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64年：人如何面对日常性疼痛？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64年，这是大宋治平元年，大辽清宁十年。

上一年，我们送别了宋仁宗，宋英宗赵曙继位。按说，这是事先立好的皇子，平顺接班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毕竟是换皇帝，这里面还是有两个隐忧：

首先，英宗毕竟不是宋仁宗的亲生儿子。在外人看来，你一个宗室子弟，能够继承皇位，这不是捡了个大便宜吗？你应该深感庆幸、感恩戴德才对。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哪有那么简单？各种伦理上的是非、情感上的恩怨，在每个人的心里潜滋暗长。

还有，宋英宗身体不太好，而且精神状态还很成问题，现在学者有的猜是抑郁症，还有的猜是精神分裂症。所以，英宗虽然现在年纪并不大，只有32岁，但他执政的时间还是很短，只有四年。

那你想，时间又短，又闹家务事，随后几年的朝堂就非常动荡，这又给后来的政局埋下了很多隐患。不过今年，治平元年总体上还算平静。那两颗大雷要到明年才被正式引爆。所以，宋英宗的故事我们明年再细讲。

那今年我们聊什么呢？所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人是一茬又一茬地换啊。大宋朝的士大夫又到了整体换代的时节。我们《文明》节目，每一期都会聚焦一个课题。但是这一期，我想和你一起透一口气，咱们不聊什么大课题，我们稍微放空一下大脑，权当我们真的是穿越回大宋朝的游客，我们就只来感受一下1064年的这批人。我们看看，这擦身而过的三代人，在各自命运里的升降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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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老一代

大宋朝建国104年了。这一百年间，士大夫大概换了四代人。

简单说，第一代士大夫，生于五代、长于五代，年富力强的时候遇到大宋朝建国，于是在太祖和太宗两朝，被任用为朝廷重臣。比如范质和赵普。

第二代士大夫，生于五代，但是在宋太宗的时候中的进士，这就是大宋朝自己培养出来的干部了。比如吕蒙正、李沆、寇准、王旦、丁谓、王钦若。他们基本上是在太宗的时候开始当官，宋真宗的时代成为政坛中坚。

第三代士大夫，那就是宋朝生、宋朝长的一代了。比如吕夷简、王曾、李迪、韩亿这些人，都是根正苗红的世家子弟，受过严格儒家教育的好孩子，性格也比较稳重。他们主要是在真宗后期和仁宗朝前期，成为朝廷骨干。

再接下来的第四代士大夫，就是现在位列宰辅的这批人了，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等。他们基本都出生在11世纪初年，和宋仁宗年纪差不多。是仁宗皇帝亲手培养任用起来的一代人。庆历年间，仁宗求治心切，他们冲锋在前搞改革；再过20年，嘉祐年间，仁宗自己岁数大了，变得保守持重了，这些人也在地方上历练得差不多了，回到朝廷主政，共同创造了所谓的“嘉祐之治”。

现在仁宗皇帝走了，这批人熬成了两朝元老。回头一看，他们岁数也不小了。1064这一年，韩琦57，欧阳修58，富弼最大，61岁。他们政治经验丰富，深谙人情世故，也熟悉典章制度，朝廷中各式各样的人也都是他们的晚辈，因此也有足够的权威。面对宋英宗，他们多少还有一点——“你爹把你托付给我们了”——这种叔叔辈对子侄辈的责任感。所以你别看他们60岁的人了，搁现在都得准备收拾行李退休了，而在那个时代，如果身体还行，那可是大宋朝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宝贝，是朝廷倚重的元老。

什么叫成熟政治家？我给你讲两个和韩琦有关的名场面，你来感受一下一个成熟政治家的风范。

话说上一年，宋仁宗突然去世，所有人都慌作一团。把翰林学士，就是皇帝贴身的大笔杆子王珪叫来，为仁宗起草遗诏。这种文章，是模仿皇帝的口吻写的，既是对皇帝一生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政治遗嘱，所以分量非常重。王珪是什么人？那是大笔杆子。十年前就开始干这个活儿，前后执掌大宋朝廷的重要文书写作十八年。顺便说一句，宋仁宗的“仁”这个庙号，就是他起的。就这么个业务大能人，这个时候也懵了。让他起草遗诏，他居然不知道从何写起。还是宰相韩琦，一句话点醒了他，韩琦问，“我们大行皇帝，在位一共多少年？”王珪一拍脑袋，明白了！这才下笔开始写。

