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90年：老人家的价值是什么？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90年，大宋元祐五年，大辽大安六年。

熟悉“元祐”这个年号的朋友都知道，这是大宋历史上很特殊的一个阶段，主要的特征就是走回头路。神宗皇帝在的时候，要改革；神宗皇帝一死，神宗的母亲，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说你那新法都是胡闹，很快废除了神宗时期的大部分新法。妈妈改儿子，那不是理所应当吗？所以，过去这几年，大宋朝廷大体都维持着这种从新到旧，“全体向后转”状态。

但是，到了今年，朝廷里的气氛还是有点微妙的变化。为什么？因为赵煦，也就是哲宗皇帝，今年也虚岁15岁了。15岁的男孩，长得快着呢，乍一看已经有个小伙子样儿了。今年高太皇太后就已经在为哲宗操心婚事，让有关部门把皇帝大婚相关的礼仪都找出来，随时要用得着了。

大家嘴上虽然不提，但是心里都知道，哲宗皇帝亲政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到那个时候，朝局难免会出现重大变化。哲宗是神宗的儿子，按照那个时代的道德准则，儿子得继承父亲的遗志，所以，哲宗亲政，很可能就意味着神宗时代政治路线的回归，表现在人事上，就是新党又要回来执政了。到了元祐五年，很多人就开始给自己留后路了。比如，这一年宰相们就开始安排一些新法派的官员升官，收买人心——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你们千万别记仇。

但是，高太皇太后不乐意啊，我人还没走呢，茶就凉了？我的政治路线就不算数了？有一天，老太太就把宰相们叫来，发下来一张纸：你们给我念念，上面都写的啥？

这是苏辙写的一份奏疏。大概意思就是，不要天真地以为，新旧两边的人都用，这就是宽容了。这两波人，正邪不两立，搞不到一起的。等念完了，老太太说，我觉得苏辙说得对，你们觉得呢？那宰相还能说啥？对对对，您说得也对。

这就是这1090年，元祐五年的大致氛围。

这一年，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但是对后来的历史来说，有两个人，一来一去，值得注意。来的人是谁啊？秦桧啊，害死岳飞的那个秦桧啊，中国历史上名声最糟糕的人。没有之一吧？这一年，秦桧出生。他的故事，咱们得到下一季的《文明之旅》再展开了。

那走的人是谁啊？仁宗时代的老宰相、神宗时代的老枢密使、现在这个时候的“平章军国重事”——这官儿在名义上比宰相还要大——文彦博，这一年，他退休。

但是请注意，这不是文彦博第一次退休了。他在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那可是七年前，就已经退休过一回了。那年他78岁。后来他81岁又复出，到了今年，又以85岁高龄，再次退休。退休之后，这位老人家居然又活了7年，92岁才去世。你想，一个宋真宗时代出生的人，居然差一点见到了宋徽宗上台，这辈子简直要纵贯北宋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活这么长的人本来就没多少。自诩好几百岁的道士不算哈，那基本都是吹牛。而像文彦博那样，不仅活得长，而且还能担任宰相级别的高官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人，那就更是绝无仅有了。

92岁，在古代，那是什么概念啊？生命奇迹啊。

你想，当时可没有现代医学。一个人生下来，能闯过婴儿期，就很不容易。什么难产、脐带感染、天花、麻疹、百日咳……婴儿的死亡率往往能达到20-30%。

等孩子大一点了，冒冒失失的，外伤的风险又很大。那个时代，一点点的伤口感染，都有可能致人死命。

40多岁的时候，又一个大难要临头了，就是牙齿的问题。那个时代30岁之后的人基本都有龋齿和牙周炎的问题，40多岁牙齿普遍开始脱落。牙一掉，当时也不能种植牙，进食就是问题，长期营养不良，引发贫血和免疫力下降。

