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34年：宋仁宗为什么一定要离婚？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 1034 年，大宋景祐元年，大辽重熙三年。

上一年，刘太后去世了，宋仁宗亲掌大权。按照惯例，这第二年当然要改元，所以，明道改成了景祐：期待年景好，上天庇佑的意思。

这几年，也真是巧合了。南边的大宋，北边的大辽，西边的西夏，皇帝和母亲的关系都出现了重大变故。大辽那边，9月份，辽兴宗把自己的亲生母亲法天太后萧耨斤软禁了，把权力夺回自己手中，与此同时，把他母亲的亲信和部将也都处死了。这是一次伦常惨变啊。西夏那边就更过分了：刚继位两年的李元昊更是杀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之所以要下这样的重手，是因为他的舅舅卫慕山喜谋反，连带上了李元昊的母亲。在《文明之旅》1032年那一期节目里，我们就讲过这个逻辑：在游牧社会里，上层贵族的婚姻，往往是部落联盟的象征。所以，家庭内的人伦惨剧，其实也是部落之间权力斗争的延续，所以，有时候就会特别血腥。

再看大宋这边，刘太后去世，宋仁宗亲政，表面看是正常过渡，风平浪静。虽然关于仁宗生母李宸妃的事儿，也闹出了一些波折，但最后误会也解开了，仁宗还哭着祭拜了刘太后，说大娘娘啊，原来你并没有像传说中的那样迫害我亲娘啊，您这一辈子，我可算是能还你一个清白了啊。后来到了刘太后下葬的仪式上，宋仁宗也是攀住了刘太后的棺材，大哭不止，说，你养育我的辛劳，我这辈子拿什么回报你啊。也是哭得情真意切。不管怎么说，大宋皇家这个“母慈子孝”的脸面，算是基本维持住了。至少不像北边和西边那两家，闹得那么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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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又没有这么简单。刘太后和宋仁宗之间，不仅有私人的养母养子的关系，她俩之间还有一层关系，那就是朝廷的前后两任当家人。任何职位的前后任之间，都是有天然矛盾的：你的人，我要不要用？你的政策，我要不要延续？如果延续，那我的存在感怎么办？如果改弦更张，那带来的震动怎么办？这都是问题。

刘太后和宋仁宗的这次权力交接的震动，大家都没想到，居然集中体现在了仁宗皇帝的婚姻上面：皇帝要和皇后离婚！好吧，公元1034年，我们就从大宋朝的这场天字号婚变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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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要离婚

宋仁宗要离婚，废皇后这件事，起因呢，好像也就是那种很常见的后宫争宠。

仁宗皇帝现在多大？24岁。刘太后一去世，那他还不放飞自我？20多岁的大小伙子，在前朝大臣面前，还能守个礼数。但是一回了后宫，门一关，除了妻妾就是宦官，数他最大，那可就由着他左拥右抱、放浪形骸了。正牌的皇后郭皇后就不乐意了，就去吵闹。有一次吵急眼了，郭皇后也是年轻沉不住气，动手就要打那些妃嫔。仁宗上去拉架，郭皇后来不及收手，一把就扇到了仁宗脖子。仁宗大怒，连我都敢打？这日子没法过了，当下就起了要废皇后的心思。旁边的宦官还拱火，说您有这想法，好办啊，趁热，赶紧把伤痕给大臣们看，大家肯定支持你废掉皇后。果然。当朝宰相吕夷简一看皇帝被打，也赞同他废掉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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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就仅仅是小两口打打闹闹吗？当然没有这么简单。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也是宋仁宗和刘太后时代决裂的一个标志性动作。这个婚姻悲剧的种子，从10年前就已经种下了。

