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75年：开疆拓土到底划算不划算？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节目，欢迎你穿越到公元 1075 年，这是大宋熙宁八年，大辽大康元年。

你可能注意到了，北边的辽朝改年号了，是因为发生了什么吗？并没有。这是辽道宗这一朝开启的习惯，每十年改一次年号，原来有“清宁”、“咸雍”两个年号，各用了十年，这第三个十年用的是“大康”，十年后又改元“大安”，也是用了十年。你听听，从大康到大安，这明显就是随手一改，是个吉利话就行，没有什么深意。

把注意力还是放回到宋朝。

这两年，大宋的朝局变化特别剧烈。王安石去年罢相，那是四月份的事儿，到了今年的二月，神宗皇帝又下诏，请王安石回来重新执政。这相当于给王安石放了个长假。那是什么都没变吗？

不。至少从王安石的感受上来说，一切都变了。首先是皇帝变了，神宗对自己没有原来那么言听计从了。据说王安石曾经对人叹气说，就算是只听我的一半意见也好啊。没办法，神宗皇帝这一年已经28岁了，不是那个刚上台的小青年了。然后是变法派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裂痕。王安石和韩绛、吕惠卿都出现了矛盾。到了下一年，王安石又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的儿子去世了，于是他坚决辞职。不过这是后话。到下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们再来和这个为期八年的王安石时代告别。

那这一年有没有春风得意的人呢？有，这个人叫王韶。

谁啊？还记得我们在讲嘉祐二年龙虎榜的时候，提到过他吗？对，他和苏轼苏辙程颢张载这些大牛人是同一榜的进士。更重要的是，他是大宋朝文人领兵的典范，一个进士出身的士大夫居然带兵上阵打仗，这在看不起武将的宋朝，当然是一段佳话：你看，我们士大夫也不是只懂舞文弄墨，我们也不比那些武夫差。

你可能会说，范仲淹和韩琦不也在前线打过仗吗？是的。但是不好意思，那二位是打过仗，可没有打过胜仗啊。你再看这位王韶，他在前年，熙宁五年的时候，率领大军转战54天，跋涉一千八百多里，拿下五个州，杀敌数千人，缴获牛、羊、马数以万计。这次大捷史称“熙河开边”。这是宋朝建国以来最成功的一次开疆拓土。就凭这身份，就凭这功劳，你就说王韶该享受多大的荣耀？

上一年，1074年，王韶得胜还朝，被神宗皇帝提拔成枢密副使，直接进入了执政官的序列。

到了1075这一年，王韶继续是朝廷里炙手可热的人。比如，宋朝官员到了一定的级别，可以获得封赠，就是给你的三代祖先，就是爷爷和父亲，封个荣誉称号。按说，妻子也应该有。但是王韶的妻子这个时候已经去世了，按说，就没有这个待遇了。但是神宗说，那哪儿行？他是大功臣王韶，来，把他夫人补上。从此，这就成了制度。

再举一个例子，嘉佑龙虎榜上，跟王韶同榜的吕惠卿，是新法派的大将，这一年还是参知政事副宰相呢，他最后被弹劾，其中有一条罪状居然就是对王韶不恭敬。说王韶回朝当枢密副使之后，去吕惠卿家拜访，吕惠卿说，哟，你不是带兵吗？你能拉开什么弓啊？你的射箭技术怎么样啊？御史就说，你看把他吕惠卿狂的，这是把王韶当成普通士兵对待啊。你看看，对王韶的言谈间有这么一点点的不尊敬，居然可以成为弹劾副宰相的理由。这一年的王韶，声望就大到这个程度，不能冒犯的程度。

熙河开边这么大的功劳，我们为什么要留到今年才说？别急嘛，让子弹飞一会儿。打胜仗是前年的事儿，但胜仗的后果是慢慢才呈现出来的。

到了今年，新拿下的熙河地区，大宋朝渐渐地有点感觉经营困难了。先是当地驻军的军粮告急，然后是因为一场大旱，当地老百姓也吃不上饭了。毕竟是刚拿下的地盘，当地老百姓现在也算大宋子民啊，这个面子不能丢，所以赶紧拆东墙补西墙，调粮食上去救灾。神宗特别批示，赶紧先凑点粮食去发，不够还有。

