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11年：古人为什么会乱花钱？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节目。欢迎你，穿越到公元 1011 年。这一年，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九年。

今年有一件高兴的事：范仲淹，就是后来写出《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那个范仲淹，今年22岁，上大学了，而且是当年大宋最好的学校，应天府书院。他不仅在这里上学，15年后，他还成了这里的校长。

但是请注意，严格地说，我们现在还不能管他叫“范仲淹”，他现在姓朱，叫朱说，写字是写成说话的“说”，但做人名得读“悦”。上课点名儿的时候，是——“朱说！”“到！”——至于为什么，你可以先自己去考证一下。过不了多久，大概还有30年多一点，等范仲淹在政坛上大放光彩的时候，肯定会有一期专门的节目说到他，到时候我们再聊他的这段心酸往事。

先不打扰范仲淹上学。咱们先看看这所当年的985大学，应天府书院吧。

应天府在哪儿呢？在今天的河南商丘。商丘在哪儿啊，在河南的东部，靠近山东和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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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其他三座是：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有意思的是，它是两年前，1009年，由当地的一个富人，叫“曹诚”的，捐的。他一共捐了300万铜钱，为应天府书院修了150间房子。你看，宋朝这个时候已经有这样的民间富豪了：有钱，不仅自己要吃饱喝足，还要想着怎么青史留名。这才是一个盛世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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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说到有钱，可不是这些民间富豪，而是朝廷，那是真有钱。

大前年，1008年，天书封禅，宋真宗去了一趟泰山。花了一大笔钱，大概830万缗。稍微解释一句，缗是咱们讲中国古代历史，经常要用到的货币单位，通常1000文铜钱穿起来，叫一缗，或者一贯，在宋初大致相当于一两白银。那你算算，每年给辽朝30万“岁币”，还被人骂到现在。而皇帝跑一趟泰山，快够给辽朝岁币30年了。

而今年，皇帝又要收拾行李出门，这一次是去祭祀汾阴。往东，去泰山，是祭天；往西，去汾阴，是祭地。汾阴，在今天山西省的万荣县。出门的时候是2月28号，一直到5月6号，皇帝才回开封。这次花了多少钱呢？比东封泰山还多花了20万，总共是8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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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年，1014年，真宗皇帝还要去一趟亳州祭祀老子。

请注意，皇帝出门去搞这样的大型祭祀活动，不是说只有乌泱乌泱一帮人的差旅费用。首先，前期的动员造势就是一大笔钱吧？比如汾阴和亳州，动不动就要组织几千几万个老百姓到开封去请愿。这是一笔钱。还有，祭祀场所的修造，皇帝出行的车驾过处，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又是一大笔工程费用吧？这还不是最大的。最大的一笔花销，其实是赏赐费用。皇帝到哪里，都要当散财童子，大把的钱要赏出去的。所以，这种祭祀活动，是没有预算的硬约束的。看皇帝心情，多少钱都能花得出去。

别忘了，从前年开始，开封城还在大造玉清昭应宫。相关的情况，你可以出门左转，看我们《文明之旅》的1009年的那一期。从花钱上讲，那更是一个无底洞。不仅土建花钱、装修花钱、在里面举行各种仪式花钱、每次搞活动还要赏赐，更花钱。我看过一个最夸张的估计，前后十几年，围绕玉清昭应宫花了两个亿。

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我们一般的印象，大宋朝的财政是比较紧张的，“积贫积弱”这四个字的帽子是一直戴着的，所谓“冗兵冗官冗费”的“三冗”嘛，后来搞得国家财政受不了，才要王安石变法嘛。而现在，这位真宗皇帝怎么就这么有钱？怎么就能这么乱花钱？

好，那就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穿越回公元1011年，大宋大中祥符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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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怎么这么有钱？

今天这期节目，有点不一样。关于真宗皇帝大搞迷信的这一段经历，我们在1008、1009两年的节目里做了分析。那两期节目，我们都是试图站在当时人的处境里，去尽量理解真宗皇帝为什么那么干。

但是今天，我想换一个角度，咱们站远一点，站在人类文明的共性的角度，我们来看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君主皇帝突然之间就能有一笔钱可以乱花？第二，为什么他们不把钱花在有意义、有长远价值的事上？第三，为什么他们在宗教、祭祀这类事情上会那么舍得花钱？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宋真宗为什么那么有钱花？以至于可以异想天开地各种折腾？

