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66年：说话的人和做事的人有何不同？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66年，大宋治平三年，大辽咸雍二年。

这一期，我们继续来聊“濮议”。什么是“濮议”？简单说，就是现在的大宋天子宋英宗，能不能管自己的亲生父亲濮王叫一声爸爸？他是过继给宋仁宗当儿子，然后才当的皇帝，现在又要回去认亲生父亲，这事儿合适不合适？就这么个事儿，大臣们分成两派，一派是负责日常政务运行的宰相班子，另一派是负责给朝廷提建议的台谏官，这两派发生了激烈争论。这就叫“濮议”。

到了1066年的2月，争论已经持续了二十个月，突然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仁宗的皇后、现在的曹太后出手了。她从宫里面递出来一张纸条子，说这事我就做主了：就让皇帝管濮王叫亲爹，尊濮王为皇帝吧！你看，曹太后不仅同意英宗管濮王叫爹，还送了一个顺水人情，说你还可以追封你爹为皇帝。

请注意，仅仅六个月前，曹太后也曾经从宫里面递出一张条子，说，谁提出这么个议题？皇帝管濮王叫爹？荒唐！这个题目就不该提出来！把宰相数落了一顿。

而现在，太后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就把所有的濮议反对派们给整尴尬了。原本，他们是打着仁宗和曹太后的旗号反对英宗认回亲爹，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欺负太后，对太后不孝。现在好了，曹太后自己出面说可以，你们还能有啥话说？

英宗马上借坡下驴，发布诏书：说我称濮王为亲爹，你们都听好了，这是老太后的意思，我是听她的话才这么办的。不过呢，追尊濮王为皇帝的事，就先算了吧。

当然，濮议的反对派们也没有那么容易就善罢甘休。老太后答应了？会不会是宰相韩琦、欧阳修这些人勾结宦官，给曹太后下了迷魂汤？或者老太后被胁迫的？而且，她是一个女人，又没有垂帘听政，这条子算什么？无效！反对派继续发言，奋勇战斗。

紧接着，大宋历史上一个名场面就诞生了：台谏官几乎被一锅端。

当时台谏官一共是九个人，其中两个是被临时拉上来凑数的，上任还没两个月，他们没有掺和到濮议中，剩下的七个台谏官，在濮议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都是铁杆反对派。其中，司马光前不久调任了龙图阁学士，没有受到处分。还剩六个人：有三个人，吕诲、范纯仁、吕大防被罢去台谏官职位，外放州县官。还剩的三个人当时正在出使辽朝。过了一个月，等这三人回到开封，说，我们也坚决要和吕诲他们共进退，要走一起走。这是最后还要争一争的姿态。朝廷也没含糊，走就走吧，把这三个人也罢了官，请出了开封。

这可是大宋朝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因为一场争论，台谏机构几乎被一把清空了。台谏机构是干嘛的？就是负责给皇帝提意见的。皇帝拒绝听意见了，那不就是昏君了吗？

你可能会想，一定是英宗本人任性妄为，干出这样不体面的事。慢着。这就多少有点错怪英宗了。我们来看当时的历史记载：当时，当双方争议最激烈的时候，是宰相群体给英宗出了一道单选题，说宰相跟台谏官没法共存，要么宰相走人，要么台谏走人。你看着二选一吧。英宗犹豫了半天，这才做出赶走全部台谏官的决定。英宗还特别嘱咐了一句，对台谏官的惩罚不要太重，差不多得了。

你看，濮议不只是皇帝和台谏官的矛盾。牌桌上还有一拨人，那就是宰相班子，具体说就是宰相韩琦和参知政事副宰相欧阳修。而且，他们才是真正和台谏官撕破脸搞对立的一方。

这就让人奇怪了。韩琦、欧阳修当年可都是做过台谏官的，而且他们后来在士大夫群体中的美誉，很大程度上都源于他们直言敢谏。尤其是欧阳修，他最大的长处就是善于议论。在当时的人看来，他就是宋朝台谏官的宗师，宋朝朝堂上敢于提意见的风气，就是他带出来的。现在，他们两个竟然亲自下场赶走台谏官，这是为啥？

好，这一期，就让我们来解个闷，看看韩琦、欧阳修为什么不惜破坏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直言极谏的传统，也要站到台谏官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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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的心事

