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77年：被系统孤立是一种怎样的悲剧？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 1077 年，大宋熙宁十年，大辽大康三年。

过去几年，我们讲的都是王安石变法。上一年，熙宁九年，王安石二次罢相，从此退居金陵，再也不过问政事。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正式结束。那神宗皇帝接下来该用谁呢？

神宗说，谁也别用了，我自己来吧。王安石之后的吴充、王珪这些人，虽然名义上也是宰相，但是在行政系统里的真实地位，和王安石没法比。王安石当宰相的时候，是王安石出主意，神宗说行不行；现在呢，是神宗拿主意，宰相负责说，遵旨！有些事，神宗甚至根本不和宰相商量，直接用各种小条子指挥各部门办理。

这一年，我们让闲不下来的神宗皇帝自个儿先忙着，我们来关心另一群人。谁啊？王安石变法培养出来的班底啊。他手下的那几员大将，这一年都在干嘛呢？

今年的3月15日，主持熙河开边的大功臣王韶，被外放到洪州，就是今天的江西南昌当知州。这王韶可是大功臣啊，前几年都被朝廷捧在手里当个宝，怎么说贬就贬啊？背后的原因很复杂。你可以简单理解成：在神宗皇帝看来，王韶居功自傲，飘了，朝堂上搁不下你了，你走吧。请注意，到这一年，王韶可是王安石新党里硕果仅存的一位了。他这一走，王安石的小弟们可就被从朝堂里清洗一空了。

再来看其他几位王安石手下大将：

曾布，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的弟弟，他是最先出局的，熙宁七年就被外放了。这几年他过得不太好，一直在南边，江西、湖南、广西、广东这些地区打转。今年是在广州做知州。不过没关系，17年后，那是哲宗亲政的绍圣年间，曾布又会重返政治中心。

再来看看章惇：章惇也是王安石手下大将。他被从中央撵出去，比曾布迟一点，是熙宁八年的事儿。去年章惇奉命去平叛，着急赶路，在路上摔断了腿，于是皇帝开恩，让他留在湖州当知州，顺便养伤。不过，章惇的运气不错，再过两年，他就被神宗皇帝召回开封，到1080年，就升为参知政事，又能参与中央大政了。

但是有一位，我故意放在最后说，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位。谁啊？吕惠卿。

吕惠卿这个人有多重要？当年王安石在一堆小年轻中找小弟，一眼就看中了他，说他的学术，别说是现在的人比不了，就连前世的大儒，都比不上。能搞懂先王之道，还能学以致用的人，只有吕惠卿。

那是熙宁二年，王安石组建变法策划小组——也就是“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时候，当时王安石49岁，朝堂上就算是老人儿了；他招来的这些小弟：曾布34岁，章惇35岁，算年轻人，吕惠卿比他俩都要大，38岁，算是承上启下的年纪，比较重要的变法法令，往往都出自吕惠卿的手笔。所以，他算是变法策划小组里的二号人物。

后来，吕惠卿变得越来越重要。熙宁七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吕惠卿立即被提拔成参知政事副宰相，继续主持新法。这是什么意思？隐隐然，他就是王安石变法事业的接班人啊。当时，他还被人起了一个绰号，叫“护法善神”。

但是，仅仅一年过后，熙宁八年，吕惠卿就被贬。那时候他正值壮年，刚刚43。但直到他79岁去世，吕惠卿一直就没能回到中央。

你看，奇怪不奇怪？在北宋的晚期，新党和旧党斗得那么激烈，整个政局像是个跷跷板，你方唱罢就该我登场。无论你是哪一党的头面人物，都有个回中央朝廷，甚至是重返执政岗位的可能。就像苏轼，一辈子虽然几起几落，但不管被贬到哪里，总还有个再回来的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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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唯独这位吕惠卿，他作为新党的创始成员，甭管是新党上台还是旧党执政，他都没有丝毫机会。这是为什么呢？

过去接连几期节目，我们讲王安石新法，关心的都是国家命运。今天，我们就从吕惠卿的视角，从个人命运的角度来看看，这样的人生悲剧到底是怎么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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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臣吕惠卿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中，多次提到过这位吕惠卿，但一直也没有好好介绍过他，这回补上：

