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45年：为什么时间也是一种武器？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 1045 年，大宋庆历五年，大辽重熙十四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八年。

今年宋朝最大的事，莫过于庆历新政的正式失败。标志性的事件是这么几个：第一，支持新政的宰相，晏殊是在去年，杜衍是在今年被罢相。第二，范仲淹和富弼，虽然去年就离开京城到地方工作了，但毕竟还保留了参知政事（副宰相）的头衔，但是到了这一年的 2月份，这个头衔也被拿下。第三，几项新政措施，比如什么京官要在岗位上做满五年才能升职啊，对恩荫官员的限制啊，也都在这一年的 2 月份被取消。到了 10 月，新政最后下最后的一项改革，关于保举官员的规定，也被废止。一场热热闹闹的变革，就这么烟消云散了。关于庆历新政为什么失败？其中的原委，我在1043那期节目中已经讲了。今天不再赘述。

今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处理宋夏战争的后续问题。

上一年的年底，大宋朝终于和西夏把合约签订了下来。整个过程其实很不容易。

我们以前讲宋夏战争的时候，可能给你留下一个印象，就是大宋朝这边非常吃力，不仅总打败仗，而且也快把财政拖垮了。但是你想，打仗打的是国力啊，大宋都被拖垮了，西夏那边的情况能好到哪儿去？它的内部，军事上有叛乱，经济上有灾荒，和大宋的贸易也断绝了，茶叶、衣服这样的进口品也奇缺。而且，西夏总人口也就300多万，但是常备军有60 万，就算是草原民族亦兵亦民，那也差不多是把成年男子全都卷进去了。这样的战争是无法持续的。别说输了，就是一直胜利，打的时间一长，国家一样会垮。所以，停战谈和，这不只是宋朝一家的愿望，西夏一样也是不想打了。

这个时候就看出来西夏国君元昊的性格了。撑不下去也要强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讨价还价。刚开始，他说，我能不能不称臣？但是我本人可以叫你宋朝皇帝一声爸爸。用我自己矮一辈，换来国家之间的平起平坐。宋朝这边思来想去，说不行。大宋不是跟你西夏争高低，问题是还有一个大辽，你西夏对大辽称臣，不对我称臣，动摇的是我和大辽之间的战略均衡。要谈，你就必须对我大宋称臣，这是底线条件。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连叫爸爸这事，元昊也搞了个小把戏。他在给宋朝的国书中自称“兀卒”，说西夏语中的天子就叫兀卒，我看现代西夏文研究的学者说，确实如此，但问题是，这在大宋这边看起来就是，你叫我们皇帝一声爸爸，但我念你的称号，叫兀卒，汉语发音像是“吾祖”——我爷爷——这不把便宜又占回去了吗？这是何等的侮辱啊？我猜，这不是什么凑巧，这应该是元昊有意为之的。你来从中感受一下，元昊那种寸步不让的谈判风格。

双方就这样拉拉扯扯，到了上一年，1044年的12月29号，和平协议终于签下来了。核心就是三条：第一，不打了，第二，西夏继续对大宋称臣。第三，大宋每年给西夏一笔经济补贴。

对于大宋来说，本来也只要一个称臣的结果，恢复双方开战之前的原状就行。而用钱买和平这个代价，也不是什么新思路，能买对大辽的和平，为什么不能买对西夏的和平？

但问题是，你发现没有？这个协议是有漏洞的：西夏对大宋称臣，这是个概念，怎么落实呢？只要元昊还是西夏的君主，就落实不了啊。来往的国书，只是一小批外交人员能看到的。至于在西夏，元昊是严防死守，根本不让普通西夏人知道这回事。那你说，宋朝每次派使者去西夏，总能够宣传一下，你们西夏对我们称臣吧？事实上，后来宋朝每次派使者过去，走到边界就不让进了，从来没有去过兴庆府，西夏的都城，所以，元昊在内部还是皇帝。你看，称臣这个事，元昊在中间这么一拦，把信息这么一掐，就成了个纸面游戏。

那你说大宋这边是不是一点反制措施也没有？也不能这么说。在合约文本一大堆文字里面，一般我们不会注意到有这么三个字，叫“奉正朔”：奉是奉献的奉，正是正月的正，指一年的头一个月，朔是指一个月的头一天。奉正朔啥意思？就是西夏用宋朝的历法。你的正月就是我的正月，你的初一就是我的初一。

