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01年：四川为什么叫四川？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节目。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01年。

​今年，在中国是大宋咸平四年。当朝天子是宋真宗。

对于当时大宋朝堂上的人来说，今年发生的大事有两件。

一件是坏消息：八月份的时候，清远军丢了，被西夏攻占了。清远军在哪儿呢？就是今天宁夏的同心县。这件事非同小可。今天咱们没有时间展开讲，你有一个概念就行：清远军丢了，北边的灵州就变成了一座孤城，迟早也要丢。

如果灵州再丢了，整个河套地区就彻底丢了。河套，就是黄河几字型西边和上边那一段。河套一丢，不仅是领土损失的问题，是宋朝就没有养马的马场了。

在那个时代，那就相当于现代国家的坦克制造工厂没了。对于还处于对辽战争中的中原王朝来说，这个后果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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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事算是好消息。十月份的时候，宋军和北边的辽朝打了一仗。据说杀了辽军2万多人。如果这个数字不是虚报的，那这是宋朝15年来最大的一次对辽军事胜利。

这一段，我们今天也不展开说。因为从1000年到1004年，这五年，宋辽之间都在打仗。互有胜负。而真正的大决战，双方赌上全部国运的大决战，要等到3年后，1004年才展开，而且直接导致了澶渊之盟。

所以，这场战争，我们今天先略过，放到1004年，咱们再来展开讲。

现在，你只要有一个印象就行了。这一年，宋朝在西边，面对西夏的军事压力；在北边，面对辽朝的军事压力。而且，凛冬将至，宋辽之间大决战的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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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今年，1001年，我们聊什么呢？聊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今年三月，朝廷下诏，把原先的西川路和峡西路这两个省级行政区，分拆成了益州、梓州、 利州 、夔州四个路，路是马路的路，在宋朝是一级行政区。

那么请问，为什么要分拆？

还是那句话，所有人为的历史变动，都是为了应对当事人面对的挑战。这个挑战，其实折射了当年大宋朝廷面对的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

那好，就带着这个问题，咱们一起穿越回1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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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年，大宋咸平四年，朝廷做了一次行政区的分拆，于是就有了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四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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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的位置，利州，就是今天的四川北部、陕西汉中这一带；益州，就是今天成都为中心的这一片，最小，但是最富，成都平原嘛；梓州，就是四川中部和南部这一带。夔州，中心是今天的重庆奉节，辖区就是在今天的重庆、贵州这一带。

有一个误解。很多人以为四川，顾名思义，是因为四川境内的四条河——大渡河、岷江、沱江、嘉陵江。其实不是，四川得名，就是因为公元1001年的这次行政区分拆。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因为这四个路 ，川峡四路，所以叫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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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要分拆？

如果行政区要合并，那通常是为了降低行政成本。两套班子并成一套班子嘛。背后也有一层意思，就是这个地方麻烦少，合并之后还是管得过来。

那你想，如果行政区要分拆，那正好是问题的反面啊。为什么要主动增加行政成本？大概率是因为这块地方出了大麻烦，需要加强管控啊。

那宋朝初年的四川，到底出了什么麻烦呢？

造反。不断的造反。

宋朝征服四川，就是后蜀，是宋太祖赵匡胤就干完了的事。过程异常顺利，964年十一月发兵，第二年965年正月份就搞定了，后蜀皇帝孟昶投降，总共66天。

但是，搞定了皇帝，麻烦并没有结束，当年就有后蜀降军的叛乱。总共45个州的地方，有17个州发生了叛乱，朝廷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才镇压住了。

30年不到，到了宋太宗的时候，四川又乱了。993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我们在中学课本上都学过。这次起义的规模很大，人数在二十万以上，又是花了一年，才镇压下去。

这还没几年，宋真宗刚继位，997年，四川又有“刘旴（xù）之变”。就在前一年，1000年，又爆发了“王均之乱”。

这下你理解为什么朝廷要在今年把蜀中这个地方一分为四了吧？老是造反嘛。还管不了你了咋的？

那你说，这是因为四川老百姓特别爱造反吗？

当然不是。至少我们这代人的经验，就知道，四川人是有名的图安逸啊。

关于四川老百姓造反的事，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人讨论过。有人说，你们四川人爱作乱。有一个四川官员就说了，如果让家家都有五只母鸡、一头母猪，床上有简陋的被褥，蒸笼里有几升麦饭，那么即便前边有苏秦、张仪巧舌如簧的鼓动，后边有韩信、白起按剑威逼，也不能让一个人去做盗贼，更何况是作乱呢！