吕惠卿，字吉甫，福建泉州人，嘉祐二年进士。对，我们在1057年讲过，这就是出过苏轼、苏辙、曾巩、曾布、张载、程颢、章惇、王韶的那一榜进士，号称是“千年龙虎榜”。吕惠卿、曾布、章惇都是这一年的科举同年。

虽然中了进士，想往上升官其实也并不容易。吕惠卿在基层锻炼了几年，1061年，他有机会进入京城开封工作。什么部门？三司，就是主管财政的部门。这本来不算什么特别好的机会。但是你想，这时候还有谁在三司？王安石啊。两个人一见如故，工作上干的是财政的活儿，但是他俩平时讨论的，都是儒家经学，聊得情投意合。王安石可不仅是一个官员，他还是一个儒家大经师，所以对同样深通儒家经义的吕惠卿自然就能高看一眼。相差十来岁的两个人，从此定下了忘年交。

这个时候估计他俩谁也没想到，再过几年，王安石居然被神宗皇帝从南京请回来主持变法。王安石一旦开始组班底，马上想到的就是这位当年很赏识的小兄弟。吕惠卿从此登上了大宋政治的核心舞台。

那在变法的几位大将当中，吕惠卿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王安石的首席助手，变法方案的主要撰稿人，还有，和保守派对轰的一门大炮。

对，除了业务能力强之外，吕惠卿还是一个辩论家。王安石的辩才也很好，负责在宰相群体里搞辩论。那宰相群体之外呢？往往就需要吕惠卿出马了。

话说变法刚开始的时候，吕惠卿还兼任崇政殿说书，就是给皇帝上课讲书。神宗试听了几天，觉得不错，这个小官讲起书来头头是道、条理分明。你想，一个低级别的官员见到皇帝，能说出整话就不错了，但这个吕惠卿居然可以非常从容地对答如流。这份胆色，就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给皇帝讲书，这种场合也不完全就是搞务虚的学习，时机合适的时候，大家也会用来搞现实政治的辩论。

话说有一次，司马光跟皇帝说萧规曹随的故事，汉代初年，丞相萧何定的规矩，继任的曹参不敢改变。你琢磨那潜台词，那无非就是在讲，祖宗之法不可变嘛。吕惠卿一听，就知道机会来了。过两天，轮到他讲的时候，他讲着讲着，话锋一转，直指司马光。你看他论述的那个层次：

首先，前两天司马光说，先王之法不可变，这点我不同意。先王之法，别说不能变了，有时候先王自己都一年变一次，怎么不能变了？有的五年变一次，有的一代变一次。当然也有一百代都不变的，比如说有些道德要求就可以不用变。变不变，得看情况。这是说道理。

接下来，吕惠卿马上就转成说动机：

他司马光哪里是讲书？他那天就是借讲书的机会讽刺朝廷最近推行的新法。而且因为我被王安石提拔进制置三司条例司，司马光这个时候说这番话，肯定是故意针对我。

最后，说完动机，马上又转成对司马光的人身攻击模式：

说司马光你现在是皇帝的侍从，翰林学士嘛，有意见，会上不说，会下乱说。你有提意见的责任，既然意见没有被采用，就应该赶紧辞职回家啊。你现在还待在朝廷里，是不是因为贪恋权位啊？

你感受一下这密不透风的三连击。吕惠卿是懂政治辩论的：先说道理，然后马上转入指责对方的动机，最后人身攻击。你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如果你是当时的司马光，你能怎么办？只能见招拆招，但是面对最后的那句人身攻击：既然都说到贪恋权位了，司马光只好说，这确实是我的错，我辞职就是了呗？你看，应对的人，没有机会深入展开理论反击，不得不用辞职来证明自己的道德。这明显就落了下风啊。幸好神宗皇帝这时候出来打圆场，说大家只是讲讲是非、聊聊天，你不至于啊不至于。

思维缜密加上咄咄逼人，这就是吕惠卿的辩论风格。吕惠卿的做事风格，也是那种一旦看准目标，就全盘押注的风格。举个例子：

王安石曾经闹着要辞职，吕惠卿说那哪儿行，你走了变法怎么办？他一个人上书挽留王安石，觉得分量还不够。那怎么办？吕惠卿想到，咱们大宋朝不是老百姓也可以给皇帝上书吗？当时有个机构叫“登闻检院”，你就理解成宋代老百姓也能给皇帝写信的意见箱。吕惠卿就动员了所有自己的手下，每天给皇帝写群众来信，人手不够，就每天换名字写，强烈呼吁要留住王安石。就这么给皇帝施加压力。