你可能会说，问一句“仁宗在位一共多少年”，怎么就点醒了王珪了？

要知道，一篇文章往往最难的就是开头。知道第一句话怎么写了，后面的思路也就打开了。王珪当时也就是慌神了，他毕竟是文章高手，拿到了第一句，题目一破，后面当然也就能一挥而就。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这篇文章，果然，劈头第一句，就是“我继位以来42年”。就是韩琦送他的那一句。

当时韩琦可是宰相，而且是宰相班子里的首席。皇帝突然驾崩，皇宫里面的孤儿寡母，朝廷里的文武大臣，大事小事都指望他拿主意。这么个千头万绪的时候，他居然还能举重若轻，还能有闲心送王珪一句破题的话。就从这个细节，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韩琦是一个多沉得住气的人。所谓“每临大事有静气”，这是看一个人气度大小的金标准。

还有，就是发生在今年的一件事。

前面不是说，继位的宋英宗身体不太好吗？所以，从去年开始，曹皇后，现在的曹太后，曾经垂帘听政了13个月。这是宋朝历史上的第二次太后垂帘了。上一次还是40多年前的刘太后。

对于韩琦这些宰相们来说，这个局面非常微妙。一方面，皇帝没有处理政务的能力，谁来做国家的最后决策人？太后不出面，不行啊。所以，必须得有这个权宜之计。但是，另一方面，太后垂帘，也必须只能是一个权宜之计。万一太后品尝到了权力的滋味，把住权力不撒手，那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政治局面。深宫里面，母子夺权，会出现什么样的人伦惨剧，你可以放开想象力设想一下。

所以，韩琦一直在判断，什么时候要出手，逼曹太后撤帘还政。

到了今年的五月，韩琦他发现，英宗皇帝的神志渐渐清醒，也能开始处理政务了，他觉得时机差不多了。这一天，他跟宰相班子里的其他人说，既然皇帝的身体也好了，我就准备退休了，今天我要跟太后说了，各位可一定要成全我啊。 大家说，你不能走，哪能没有你呢？但其实，这是韩琦和同事之间的一个默契，韩琦是要借辞职这个由头，获得一个单独和太后说话的机会。

果然，等到上朝完毕，韩琦单独留下来向太后辞职。太后也觉得很突然，说你哪能走呢？我一个老太婆，本来应该每天在深宫里面带着享福的，现在倒好，天天要上朝，我是不得已啊，我才应该走啊。

韩琦要等的就是这句话。他马上抓住话头，可以！你要是走了，这说明你不贪恋权势，是个好样的太后。那么请问，你什么时候撤帘归政呢？你什么时候走？

你看，这就有点不按套路出牌了。

按说，他说要走，太后说不能走，这是跟他客气；太后说要走，他不也得客气两句？“还需要太后主持大局”什么的。这是当时的政治套路。

你可能会说，这多虚伪啊。但是，政治要想保持体面，这种虚伪也是必须的。

而这次韩琦决定不理这一套，直接问，你什么时候走？在当时的政治礼节里，这是很严重的冒犯。太后也没想到韩琦会来这一手，就慌了，站起身来就要走。

那正好，你看，太后说要走，她真就走了，韩琦抓住这个间不容发的瞬间，断喝一声，仪鸾司何在？仪鸾司，就是宫廷里面执掌礼仪的部门。来呀，太后要撤帘归政，你们还不赶紧动手？宰相喊这么一嗓子，大家赶紧干活儿。你想，这个时候太后本来就有点懵，现在又要撤帘子，没有帘子的遮挡，太后作为女子就要在大臣面前抛头露面了。所以她赶紧往后跑。据说，就在帘子落下来的那一刻，太后还没有完全绕过屏风，还都能看见她的裙角。

大宋朝的第二次女主临朝、垂帘听政，就这么被韩琦强行终结了。你感受一下韩琦这种做事的风格，那真是：当机立断、手起刀落、不动声色、稳如泰山。这就是朝廷中流砥柱该有的样子。

