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23年：独掌大权的刘太后为何没变成“武则天”？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23年，大宋天圣元年，大辽太平三年。

上一期节目，我们送别了宋真宗。大宋朝的当家人就换成了宋仁宗，以及他背后垂帘听政的刘太后。

刘太后是谁啊？在民间传说里，她就是那个“狸猫换太子”的坏蛋西宫娘娘，还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刘娥”，是个背了1000年骂名的人；那在真实历史上呢，刘太后的名声其实很不错。

司马光对她有这么几个方面的评价，说她：第一，保护好了皇帝，第二，给天下立了规矩，第三，任用贤臣屏退小人，第四，无论是宫里宫外都镇得住场子。归总一句：为老赵家立了大功。你想，司马光是什么人？那是坚决捍卫儒家正统思想的人啊，他能对一个本朝的女主说出这样的评价，是挺不容易的。

《文明之旅》前面的节目已经多次、从各种侧面提到了这位刘太后。我看史料，尤其是关于这两年的史料时候，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她在政治舞台上的正式亮相的动作，太漂亮了，漂亮得让多少男性政治家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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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在那个时代，一个五十几的女人，丈夫死了，儿子还小，自己突然就成了当家人，该是什么表现？哪怕装，也要装得悲痛欲绝，哭哭啼啼好吗？别说那个时候，就是今天遇到这种事，也都是得等远一点的人、家里的其他亲戚朋友来劝：老太太，别哭了，人死不能复生，你可得保重身体啊，这一大家子人等着你拿主意啊。反复这么劝，然后才能擦干眼泪，回归正常，对吧？

但是你看刘太后：就在前一年，1022年的3月23号，真宗皇帝驾崩，朝廷的重要大臣都来了，所有人就搁那儿嚎啕大哭。结果还是刘太后先说话：“以后有的是时间哭，咱们先把眼前的事情处理好。”然后就神色正常开始和大臣们商议起来了，比如遗诏该怎么写之类的。

咱们如果在现场，应该能够感受到一种微妙的东西，在那个刹那突然在大宋朝廷里冒头了，那就是——刘太后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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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不仅来自于公开的地位，它还来自于某个时刻某个人突然展现出来的“领导力”。比如一帮人在商量今晚去哪儿吃饭，大家都说随便，有人说了一个地方，大家都说，好，跟你去。你看，谁能定义当前大家要做的事，谁就是领导。1000年前的刘太后，在这一刻，既因为她是先帝的皇后，现在的太后，拿到了公开的权力，也因为她说出来的这句话，“以后有的是时间哭，咱们先把眼前的事情处理好”，拿到了隐性的权威。

在权力转移的那个瞬间，能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新身份的人，其实不多。

据说，194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当时的副总统杜鲁门就赶去见罗斯福夫人，进门就说，“夫人，需要我帮您做些什么？”罗斯福夫人，看着他说，“不，现在应该是我问您，能为您做些什么？”对啊，现在他杜鲁门是总统了，他才是压力最大的那个人啊。你看，瞬间完成这个角色转变，有多难。

不仅是当事人自己，别人也一样。还是杜鲁门的故事：杜鲁门上任之后，当时所有人还是习惯性地觉得，提到“总统”两个字，应该还是指罗斯福。杜鲁门要撤换财政部长，那部长就问啊，“这是总统生前决定的吗？”杜鲁门指着自己说，“不，这是总统刚刚决定的”。

讲这两个小故事，就是想让你感受一下：这种交替时刻马上认识到自己的新身份和新责任，其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而当年的刘太后呢，瞬间就做到了。这就是政治家的素质。

这是刘太后亮相政坛的第一个动作，紧接着，第二个动作就来了，这是一件很血腥的动作——处死宦官雷允恭。

这个雷允恭是当时刘太后最信任的宦官。信任到什么程度？真宗皇帝去世之后，很多宫廷里的宦官就在真宗的陵寝上忙。雷允恭也是撒娇，老奴受先帝那么多年恩宠，我要去陵寝上干活儿。刘太后就说，不是我不让你去，是你从小就被惯坏了，又不怎么在外面干活。现在品级又混得这么高，如果是小事，人家让你去不合适，比较重要的那些事，你又不知道忌讳，万一你做错什么，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你听听这个话说的，够推心置腹吧？够为他着想吧？够自己人吧？