表面上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明摆着的：当然就是因为国家经济好嘛。宋真宗这个阶段，无论是土地开垦的数量，来自土地的税收，还是新技术、新作物的引进，还是商业的繁荣，都达到了一个高峰状态。

这些当然都是原因。但是请注意，在传统社会里，国家财政收入的总量大不大和皇帝的钱够不够花，不完全是一回事。国家财政收入，是一个总盘子的问题；皇帝能不能想一出是一出地花钱，是个有没有闲钱的问题。它不一样。

当过家的人，都知道，一个单位、一个家，不管外面看起来多光鲜，钱都是永远不够用的。来钱的地方多，花钱的地方也就多。《红楼梦》里王熙凤在贾府当家，不就说嘛：大有大的难处。

那什么时候当家人突然觉得有钱花，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发明项目花钱、花大钱了呢？那通常都是因为一个原来要花大钱的项目突然消失了，一大笔预算空出来了。这就带来了一个短暂的、可以自由花钱的窗口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种大项目通常是什么？当然就是战争。

宋真宗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啊。话说，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皇帝封禅泰山，刚从山上下来，他就跟宰相王旦感慨说，我最近看边境的奏报，今年物价很便宜啊，北边边境安稳了，老百姓日子就好过了啊。宰相王旦说，“可不咋地！看起来每年我们要给北边岁币，但是比起要用兵的费用，连百分之一也不到啊。”你听听，只要不打仗，一大笔钱就省出来了。

我们一般都是觉得，哪里打仗，哪里就穷，正在打仗的国家，财政肯定就紧张。这当然没错。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打仗的时候，朝廷对民间财富的汲取能力，也会达到一个高峰。

比如，西汉末年王莽灭亡的时候，他宫里面库藏的黄金有多少？70万斤。这个数量据说和整个罗马帝国的黄金拥有量相当。到了明朝灭亡的时候，按照黄宗羲的说法，全国各地的税收，90%都集中到了北京。

你看，仗打得越凶，朝廷对民间财富的汲取就越彻底。而战争如果突然结束了，但是原来的财富汲取能力和汲取机制没有变，刹不住车，于是就突然多了一大笔暂时还没有明确用途的钱。

当然，战争之后皇帝有钱，通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打了胜仗，把敌人聚敛的财富收归己有。比如，秦始皇统一天下，宋代灭了十国，都有类似的一大笔收入。

现在你明白宋真宗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了。

所以，如果我们再去仔细看真宗皇帝干的天书降神、东封西祀、大兴土木、大建道观这些荒唐事，后世的史书上说这个阶段全国上下就跟疯了似的，其实回到历史现场，你就会明白，这些现象还有一个解释的角度，就是皇帝突然面对一笔多出来的钱，要发明一个用途。结果走上了一条歪路。这就相当于今天一个人突然中了巨额彩票，

如果细看史料，你会发现，真宗皇帝不是什么发了疯，他的精神状态和行动逻辑，还是挺正常的。举几个例子：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决定要封禅泰山之前，其实心里是没底儿的，财政够不够折腾的？就问当时管财政的丁谓。丁谓说，你放心，完全够。然后真宗才决定封禅泰山。你看，皇帝知道花钱得量力而行，得尊重国家预算。

就在那年二月份，他还专门跟宰相们说了个事儿，说最近我看这开封城里的奢靡的风气有点冒头啊。经常有把金子变成那种薄薄的金箔的，这一年还不要用掉十万两金子啊？这个风气搞坏了将来可不好回头。以后，反正我用的东西，车马衣服之类的，都不要用什么金箔。

你就说，这位皇帝，他管得细不细？请注意，这是1008年的二月份，就在一个月前，他老人家还自己伪造天书，马上就准备上泰山了。说明他心里清楚得很，该省省、该花花，边界清晰不含糊。

决定要封禅泰山之后，真宗皇帝对预算卡得也是很死。到什么程度呢？你去泰山，总得有军队随从扈驾吧？军队就想做一身新衣服。搞仪式嘛，不能太寒酸。真宗皇帝说，要是出征打仗嘛，换身新衣服还行。这趟去泰山，咱们是去祭祀的，不要搞得那么夸张。你们要都换衣服，这得花好多钱呢！你就说，这位皇帝他对自己要求严不严？