10年前，宋仁宗14岁，娶了郭皇后。但他最先看上的，不是郭皇后，而是一位姓王的四川女子。据说姿色非常动人。但是在刘太后看来，长得好看，恰恰是这位王小姐不能当皇后的理由。你看，这就是代沟。在长辈的眼里，皇后最重要的品质，应该是温良贞静、恭俭柔顺等等。如果皇后太好看，那就有可能也参与到后宫的争宠中。对于需要安静的后宫来说，这就是一个不利因素了。所以，这位王小姐出局。

那退一步呢？仁宗还看上了一位张氏。张小姐长得没那么好看了，但是家世不错，祖上曾经做过大宋开国时期的将军。刘太后说，张小姐进宫可以，但是不能当皇后。刘太后心里有个更中意的人选，她说，皇后最好符合两个条件：第一，祖上有过高光时刻。第二，后来家世衰落了，所谓出自“衰旧之门”。这样的皇后，既有高贵的出身，也不至于形成外戚势力。按照这个条件去套，刘太后看上了同样出身勋贵的郭皇后。

这个选择，确实符合政治理性，但是你想想仁宗的感受：被迫接受了一个被强加的选项。这是这桩婚姻里的第一个悲剧因素。

紧接着，第二个悲剧因素也出现了。

结婚前的仁宗皇帝过的是一种什么日子？你可能很难想象，是一种完全没有隐私的生活。他就住在刘太后的卧室里面。后来的大臣，比如司马光提到这一段的时候，都是夸，说好啊，小伙子被看得死死的，年纪轻轻不能近女色，所以身体好啊，所以后来在位时间长啊，这是刘太后对仁宗的最大功劳啊。但是，你要是宋仁宗，十三四岁的年龄还和妈妈住在一间卧室，一举一动都被人看着，其中的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

现在好不容易盼到结婚了，可以自己住了吧？可以。郭皇后性格上可能有点小心眼，她现在代替了刘太后，管着自己的丈夫。其他后宫里的美女，甭想沾皇帝的边。郭皇后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她这是在狐假虎威，宋仁宗之所以不敢说什么，不是因为她，而是她身后的刘太后。你想，这夫妻关系能好得了吗？尤其是，刘太后一旦不在了，这夫妻关系能不出问题吗？

有一个可以类比的例子，就是清朝的光绪皇帝和隆裕皇后。他们俩结婚，也是因为慈禧太后的包办，隆裕皇后是慈禧娘家的侄女，也是光绪的表姐。那你想，隆裕皇后在宫里，觉得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光绪的妻子，还是慈禧的侄女？我觉得应该是后者。慈禧在后宫里的权势，光绪皇帝怎么比啊？慈禧的权力是通过她延伸到光绪的婚姻里的，然后间接实现对光绪的控制。

我手里的这一本《宫女谈往录》里，就说到了一个情节。

话说，光绪皇帝最后那段时间，已经是大病将死之人了，还被软禁在瀛台。皇后每天还是来问候光绪皇帝，其实那不是什么夫妻之间的关怀，而是为太后来监视皇帝的喜怒哀乐、一言一行。所以，每次皇后来，行礼完毕，光绪都是一句话：请跪安吧。就撵她走。按说这是皇帝的权力。但是有一天，这一天距离光绪临死也就十几天了，光绪连说了两遍，你跪安吧，隆裕皇后就是装听不见，大概还想打探点儿什么。光绪皇帝就暴怒，起身一把抓住皇后的发髻，要把她拖出去，玉簪子都掉到地上。

这本书的口述人，是一个当时在场的宫女就说，“隆裕有这样一个妈，有这样的一个妈当后台，有这样的一个妈给出主意，受这样的一个妈的教育、支持和操纵，请想，她能够温柔恭顺地对待光绪吗？说不定，一有机会也要把光绪打个血肉模糊呢！”

回到宋仁宗和郭皇后，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但关系模型是一样的：刘太后通过自己亲自选中的郭皇后，把权力延伸到了宋仁宗的婚姻里，间接实现了对宋仁宗的控制。那可想而知，只要刘太后一死，仁宗摆脱这段婚姻，也就是间接摆脱刘太后的控制。

