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17年：如何拥有被讨厌的勇气？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17年，大宋天禧元年，大辽开泰六年。

这一年，大宋改元“天禧”。“禧”是吉祥、幸福的意思，“天禧”就是希望上天赐予万民吉祥、幸福。

如果你听过上一期节目，就知道为什么要改这个年号了。因为去年的一场大蝗灾，横扫了半个中国。今年一开年，朝廷就忙开了：大赦天下；老百姓过去欠的赋税，统统免了；受灾地区的田租，也不用交了；茶、盐这类生活必需品，减税降价；等等。凡是朝廷能做的，能减轻老百姓负担的事儿，今年都做了。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皇帝担心的，不仅有当前的民生疾苦，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过去9年，大中祥符年间朝廷搞的那些烧香拜神的活动，在信用上破产了。这是一个更重大的政治问题。改年号，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原来是“大中祥符”，老天爷肯定给咱们吉祥，你看，我手里有天书，有“符”为证啊。现在谦虚点儿了，就是个“天禧”，符不符的放一边吧，求老天爷给个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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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禧”这个年号，一共用了五年。这五年，就是真宗一朝的最后阶段了。你看，我们《文明之旅》这个节目，看着一期只讲一年，慢腾腾的。但是这才开播四个多月，真宗皇帝就从一个30岁的青年，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快50岁了。一个时代就快过去了。

好，回到这一年：公元1017年，我们要关心的是一个人。这一年10月，老宰相王旦去世了。

王旦从病重到去世，其实有几个月的时间。从5月底开始，他就开始打报告辞职，但是真宗皇帝不同意。毕竟用了这么多年的宰相，舍不得啊。

拖到了8月份，王旦实在撑不住了。让两个人搀扶着，来跟皇帝辞职。真宗一看，王旦瘦得不行了，自己身体也不好，说的话就有点伤心了：“我还有大事托付给你呢，你现在这个样子，可怎么得了？”然后一抬手，把儿子叫过来，就是后来的宋仁宗，这个时候还是个小孩呢，刚7岁，让他给王旦磕头。王旦这个时候走路都要人搀着，但还是起身颤巍巍地躲，孩子就追着他磕头。你要是当时在场，旁观这个场景，在一片忙乱之中，也能体会到一种悲凉，这君臣二人，真说不好是谁在给谁托付后事。

到了10月，王旦去世，享年60岁。真宗皇帝这个时候也快50岁的人了，当了20年的皇帝了，还亲自给王旦熬药，去登门看望，王旦死后，朝廷也给了极高的荣誉。别的不说，就这个谥号，给了一个“文贞”。

“文贞”这个谥号，可不得了，是中国古代一个文臣能够得到的最顶级的谥号。“文贞”后来因为避宋仁宗赵祯的名讳，改成了“文正”。你看历史上的“文正公”都有谁？范仲淹、司马光、曾国藩，等等，要不是公认的文臣典范，或者是跟皇帝本人有特殊的机缘，很难得到这个谥号的。

不仅如此，宋朝人对王旦的评价也极高。仁宗继位以后，朝廷还让王旦配享真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朝廷在太庙祭祀真宗的时候，也得顺道祭祀一下王旦。这对于一个大臣来说，是非常崇高的荣誉。历史上配享真宗的文臣总共就两个人，一个是李沆，一个是王旦，都是我们节目专门介绍过的人，其他人像宰相吕端、寇准呀，都还不够资格。再后来，仁宗还亲自给王旦的神道碑，也就是立在王旦墓前记载生平事迹的石碑，题了一个碑额，叫“全德元老之碑”，把王旦尊称为道德上完美无缺的元老重臣。

你看，一个当臣子的，到了这个份儿上，就算是到头儿了。朝廷能给的荣誉和宠爱，真的是全给了。但是你不觉得奇怪吗？除了专门研究宋史的人，或者资深的历史爱好者，其实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王旦。

那这里就有问题了，王旦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宰相？为什么他在后世的存在感这么低呢？

好，咱们就带着这两个问题，一起穿越回公元1017年，大宋天禧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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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王旦