但是你懂的，大宋朝这个时候也不是很宽裕。所以，前两年在熙河地区搞的一些惠民政策，比如办学校什么的，就停了吧，搞不起。教师都调回来，学校的学生，就都散了吧。

你感觉到了吧？一场大胜仗带来的战果，怕是要烂尾啊。

这是中国古代王朝的一个典型困境：皇帝总想要开疆拓土，但是新开辟的疆土，往往又很荒凉，需要中原王朝大量输血才能维持，时间一长就会超过国家的承受能力。

那今天，我们就借着“熙河开边”来聊聊，开疆拓土的成本和收益，这笔账到底该怎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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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和收益

说了半天“熙河开边”，这“熙河”到底在哪儿啊？

熙河，在宋朝是熙州和河州的合称，大致就是今天甘肃兰州和青海西宁附近的这一片地方。

我们假设，现在你站在宋朝的关中平原上，从西安出发向西走——宋代，西安叫永兴军，司马光在这儿做过官——走到平原最西边是宝鸡——宋代叫凤翔府，苏轼在这儿做过官——再往西就是一片大山了，陇山、六盘山、萧关都在这里。跨过去，就到了今天的甘肃，宋代的熙河地区了。

你一到这里，马上就能感受到它的重要性：往东，退一步就是关中平原，直抵西安；往西，沿着走就是河西走廊，可通新疆；往北，沿黄河可以进入银川平原，西夏就在那儿；往西南方向，顺着黄河往上游走，能到河湟谷地，今天的青海省会西宁，这就到青藏高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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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么一描述，你就懂了：这是连接农耕中原、草原牧区、雪域高原和西域通道的枢纽之地啊。北宋拿住这里，就能左手按住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人、右手牵制西夏，还能埋下收复河西走廊的伏笔；可要是丢了，四方的敌人顺着河谷一冲，关中就直接暴露在刀锋下。这片地方就叫“熙河”。

王韶“熙河开边”的功劳之所以很大，就是因为它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宋神宗要想吞并西夏，击败辽朝，恢复所谓的汉唐旧疆，开创一份千古帝业，拿下了熙河地区，就算是买卖开张了。

但是，这片地方重要，大家都知道啊，为什么要等到王韶出马，才能立下这份儿大功呢？因为他的时机选得好。

我们现在是在1075年，十年前，1065年，那还是宋英宗的时代，熙河地区的吐蕃人首领去世了。他叫唃厮啰。

这位唃厮啰在位的时候，是宋朝的盟友，不仅接受了宋朝封的官，还几次击败西夏的军队。所以，只要他还活着，宋朝也没有必要拿下熙河地区。打西夏，咱俩并着肩上就行了嘛。但是，十年前唃厮啰这一死，熙河地区，马上四分五裂，他的各种儿孙、亲戚，一人把着一块地盘，情况马上就复杂起来。这是宋朝拿下它的好机会。因为它分裂了，可以又打又拉、各个击破了嘛。当然，如果宋朝不拿下，这也是西夏拿下它的好机会，也是可以各个击破。王韶是看准了这个时机，才上书朝廷：要不咱们动手吧？

当然了，熙河开边并不是那种大军一到、摧枯拉朽的战斗。过程中充满了艰难和反复。

比如1073年，熙宁六年的时候，王韶其实已经基本上把地盘打下来了。到了上一年，1074年，他凯旋还朝，走到今天的咸阳的时候，突然得到消息，吐蕃人开始反攻，宋军6000人几乎全军覆没，刚刚拿下河州被围，此前战果几乎付诸东流。王韶只好又赶回去救援。