50岁以上的人，大量心脑血管的慢性病又扑上来了。我看古籍上，很多人岁数大了，都有腿脚上的毛病，比如白居易、欧阳修、富弼、司马光、苏轼、朱熹、陆游，生命的最后阶段，都是腿脚不行，有的是麻木，有的是长疮。我怀疑其中很多人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你就看这一关关的，真是难过啊。要不怎么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呢。文彦博那么长寿，神宗皇帝其实问过他，你怎么养生的？文彦博说了一通什么要宽心，不要被外面的事打扰内心安宁，凡事适可而止之类的话。但是，这种话咱们也就是听听而已。心境平和的人有的是啊，但能像文彦博这样，不仅活到了92，而且还能出门做官，这也太罕见了，肯定还是因为他有着惊人的个体禀赋再加上惊人的好运气啊。

那今天，我们就来送别一下传奇人物文彦博。顺便也思考一个问题，年长者在人类文明中，到底贡献的是一份什么样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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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彦博其人

先简单介绍一下文彦博其人。

他是山西介休人，出生在1006年，那还是宋真宗的时代。他这一辈子，不仅每一段路几乎都很顺，而且等每一段路快走到头了的时候，他突然又能找到一条新的路继续往前走。那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他是在22岁那年中的进士，这读书够顺的了吧？然后，地方官、京官、地方官转了一大圈，到了43岁，就当到了参知政事副宰相。只用了20年啊，就从普通进士升到了官场最高层，这仕途也是够顺的了吧？

一般人到了这一步，也就停了。但文彦博还能继续往上，在宰相班子里，又从副宰相干到正宰相，从排名第二的正宰相当到首席宰相。等到了这个地位，那是高处不胜寒啊，要不就长期当宰相，要么就要栽跟头。文彦博没能长期当宰相，但也没有栽跟头，他居然又转了个赛道，去当枢密使了，也就是大宋朝主管军事的最高长官，也是宰相级别的官儿。这枢密使他一干就是八年。

枢密使虽然地位很高，但毕竟不是中书省的宰相，按说对一般的朝政的发言权就要弱一些了。但是文彦博，又遇到了一个机会。

这是什么时候？王安石变法啊。依着王安石的脾气，只要是反对他新法的人，一律得想办法撵出开封。他撵走了欧阳修、富弼、韩琦、司马光，但最后就剩这么个铁杆反对派文彦博撵不走，待在枢密使的位置上岿然不动。我们分析过，这可能也是神宗皇帝有意的：就是要在朝廷里面留这么一面反对派的旗帜，多少起到一点制衡王安石的作用。所以你看，文彦博在枢密使这个偏一点的位置上，居然成了反对派的旗手，这又进入了朝局的主流。

这个时期的文彦博留下了一句名言。

那是熙宁四年，王安石变法最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一次朝堂辩论，文彦博说了一句保守派的老观点，没想到擦出了新火花。他说：祖宗之法都在，不用改啊，改了会失掉人心的。神宗皇帝说，变法，不过是士大夫们不高兴，老百姓又不会觉得不好。文彦博就接了这么一句，“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你皇帝是跟我们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不是和老百姓一起治天下。

现在我读这段史料，感觉文彦博其实也是口不择言，说了一句即使在当时也有点政治不正确的话。传统儒家还是很讲究把民众、百姓放在国家的核心位置的，“民惟邦本”嘛。结果文彦博一着急，把实话说出来了：哎，你要搞明白啊，你皇帝是跟我们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不是和老百姓一起治天下。这也太露骨了。所以，后来有的批判者就说了，你看这保守派，獠牙呲出来了吧？他们是要绑架皇帝，跟他们一起欺负老百姓。当然也有赞赏文彦博的：说你看宋朝时候的士大夫，胸脯一拍，要跟皇帝一起治天下，这是得有多大的自信？

不管是批判还是赞赏，反正就是这句话，成就了文彦博在后世的名气。不信，你可以去网上搜，现在的文章提到文彦博，很大概率都是因为这句话。

说这句话的时候，文彦博已经66岁了。这是什么年纪？你想，宋朝的名臣，活到这个岁数基本也就油尽灯枯了。寇准享年是63，欧阳修活到了66，王安石是66，司马光和韩琦都是68。富弼虽然活到了80，但也是在66岁就辞去宰相不干了。所以说，66岁的文彦博留下这句“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的硬话，按说这也就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最后表演了。