雷允恭说，不嘛不嘛，我就要去。刘太后说，那好，你就去吧。去了之后，雷允恭听到一种意见，说把真宗的墓穴稍微移动一点点，就可以让后世的皇帝多子多孙。那为什么不用那个墓穴呢？因为怕挖出石头和地下水来，那是非常不吉利的事。

那为什么不勘察清楚呢？因为来不及。办丧事都是有固定期限的。雷允恭大包大揽，我做主，有好的，不用好的？换！我现在就回宫跟太后说，太后肯定答应。你看，太后最宠幸的宦官这么说了，其他人还敢说什么。马上动手。

雷允恭回宫跟太后一说。太后说，这么大的事还是慎重吧，你再找负责的人商量商量。雷允恭也没当回事，随便糊弄了一圈，就说，商量过了。结果，新的墓穴果然既挖出了石头，又挖出了地下水。这个责任就大了。

你猜刘太后会怎么办？派了几波人，就地在陵寝上审问雷允恭。雷允恭说，我要拿着设计图自己去见太后解释。哪会给他那个机会？直接审，而且还审出了一些贪污的证据，直接就在当地杖杀，用棍子打死了。

反正我要是生活在刘太后身边，我会目瞪口呆。哎，这不是你最亲近、最宠爱的人吗？就这个事，说打死就打死了？连个当面解释的机会都不给？啊。就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去猜测刘太后当时的心思，但实际上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明白了，这位太后，没有什么你的人我的人，谁亲谁近这一说，一旦犯了错，马上翻脸不认人。更进一步地说，这也可能就是刘太后要借雷允恭的一条命，向所有人传递的一个信号：不要以为谁离我近，我给谁好脸色，我就偏心谁。我是天下的太后，我替皇帝掌着权呢，天子无私。

这是太后亮相的第二个动作，再说第三个：借着雷允恭这个事，顺手拿下宰相丁谓。

在《文明之旅》1021年那一期，我们介绍过这个过程。简单说就是，有人借着真宗墓穴这个事，到刘太后那里狠狠告了宰相丁谓一状，说擅自动真宗皇帝的墓穴，这就是丁谓伙同雷允恭干的。这个事嘛，你说宰相丁谓有没有责任？有，但也就是个领导责任。非要说这是丁谓包藏祸心，甚至是有意谋反，那也是太过了。

有一个细节：丁谓知道有人跑到刘太后那里说他坏话，就也跑到太后那里辩解，说了半天。太后不是垂帘听政吗？丁谓正说得热闹呢，突然，有一个宦官把帘子卷起来，说，相公，你跟谁说话呢？太后都走了半天了。

局势发展得很快，就这么个可大可小的事，很快，太后就决定，要杀丁谓。有人就劝，别别别，皇上刚即位，咱们就诛杀大臣，这太吓人了。人家丁谓哪有什么密谋，不过就是一件事忘了请示而已。太后说，好吧，那就不杀了，贬官吧。

这事急到什么程度？按说，丁谓是个宰相，罢免宰相是大事，那个诏书规格很高，叫做“制书”，按制度应那得让翰林学士来写。不，等不及，直接叫了当天值班的次等秘书，当时叫作“知制诰”的，马上就写，写完还要在朝堂上张榜公布，随后昭告天下，丁谓马上就得收拾行李走人。

丁谓是什么人？看过《文明之旅》1021年那期节目，你就知道，那不仅是功臣，不仅是有名的大聪明，关键是，朝野上下都觉得，在真宗一朝的最后阶段，丁谓就是和太后一伙的人啊。丁谓还和太后联手，拿下了寇准啊。这不，好容易太后掌权了，丁谓正等着品尝胜利果实呢，突然，就这么连轰带赶地撵走了？连面子都没有给？刘太后这过河拆桥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这可能是丁谓的想法。但是看在满朝大臣的眼里，这是什么信号？四个字：太后无党！

