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13年：明知宦官里有小人，为何非用不可？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13年，大宋大中祥符六年，大辽开泰二年。

这一年，大辽和大宋，都各有各的重要目标，各忙各的。

辽朝在忙着打仗。第二次打高丽的战争，去年才结束，今年又要调动大军，去镇压蒙古草原上的一系列叛乱。咱们按下不表。

宋朝这边呢？这个阶段，宋真宗还是在忙着搞各种神神叨叨的祭祀活动——前年去的汾阴，祭祀土地神；明年还要去亳州，祭祀老子。

那今年忙啥呢？有一件大事：玉清昭应宫就要竣工了。所以今年要忙活里面供奉的神像。关于玉清昭应宫的故事，如果你不熟，推荐你去看1009年那一期的节目。现在你只需要知道，那是一个规模庞大的道观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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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那么大，里面需要供奉的神像也小不了。这个活儿就派给江淮地区的官员了，他们在扬州城边上的一个叫建安军的地方搭了炉子，铸造神像，一共是四尊：玉皇大帝一尊、真宗皇帝给他们老赵家新编排的那个祖宗赵玄朗一尊，然后就是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的圣像各一尊。今年，这个事办妥了。吹吹打打，浩浩荡荡地用船队把圣像迎回开封。沿途各种热闹，各种大把花钱。

造神像的这个建安军，改名叫真州，那个造神像的作坊，也改名叫仪真观。顺便说一句，请注意“仪真”的这个“真”字，往往带个真字的词儿，就跟道教有点关系。道教修道也叫修真嘛。包括宋真宗的这个谥号里的“真”字，也是这么来的。仪真这个地方，到了清朝的时候，为了避雍正皇帝胤禛的名讳，又改名“仪征”，这个名字直到今天还在用。清朝中期的那个既是封疆大吏又是大学问家的阮元，就是仪征人。还有，晚清的经学家刘师培，当代的经济学家厉以宁，都是仪征人。

如果你看过《文明之旅》的前面几期节目，我都在试图纠正一个印象，宋真宗虽然天天在搞迷信活动，但是他并不是疯了。他这么做，有他自己的理由。在其他的政治事务上，他还是挺正常的一个皇帝。

比如，就在这一年的2月，朝廷连续下发了两道诏书，针对的是同一类人，就是宦官。讲的是同一件事：禁止宦官在替皇帝办事的时候，惹是生非。你想，同一个月就同一个事下两道诏书，这个重视程度，应该称得上“三令五申”了吧？

两个月后，真宗又以他本人的名义给宦官写了一份《内侍箴》，刻成石碑，立在宦官衙门的门口。什么是“箴”？你看这个“箴”字，竹字头，就是竹子做的针，针砭时弊的针，这个东西既能刺激人，又能治病，所以“箴”就是规劝告诫的话。这份《内侍箴》今天还能看得见，大概的意思就是跟宦官说，你们要是规规矩矩的，总有好处。你们要是打着皇帝的旗号干坏事，那就有你们好看的。

你想想看，这么短的时间里，皇帝又是下诏书，又是写小作文，小作文还要刻在碑上，背后一定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儿。那这一期，咱们就从皇帝和宦官的关系入手，一起来看一个让皇帝非常头疼的大问题。

好，现在我们就一起穿越回公元1013年，大宋大中祥符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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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为什么越来越多？

看得出来，1013年一开年，皇帝就很生宦官的气。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能查到的史料，是上一年，1012年的12月发生的一件事。当时真宗皇帝让宦官派人，去调查一下粮仓的情况，结果这些人趁机搜刮钱财。朝廷要求开封府把他们抓起来，从严处理。当时皇帝想必是很生气。

但是，拖到今年2月再这么连发诏书，甚至要把小作文刻在碑上给宦官立规矩，我合理推测哈：应该是后来又发生了好几件类似的事。皇帝这才觉得：这帮家伙闹得太不像话了，是时候狠抓一下宦官的办事作风问题了。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态里面，宦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因素。什么是宦官？皇帝的家奴嘛。这就带来一个巨大的反差：你说他地位高吧，他是家奴，而且身体不健全，是地位最低下的人；你说他地位低吧，他是距离皇帝最近的人。权力就是这样，谁离权力的魔杖近，谁就拥有一点权力的魔法。对，宦官就是最卑贱的身份和最高的权力混合在一起的奇怪角色。