到了今年，祭祀汾阴嘛，还是这个主管财政的丁谓，跟皇帝说了，咱们这一趟花钱有点太多了，动不动就成亿上万地赏赐，加上你还一高兴就免地方上的赋税，确实是皇恩浩荡，但是我们管财政的还是要担心，经费怕是扛不住。

真宗说，欸，赏赐多点儿怕什么！国家的责任就是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嘛。只要我们把该干的事儿干好，把不该干的事儿忍住，再省着点儿消费，钱不用愁哈。

你听听，这皇帝说话很在理，精神很正常嘛。这哪儿还是我们印象中的那个神神叨叨、奢侈浪费的宋真宗啊？

所以，你要是非问我宋真宗这些看起来颠三倒四的行为是怎么回事，我大概有这么几个判断：

第一，战争是不打了，国家是真有钱了，而且是突然出现的、大笔的、没有明确用途的钱。

第二，东封西祀这些活动，我们今天看起来是疯狂的迷信活动，但在古人的观念里，国家就两件大事，一件是打仗，一件是祭祀。真宗皇帝真觉得这是必要的。

第三，即使是该干的事，真宗皇帝也不愿意乱花钱。他觉得自己是尊重预算的，是小心翼翼的，是尽量节省的。

第四，虽然东封西祀花了好多钱，但是皇帝觉得，这就是通过赏赐把钱还给老百姓的一种方法，不仅没什么不对，反而光荣得很。

你看，这么一捋，皇帝的行为逻辑是不是就顺畅很多了？

如果你接受这个逻辑，那就又带来一个问题：皇帝为什么非要搞迷信活动呢？干点别的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儿不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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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为什么瞎花钱？

我们接着追问，传统社会里，皇帝突然有了钱，为什么不去做点更有价值的事？

答案可能出乎意料，怎么花钱有意义有价值，传统社会的古人，跟今天的现代人，不是一回事。

怎么花钱才有价值、有意义？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往往就是指——把面向当下的花费，变成面向未来的投资。说白了，就是把消费行为变成投资行为。我苦着点现在，变成更好的未来。

比如，一个普通人突然中了一大笔彩票，如果他只顾了下馆子、换车、换房、旅游，买两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我们就会觉得，钱是你的，你就造呗，这个人境界不高。如果他去上商学院了，给孩子多报了几个兴趣班了，买了个理财产品或者自己去创个业了，虽然也不见得划算，但我们直觉上会觉得，这个人在积累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样花钱，更有出息，更有未来，更有意义。

再比如，一个家庭去度假，就是到酒店的沙滩上躺着，我们多少会觉得，好吧，你们愿意把时光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也行吧。但是如果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去逛全世界的博物馆，我们会觉得，这是在为孩子的未来做投资啊。我们会对这样的家长高看一眼。

有人买了块很贵的手表，我们心里会翻白眼，但如果他说这是什么什么经典款，买了会保值增值，我们会觉得，哇哦，他这么懂，了不起。

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基本心态：当消费变成了投资，克扣现在，是为更美好的未来铺就台阶，这笔花销好像就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但是请注意，我们现代人这么想问题，是有一个信念做基础的：整个世界在一个持续增长的通道中，未来一定会比现在好。也就是所谓“进步史观”。整个人类有这样的信念，不过才两三百年，是工业革命之后才有的事儿。

如果你站在传统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些信念都很奇怪、很荒唐、甚至很狂妄。

传统智慧是相信：如果现在很好，那就要警惕了，因为未来大概率就不会太好。所谓水满则溢，月满则亏；满招损、谦受益；过犹不及；一个老农民都知道，连续三年丰收，就要准备迎接一次灾荒。这叫“循环史观”，相信世界是治乱兴替的。这才是传统农耕社会的常识。

我们现代人如果穿越回去，告诉老祖宗说：“报告老祖宗，财富这个东西，是可以持续增长的，真的，我们200多年就是这么过来的。”他们会觉得咱们疯了。他们是既不会相信，也无法想象。

这其实就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区别之一：现代社会有通道，有相关的基础设施，可以把现在的努力变成更好的未来的台阶，可以打通现在的价值和未来的财富之间的通道。但是传统社会可没有。