到了这一年，也就是公元1045年，庆历五年的11月，大宋又把这个约定凿实了一下，正式把大宋的历法，《崇天万年历》颁布给了西夏。

对历史熟悉的朋友会觉得，奉正朔，这不也就是一个仪式性的说法吗？用你的日历，又能如何呢？哎，不一样，这其中自有深意。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借着西夏奉宋朝正朔这个事，说一说这其中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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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性的时间

西夏奉宋朝的正朔，宋朝给西夏颁赐历法，这事有那么重要吗？除了象征性的意义之外，它有实际作用吗？有。

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是宋仁宗，现在你想对西夏的老百姓有点实质性的影响，还有什么方式？在那个时代，权力和老百姓的互动，不过就是那几样：收税、征兵、司法、救灾。只要西夏国主还在位，还在搞“对外称臣、对内称帝”那一套，这几件事，你大宋皇帝你就一点插不进手。想让西夏老百姓多少还保持一点对中原皇帝的认同，就只剩下这最后一丝缝隙，让他们在时间节奏上和中原王朝同频共振。这是绕过元昊，发挥影响力的唯一办法。

历法的本质是什么？是统一大家的时间表。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

中国古代不是有一首《击壤歌》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站在一个老百姓的视角，我过日子要什么时间表？抬头看太阳就行了。你们那些国王君主对我有啥用？但是，你换个自上而下的视角，任何一个有权力的人都知道，一张统一的时间表是权力的基础啊。因为权力是用来组织合作的，而合作是必须建立在时间上的。

比如，你要搞祭祀，得有公认的时间表吧？大禹要召集天下的诸侯到会稽（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开会，有一个防风氏的迟到，大禹直接就把他杀了立威。你想，当时从中原各地赶到浙江，路途多远？发会议通知的时候，大禹总得说明是几月几号开会吧？而且收通知的人也得用的是同一张时间表吧？否则大禹就没有理由发飙啊。

再比如，你要搞军事行动，几月几号，大家在哪儿聚齐，分几路出发，几月几号在哪里包抄合围，都有一张公认的时间表吧？再比如，你要搞法制，陈胜吴广，朝廷征发你们去哪里当差，几月几号不到，就要砍你们的头，执行这样的法律，需要一张公认的时间表吧？

再比如，你要建设官僚制，你也需要一张公认的时间表。赵冬梅老师在这本《法度与人心》里，就举过唐朝的例子。大唐朝廷是在每年的十一月颁布下一年的历法。但因为吐鲁番跟长安隔着两千多公里，等历法传到吐鲁番的时候，都到下一年的二月了。那个时代的交通状况就这样。可问题是，地方政府给官吏们发的口粮，是按月发的，大月小月不一样。你看，麻烦了吧？有两个月，不知道怎么发。所以，只好一律先按小月发放，等新日历到了，一看如果有大月，再给补回来。

直到今天也是一样，从汽车上路大小号怎么限行？到一年哪几天放假？怎么调休？这都是政府的一项公权力。整个社会的作息、动静、行止的节奏，都是靠一张公认时间表来调节的。否则，包括老百姓的约会、节庆、赶集、婚姻，任何公共生活都无从谈起。

你可能会说，那西夏也没有必要非得要宋朝的时间表啊。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自己制订历法不就完了吗？可以是可以，但是历法的本质，是对周期性天文现象的预测，因为大家看到的都是同一个地球围绕太阳公转，这一圈叫一年，同一个月亮围绕地球公转，这一圈叫一个月。昼夜平分这是春分秋分，太阳照在南北回归线上，这叫冬至夏至。啥叫预测，就是你制定的这个历法，真的能预测，能跟头顶上的天象对得上。你说初一，月亮真得看不见；你说十五，月亮真得圆；你说今天冬至，那后面的白天确实得越来越长；你说哪天日食月食，老天爷真得能帮你作证才行。对，历法这个事，不是随心所欲可以订的，它不仅有技术门槛，而且行还是不行，拉出来遛遛，所有人都可以拿天象做验证。

