

这就是王安石学术在思想史上的功劳啊，当然了，有功就有过，王安石的这种逮什么用什么的作风，有的时候也会导致牵强附会。

比如说，他有一个另辟蹊径地做学问的方式，就是从汉字的字形来理解义理。他觉得，别以为字是人造的，那也是自然的，一定符合天道，背后一定有道理。

南宋的朱熹曾经就描述过王安石的这种如痴如狂的状态，说他在一个禅寺中，自己睡在禅床上，床前摆上笔墨纸砚和灯。经常倒在禅床上睡一会，突然就起来写一两个字，你看他根本就没睡着。有点魔怔。文字嘛，哪有那么多深层的义理？王安石非要每个字都作解释，还有前后贯通，这不就牵强了吗？

宋代关于王安石解字的段子特别多，我随便举一个：王安石把“才”“工”、和“士”，三个字放在一起比较。这三个字除了都是三笔写成的，也没啥联系吧？王安石说，哪能没联系呢？他这么解释：先看“才”，人有了才，就能四通八达，所以中间这一竖，上下都出头。“工”呢，就是人的器具罢了，所以这一竖上下不出头，大概就是说“工”没有主观能动性吧。“士”这个字，还没有达到“才”的地步本来也没法四处通达，但是又因为一心追求天道，所以可以向上通达，这一竖就出头了。你听听，是不是有点牵强？

不仅是说文字，王安石的学问，很多地方这种穿凿附会的痕迹。朱熹还举过一个例子。你要是读过佛家的《心经》，最后有这么几句咒语，“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王安石说这揭谛两个字，这就是揭示了做皇帝的道理。朱熹说，你看，又胡说，这就是印度的梵语，你非要解释个意思出来，你这是何必呢？

没办法，我们不能用现代学术的标准来要求王安石。他为了解决他那个时代的问题，急了，什么招儿都用，也可以理解。但这也正是王安石的可爱之处，所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我沉浸在自己的问题里，对一切学术和思想资源都采取开放的态度，我倒是要看看，在我这一代人的手里，用了这么多新东西，能不能为儒家闯出一个新局面？

将来，我们《文明之旅》节目到南宋的时候，谈到理学和心学的时候，你会发现，王安石闯出来的这条路，以另一种方式开花结果了。这是后话，先按下不提。

我们还是回到王安石这个人身上那个最大的谜题：你学问这么大，思想这么深，声望那么高，为什么最后王安石变法却没有搞成呢？

我之所以花这么长的时间为你还原王安石“大经师”的身份，介绍他的学说，其实是想请你注意一下这背后的假设：一个人有思想，有学问，那他就一定能治理国家吗？

按照儒家经典里的观点，对啊，当然能啊，从格物、致知，到正心、诚意，然后修身、齐家，最后就是治国、平天下，这不是一个滑梯吗？做到前一个，自然就有后一个啊。一个人思想境界上去了，行动能力不也就上去了吗？

你再想想，这个假设真的成立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了，也许王安石身上的那个千古谜题也就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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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王

刚才我们说，王安石身上有一个千古谜题。什么呀？就是他那么学富五车、道德高尚，这两点从古到今没人否定过，那为什么他主持变法还是失败了呢？

解释很多。包括我们前面节目讲过，这场变法的真正主导是神宗皇帝，根子在他身上。中国历史上，以大经师的声望被捧上宰相位置，以思想家的高度主持一场变革的，王安石还真是独一份。他的观念、行动、偏好，对变法同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还是可以从王安石的角度来找找原因。

王安石当年一见神宗。神宗说你要帮我搞改革哦，王安石说，你要是想用我，不能着急，你先去看看我的书，对我的学问思想原原本本地学透了，不怀疑了，然后你再用我，改革也许就能有点小成就啊。你听着口气大的。但是神宗皇帝对这一点是认的。他也对王安石说过，你来当这个宰相，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功名利禄，你就是因为有思想，有道术，可以给天下带来福祉。你看，这君臣二人是有默契的：这场改革之所以用王安石，不是因为别的，因为你有思想高度。

如果跳出中国文化的语境，这个话你听着是不是有点耳熟？对，西方也有这个观念传统。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其实有类似的表达：“除非哲学家成为城邦中的国王，或当今被称为国王和统治者的人能够真正且充分地从事哲学，否则，我认为，无论城市还是整个人类，永远不会摆脱灾难。”

这就是柏拉图哲学里面的著名结论：“哲人王”，哲学家要当国王，这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

但是，王安石的故事也许就在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思想家、哲人真的成了治理天下的王，那也许才是灾难的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哲学家和政治家，这不仅是两种身份，这还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

哲学家思考世界，思考的是世界的本质。他们会用精准的概念、严密的逻辑、直达事物的核心，要简洁、要纯粹、要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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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政治家思考世界，就没那么在乎世界的本质，他们思考的是问题的解决方案。要解决问题，那就要左右权衡、让步妥协、规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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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两种思维方式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在于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的态度。哲学家要优美，要简洁，所以要剥离掉现实世界的全部复杂性。而政治家在丛林中小心翼翼地前进，一着不慎就满盘皆输，他追求的反而是要能纤毫毕现地看到现实世界的全部复杂性。所以，政治家才能理解尼采说的那句话：“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曲折地接近自己的目标。一切笔直都是骗人的，所有真理都是弯曲的”。