这是这桩婚姻里的第二个悲剧因素。

但是，这还不是最大的悲剧。这桩婚姻最大的悲剧因素，是因为它是皇家婚姻。

在皇权时代，一个人权力的大小，不仅跟正式的官职相关，更是和他与皇帝的远近相关。谁越接近皇帝这根权力的魔杖，谁就越对皇帝有潜在的影响力，谁就间接拥有了巨大的权力。所以，皇帝和皇后的关系，不仅是小两口的事儿，而且也关系到身边很多人的祸福成败。那你想，有多少人要介入他们之间的关系啊？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悲剧。

宋仁宗废掉郭皇后之后，本来也就是小两口一别两宽的事儿。宋仁宗也很厚道，并没有公开斥责皇后有什么不对，而是说，皇后生不出儿子，愿意出家当道士，于是封她一个名号，叫“玉京冲妙仙师”，法号“清悟”，让她搬到长宁宫居住。诏书里的话，写得是非常客气的。说皇后入道的意志很坚决，这么高尚的志向，咱们还是尊重她吧。你看，这么处理本来是很体面的。

但是，郭皇后的厄运并没有到此为止，就在她出宫之后的第二年，突然就死了。为什么呢？

有这么一个记载，说有一次宋仁宗在皇宫的后院里游玩，突然看见了郭皇后原来用的轿子。睹物思人，毕竟夫妻一场，还是有感情的，就写了一首小词，派宦官送给了郭皇后。还让宦官带话儿，说我将来会把你召回宫里的。

这话可能也就是一张空头支票，但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有的人马上就恐慌了。谁啊？就是当年怂恿仁宗废后的宦官，这个人叫阎文应。如果郭皇后东山再起，跟皇帝是一笑泯恩仇，但是弄死他，也就是捏死一只蚂蚁，他能不害怕吗？正好，郭皇后有一次生病了，阎文应带着医生去看望，过不了几天，就说郭皇后死了。大家都怀疑是阎文应下的毒手，但也没有什么证据，只好不了了之。

这就是宫廷斗争的残酷之处。一旦有人在宫斗中失败，被迫离开皇帝，那往往就会有人落井下石。而落井下石的人，也会拼尽全力阻止这个人再回来。这不是年轻男女之间的分分合合，这是围绕在皇帝身边的人之间的生死搏斗。

再举一个例子。宋仁宗废掉郭皇后之后，私生活自然就更不检点了。一位尚美人，一位杨美人，每天大被同眠，很快皇帝的身体就搞坏了，甚至生了一场大病，严重到连着好几天都无法进食。那还行吗？宫里的长辈杨太妃也劝，前面说的那个宦官阎文应也劝，最后仁宗说行吧，这两个美人，就送出宫去吧。阎文应送她们走的时候，两个美人就哭啊，求饶啊。阎文应上去就给了两个大嘴巴，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然后就送走，一个出家当了女道士，一个另外找了一间宅子安置。你就说，这两个美人还有机会回来吗？没有了啊。至少就这个阎文应，他会拼出老命不让这事发生的。他不是怕皇帝身边多了两个美女，他是怕那两个大嘴巴记的仇，反扑到自己身上啊。这就是宫廷斗争的残酷之处。简简单单的来来去去，背后都有刀刀见血的处处杀机。

小结一下，宋仁宗和郭皇后的这场婚姻悲剧，其实内涵了三个悲剧因素。

第一，包办婚姻。强扭的瓜不甜。两人关系的基础本来就不好；

第二，刘太后的权力，通过郭皇后，伸到了小两口的关系内部。两人关系里，有强势第三人的影子。

第三，宫廷斗争，不仅有皇帝和他的女人们，还卷入了皇帝身边的宦官。小夫妻打架，很容易被放大成刀头舔血的阴谋。

但是，情况还不这么简单。如果把宋仁宗亲掌大权这个政治背景加进来，这场大宋天字号的婚变就更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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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旧时代决裂