这套观测天文现象的方法，不是所有文明都掌握了的。这也就是为啥能不能制定出精确的历法，成为了衡量人类早期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太平广记》里面就记载了唐太宗的一个故事。太史令李淳风，就是负责推算历法的官员，有一次对唐太宗说，我预测马上会有日食。因为牵涉到占卜，太宗不高兴了，要是到时候没有，你就说怎么办吧？李淳风倒也够硬，回了句，如果到时候没有，我就自杀谢罪。结果到了那天，唐太宗就在皇宫里等着看，没看见日食。他就跟李淳风说，来吧，我放你回家一趟，你准备跟你老婆孩子告别吧。李淳风说，别急，等着太阳的影子到了墙壁上，才到时候。诶，最后的结果跟李淳风说的分毫不差。你看看，不仅验证容易，而且双方都不会有争议，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没有半点含糊。

即使是大宋，虽然历法技术相对先进，但是也无时无刻不面对这种验证压力。就拿这次颁给西夏的《崇天万年历》来说，这部历法是从宋真宗的时候开始研发的，天圣元年，就是宋仁宗上台的第一年就出了成果。结果当年说有日食就没能验证，老天爷没给面子，只好又回炉再改。后来又遇到过预测不准日食的情况，只好换用了一种“明天历”，结果用了三年，明天历预测月食又不准，只好又改回到崇天历。

顺便多说一句：“可验证”这个特性带来的好处非常大，因为可验证，所以中国古代历法非常开放。举个例子，明朝末年的时候，很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朝廷里面就分成两派，一派以徐光启为首，主张用西方传教士的技术来推算。另一派就是保守派，觉得徐光启就是在妖言惑众，还是老祖宗的办法最好使。崇祯皇帝就说，那验证啊，比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前后一共比了八次，无非就是日食月食行星运动，看谁预测得准。结果呢？比了八次，结果是八比零，都是徐光启这一派赢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本土历法就融入了西方历法的很多算法，我们今天的农历，就是这么一路演化来的。你看，因为可验证，一翻两瞪眼的事儿，保守派也没得可保，省了很多无谓的争执。

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南怀仁和杨光先的冲突。那是另一个精彩的故事。1664年的事儿，我们《文明之旅》按照计划，会在 12年后说到它，敬请期待。

好，说回到大宋和西夏。要说当时的历法技术，大宋毫无疑问要远超西夏。所以，颁赐历法这个事儿，不仅是大宋对西夏的要求，也是西夏对大宋的需求。从一个历史细节就可以看得出来。半个世纪后，到了1097年，那是宋哲宗的时期了，双方形势又开始紧张，宋朝这边的一个举动就是停止颁赐历法。到了宋徽宗上台，才恢复。所以你看，“颁赐历法”和“要你称臣”不是一个性质的行动。从来没见过大宋皇帝主动不要人称臣的，但是主动收回历法，多少带有一点惩罚的意思：卡你脖子，看谁求谁？

中原王朝这边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历朝历代，不仅自己要内部统一历法，而且要垄断技术。有学者统计，中国历代王朝，基本上在开国的时候，都会颁发禁令，禁止民间研究历法。宋朝一向号称推崇仁政，但是对这种关键技术也绝不含糊。太平兴国二年，也就是宋太宗那会儿，把全国 351 个懂天文的人抓到开封，在里面挑了 68 人送到官府里做事，其他人全部把脸刺上字，发配海岛。到了宋真宗的时候就更严，如果敢偷藏这方面的禁书，抓着了就处决。举报相关嫌疑人，赏十万钱。这样的严刑峻法，有士大夫反对吗？没有。岳飞的孙子岳珂就说过，为了技术保密，不得不这么做啊。

大宋朝只有一次放开了禁令，也是因为“不得不”。那是靖康之变的时候，女真人攻破开封城，见着天文仪器就搬，见着天文官员就抓，为的就是抢走推算历法的技术。从开封到燕京，一路上很多仪器都毁掉了，剩下来的，也因为两地相差千里，地势也不一样，没法用了。而宋朝这边，宋高宗到了杭州之后，没有天文官员可用，只能解除禁令，从民间招人。宋朝这还算是幸运的，想找的时候还能找到。明朝因为初期杀懂天文的人杀得太厉害，到了明孝宗的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真没人，还是都被杀怕了，反正官府怎么征召，都找不到会算历法的人。