危急时刻，王韶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那一套组合拳打的，我们在兵书里看到的什么围魏救赵、攻其必救、夜袭敌营、分化瓦解等等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手段，都用上了，在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打了一场大胜仗。史称“踏白城之战”。这一仗之后，熙河开边的战果才算被巩固了。

说起王韶这个人，也真是了不起。你想，那是一介书生啊，亲自带兵打仗。史料上记载，他夜里在军帐里睡觉，前面的部队已经和敌人干上了，杀声震天，他旁边的人已经吓得腿都哆嗦了，他没事，继续呼呼大睡。他确实有过人的胆色。

这么一分析，你可能会想，这一仗必须要打啊。一是这个地方战略位置重要，是大宋下一步攻略天下的起手式；二是因为时机正好；三是遇到了王韶这样的良将。这个时候再不打，所谓“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啊。

这是收益的账，我们接下来看看成本：宋朝拿下熙河地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最显见的成本是钱。

自打熙河开边以来，平均一年的费用就是 400 万，后来能省下一点来了，平均 300 多万。但是，这个地方地形实在是太艰难了，最夸张的时候一年粮食的运输费用，就要 400 万。400 万什么概念？这个阶段王安石搞的青苗法，你想，青苗法引起多大的争议？按照反对派的说法，仅仅一个青苗法就折腾的全天下民不聊生。有学者算过账，青苗法收益好的时候一年也不过三四百万，甚至还有亏损的时候。这笔钱全部用来养熙河地区都不够。

钱还是小事。地缘博弈，不是给网站交会员费啊。每年把钱花进去，地方就能占住了？哪儿有那样的好事？

大宋占领了熙河，本来是为下一步攻略西夏打基础。六年后，公元 1081 年，神宗元丰四年，宋朝果然就和西夏打了一场大规模战争，结果大败，神宗皇帝的心神被重创，身体从此也就垮了。

这时候再看熙河，那又怎么样呢？熙河是打西夏的跳板，那个战略目标没有实现，大宋朝看着手里的这个熙河地区，也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且再过50多年，金兵就南下了，北宋就灭亡了，大宋和西夏也就被分隔开了，这对冤家的百年恩怨，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么一算账，你再琢磨琢磨，这熙河开边还划算吗？

当时确实很多人这么想。话说宋神宗死后，西夏派了使节来开封，说咱两家打了这么久，现在两败俱伤，和好吧。你看，你们熙河路里面的那个兰州，本来是我们的地盘，能不能还给我们啊？

这时候，大臣们的意见居然是出奇地一致。司马光就说了，这个战争本来就是我们宋朝挑的头，拿的地盘都是人家的，这必须得还给人家啊。还有苏轼的弟弟苏辙。最夸张的是文彦博，他说，别说一个兰州了，咱应该把整个熙河路这些地方都还给人家啊。否则我们就是当小偷被抓了现行，还死活不认。你听听这比喻。

关于熙河开边的代价，富弼有一句总结，他说一个熙河开边，得从内地调资源，从京城调资源，全国的道路都在往这一个地方运资源，甚至陕西全都让它给吸干了，即便是这样，钱还是不够用，粮食还是不够吃，这是个无底洞啊。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熙河开边这个大账本上就写着两个字：血亏。

我估计你听到这里会有点义愤，这帮保守派，你们是卖国贼吗？战士们用鲜血换来的地盘，有这么拱手让出去的吗？

但是，如果你是受过传统教育的儒家士大夫，你就会特别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了。皇帝为了满足个人的雄心，耗尽天下的民脂民膏，到战争赌台上去押宝。赢了，就会押下一把更大的；输了，说到底还是老百姓倒霉。这种事，该拦还是拦一把吧。

其实，士大夫们拦着皇帝打仗，还有另一层深意：只要皇帝起心思要开边，那牵动的，就不是局部的战场了，而是每一个想趁机牟利的人的心。

司马光就说嘛：皇帝想开边，边境上的武将就会拍胸脯，说我是卫青霍去病再世啊；白面书生，手无缚鸡之力，那也会天天给朝廷上各种奇策，说我是张良陈平重生啊；还有那些贪官污吏更来劲了，说我不能闲着啊，我能当桑弘羊为皇帝搞钱啊。你看，皇帝的一点小念头，会成为升官发财的大风口。