这段话，其实说的就是中国很多古人的心声，“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不到万不得已，谁去造反呢？四川人尤其如此。

为啥？首先是因为四川富啊，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叫“扬一益二”，天下要比富庶，第一是扬州，第二就是成都所在的益州。富有的地方，谁不想安居乐业，谁爱去打仗？

其次，四川人的性格，确实是爱安逸。

历史上从来都是这样，只要是中原政权打过来，蜀人很少抵抗。东汉的时候，刘秀打过来，不足两年拿下；刘备入川，不足两年拿下；东晋时候桓温伐蜀，四个月；五代时候，后唐灭前蜀，七十五天；赵匡胤灭后蜀，六十六天。

后蜀的皇帝孟昶到最后就说嘛：“吾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遇敌，不能为吾东向发一矢。”我对你们这么好，到了用你们的时候，那真是一支箭都不肯射啊。他的宠妃花蕊夫人也有一句诗说这种情况：“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四川人不爱打仗，就到了这种程度。

当然，咱们还要补充一句，四川人并不是没有血性。蒙古攻打宋朝，四川人抵抗持续五十年。直到南宋皇帝投降后，四川仍然坚持抵抗了三年。清军入关，四川也持续抵抗十余年；更别说抗日战争时期了，抗日川军有三百多万人，死伤六十多万，那真是可歌可泣。

好了，说这么多四川人的性格，还是为了回到刚开始的那个问题：这么富庶、安逸、温厚的四川人，为什么在宋代初年叛乱不断、血流成河？

解释当然有很多种。

最明显的原因是，宋朝在征服四川之后，有滥杀无辜的行为。这是四川动乱的起始原因。

但是之所以动乱持续很多年，就得找更深的原因了，比如朝廷对四川财富的掠夺。

具体在四川上，根据曾巩的记载，就是那个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他说，宋朝灭掉后蜀之后，把蜀中的财富分成“重货”和“轻货”。

重货，就是分量重价值低的东西，比如铜、布这些东西，就用船沿着长江运回开封。轻货，就是金银丝绸这些东西，就用车马运回去。

就这么水陆并用地搬，你猜花了多少年才运完？花了10多年时间。你想，那是多大一笔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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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抽身出来，作为旁观者看到的情形。那如果你生活在当时的四川，你是个四川人，你的感受是什么？非常糟糕啊。

你会感受到：虽然搬的都是后蜀主孟昶的府库，但十来年的时间里，连车带船，我们四川的好东西眼睁睁地给运走了，那种损失感是非常直接的。要是税加得也重，还有各种各样的盘剥，那老百姓反抗，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比如，著名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爆发的。

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一层，觉得宋代初年的四川叛乱，就是典型的官逼民反，那就低估了当时宋朝面对的复杂局面。

比起看得见的真金白银的掠夺，心理上分离主义的倾向更隐蔽，但恐怕更顽固。理解了这个问题，我们对宋代初年建国的绝大难题才能理解得更深。

宋代之前，是五代十国。我们今天理解，不都是一些分裂的小政权吗？其实你细看地图，就知道，其实五代和十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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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跟四川地区一拨的十国，中原周边，什么吴、南唐、吴越、楚、前蜀、后蜀、南汉、南平、闽，这些小政权，当时相对安静，而且挺有钱。为啥？

你可能想不到，这10个小国的创建者里，有9个是北方人，其中5个是河南人。为什么呢？因为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对中原地区的打击最严重，有一些军头也随着战乱从中原往外跑。因为某种缘分，他们偶然夺取了某个地方的权力，然后建立国家。