宰相韩琦和欧阳修，为什么站到了台谏官的对立面？

我们首先排除一个因素：这肯定不是个人恩怨。

从人际关系上说，韩琦、欧阳修原来跟司马光这些台谏官的私交不错的。尤其是欧阳修，岁数资历都摆在那里，他比台谏官这些人都至少大上个十几岁，而且作为文坛盟主，欧阳修又有提携年轻人的习惯，对濮议中的著名反对派，司马光、吕公著这些人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推荐之恩。

甚至，像韩琦跟范纯仁之间，那简直是情同骨肉的关系。因为范纯仁是韩琦当年的战友范仲淹的儿子。后来台谏官范纯仁攻击宰相韩琦的时候，韩琦在情感上受不了，他说，“我和范纯仁的父亲范仲淹，是兄弟般的感情，所以我向来把范纯仁看成是自己的子侄辈的亲人哪。他今天这么恶毒地攻击我，他是怎么忍心的？”

所以你看，濮议闹得那么难看，肯定不是因为个人恩怨。那就还有一个可能：濮议这件事的是非确实非常模糊？两派不过是在非常顽固地各执己见？

但是，我读这段史料，有一个强烈的感觉：除了宰相班子里的几个人，韩琦和欧阳修，整个朝野上下的意见非常统一，几乎全都是濮议的反对派。我们今天虽然不再关注濮议中的是非问题，但是在当时，这个是非还是有共识的。

怎么见得这就是“共识”呢？我举个两个侧面的证据。

一个是苏轼的态度。你想，苏轼和欧阳修是什么关系？那是门生和老师的关系啊。欧阳修是对苏轼不遗余力地提携，甚至是要把文坛盟主的衣钵传给他的人。所以苏轼一生都对欧阳修感恩戴德。但是苏轼对濮议是什么态度呢？

这一年的苏轼，因为父亲苏洵去世，他要回四川守孝，所以没有直接参与濮议的辩论。但是，三年之后，苏轼在一封奏疏中，还是间接表明了态度：“濮议期间的是非是有公论的，台谏官是为公论而争。”苏轼说这番话的时候，已经是宋神宗的熙宁二年，濮议的风波已经过去，而且欧阳修也还健在。他能这么说，可见濮议的是非，当时是有共识的。苏轼也不能瞪眼说瞎话。

我还有一个侧面的证据，来自司马光。司马光是濮议中的第一个反对派。但是，在濮议的过程中，他调离了谏官的岗位，所以，后来台谏官全体被赶出开封的时候，他既没有发言的责任，也没有共进退的义务。但是，司马光事后还是几次上书，要求朝廷把自己也罢黜了。司马光是这么说的：我是濮议最初的反对派，现在就留我一个人在开封待着，我实在是没脸见人。我现在白天也吃不下饭，晚上也睡不着觉，进办公室，看见人我就惭愧，出门，遇到路上的人我也是惭愧。我也算是一个珍惜名节的人，这么被人戳脊梁骨，我是连人都做不成了。你们还是赶紧把我贬谪了吧。

你听听，到了这个时候，他争的已经不是事情本身的是非了。而是：如果我不和台谏官一起被贬，已经关乎到我立身的名节，我在整个士大夫群体里抬不起头。从司马光感受到的压力来看，濮议的两边阵营，已经不仅是宰相和台谏官了，而是宰相班子和整个士大夫群体了。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在当时士大夫的观念里，濮议的是非是明确的，是有共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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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奇怪：这韩琦和欧阳修，也是士大夫出身啊，他们和大家也是共享同样的价值观啊，怎么大家都拼命反对的事情，只有他们赞成呢？而且是拼命赞成，毫不退让呢？

如果换了别的人，那也好解释：奸臣呗，为了讨好宋英宗，甘当皇帝的打手，就是想往上爬呗。但他们是韩琦、欧阳修啊，无论是人品还是能力，都是在大风大浪中检验过的。当年庆历新政时期，他们那么年轻，都可以不计个人荣辱，为了自己的信念理想猛打猛冲。现在老了，功成名就、位极人臣，反而会为了讨好皇帝，甘当奸臣，站到天下士大夫的对立面？这个解释说不通吧？

那我们今天就试着提出一个解释，您听听有没有道理？

我们先来看看韩琦和欧阳修现在的角色。韩琦是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右仆射、封魏国公，就是首席宰相。而欧阳修是参知政事，是协助宰相处理政务的副宰相。好，我请你设身处地想象，过去几年间，如果你也是大宋朝宰相班子的一员，你的首要的执政目标是什么？