这一期，我们来聊宰相王旦。

王旦是大名府莘县人，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聊城人，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的进士。我们在公元1015年聊寇准的时候，就说过，这一科的进士可了不得，总共出了四个宰相，李沆、向敏中、寇准、王旦。

王旦在这四个人中，是最后一个做宰相的。但是他竟然一口气干了12年。一算账，比其他三个进士同年宰相都要干得长。再一算账，他比真宗一朝前面七任宰相加起来的时间都要长。再一细算账，不得了，王旦破了一项纪录，他是北宋167年的历史上不间断做宰相时间最长的人，没有之一。你注意我的定语，不间断，对，如果是干几年歇几年，宋代初年的宰相赵普，断断续续做宰相比王旦要长。从中国古代有宰相制度开始算起，这都是非常少见的。

你看看，一个有这样出色成绩的人，居然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是不是挺奇怪的？

王旦这辈子的成就，我们得分三步来看。

第一步，其实跟他自己关系不大，就是时代给了他这样的机遇。

前面说过，王旦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的进士。这一科进士，总共录取了多少人呢？119个人。如果按成绩做区分，甲科是23个人，乙科是96个人。王旦是乙科进士，那你算算，他的成绩至少是排在23名以后。这个名次，放在隋唐五代、甚至是宋太祖时期，是很难考中进士的。因为当时录取人数很少，一般就十来个。

你看，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王旦其实是踩中了风口，撞上了大运。他赶上了宋太宗要搞“崇文抑武”的时代红利。这个背景，你可以去看我们1015年讲寇准的那期节目，那里交待得比较详细。总之，是因为科举扩招，王旦才中了进士，当上了官儿。

顺便说一句，考场和战场，看起来是两回事。但其实如果你真的站在历史现场，会发现考场和战场之间息息相关。举个例子，就在王旦的前一科，978年，太平兴国3年，皇帝主持的殿试，议论文的题目叫啥？叫《登讲武台观习战论》。咱们都不用仔细审题，乍一听就知道这篇文章往什么方向写嘛。肯定是：国家怎么整军经武，怎么战场得胜，顺便夸一下皇帝怎么英明神武、运筹帷幄。

果然，第二年，宋太宗就北伐了。出兵打仗之前，在科举殿试里面出这道题，你顺着皇帝的意思答，考中的概率当然就高。

但是，这场战争的前半段虽然成功灭了北汉，但是后来想捎带手拿回幽云十六州，却是惨败。宋太宗，腿部中箭，因为没法骑马了，好不容易从老百姓那儿找了一辆驴车，才仓惶逃回开封。

那你想，转年过去，就是王旦这一科的科举，殿试议论文题目是：《文武孰为先》——国家应该先讲求文治呢？还是先讲求武功呢？

你要是那年的考生，你怎么答？你要是再写什么整军经武，什么皇帝英明神武，你不就是打皇帝的脸吗？你当然得顺着皇帝的意思说：武力这种事不重要，治理国家，应该讲究文治。

理解了这个微妙的转变，你也就知道了，为什么王旦这样的书生的时代来了。这是王旦上升之路的第一个阶段，纯粹是时代给机会。

但是天下书生多了，中进士的也多了，为什么王旦能蹭蹭蹭地往上走，一直当到宰相呢？这就要说到他的第二步了。

第二步也不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努力，而是从他的父亲就开始编织的那个关系网。

王旦的父亲叫王祜，他在宋太祖的时候就做到了知制诰，就是皇帝的秘书，负责起草圣旨的。这个官儿谈不上多大，但是因为离皇帝近，非常容易被皇帝赏识，更重要的是，其他官员会非常小心翼翼地和这种天子近臣搞好关系。

这个王祜也确实是长袖善舞，好朋友的名单很长，其中有开国功臣宰相赵普，有后来做了宰相的毕士安、吕端。而且他还主持过好几次科举考试，提拔了很多门生。当然更更重要的是，他在太祖的时代就和宋太宗搞好了关系。那你想，在宋太宗的时代，这么个人的儿子考中了进士，仕途能不顺吗？