这些小国大部分有天然的地理屏障，比如前蜀和后蜀在四川盆地，周围一圈的山；南汉在梅岭以南；闽国在武夷山以东的沿海地带。

有了山川阻隔，暂时安全没有问题。因为是小国，也就没有扩张的野心。这就很容易把自己活成一个老地主，就守着一亩三分地，积极地搞生产。絮好大棉被，钻窝窝，睡觉觉。因为也不用给中央上缴，时间一长，老百姓日子过得也都还不错。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政权还比较长命，平均统治时间接近40年，最短命的前蜀也有18年。那自然就攒下了一笔比较厚的家底。有钱！

相反，五代，指的是中原政权，就是以河南为中心的几个王朝，梁唐晋汉周。它们当时位于中国的核心地带，军事实力确实超强。但是也确实穷。

为啥？因为天天打仗啊。短短五十年，换了五个朝代，十几个皇帝，谁也不觉得这是我的万年基业，关键是要打好眼前这一仗。赢了，就还能苟着；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那对境内的老百姓，当然就是能抢多少就抢多少，过了这一关再说。

周世宗不就说嘛：“我当个皇上容易吗？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搞点钱就打仗。搞来那么多钱，啥也没剩下。”

五代那样的乱世，战争之后的掠夺，更是家常便饭。正规的财政，根本满足不了需要。当时有一个词叫“括率”，括号的括，圆周率的率，这个词听起来文雅，其实内涵非常血腥，就是搜刮，朝廷临时派官员到地方去搜刮。当时有一个官职，就叫“括率使”，也是临时的，拿着朝廷的委任状，挨家挨户地强征。

所以，中原地区当然就穷。

嫌贫爱富是人的天性，让南方十国，尤其是家底丰厚的四川，心甘情愿投入中原的怀抱，其实没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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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王小波、李顺起义，还是典型的官逼民反的话，在宋朝初年，发生在四川的一场接一场的叛乱，背后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兵变。

965年的“全师雄之乱”，是兵变；997年的“刘旴之变”，是兵变；1000年的“王均之乱”，也是兵变。

兵变和民变大不相同。

唐朝后期到宋朝的兵是职业兵，称为募兵，那些人完全是靠当兵为生，比起分散的、原子化的农民，有组织的军人，更容易形成武力集团。

民变是老百姓被逼急了，反正也活不下去了，如果有人愿意出头组织，就不如赌一把。纯粹是因为经济原因。

而兵变呢？兵变，通常有三条出路。兵变要么是聚集起来闹军饷，只要钱一发，有东西吃，也就偃旗息鼓。实在不行，兵变还有一个演变的方向，就是变成土匪。

因为有组织、有武装嘛，对抗朝廷不足，欺负老百姓绰绰有余，所以就转头去抢老百姓。鲁迅不是有一句话吗，“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兵变还有第三条方向，在乱世当中，兵变闹大了，那是他们看到了干成一件大事的可能，实现一种野心的可能。

什么野心？要么是当皇帝，要么是搞割据。

那你可能会说，这宋朝都几十年了，还有当皇帝的机会吗？

当皇帝的机会可能是没有了。但是，咱们今天讲的故事，可是发生在四川，凭借山川险要，我关门落锁，搞一个割据政权，混上几十年，那还是有可能的。历史的想象空间并没有关闭。

但是问题又来了，造反毕竟是掉脑袋的买卖。我们现在说的公元1001年了，宋朝建立都40年了，中央王朝已经变得非常强大了，为什么还有人敢做这样的事呢？

哎，这一问，就真的问到重点了。

地方割据，有时候并不简单是一个军阀野心爆发的结果，它背后往往有一套非常隐秘的动力机制，当事人往往身不由己。

要理解这个现象，就得理解一个词：“权反在下”。这个概念，出自清代历史学家赵翼，说的就是五代十国，藩镇蔑视朝廷，士兵挟制主帅的情况。

我们一般熟悉权力样式，都是自上而下的权力。军长比师长大，师长比旅长大，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好像是常识。

但是在社会的实际运行中，你还能观察到一个相反的现象，就是在某个权力位置上的人，其实也受到周围和下面的人的制约，严重的情况下，甚至是胁迫。

比如说在一个公司里，老板一定是所谓的“霸道总裁”，说一不二吗？不一定。你要是站在老板的角度想，公司里面有很多角色，他也是不敢得罪的。比如业务骨干、销售冠军、专业人士。