宋仁宗一定要废掉郭皇后，你也听出来了，这不仅是个婚姻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从某种角度上说，这甚至是宋仁宗和刘太后时代划清界限的一种方式：你给我定的媳妇，我不要了。

历史上对宋仁宗有一个很有趣的评价，说他：“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官家，在宋代就是皇帝的意思。啥事都不会做，就会做皇帝，你琢磨琢磨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首先一层，当然是说他倚重士大夫，敢于授权，因为自己啥都不会嘛，那不相信大臣怎么办呢？但是这句话还有第二层意思，会做皇帝，这就不是表面的那些“恭俭仁恕”之类的高尚品德能概括的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庙号叫“仁宗”的皇帝。你想，在儒家的价值观里，“仁”这个字眼那是什么地位？后世史家基本认为宋仁宗名至实归，是一个很仁厚的皇帝。但是，宋仁宗在位41年，这么长的时间，如果他只是一个性格柔弱的老好人，那怎么可能稳定政治秩序？怎么避免大权旁落？说白了，在宋仁宗的性格里，既有宽仁厚道的一面，也有敏锐刚猛的一面。他知道什么事该放手，什么事该紧盯，并在这二者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这才是所谓的“会做官家”的意思啊。

我自己在读史料的时候，宋仁宗亲政之后的几个动作，是让我眼前一亮的。

我们回到上一年，明道二年，刘太后是4月30日死的。然后当然是治丧。

5月18号，群臣上表，请皇帝正式出来办事。刚开始当然不能答应，母亲死了，皇帝应该内心悲伤嘛，怎么能出来工作呢？然后是三请三让，答应了。这是一套固有的程序。到这一天，就算是宋仁宗正式亲政了。一个新时代开始了。请记住这个日子，5月18号。

第二天，5月19号这一天，宋仁宗下了三道诏书。

第一道，钱惟演，就是那个大文学家，吴越王的后裔，也是刘太后的姻亲，去吧，去河南府上任吧。别在开封城待着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原来被刘太后罩着的人，现在保护伞没有了，该怎样就怎样吧。

第二道诏书，召回了两个人，一个是宋绶，一个是范仲淹。为什么是这两个人？看过我们以前节目的人应该知道，这两个人因为劝说刘太后还政宋仁宗而被贬。现在好了，皇帝投桃报李的时候到了，你们的好日子来了，调回开封，准备大用。

第三道诏书，是更换了一批御药院的宦官。这里插一句，宋代的御药院，最初的职能就是字面意思，管皇宫里的用药。但是因为医药的事，见皇帝方便，也必须获得皇帝的信任，所以时间一长，御药院不仅机构庞大，而且职能几乎无所不包，从负责皇帝的用药安全，到为皇帝传递信息。

你看，这一天的三道诏书，分别释放了三个信号：刘太后的人，好日子过去了。过去为我说过话的人，好日子要来了。事关皇帝人身安全和机密事务，班底全部要撤换，原来的人，我信不着。

又过了三天，5月22号，把曾经受到刘太后重用的 9 个大宦官，全部撵出开封，到地方上任职。

再过三天，5月25号，身边的人清理完了，该动前朝的官员了。从宰相吕夷简到枢密使、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一共7个人，一日之间全都罢免外放，朝堂为之一空啊。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本来呢，宰相吕夷简是知道的，这个过渡时期不好过，所以，一直保持和宋仁宗密切磋商的状态。谁谁谁是太后用的人，咱们把他们罢免，这主意都是吕夷简给仁宗出的。结果仁宗回去跟郭皇后一说，这个时候郭皇后还没有被废，郭皇后嘴一撇：他吕夷简不是太后的人？他就是个机灵鬼，比较善于应变罢了。仁宗说，好，那吕夷简也罢免！最后在朝堂上宣布这一系列决定的时候，吕夷简一听诏书里居然还有自己的名字，大惊失色。怎么回事？怎么会有我？不是提前做了工作了吗？再一打听，原来是郭皇后吹的枕边风。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后来宋仁宗要废皇后，吕夷简第一个举手赞成。这个根儿，是打这儿种下的。