你就想王韶嘛：他当年是个什么身份？耀州司户参军，也就是陕西一个州里的民政局局长，九品官。但是熙河开边之后，仅仅用了四年时间，高居枢密副使，跟参知政事副宰相是同一个级别的。太平日子过久了，社会的上升通道就会越来越狭窄。难免会有人一看王韶的成功，也想来个单车变摩托。

这还不是推测。这几年，朝廷在西北开边，那南方的官员怎么办？既然熙河能开边，那湖南湖北重庆，这些山区里，都有少数民族啊，当时管他们叫蛮族，要不也开一开？这几年的史料上，湖南湖北，到处都有官员干这样的事儿：主动打仗、杀人、然后受赏、升官。

那还有南方广西接着的越南呢，那也是“边”啊，能不能也开一开？就在1075到1076年，宋朝和越南之间也打了一仗，互有胜负，后来不了了之，但是民众死伤惨重。

还记得杜甫《兵车行》里写的吗？“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杜甫说的这个武皇，何止是汉武帝？这几句沉痛的诗，是写给所有起心思要开拓边疆的皇帝看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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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悖论

朝廷要开边，会给国家带来新的土地、人民、战略优势和民族自豪感，与此同时，也会投入金山银海，甚至是尸山血海。这到底划算不划算？

这不仅是宋朝的问题，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要面对这道难题。

今天我想花点时间，跟你聊聊一个你还算熟悉的人——张骞。通过他，请你来感受一下，帝国开边这笔账，到底该怎么算。

我们现在提到张骞，博望侯张骞，那都是仰望：民族大英雄嘛，中学历史课本里都有他。是的，张骞的故事，完美符合一个英雄之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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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英雄故事，必须得有三个要素：

第一，他出身必须得是一个弱势人物。张骞就是啊，他的出身是郎官。所谓郎官，就是站在皇宫的走廊里随时听招呼的，是地位很低的侍从。汉武帝要派人出使西域。这一去，九死一生的事儿。张骞举手，我去。

英雄故事还得有第二个要素，得面对极大的困难。张骞也符合，他一去西域就被匈奴人抓住了，被关了十几年，在匈奴那儿连老婆都娶了，孩子都生了。好不容易抓住机会才跑掉。

既然是英雄故事，还得有第三点，就是成果辉煌。你看人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成果是什么？不仅在战略上为汉朝争取到了西域各国的合作，更带回来葡萄、胡麻、苜蓿的种子，改善了中原农业结构，同时也让西域的音乐、舞蹈传入中原。这就是后来丝绸之路的雏形啊。你就说他的功劳大不大？所以我们现在一提起张骞，就说这是伟大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险家。

但是，如果你生活在汉朝，你可能不会这么看待他，甚至你会有一点讨厌他。

为啥？首先，他干成啥了？啥也没有。汉武帝派他去干的活儿，是联络月氏、夹击匈奴。但是张骞没能完成任务，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还专门为这事发明了一个成语：“不得要领”就是没抓住关键。所以，张骞只能算是有苦劳，没功劳。

这本来也没啥。但是张骞这个人，你一定也感觉出来了，出身普通的小人物身上有着无穷无尽的向上攀爬的劲头儿。他回来之后，向汉武帝出了一个主意。之所以说汉朝人会讨厌他，就是因为这个主意。

他跟汉武帝说，我觉得走到西域，还可能走一条路。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从四川出发，往西南走，到印度之后，再往北拐到阿富汗，再往北也能通西域。我们今天的人当然知道，这条路一点可行性也没有，那一路全是高山。但是当时的人不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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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原来就想过要打通这条西南的路，从成都修路通贵州，然后去打广州。那次也真干了，但是那个开路的工程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半途而废了。