我小时候就听大人说，乡下的土财主和城里的资本家，最典型的差别就是对未来的态度。土财主的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灾难的恐惧，而资本家的内心，充满了对未来增长的期待，甚至是贪婪；所以，老财主有钱了，夜里偷摸挖个坑埋在地里。资本家有钱了，投资、招工、办厂；老财主有个儿子，生怕出门闯祸，给娶姨太太、抽鸦片烟。资本家有个儿子，送出去留洋，准备将来接班。这背后的不同，其实不是什么观念的不同，而是社会有没有让人看到投资未来的、持续增长的可能性。这也正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

说到这儿，你就理解宋代人的难处了。宋代，那是一个传统社会，他们几乎看不到“投资未来”的可能性。

你想，那个时候可没有用国家信用担保的银行，所以也就没有相对安全的理财产品；那个时候也没有全球化的贸易网络，所以，也没有可以持续投资的远洋船队；那个时候也没有现代企业产权制度，所以也没有可以买的企业股票；那个时候也没有持续进步的科技，你总不能指望宋真宗投资研发蒸汽机吧？

具体到宋真宗，现在不打仗了，手里突然有了一大笔余钱，怎么花？没有投资未来的渠道，他只好消费。消费的方式，还要符合儒家思想对一个帝王的要求，这其实很难的。

还记得我在公元1003年那一期提到的老宰相李沆吗？李沆当年就说嘛：咱们这位皇上，年轻，血气方刚的，一旦没有了危机意识，要不就去搞声色犬马去享受了，要么就是大兴土木，搞迷信活动，或者打仗去了。我岁数大了，看不见这天了，反正将来有你们受的。

这真是历史深处的忧虑啊。李沆算是宋真宗的老师，他对自己这位门生天子的道德品质是心里有数的，所以他担心的，其实不是皇帝变坏了怎么办，而是一种任谁都逃不掉的宿命：皇帝有精力有钱，你让他怎么花？李沆说的，其实就是一张古时候皇帝的消费清单。他列出来了，钱的去处，不过就是四条路：

第一，没出息的，声色犬马去了。第二，有野心的，打仗惹祸去了。走上这两条路，结果都很糟糕。

那就还剩下来两条：第三，大兴土木，还算是给国家搞了点建设；第四，搞迷信活动，按照当时人的观念，上求老天保佑，下能凝聚民心。你听听，后两条路，好歹还算是有一点投资未来的影子。反正总比声色犬马和穷兵黩武强。

听完了李沆这四条，你是不是也挺替宋真宗为难的？

我再说一个情境，你再感受一下皇帝和钱之间的关系。

话说，四年后，公元1015年，大中祥符八年，也是玉清昭应宫落成后的第二年，皇宫里起了一场大火。最开始的起因，是一个王府的婢女在府里面偷东西，又害怕东窗事发，就干脆点把火毁灭罪证，结果大火不仅烧了王府，还一直延烧到皇宫，烧了十二个小时，什么左藏库、内藏库，还有朝廷收藏珍本图书的地方，全部化为灰烬。

真宗皇帝当时说，哎，太祖太宗攒了两朝的财富，我都不大敢随便乱花啊，现在好了，一把火全烧了，实在太可惜了。别说他了。隔了一千多年，我看到这段史料，我都心疼得要死。

皇帝说心疼是确实心疼。因为内库是从宋太祖赵匡胤的时候就开始建，把从后蜀、南唐这些小政权搜集来的战利品，都收在里面，太祖还说呢，“将来我就拿这笔钱去跟辽朝人商量，去把幽云十六州买回来。如果辽朝人不干，我就拿这笔钱去招募天下勇士，去打他。”后来宋太宗继位之后，有一次去库里看，嚄！对身边人说，“这金银财宝，堆得跟山一样，什么时候能花完啊？我大哥也真是，经常说钱不够花，这抠门儿的也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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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个库房，现在烧了。

咱们可以把自己代入想一下：如果咱家里的一大笔理财产品，突然爆雷了。就算能情绪稳定，但是发愁的事儿应该还有：原来安排好的那些支出怎么办？车贷、房贷、孩子的学费怎么办？原来打算买的东西还买不买？等等。最着急的事，应该是重新调整财务安排。