非常清晰：就是完成好政权在两代皇帝之间的过渡。

这个任务非常艰巨。首先，英宗不是仁宗的亲生儿子，这本身就给政权交接带来很大的变数。而且，仁宗在位42年，大多数朝臣这一辈子只知道这么一位皇帝，太习惯了，太有感情了，现在换了新天子，难免有各种不适应。

所以，过去几年，你真是操不完的心：你先是得不断地跟仁宗较劲，劝他立皇子；接下来，仁宗去世，你得护着英宗顺利当上皇帝；英宗继位以后就生病，你得一边请曹太后出来垂帘听政，一边又得想着及时让曹太后还政。

说到曹太后，这里面其实还有几个非常凶险的时刻。

上一期节目，我们说过一个非常蹊跷的事：有个宫女为了少几顿打，多吃点好吃的，就诈称怀了仁宗的龙种。如果这是真的呢？如果她真的为仁宗生了一个男孩，一个遗腹子呢？会不会威胁到英宗的皇位？不知道。但事实是：曹太后把这件事瞒得严严实实，好吃好喝养着这个宫女，直到事情败露。你说太后这是想干嘛？真的说不好啊。

还有，曹太后曾经派人给宰相韩琦带了封信，信里记的都是英宗在后宫犯的过错，这是在宰相面前告皇帝的状啊。韩琦怎么处理的？韩琦当着使者的面，就把信烧了，然后对使者说：“请你回去禀报太后，皇帝生病了嘛，言语行为有点过失，很正常，不足为怪啊。”

还有一回，曹太后问宰相，说汉朝的昌邑王是怎么一回事啊？这句话一出口，那真是晴天霹雳。昌邑王是谁？是汉朝被废掉的皇帝。曹太后问这个问题，用意非常明显，就是试探宰相的口风，看有没有可能把英宗废了。这是电光石火的瞬间，宰相只要略作犹疑，下面事态的发展就不好说了。韩琦先是装傻充愣，就反问曹太后，汉朝的昌邑王有两代呀 ，您指的是哪位？曹太后马上就清楚韩琦的意图了，也就不说话了。韩琦乘胜追击，反问太后：这事您听谁说的呀？曹太后慌了神，赶紧说，我只是老早听过这么一耳朵，什么意思都没有哈。

过了一些日子，曹太后又来了，说我昨天做了个梦，梦到英宗在庆宁宫，大孙子倒是骑着龙上了天。这个庆宁宫，是英宗做皇子时候的住所。这其实是曹太后在暗示宰相，能不能让英宗退位，让他的长子，也就是未来的神宗提前即位。宰相韩琦听了以后，继续装傻充愣，说英宗要是回原来的住所，可能是他身体康复的征兆，哎呀，这个梦做得好！

你可能会说，这老太太要干嘛呀？不就是和英宗闹点矛盾吗？至于天天琢磨着废掉他吗？

不能这么说。英宗当时病了，而且很明显是精神性的症状，不认识人，而且胡言乱语嘛，这种情况下，曹太后作为仁宗的遗孀，为老赵家的花花江山着想，想换个合适皇帝，或者至少做一点准备，不能说是出于私心。

但宰相为什么又坚决不能同意呢？对于皇权政治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皇帝本身的能力，而是皇位的合法性。皇帝有合法性，就能给天下稳定的预期，政权就能稳定运行。如果以皇帝生病或者没有执政能力不行为由换皇帝，那可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甚至是打开了一个魔鬼的盒子，以后的野心家可就多了一个篡位的理由。所以对于宰相来说，这个时候，一动不如一静。既然英宗已经是合法的皇帝，那就要尽可能保住英宗。

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选贤任能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古代社会不是这样。商朝的继位原则是兄终弟及，而周朝改成了父死子继，而且是嫡长子继承。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里说，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创新。为什么？万一嫡长子是个傻子，或者不如其他人贤能，为什么还要让他继承王位呢？王国维先生解释：因为对天下来说，最大的好处是安定，最大的坏处是纷争。嫡长子继承，虽然可能继位的是个傻子呆子，但那毕竟也是老天定的，就是他了，没什么好争的。这就是最大的政治利益。