老板的意见如果和这些人不一致，老板没准还要委委屈屈地听他们的。所以，你看，即使是老板，他的权力也有被自下而上授权的部分。

这个现象，如果发生在武装集团里面，情况就更严重了。

你就设想这么一种情况，现在你是一个山寨的老大，手下的兄弟都服你的管，看起来权力很稳固吧？但是你心里非常清楚，兄弟们为什么服你的管？因为你能带着他们抢到金银财宝，带着他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啊。

这才是你真实的权力来源，什么时候你做不到这一点了，什么时候兄弟们也就不服管了。你呢，不仅是这个位置危险，甚至性命也不保。所以，本质上，你的权力也是被自下而上授权的。这个老大也是有条件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绝对的把握，如果你有得选，你是不是真愿意做这个老大呢？

至少在晚唐、五代这样的乱世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是不愿意当老大的。我们一般对一个割据军阀的想象，都是座山雕那样的人物，心狠手辣，杀伐果决。其实在晚唐和五代时期，军阀、军头往往是被逼无奈的受气包。

我们来看一个晚唐的例子，唐德宗贞元十七年，也就是公元801年，邠（bīn)宁节度使死了。按说，朝廷应该新派一个节度使来啊。但是藩镇的士兵不干，一定要自己拥立一个。

士兵先找了一个叫刘南金的人，“你来当这个节度使。”老刘说，我不干。不干？士兵就把他杀了。再去找下一个人，找到一个叫高固的人。高固刚开始躲起来，但还是被搜出来了，“你来当这个节度使。”那刀架脖子上了。干还是不干呢？

高固说，让我干也行，答应我两个条件，第一，你们不能杀人；第二，你们不能抢劫。士兵说，行行行，都依你。高固就当了这个节度使，朝廷也只好正式任命他当这个节度使。

你翻开晚唐五代的历史书，到处都是这样的事，不胜枚举。有学者统计唐朝末年的藩镇动乱，80%都是以下犯上。南宋人叶适就说了，当时谁当头儿，都是下面的士卒说了算。大家一推戴，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

你看，这就是所谓“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模式。

我们处于正常社会里面，往往觉得有权是一件好事，但是在乱世，尤其是乱世的武装集团里面，把你推到那样一个位置上，是非常可怕的。造反如果失败，拥戴我的士兵可能就一哄而散，我这个头头儿肯定就活不了了。

所以，我们看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你们这些人啊，贪图富贵啊，让我当天子，是把我架在火上烤啊。听我的话，我就干。不然，我就不干。”

很多人都说，赵匡胤这是假惺惺的，明明就是你自己想当皇帝，还说别人贪图富贵。但是，如果你当时站在赵匡胤身边，而且知道过去这200年的血腥的历史，你会明白，赵匡胤说的，可不是假话。

陈桥兵变真正的动力，既有赵匡胤半推半就想当皇帝的野心，也有下面将士想当开国元勋的贪欲啊。赵匡胤在披上黄袍的那一刻，心里的欲望和恐惧，说不清楚哪样更多啊。

好了，看明白这个历史背景，再来看宋朝初年四川的几次兵变，几乎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还是这套晚唐五代的剧本。

先来看965年的“全师雄之乱”。

全师雄是谁啊？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军阀吗？不是啊。

他本来是后蜀一个武人出身的官员，本来是作为降官，带着家眷要去京师的。走在路上，已经觉得不对头，乱兵起了嘛，他就怕被拥戴成叛军主帅。所以就丢弃了家人，躲了起来。但还是被搜了出来，被迫上了贼船，当了叛军的头。于是，全师雄的名字，就跟叛乱写在了一起。

还有，就是一年前，公元1000年的“王均之乱”。

这件事的起因，特别无厘头。

叛乱的军队是哪里的军队？不是原来四川当地的军队，而是朝廷的最精锐的禁军。叛乱的首发阵容有多大？八个人。领头的是什么人？一个小兵，叫赵延顺。

为什么叛乱？因为军队搞检阅仪式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这支部队，待遇不如别人好，吃的，穿的，不如人家好。就为争一口气，没有什么预谋，就造反。