但谁也没想到，他居然又能开辟出一个新的赛道，叫“长寿赛道”。他居然从66岁，一直熬，熬到了神宗的元丰六年，78岁才退休。这应该差不多了吧？不，接着熬，把神宗皇帝熬走，等到了司马光上台执政，居然又把81岁的文彦博请出山做官。

我小时候，老家有一句话，叫“70不留夜，80不留餐”，就是说70岁的老人，关系再好，也别留在家里过夜，80岁的老人，连饭都不敢留他在家吃。风烛残年了嘛，怕出事。而司马光居然还要把80多岁的文彦博抬出来当官。这本来够惊人的了，但传奇还没有结束。文彦博居然又把司马光又给熬走了，到这一年1090年才再次退休。后来，他甚至把高太后也熬走了，差一点还活过了宋哲宗，直到1097年，才以92岁高龄去世。

如果把文彦博的一生划分一下，那应该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当宰相之前的43年，他靠的应该是能力和水平，要不然考不了进士、升不了官儿嘛；第二阶段，当宰相和枢密使，这是26年，这么高的地位能待住，主要靠的，就是政治立场了。而第三阶段，就是卸任枢密使之后一直到去世，这又是20多年，你说他靠什么？应该靠的就是这把年纪本身了。

比如，熙宁六年的时候，文彦博卸任枢密使，以68岁的高龄去大名府当地方官。大名府在河北一带，是当时的北京，也是对大辽的国防枢纽啊。神宗非常信任他，说您啊，虽然不当枢密使了，但是德高望重啊，拜托您帮朝廷看着北大门。

当时一些年轻官员看不惯，说这老头来了有啥用？就有人找皇帝告文彦博的状：报告皇上！他来了之后什么都不干！

神宗在告状信上直接就批：文彦博你就给我踏实待着，小事根本就不用你操心。你身边那些告你状的小臣，这么无礼，看我怎么收拾他们。果然，神宗不久就把告状的人都罢了官。这个态度还不明显吗？朝廷只需要文彦博的存在，不需要他干活儿。

到了文彦博退休之后又二次出山，就更是这样了。那是元祐元年的四月份，司马光的身体已经垮掉了，他得为保守派阵营准备一杆新的大旗，所以又请出了文彦博。

可是文彦博毕竟也81岁了，即使愿意回来，还能让他干什么具体的事呢？当宰相也不合适，于是就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职位，叫“平章军国重事”，相当于国家重大事务总顾问，没有什么责任，但是地位还要高过宰相。准许他六天一上朝，上朝的时候允许家属搀扶。而且，他见皇帝的时候还享受VIP待遇，皇帝要专门腾出功夫，只接见他一个人。

这个阶段的文彦博，也没看他具体干什么说什么。要说他有什么重要活动，那就是不断打报告说，我身体不行了，我要退休啊。但是朝廷的态度是两条：第一，不允许任何衙门接收文彦博请求退休的奏章；第二，如果文彦博的奏章不是请求退休的，照常接纳。双方就这样足足耗了四年，直到今年，85岁高龄的文彦博才终于成功走人。

所以，这次回来的文彦博其实就是朝廷的一个符号，他在这儿待着就行，真的不用具体再干点儿什么了。

文彦博这个人，越到后世，地位越突显。你就看那个历代帝王庙里面，从祀的大臣，也就是有资格陪着他们的皇帝享受香火的大臣，一共79个人，北宋也就分到了11个名额，其中就有文彦博。在后人的眼里，他居然是和寇准、范仲淹、司马光这些人并列。其实你细看文彦博这辈子，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之所以有这样的历史地位，应该是和他的超级长寿，在政坛上超长待机的独特经历有关。

所以，我们今天回顾文彦博的故事，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观察窗口。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当一个人老了，不再能具体干活和办事，甚至也不再能贡献知识和经验的时候，他还有什么社会价值？当他什么都不干的时候，为什么世界还需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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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者的价值

老人到底有什么价值？

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我们这代人马上就要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一方面，医学在持续进步，我们很有机会拥有百岁人生。这是好消息。另一方面呢？新事物层出不穷，人一不小心就落伍了。35岁，就有人说太老了，很多工作岗位就不要了。你看，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状态：人死得越来越晚，但老得却越来越早。