理解了这个原理，你就明白宰相班子在这个阶段的主要使命了：必须要想方设法维护英宗的皇位。不仅要让他坐得住，还要让他坐得稳；不仅要坐得稳，还要帮助他树立权威。扶上马，还要送一程。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英宗和曹太后发生了任何意见分歧，宰相们没有选择，必须站在皇帝这一边。甚至，甚至当英宗有点理亏的时候，也不得不这么做。

我们可以大致推想一下事情发展的逻辑：

刚开始，可能只是英宗本人露出了想认濮王这个亲爹的想法。宰相当然知道英宗这个心结的来历，你如果感兴趣，可以看我们《文明之旅》的1065期的节目。清官难断家务事，既然英宗受伤那么深，那就迁就他一下吧，心结一解，他才可能回到正常状态，国家机器才能顺利运转。接下来，宰相就放了个气球去试探各个方面的反应。结果发现士大夫群体，尤其是台谏官群体坚决反对，那就回来自己找理论依据。班子里不是有欧阳修这个大理论家吗？来，你去找儒家原典里的理论依据。这种事，如果非要找，那还能找不着吗？于是欧阳修就开始下场辩论。最后一发而不可收。

那你可能会问，宰相既然遇到了坚决的反对，那就退回来，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死扛到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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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权威

濮议一旦开始，对立双方的阵营一旦成型，宰相班子最大的难处在于：他们没有办法退让。因为如果承认英宗认亲的这个想法是错误的，马上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后果。

首先是皇帝的权威受到了打击。

你可能会说：啊？权威至于那么脆弱吗？认个错，就会被削弱？如果是已经建立的权威，当然不至于。比如宋仁宗，怎么从善如流，知错能改都没问题。反而会赢得美名。可是，如果是正在建立的权威，就不行了。

什么是“权”？《说文解字》里有个解释，说权的意思是“反常”，是不是挺奇怪的？在古代，“权”有一个相对应的词，叫“经”。经是什么？是织布的经线，经线，那是定框架，定规矩的。引申出来有个词叫“守经”。什么时候要“守经”？就是需要按规定来的时候。那什么时候“行权”，那就是不按规矩，或者没有规矩的时候，这就叫反常。

比如一家公司，什么人能进公司大门，平时按制度来就行，有门卡就进，没有门卡就不让进。这就叫“守经”。但是，这个时候有个特殊的人，没有门卡也要进，怎么办？保安只好请示上级，请他来决定：在制度没有规定，或者违反制度的情况下该怎么办？这就是“行权”。一言以蔽之，权力就诞生在没有制度、没有规矩的地方。

所以，自古以来，建立权威的一个办法，就是制造一个和正常是非、正常逻辑相反的场景，然后用权力来扭曲现实。比如，秦国搞变法的时候，商鞅为什么要“徙木立信”啊？搬一根木头怎么可能值那么多钱？但是商鞅很反常地给了，所以权威建立了。还有，秦朝的赵高，能够反常地逼着你指着一头鹿叫马，他的权威就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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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宋英宗的这个想法一露头就被否决，这是对他的权威的沉重打击。

后果还不仅于此。更重要的是，濮议的实质，是在英宗和仁宗、曹太后之间评是非，如果英宗输了这一局，曹太后又燃起了废立皇帝的心思，那就为英宗又添了一条必须下台的理由，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这更是宰相们无论如何也要避免的结局。

说到这儿，你心里可能又升起一个疑问：那是非呢？你韩琦和欧阳修，可是标准的儒家士大夫啊，如果你们内心里不认同英宗的这个想法，为什么在行动上还要支持呢？难道只讲利弊，就不讲是非了吗？

这没有办法。只要你是一个要对结果负责的人，只要你有明确且具体的行动目标，你有时候就不得不让是非问题暂时靠边站。

我打个不尽恰当的比方：你孩子明天就要高考，今天犯了个小错误，你非得今天晚上就要跟他争出个子丑寅卯，让他道歉认错吗？不会吧？你肯定说，“没事没事，这事不重要。明天好好考试要紧。”那你是没有是非的人吗？不。你只是有更紧急的目标而已。

你中午在办公室为一个问题和同事争得面红耳赤，下午发现你的客户在这个问题上也和你意见相反，你也会和客户争得面红耳赤吗？不会吧？那你是没有是非的人吗？不。拿下当前这个客户的单子更加重要而已。