请注意，杀雷允恭、拿下宰相丁谓，这两个动作说起来容易，其实特别难。道理很简单：一个深宫中的太后，突然掌权了，难免有一些恐慌，有一些依赖心理，多少要有点自己人通风报信，要有点关系密切的大臣替自己挑挑担子。

后来宋朝还有几个掌权的太后：英宗时期的曹太后，对宰相韩琦就很依赖。韩琦吓唬她说，我老了，我要退休。曹太后说，那哪儿行？我老太婆本来应该在深宫里待着，我这不是没办法吗？才来垂帘听政。你要是走，我先走。后来哲宗时期的高太后，对外朝的大臣司马光，更是言听计从，甚至是拿司马光当政治导师。

但是你再看这位刘太后，杀伐果决，什么耳目、臂膀，一概不要。上场之后的这几个亮相动作，就是告诉天下人：太后无畏、太后无私、太后无党，太后就是今后的当家人。

厉害吧？厉害到没有破绽的程度。

但是，话又说回来，到这个时候为止，刘太后的行为虽然没有破绽，但是她的身份还是有一个天大的破绽。不是别的，就因为她是女人，她是垂帘听政的太后，她的合法性就是一个一言难尽的尴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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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穿越回1023年，来看看刘太后的真实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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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的破绽

公元1023年，大宋天圣元年，刘太后垂帘听政，手里握着大宋朝的最高权力。但是这个时候，她也面对着一个天大的困境。

你就看这个年号，“天圣”，天地的天，圣人的人，很正常很朴素的两个字，但是当时就有人说怪话，你把这个字一拆，“天”不就是二人嘛，“天圣”就变成了“二人圣”，其实就是二圣人的意思，一个皇帝，一个太后，肩并肩。后来刘太后时期还有一个年号，叫“明道”，又有人说了，咱们把这个字再拆一下：明是日月，明道不就是“日月同道”的意思吗？日是太阳，代表皇帝，月是太阴，代表太后。对啊，再一想，那个武则天不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是生造的一个字，“曌”，不就是上面一个日，一个月，下面一个空，“日月当空”的意思吗？哟！这个刘太后莫不是要当武则天？

这种私下里的嘀嘀咕咕，应该贯穿了刘太后当政的十年多时间。这是一个很别扭的时期。你说大家不认可太后垂帘听政吧？也不是，毕竟仁宗皇帝年纪还小。你说大家认可吧？也不是，儒家有一句话叫“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意思是谁家公鸡不吱声，母鸡负责打鸣儿，这家也就差不多要败落了。

这个别扭劲儿，其实来自于中国皇权政治和儒家思想的一个逻辑错位，是一个bug。皇权首先是一种男权至上的权力，最高权力毫无疑问是要在男性继承人之间传递的。武则天虽然是女性当皇帝，但那个权力是她篡夺的，和中国社会的观念还是格格不入，所以后来还是不得已还给了男人。那什么时候女人会压过男人呢？还真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当这个女人是母亲的时候。因为儒家要讲“孝道”啊。

如果是民间家庭里，这个也不矛盾。对外，一家之主是男人；对内，如果老母亲健在，老母亲在家里位置最高。《红楼梦》里的贾母就是这种情况。这是可以兼容的。

话说鸦片战争之后，有一个英国人就说，奇怪，一个官员，如果他妈妈病了，或者要照顾年迈的妈妈，可以理直气壮地请假。哪怕别人都知道，他是为了逃避责任。但是呢，从来没有官员因为老婆病了，去请假的。你说这到底是尊重女性还是不尊重女性？

还有一个现象，也很奇怪：中国人很少把朋友介绍给自己的妻子，但是会把朋友介绍给自己的妈妈。介绍的时候，朋友对自己的妈妈磕头，他也跪下来对朋友磕头还礼。这个场景在英国人看起来非常搞笑：两个身居高位，甚至胡子都白了的男人，为了一个女人互相磕头。这是我在杨联陞先生的一篇文章里看到的。英国人不理解，这是中国人既要男权社会，又要遵从孝道才会有的现象。