还有，熙宁七年的时候，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吕惠卿接任参知政事。吕惠卿最担心的，就是神宗皇帝推行新法的决心不稳。他怎么办？他给所有说得上话的地方官员，包括各地的郡守，包括中央派到各地的监察官员写信，让他们给皇帝上书，说新法的好处，皇帝你可千万别动摇。你看，这又是用大量动员的手段，给皇帝施加压力。

你能想象司马光这样的忠厚儒者干出这种事儿吗？不会的。司马光可以坚持己见，可以在皇帝面前争得面红耳赤，但是绝不会搞这种私底下的大动员、大串联。而吕惠卿的风格呢？为达目的不管不顾，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很多做法不能放到桌面上来，名声也不大好听，但是你懂的，这么干确实是有效啊。

吕惠卿这种做事风格，虽然经常受到非议，但他的确是一个照到哪里哪里亮的全才。

你可能没想到，他还主管过国家的兵器生产，搞了一整套技术标准化、生产规范化和管理制度化的改革。大幅度改进了大宋的装备水平。北宋后期对西夏的军事优势，就有他的贡献在内。

你可能也没想到：他带兵打仗也是一把好手。吕惠卿在西夏前线主管军事的时候，听说过去的边疆大帅通常都不亲自领兵上战场，他说那哪儿行，我自己来。于是亲自骑着马带着部队，巡防18天，一路走到西夏家门口。

吕惠卿行军，还有一个故事。话说程颐，就是北宋理学二程中的“伊川先生”程颐，他听说，吕惠卿要领兵从家门口过，就说了，我久闻吕惠卿大名，但是没见过，这次我可得好好看看这个人。结果等到天亮，也没见着人，一打听，原来部队早就过去了。程颐就感慨了：几百名随从，几十匹马，在路上走，能走得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个管理能力，太惊人了。吕惠卿在朝堂上，很多人说他坏话，但他确实是个人才啊。

要知道，在冷兵器时代，看一个将军的能力，其中有一项就是看他能不能整顿军纪：像后来的岳飞的岳家军那样，军纪好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程度，像后来的戚继光的戚家军那样，军纪好到大军能在大雨中从早站到晚纹丝不动的程度。

你看这个人，各种能干，“我是大宋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很多人虽然不喜欢他，但是又不得不佩服他。

那么问题来了：在王安石变法的队伍中，名声不好的人多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三员大将，除了吕惠卿之外，还有曾布和章惇呢，虽然他们三位都入了《宋史》的奸臣传，但那是后世的评价了，回到他们活着的时候，为什么其他两位都能几起几落，而唯独这么能干的吕惠卿，一经跌落，就再也没能东山再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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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吕惠卿

吕惠卿没法东山再起，特别容易感受到的原因，就是他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跟谁也搞不好关系，甚至跟新法派里的自己人也搞不好。

比如，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之后，留下来接着推行新法的，一个是吕惠卿，一个是韩绛。你看这两个人：人家韩绛是宰相，你吕惠卿是参知政事副宰相，官大一级；而且韩绛的岁数比吕惠卿大20岁，他和王安石是科举的同年，都差着辈分呢。按说，一个老前辈在上面罩着，你吕惠卿能干，年轻人冲杀在前，不是挺好的格局吗？

但是，吕惠卿很快就和韩绛闹翻了。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矛盾，主要是工作风格上的冲突。

吕惠卿是一个业务能力极强的人，他平时要处理大量的政务，追求高效率。但是韩绛毕竟快七十岁的人了，有点跟不上节奏。自从王安石离开后，以韩绛的工作效率，根本完成不了王安石的工作量，导致很多事情积压。作为副手，你想想吕惠卿也受不了，两个人老是吵架。对于吕惠卿这种高效强势的下属，韩绛根本驾驭不住，也是苦不堪言。就找神宗诉苦，我实在不行了，您赶紧把王安石请回来吧。这就是王安石第二次当宰相的背景。