记得中学时候学过一篇课文，白居易的《卖炭翁》，说的是唐朝的“宫市”，就是一种直接派宦官到市场上买东西的采购制度。说是买，其实就是抢。诗里不是说了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说是给钱了，其实就跟抢差不多。

上学那会儿，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劲。反正皇帝就是坏嘛。但是后来读的书多了，就知道，这件事其实很古怪。就算皇帝坏，那也不能明摆着犯坏啊；就算皇帝不要脸，那也不能在自己家门口不要脸啊。唐朝的“宫市”，那可是从唐玄宗天宝年间就有的，那可是盛世啊，皇帝没有穷到要去明抢的地步啊。再说了，一个市场如果有人天天来抢，不可能长期存在的。而唐朝中后期的宫市至少存在了100年。做买卖的人傻吗？天天有人抢，还天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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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各种资料来看，大概是这么回事：

首先，宫市确实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交易活动。长安城里面成千上万家的人，靠这个市场生活。因为皇宫是一个大买主，大甲方，所以难免强势。商人要做皇宫的生意，免不了也要给宦官好处。但主流肯定是一个你情我愿的市场。

但是，其中难免有一些宦官欺行霸市，抢老百姓的东西。因为他们是宦官，只要嘴里喊，我是替宫里买东西的，地方官也不敢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话说有一次，有一个农民拉了一头驴上街卖柴禾，被一个宦官看上了，给了几尺绢布，就要农民连驴带柴一起送到宫里去。农民说，我认倒霉行吗？柴你拿走，绢布我也不要，我父母妻子过日子都需要这头驴，你给我留下。宦官还是不干，结果农民一时上火，就把这个宦官给打了。这下坏了，市场纠纷变成治安案件了。皇帝知道之后，就下圣旨说：这样，把这个宦官撤职，再赐给这个农夫十匹绢。你看，这个事的是非，皇帝是很清楚的。所以，不是皇帝要抢老百姓，完全是宦官自作主张胡来。

现在我们来给皇帝算算账：宦官因为是家奴，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确实是方便。但是，他们是真能给皇帝丢脸啊。他们在外面的胡作非为，老百姓可都记在皇帝的账上了。就那刚才这个案子来说，为了一车柴禾，皇帝赔了十匹绢，还被记在史书上千秋万代地丢人。你说，这锅背的，是不是也挺冤的？

现在我们回到1013年年初，宋真宗发布的那几份文件，两份诏书一份亲笔小作文，能感觉到皇帝的那份儿窝火了吧？

那问题来了，皇帝能不用宦官吗？

你还别说，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这样的机缘。比如东汉的时候，公元189年，袁绍带兵冲进皇宫，见宦官就杀。别说宦官了，宫里面连不留胡子的人都杀了。还有，就是100年前，公元903年，后来的后梁太祖朱温，又一次把宦官杀光。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很快，宦官就又卷土重来了。

明知道宦官在外头给自己丢人，为什么皇帝就非得用宦官不可呢？

我先说答案，因为更放心。

要理解这个问题，还是得回到宦官最根本的特征上来。一般，我们都注意的宦官在生理上的特征：因为那一刀下去，他们不至于在后宫里面污染皇家的基因。但其实更重要的，不是宦官的生理特征，而是因此而派生出来的社会特征。

对啊，如果只是要隔绝皇宫外面的男人，不让他们和后宫的后妃有染，那很简单啊，宫里只用女性干活儿不就行了？为什么不用女性，而要用如此残酷的手段，把男人变得不男不女然后去当皇帝的家奴呢？

因为那一刀下去，宦官就失去了独立的社会身份。你想啊，宫女只要一出宫，她就可以嫁人，可以帮佣，可以还原成一个正常人。但是宦官就不一样了，他们即使出了皇宫，举目四望，他能有什么呢？因为那一刀，他们入不了宗祠，也没有子女，更不可能加入任何皇宫之外的社会网络。人是靠希望活着的。宦官所有的希望都在宫廷内，在皇帝的喜怒之间。因此他们就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