举个例子，王旦中进士之后，起步是在平江做知县，就在今天的湖南岳阳。县官没当几年，就找了个老丈人。老丈人叫赵昌言。这位赵昌言自己的官没多大，也就是一个转运使，地方上的一个管财政的干部，但是身后的关系网深不可测。赵昌言的父亲，在宋太宗还没当皇帝的时候就跟着太宗；赵昌言的舅舅石熙载是宋太宗的铁杆亲信；赵昌言本人是太平兴国三年进士的第三名。

那这样一个人为什么看中王旦，非要找他做女婿呢？史书上的记载，是因为他看到王旦把这个平江县治理得好，一高兴就收他当了女婿。但是你想也想得到，怎么可能这么简单？看中这个女婿，当然是因为看中了他背后的家庭和整个家庭关系网络。

所以你看，网络这个事，不是因为你跟谁谁谁关系好，所以有事就能找人办，有人帮你徇私舞弊。不是这么简单。你有一张网，而且在经营这张网，那其他有网络，且在经营网络的人，就会默默地过来跟你强强联合。所谓网络效应，就是越用越强，越经营越大。

所以不用着急，王旦在长大，他身后的那个网络也在长大。他980年中进士，11年之后，公元991年，他当上了知制诰，来到了皇帝身边工作，这是关键的一步。又过了10年，王旦终于当上了参知政事，副宰相，升到了大宋官僚集团的最高层。又过了5年，王旦正式拜相，成为大宋朝的文官领袖，宰相。这样的晋升之路，虽然不算快，但是和后来的范仲淹那种从草根做起，一路逆天改命的狠角色相比，还是显得有点得来全不费工夫，或者说，显得有些平庸了。

那你说，这里面有没有王旦自己努力的因素呢？当然有了。

《宋史》用了一个词来描述当宰相之前的王旦，叫作“时论美之”，大家都觉得王旦这小伙子不错，很厉害。当时有一个会相面的官员就说，王旦一看就是当宰相的料。就连科举同年、先一步做宰相的李沆，也很推崇王旦，说他是能担当天下大任的人。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皇帝的态度。有一次王旦见完皇帝，往外走，真宗目送他离开，望着他的背影说，将来为这个国家造就太平盛世的人，一定是他。有人跟真宗推荐王旦，真宗说，我心里早就有他了。

你看看你看看，这么整齐的好评大合唱，当然是王旦背后那张关系网慢慢发酵的效果，但是如果王旦不是一个看起来沉稳持重、才思敏捷、堪当大任的人，怎么可能会是这样的结果？

所以，公元1006年，王旦代替寇准，登上了宰相位置。那真是因缘际会啊，得到各个方面的祝福和接受啊。

但是，王旦这辈子最大的传奇不是当上了宰相，而是连当12年，成了北宋连续任职时间最长的宰相。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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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旦的本事

要按《宋史》的说法呢，王旦这叫天生宰相命。

比如，《宋史·王旦传》里面记载，王旦爸爸曾经院子里种了三棵槐树，然后很自信地预言了一下：“我的后人呀，一定有做到三公的，种这么三棵槐树，就是为了做个见证。”

而且，按《宋史》的说法，王旦要当宰相，不光他爸爸有预感，鬼也预先知道。话说，王旦在平江当县官的时候，衙门里原来闹鬼，但是王旦来当知县了，有人听见鬼说，“宰相来了，咱们躲躲呗？”然后就不闹鬼了。你听听，鬼说的，可不是县官来了，而是宰相来了。

对，这就是正史里的记载，你说能信吗？这跟书上说，某皇帝出生的时候，满屋子红光，是差不多的意思，应该都是后人的附会。

那王旦当宰相，而且一当就是12年，不靠命，是靠什么呢？靠圣贤人格吗？表面看，正史是这么写的。

但是，《宋史·王旦传》的材料，很多来自于王旦小儿子王素写的一个介绍王旦的材料。那你想，儿子写父亲，肯定是各种溢美之词啊。

不过，如果我们把《宋史·王旦传》里的，说他怎么廉洁，怎么能干，怎么公正的这些部分，所有道德表扬的部分，都拿掉，我就会发现，这个王旦做事有一种非常奇特的风格。这种风格，值得我们仔细琢磨琢磨。