简单来说，吕惠卿和韩绛的矛盾，属于工作方式的问题，一个追求效率，一个拖拖拉拉，用今天的职场黑话来说，两人颗粒度对不齐。如果非要说吕惠卿的过错，不过就是对负主要责任的老前辈不够尊重。

那换个工作能力强的伙伴呢？吕惠卿也搞不好。这就要说到他和曾布之间的矛盾了。

曾布和吕惠卿不仅是同一榜的进士，也都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王安石就说嘛：我开始搞变法，各种说法都有。自始至终都觉得可以变法的，两个人，吕惠卿和曾布；自始至终就觉得变法不能搞的，就是司马光。剩下的人，都没个准儿。你看，在王安石心里，吕惠卿和曾布是他最坚定的左膀右臂。确实，曾布也是在新法的各个重要部门中轮了一遍岗，干啥都行。比如说，新法中的保甲法、保马法就是曾布一个人统筹的，方田均税法的条约是他修订的。

熙宁四年3月，宋神宗因为一个秘书文采不行，想让曾布来干，就跟王安石商量，说我想用曾布，但是他手底下的事太多了，我怕他忙不过来。王安石说，没事，让曾布再打一份工，他也能行。

按说，这俩人应该很对脾气，因为曾布也是一个工作狂，业务能力极好。那为什么吕惠卿和曾布关系处不好呢？原因非常复杂，有新法推行过程中的政策分歧，有争夺变法领导权的因素，但是我看这段史料，感觉核心还是因为两个人太像了，所谓“既生瑜、何生亮”，卿不死，孤不安啊。

总之，闹到最后，这两个人总在朝堂上针锋相对，曾布被吕惠卿折磨得不行，跟神宗皇帝说，赶紧把吕惠卿换了吧，我实在是不能和他一起工作。神宗不听，还劝他再忍忍。曾布忍了一个月，实在是忍不了，又找皇帝。神宗也只能笑笑，继续劝他，你和小吕啊，同在一朝难免会一起做事的嘛，你不要再和他吵架了，大臣之间不可以失去体面。

你想，这个时候，最为难的是谁？王安石啊。自己的两个左膀右臂闹起来了，而且是水火不相容的那种闹法，逼着王安石不得不二选一。最后，王安石做了一个艰难的选择，支持吕惠卿，曾布出局。后来神宗还试探过王安石，要不，咱们把曾布叫回来再用用？王安石非常坚决地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那你说，吕惠卿和曾布的矛盾，主要赖谁？说不清楚。两个人都很能干，也都有点急功近利。反正在反对变法的保守派看来，你们俩差不多，狗咬狗，一嘴毛，谁也不是好人。

但是接下来，估计最初谁也没想到，吕惠卿和王安石也闹翻了。

所有的矛盾大概都发生在1075年的7月到11月间。两个亲密战友，甚至是事业上的隐隐然的开创者和继承人的关系，居然只用了几个月就把关系闹崩了，也真是令人唏嘘。

把史料一笔笔地捋下来，大概是这么个脉络：

到了7月份，神宗皇帝对吕惠卿已经有点不耐烦了，对王安石抱怨，说吕惠卿这个人呐，怎么那么不能容人呢？不像你啊，你评论人呢，总还愿意看别人的长处。而吕惠卿呢，总是说人的短处。当时，王安石还替吕惠卿辩护，说这是个人才，陛下你呀，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对他摆个脸色，让吕惠卿不安。

这是7月份的事儿。到了8月下旬，吕惠卿就跑到神宗那里去辞职，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感觉和王安石有点闹意见。当时他有那么句话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朝廷临时缺人，所以我就干一会儿。现在王安石回来了，按理说，我就该辞职了。也就是陛下你，再三留我，我才干到现在的。”你听，话里有话。我琢磨话里的意思，应该是吕惠卿怀疑王安石对他不满，所以要闹辞职。

这中间具体发生了什么，就不知道了。反正此后，两个人政见不合的地方逐渐增多。到了10月，双方因为一本书的事儿，什么你擅自修改了，不，我没改，就这么点儿事儿，裂痕越来越大。