你就看明清时候的那些离开宫廷的宦官，他们要么无家可归，要么有家难投，往往在京城附近的寺庙里群居，了却残生。今天北京的中关村，号称“中国硅谷”。其实这个地方原来叫“中官村”，是官员的官，不是关公的关，“中官”就是“宦官”的另一个称呼。明清两朝的宦官在这个地方买地，然后修建很多庙宇，等他们年老体衰离开皇宫后，就到这个地方扎堆住着，互相有个照应，死了也埋在这个地方，由其他的宦官帮着扫扫墓，逢年过节的祭拜一下。北京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恩济庄”，跟“中官村”一样，也是宦官建庙养老的地方，比如李莲英就埋在这里，两个地方的区别在于，“中官村”是宦官们集资买下的土地，而“恩济庄”是清朝雍正皇帝御赐的土地。

你理解了宦官的这个社会角色，就知道皇帝为什么对他们放心了。不仅是因为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比较亲近，也不仅是因为家奴这个身份，而是因为宦官离开了皇帝，没有独立的社会角色，他们是皇权永远的附庸。

既然放心，就会多用，越用越多，宦官的数量就有膨胀的趋势。

比如，朱温不是把宦官杀光了吗？到了北宋初年，宋太祖、宋太宗虽然用宦官，但是人数很少。宋太祖的时候，也就50人。你听听这个数字，比红楼梦里贾府用的佣人的数量还少。太祖真够省的。但是用不了多少年，到了宋仁宗的时候，不到100年，你猜宦官有多少了？4000多人了。

明朝的宦官也有类似的过程。明朝刚建立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也很反感宦官干政，当时的宦官也不到一百个人。但到了明朝末年，宦官有多少人？10万人。

听到这个数字，你可能都觉得邪乎：至于的吗？看住宫里的那些娘娘，再干点家务事、体力活，至于用这么多人吗？

干皇宫里的杂务，当然用不了这么多，但宦官还有别的用处。

在宫廷里面，宦官是仆人。但是因为他们和皇帝的特殊的信任纽带，出了宫廷，他们也可以帮皇帝做事，很多事。在历史上，帮皇帝搞钱，帮皇帝出使外国，甚至带兵打仗，宦官都干过。但是皇帝最需要，也最离不开宦官做的，不是这些，而是让他们作为皇帝的耳目，去探听消息。

你看，连司马光那样的士大夫，提起宦官从来没有什么好话，但是对宦官的这个作用，还是认可的。他说，宦官这种角色，古时候就有，儒家的诗、礼等经典都有记载。要宦官就是两个作用，一是让君主的后宫没有歪门邪道，二是让内外的信息得以互通。这个角色咋能没有呢？

是的。替皇帝搞钱，可以让国家正式的财政部门去做，帮皇帝打仗，可以用正式的军队的将军。而唯独替皇帝探听消息，这个事，离了宦官，还真就不行。

宦官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只看一个小的侧面：中国古代的皇帝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信息难题，以至于他们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必须要用宦官来打探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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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朝是个技术活？

首先来问一个问题：什么情况下，一个人拥有权力？

一般我们觉得，所谓的拥有权力，就是拥有“位子”。俗话说得好，“位高权重”嘛。那可不见得哦，位子之所以有权力，是因为特定的信息流经过这个位子。信息流程一变，一个位子的实质权力很容易就发生变化了。

我举个例子，在企业里面，很重视所谓的“汇报关系”。我汇报给你，你再汇报给上级领导，你就对我有权力。因为我这里的信息只有经过你，才能被组织正式接收和处理嘛。那如果你的领导，要求我直接汇报给他，那好了，我的信息就绕过你了，你对我的权力其实就消失了，不管名义上你还是不是我的领导。很多领导非常介意下属“越级汇报”，信息流绕过了他的位子，削减了他的权力，就是这个原因。

你还可以假设这么个情境：你和你的下属和你的领导都在同一个群里。下属在群里向你汇报工作，哪怕你领导从来都不吱声，你只要意识到你的领导随时可以看到所有信息，你处理起下属的汇报的时候，还会有大权在握的感觉吗？没有嘛，只会如履薄冰嘛。所以你看，一个“位子”之所以有权力，是因为背后的信息流的状态，而不是这个位子本身。

还有人说，所谓的拥有权力，就是“说了算”。

其实，“说了算”不见得都有意义。举个例子，我炒股，一大堆股票任我选，我是“说了算”，但是我有权力吗？没有。在没有足够信息的领域，说了算，而且还负有很大的责任，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情形。同样道理啊，我现在当领导，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事摆在我桌面上让我决策，我说了算。这哪里是权力？这是逼着我上赌桌啊。