你就看看这连续三个动作：释放信号、清理身边、更换朝臣，三个动作条理分明、干脆利落、一气呵成。

你可以设想一下：我原来在一个单位任副职，原来的领导调走了，我头一天还在公开感谢老领导的栽培之恩，掌权之后的一周之内，就把老领导用的人一把清空。这不是一般的能力啊。这既需要强悍的政治意志，又需要惊人的谋划能力。24岁的小伙子宋仁宗，居然做到了，我们不得不暗暗佩服，一个以仁厚而著称的君主，居然还有这么个侧面，没想到吧？

好，朝廷清空了，接下来谁干活呢？提拔上来的人，大概是这么几拨。

一拨是宋仁宗当太子时候的老师、辅臣，也就是所谓的“东宫旧臣”，这是皇帝从小就信任的人。比如张士逊、李迪、王随，还有寇准的女婿王曙。好用不好用先不论，这是信得过的人，先提拔上来再说。

还有一拨，就是刚才提到的，刘太后时期为仁宗说过话的人。这里面有名的是宋绶和范仲淹。但其实，宋仁宗的心思非常细。不仅是活人，死了的人比如寇准、杨亿，平反了；不仅是官员，哪怕是平民，也平反。比如，当年有一个叫林献可的平民，也是呼吁刘太后还政，被流放岭南，现在也平反，还给了小小的武官让他做。

再有一拨呢，就是当年跟刘太后硬刚过的人，现在也提拔。举个例子，仁宗提拔了一个军人王德用当枢密院的副长官。为啥提拔他呢？因为仁宗去翻检刘太后留下来的档案，发现这个王德用当年居然屡次和刘太后对着干。刘太后要在军队里提拔一个人，从皇宫里写了个条子出来，让王德用办。王德用说，这是军政，拿条子不管用，不办。还有一次，刘太后非常宠信的一个人张耆，他家旁边的一个寺庙失火，张耆就找王德用，说你派点兵保护一下我家呗？王德用说，不派。还有，刘太后死了，有关部门提出来要安排卫士带甲守卫，王德用说，没有这个规矩，也是不办。仁宗说，好，这个人能大用。结果王德用说，哎呀，我这个人就是武夫，大老粗一个，没啥学问，枢密院的领导我干不了啊。仁宗说，少废话，让你干你就干。还专门派身边人催他去上任。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这个逻辑不就是：凡是拥护过刘太后的人，我就不用；凡是反对过刘太后的人，我就要用吗？这也太僵化了吧？

话不能这样说。政治性的操作，往往带有释放政治信号的意涵。操作得越矫枉过正，转的弯子越急，释放的信号就越清晰、越强烈。一个类比的例子，就是清代：太上皇乾隆是1799年正月初三死的，嘉庆皇帝正月十八就处死了和珅。按说“三年不改父之道”啊，太上皇尸骨未寒，你为啥就要把他最宠信的大臣弄死呢？就不能只罢免不杀人吗？不行。乾隆掌权63年，如果不杀和珅，不释放这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新皇帝的权威就不容易树立得起来。现在看宋仁宗的这套操作，底层的原理是一样的。

但是，这种急转弯的操作，往往来得要快，收得也要快。不然就会引发人人自危，朝局动荡。清朝的嘉庆皇帝处死和珅之后，第二天就下诏，说这案子办完了，就杀和珅一个人，大家不用再担心株连了。