我举个例子，你先感受一下：

就在两年前，1015年，寇准刚刚回到朝廷当枢密使，就是军事部门首长，眼瞅着官儿又要丢了。寇准就跑去找王旦，说，枢密使不干就不干吧，能不能给我一个“使相”的官儿？啥意思？就是做节度使，同时加一个虚的宰相头衔。实惠也有，荣誉也有，有里有面儿的。王旦可是寇准的同年，而且一直向真宗皇帝推荐寇准，按说交情是够的，但是王旦二话没说，就拒绝了寇准：使相这样尊贵的官职，不是能张嘴要的。我这个人，不受私人的请托，免开尊口吧。

寇准当时非常不爽。不过，后来任命一下来，朝廷真给了寇准一个使相的官职：既是虚衔的节度使，又是虚衔的宰相。寇准一看，愿望实现了，既然是王旦不肯让自己满意，那想必是真宗皇帝赏识自己呗？就跑去谢真宗皇帝。真宗说，这是王旦推荐你当这个官儿的。寇准一下子就羞愧了，说我不如王旦啊。

这种事情，王旦没少干。真宗去世后，朝廷安排人修真宗朝的史书，翻出来大量的王旦推荐大臣的奏章，但在当时，没人知道这些人是王旦推荐的。听了这个故事，你可能会觉得，这有啥呢？往好了说，就是王旦做了好事不留名；往坏了说，就是王旦这人狡猾啊，人情自己不做，而是要留给皇帝做，他不过就是一个官场厚黑学掌握得比较好的人而已。

没有这么简单。

如果说，不拿朝廷的官位去做人情，把一切雷霆雨露都归功于皇帝，这个还比较容易做到的话，那下面我们再看一个例子，你再体会体会。做到这一条，就难喽。

就在前一年，1016年，朝廷新提拔了一个人当参知政事，副宰相。这个人我们以前曾经提到过，就是连中三元的状元王曾。王曾年轻啊，又新官上任，很有锐气，虽然自己当上副宰相，肯定有王旦的因素在，但他不管那个，上任之后，马上就抓住了王旦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可不小。王曾发现，王旦在处理政务的时候，经常不请示皇上，自己就拿主意做决定，而且还批上“奉圣旨”这几个字，表示这是皇帝的意思。这还得了？王曾就说，你这可不行，这不是假传圣旨吗？王旦一听，马上道歉，罪过罪过，我错了。

那你想，这是实锤啊，王曾能善罢甘休吗？他就找了一个王旦不在场的机会，向真宗皇帝打小报告。真宗就问啊，王旦这些事做得公正吗？王曾说，公正确实公正，但毕竟是假传圣旨啊。

真宗说，根据我这么多年的观察，王旦这个人连一头发丝儿的私心都没有。而且，小事不用请示，他自己拿主意就行，这是我给他的特权。你们几个要听他的话。

你听出来了吧？王旦明明得到了皇帝的授权，但是当王曾冤枉他，指责他的时候，他完全不辩解。皇帝私下给我的授权，皇帝不对你们说，我是不会说的。这个王旦也太沉得住气了吧？

你看，这两个故事：一个是，好名声我不往身上揽，一个是，坏名声我也不往外面推，你们爱怎么想怎么想，反正我就是这样。

你要是皇帝，你是不是也喜欢这样的大臣？确实，这样的事儿越多，真宗皇帝对王旦就越信任。王旦说什么，真宗信什么，就算是其他宰相、大臣讨论个什么事儿，真宗也一定多问一句：“这事儿王旦怎么看？”事情不论大小，都得等王旦说了话，发表了意见以后，才能定下来。

刚开始，我从这些故事里，能看到王旦的忍辱负重，自我承担，很佩服，但是与此同时，也觉得这么活着，实在憋屈，为了皇帝的好印象，自己活成了一个受气包。

但是有一天，我再读这些故事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感悟，换了一个角度，看到了另外一个王旦。一拍大腿，心里暗道了一声“佩服”！我把这个角度说出来，你听听有没有道理。

王旦作为一名宰相，他把什么是自己的权力和责任，什么是对方的权力和责任，以及不同场合下、不同角色之间，这种权力和责任的转换，分得清清楚楚。

比如，在前面说的那个故事里，寇准找王旦来要官当。你寇准有这个权力要官儿当吗？没有。我有权力答应你的要求吗？也没有。所以，我一口回绝。但是场合一变，面对真宗皇帝，我王旦有义务建议最合理的处理方式。那我觉得，寇准这样的人，虽然官可以撸了，但是面子还是要给，给个节度使，再加上一个虚衔的宰相，是合适的处理办法。