这意味着什么？将来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老人”。如果按照传统的认知，这可都处在能力持续下行、价值逐渐暗淡的状态里啊。就算咱60岁退休，后面还有黑洞洞的、40年的下坡路。这样的人生也太令人沮丧了。

所以，想清楚老人的价值，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尤为重要。至少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就提前做准备。

过去，我们是怎么看待老人的价值的？比如说，我们会这么夸奖一个老前辈：您的经验可是我们事业的宝贵财富啊；您可要做好对年轻人的传、帮、带啊；您是老当益壮啊；您要发挥余热啊，等等。这么说当然没错。但是，这些话背后的逻辑仍然是：老人的价值还是基于他的做事的能力，你得干点儿力所能及的事，你得拿出知识、经验帮助别人，那就还是好样儿的。那反过来说呢？就是一句非常残酷的潜台词了：你只要不再干活儿，不再继续发光发热，那不好意思，你还有什么用？

那你试想一下，我们每个人终究会有失能，甚至是失智的那一天，那我们生命的终点就注定是如此暗淡的吗？

而今天我们看文彦博的故事，有趣的点就在这里：80多岁高龄，还被请出来做大官，什么也不用干，朝廷还捧着当个宝，你说朝廷图他个啥？

我先说一个大家在身边都能观察到的现象：很多大家庭，家里老人还健在的时候，儿女们会经常回来聚聚。但老人一旦走了，兄弟姐妹之间也不见得有什么矛盾，但交往就是越来越淡，甚至渐渐地断了来往。从这个场景里，你会发现，这个家里的老人，也一样是什么都没有做，但是他的存在还是有价值，那就是维持了一个社会网络本身的存在。

你可千万不要小看社会网络的用处。为什么经济危机的时候，有些企业濒临破产，但是国家还是要想法设法地救？按说，市场经济，企业在竞争中失败了，就应该破产啊，把资源释放出来再重组啊，为什么还要救它呢？这不止是怕企业的员工失业，更重要的是，一个企业就是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网络，一旦解体，有些产品、有些工艺、有些人和人之间的协作方式，就再也没有了。2025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杂志》就有一篇文章说到，美国在2011年关闭了F22猛禽战斗机的生产线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放在当时看，这个决策可能有它的道理，但是等时过境迁，再想恢复这条生产线，发现原来供应链上的企业都改行干别的去了，再想重启就难比登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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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一个小小的家庭网络，老人的价值也很大。老人一辈子的经营，未必有什么丰功伟业，但他还是会成为某些家庭网络的核心和枢纽。这个节点不用做什么，他的存在本身，就维系了整个网络的价值。很多中年人都知道，只要爸妈硬硬朗朗的，我心里就踏实，爸爸妈妈就是挡在我跟死亡之间的一堵墙。中国人有一句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这种网络效应。老人只要健在，家就没散，在有些关系网络里的面子就还在。

而文彦博这样的人，他这辈子活得长，编织的关系网络就更大了。

首先是当了半个世纪的高官，门生故吏遍天下。这个不用说了。文彦博的子女还特别多，他有八个儿子，都当官，据说还有四个女儿。通过子女的婚姻嫁娶，他与前宰相庞籍、吴充，前参知政事程戡，前枢密副使包拯，前三司使蔡襄都结成过儿女亲家。别忘了，他活得特别长，所以孙子孙女的婚事也能做主。比如说，文彦博把他最疼爱的一个孙女，嫁给了老宰相韩琦的孙子。文彦博还有个孙子，娶了前宰相蔡确的侄女。等等吧。

你会发现，文彦博这个节点可真是四通八达啊。文彦博和司马光，表面看起来就是政治同盟的关系，都是反对新法的保守派嘛。但其实，他们之间还有一份很隐秘的联系：文彦博有一个亲家，是前宰相庞籍，而庞籍是司马光的恩师，是那种情同父子的师生关系。