刚才我们讲的宋仁宗的那一通操作，是发生在上一年，1033年的5月份的事，到了6月8号，仁宗马上就踩了刹车。下了一道诏书，说，刘太后抚养了我11年，既有恩情也有苦劳。但是现在有的人啊，不识大体，拿当年刘太后执政的时候的失误说事儿，我可是个孝子，我听不得这个。以后啊，所有当年刘太后垂帘听政时候的事儿，不许再说了。

你看，前后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政局翻来覆去地变化了两次。到了上一年的11月，甚至连那个被贬出去的吕夷简，因为行政能力特别强，仁宗觉得还是他好用，又重新召回来当宰相了。这个政治过渡期的震荡也就过去了。

那就奇怪了。为什么翻过一年，到了景祐元年，1034年的年初，宋仁宗又搞了废掉郭皇后这一出戏呢？这是为了继续和刘太后时代切割，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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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皇帝立威

宋仁宗要废掉郭皇后，这当然是和刘太后时代决裂的一个政治姿态。毕竟是当年的包办婚姻嘛。这是一个束缚和反束缚的斗争。仁宗亲政了嘛，要摆脱刘太后的影响。

但是，如果深入到具体过程和细节，事情又没有这么简单，宋仁宗要对付的，何止一个死掉的刘太后啊。

郭皇后误打了仁宗一巴掌，仁宗火了，说要废皇后，然后把脸上的伤让宰相吕夷简看，吕夷简也同意他废后。这事发生在1034年的年初。但是，这时候仁宗并没有彻底下决心。小两口打架，气头上说离婚，未必真就离得了。

但是这消息可就传出去了，反对的声音就起来了。带头的人是谁呢？大名鼎鼎的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范仲淹。

我们前面的多次提到范仲淹，你也可能留下了这么个印章，这个人官不大，发言的瘾却特别大。范仲淹这个时候的官职是右司谏，是专门负责给皇帝提意见的官员。现在皇帝要废皇后，范仲淹就说，这事不行，你自己想想得了，千万不能让外面听见了。

宰相吕夷简一看，坏了，范仲淹声望很高，他反对，那外边的那帮专门负责提意见的台谏官肯定都反对。赶紧，堵嘴，于是就下令给有关部门，说不许收台谏官们关于这件事的奏折。

正式发言的渠道被堵上了，那只能引发更大的政治动荡。话说有一天，范仲淹等一众10个人，都是台谏官，就堵在仁宗上朝的宫殿门口，请皇帝给个说法。皇宫的护卫当然把门关得紧紧的。其中一个叫孔道辅的，还是孔子的四十五世孙，就拍着皇宫门上的铜环，大喊，皇后都要被废了，为啥不听听我们的意见呢？

皇宫的门拍不开，队伍就转头去宰相办公的地方，找宰相吕夷简算账。那话说的：我们这些当臣子的，把皇帝和皇后就当父母。现在父母不和，我们当儿子的就该劝和啊，你倒好，你顺着咱爹把咱妈给休了。你怎么想的？一时间乱糟糟众声喧哗。

吕夷简说 ，这事也不是没有先例。范仲淹们就说，我们知道你说的是谁，不就是汉光武帝刘秀吗？那是刘秀这辈子光彩的事儿吗？这也要学？皇帝废后，那都是昏君干的事儿。你现在劝皇帝当昏君，行不行啊你？

吕夷简拱拱手说，我说不过你们，你们自己找皇上说去。大家说好啊，明天当着文武百官和皇帝的面儿，咱把这个理儿摆清楚。

你想，宋仁宗和吕夷简怎么可能让他们真的在朝堂上公开争论这个事儿？

第二天，这些台谏官没有等来皇帝，倒是等来了自己的离职通知。什么孔道辅、范仲淹，都被贬出了开封。但是按照规矩，这样级别的官员被调任外地，总还是要举行一个送别会的。皇帝要和他们见一面，安抚安抚，嘱咐嘱咐。但是这一回，所有的规矩都免了。朝廷直接派使者押着他们，连夜出城，再也没有见皇帝的机会了。再后来，虽然还有人写奏折说劝说废后这件事，但是仁宗皇帝就一概不理了。