你看，王旦这么做，刚开始说不行，后来又说行，看起来是矛盾的，是前后不一的。但其实，他的逻辑是一以贯之的，在什么角色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再来看另外一个故事，王曾指责王旦假传圣旨。他该不该这么怀疑，这么指责呢？该啊。他看到的就是这个事实啊。那我就该道歉就道歉。那我王旦能不能把得到皇帝授权这事告诉王曾，洗刷自己的冤枉呢？不该啊。因为皇帝授权我处理事儿，但是没有授权我把这个授权告诉你们，所以，我不会说的。至于皇帝是不是告诉你们，那是你们和皇帝之间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

你感受到没有，王旦并不是天生宰相命，但他用了一种我们很不熟悉的方式当宰相。他像是一块铁板，挡在自己的每一个角色和角色之间，也挡在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之间，甚至是挡在每一个场景和每一个场景之间，针扎不漏，水泼不进。我在这个角色里，在这个场景下，面对这个人，我只判断这个情况下，怎么做是正当的。其他的考虑，我看不见，也管不着。

这叫什么？对现代心理学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叫“课题分离”。两位日本心理学家在这本《被讨厌的勇气》里面，第一次把这个概念清晰地提了出来。

什么是“课题分离”？两句话就能说清楚。

第一句话，你操心你的事，我操心我的事。别裹在一起想。

第二句话，怎么分辨什么是你的事，什么是我的事？谁承担这件事的后果，就是谁的事。

举个例子，比如有朋友借了我的钱，到期了，还是不还，我该催他吗？不催，我怕受损失，催了，我又怕朋友不高兴，你看，两头为难。那怎么办呢？课题分离啊。我的课题是，得把钱要回来，因为钱没了，后果是我承担的，所以这是我的事。那朋友不高兴怎么办？他不高兴，这是他要承担后果的事儿，所以这是他的课题，我不管。

再举一个例子，我想上台表演，但是又怕观众失望，很纠结。课题分离啊。我想上台，那就认真准备，好好表演，这是我的课题。如果我演砸了，观众失望了，恩，那是他的课题，他得处理自己的失望的情绪。

乍一听，这个课题分离好像很残酷，怎么能不管别人的情绪呢？但是按照课题分离的原则，这是两件事。我催了朋友还钱，避免了我受到钱财的损失，这是一件事。我朋友因此不高兴，我还想挽回我们的友谊，那是另一件事。分开处理，先处理钱的事，再处理友谊的事儿。别裹在一起想。

对，很多人间烦恼，都是因为把别人的事和自己的事，把自己的两件不同的事儿裹在一起想，越想越乱。

想到这儿，我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王旦之所以能当12年宰相，跟他的这个“课题分离”的能力可能很有关系：一码是一码，该怎样就怎样。片刻不乱，丝毫不爽。用这样的方式，他这个宰相当得没有任何软肋和破绽。

只有搞懂了课题分离这个概念，而且认可王旦有这个强悍的能力，我们才能看懂王旦有些做法。

比如，就在1017这一年，真宗皇帝让王旦推荐继任宰相的人选。王旦说，我推荐寇准。真宗说，得了吧，寇准这个人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又刚又倔，你再说个别的人试试？王旦说，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我身体不好，待不住，告辞了。后来果然，王旦死后，真宗还是不得不启用了寇准。

你问我，谁合适接班，我认为寇准最合适。这是我的看法，我的责任，我的课题。皇帝您觉得，寇准脾气不好，您不舒服，那是您的课题，您自己想办法消化。

再比如，王旦当宰相，是负有为朝廷推荐人才的责任的。那他怎么推荐呢？如果他听说某个人不错，他会在几个月之后，找机会跟这个人见一面，聊聊天，考察他一下。哎，奇怪，宰相不是求才若渴吗？应该马上就办啊？为什么要过几个月呢？因为，有人当着我面说某个人不错，我不能让他觉得，这是他的美言起了作用。隔了几个月，就谁都不知道，我是为什么要找这个人聊天了。所以，任何人当着我面表扬任何人，他心里都没底，这话我是不是听进去了。