但是，如果是皇家，情况就复杂了。如果是皇帝是成年人，那很简单，跟民间一样，在外朝，皇帝最大，在宫里，太后最大。

这个方面，清朝的乾隆皇帝的处理方式很典型。他的妈妈，就是电视剧里的甄嬛，活了80多岁，乾隆皇帝好吃好喝供了一辈子，出去玩也都把老太太带着，你看，宫里面，太后最大。但是，如果太后要干政怎么办呢？乾隆皇帝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严令太监宫女决不允许在太后面前提外面的事儿。多一句嘴，定行正法。

有一次，老太后和乾隆闲聊，说听说有一座庙很灵验，但年久失修，问能不能拨点钱修一下。乾隆表面答应，一转脸就去斥责太监，这个庙的事，是谁告诉老太太的？外面的事，该说的，我会说，你们不许说。

你看，只要里外分开，皇权的男权和孝道的母权是可以共存的。但是，在公元1023年这种情况下，如果按孝道，在宫廷里面，母亲地位要高于儿子，太后比皇帝大，这个好说；但是在朝廷里呢？因为皇帝还小，只能靠母亲代为掌权，所以，一个女性权力最大，这就和皇权的男性属性冲突了。大家就会觉得别扭。

这个别扭劲儿，大家内心里也有一个解释，等皇帝长大了，太后还政皇帝，也就过去了，现在先忍忍。这就相当于，桌子腿断了，先拿块木头垫着，权宜之计而已，将来还是要修或者买新的。对，太后就是那块垫着的木头，既重要，又不受待见。

而且，更进一步地说，大家心里还是有两个担心的：第一，如果这个太后自己要当皇帝，怎么办？第二，这个太后如果用自己的娘家人，搞出外戚专权，怎么办？这可不是瞎担心啊，唐朝的武则天和汉朝的王莽，就是两个活生生的先例啊。

如果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好办啊，南北朝时候的北魏就有这么个规定：如果后宫里的女人生了男孩，这个男孩将来有可能继位，把这个母亲杀了就完了。

虽然汉武帝也这么干过，但那不可能被正式确立为朝廷的制度。因为在儒家文化区，谁把皇帝的妈妈杀了，皇帝继位之后，根据孝道的原则，能饶得了他吗？所以，汉唐之后，怎么防范女主专权和外戚专权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大课题。这个课题，宋朝回答得不错。具体而言，就是从这位刘太后开始的。

很多人可能有一个误解，觉得这种皇帝年幼，太后掌权的局面是一个特殊情况，比较少见。其实一点也不少，有人统计过，在两千多年的皇权历史中，大约四分之一的时段，都是女主掌权，或者男女共同执政。太后执政的情况，共计32位，执政时长加起来，有500年之久。那宋朝有多少位呢？有9位。宋朝，北宋南宋加起来，一共18位皇帝，有9位太后临朝听政，你看看这个比例有多高。其中执政时间最长的，就是这位刘太后，执政11年。

那这11年的结果呢？可以说上上下下非常满意。

比如南宋有个思想家叫叶适，就说我们大宋朝，有几个东西是没有的，没有女宠之祸、宦官之祸、外戚之祸、权臣之祸、奸臣之惑，就是有，见了点苗头，也随后就除掉了。到了元代修《宋史》的时候，也这么说，说大宋朝三百年，既没有出汉代王莽那样的人，也没有出唐代武则天那样的事，是不是很了不起？

确实，这是一个很了起的成就。问题是，大宋朝是怎么做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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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漏洞”

我们先来聊聊，为什么宋代没有外戚之祸。

一旦太后掌权，有一个很本能的冲动，就是信任自己的娘家人，爹也好，兄弟也好，这就是外戚。那为什么外戚一旦掌权，往往就会酿成祸患呢？就是因为外戚的权力是生长在这一个太后身上的，太后一旦把权力交还给皇帝，或者太后一死，外戚的权力基础马上就不存在了。所以，这是一个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你死我活的矛盾。外戚在失去权力之前，往往会拼死一搏，对皇权威胁极大。