我记得看过一部电视剧，讲末代皇帝溥仪的。有一个镜头，溥仪小时候遇到什么高兴事儿了，大喊一声：“传旨，放学！”你看，一个没有信息能力的小孩，他即使说了算，也不过就是这种事。有多少信息，才有多少权力。要不怎么说“信息即权力”呢？

计算机科学家吴军老师，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所谓的科技史，其实就是两条线索，一条是人类对于能量的利用能力的提升，一条就是人类对于信息的处理能力的提升。我们也可以借用这个观点来理解一个皇帝的权力，不过就是两条：第一，他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动员足够多的力量。第二，他能不能及时搜集和处理足够多的信息。没有这后一条，所谓的动员力量也就无从谈起。

那皇帝怎么办呢？第一个办法，当然就是疯狂地逼迫自己占有信息。

很多这样的传说了：据说，秦始皇一天要看竹简一百二十斤，不看完不休息。清朝的雍正皇帝，在位13年，共处置各种文件将近20万件，光批语就有1000多万字。旁人看到的是他们的勤奋，但是你站在他们的角度想想，那是恐惧啊，担心一个不小心，漏掉了重要的信息，决策就会犯错，权力就会弱化啊。

宋朝历史上最著名的勤奋的皇帝，就是现在这位宋真宗的爸爸，宋太宗了。他真是一直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他管事管得有多细呢？老百姓家里丢了一头猪，就这么个事，他也管。管完了之后，他自己在那儿咂摸：你说这种小事我也管，是不是太可笑了？但是我要是这么小的事儿也管，这天下是不是也就没有冤枉了？他这段话，多少还是有点自鸣得意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他自己这么说，自己也不会相信的。你有本事把天下所有的案子，包括这种丢猪丢鸡的案子，都一个人断了啊？你做不到嘛。

从这段很纠结的自我反思里面，你也可以体会到一个中国古代皇帝的两难：不疯狂地占有信息吧，天下就治理不好；疯狂地占有信息吧，皇帝就这么一个肉身，累死也处理不过来啊。你说怎么办？

办法总是有的，而且一直在用。直到唐代的时候，那个著名的魏征，才把这个办法，总结成非常精当的八个字：“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请注意，这句话不是什么鸡汤，它是一种非常高深的统治技术，简单说，就是不能只有一个信息源，同一件事情，要有至少两个信息渠道。你看这个“兼”字，它在本义就是一手抓着两把禾苗。同时抓住两个信息线头，这才叫兼听则明。

所以，如果皇帝既要掌握信息，又不想被累死，最好的方法，就是对信息渠道进行拆分：一个正式的官僚体系负责干活，再建立一个信息体系从旁边负责监督。

朝廷里的官职，从秦朝开始，就设有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这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传统，一直到清代，都有台谏这一支机构。不负责干活，就负责给皇帝提供信息。

其实不仅是中央，地方上也是这样。我们简单捋一下：秦朝30多个郡，到了汉代，发展到100多个郡，皇帝的信息负担就太重了，连郡守的名字都记不过来，更别说处理汇报上来的工作了。那怎么办？设立信息监督的大区啊。汉武帝就把全国分成13个大区，每个大区派刺史，请注意，这个“刺”字什么意思？就是刺探的意思，只负责刺探信息，报告给皇帝。明面上，担任刺史的官儿，品级比较低，但因为是皇帝的耳目，干的活儿比较重要。

到了唐朝，这个过程又来一遍。天下有300多个州，皇帝信息负担又上来了，唐太宗甚至只好把300多位州长官的名字写到屏风上，怕自己记不住。那怎么办？老办法啊，在上面设一个信息监督的大区啊。这就是“道”，唐玄宗设了15个道，负责监察各个州，新设了一个官儿，叫“采访使”。你一听这个官儿名就知道，这又是一个不负责行政，只负责刺探消息的官。你看，从动机到方案，和汉朝设刺史是一样一样的。

张宏杰老师的这本《简读中国史》里面有一个有趣的洞察，你看，中国历史上地方官的官名，往往都是动词，什么“刺史”、“采访使”、“巡抚”。对，一开始，他们都不是常设的地方行政官员，而是信息监察官，只是皇帝的信息渠道。