那问题是，不是叫“王均之乱”吗？这个王均是谁？又是怎么上的贼船呢？

王均就是他们这支军队原来的头儿。

这事发生在1000年的大年初一。八个小兵因为一口好吃的没吃上，就开始杀人造反。刚开始可能只是因为上头了，但是真杀了人，闯了祸，这几个小兵也傻眼，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于是就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就是谁来平叛，他们就上去说，要不你领着我们造反吧？不答应？不答应就杀了。

这一连杀了好几个人。最后他们部队的主管军官，就是王均来了。他们又上去说，要不你领着我们造反吧？这王均一看，本来这就是自己的兵，闯下这么大的祸，自己也脱不了干系。再说了，如果不答应，前面又有几个前车之鉴，尸体就躺在那儿呢，于是心一横，就干了。

十个月之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场叛乱才被平定。

整个这个过程，简直就是五代乱世的那些故事的翻版。同样的“权反在下”，同样的“阴谋拥戴”，领头人也是，同样的万般无奈，同样的半推半就，同样的骑虎难下，同样的鱼死网破。

这场“王均之乱”唯一的特殊性就在于，这事不是发生在晚唐、五代、宋初，而是发生在大宋建国已经40年的宋真宗时代。这说明什么？

说明此前那个乱世带来的社会结构、行为逻辑还没有被彻底消除。一个军头啸聚起来，能成事，至少能割据一方，这个历史的想象空间，至少在公元1000年前后，还没有彻底关闭。在事到临头的时候，他们还是觉得有机会。

马克思有一句话：人们是在“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宋朝建国，是在五代十国的历史条件之上创造自己的历史。宋朝建国40多年了，前代军阀的故事和传统，还是像梦魇一样纠缠着很多活人的头脑啊。

为什么统一秩序的建设这么难呢？一会儿，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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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我们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建立一个统一秩序这么难？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可能会觉得，还行吧？没那么难吧？你想，汉朝的刘邦公元前209年起兵，到了公元前202年统一全国，一共是7年时间。唐朝也是，李渊从公元617年起兵，公元624年基本统一，也是7年时间。没觉得有多难啊。

而到了宋朝，960年建国，979年拿下北汉，基本统一，这是花了19年。而直到今年，1001年，地方分离主义倾向还这么严重。40年了，还没把活儿干利索。宋朝怎么这么弱呢？

咱们不能单看这几个数字，还得看做事情的基础。那你就会发现，宋朝确实面对的是一款“地狱难度”的游戏。

有一个词，叫“土崩瓦解”。这是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发明的。这个词儿现在我们都是连着用，感觉“土崩”和“瓦解”是一个意思，都是形容一个庞然大物的解体状态。

但后来，有人就把这个词拆了，“土崩”和“瓦解”不是一个意思，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秩序溃散的状态。

什么是“土崩”？就是社会秩序彻底解体。就像一堵土墙，日晒雨淋到最后，只要有个手指头一捅，轰隆一声就全倒了，碎成渣渣，这叫“土崩”。一个社会到了这种地步，老百姓也好，精英阶层也好，都受不了。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最糟糕的秩序也好过没有秩序。”所以这个时候人心所向，就是希望赶紧打出一个新统治者，搞出一个新秩序。对，秦朝末年的刘邦，元朝末年的朱元璋，面对的就是这种局面。

刘邦和朱元璋都来自于社会底层，他们都能成事。可见旧秩序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溃散状态，他们建立新秩序的难度就相对小。

但是“瓦解”就不一样了。原来的统一秩序，像瓦片一样，碎成了一块一块的。但你要是细看每一片瓦的内部，会发现仍然是秩序井然。原来的财富分布、权力结构、精英阶层都还在，甚至内部的向心力还很强。

晋朝和唐朝崩溃之后，分别留下了两个大分裂时代，就是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就是这个状态。这个时候，如果要把它们整合起来，那难度就大得多了。