等到了这一年1034年的9月30号，仁宗彻底下决心，把郭皇后送出了皇宫。到了11月1号，又宣布了一个大消息，皇帝要立新皇后，人选都定了，是开国大将曹彬的孙女。

这一连串的行动特别让人费解。先前废掉皇后，本来就不太体面，士大夫们根据儒家伦理，要反对，那么这个时候立新的皇后，也有人跳起来反对。有士大夫说，刘太后刚死一年多，丧服期间，皇帝娶媳妇，不合礼法啊。

的确，中国古代有为父母守孝三年的传统。当然了，皇家之丧跟老百姓不太一样，国家运转不能停摆啊，所以皇家守孝，是以日当月的，民间不是27个月嘛，皇家就是27天。但毕竟三年没过，这么短的时间，皇帝再结婚，还是不合适。

你说宋仁宗这么着急结婚。是因为特别喜欢曹皇后吗。其实也不是，又过了一些年，甚至又闹出来要废曹皇后的事儿，不过没有办成而已。

你看，奇怪吧？宋仁宗非要娶媳妇，明知不合礼法也要娶。但是新娶的这个媳妇，他并不喜欢。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这事，不仅我们现在觉得奇怪，在宋朝的宫廷里，这一直是一个谜，也是一个热议的话题。

比如说，几十年后，宋哲宗登台，当时的高太后还问呢：当年仁宗皇帝怎么能在丧服期间就娶媳妇呢？大臣们怎么就肯呢？神宗皇帝也问起过这件事，也没人能回答。这事别说在皇家，就是普通老百姓家，这事也不行啊？

关于这个事的答案，其实有个传说，据说有人去责问吕夷简，吕夷简说，嗨，我当然知道皇帝丧服期间娶媳妇，不合礼法。但是这里面有隐情啊。咱们这位仁宗皇帝，年轻，后宫里面那么多年轻的妃嫔，如果没有一个正牌皇后管着，后宫非乱了不可，这对皇上不好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这是吕夷简的视角，那仁宗怎么想的呢？

我有一个猜测：这是宋仁宗对台谏官的立威之举。摆脱刘太后的控制，这是仁宗亲掌大权的第一步。让满朝大臣明白，规矩是应该有，但是规矩是皇帝我定的，而不是你们这些大臣随便说个规矩就能压我的，我要你们承认我的权威，这是第二步。

这个猜测符合事情发展的过程。最开始，在废后诏书没有颁布的时候，仁宗是有犹豫的。甚至在废后诏书下过之后，他还下过一道诏书，那个措辞就很有意思了，说皇后有过错，大家都知道，但是我呢，宽大为怀，还没有废黜她，只不过让她换个地方住住，让她好好反省，至于生活待遇嘛，还是按皇后的标准给。这是啥意思？就是没下决心嘛，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嘛。

但是自从范仲淹等人，也就是台谏势力的介入，大家群情汹汹地一反对，反而帮宋仁宗下了决心：

你们反对？好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我偏要废后，我偏不让你们说话，我偏要把你们贬出去，把你们贬出去之后，我还要在丧服期间娶个新媳妇，至于我喜不喜欢这个新媳妇，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在你们反对的时间内把媳妇娶了。我倒要看看，我的家事，是我做主？还是你们做主？我刚刚摆脱太后的阴影，岂能马上又被你们这些大臣掣肘？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刚才这一段，是我替仁宗写了一段内心独白。