这种“兼听则明”，分拆信息渠道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制度设计的各个角落里都有体现。比如说，皇帝上朝。

电视剧里的皇帝上朝，都是皇帝坐到宝座上，所有官员按照品级文东武西地站好，然后有个宦官出来喊：“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然后大臣就出来说话。

怎么可能这样呢？如果所有的官员，都在一个朝堂上公开地表达意见，那么只要有一个权威的大臣，比如宰相这样的角色在，朝堂上的信息就被控制了，没有人敢说话了。皇帝的信息渠道就被掐死了，就什么也了解不到了，明显违反“兼听则明”的原则。

所以，设计上朝的议事制度，是一个技术活儿。简单说说宋代的皇帝是怎么上朝的：

每天早晨“五更”，大概就是现在的3点到5点钟，皇宫的大门打开，官员进宫。然后，宰相和枢密院、翰林院、三司、开封府等衙门的官员，到垂拱殿，也就是皇宫的前殿的前面，按预定的站位站好，向皇帝行礼问安。这是一个仪式性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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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之后，需要跟皇帝汇报具体事务的官员要退到殿外门廊上等着，按照预先确定的顺序，一拨一拨地上殿奏事，这叫“班次”。一般来说，宰相和枢密院官员被安排在第一班、第二班，主管财政的三司在第三班，开封府的官员在第四班，其他官员在第五班。

不过，因为皇帝时间有限，他能见到的官员也比较有限，如果宰相、枢密使这些皇帝必须得见的官员奏事时间太长，后面的官员可能当天就见不到皇帝了。所以，有时候皇帝也会做一些安排，比如有时会临时下旨，让某一位官员插队，保障他们能见到皇帝。

而且在等候的地方都有大木板子竖在那里，叫板障，等候上殿的大臣，是不可以从木板的缝隙里往里看的。为啥？这就是信息流程的设计啊。皇帝知道所有的事，而每个大臣只能知道自己该知道的事儿啊。这就是权力的塑造过程啊。

这就完了吗？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这只是第一个阶段，叫“前殿视朝”。完事之后，皇帝换衣服、吃饭，然后在崇政殿、延和殿接见其他人，这叫“后殿再坐”。

后殿再坐，接见的人，那就复杂了。各个衙门的官员、宦官、走马承受，也是一种帮皇帝打听信息的职务，这些人分头向皇帝汇报。

这就完了吗？没有。皇帝还要上课长学问啊，这叫“经筵”，经典的经，筵席的筵。经筵的讲师，讲到兴头上，难免要借题发挥对时政做一些评论，这也是皇帝的一个重要信息渠道。

这就完了吗？没有。皇帝还有一种见人的方式，叫“内引奏事”。你可能会说，不就是皇帝召见大臣吗？跟前面说的“前殿视朝”和“后殿再坐”有什么区别呢？有啊，就是“内引”两个字啊。前殿后殿见的人，那个名单、班次，都得由朝廷的正式机构来安排，皇帝什么时候见了谁，这个信息就难免被外界知道。而“内引”，就是由后宫的宦官来安排了。说白了，在内引奏事中，皇帝见了谁，什么时候见的，谁先谁后，这些关键信息，外界就一概不知道了。

这就完了吗？没有。皇帝还有一种见人的方式，叫“禁中夜对”，顾名思义，就是夜里召见一些人私下谈话。这就更隐秘了。比如，前几期节目我们反复提到的那个王钦若，有一次，被贬官，只是当了一个资政殿大学士的职务。大学士嘛，文臣，万一皇帝要起草个什么文件呢？所以，夜里是要在皇宫外面值班的。有一天晚上，轮到王钦若值班，他就拿了一大瓶酒，跟同时值班的人喝起来。结果，喝到半夜，突然有宦官把宫门打开，只宣召王钦若一个人进去谈话。至于皇帝跟他谈什么，就没人知道了。别忘了，这可是贬官之后。那你说，真宗皇帝是喜欢这个王钦若呢？还是不喜欢这个王钦若呢？你自己猜去吧。

当然，这还没有完。宋朝还有一种制度，叫“转对”或者“轮对”。简单说，就是皇帝按照某种固定的次序，把低品级的官员也接见一遍，一次接见一到两个人，很长时间轮一遍。各个部门的长官，你就想吧，你手下的官员见到皇帝会说啥。