这次张骞旧事重提，汉武帝又来劲了。接着干，打通西南大通道，去印度，去西域！你想，以现在人类的工程能力，从四川上青藏高原去印度都是千难万难的事儿，当时怎么可能？又会空耗多少人命钱财？

而张骞自己呢？我们都知道张骞被封为“博望侯”。其实这和他出使西域无关，而是因为他跟着卫青去打匈奴。他熟悉匈奴的情况，比较认路，所以被封为博望侯。但他也倒霉，下一年，张骞跟着大军出击，就迷路迟到了，被判了死刑。不过汉朝将领打了败仗被判死刑，可以花钱免死，那个刚到手的博望侯的爵位，当然也就丢了。估计当时幸灾乐祸的人不会少。对啊，你是个什么也没干成，只会给皇帝出馊主意祸害天下的人嘛，凭什么你还博望侯？

但是，张骞这种人，哪会就此善罢甘休？接着找机会！这次他跟汉武帝说，我要不去西域再跑一趟？我去找一个叫乌孙的国家，联合起来打匈奴？汉武帝又激动了，行啊，你业务熟，你再跑一趟。

这次张骞出使西域，阵仗就大了。他第一次去，就带着百来个人，属于碰运气性质；而这一次，张骞带着三百人，还有一笔巨款，去收买西域各国。这次还有一个有趣的安排，队伍里不仅有张骞这个正使，还有一大堆副使，如果遇到岔路了：你，往那边去，撞到哪个国家，就算你出使哪个国家。

那这次有什么成果吗？并没有，至少张骞死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什么成果。至于历史书上说的，什么带回来了葡萄、苜蓿的种子，引进了舞蹈和音乐，开辟了丝绸之路，这都是后人视角，你觉得汉朝人会在乎这些吗？

汉朝当时的人看到的是什么呢？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我看有学者考证是在元狩四年，就是公元前119年。当时，汉朝刚打完对匈奴的决定性的一仗，那真是辉煌的胜利，匈奴逃到了漠北，但是汉朝这边也是代价惨重，死了几万人，连战马都几乎死光了。

这个时候，张骞又给皇帝出主意去西域撒钱，旁边的那些大臣会怎么看？

更要命的是，张骞的故事放在这里，成了那些急功近利的小人的榜样。无数人给皇帝上书，拍胸脯说，我知道有一个什么外国，要是联络上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什么好处。皇帝也不管那么多，只要有人敢说，他就敢给你一个使节的名号，你自己去招募随从，这些人什么来路，也不问，只要凑够人数，就送他们上路，反正皇帝天天手搭凉棚往远处看，通往外国的路越宽越好啊。

那你想，这种使者一多，肯定是泥沙俱下，偷钱的、借机牟利的，什么人都有。汉武帝也不管，反正回来没成果，就判他们有罪，让他们花钱赎罪。他们赎完罪，没钱了，怎么办？接着请求出使啊。这就成了恶性循环了。

时间一长，这些人对犯法也没那么在乎了，反正是搏一把，“富贵险中求”嘛。敢说大话的，就成为正使；吹牛吹得小的，也能捞个副使当当，全国爱胡说八道的妄人都开始走这条路。搞到最后，奔走在大汉到西域路上的所谓汉朝使节，都是穷人，朝廷送给外国的礼物，干脆一到西域就卖了，自己落几个钱花。那你想，西域的那些国家也不傻，汉朝来的使者都是这个德性，干脆连饭都不让他们吃。不给吃就抢啊，还经常打架。成何体统啊？

这就是汉朝人看到的张骞出使西域的后果。他们能看得惯吗？他们能不讨厌张骞吗？

其实，也不仅是在汉朝，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张骞的形象其实并不好。比如，南宋人黄震就评价张骞说：这是个小人啊，这是一个逢君之恶的小人啊。为了迎合皇帝的恶劣的欲望，他是什么都敢干啊。