有人统计过，西汉，有20家外戚，最后能不被灭族的，只有四家。东汉情况也差不多，众多外戚当中，只有三家保全了。你想，这是个多惨烈的情况。但是最后呢？最后西汉还是毁在外戚王莽的手里。这个感觉就是：外戚集团就像某种病毒，一旦找到了一个入侵的口子，就是某一位掌权的太后，就会从这个小口子里不断输入病毒，不摧毁这个宿主是不会罢休的。这个时候，太后本人其实就是一匹特洛伊木马，只负责把城外的兵运进来，最后她连自己的命运也掌控不了。

历史上不是有一个名场面吗？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让王氏家族成了外戚。她就是汉朝的一个伤口啊。王家人就通过她这个口子，不断地往汉室皇权输入病毒，一代代地往权力核心拱，最后培养出了要篡位的王莽。整个过程，都是在王政君的有意无意的帮助下完成的。到了最后的时候，王莽派人去找他姑姑王政君要玉玺，老太太那个骂啊，什么你们忘恩负义啊，猪狗不如啊，我这个老寡妇，反正快要死了，这个玉玺我就是带到坟里，我也不给你。但是骂有什么用呢？老太太最后还动了武，把玉玺拿出来往地上一砸，把传国玉玺砸坏了一个角。

你看，外戚专权这个政治逻辑一旦启动，最后所有人都没有好下场，包括太后在内。

那说回来，为什么宋朝有那么多太后掌权，但是偏偏没有外戚之祸呢？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宋朝太后的身后，没有很大的家族势力，宋朝已经是个平民社会，没有豪门势力。这个问题，我们在《文明之旅》1025年的那期节目里再聊。这一期，我们主要是从防守方的视角，来看看大宋朝是怎么通过制度建设，防止外戚干政的。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宋朝本身就是外戚篡权起家。

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宋太祖篡的是后周的皇位，这是一个朝廷里领兵大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欺负皇家孤儿寡母的故事。大宋朝的太祖赵匡胤很受后周皇室的信任，信任到什么程度呢，不光是他自己掌兵，还因此给弟弟赵光义攀了门好亲戚，成了后周的外戚。

关系稍有点乱，我帮你捋捋：后周世宗柴荣和宋太宗赵光义，有一个共同的老丈人，符彦卿。符彦卿的大女儿、二女儿都嫁给了柴荣，三女儿嫁给了赵光义。所以你想想，陈桥兵变之前，站在当时后周掌权的太后的角度看，这是我妹夫的哥哥，是我的娘家人，所以放心。陈桥兵变后，赵匡胤带兵回京要夺权，为什么太后答应得那么痛快啊？其中难免也是因为，这是我妹夫的哥哥，一家人多少会关照。事实也是这样，一直到这位后周太后死，大宋朝对她都很好。她是公元993年死的，那时候已经是宋太宗了。宋太宗以皇后之礼给她风光大葬，除了因为她是前朝皇后之外，她还是太宗的大姨子啊。

有了这么一段历史渊源，你想，宋朝皇帝能不介意外戚篡权吗？自己就是这么篡上来的嘛。

要说防范之道，也很简单，就是外戚可以有荣华富贵，但是不可以掌权。比如规定，外戚不能当文官，要当官，只能当武官。别看都是官，这在宋代官场上的地位，文武之间，其实是云泥之别。

那外戚不带兵，能当地方官吗？不行。有实权的地方官不行。那中央官员行吗？可以，但是高官不行。这是宋仁宗定下来的规矩，外戚不能当宰相，也不能当枢密使。

当然，所有这些规矩也都有例外。但是，只要出现例外，就会有人力争。

就拿刘太后这个时候来说，有一个人叫钱惟演。其实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人，我们在1019年讲西昆体的时候就提到，钱惟演是西昆体的创始人之一，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还是吴越国君钱俶的儿子。这两个身份都很尊贵，但是坏就坏在，他还是刘太后的亲戚，他把妹妹嫁给了刘太后的干哥哥刘美。好了，自从有了这个外戚的身份，他的麻烦就来了。