你看，前朝、后朝，明见、暗见，公开接见、私下接见，见高层、见基层，花样繁多，这才是现实世界里的皇帝上朝。跟评书和电视剧里的不一样吧？效果呢？就是皇帝把信息渠道进行各种角度的分拆，兼听则明嘛，每个人都不知道皇帝到底见了谁，关于自己手头的这摊子事，皇帝到底知道多少，又有多少隐伏在身边的信息源。皇权就是在这种信息渠道分拆的过程中，越来越巩固。

说了这么多，我们再捡起前面我们放下那个话头：皇帝为什么一定要任用宦官？对，宦官是皇帝分拆信息渠道的最后的撒手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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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交叉验证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答前面留下的那个问题了：皇帝为什么一定要任用宦官来刺探信息？

其中一个答案是：宦官作为皇帝最信任的人，虽然不能提供正式渠道的汇报，但是他们在关键时刻提供的关键信息，能够帮助皇帝做关键决策。

这么说有点费解，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话说，这几年真宗皇帝不是天天忙于神道设教吗？所以就把朝廷中的小事委托给宰相王旦全权处理，因为他觉得王旦大公无私，值得信任。但是，皇帝对于臣子信任，从来都是动态的，是在微妙的侧面观察中一点点地微调的。

有一次，王旦曾经向真宗皇帝推荐过一个官员，皇帝也觉得这个人可以再提拔提拔，还专门把这个官员的名字记在小本本上，说，好，只要这个官员到京城述职，就给他升官。等到这个官员真来京城了，王旦跟同僚商量一下，拟好升什么官后，准备第二天上奏。这中间就出了岔子：这个官员当天晚上到王旦家拜访。可能是礼节性的吧。

但是为了避嫌，王旦也没接见。等到第二天上朝，王旦把给这个官员升官的事汇报给真宗皇帝，真宗皇帝一反常态，也不说话，但就是不同意。王旦回家，左思右想，忽然恍然大悟，吓得心惊肉跳，一定是昨天夜里那个官员拜访自己的事，已经被真宗皇帝派出的密探给发现了。

你琢磨一下这个事儿。皇帝派的这个密探，为皇帝获得了一点点额外的信息，没啥，就是这个官员昨天晚上去拜访了王旦，但是王旦没有见。这就么一点点信息，是朝廷正式信息渠道没法给皇帝的，但是它能帮皇帝做出多个重大判断：第一，王旦没有结党营私，值得继续信任。第二，这个官员有讨好王旦的动机，私德可疑，提拔的事，放放再说。第三，外地官员来京城，要拜访宰相王旦，这说明宰相的威望在升高，敲打敲打也好。

王旦如果想到这里，是不是应该心惊肉跳，细思极恐？如果前一天王旦真见了这个官员，那真宗皇帝对他的信任，马上就灰飞烟灭了，王旦肯定也不可能一口气干十几年宰相了。

你看，这点细微的信息变量，是多么关键。关键时刻，还得靠皇帝从兜里掏出专属工具啊。那你想也想得到，宦官，就是最好用的专属工具啊。

其实，不仅是古代的皇帝，今天的人，要想卸下信息负担，用一点点信息量就做出关键判断，也得用类似的方法，这个方法叫“交叉验证”。

比如，我听吴军老师讲，硅谷有一位很有名的投资人，失误率很低。他在决定投资之前，除了像其他投资人一样认认真真做背景调查之外，还会做一件事，晚上9点之后到那家公司外面去转转，看看停车场里停了多少辆车，楼里面是否有很多人在工作。这多少能说明这家公司的精神状态。这个做法其实就是换了一个维度对公开信息进行了交叉验证。

现在有一种另类数据公司，也是做类似的事儿。比如用卫星来统计一些工厂和大型商超的停车场的数据，用这个维度的信息，来交叉验证公开的业务数据，看一家公司的经营状况到底好不好。

还有，广东流动人口多，到底有多少人到广东来打工了？谁都说不明白。结果有聪明人就发明了一个“辣椒指数”，看看市场上的辣椒价格，就能看出来最近来广东打工的人是多了还是少了。因为广东人不怎么吃辣椒，主要都是外地人吃辣椒。所以，辣椒价格的涨跌，就能基本反映外来人口的比例。你看，这也是数据交叉验证的一个例子。