其实也不仅是韩琦，第四代士大夫到了这会儿，都有这个风范：像一块大礁石一样，立在激流之中，好像用一个人的身体就能挡住惊涛骇浪。

比如说富弼。（你要是对这个名字不熟，可以去看我们《文明》节目1042年那期节目。）他年轻的时候，处理宋辽两国纠纷，就已经很有大将风范。这么多年过去了，富弼也熬成了朝廷柱石。

他也是，看不惯什么，就挺身在前面，坚决挡住。比如，后来到了王安石变法时期，富弼顶着宰相头衔，去亳州当地方官，还是坚决不执行朝廷的法令。朝廷来调查，他也供认不讳：是的，那个青苗法就是个祸害，就是我下命令不让执行的，跟其他人无关，朝廷要惩罚，就惩罚我一个人好了，死而无悔。

后来富弼果然遭到了惩罚，被削夺了宰相的头衔，贬到汝州当知州。富弼仍然说，“现在又让我去当知州，我遇到这种诏令，必然还是会不执行。所有王安石搞的新法文书，请允许我一律不签字，直接交付下面的人去执行就可以了。”你看，姿势就这么刚。不久之后，富弼干脆退休了。

咱们今天先不说王安石变法的是非，你就看富弼这种姿态：老臣我不认同的事儿，我以一身当之。我就站在大路当中，要不你搬走我，要不你从我身上踏过去。

刚才说的这几个例子，你可能听起来都像是美好品德的表扬稿。但是你不觉得吗？在这几个故事里，你还能感受到一点，就是这一代人，他们知道防范什么、制止什么、反对什么，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带领国家往哪个方向走，他们又该怎样推动这个方向。

还是拿富弼举例子。几年后，宋神宗搞变法，一开始是对富弼给予期待的，任命富弼为首相。目的很明显，是希望借这位老臣的威望，为王安石站台。但是，等到君臣相对的时刻，宋神宗问他，国防该怎么搞，富弼的答案是，你刚刚继位，还是先行德政吧。愿你20年口不言兵，不要聊打仗的事儿。

哎，这时候的宋神宗，22岁的少年天子，雄心勃勃地要振作一番，你一个老臣，就跟他说，不要聊打仗的事儿，而且还20年！这就像今天的一个大学生找老教授聊人生，老教授只说一句，你少打游戏别打架。你说的可能是对的，但是，这句话既摁不住、也帮不到这位少年的勃勃雄心啊。

你看，这就是老一辈的问题。他们有智慧有担当，但是政治经验过于老熟了。同样是这个富弼，也不过就是22年前，处理完庆历增币的外交纠纷，还痛心疾首的上书宋仁宗说，我没脸受您的赏赐，惟愿陛下您勤修武备，勿忘国耻啊。现在呢，是惟愿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聊都不要聊啊。他说的话可能并没有错。但是，我们还是感受到了一股暮气。

所以你看，什么叫一代人的凋零？大宋朝的第四代士大夫，范仲淹、余靖、包拯，到这一年已经故去了；富弼、欧阳修，这个时候也已经重病缠身。富弼是长期的脚疼，欧阳修则是糖尿病带来的大量的并发症，比如严重的视力问题，毕竟岁数放在这里了；但更重要的是，理想主义的光芒，在这一代人的生命里已经渐渐熄灭了。

那什么叫理想主义的光芒？那就要看大宋朝更年轻一代的士大夫的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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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中年人

如果要找理想主义的朝气，那就要到更年轻的一辈人中去找了。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这四个名字，后人还有一个别称，叫“嘉祐四友”，是当时开封城里的顶级社交圈。其中，王安石、司马光名气很大，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吕公著和韩维。

韩维是谁？当年宋真宗的宰相王旦，看中了一个女婿，寒门出身，还带着个拖油瓶的孩子，但是王旦力排众议，把闺女嫁给了他。这就是韩亿。韩亿后来做官做到了参知政事，副宰相。这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韩亿太能培养孩子了。他八个儿子，全部高中进士，其中有三个当过宰相级别的官员。所以，有一句话说他们家，“兄弟同胞八人三学士，祖孙共列一朝四国公”，不得了，这个韩氏家族因此成了北宋最显赫的家族。刚才提到的嘉祐四友之一的韩维就是他家的八个孩子中的老五。