比如说，美国总统林肯，我们对他的印象是：了不起，带领北方，打赢了南北战争，解放了黑奴。这当然没错，但是你去看细节，林肯是因为他在观念上是一个废奴主义者，所以才这么干的吗？

当然不是。南北战争是1861年开打的，但是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是1862年发布的。那林肯对废除奴隶制是什么态度呢？他自己有一封信说得很明白：

> 我进行这场战争的首要目标是保存联盟，而不是拯救或是摧毁奴隶制。如果我能够在不解放任何奴隶的前提下保存联盟，我会那样做；如果必须解放所有奴隶才能保存联盟，我也会那样做；如果只能解放一部分，保住联盟，我同样会这样做。

你看，这是政治家的典型行为方式，为了目标，为了解决问题，用什么手段都好说。1862年，为什么他会发表《解放黑奴宣言》呢？这不是什么政治态度，这就是在当时情况下的一种战争策略：宣布解放南方的奴隶，这是慷南方之慨啊，鼓励南方的人叛逃，到我这里参军，至少也能起到破坏南方经济的作用，何乐而不为？

你可能会说，这是不是在故意曲解伟大的林肯总统啊？不信你去看《解放黑奴宣言》的原文：“自 1863 年 1 月 1 日起，凡在反叛美利坚合众国之州或部分地区中所持有的奴隶，从此日起将获得永久自由。”你听听，是反叛的州和地区。林肯还怕有误解，把什么叫反叛州和地区都列出来，细到每一个教区。换句话说，林肯是在“我们打不到的地方”宣布奴隶自由，而在“我们打得到和朋友拥有的地方”继续保留奴隶制度。你看，这就是为了赢得战争而施行的策略。

但是请注意，我这么说，一点也不会减损林肯作为黑奴解放者的声誉和地位。这就是政治家行为的正当方式。不这样做，他就不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人。

而如果是一个哲人当了政治家呢？他们脑子里的正义、原则，往往是绝对的，至少是不肯在现实的泥泞中摸爬滚打曲折前进的。

王安石去世之后，司马光对他有一句评价，请注意，这个时候司马光可是王安石的铁杆反对派，但还是说了一句厚道话，他说王安石这个人没什么毛病，就是执拗。对呀，一个思想家可以执拗，人生只为一个大道理而来；可是一个政治家，如果手里只有一个单一的原则，用一种执拗的态度，怎么对付得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哦？

我们就不再提他变法过程的那些事儿了，我们就看他最著名的那篇小短文《读孟尝君传》吧。他说，孟尝君也算能招揽贤士吗？如果他能招揽到一个贤士，他就可以君临天下。他招揽的那些人，都是鸡鸣狗盗之徒啊。那些人来了，真正的贤士就不来了啊。

文章写得很精练，只有四句话，八十八个字，千古名文哪！听起来也很有道理。

但是你不觉得吗？这里面很可能有两个错误的估计：第一，他高估了所谓的贤士、思想家的价值。打败秦国、君临天下这样的事，真的靠一个贤士、一个哲学家就能做成吗？另一方面，他也严重地低估了鸡鸣狗盗之徒。在泥泞的现实世界里，能为我所用的每一分力量，都无比宝贵。

今天我们《文明之旅》节目要送别王安石。但是，这一年并不是他生命的终点，他还要在江宁度过人生中平静的最后十年。晚年王安石，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儿了，每天骑着一头驴，四处转转。

有一天，他来到一所寺院。遇到几个读书人正在畅谈文史，激烈辩论。王安石默默地在旁边坐下，一言不发就听着。过了许久，终于有一个人发现了这个奇怪的老头，上前问他：“哎，老人家你也知道《尚书》吗？”王安石只是点点头，说知道一点。这个人又问他：“敢问大名啊？”王安石拱手说：“我叫安石，姓王。”给这群人吓一跳，惭愧地低着头跑了。

你看，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段落里，报出《尚书》两个字和王安石的大名，还是有这样的威风。不知道王安石会不会后悔？如果他这一辈子，只是读书、思考、写作、著作等身、名高一时，而不是下山到红尘中大闹一场，这一生会不会更好呢？

这就是公元1076年，我试图让你看到的一个可能会让你有点陌生的王安石。我们下一年，公元1077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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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公元1076年，节目的最后，我还是想致敬王安石，以大经师身份入主朝政，试图用理念重塑世界，虽败犹荣。

读中学的时候，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吧：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说得多好啊，“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谢谢王安石走了一条艰难的，少有人走的路，中华文明的人格宝库里，多了这么一个不折不挠的拗相公。向走得足够深足够远的王安石致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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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黄宗羲著：《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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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美] 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年。

梁白瑜：《王安石父子短暂附享孔庙的背后博弈》，《文史天地》2023 年第 10 期。

漆侠：《王雱：一个早慧的才华四溢的思想家》，《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4 期。

邓广铭：《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附说理学家的开山祖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