你看，历法这个技术，在古代就是这么敏感。

你可能会说，如果自己研制历法那么难，那西夏就不能搞一套宋朝的历法，然后假装是自己的，换个包装接着用吗？就像今天的软件套壳一样。确实可以，而且在很长时间里，西夏就是这么干的。我们今天在西夏的黑水城遗址考古，发掘出西夏后来自制的历法，可是和当时南宋的历法一对比，在历法格式，月份大小，以及每个月的第一天是哪天，简直是一模一样。

但是请注意，那是在南宋。双方的疆域已经脱离接触了。如果是在北宋时期，西夏如果非要这么做，也不是不行，但是，双方之间毕竟还是有人员往来，大家一对，哦，我们号称的西夏自己研制的历法原来和你们那边一模一样啊？这个是瞒不住的啊。

好，如果西夏接受了大宋颁赐的历法，用上了先进技术，那会有什么下一步的后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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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的时间

刚才说的，是历法的工具性，也就是实用性。但是，如果这么理解历法，就还是有点浅。

过去一提中国古代的历法，好像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农耕民族，历法是种地生产的需要。没有历法，容易误了农时。江晓原老师的这本书《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里面就澄清了这个误区。你想，中国古代指导农业，有24节气，它在西汉初年的《淮南子》里面就已经全部出现了。2000年了，没变化。这说明啥？说明节气就是说个大概，不用再往前做精细化迭代了。因为农时嘛，不需要那么精准，误差个几天，影响不了什么。而且你看，24节气里面，只有四个节气，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那是含糊不得的，必须上应天象。其他二十个节气直接与季节、气候及物候有关，比如雨水、惊蛰、清明、谷雨、立春、立冬、大雪、小雪，这些用不着精密的历法推算，它们更多是来自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

那既然历法和农业的关系不大，为什么中国古代那么重视历法呢？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司马迁的《史记》，我们一般津津乐道的就是它那112篇的本纪、世家和列传。里面都是有趣的故事嘛。但实际上，《史记》里面还有非常重要的“十表八书”，其中八书里面有三篇，《律书》、《历书》、《天官书》，都是讲天象、历法之类的东西。我们这些现代读者觉得没用，也看不懂，所以就自动忽略了。实际上，古人对这个部分非常非常重视，《史记》的很多篇目，后来的二十四史都没有继承，但是，这三篇跟天象历法有关的，后来的官修史书，几乎都保留了，变成了“天文、律历、五行”的“天学三志”。我们现在讲宋朝，《宋史》里面，这“天学三志”就占了37卷，几乎是十分之一的篇幅。

为什么这么重视？一言以蔽之，因为它牵涉到皇权的合法性。

马克斯·韦伯对国家有一个定义，国家就是垄断了暴力使用权的机构。但他这说的是现代国家。在古代中国，国家还要垄断一样东西，那就是和老天爷的沟通。这有一个名词，叫“绝地天通”。意思就是把上天和地上的沟通渠道给断绝了，但不是真断，而是掌握在特定的人手里。谁啊？当然就是君主和他身边的知识分子啊。通过掌握了和天沟通的渠道，进而掌握了和天沟通的解释权，再进而就可以对人间万事赋予意义，再进而为人间所有的秩序立法。

那这是迷信吗？不能简单地这么说。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是很难体会古人的那种心境的。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先生在这本《回家记》里就讲过，他说古人的生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对时空之外的东西感到恐惧和焦虑。我看不到的地方，我死之后的世界到底什么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心理压力，那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减轻，那就是在地上建设的东西，要符合天象。比如按照我理解的天道来建设城市。比如，城市往往以北极星定位，城墙以东南西北的基准方位而建，宗庙和社稷位列中轴线两侧。如果你有兴趣翻翻中国古代的筑城史，几乎每座重要城池，都或多或少地讲究和上天星象的对应。这叫“象天法地”。人间的事物都太短暂、太脆弱了，如果能和上天有一点点相似，可能也会帮助我们贴近永恒吧。大家心里好受一些。