再看另一边，文彦博和新法那边的人，其实也有联系。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前宰相蔡确，文彦博的孙子就娶了蔡确的侄女。而蔡确，那可是王安石之后新法派的旗帜性人物之一。再比如，文彦博有一个亲家，是前三司使蔡襄。但是你知道吗？这个蔡襄还有一个族弟，就是蔡京，后来著名的大宋权相蔡京啊。顺着文彦博的关系网，居然也能通到他。

文彦博经营关系网，可不只是靠娶媳妇嫁闺女，他本人就是一个非常善于社交的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酒局“洛阳耆英会”，就是文彦博攒起来的。“耆”是老的意思，“英”是精英的意思。“洛阳耆英会”就是洛阳老年精英协会的意思，里面有富弼、司马光、王拱辰、程颢，等等十几个人，是大宋顶级的“退休天团”。每次他们聚会的时候，洛阳城都轰动啊。嚯！这么多须发皆白、衣冠伟岸的长者集中出动，仿佛神仙中人，大家都追着看。你要是平时乐于攒局，就知道，能攒出一个大家都乐于参加的局，那是既看人品、又费心力的事儿，很不容易的。快八十岁的文彦博，居然乐此不疲。

你就想吧，这一辈子，靠政治博弈、靠官场往来、靠血缘姻亲、靠酒局诗会，再加上他活得长，文彦博得经营出一张多么庞大的关系网啊？现在再请你感受一下文彦博的价值：这个老寿星只要还在朝廷里，即使一言不发，新法派也好、保守派也好，都在他老人家的私人关系网络的某个节点上。他在，网络的联系就在，很多隐性的冲突就会有顾忌、有缓冲，很多隐性的合作就会有机会、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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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说，这是不是中国文化的独有现象？中国人比较尊重老人嘛。那可不是。尊重老人，本质上是在尊重老人背后的那张他用一生编织出来的社会网络。这个现象，在所有文明当中都有。

我举个美国的例子：美国1787年的制宪会议。那个时候美国虽然打赢了独立战争，但是整个国家该怎么建设，还没有方案。所以，1787年，来自12个殖民地的代表在费城开会，要制订宪法。你想，那可是大夏天，五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房子里，因为怕消息泄露，又把门窗关得死死的，就这样开了几个月的会。那会议的气氛，好不了。而且参会的代表，都是来为各州争取权益的，不是来妥协的，否则回去也没法交待嘛。所以，不管与会者口才多好、算盘打得多精，一旦发生矛盾，彼此都很难说服。

那为什么后来还是顺利搞出了第一部美国宪法呢？我读过一本书，就是美国制宪会议的会议纪要，叫《辩论》。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不管年轻人的表现多么精彩，这次会议成功，主要是因为两个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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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55岁的华盛顿，当时带领美国打赢独立战争的总司令，也是后来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还有一位年纪更大，81的富兰克林，就是那个下雨天放风筝，研究雷电的那位科学家。

那这两位在会议上什么表现？一位是打过天下的总司令，一位是岁数能给在场所有人当爹的老人家，一个摆功劳？一个摆资格？没有。这两个人在会议上几乎是全程不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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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是大会主持人，几个月的会，他只发过三次言，实质性的表态只有一次，剩下两次，一次是开幕时候的简短致辞，一次是会议结束的时候，他问，这会议记录保存在我这儿吗？还是该怎么办？剩下来的时间，华盛顿完全不说话。

那不说话，就没有作用吗？当然不是。你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在场每个人的感觉。大家可以分歧，可以吵，但是因为华盛顿在这里，那可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总司令啊，那么艰苦卓绝地赢得了独立战争，大家才有坐在一起开这个会的机会，看在他老人家的面子上，大家不会失态，不会吵到掀桌子的程度。

这就是老人的一个重要作用：谁都在他的关系网络中。老人在，那个隐性的网络的约束力就在。你作为一个点，可以和其他的点闹矛盾，但是，你得控制矛盾的烈度，不能闹得太出格，否则就是对那个老人不尊重，那就是对整个网络价值的破坏，那可就站到了所有人的对立面。