但是你看当时宋真宗和他的宰相的对话：火灾发生后，宰相王旦也是着急忙慌地赶到宫里去见皇帝，见面当然得安慰啊。王旦说，没事没事，陛下您是富有天下，钱没了可以再慢慢攒。然后君臣俩人的谈话，迅速就转移话题：王旦说，这是不是因为我这个宰相没当好？要不我辞职？皇帝说，哎，钱好办，但是烧了很多军需品，又得麻烦老百姓重做。王旦又说，这次大火，侍卫们救火还是非常英勇的。皇帝又说，要不我下个罪己诏，然后让大家给朝政提提意见？

反正我听这段对话的感觉，东一嘴西一嘴，大家各说各的，又心慌又心疼，但是没有一句是落在，这么大的财务窟窿怎么填上面。

所以真相是什么？是这么一大笔钱，除了太祖当年说了一个要把燕云十六州买回来的不靠谱的用处之外，它其实没有什么用处。和过去乡下土财主埋在地下的一大坛子银元没啥本质区别。所以，烧掉了，既没有什么现实的后果，也不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支出项目的缺口。一笔闲钱没了，心疼一下，叹口气也就算了。

你看，我们现代人看宋真宗大兴土木，觉得他在奢侈浪费，为他着急。其实，在他的处境里，有钱了，要么存起来，要么消费掉。只有这两个选择。存起来，水火无情，随时就可以化为灰烬；消费掉，一面是儒家的道德约束，你得节用爱民啊；一面是内心的价值焦虑，你花钱要花出意义感啊。哎，他也有他的难处啊。

记得吴伯凡老师针对现代企业，讲过这么一句话：有多余的钱，就会干多余的事儿。

企业和人一样，不是钱越多越好，你能驾驭多少钱，是由你的内在能力决定的。如果在我的世界里，突然出现了一笔多余的钱，一笔我可以随便乱花的钱，放心，我一定会干出多余的事儿，这笔钱也许还要给我惹祸。

用这个理论，还对照一下1000年前的宋真宗，他东封西祀，大搞迷信活动，我们对这么花钱方法，是不是又多了一层理解？这么花钱当然不对，但已经是恶果最小的一种了。

下面我们还要解释一个问题：如果花钱只能是消费，你宋真宗为什么不把钱花在生存品上，不花在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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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品”和“效用品”

我们接着追问第三个问题，这些君主和帝王，一旦有钱，为什么不去改善老百姓的生存状态，而是去大兴土木，大搞迷信呢 ？这些帝王也是信孔夫子的，为什么不去做明摆着的对的事呢？

这需要一个解释。我今天的解释，不是来自于历史学的，而是经济学的。

吴乐旻写的《富种起源》里面提出的一对概念——“生存品”和“效用品”，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对宋真宗的迷信活动有了新的理解。

这本书把人类所有的产品，分成两类，一类叫“生存品”，一类叫“效用品”。生存品，好理解，顾名思义，就是能让我们活下去的那些东西。比如粮食、衣物、住宅、养儿育女的花费之类的刚需。而“效用品”，就是能带来各种各样效用的产品。这些效用，当然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比如艺术、娱乐、以及所有好看的、好听的、好玩的、有精神价值的、有情绪价值的东西。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能给人带来某种幸福感，但是对生存没有什么用，甚至有害。

这么分类有什么意义呢？

我自己看这本书，这个概念给我带来了两个意想不到的颠覆。

第一个颠覆：过去我们是用直觉来理解“生存品”和“效用品”之间的关系的。古话说得好嘛：“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或者那句“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其实都一个意思：人只有在满足生存品之后，才会需要效用品。

但是很可惜，这不是事实。

你就想，《白毛女》里的杨白劳给喜儿扯上半尺红头绳，是因为吃饱喝足了吗？红头绳，是典型的效用品啊。穷人家里穷，但是穷人就没有喝酒抽烟的了吗？烟酒是典型的效用品啊。

这本书《贫穷的本质》，算是研究贫困问题的经典著作了。两位作者还因为这本书拿到了2019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作者曾经来到一个贫困的村落考察，他们发现，当地很多儿童饭都吃不好，普遍营养不良，但许多家里都有电视机。对，当地人会攒很久的钱，买一部电视机。学者问他们为啥？村里人回答很朴素，“因为电视机比食物重要。”