历法也是同样的道理。我能掌握一点日月周行的规律，我就接近永恒，我就能垄断和天对话的权力。

比如说，中国古代历法特别重视的就是日食。按照天人感应的说法，太阳就是皇帝。那日食来了，太阳突然被遮盖起来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两种解释都行。说皇帝干得不好，上天示警，所以皇帝要反省，这是一个说法；说有奸臣蒙蔽皇帝，就像乌云遮盖了太阳，也行。不管哪种说法，最好都能提前知道，那皇帝就可以预先做一些准备啊，斋戒，或者干脆不吃饭、不听音乐，或者要求大臣批评一下朝政，求直言等等，反正皇帝摆个自我反省的态度。这就是在告诉天下，一切尽在掌握。我的上级批评我了，但是我知道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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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的时候是发生过这样的事儿的，掌管天象的大臣因为喝醉了酒，没能预报一次日食，居然就被杀了。而且按照那个时候的规矩，报早了也是杀，报迟了也是杀。你就说那个时候的君主，为了这个事儿，心态多容易崩吧？现在你理解了前面我们说的那个故事了吧？唐太宗为什么听见太史令李淳风说要日食，马上就不高兴，就想杀人。

到了北宋这个阶段，历法这事儿就变得更敏感一些。为啥？因为还有其他政权，也就是大辽在和大宋竞争合法性。

历史上有这么个事。“澶渊之盟”不是规定了，逢年过节辽宋双方要互派使节吗？神宗朝有一年冬至，大宋使团一过边境，就遇到一个问题。辽朝这边的接待人员就问，说怎么回事？你们宋朝历法里的冬至，比我们辽朝的冬至要早一天，谁是对的？这个问题，往小了说，是历法对错的技术问题。往大了说，就是政权合法性谁更胜一筹的问题。

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冬至这么重要？因为这是皇权合法性的三个支点之一。中国古代，国家最重视的就是三大节，元旦、冬至和皇帝的生日，也叫圣节。你看，元旦是一年之始，算是历法的开头；冬至是阳气初生，北半球的日照从此越来越长，算是天道的开头；而圣节，生日嘛，算是皇帝本人的开头。这三大节就把历法、天道、君主突出出来了。而这次外交事件，出事就出在这一点也含糊不得的冬至上。

幸好，这个时候大宋使团里面有一个人，他叫苏颂，大宋著名的天文学家，他就出面解释，说这是一个非常细节的技术问题，不就差一天吗？你想啊，差一刻钟，如果正好在子时，两天相交的时刻，在历法的推算上，也就差了一天。不是啥大问题。各家用各家的历法就行了。这才算勉强糊弄过去。你看得出来，双方在这个问题是很较劲的，背后是合法性竞争嘛。

那你说，一旦出现错误，改了不就得了吗？也没有那么简单，还是因为牵涉到合法性的问题。

比如在后来的宋神宗时期，沈括，就是写《梦溪笔谈》的那个大科学家，他就发现，宋朝用的历法跟现实的偏差已经很大了，应该把当年的闰十二月改成闰正月。这在技术上讲是正确的，但是在政治上讲，不一定，这就引发了争议。为啥？因为不仅大宋自己用历法啊，还有很多小国都要奉大宋的正朔呢。人家都是按照大宋每年颁布的历法进贡的，你这临时一改，人家都乱套了。你大宋是大哥啊，连象征通天权力的历法都能搞错，威严何在？所以要谨慎。

说到这儿，我们再来看1045年，大宋给西夏颁赐历法这件事。你会发现，历法就像那个特洛伊木马。表面无害，但暗藏玄机。刚开始，把历法给你的时候，也许只是满足你的现实需要，但是这里面，还藏着一个合法性的疑问。时间一长，西夏的老百姓就会知道，能和老天爷沟通的，代表政权神性的那个部分，不是兴庆府里的西夏国主，而是远在开封城里的宋朝皇帝。

大宋朝能在这宋夏停战的1045年，为未来埋下这个伏笔，也许有妙用的伏笔，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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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的时间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话题再往前推进一层。大宋颁赐历法给西夏，其实还留下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利用对时间节律的掌控，来更进一步地影响西夏。时间表看似客观，但上面其实留下了很大一块创造性的空间。

举个例子。我刚才讲，中国古代官方重视的三个日子，元旦、冬至和皇帝的生日。你发现没有？冬至是根据天象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元旦的客观性就稍微差一点了。中国古代，有用一月、十一月、十二月，当一年开始的月份的。比如秦朝，一年开始的月份就是十月。哪个月是元旦，要看怎么规定，但是一旦定下来，也很难改。只有第三个日子，皇帝的生日，一个皇帝一个生日，经常改。这就是时间表上生生创造出来的日子。