刘太后掌权后，宰相马上就说，钱惟演是你亲戚，不能掌重要的权力了，他这个枢密使当不成了。后来钱惟演多次谋求当宰相，刘太后就通过宦官告诉他，算了吧，这事阻力太大了。钱惟演还不死心。有监察御史就公开放话：如果钱惟演当了宰相，朝廷的圣旨下来，我当庭就能给他撕了。

钱惟演这辈子，真是什么都有了，官阶、官品、勋位都到了最高级别，文坛也是大宗师，但就是没到中书省当过宰相，所以他曾经感慨，我这辈子只有一个遗憾啊，就是没有在宰相签发文件的那张黄纸上画过圈儿啊。

宋朝防范外戚，还有很多办法，比如外戚不能当皇帝的侍从官，什么意思？就是你们这种人，别离皇帝太近，容易被信任，时间长了不好。还有，外戚不许和宫里的女眷见面。你就是皇后太后的什么亲戚，连见面都不容易，还能起什么坏心思呢？还有，外戚不许和大臣们有过于密切的来往。等等。

所以你看，民间故事里的陈世美，中了状元，以为招了驸马就了不起了，当了皇帝的妹夫、老太后的女婿，这还不得飞黄腾达啊？所以才敢杀妻灭子，欺负秦香莲嘛。其实，这只是民间对上层社会的想象。如果陈世美真的在大宋朝当了驸马，成了外戚，他这个状元可就白中了，一点政治前途都不会有，只能混吃等死一辈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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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漏洞”

好了，刚才我们说的是宋朝对于外戚的防范，我们把这个漏洞称之为“王莽漏洞”，但是女主政治还有一个更大的漏洞，可以称之为“武则天漏洞”：万一哪一天掌权的太后，突然想过一把皇帝瘾，就是不把权力交出来，可咋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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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皇权逻辑的死结啊。道理很简单：皇权是一种绝对排他的权力，最高统治者就是说一不二的存在。给外戚立规矩可以，但是给最高统治者怎么立规矩呢？他本身就是规矩啊。

这就是刘太后这段历史的价值了。她是宋代第一个掌权的太后，时间非常长，有11年，无论是性格，还是政治才能，她也是最突出的。她甚至和武则天都一样，皇帝丈夫长期生病，在当皇后的时候就已经参与到最高政治决策里来了。所以，如果她要当武则天，她是最有机会的。

但是，通过她和当朝士大夫之间长达11年的互动，这件事毕竟没有发生。现在回看这一段的史料，我有时候都有点恍惚，说不清是她不想，还是她想，但是士大夫不让。反正双方都在疯狂试探、极限拉扯。

你说刘太后不想吧，她反正也确实问过，武则天是个什么人啊？大臣鲁宗道马上说，她呀，她是大唐的罪人啊，差点就毁了社稷。太后马上不吱声。

还有人建议为刘氏立宗庙，这是啥意思？就是要让太后这一族和赵家天子这一族分庭抗礼啊，刘太后就把奏书拿出来问群臣，大伙儿不敢吱声，也是这个鲁宗道站出来大声说，不可。

还有一次，刘太后和皇帝同时出门，太后的车子本来是要走在前面的，又是这个鲁宗道说，三从四德嘛，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不就是让你车子要跟在儿子的后面嘛。太后没办法，只好照办。

直到刘太后死的时候，宋仁宗还说呢，这太后都病得不能说话了，还好几次扯自己的衣服，好像要说点什么，这是啥意思啊。有人说，她这是想穿天子的衣服下葬。如果你让她穿了，她到地底下怎么见先帝？仁宗这才恍然大悟，让她还是穿着皇后的衣服入葬。哎，就这点衣服上的小心思，到了，也没能如愿。

那你说，刘太后真有当武则天的心思吗？其实也不全然。同样是有个小官儿讨好她，建议按照武后的先例，给刘氏立宗庙，还有人献上了武后临朝图。但是换个场合，刘太后却又把这份奏疏往地上一扔，说了一句挺硬气的话：少来！我不做这种对不起祖宗的事情。