打个不尽恰当的比方：土崩，就像面对一堆沙子，掺上水泥就能凝固成一个整体；瓦解，就像是面对一个打碎了的瓷碗，要把碎片粘起来，要牢固，还要不留痕迹，那就太难了。

对，宋朝的皇帝们，要想建立一个统一秩序，就是要把五代十国的碎瓷片，而且是从唐朝末年算起，已经打碎了200多年的这堆碎瓷片拼起来，难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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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把视野放大来看这个问题，不仅是宋朝的赵家天子，也不仅是中国，对整个世界来说，这也是一个超级大难题。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包刚升老师有一本书，叫《抵达》，讲的是人类政治秩序的演化。里面开篇就开了一个脑洞。

请问，文明社会的第一块基石是什么？法国思想家卢梭说，肯定是私有制啊。你想嘛，一个古人把一块地圈起来，宣告这是我的。然后周边的人就信，就真的承认这是他的。这是一个奇迹啊。这就是文明社会的奠基者。

但是包刚升老师说，不对。“实际上，谁第一个对众人说‘我要统治你们，你们应当服从我，我是你们的王’，而且找到了一些居然服从了他的人，谁才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

哎，对啊，一个婴儿都可以说，这块饼干，这个玩具是我的。只要别人不抢，或者抢不过，那就是承认了他的私有权，这个好像没有那么难。

但是，一个人，一个我甚至都不认识的人，突然说，他是我的王，我的皇帝，他说什么我就得服从什么，甚至他都不用说，他制定一些法律规则，我就得遵守。你不觉得，这才是一件更奇妙的事情吗？能做到这一点，才是人类文明的一次惊险的跃进啊。

带着这个视角，我们再回到1001年的大宋，就能体察，在那么大的疆域内，在经历了200年的“瓦解”之后，还要想重建一套新秩序，确实不容易。

你就想当年的四川人嘛，我们熟悉的皇帝被你抓走了，我们的精兵被你调走了，我们的钱你说拿走多少就拿走多少，你是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姓赵的年轻人，凭啥？

你发现没有，这个问题，只靠武力是回答不了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漫长的时间，艰难的秩序建设，和一代人又一代人的逐步推进。那真是“日拱一卒”、“久久为功”啊。

就拿五代十国这短短的53年来说，听起来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笔烂账。但是如果你沉到历史的细节里，仍然可以看到中央的威权其实是一点点地在进步的。

晚唐的时候，中央搞不定藩镇，甚至皇帝都被撵得到处跑。

到后梁朱温的时候，虽然全国还是搞不定，但是他还是彻底解决了河南地区的藩镇问题，最起码，整个五代时期，河南地区藩镇叛乱，一次都没有成功。

到了后唐，又建立了一套侍卫亲军制度，就是皇帝的“私人军队”。到后汉的时候，中国北部地区的藩镇都被大大削弱了，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挑战中央的权威。

所以你看，到五代的后期，能造反成功的，就不再是地方军阀了，而是禁军的统领，后周的郭威，宋朝的赵匡胤，都是原来皇帝身边的人。

从秩序演化的角度，你能感觉到吧？虽然还是乱世，但是那个“进步”，确实在一点一点地、坚定地发生着。

文明进程就是这样，即使方向明确，人心所向，但是也急不得，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火到猪头烂，功到自然成。

公元1001年，随着四川王均之乱的平定，折磨中国200多年的地方分离主义倾向基本结束了。自此之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长期的、大规模的地方割据。

在这个基础上，怎么建设更好的文明和秩序，就变成了下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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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01年，这一年，柳永17岁，范仲淹12岁，晏殊10岁，包拯2岁，而欧阳修将在6年后出生。历史滚滚向前，下一代人已经快要走上舞台了。

下一周，咱们1002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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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节目的最后，我要致敬历史学家王赓武老先生，他的著作《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在策划这这节目的时候，给了我很大启发。

这本书写于将近70年前，是他1957年在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后来他还做过10年香港大学的校长。你可能没想到，老先生今年94岁，仍然健在。做文明之旅这个项目，能和这样的老先生隔空交流，同行于同一个时代，是一件多大的幸事。

顺便说一句，《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这本书，咱们得到电子书库就有。也建议你去翻一翻，致敬一下。

参考文献：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

（唐）李延寿撰：《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

（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

（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

（宋）曾巩撰，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中华书局，2012年。

（宋）张唐英撰，黄纯艳整理：《蜀梼杌》，《全宋笔记》第12册，大象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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