你还别觉得奇怪，至少我小时候经常就省下早饭钱买一本课外书。今天有多少小姐姐为了身材好一点，忍饥挨饿。中国古人也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说法。所以，从个体选择来看，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效用品比生存品重要，没什么奇怪的。

群体选择就更是这样了。

世界上文明古国，几千年前生产力水平都不会太高，老百姓肯定还是很贫困，但是不耽误古巴比伦有空中花园，古希腊有雅典神庙，古埃及有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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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次去埃及旅游，导游是一位从北京语言大学毕业的埃及小伙子。他跟我讲，“你发现没有，埃及所有的景点，都是什么神庙啊，坟墓啊，都是为死人准备的。埃及没有一个景点是为活着的人盖的。因为古埃及人觉得，活着的这一生，没有什么意思，趁活着的时候，为死后的世界多做一点准备是正经啊。”

你看，贬低现实生活的生存品，坚定地追求精神生活的效用品，古埃及人几千年前，确实就是这么过的。在考古发掘中，我们看到很多的人类文明遗存都是这样，一帮肚子还没有吃饱的人，把大量的资源用在祭祀上。不信，你到今天的欧洲去看看，很多雄伟的大教堂，都是在最贫穷的中世纪开始建的。

这么说一圈，咱们再回头看当年宋真宗搞的那些大兴土木，东封西祀的活动，是不是也没啥奇怪的了？不过就是重演了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那个规律嘛：饿着肚子也要追求精神享受，效用品战胜了生存品嘛。

效用品这个事可不能小看，它有一个特点，它不想我们想的那样，我劳逸结合，一旦开启，它就会自我强化，很可能停不下来，一直走到极致荒唐的地步。

举一个例子：孔雀的尾巴。公孔雀的尾巴就是孔雀世界里的效用品。因为它除了好看，什么用都没有，还耽误公孔雀觅食的效率和逃避天敌的速度，要它作甚！？

当年达尔文都快被这孔雀尾巴愁死了，因为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存哲学解释不了它啊。所以他后来又提出了什么“性选择”理论，再后来，生物学家费舍尔又完善了这个理论，提出了“费舍尔失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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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展开这些理论了。一言以蔽之，都是母孔雀惹的祸。刚开始，母孔雀是把公孔雀的尾巴当信号用的，恩，谁的尾巴长，就证明身体好、基因优良，谁就是我的亲老公。这没错啊，挺好用的一个判断指标啊。但是时间一长，母孔雀群体开始都认这个死理儿，尾巴越好看，我老公身体就越棒。这就走到死胡同里去了。公孔雀也没办法。尾巴长不好，媳妇就要跑，这局就只能跟。所以整个物种就演化成尾巴越来越长，一直长到荒唐的程度。回头一看，麻烦了，背离初心了，但是也改不了了。

动物界里很多这种现象，比如那种大得离谱的鹿角，还有，那种越长越长最后能把自己脑袋戳破的野猪獠牙。都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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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一样啊。很多现象，刚开始是生存品，但是很快就因为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比如竞争、嫉妒、炫耀、攀比这些因素，最终都让生存品变成了效用品，而且还刹不住车，一直发展到荒唐的地步。

就拿吃饭来说，咱们今天都知道，一个人维持生存，需要的食物是很少的，花不了几个钱。要是吃多了，还容易引起健康问题。

但这个世界的另一端，就是存在米其林餐厅这种东西，一顿饭，动辄人均三四千块，要想吃得够面儿，多少钱都花得出去。就这样，还一座难求。

荒唐吗？就因为填饱肚子只需要生存品，但吃米其林，吃的就是效用品，至于所谓的“审美”“品位”，其实是人群之间互动的结果。所谓的“效用品”，其实全是生存品被推到极致后的样子。

回到1011年，这一年，宋真宗继续搞他的迷信事业，西祀汾阴。开封城还在大兴土木，建他的玉清昭应宫。刚开始，他做这些事，可能只是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威，强化赵家天子的合法性，是他的皇权的“生存品”。