其实，就在我们现在说的1075年，也有一位大诗人、大画家文同，这人还是苏轼的表哥，他写过一首诗，说自己经过张骞的坟，随口就吐槽了几句，“当年宝币走绝域，此日鸡肠邀小民。”当年，你带那么多钱去西域，多威风？现在怎么样？就这么一条羊肠小道，只有一些普通小百姓看见你了吧？“君不见，武帝甘心事远略，靡坏财力由斯人。”大家都来看看啊，汉武帝要开边，空耗天下财力，就是这个人使的坏啊。文同这首诗，还有一个题目，叫“灾冢”，带来灾害的坟。你就说宋朝士大夫有多看不上张骞吧。

我说到这里，你可能都有点惊讶：啊？我们的民族英雄张骞，怎么被他们这么吐槽啊？

别着急，让张骞在时间的深处再等一等。大约900年后，又有一群学者来到陕西汉中的张骞墓前，立了一块碑。碑文很长，其中有这么几句，“策励来兹，永垂不朽。庶几彰往察来，韶华夏之洪泽；立懦振颓，完复兴之大业也。”所有到这墓前的人都看着，这里埋着一个永垂不朽的人。看着这个人的业绩，可以激励我们往前看，让我们这代人能延续这不绝如缕的华夏文明，可以让我们中的怯懦者站立，颓唐者振作，一起完成民族复兴的大业。

你可能正在算，这是哪一年立的碑？准确地说，是1939年。这是哪一年？中国抗日战争中的艰难一年。这是谁给张骞立的碑？是西北联大历史系的师生们。头一年，1938年3月，山西失守，日寇占领风陵渡，潼关告急。当时的西安临时大学，紧急迁往汉中，成立了西北联大。

师生们站到了张骞的坟前，看到的哪里只是一丛古人的坟茔啊？他们看到的是从2000年前奔来眼底的华夏文明的浩荡洪流，听到的是来自大漠远方传来的琵琶和驼铃，感受到的是张骞一步步跋涉于其中且持节不倒的猎猎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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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900年过去了，对张骞的评价发生了巨大的逆转。

不过，要依我说，对张骞的评价，说得最中肯，最有建设性的人，其实不是别人，而是张骞同时代的人——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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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机运

通过张骞的例子，你应该看出来了：开疆拓土是一笔特别难算的账。当代人的视角和长期视角，国家的账本和文明的账本，得出的结论会截然不同。这是永远也不会有结论的事儿。

那我就更佩服司马迁了。他是张骞同时代的人，应该比张骞还小上个十几岁。但他对张骞的评价反而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高度。

其实司马迁没有直接评价张骞。《史记》里面也没有一篇“张骞列传”。他把张骞的故事写在了《大宛列传》里。在文章的末尾，他意味深长地写了一段话。

他说，原来呢，书上说，黄河源自昆仑山。昆仑山高达二千五百多里，是太阳、月亮交汇的地方。山上有什么醴泉，有瑶池。但是，如今张骞出使之后，探寻到了黄河的源头，大家发现，哪有什么那样的昆仑山呢？那些古书上的奇奇怪怪的说法，我就不敢谈论喽。

听出来了吧？司马迁是在用一种委婉的说法，承认了张骞的功绩。

张骞带回来的知识彻底摧毁了中国人过去的世界观：哦，原来昆仑山不是地球的尽头，昆仑山那边同样是人的世界。原来，世界无比广大，从我们这里出发还有无尽的路可走。

是的。张骞的功绩不是那点贸易数字，也不是他带回来的那些新奇的植物种子和乐器，而是——他让中华文明看到了外边世界的样子。所以，司马迁为张骞这一生的功业创造了一个词：“凿空”。这是多贴切的一个词啊，张骞是拿着一把凿子，生生在中华文明原以为的铜墙铁壁的边界上，凿出了一个孔，让外部文明的光透射进来。

现在我们可以回头看一开始提出来的那个问题了：开疆拓土，这笔账到底应该怎么算？

就拿此刻的大宋来说，到了这1075年，熙河开边的喜悦渐渐散去，要承担的代价逐渐显现。如果从当时的人的利益来看，那当然不划算，甚至是错尽错绝。因为中华文明诞生在亚洲东部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在农耕社会，光、热、水、土的条件是最好的。往四周发展，举目四望，不是高山峻岭就是大漠荒滩。从利益的角度，无利可图。多一片边疆，就多一块负担。