再来看吕公著。吕公著的父亲，就是仁宗朝初期长期担任宰相的吕夷简，而吕夷简又是太宗朝状元宰相吕蒙正的侄子。所以，按照当宰相的资格来说，韩维是“相二代”，吕公著是“相三代”。这两个人自己后来也都做到了宰相。

“嘉祐四友”四个人，年纪差不多。其中，韩维岁数最大，1064这一年是48岁；吕公著小一岁，今年47；司马光又小一岁，今年46；王安石最小，今年44。你听，这和韩琦、富弼、欧阳修比起来，这批人小了十几岁，在政坛上，就是充满活力的中生代了。

为什么要详细介绍这几个人？就是为了让你感受一下，那个时代有理想的人的朋友圈是什么样子。

吕公著这个人的特点是人狠话不多。司马光就说，每次跟吕公著聊天，我就觉得自己怎么口才这么差，婆婆妈妈也说不清楚。中国历史上，王安石是个有名的大辩论家，所以当时同事们就说，我们一群人辩论，王安石一说话，大家就得闭嘴。但是如果吕公著也在，他就能让王安石闭嘴。你看，虽然不像王安石那么雄辩，但是字字千金、掷地有声。王安石对这个吕公著服气到了什么程度呢？他甚至说，哪天吕公著当了宰相，我们这种人才能好好当官。吕公著也很爱王安石，甚至说王安石是圣人。双方就这么相互钦慕。

司马光和王安石就更是这样了。

司马光说，“只要王安石能当宰相，马上就可以是一个太平盛世，老百姓可就有好日子过喽。”

那王安石对司马光呢？也是佩服得不得了。话说，南宋时候的大诗人陆游就记载过一件事：宋神宗后来不是请王安石来京城主持变法吗？有人就问王安石的儿子，“你爸爸这次去不去啊？”“去啊，就是缺一处房子。”大家说，那么大的开封城，找一处房子有什么难？“不然啊。我父亲的意思，是要和司马光当邻居的房子。因为司马光他们家，无论是修身还是齐家，所有的事都有章法，都值得学习”。

至于韩维和王安石，那就更是了。为什么宋神宗后来那么相信王安石？因为宋神宗还在当太子的时候，韩维是他的手下。所谓“潜邸旧人”，这在皇权时代，是一份非常独特的信任关系。两个人每次聊天，神宗觉得韩维这段话说的真好，韩维就说，这不是我的观点，这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观点。时间一长，神宗对王安石这个人，当然就非常神往。

还有个故事：王安石这个人平时太不修边幅了，衣服破烂不堪，也不洗澡。韩维和朋友们就商量，这样，咱们每一两个月，就把王安石拖到一个公共澡堂去洗澡，轮流为王安石准备新衣服。王安石也去，去了也洗，洗完了看见新衣服就穿，也不问是哪儿来的。朋友们把这个活动称之为“拆洗王安石”。跟咱们家里时不时要拆洗被套一样。

刚才我说的这几段故事，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朋友之间的无脑互吹吗？这不就是官僚阶层之间的利益抱团吗？

不是。他们是真正的道义之交。

我们不妨看看自己身边，很多人的友谊，是建立在能说另一个人的坏话上的。这也不奇怪，托克维尔就说嘛：“在政治中，共同的仇恨几乎总是友谊的基础。”而我们普通人，能在一起吃喝玩乐、交交心，已经算是好朋友了。但是，这种友谊里面往往缺什么？缺对彼此的期待，也就是“我知道你行，我也盼着你行”的那种对未来的期许。

想想我们自己的朋友，有这么聊天的吗：你这人行，你将来能当总理；你这人能干，将来能做一番大事业；你很了不起，你会是一代圣贤。现在如果这么聊天，估计大家是会笑场的。即使有人这么说了，听这话的人的第一反应肯定也是闪躲：哪里哪里！我不行，我不行。

是的，绝大多数友谊，只是对现状的肯定，而不是对未来的期许。 而带有理想主义的友谊，则一定是指向未来的。

很多人对“理想”这个词有误解。以为理想就是，我要挣很多钱，我要当科学家，我要换个好工作，我要走遍世界，我要有一个海岛，上面有大房子，之类的。其实，这叫“欲望”，而不是“理想”。理想，不是关于自己未来怎么样的想法，而是关于世界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设想。只不过，那个理想的世界，需要我的参与，才可以实现。