最后的结果你也看到了，皇帝和士大夫达成了一种默契：皇帝坚决要做的事，你们不能拦，拦也拦不住。你们要表达，可以表达，但是要在允许的界限内。

万维钢老师在《精英日课》里面介绍过一本书，叫《权力七规则》，作者是斯坦福大学的组织行为学教授杰弗瑞·菲佛（Jeffrey Pfeffer）。这本书的内容，还是挺让我惊讶的。因为权力世界的逻辑，我们普通人其实是很难理解的。比如其中就有一条，权力的规则，就是要不讲规则，突破规则。

道理很简单，文明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大部分人都遵守规则。我们从小受的训练就是要做老实人、要听话、不要给人添麻烦、更不要惹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敢小小的冒犯一下规则，他就能获得更大的利益，甚至就是更大的权力。

举个例子，按照正常的规则，在公司里办个事，要层层打报告，等待审批，往往好事也等凉了。比如有个人干脆破坏规则，直接跑到公司老板的办公室里，去找他申请资源。没准他一听有道理，当时就批了。他不仅得到了资源，还让一层层的官僚觉得他不好惹，还在老板那儿留下了好印象。多赚！没批怎么办？没批，他有什么损失呢？为公司的利益破坏了规则，这事不难被原谅吧？要不怎么美国有句谚语，说得真精彩，叫：“与其请求允许，不如请求原谅”呢。对啊，遵守规则的人，天天等着别人允许，而那些破坏规则的人，反正规则已经破坏了，我就等着别人原谅呗，反正我事情已经做了，该拿的好处，该得的权力。已经拿到了。

更进一步地说，敢于小小地破坏规则的人，会被旁观者认为有力量，也就是有权力。

有这么个社会心理学的实验：一群人在市政厅等着办事，大家都老老实实地坐着。服务台上有咖啡，但是并没有人管理，更没有人邀请大家喝咖啡。这时候有位老兄站了起来，一个自顾自地去拿了杯咖啡回来就喝。事后调查在场众人，大家普遍认为拿咖啡的那个人非常强，非常有权力。

现在你明白宋仁宗为什么要这么做了。他肯定没有看过《权力七规则》这本书，但是，他毕竟已经当了十几年的皇帝，他有一个最高权力者的本能和直觉。他会知道的：打破一下规则，这既是对底线的试探，也是在塑造和扩张自己的权力。

好在，宋仁宗是一个仁厚的人。他并没有乘胜追击，也没有意气用事。他破坏了规则，试探了底线，确立了权威，然后就鸣金收兵了，不为已甚。

就拿那两个被贬出京城的台谏官来说：孔子的后裔孔道辅，四年后就被召回了开封，而且还升了官。还有范仲淹，更快，第二年，1035年，就被调回开封委以重任，成了开封府的知府。其他几个因为仁宗废后的事说了话，贬了官的人，比如段少连、富弼等人，后来也都被召回，而且得到了重用。你看，发飙不是目的，处理人也不是重点，借此树立皇帝的权威才是根本。

现在我们能理解那句话：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的意思了。一个会当皇帝的人，他得在仁厚和果决，讲规矩和不守规矩之间，拿捏住那妙到毫巅的分寸啊。难怪，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后来评价宋仁宗，说这个皇帝厉害啊，他执政的时候，无论是宰相还是台谏，都不敢胡来，都被皇帝拿捏得死死的。

好，这就是1034年，宋仁宗作为一个皇帝，在政坛上正式地、独立地亮相的故事。我们明年，1035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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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今天的最后，我想致敬作家史铁生，他的那本《我与地坛》，影响了我们这一代几乎每一个读书人。为什么要致敬他？因为这期节目，我讲的是宋仁宗怎么完成自我的诞生的。他通过树立权威，告诉别人，我和你们不一样。但是，这毕竟是一个二十多岁小伙子的想法，如果宋仁宗当时读过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他应当知道，在我和你们不一样这个境界之上，还有一个境界，是其实大家都一样。下面这段话，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抄在小本本上了，今天拿出来，给你念一念：

“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有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那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谨以这段话，致敬作家史铁生！致敬我们应该会踏上的人生的下一个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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