在聊天的时候，如果发现这人确实有才能，就向皇上举荐。但是这些被举荐人，再想见王旦一面，抱歉，不见。道理也很简单，我跟你聊天，是为了发现人才。这是我的事，我该做的。你现在回来找我见面，是看见机会了，想往上爬，或者想感谢我，这是你的事，是不应该做的。所以，对不起，我不配合。

你想想看，这是一种多么强悍的意志力。看过那么多古人的传记，我特别惊讶的是，王旦，一个1000年前的宋朝人，竟然为现代心理学里的“课题分离”原则，提供了那么精彩，那么彻底的案例。

当然了，王旦这种“课题分离”的本事，很可能是性格使然。人类文明要到工业时代，才发展出所谓的专业主义，也就是在组织运行中，排除人格化因素。像王旦这样的行事作风，会发展成一种普遍的职业伦理。这是后话了，咱们以后遇到再展开。

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分清了你的事和我的事，我不管你怎么想了，那我就能按着我的性子为所欲为了吗？也不行。

那王旦又是怎么做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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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怎样，就怎样

我越看和王旦相关的史料，就越觉得不可思议：这个王旦，他不但把别人的课题和自己的课题分得清清楚楚，而且在完成自己课题的时候，几乎每一件事，都做在点儿上过。这又是怎么做到的？

晚清和民国时候的书里面，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叫“正办”。正确的“正”，办法的“办”。什么是“正办”？就是这个事，最正大光明、最理该如此的处理方法，就是“正办”。这个用法，我们现在的汉语里是没有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词的语感特别好，特别能帮助我们在纠结的时候，它一出现，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世界的本来面目。

举一个近代史上的例子。有本书叫《庚子西狩丛谈》，里面提到了一个李鸿章和曾国藩的故事，这是李鸿章亲口对这本书的作者讲的。

话说，李鸿章要接手曾国藩办洋务，就是和洋人打交道。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看起来，洋人是个大麻烦，既不能得罪，因为打不过，又不能屈服，因为对舆论不好交代。为难吧？曾国藩就问李鸿章，你打算怎么干呢？李鸿章说，我就跟他打“痞子腔”。这是安徽话，意思是跟他油腔滑调。既然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那油滑一点总没错吧？万一滑过去了呢？

曾国藩说，不对。依我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一个“诚”字，诚恳的诚字。洋人，我们打不过，也搞不清楚他是怎么想的，那就老老实实，以诚相待。曾国藩下面讲了一句至理名言，他说，”以诚相待，虽然不能占到便宜，也不至过于吃亏啊。”李鸿章回忆说，后来这一辈子和洋人打交道，就多亏了老师曾国藩的这一番提醒。

你看，这就是所谓“正办”的精神。我搞不清楚情况，没关系，我有正大光明、本来如此的应对方法，虽然占不到便宜，但也不至于破了底线，吃了大亏。

比如，有一个真相，我承认了吧，要承担损失，不承认吧，又于心有愧。很多人这个时候就纠结了。那这个时候的“正办”是什么？先承认啊，先问心无愧，然后出现了损失，想办法弥补、挽回损失啊。这才是“正办”。

你可能觉得，不对啊，真宗大搞天书封禅、东封西祀，王旦不也该支持支持，该配合配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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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仔细分辨王旦支持和配合的地方，都是宰相的职责所在，他作为一个儒家士大夫，心里还是知道，那只是神道设教。让我当天书使，每次举行大典，行礼如仪是可以的，但是，对不起，不高兴，我还是挂在脸上的。