回到濮议：宰相这一方，既然他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帮助英宗迅速地建立权威，完成新老两代皇帝的顺利过渡，那么，濮议本身的是非，确实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这也符合双方的论战风格。争议的过程中，很明显，宰相群体的目标不是要吵赢这场架，而是赶紧结束这场吵架。

宰相这边韩琦和欧阳修加起来，正面论述观点的文章只有四篇。而看反对派那边，可以说是连篇累牍，仅仅吕诲一个人，就写了26篇奏疏。

欧阳修是宰相班子的文胆，主要理论论述靠他。但是他的观点是怎么来的呢？有一个记载说，欧阳修原本是不知道怎么替英宗说话的。但是有一天，他偶然散步到自家小孩子读书的院子，看到桌上有一本《仪礼》，随手翻了翻，找到了一句话。得了，就是它了。就拿这句话当依据去辩论吧。实际上，在此之前欧阳修这辈子都没怎么读过《仪礼》。你看，这是先有论点，再找论据啊。

其实，细看史料，濮议中所谓的论战，宰相这边主要的手段不是争吵，而是不吱声，任你怎么说，不理睬、不回应、不接招。那是真不想恋战啊。

到了后期，宰相这边一看，争是争不出个结果，就赶紧想办法搬出曹太后，想用老太太的一张条子解决问题。这也是想快刀斩乱麻，赶紧收场的迹象。再到后来，英宗决定撵走所有的台谏官，这里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

在台谏官中，吕诲官职最高，是御史台的副长官，按照制度，要罢免他，朝廷不但要给他一份罢官的圣旨，还得再给一份官告，就是朝廷委任官员的凭证，上面会以皇帝的口吻说明这次任免的理由。但是，当时有规定，如果起草的人，就是知制诰觉得这份命令不妥，是可以拒绝起草的。朝廷非常担心发生这种事，怕节外生枝，干脆把这个制度环节给省了，直接派人把罢官的圣旨送到吕诲家里，收拾收拾，赶紧走人吧。当时的知制诰知道了以后，愤怒之极，说哪有这么干的？还能这么破坏朝廷的制度？

那你说，宰相们不知道这么破坏制度的后果吗？当然知道。韩琦和欧阳修是什么人？典章制度烂熟于胸的人，也是极力维护大宋朝祖宗之法的人。但是有句话叫“事急从权”，当务之急是赶紧结束这场争议，让这几个杠头赶紧走人。制度破坏了，以后再想办法修补吧。

果然，这一年四月四号，刚把所有台谏官赶走，四月十六号，英宗就发布了诏书，说，来呀，天下如果有不公平的冤狱，有不合适的征调，有贫苦的老百姓，各个地方官赶紧去解决。有什么重要的治国建议赶紧提。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姿态。从这份诏书的口气，你都能感觉得到，宰相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吵了快两年的濮议终于结束了，来来来，我们来办点正经事儿吧。

这是我们对宰相这边态度的梳理：为了做好两代君主的顺利过渡，为了大宋朝这艘大船迅速驶进正确的航道，一不小心卷入了一场既赢不了，但也不能输的论战。所谓“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啊。

说完了宰相，一只巴掌拍不响啊，我们再花点时间看看台谏官这边，他们又为什么不能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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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官的执拗

濮议当中，台谏官的表现是非常激烈的。

刚开始，争的是那个理儿。你看司马光最初那几封奏疏，写得入情入理。

但是很快，舆论就升级了：大家不再就事论事，而是把矛头指向人。观点的不同被看成是君子、小人、忠臣、奸党的区分。

既然论战双方是君子和小人，那不好意思，这是势不两立的关系，态势于是继续升级：他们把韩琦比作是历史上的各种奸臣，说欧阳修的话就更难听了，说欧阳修“豺狼当路，击逐宜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他就是豺狼，就是奸邪，兄弟们，并着肩地、争先恐后地去弹劾他啊。

有句话说得好，“冤枉你的人，比你还知道你有多冤枉” ，韩琦和欧阳修是不是奸臣，当时朝堂上的同僚们心里肯定清楚。但是论战一起，唯一重要的是似乎就是输赢，至于用词是不是过分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一轮攻击无效，论战于是继续升级：既然不听我们的，那我们不干了，把任命书还给你，我们回家把门一关，等着朝廷来处理吧。这就是拿辞职做要挟了。事情到了这一步，终于逼得英宗不得不在宰相和台谏之间做艰难的选择，最后是台谏官全部被贬。