10月28日，矛盾又升级，吕惠卿跑到神宗皇帝那儿告王安石的状，说这个王安石啊，听信谗言，每天被几个小人包围着，其他人根本就说不进去话。很多人说吕惠卿是个奸邪，都是说他想把王安石挤走，自己取而代之。但是看他和神宗的几次对话，我倒是看不出他有那样的野心，而是品出了另一番味道：他这是吃醋啊，他是觉得王安石信别人不信自己啊。

反正到了这一步，王吕二人彻底闹翻。 1075年的11月，吕惠卿被外放到陈州，从此离开了中央政治舞台。

那你说，王安石和吕惠卿闹矛盾，是吕惠卿的错儿吗？人际关系的事儿，谁先说了谁一句不该说的话，谁先做了一件对不住谁的事儿，隔了这一千年，是一笔说不清楚的糊涂账了。但大体上的脉络是清楚的：吕惠卿先是怀疑王安石对不住自己，然后就各种意气用事，最后一发不可收拾。

刚才我们花了点时间，捋了吕惠卿和三个人：韩绛、曾布、王安石之间闹崩的过程。我不是想替吕惠卿辩护，他性格激烈，不能容人的缺点肯定是有的，但是你发现没有？如果细看事情的细节，好像也都是人之常情，谈不上什么大奸大恶。

所以，那个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吕惠卿后来一直就没法翻身，而且成为王安石变法队伍里，后世恶评最多的一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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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诞生

我们来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吕惠卿基本保持原来的性格、人品、能力、做事方式，他做个什么改变，有可能摆脱后来的悲剧命运呢？或者至少，不被当成是王安石变法队伍里人品最差的一个人呢？

我觉得，有一个可能。假设吕惠卿坚决不跟王安石闹翻，那后来名声就不会像变得那么差。

我们做一个现场复原：看看吕惠卿的坏名声是怎么一步步地炼成的。

刚开始，吕惠卿名声就不好，那是因为所有积极参与王安石变法的人，都被保守派看成是奸邪。但这不怕的，因为反对派的炮火也是主要落在王安石身上，暂时还轮不到小角色吕惠卿承担最大的骂名。

就算有人把吕惠卿单挑出来骂，也没关系，比如司马光就干过，但是这对吕惠卿伤害很小，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替王安石背锅。而且，王安石会出来替吕惠卿说话的。哪怕是皇上说吕惠卿不好，王安石也坚决站在吕惠卿这边。但是，到了1075年的7月，当吕惠卿和王安石的关系出现裂缝之后，情况就彻底变了。这就是吕惠卿一生命运的关键转折点。

这里面有本来就反对变法的人，这回终于找到下嘴的地方了，王安石既然跟你吕惠卿有矛盾了，他不会护着你了，那我们就并着肩地上吧！比如御史蔡承禧；这里面还有变法阵营里的人，一看王安石和你吕惠卿有矛盾了，赶紧转头迎合王安石，所以也要攻击吕惠卿，比如邓绾。这里面甚至还有王安石的儿子王雱的影子。

你想，本来吕惠卿和王安石之间就已经出现了猜疑，再有这么多人在里面一通搅和，吕惠卿再要自证清白，又难免要进一步伤害王安石，两个人的矛盾就会继续激化。

好了，到了这个时候，一个局外人，会怎么看你们这个关系？你吕惠卿是王安石提拔起来的人，你现在跟他闹翻了，甭问啊，你的问题。至于你们之间的是非细节，大家怎么会关心？于是，有些故事就被编出来了。

比如，第一，你吕惠卿肯定是想取王安石而代之啊。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说王安石第二次拜相的时候，吕惠卿以为是让自己当宰相呢，趴在门口等皇帝的诏书。结果发现拜相诏书上写的是王安石，非常惊讶、非常失望。写《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李焘，那么烦变法派的这帮人，都觉得这个故事不可信。

还有一个故事说，吕惠卿为了辩白自己，不仅攻击王安石，而且还拿出王安石写给自己的信交给神宗皇帝看，上面有一句话，说王安石交代自己某件事，不要让皇帝知道。这个事儿如果是真的，性质确实很严重，这是拿王安石对自己的私下信任来公开指责王安石欺君啊。吕惠卿如果真这么干了，道德品质也确实太低劣了。但是，也还是那个李焘，给出证据，说这个事也不可靠。