还是回来说历史。一个古代的皇帝，以孤家寡人的身份，面对全天下的信息，没有交叉验证的功夫，肯定是要被愚弄的。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话题再推进一层：用交叉验证的方法搜集更多信息，来支持自己的关键判断和重要决策，这是皇帝用的办法。但是，天下事有盾就有矛，聪明的臣子就利用这个机制反过来也算计皇帝。

还是举宋真宗这个时候的例子。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王钦若，有一次，他想排挤一名官员，就故意在真宗皇帝面前夸他，说这个人最有长者风范，常常要报答一个前任宰相的知遇之恩。这听上去是好话，但其实是个陷阱。因为这位前宰相的女儿，是真宗的一个妃子，而这个官员，曾经向真宗推荐这个妃子做皇后。真宗一琢磨，好家伙，原来你是在拿我家皇后的位置来报答你自己的知遇之恩啊。什么人品！真宗皇帝嘴上不说，心里对这个官员就打入另册了。

你看，王钦若利用的就是皇帝的信息交叉验证的机制。我给你提供不同维度的信息，你自己在脑子里去拼接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正好是我希望你拼出来的。

你看，皇帝和臣子的信息博弈，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韩非就曾经借黄帝的口，把这种局面叫作“上下一日百战”。这真是一场永恒的战争啊。

这一期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说一个人的故事吧。他叫李神祐，是一个宦官。如果你今年在宫廷里遇见他，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了，掌管着御厨。性格呢，非常谨慎，喜欢音乐、作诗和读书。

就这么一个看上去温和的、边缘的、人畜无害的老宦官。可是你知道他当年是什么人吗？

话说，大宋朝960年开国，3年后，公元963年，统一全国的战争就打响了。战争本身很顺利，965年后蜀皇帝孟昶投降。但是宋太祖没有想到，到四川去的这些军人太不像话了，天天喝酒、抢钱、祸害老百姓，最后在四川激起兵变。

那怎么办呢？从此军中就出现了一个神秘的角色——宦官。他们负责搜集情报、传递信息、监督将帅和安抚新征服的地区。说白了，就是“监军”。他们可能什么都不说，但是谁都知道他们是宦官，是皇帝派来的人，他们的存在，就已经可以让那些张牙舞爪的军人有所收敛。

而我们刚才说的李神祐，就是第一个被宋太祖派到军中的大宦官。968年，讨伐北汉的军中有他；970年，讨伐南汉的军中有他；975年，讨伐南唐的军中也有他。后面几乎所有的军政大事中，都有这个李神祐的影子。有他在，皇帝的耳目就在，有他在，军队就不太敢胡作非为，虽然在军中他可能并不多说什么话。

李神祐是66岁那年去世的，应该就在这几年。没有他，宋太祖很多事还真的不好办。我们该怎么面对这么一个宦官的背影？我们又该怎么评价皇帝任用宦官这件事？

只要有皇权在，只要权力集中在孤家寡人身上，作为皇帝本人，就一直面临着如何打破信息茧房的挑战。宦官的存在，是挑战的解决方案之一，但它本身也会成为一个全新的挑战。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个故事还将继续。

我们下一年，公元1014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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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一位遗传学家马克·斯托金。他的科学研究，为考古学提供了一个巧妙的交叉验证，可谓神来之笔。有个困扰古人类学家的难题，就是，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穿衣服的？考古学家以前都是找各种跟衣服有关的证据，动物毛皮、植物纤维、骨头做的针，但这些都不理想，它们并不能告诉我们衣服诞生的确切时间。

斯托金另辟蹊径，他是通过一种小小的寄生虫——虱子的研究，解了这个难题。说来也很简单，就是寄生在人体上的虱子，发生了分化。一个叫头虱，寄生在头发里；一个叫体虱，寄生在衣服里。虱子为啥要分化呢？因为它离了毛发，活不过24小时。当人类失去了体毛以后，只有穿上了衣服，借助衣服纤维，虱子才能存活，体虱因此跟头虱分道扬镳。只要对两种虱子做基因测序，查出它们分化的时间，人类什么时候穿上衣服，这个难题竟然就有解了。我想说的是，信息交叉验证，不光是古代帝王的政治手腕，更是一种强大的思维方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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