所以像嘉祐四友，王安石、司马光他们，这种彼此期许的友谊，才是理想主义的友谊。

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当后来大家发现，大家并非志同道合，那友谊的小船，说翻也就翻了。几年后，王安石变法开始，嘉祐四友里面的其他三个人，全部都反对新法。这里面没有一个人因为——是我推荐的王安石、我曾经夸过王安石、我跟王安石关系不错——而态度有所保留。既然我们是因为理想而接近，那现在理想不同了，自然也就“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说到这儿，我心里就冒出来当年司马迁说孔子的那句话，“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我读嘉祐年间这些中生代士大夫的交往的相关史料，就不免想见这些人的为人，也不免目眩神驰。这是中华文明的理想中，人和人交往的最好的样子。

不过，我也得提醒一句，看到历史人物的理想，不等于把历史人物理想化。

即使是像司马光、王安石这样的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要应对的，不仅有那些大理想、大抱负，还有大量的日常性疼痛。

就拿这两年来说，司马光的苦恼是什么？

是他担任谏官的一个副作用：失去了社交自由。这是宋朝的一个规定，如果你是某些重要职务上的官员，或者是外戚，不好意思，你的社交是要受到限制的，有些人家你不能去，有些人你不能见。比如，这个时候司马光担任的谏官，就受到了很严格的限制：你一个谏官，就老老实实在家写奏疏，给朝廷提建议，不要见这个见那个，以免你给别人当了枪使。

但司马光是一个特别爱交朋友，也善于交朋友的人，这个限制对他来说就很残忍。这两年，他就遭遇了一个很大的遗憾：司马光的恩师庞籍，就住在他家附近，但就因为这个交往限制，居然临死也没能见上一面。

庞籍是谁啊？是宋仁宗时代一位了不起的大臣：西夏边境打过仗，开封朝里当过宰相，文武双全。对司马光来说，庞籍不光是个领导，而是一个像父亲一样、看着司马光长大的亲密长辈。赵冬梅老师在这本《宽容与执拗》里是这么说的：“一个父亲能给儿子多少，庞籍就给了司马光多少。庞籍给司马光的，甚至比这还要多。”

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七个字：子欲养而亲不待。甚至等到庞籍去世20多天了，司马光才请出假来，去庞籍的家里吊唁。这样的伤痛，痛何如之！

同样是在这一年，王安石在做什么？他母亲去年去世了，王安石回家守丧。请注意，王安石虽然是江西临川人，但是他父亲在金陵当官，并死在任上，就葬在了金陵，就是今天的南京。这次王安石母亲去世，夫妻同穴，也葬在了此处，所以，王安石给母亲守丧，也在金陵。

王安石兄弟几个，都对母亲的感情很深，所以守丧这三年里，王安石的兄弟王安国甚至天天就守在母亲的墓碑前面，拿自己的血掺上墨汁，抄佛经。可见这个家庭所遭受的悲伤有多沉重。

王安石也一样。有人去给他送信，看到院子里坐着个长得像看门老头的人，就把信给他，说这是给王安石大人的信，你赶紧去送。这老头拿过信来，直接拆了就看。送信的人急了，说这是给王大人的信，你个看门老头怎么就敢拆呢？旁边的人告诉他：这老头就是王安石。送信的人为啥会认错？因为王安石席地而坐，瘦骨嶙峋，衣衫褴褛，看着比实际年龄老得多，哪像个朝廷重臣？哪像个名满天下的士大夫？对，这就是1064年的哀伤过度的王安石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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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穿越回宋朝，见到这一年的王安石，你万万不会想到，再过几年，他就要回到开封，在大宋政坛上掀起一场滔天巨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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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窘新一代

公元1064年，大宋治平元年，我们刚刚讲了老一代士大夫和中生代政治家在这一年里的样子。

再来看看年轻人吧。在任何时代，年轻人往往都挺难的。既没地位也没钱，手搭凉棚往前看，往往一片茫然。

比如这一年的沈括，就是日后写出《梦溪笔谈》的那个大科学家，这一年34岁。他刚刚中了进士，今年被派到扬州去当司理参军。这是个芝麻官，管地方司法的，了不起也就是从八品。