这种故事甚至后来传得越来越邪乎，甚至说王安石回到金陵之后，经常写三个字“福建子”，吕惠卿不是福建人嘛，说王安石这是后悔用了吕惠卿。不过很明显，这是胡说。因为王安石和吕惠卿后来通过信，王安石自己说，当年咱俩那点矛盾，都是为了国家，没有什么私心。而且变法开始之后，只有你帮我，我对你能有啥意见？有人说你坏话，不关我的事儿啊。

不过，没有用了。吕惠卿背叛了提携自己的王安石，这个故事太有震撼力了，太适合传播了，大家乐此不疲地继续往里添油加醋。

此后，对于反对新法的人来说，要想证明搞新法的那帮人品质恶劣，还有比这个故事更好的素材吗？

到了元祐元年，这个时候吕惠卿已经离开开封九年了，已经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朝廷中的变法反对派，想找一个人下刀，最合适的人选是谁？当然还是吕惠卿，谁叫你身上有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呢。

最先发动的人是苏辙，那奏疏写的：“盖小人天赋倾邪，安于不义，性本阴贼，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终必为患。”这篇文章，简直就是一本贬义词小词典，骂人的话全招呼上了。其中一段就是说，人家王安石对你那么好，简直就是你爹、你师傅，你怎么忍心那么背叛他的？猪狗不肯做的事，你吕惠卿做了，还一点都不知道羞耻。

后来果然，吕惠卿继续被贬。你猜，起草这份贬谪诏书的人是谁？苏辙的哥哥苏轼啊。在这篇文章里，苏轼可是一点情面没留，把文采又驰骋了一遍：“吕惠卿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骂得那个痛快。

完了，唐宋八大家有两家都拿吕惠卿的事编过贬义词小词典，这不就把一个人彻底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吗？

到了这一步，还没完。吕惠卿的故事，只要是和背叛恩师绑在一起，这种污名一旦确定，连自己这一派的人也不愿意惹上他了。

于是，哲宗亲政，新法派又上台了，风水轮流转了，却出现了这么一幕——吕惠卿打报告，想来开封见哲宗皇帝一面。那能让你来吗？当时朝堂上的曾布和章惇都说不行，这个时候不能让吕惠卿进门。哲宗皇帝也懵了，说那什么时候可以，大家都说啥时候都不行。是的，这个时候，你吕惠卿身上的标签，已经不是什么新法派还是保守派了，你就是一个奸恶之人，是新法派道德上的负资产，谁也不能沾你了。

吕惠卿是1111年死的，这已经是宋徽宗年间了。我估计他想不到，即使死了，他这笔账还是没有完。

到了南宋年间，他只有一个曾孙，叫吕靖的人，中了进士当了官。有人要攻击吕靖，居然说这样的话，吕靖啊，他是吕惠卿的曾孙啊，奸邪凶狠，这是他们家祖传的人品啊。

又过了几百年，到了明朝，顾宪成，就是那个东林书院的创建人，有一个回忆，说他小时候，有一个督学到某个县视察，发现那个县的学生姓吕的人特别多，就说了，谁是吕蒙正的后代啊？站到左边来；谁是吕惠卿的后代啊？站到右边去。那结果还用问吗？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到右边去。这位督学感慨，吕蒙正有后代啊，吕惠卿没有啊。你琢磨琢磨，明明有后人，但又跟绝了后一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凉啊。

我不厌其烦地给你细讲吕惠卿后半生的故事，因为这里面藏着一个悲催的逻辑。你看，这个发展过程：第一步，吕惠卿和王安石有一点点裂痕矛盾；第二步，有人利用这个矛盾，并扩大这个矛盾；第三步，这个矛盾变成一个关于道德品质恶劣的故事；第四步，这个故事被政敌不断地拿出来利用；第五步，这个故事让你成为己方阵营的道德负资产。第六步，吕惠卿不仅在活着的时候背负骂名，而且祸延子孙。