有一回，真宗组织大臣观看祥瑞图，王旦就表示，我汇报工作，上报祥瑞的情况，可不是我自己亲眼看见的，都是照着有关部门的报告说的，希望史官这个事记下来。

更绝的是，有个支持真宗搞迷信的人上书，文件流转到王旦这儿，王旦猜测，不过是报告祥瑞谋个升官提拔，他就能闭着眼睛把文件封上，坚决不看。

这种正办的行事方法，一直坚持到王旦生命的最后一刻。你还记得我们这期节目开头的时候讲，王旦病重，临终前，真宗皇帝又是登门看望，又是亲自熬药，还赏赐了五千两白银。

但这仍然只是皇帝你的课题，你怎么对待合作了12年的宰相，是你的事。而我自己的课题是，要反省自己没有及时劝谏停下那场天书封禅的闹剧。

于是，王旦在临死前，非常决绝地留下遗言，要剃光头发，穿着和尚的黑色僧衣入葬。要知道，丧礼是传统宗法秩序的重要一环，作为一个儒家士大夫，以僧人的方式入葬，是非常惊世骇俗的。但对于王旦来说，该怎样，就怎样，我不会因为感念皇恩，就把自己没有按住天书封禅的事给糊弄过去。别的做不了了，我总可以安排我以什么方式入葬，以什么方式离开吧。

人很多时候会面对左右两难、局面混沌的情况，这个时候，“正办”两个字会帮特别大的忙。

古今中外的做人智慧，这都是一个很高的段位。我听过一个西方的寓言故事，也有类似的精神。

说有一个人死后，接受基督教所谓的审判。他进到法庭一看，审判官是大天使加百列，证人席上呢，坐着一个老头儿。审判官每宣读他的一条罪状，那个老头儿就赶紧站起来为他辩护。比如，“他虽然杀人了，但是他是为了保护他的妹妹啊，情有可原的”。最后，这个人还是被判，要下地狱。这人对这个审判结果并不意外，但是他好奇啊，这个老头儿是谁啊？萍水相逢的，为啥要为自己辩护呢？就上去问，你谁啊？老头儿说，我是上帝啊？啊？上帝？那你为什么不做审判官呢？上帝说，如果我来做审判官，那天下就没有罪人了，就没有人下地狱了。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非常震撼。

我们经常被困扰，我到底是应该坚持原则呢？还是应该得饶人处且饶人呢？尤其是手里有点权力的时候，这个困扰就更大。

但是这个寓言故事，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尊重规则，但与此同时，想方设法地、竭尽全力地帮助每一个被规则难住、困住的人。

一个保安的工作责任，仅仅是拦住那些没有带入门证的人吗？还是应该一边拦住他们，一边为他想办法，帮他进去？当然是后者。我们不能只在规则和人情之间左右为难。我们应该是：面对规则，就尊重规则；面对人，就帮助人，并看到这二者其实可以并行不悖。

世界不是混沌一团的，它不过是一个又一个课题，精准识别它，一个接一个地解决它。该怎样，就怎样。这才是“正办”啊。

这是我从王旦的故事中，得到的一点启发，也供你参考。

这里是1017年，我们送别了宰相王旦。王旦在的时候，虽然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朝政毕竟波澜不惊。王旦这一走，王钦若当了宰相，然后就是各种风起云涌，跌宕沉浮，一言难尽。大宋朝的政治气氛马上就紧张了起来了。不过，现在这个阶段还只能算是山雨欲来，再过两年，那场政治上的滔天巨浪才会真正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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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这就是1017年我们的话题。公元1018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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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前面节目里我提到的那本《被讨厌的勇气》，介绍的就是阿德勒的思想，“课题分离”这个概念，就是阿德勒提出来的。阿德勒跟弗洛伊德身处同一个时代，思想上却分道扬镳。

《被讨厌的勇气》，你可别被这个书名误导，以为这是一种倡导躺平并且不惧怕外界评价的勇气，恰恰相反，阿德勒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你只要为自己的课题负责，而不要干涉别人的课题。这个世界给了你什么，那是你决定不了的。但是怎么看待、怎么利用手里的东西，那是你可以决定的。这个前提之下，不担心别人的认可，去做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前边节目里我提到的那个词——正办，这才是“被讨厌的勇气”。正是凭着这样的勇气，王旦当宰相当了12年，没有任何软肋和破绽。你看出来了吧，跟弗洛伊德把什么问题都归结到童年，赖给原生家庭完全不一样，阿德勒的心理学，是一种强悍的生活哲学。这样的人，真是让人心生敬意，致敬阿德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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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素撰，张其凡等点校：《王文正公遗事》，中华书局，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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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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