那什么时候皇帝生日变得这么重要呢？是从唐朝开始的，具体说，是唐玄宗。开元年间，唐玄宗把自己的生日，每年的八月初五定成千秋节。各地都要庆祝，全国放假三天。你看，皇帝个人的日子，突然嵌入到了时间体系当中，而且变成全国性的节庆，很明显，这是一个强化皇权的动作。

要知道，在南北朝之前，中国古人是没有庆祝生日的传统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不符合儒家的伦理观念。你想啊，儿的生日，母的难，如果你父母不在了，生日那天想起父母，你应该难过才对啊，怎么还能喝酒庆祝呢？那为什么后来又过了呢？其实是受到佛教的影响。因为佛教从东汉开始，就有在释迦牟尼生日那天搞纪念的传统，四月初八佛诞日，又叫浴佛节，宗教气氛很浓，越搞越盛大。

所以你明白唐玄宗为什么要凑这个热闹了，为了让自己和佛一样，也沾上点神圣色彩。你想啊，为皇帝贺寿，对民间的普通老百姓来说，隔膜得很。但是他们知道，第一，这天要热闹一下，有酒有饭，所以是一件好事。第二，过去为佛菩萨过生日，要盛大庆祝一下，现在又要为一个人过生日庆祝一下，这人即使不是佛菩萨，也差不离儿吧？

所以，唐玄宗过生日，越搞规模越大，不仅要喝酒要放假要娱乐，还要大赦天下、免除天下租赋、封官、赏赐，把能想到的所有好事儿都堆到这一天。目的很简单，就是让老百姓知道，好事都是和皇帝个人关联在一起的。

你看，时间表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看起来川流不息，客观公平。但实际上，有心人可以在时间表上选择一个点，进行创造性地塑造，往里面添加自己想要的意味。最终，时间表会变成他影响世界的一枚工具。

到了宋朝，给皇帝过生日，就更加制度化了。它不仅对内彰显皇权，圣节还是一种很重要的外交博弈手段。

你想啊，皇帝过生日，我们要庆祝，你们这些友好邻邦，不来贺个寿，合适吗？你来了，那就是把我们皇帝的神圣性往你那里传播了一下。大宋和大辽，很多次利用这个工具搞外交战。

我举个很小的例子你感受一下。宋仁宗去世，宋英宗继位那一年，辽朝给宋朝皇帝贺寿的使团来了。这两国，原则上是兄弟之国，但是谁兄谁弟，就要顺着当年签订澶渊之盟时候的宋真宗和辽圣宗的辈分往下捋。捋到宋仁宗的时候，辈分儿大，所以，辽朝皇帝要管宋朝皇帝叫伯父。现在好不容易把伯父熬死了，这下两国皇帝该平起平坐了吧？辽朝的使团就留了个心眼，本来准备瞒一下的，结果一不留神，被宋朝这边的接待人员把真话套出来了，原来辽朝皇帝岁数比宋英宗要小。他们这个后悔啊，完蛋，又要称宋朝皇帝为兄了。

从这个故事里，你就知道了，第一，皇帝个人之间比大小，就是国家之间比大小。第二，皇帝的生日，如果国家需要，也不是不能编一下的。要不辽朝使者为什么要后悔呢？肯定是准备要编的嘛。

刚才说的这些例子，都在说明：历法，时间表，看起来很客观，但是上面也留下了很多人为操作的空间。如果善于利用的话，这些空间是可以用来做政治博弈的。

回到宋朝和西夏：你西夏用了我宋朝的历法，那我皇帝的生日，是历法上载明的重大节日啊，你要不要来朝贺一下？为了保证你来，宋夏签订协议的时候，就已经注明了，其中有一部分经济利益，是要在你来给我大宋皇帝贺寿的时候，我回赐的礼物。不少呢：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千斤呢。你夏国君主过生日，我们也给，不过那就少很多了，银只有2000两，丝绢什么的，加一起给3000匹吧。