如果我是吕惠卿，我如果有机会重来，我会怎么办？回顾这一生，我绝对不能做的事情，就和王安石之间出现哪怕一丁点可见的矛盾，有再大的委屈我也忍了。

能力强的人往往会有一个误解，以为自己成就的唯一原因就是自己的能力。他们往往低估了社会网络对自己的影响。对于吕惠卿来说，王安石是谁？咱们不说什么有提拔之恩，什么情同师父，这些充满道德意味的字眼我们都不用。我们就拉开距离来看：王安石是吕惠卿整个社会网络的关键节点。只要加入变法团队，在所有人看来，他就是王安石的小弟。变法派的合法性、资源配置、政治信任几乎都建立在一张以王安石为中心的网络之上。他可以和这个网络上所有人闹矛盾，而唯独不能和王安石闹矛盾。因为一旦和王安石的联系断裂，他就立刻滑落为孤立点。

吕惠卿出身小官家庭，他和曾布不一样：曾布和曾巩兄弟七人，号称南丰七曾，那是世家；他和章惇也不一样，章惇出身的福建浦城章家，也是官宦世家，前任宰相章得象就是他们这一族的。他们俩即使和王安石闹翻，也还有其他网络支持他们东山再起。而吕惠卿，是依附性的节点。一旦被踢出网络，其他节点出于自保，也不会冒风险和他结盟。

吕惠卿遇到的，不仅是一场个人声誉的灾难，而且是一次被整个系统孤立的悲剧。

在当代社会中，类似吕惠卿的遭遇，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被网暴之后的“社会性死亡”。没有人关心细节，一个人被死死地钉在一个不名誉的故事上，不得翻身。

为什么会对一个人如此残酷？因为你被从社会网络中驱逐了。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在群中》，对社死现象有一个分析。他说，英文“尊重”这个词叫respect，字面意思就是“回头看”，回头看就是一种顾及。我们同在一个社会网络，我们就会彼此顾及，就有尊重有敬意。而在当代的电子网络社会中，一个人为什么那么容易被网暴？容易“社死”？就是因为我们看起来共享一个网络，但其实我们并不在一个社会网络中，我们是孤立的点，我们没有互相顾及的义务和情感，所以就不会尊重对方。“尊重被削弱的地方也正是喧嚣的网络暴力产生的地方。”

这是1077年。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也发生了一个有名的故事：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被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宣布绝罚。所谓“绝罚”，就是逐出教会，开除基督徒的身份。

亨利四世怎么做的？他忍辱负重，在这一年的1月25日，冒着大雪，步行到教皇所在的卡诺莎城堡，在冰天雪地里足足跪了三天三夜，直到教皇愿意原谅他为止。这在欧洲中世纪历史上称作“卡诺莎之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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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四世为什么这么能忍辱负重？因为他知道这一招的厉害。确实，教皇本身没有能力伤害他，绝罚也不能让他掉块肉，但是被从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社会网络中剔除，他会被整个网络惩罚，网络上的每一个节点都可能成为他的潜在敌人。

我多么希望1077年的吕惠卿能够知道这个故事啊。如果他知道，也没准会低下倔强的头，跪在王安石的面前，求得原谅。

我们下一年，公元1078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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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公元1077年，我们聊的是被社会网络放逐的吕惠卿。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十九世纪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和他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因为追求真爱背叛了贵族社会的道德准则，从此被整个上流社会抛弃。她和吕惠卿一样，都是因为背叛了所依附的社会网络而被彻底孤立。最终，安娜选择了卧轨自杀，给你念一段安娜自杀前的内心活动吧——

> 如今她到哪里去：到把她抚养成人的姑妈家去呢，还是到陶丽家去，或者独自出国？他此刻一个人在书房里做什么？这场争吵是决裂呢，还是又会言归于好？她在彼得堡的熟人会怎样谈论她呢？卡列宁对这事会有什么看法？他们的关系破裂以后将会怎样？形形色色的思想涌上心头，但她还没有完全沉浸在这些思想中。她心里还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意识，她对它很感兴趣，但究竟是什么，她还不明确......她忽然想到她当时说过的话和当时的心情。她恍然大悟，她心里藏着一个念头。是的，这是解决一切烦恼的唯一办法。“是的，死！……”

我们没法从史料中读到吕惠卿社会性死亡之后的内心冲突，感谢伟大的文学作品，让我们可以真切感受这种漫天彻地的悲凉。致敬托尔斯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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