这就是政治博弈的复杂之处。从太后垂帘听政，到当武则天自己称帝，这中间有很多层次。比如，同样是太后垂帘听政，要不要把自己的生日定为节日？要不要以太后的名义派使者出使契丹？和皇帝同时出现的时候用什么礼节？等等等等，太后可以一步步地往前试探，士大夫们也会一层层地拼命抵挡。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太后垂帘听政，太后确实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但是具体怎么拥有权力呢？这里面就有很多文章可以做了。

刘太后刚上台的时候，两个宰相，丁谓和王曾拿出来的太后听政的方案就不一样。

王曾建议的，和东汉时候的太后垂帘差不多的方式：太后和皇帝每五天上一次朝，皇帝在左，太后在右，面前挂个帘子，处理政务。

而丁谓建议的方案是：皇帝是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两天召见一下大臣，那当然是礼仪性的了。那太后怎么办呢？分两种情况：大事，太后和皇帝一起见宰相班子，讨论决定。小事，就让宦官把宰相的处理意见报进去，太后在上面签个字，就发下来执行。

是不是听着有点晕？这有啥区别呢？区别很大啊。王曾一听丁谓的方案，就反对，当时说了一句话，说你这是把太后和皇帝分开，然后还把宦官搅进来啊。王曾确实很敏锐。丁谓的方案，留下了几个空间。

第一，如果按照王曾的方案，太后和皇帝五天见一次大臣，那能讨论个啥？太后虽然有最后决定权，但是时间限制住了，权力也就限制住了。权力的天平就会偏到宰相群体这边。但是，如果按照丁谓的方案，太后和皇帝可以随时召见宰相群体，那太后的权力就大多了。

第二点，大事这么着，小事那么着——那么请问，谁来定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当然是太后。这样就赋予了太后想管什么就可以管什么，想不管什么就可以甩锅给宰相的空间。所谓权力，其实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决定——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

第三，大事，太后和皇帝一起召见宰相；小事，就让宦官用公文来传达意见。那如果太后有什么事不想让皇帝知道，或者不愿意当着皇帝的面讨论，就可以说这是小事，然后独立操作。这不就把太后和皇帝分开了？长此以往，太后的权力就会越来越大，为将来归政皇帝制造了障碍。

还有第四，这里面搅合进来一个宦官，来回传递消息。千万不要小看这种传递消息的人，他会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丁谓其实也可能是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操纵朝政的空间。他跟宦官勾结得多嘛。

你看，这么一分析，你就知道，不同的听政方案，其实细节区别非常大。短期看没什么，时间一长，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就会被放大成完全不同的政治后果。

刘太后执政的这11年间，刘太后和士大夫们都在采取“切香肠”的方法，既在一点点地接近目标，又在今天切一片，明天切一片地互相试探底线。但是，11年走下来，大家担心的那最后一步毕竟没有发生，刘太后还是只能穿一身皇后的服饰，到地下去见先帝了。这就是士大夫的胜利。只要没有走到最后那一步，就是确立了一个政治先例。连刘太后能力那么强，机会那么好，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后来有野心的人，拿镜子照照自己这个样子，可能也就算了。

今天我们粗粗地回顾这个过程，宋朝是怎么给垂帘听政的太后膨胀的权力欲踩刹车的，通过这个过程，可以感受到大宋朝的一个基本执政的方略。这个方略，在宋太宗的即位诏书里被表达为八个字：“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就是对任何可能的风险，都准备了防范的办法，对任何现实的隐患，都设置了制约的机制。

你可能一听，说这个办法好，防患于未然嘛，有什么不对呢？

这就要说到宋朝政治的特征了。钱穆先生在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面讲了这一句话：“在我们要讲的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说大宋最贫最弱，看了这么多期文明节目，恐怕你也不能认同。当然了，如果要说政治制度的创造性，宋朝确实很弱；但是要论补漏洞的功夫，宋朝的本事可是数一数二的。

你想，大宋朝生于忧患啊，是从五代乱世中崛起的啊，再往前一看，此前1000年的汉唐时代也留下了很多教训。所以，大宋君臣一直在殚精竭虑地想修补这些漏洞，把亡羊补牢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宋代之前的那些制度缺陷好像一下子都消失了。