你去看这个阶段沈括写的那些文字，有一封劝别人不要痴心妄想一步登天的信，话是这么说的，“我年轻的时候，天下才俊、那些士大夫，没有不想结交的。但真等当了个小吏，也只是干好眼前的本职工作，能有点升职上进的机会，不敢再在人家那些士大夫身上花力气了。”你别看沈括是在劝人家，又何尝不是在抱怨自己没有机会呢？

还有一点，那就是穷啊。有人算过一笔账，沈括这时候每个月的工资，差不多就是六七千文钱，顶天了也就八千文钱，购买力也就是100斤猪肉左右，比老百姓当然算富裕，但是在士大夫阶层里，就捉襟见肘了。那个时候，一个像样的砚台，就比他一个月的工资还高。有个人考中进士不做官，还劝沈括也不要做官。沈括回答他，我家也是要吃饭的。一天不工作，衣服柴米就堪忧，我跟别人没差别。

如果我们认识这个时候的沈括，就是一个灰头土脸的年轻人。

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个大宋年轻人的样板，那就是苏轼。

苏轼是在1061年，被派到了陕西凤翔，就是今天的宝鸡去工作。任期三年，今年是最后一年。那他干得怎么样呢？不怎么样。至少心情不怎么样。

在开封，他是人中龙凤，名动一时。文坛盟主欧阳修欣赏他，说这个人厉害，老夫我可得给这位年轻人让路啦。仁宗皇帝也欣赏他，说为子孙找到了好宰相。但是，到了地方，干实际工作，可就没人惯着、捧着了。

苏轼在凤翔的顶头上司叫陈希亮。这个陈希亮不仅是苏轼的眉山老乡，还是他好朋友陈季常的父亲，按说，应该对他倍加关照才是。但是没想到，陈希亮对苏轼十分严厉。苏轼写的公文他要涂抹删改，苏轼提的建议他要批驳反对，有人给苏轼起好听的外号叫“苏贤良”，陈希亮不高兴，还要打起外号的人板子。苏轼想，你看不惯我，我躲着你还不行吗？不行。陈希亮办中秋宴会，苏轼不来，还擅自离岗，那好，揪住小辫子，罚了苏轼一笔钱。

一个年轻人，在职场上遇到这么个上司，除了郁闷，还能怎么办呢？

现在的苏轼还不知道，让他悲伤的事情还在后头。明年的5月，他的结发妻子王弗去世了。你肯定听过苏轼的那首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这首词写的就是苏轼的结发妻子王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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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一年，1066年的4月，他的父亲苏洵又去世了。苏轼苏辙兄弟再一次回乡守丧。连续两年，接连两位亲人离世，你可以想见苏轼这一段的心情。

今天这期节目，调子好像有一点灰暗。这一年，无论是皇帝、太后、还是韩琦、富弼这样的老臣，无论是司马光、王安石这样的政坛中生代，还是沈括苏轼这样的年轻后生，大家似乎都不高兴，都有自己的烦心事。

其实，这才是真实世界的样子：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挑战中。伟大的理想、深挚的情感、胜利的狂喜，往往都仅仅是一些一闪而过的瞬间。人的真实生命是被包裹在大量的“日常性疼痛”之中的。各种各样的迷茫、煎熬、两难、痛恨、不明所以、不知所措，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生命体验。要不怎么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呢？

你可能会说，这么看世界，也太负面了吧？

不啊，我们换个角度，再来看这一年的这些人，他们在承担痛苦的同时，还在干什么。

苏轼，写作很勤奋，算是笔耕不辍。在凤翔三年，他写了诗文180篇，其中最有名的是三篇记：《凤鸣驿记》《喜雨亭记》《凌虚台记》，当然还有大量的诗。比如，其中有一句你应该很熟，“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最后这七个字，腹有诗书气自华，不光是名句，还成了中文里的一个成语。

再来看沈括。刚才我们说，他是一个唉声叹气的年轻人。但是，唉声叹气一点也不影响他在自己的兴趣世界里拳打脚踢。他像个理工科生一样，喜欢研究数学、天文、物理、医学、机械，无学不窥。1064年，沈括终于成为一个进士了。当时的人最多只会觉得，沈括可能会成为一个朝廷重臣，但是谁也想不到，就在这一年之后，沈括就跟开了挂一样，改造浑天仪，改造神臂弓，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科学仪器，量地测天，还留下了一部《梦溪笔谈》，成为中国儒家传统中，唯一一个以科学著称的读书人。如此平凡的命运中，居然长出来了如此奇特的参天大树。