你看，这就决定了两件事。第一，你就是比我矮一等，低一格儿。这事不是抽象的。是写在日程表和根据日程表举行的行动上的。年复一年强调这件事。第二，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不来，不来就没有这笔经济利益啊。更重要的是，大宋朝还在这里埋下了又一个伏笔：我们皇帝过生日，你如果不来朝贺，我不想打仗的时候，那就省了一笔钱，我想打仗的时候，哈哈，那可就是一个战争理由啊。老大过生日，你不表示，想造反啊？

这事后来真的就发生了。宋神宗的时候，宋朝判断，火候差不多了，可以灭西夏了，出兵的理由就是这个。说最近西夏不知道咋回事，朝廷给他们回赐的礼物，他们居然没人接收。肯定又想以下犯上了呗？加上又有骚扰我边境的事儿，那我可就打了啊。

后来到了宋哲宗上台的时候，大宋不想打了，那就再允许你西夏给皇帝贺寿吧。后来又觉得可以对西夏动手了，就又拿出这个理由开打。双方就这么拉拉扯扯，一直到北宋突然被金朝灭亡。

必须得说，越到北宋后期，宋朝就越有对西夏的战略主动权。在时间表上，给西夏规定了一个必须来给皇帝贺寿的日子，这确实成了宋朝操控局势的一个工具。

你看：你用了我的时间表，我在时间表上创造一个节日，我的节日可以操控你的行为，你不受操控就会承受后果。这是一根多么隐秘，但又是多么有效的因果链条啊。

时间是一种权力，这个效应越到现代社会就越明显。现代社会之所以让很多人觉得失去自我，就是因为人失去了对自己时间的掌控。

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一切都不是我们的，而是别人的，只有时间是我们的财产。”但是到了现代社会，情况倒过来了，我们可以假装很多东西是我们的，房子、车子、各种消费品，但是唯有时间不是我们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每天打开日程表，有哪几项是真正自己决定的？今天早上我要开这个会吗？下午我想见那个人吗？不，只是因为它写在了我的时间表上；吃饭是因为我饿了吗？不，只是因为吃饭的时间到了；我要在人那么多的假期带孩子去那个游乐场吗？不，只是因为那天按规定放假；我要在双十一买东西吗？不，只是因为有一家公司发明了一个很有名的节日。近处的、远处的各种人，以柔软地、强硬地各种方式，给我规定了时间的使用方法。他们都是我不得不面对的权力。

你可以做个实验：你前面走着一个人，你不用跟他打招呼，你就随着他的脚步喊“一、二、一”，很快，你就能操控他的脚步，他就会非常不自在。

你看，无时无刻地活在他人决定的时间表里，我就失去了自由；反过来，始终坚持向世界输出时间的节奏，并用节奏带动他人，我就开创了秩序。从奉不奉正朔开始，自古以来，就有这种博弈，而且永远不会停止。

这就是我在公元1045年为你讲的发生在宋朝和西夏之间的一个有关时间的故事。下一年，公元1046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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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哲学家康德。

1045年这期节目，我们的主题词是时间。而康德，用一个传记作者的话说，他的一生过得就像规则动词一样，非常有规律，不管是起床、喝咖啡、写作、讲课、用餐还是散步，他都有固定时间。这个时间设定精准到什么程度呢？每天，当康德穿着灰色大衣、手里拿着拐杖，走出家门，朝一条菩提树小道走去的时候，邻居们就知道，三点半到了，根本不用看表，康德本人就是表。

一个大哲学家，为什么会过这么刻板的生活？

康德是个有目标的人，22岁的时候，他怀着满腔热情写道：“我已决定我的方向。我将踏上征程，任何事情都阻止不了我前进的步伐。”但你可能不知道，康德个子矮小，体弱多病，身材还有点畸形，一边肩膀比另一边高。他自己对身体状况非常清醒。正因为定了明确的人生目标，为了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他就持之以恒地恪守自己制定的生活规则，比如不管是天气阴沉，还是乌云密布风雨欲来，他都雷打不动地按时散步；再比如用鼻子呼吸，为了做到这个，在秋天、冬天和春天散步的时候，他完全不跟任何人说话。于是，这位体弱的哲学家，竟然活到了八十岁，写出了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

你看，设定出自己的节律，坚定地坚持这种节律，就有水滴石穿的力量。而我们的《文明》节目，也是用同样的方式，致敬康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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