回溯这个过程，你也看得出来，台谏官始终是激化矛盾、推动局势升级的一方。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要解释这个现象，就必须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古代的谏官制度。

在我们的印象中，中国一直有鼓励自下而上提意见的政治传统。传说在尧舜的时候，就有“谏鼓”、“谤木”嘛。现在北京天安门前面的那一对华表，也是由谤木演化来的。你要是对君王有意见，你就去他家门口敲鼓，或者在谤木上写字。君王就能听到、看到了。而且，我们还有一大堆君王纳谏的小故事，以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之类的政治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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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有另一个传统，就是强调说话要符合等级和秩序。“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不在那个位置上，就别操那个心。这是孔子说的话，到了孟子的时候，说得就更明确，“位卑而言高，罪也”。你没到那个位置，就说那个位置上的话，这是罪过。这话虽不好听，但也符合我们的朴素直觉：不在那个位置上的人，说的话，既说不到点儿上，往往也不负责任。

你看，这两个传统都有一定道理：一方面，君主要广泛地听意见，另一方面，提意见的人，最好是特定位置、特定身份的人，不能任由所有人不负责任地乱说。矛盾吗？有点矛盾。怎么办？

最后想到的办法是，干脆专门设立一个谏官的职位。在这个职位上的人，可以自由发言，什么都能说，怎么说都行。这套谏官制度是在唐朝才成熟的。主要是两个办法：第一，任用低级官员做谏官。年轻，而且官小，提意见的时候顾虑就少。第二是所谓的“风闻言事”，你听见了就可以说出来，不用给证据，而且言者无罪。这样，谏官的自由度就有保证了。

但是请注意，只有谏官可以这么发言。举个例子，唐朝的白居易，年轻的时候就当了谏官，说话又多又直，经常搞的皇帝非常不高兴，说，“这小子，是我提拔的他，他怎么对朕这么无礼？”但是没办法啊，他是谏官，按规定就是可以说。后来，白居易不当谏官了，但还是改不了这么说话的习惯，这回好了，宰相随便抓了个小事，“该你说吗你就说？”就把他给贬了。所以，白居易因为说话被贬为江州司马，“江州司马青衫湿”，别误会，不是什么朝廷拒谏，不是因为他说话的内容不对，而是因为他说话的位置不对。

但你意识到没有？这种谏官制度有一个天然的问题：如果我是谏官，我没有任何具体的职守，不用对任何结果负责，我只负责说话，如果我还是一个不甘平庸的人，那会发生什么？我会把我说的话当做工作对象。第一句话出口之后，我下一句话就是为了捍卫第一句话的正确性。第一句话没有奏效，我下一句话就要加强力度以便让它奏效。这是一辆只有油门没有刹车的车。只能往上飙速度、上强度。

比如说，宋朝庆历年间有一个大臣叫石介，他还算是范仲淹、韩琦、欧阳修搞庆历新政时候的战友，性格比较偏激。有人推荐他做谏官。仁宗吓得直摆手，不行不行，他要是当了谏官，我不听他的话，他还不得一头碰死在我这台阶上？千万不要小看一个人捍卫自己的言论的意志。为什么谏官的言论总是会倾向于越来越激烈，总是会迅速地推动态势升级？就是这个原因。

言论，本来是为人的现实目的服务的。人只要有现实目的，言论就会多多少少受到约束。夸大其词、哗众取宠、言过其实，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道理，我们小时候听过“狼来了”的故事之后就全懂了。但是谏官呢，没有具体的现实目的，他们就只把论战输赢本身当做目的。这样的言论就很难不扭曲了。

美国经济学家索维尔有一本神作《知识分子与社会》。他所谓的知识分子，不是指工程师、医生这些人，而是作家、评论家，这些以理念为工作对象的人。工程师的工作做得好不好，自有事实来校准。你建造的桥塌了，不好意思，你得去坐牢。但是以理念为工作对象的人，就麻烦了，理念世界里没有校准工具，他说错了也不用负责。书里有一句非常毒舌的话：“知识分子的一个让人惊讶的特权，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而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声誉。”他这说的是西方现代知识分子。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你在台谏官身上是不是也能看到点他们的影子？他们说欧阳修是豺狼，是奸邪，这是个理念世界的事儿，既无须证据，也没法验证，那可不就怎么痛快怎么说，怎么能赢怎么说呗。而且，这样的言论走在持续强化的单行道上，一旦开始升级，就无法妥协了。