于是开封城里的士大夫，看到将军白发征夫泪，看到了花钱如流水，却看不到藏在大漠孤烟后面的另一种可能。

从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命运的角度来，边疆的价值其实远大于我们的想象。我今天带来了一本书，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精神》。他里面提到了一个有趣的主张。当时是在抗战期间，很多人都在讨论战后的首都应该定在哪儿。钱穆说，应该定在西安。

哎，这跟当时人的常识不一样。本来，国民政府的首都就在南京，还都，当然也应该回南京。而且江南一带也是当时中国经济发达的地方。不在南京也应该在武汉啊。但是钱穆说：

> 江浙沿海一带，虽是今天经济文化之重要地区，一切人才集中，然而像一树繁花，已经开发到烂漫极盛之时，快该凋谢了。我们从历史教训上，早宜积极寻找新生命，诱导成新力量，决不当苟安姑息，只顾目前。

这话说的，站位非常高。说白了，江南的中国太繁华了，太成熟了，太没有变量了。如果中华文明想要另开一个局面，就需要新的文明变量，这个变量，在江南是肯定找不到的。必须到更荒凉、更边缘、更被忽视的地方去找。所以，钱穆说，大西北也许合适，所以建议定都西安。

钱穆的建议不见得对。但是他这段话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远的问题意识。他说，文化发展到某个阶段，一定会衰落。你看，西方文明就是这样，风水轮流转，从希腊到罗马，从西班牙葡萄牙到荷兰，从英法到美俄，一次次地上演大国崛起。而大国崛起的反面，不就是前一个大国衰落吗？

那中华文明有可能摆脱这种文明衰落的命运吗？钱穆说，有机会。你看书里的这段话：

> 中国则不然。中国地方大。黄河流域衰了，转向长江流域继起新生，只成为内部变动，大传统还是个中国。
>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衰乱的时代，一大批人移居到长江流域，一大批人去到辽东，一大批人分散至河西，文化政治传统中心的洛阳，正如一阵飓风的漩涡中心，空了，驯至铜驼荆棘，疮痍满目。但向四外奔逃出去的人，却在新环境里获得了新生命，慢慢转回来，再凝结，便形成隋唐的统一。
> 只为中国地方大，经一次大变乱，人便向四面跑，旧文化移殖到新园地上，又产生出新生命。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乱，同时总留有几块干净土地，留作新文化的处女地。让旧的人才移殖，让新的生机萌动。

写的多好啊。几句话勾勒出来了文明生机不绝的历史轮廓。

那些为中华文明开拓出新边疆的人，那些在秦汉时代从中原往长江流域跃进的人，那些在隋唐时代从中土往西域迁徙的人，那些在宋元时代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人，那些在明清时代从本土下南洋的人，哪怕只是在铜墙铁壁上凿一个小孔让我们看到外面的样子的人，哪怕只是出门走了走，并带回来全新消息的人，都是这个希望所在，机运所在。

请注意，公元1075年，我想讲的，可不仅仅是中华文明生机不绝的历史密码，整个人类文明，就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开疆拓土。

走出非洲的原始人，从中亚草原进入印度河流域的雅利安人，离开自己的城邦去往黑海沿岸的古希腊人，从半岛向外扩张成为中世纪知识灯塔的阿拉伯人，一路东进奔向西伯利亚的哥萨克骑兵，扬帆起航发现新大陆的航海家，坐上五月花号的英国清教徒，甚至，乘坐阿波罗号飞往月球的宇航员，这些离开熟悉和温暖，走入陌生和风险的人们，带来了文明的传播、交流与融合，过程中伴随着冲突、征服、压迫，甚至原有文明的毁灭。但不可否认，正是这些不断向未知领域拓展边界的群体，极大地塑造了今天世界文明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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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在书里，他说的是李唐王朝辉煌的原因，但这哪里局限在中华文明呢？