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为什么动不动就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家”？就有这个原因。一个孝子，因为要顾及父母的面子，不会在社会上胡来的；因为想要光宗耀祖，所以会在各种社会场景里保持体面。你看，孝道不仅可以规训一个人在家庭里的行为，他所有的社会行为，都被这张网络约束住了。

古代王朝为什么动不动就说“本朝以孝治天下”？因为，爱父母是人的天性中都有的东西，朝廷抓住这一点，利用它、强调它、扩大它，把它强化成“孝道”这种意识形态，最终效果是——在广泛地社会场景中起到约束人的作用，从而大幅度地降低了社会治理成本。

这是不是一种很精明、很成功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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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生命

刚才说到老人的价值，绝不仅仅是他脑子里的知识和经验，更在于他背后的社会网络。而社会网络的背后呢？我们还可以再深看一层，那其实是某种超越性的价值。

举个中国历史上的例子。汉朝初年的刘邦，曾经想过要换太子。太子这边的人就想了一个办法，请出了商山四皓，“皓”就是白的意思，隐居在商山里的四个白发苍苍的老头。请来之后，这四位老人家啥也没有做，就是跑去和刘邦见了一面。刘邦说，当年我请你们出山帮我，你们不肯，现在怎么肯帮我家太子呢？老头儿们说，你这人老骂人，我们不受那个窝囊气，所以躲起来了。但是太子不一样，太子为人仁孝啊，天下人都愿意为他效劳啊，所以，我们就来了。刘邦说，那好好好，你们好好地帮太子吧。完事这四个老头就走了。刘邦就在那儿叹气，这太子是换不成了。为啥？一叶知秋啊。连商山四皓都出来帮太子，说明太子的羽翼已成了，已经动不得了啊。

你看，在这个故事里，这商山四皓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是给刘邦发的一个信号。

四个老人家那么大岁数了，自己也不会求什么功名利禄了，那他们说的话，就多了点儿客观性和超越性，再加上他们见多识广，他们的立场就多少代表了天下人的朴素共识。对于刘邦来说，他不仅要做现实的政治算计，还要考虑天下公论。千万不要小看“天下公论”，在政治博弈中，天下公论和人心所向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在政治博弈的关键时刻，它更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所以，商山四皓的立场，其实就是刘邦感知天下公论的仪表盘啊。

这是老人社会价值的一个更高的维度。他们可以在社会争议中代表一种更客观、更超越的立场。

还记得我前面说的1787年的美国制宪会议上，还有一个老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吗？他那时候已经81岁了，身体也不好，会议发言往往是写成书面的，然后请人代读。他在会议上也是起到类似的作用。各个州的代表，那些年轻人争议的事，他已经没有那么关心了。那他起什么作用呢？有一次，当大家吵得上头的时候，富兰克林说话了：我已经活了一大把年纪。活的时间越长，就越相信是上帝在主宰着人间的事务。而现在看你们吵成这个样子，这证明，人的悟性绝非完美。看来，我们只有祈求上帝保佑了。我建议，聘请牧师，在每天开会之前主持祈祷仪式，让万能的主引导我们前进。

你听，富兰克林的话好像有点跑题，大家吵架呢，搞什么祈祷？但其实，这在争吵白热化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提醒：我不是赞成你们任何一方，我是给你们提供一个视角，一个超越性的“上帝视角”，在这个视角下你们会看到自己理性的局限，看到这一点就好办了，你们就会重拾回到谈判桌前的信心了。这也是《菜根谭》上的那句名言说的了：“从热闹场中出几句清冷言语，便扫除无限杀机。”

回到大宋朝的文彦博，他在朝堂里的存在，其实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新旧两党再怎么吵，也是为了当前的这点矛盾。但是只要看见文彦博——那是谁？真宗皇帝时代的人啊，仁宗皇帝任用的宰相，历经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的老臣啊，他现在垂垂老矣、须发皆白，80多岁还在为国操劳，那是一种超越于现实的人格存在啊。大家再吵点什么，是不是也会多一点相忍为国的念头？