还有王安石。1064年，他沉浸在丧母之痛中。但他在哀痛之中，还是写了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叫《虔州学记》。这篇文章的内容，离我们今天很隔膜了，只要知道一点就行，宋朝所谓“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这个观念，就是从这篇文章里面发源的。王安石正是在他这个最灰暗、最贫弱、最形销骨立的时刻，开始掀起时代巨浪的。

再来看司马光，去年送走了恩师庞籍，今年他开始做另一件事情。他在今年编写了一部《历年图》，就是把历史上每一年发生的事情，做了个比较粗略的提纲。你应该猜到了，这就是《资治通鉴》这部巨著的雏型。

而且你会发现，他们干的这些事，和他们面对当前的那些挑战，几乎全无关系。他们当时知道自己做的这件事，将来能够名垂青史吗？恐怕谁都想不到。我们管这种处境叫，历史的无知之幕。每个人在做自己的事的时候，好像面前有一道大幕，你就在幕这边，灯光也没有那么亮，也没有什么舞台，你也不是面对千秋万代的观众。但是你就在这儿做，大幕什么时候拉开，拉开之后有没有舞台，有没有灯光，有没有观众，有没有未来你一概不知，你就自己做吧。当人无法挣脱出自己的处境、无法预知未来的时候，还要必须做出选择。那你怎么选呢？有没有什么可靠的方法呢？

我手里有一本书，是一个挪威作家写的，名字叫《在春天》。书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我想读给你听听：

> 我的生活与你的生活隔着一道深渊，里面堆满了问题、冲突、职责，以及必须要安排、完成和修复的事情。我的洞察力告诉我，生活就是由所有必须去应付的事情构成的。
> 应付的反义词是什么呢？应付的反面是创造，建造、添加之前不存在的东西。

对，或许这就是最好的办法，在应付那些“日常性痛疼”的同时，努力地创造。无论你创造的东西是大是小。

今天我们讲的1064，只是中国历史中的普通一年。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年份，各式各样的坏消息、坏命运把置身其中的人弄得心烦意乱。人们过得不快乐。但是从来也不会耽误，一些伟大的创造在这些年份的角落里酝酿、生长。

最近，我看了一个短视频。有一个年轻人，她突然决定开始跑步，每天都跑，计划要跑40000公里，也就是赤道绕地球一圈的距离。有人问她为什么要这么跑，她说，我不想让庸常追上我。

好，这就是公元1064年，我想分享给你的几个零散的、关于困境中的人物的故事。愿你也开始自己的建造，也愿庸常不会追上你。

我们明年，公元1065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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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和他那本《人类群星闪耀时》。

我先给你读一读这本书开篇的第一个段落——

没有一个艺术家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一刻不停地做艺术家。他得以创作的一切体现特性的作品，一切持续长存的作品，总是在灵感迸发时的少数罕见的时刻完成的。历史也同样如此。我们赞美历史是各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和最伟大的描绘者，并不是赞赏它没完没了地不断地在创造。歌德曾充满敬畏地称历史是“上帝的神秘莫测的工场”，在这里也发生许多可有可无、平凡庸俗的事情，多得难以估量。即使在这里，高雅精致、难以忘怀的事情，也殊为罕见。大多数情况下，历史作为编年史者，也只是漫不经心顽强执著地，一节又一节地编织着那巨大无朋的链条。时贯几千年，一个事实跟一个事实垒在一起。因为所有的悬念都需要准备的时间，每一个真正的事件都要有个发展。一个民族总是需要产生千百万人，才能涌现一个天才；需要流逝千百万闲散无聊的时光，才能出现一个真正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类星光灿烂的时刻。

是的，人类所有的群星闪耀的刹那背后，都有无数平淡无奇的，无足轻重的，甚至充满日常性疼痛的黯淡时光。不光天才如此，普通人的生活，更是如此。但请记住茨威格那句话，绷紧链条也要有准备的时间，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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