公元1075年，我领你在开封，拜望了因为熙河开边，此刻正春风得意的王韶。到了明年二月，他短暂的风光时刻就过去了。他被贬出了开封，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我们下一年，公元1076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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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公元1075年，我们说的是熙河开边，五个州的地盘，让大宋君臣时而欢喜时而忧。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1990年一件人类的一件微小造物——旅行者一号探测器，那一年，它已飞抵太阳系的边缘。在彻底告别家园、没入深空之前，它缓缓转身，为地球拍下了一张照片。对，就是这张著名的《暗淡蓝点》。在那张照片上，我们的地球，这个承载了所有帝王霸业、爱恨情仇、所有文明与挣扎的星球，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悬浮在太阳光束中的——暗淡蓝点。

给你读一段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的《宇宙》

> 我发现宇宙，宛如昨日之事。百万年来，人们的认知都局限于地球。直到我们这个物种历史最近的千分之一，也就是从阿利斯塔克时代至今的短短日子里，我们才不情不愿地意识到，人类居住的并不是宇宙中心，而是一个渺小脆弱的角落。地球漂流在永恒无垠的宇宙之海中，地球之外竟然还有上千亿星系，数十万亿的恒星系。我们鼓起勇气去星海之滨试了试水，发现海水与我们如此相契。我们身上的某种东西，认出宇宙就是家。我们由星尘所铸。我们的起源和演化与遥远的天体事件相关。探索宇宙的过程也是发现自我之旅。

致敬旅行者一号那个回望的瞬间。那一刻，人类历史上一切关于开疆拓土的代价和雄心、伤痛和荣耀，都被重新丈量。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李之良校点，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 脱脱 等 撰：《宋史》， 中华书局 ，1985年。

（宋） 王明清 著：《挥麈录》，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1年。

（宋） 蔡絛 著：《铁围山丛谈》 ，中国书店，2018年。

雷家圣：《宋神宗的军事改革与对夏经略研究》，花木兰文化实业有限公司，2024 年。

秦晖：《王气黯然：宋元明陕西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 年。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年。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

祝启源：《青唐盛衰：唃厮啰政权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

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

陈守忠：《河陇地区史地考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年。

王战扬：《北宋西北边防统兵职官与军事决策研究》，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19 年。

岳凯峰：《地缘政治视域下的北宋熙河地区蕃部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20 年。

崔红风：《北宋熙河路军事地理研究》，宁夏大学硕士论文，2016 年。

高路玄：《北宋熙河开边研究》，青海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3 年。

肖全良：《信息控制与边疆安全——以宋夏为例》，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 年。

俞菁慧：《宋神宗朝西北缘边的土地政策与经略体系》，《中国史研究》2025 年第 1 期。

杨蕤：《<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地理信息杂考》，《历史地理研究》2023 年第 1 期。

方震华：《将从中御的困境——军情传递与北宋神宗的军事指挥》，《台大历史学报》2020 年第 65 期。

雷家圣：《北宋时期绥州的战略地位与宋夏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 年第 4 期。

林鹄：《从熙河大捷到永乐惨败——宋神宗对夏军事策略之检讨》，《军事历史研究》2019 年第 2 期。

岳凯峰：《军事对抗与信息沟通——禹藏族与宋夏兰州争夺战的展开》，《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廖寅：《一个“好战分子”形象的塑造——<宋史>王韶早期史揭秘》，《宋史研究论丛》第 30 辑。

雷家圣：《乾纲独断——由枢密院长贰的任用看宋神宗军事决策的特色》，《宋史研究论丛》第 26 辑。

黄纯艳：《“汉唐旧疆”话语下的宋神宗开边》，《历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

黄纯艳：《宋神宗开边的战争责任与政治解说——兼谈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逻辑与现代话语》，《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6 期。

黄纯艳、王小宁：《熙宁战争与宋越关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 6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