但问题是，在现实世界中，从来没有什么只有收益没有代价的好办法。补上了一个漏洞的补丁，在看不见的地方，一定又打开了一个新的漏洞。解决一个问题的手段，一定会成为下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这是宋朝历史最让人深思的地方。

比如，“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也就意味着，但凡是在有风险的地方，就权当风险已经发生了那么预防。那它的推论就是，如果看见一个人带了犯罪工具，就可以推断他要犯罪，所以必须提前遏止。这样对吗？

北宋的人，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皇亲、外戚、宦官、军队作乱、地方造反，所有这些内乱，北宋都用这“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八个字防住了。但是他们可能意识不到，同样也是因为这八个字，在金兵南下的时候，因为对地方武装的防范过严，以至于中央禁军一垮，就再也没有还手之力，国家马上就濒临死亡。还有，南宋的岳飞冤案，根子其实也在这“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八个字。岳飞有能力造反，所以就必须提前制止他造反，所以为了莫须有的罪名杀掉他，也是可以接受的。多荒唐的逻辑啊。这个故事，再过两年，我们就会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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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穿越回历史时空，伴随着古人步伐往前走的强烈感受：面对难题，没什么办法可以一劳永逸，应对挑战，历史永远是一个无限游戏。

好，这就是我为你讲的1023年的刘太后的故事。我们明年，在1024年，在一个精彩创新事件里，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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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著名汉学家杨联陞先生，刚才的正片里，你听我说到的英国人对清朝官员的不理解，就出自他的一篇论文。这个名字你可能陌生，但他的朋友圈那可是大名鼎鼎。他1925年考进清华大学，国文老师是朱自清，英文老师是叶公超，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是陈寅恪，等到他去了哈佛大学，又是跟赵元任一起办中文训练班，他还是胡适遗嘱指定处理手稿和文件的人。

我看杨联陞传记，最大的感受是两个字：有趣。他有一篇著名的论文，叫《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是不是光听题目既很吸引人？

论学术，他开玩笑说自己是开杂货铺的，一辈子的著述，涉及面非常宽，思想、制度、经济、科学、艺术、语言都有涉猎。

论交往，如果说，哈佛大学是海外汉学研究的重镇，那他家就是汉学码头。他太太做得一手好菜，常常在家请客吃饭，不光是同事，也有来哈佛访问的各路学者，就算小辈来了，也会做个三明治招待。

他爱唱戏，据说，唱老生戏的水平极高，是可以灌唱片的；麻将经常打，围棋下得不错，他和当时很多中国学者都下过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一个有趣的人，就会吸引有趣的事，有趣的人往他身边靠拢。致敬杨联陞先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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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清）徐松辑录：《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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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赵翼撰：《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2008年。

中华书局编：《清实录》，中华书局，2008年。

（清）梁章钜撰：《浪跡三谈》，中华书局，1981年。

（宋）文莹撰：《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97年。

（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王化雨：《面圣：宋代奏对活动研究》，三联书店，2019年。

吴铮强：《官家的心事：宋朝宫廷政治三百年》，世纪文景，2023年。

刘云军：《隐秘的女皇：北宋刘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天地出版社·华夏盛轩，2022年。

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政治：解读赵宋王朝“家天下”的政治内核》，北京汉唐之道图书发行有限公司，2021年。

米莉：《帝制中国的女主与政治：关于女性统治的合法性探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周佳：《北宋中央日常政务运行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刘静贞：《皇帝和他们的权力：北宋前期》，稻香出版社，1996年。

[英]崔瑞德：《剑桥中国宋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刘静贞：《社会文化理念的政治运作——宋代母/后的政治权力与位置试探》，载邓小南等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

刘静贞：《从皇后干政到太后摄政——北宋真仁之际女主政治权力试探》，载鲍家麟主编：《中国妇女史论集·第五集》，稻香出版社，1991年。

赵冬梅：《“先帝皇后”与“今上生母”：试论北宋政治文化中的皇太后》，载张希清等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杨联陞著，林维红译：《中国历史上的女主》，《食货月刊》1972年第1卷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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