今天，我们分析了濮议双方为什么互不退让的原因。表面看起来，是双方观点不同，但是深究之后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两拨人在完全不同的行动依据下发生的对峙。

台谏官是负责说话的人，他们的行动依据是“是非”，所以认准了道理就不退缩；而宰相群体是做事的人，他们的行动依据是“主次”。他们有具体的执政目标，要保证两代皇帝顺利过渡，所以不能在道理上纠缠，要确保大宋朝这艘船能行驶在稳定的航道上。在做事的人看来，是非不是不重要，但是要根据眼前的目标来调整处理的优先级。这其实就是《大学》里说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所谓的做事情能力，不过就是随时随地能分得清楚做事的主次、轻重、缓急嘛。

那你说，隔了这将近一千年，濮议的僵局到底能不能破解？其实用不了一千年，只隔了一百多年，南宋的朱熹就把这个局看得明明白白了。他说，欧阳修肯定是不对，但是那帮台谏官也说得太偏激了。不就是英宗想给他亲爹一点特殊待遇吗？好办啊。给发明一个新称呼不就得了？比如给濮王加个封号叫“太王”不就行了？台谏官非要咬死了只能称“皇伯”，那这个皇伯和其他皇伯还是区分不开啊。你们一步不退，这个事才僵住了嘛。

你看，如果双方真要解决问题，其实有的是办法。可惜，身在这一年的对峙双方，他们都只要赢，所以才和那么多解决方案失之交臂啊。

最后说一个我最近听到的小段子。

话说某村里有个女子。村口的老太太都说她不正经。证据是什么呢？因为所有人都发现，这女子每天晚上都是由不同的男人开着不同的车送回家的。你看，是不是铁证如山？哪有正经女子这么干的？后来村里有一小男孩没忍住，跑去问这个女子，说姐姐，他们都说你不正经，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男人开车送你回家？这女子想了想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世界上有一样东西叫“滴滴打车”？

你看，一个人看到的铁板钉钉的事实，加上他脑子里的理念，得出的确凿的、深信不疑的结论，能有多荒谬。你别笑，它就是在提醒我们注意，要警惕自己深信不疑的那些理念，也要警惕那些只负责说话的人。

好，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发生在公元1066年的濮议故事。我们下一年，公元1067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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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文明之旅》1066年，我想致敬一份中国人的行动指南。就是清代朱柏庐写给后代子孙的《朱子家训》。你别看中国古代传下来的家训不少，但最普及的，其实是这个版本。你肯定听过那句：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嘛。

朱柏庐好像也不是很有名，为啥他的这份家训这么出名呢？不光是因为篇幅小，只有500来字，更重要的是，它不是祖宗给儿孙讲空泛的大道理，而是给出明确的行动指南。

你就说开头的这一句：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

说啥道理了呢？没有啊，清早怎么打扫卫生，黄昏怎么关门闭户，又简单，又明确。但你说，一个人，一个家，在这样日常的规范中坚持，是不是就能变得更好？

咱们再一起学习几条——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

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

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

家门和顺，虽饔飧不继，亦有馀欢；国课早完，即囊橐无馀，自得至乐。

你看，这些行动指南，我们今天也受用。其实儒家主张哪是那些抽象的道理，都是日用行动的指引。致敬中华文明中重视行动，重视人的行为在细枝末节处的修正意识。

参考文献：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

（宋）田况撰，张其凡点校：《儒林公议》，中华书局，2017年。

（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

（宋）叶适撰，王廷洽整理：《习学记言》，大象出版社，2019年。

（宋）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年。

（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

（清）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宋论》，中华书局，1964年。

贾玉英：《宋代监察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刁忠民：《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巴蜀书社，1999年。

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

晁中辰：《中国谏议制度史》，中华书局，2015年。

赵冬梅：《大宋之变，1063-108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王启玮：《言以行道：庆历士大夫与北宋政治文化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

[美]托马斯·索维尔著，张亚月等译：《知识分子与社会》，中信出版社，2013年。

赵映诚：《中国古代谏官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张贵：《宋仁宗朝谏官活动与怪奇文风研究》，《求是学刊》2015年第2期。

李昌舒：《北宋士人的“好议”之风及其消极影响——以欧阳修为个案的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顾友泽：《欧阳修与濮议之争新论》，《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