但是到了后来，当更多的人加入这个游戏之后，人群中的互动就开始了，竞争开始了——

想往上爬的官员，要比拍马屁的音量；各种地方势力，要比看谁能把皇帝弄到我们这里来；工匠盼着有活儿干；老百姓盼着有赏赐；皇帝本人，也是要用下一个谎言掩盖前一个谎言。整个这个过程，是在人和人之间的互动中振荡放大的，是没有人能踩得住刹车的。你看见了吗？整个这件事像一条公孔雀的尾巴一样，越长越长，直到荒唐。

我们《文明之旅》节目，已经是第12期了。对应历史，已经12年过去了。这位真宗皇帝已经不是那个30岁登基的青年人了。

真宗皇帝今年43岁了。像吕端、李沆、寇准这些老资格的、他老师叔叔这一辈的朝臣，死的死，免的免，他父亲留给他的大臣班底已经基本谢幕了。现在朝中的大臣，都是他自己亲手提拔起来的。他在心态上已经完全建立起了对朝臣的优势。他还刚刚签完了澶渊之盟，为帝国赢得了来之不易的和平。帝国的财政状态也不错。

所有这些状态，像什么人？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我们今天经常看到的、事业小成的中年人的状态。

这样状态的中年人，很容易沉迷到一项兴趣爱好里。不是有个句式吗？什么“摄影穷三代，单反毁一生”，或者“钓鱼穷三代，玩鸟毁一生”。这类说法还有很多。总之说的都是这样的中年人：财务自由了，也没人能管得了了，原来奋斗的目标要么实现了，要么放下了。这时候就很容易钻到一项爱好里，在同伴、在卖器材的商人的鼓励下，越走越深，专业上并没有什么成就，但是很痴迷、很疯狂、很难回头。

这本身没有什么。但是，如果花钱太多，以至于伤害了周边的人，或者严重偏离了他本来的社会角色，那旁边的人冷眼一看，就会说：这人怎么疯疯癫癫的？

在“效用品”的世界里，进得去，还能出得来啊，不容易的。

自古以来，就有一个难题，就是怎么分清“需求”和“欲望”这两个概念。

南宋的大儒朱熹有过一个答案，他说，你要是正常吃吃喝喝，这是需求，符合天理。你要是天天想山珍海味，那就是欲望。你要是想有个生活伴侣，正常夫妻，这是需求，符合天理。你要是想三妻四妾，嗨，这就是欲望了。

过去看到这句话，觉得朱熹讲的不过是一种程度的差别，就是凡事别过分。

但是，今天我们读懂了“生存品”和“效用品”这两个概念，我有一点新的启发。

请问，什么是需求？什么是欲望？

需求就是“生存品”：满足了，就不想了，这就是需求。比如饿了，想吃饭，吃饱了，就不想了。这就是需求。

而欲望就是“效用品”：越满足，就想得越厉害，比如更多的钱，更多的性，更多的胜利。这就是欲望。

欲望，也就是我们生命中的效用品，不能没有，否则人生太寡淡。但是每出现一个新欲望，我们都得警惕，咱可千万别一直纵容它，任由它在人性的互动中潜滋慢长，直到长成一根长到不像话的孔雀尾巴啊。

借宋真宗的人生教训，我们共勉吧。

这里是公元1011年。我们1012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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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你可能也发现了，1011年这期节目，我们没有就历史说历史，去讨论真宗东风西祀、大建道观的是非对错，而是站得离他远一点，甚至离宋代远一点，站在人类文明共性的角度，用经济学的视角，去理解这一系列行为背后，人类的普遍心理动机和社会历史环境的互动关系。

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第一次看《国富论》的感受。一个人竟然可以那样跳出具体的文化、国度和环境，跳到普遍人性的高度，再来看这个世界，他看到的世界是那么不一样。

亚当·斯密也时刻提醒我做《文明之旅》这个节目，要充分利用好百年来全人类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理解历史现象，既要进得去，调动人之常情；也要跳出来，回到普遍人性。

原始史料：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宋）孟元老撰，杨春俏译注：《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2020年。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

（明）黄宗羲撰：《明夷待访录》，中华书局， 2011年。

参考文献：

吴乐旻：《富种起源 : 人类是怎么变富的》， 中信出版集团 ，2023年。

[印度] 阿比吉特· 班纳吉，[法] 埃丝特· 迪弗洛迪弗洛：《贫穷的本质 : 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中信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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