你看，经过这么一梳理，你会发现，老人的价值，何止是他脑子里的那点经验和知识？何止是他还剩下的那点行动和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是一种超越性的、全局性的存在。年轻人的分工，是创造现实的社会价值，而老人呢？他们可以成为一种符号，是人类文明过往一切历史经验和精神价值的人格载体。他们在场，那些历史经验和精神价值就在场，就会参与到年轻人的决策之中，就会有一种力量，让年轻人有机会从世俗的、局限的处境中挣脱出来。这是人类文明演化、传递和延续的一种内在机制。

最后给你推荐一本书，比利时进化学者马克·内利森写的《我们终将老去》。这本书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你想过吗？人类是自然界唯一的有两段生命的物种。

人类的第二段生命的打开，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在我们的老祖先，类人猿阶段，寿命通常只有30岁。但是，在大约三四万年前，一个奇特的转折点突然出现了。人类的寿命突然显著延长，活到50、60岁甚至70岁成为可能。为什么？

过去的解释通常是，因为生产力发展了，生活条件变好了，人自然就活得长呗。但是这本书说，不对。物种的寿命是受基因限定的，一条狗，再好的生活条件也不至于让它的寿命延长那么多。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要的变化，以至于有长寿基因的人被筛选了出来。简单说就是：有很多老人，对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是利大于弊的。

是的。从三四万年前开始，老人就已经不再用自己的行动能力来为文明做贡献了。他们展开了第二段生命，他们贡献价值的方式和年轻人截然不同了。那这个方式是什么呢？除了传递经验和知识，我们今天还看到了两点：

第一点：编织一个高价值的社会网络，并成为维系这个网络的枢纽。那就要求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与人为善，勤于连接，更积极地识别、帮助优秀的年轻人。

老人的价值还有更重要的第二点：成为人类社会重要精神价值的人格载体，即使你什么都不做了，甚至已经不在了，大家提到你，还能精神为之一振。

据说，迪士尼公司内部，如果说某一种行为真棒，他们不会空泛地说“好”、“棒”，而是会说，如果沃尔特·迪士尼先生活着，他看到了，会非常高兴的。沃尔特·迪士尼在1966年就去世了，他的名字，成为一大团很难描述清楚的优秀品质的符号载体。

孔子这辈子也是这样，你很难说他做出了什么了不得的成就，但是他老人家谢世之后四百年，有一个叫司马迁的后生是这么写他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我只要一提到孔子，我眼前就出现了一座高山一般的人格，我赶不上，但是我非常向往。孔子即使不在了，他也能成为我心里的一盏灯啊。

我们每个人都注定会老去。老，过去的看法，似乎就是一切价值都在熄灭，一切道路都是下坡路。不，我们就是要找，要在这老境颓唐中去找，找到哪怕一条可以一直向上的道路。

永远老当益壮，不可能；永远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没必要。

但是通过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件事，一是编织一个价值更高的社会网络，二是成为一个更超越价值的人格载体，这是两个终生都可以持续努力的目标。

这是一段怎么走都没有下坡的路。

好，这就是我在公元1090年，为你讲述的文彦博的故事。我们到公元1091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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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这期节目我们说，老人是某种超越性存在的人格载体。对于人类来说，这个靠想象来对日常生活赋予意义的物种，就是需要随时随地感知到超越性的存在。

比如，中国古代有一种童蒙读物，是教小孩子对仗和押韵的，意象的密集度就特别高。这类读物里最有名的，是《声律启蒙》和《《笠翁对韵》。就算今天城市化了，孩子平时的生活中很多过去的物件已经不见了，但是文明不应该让他们忘却这些物象的存在，这是我们成年人的责任。

我今天给你念一段李渔写的《笠翁对韵》吧。就不念大家都熟悉的“天对地、雨对风”了，念一段稍微生疏一些的：

山对海，华对嵩，四岳对三公。宫花对禁柳，塞雁对江鸿。清暑殿、广寒宫，拾翠对题红。庄周谈幻蝶，吕望兆飞熊。北牖当风停夏扇，南帘曝日省冬烘。鹤舞楼头，玉笛弄残仙子月，凤翔台上，紫箫吹断美人风。

愿这些美好的、超越性的、在日常生活中难得的意象能够陪伴你，让你的生活，时时、处处，都有意义。致敬古往今来，所有为我们提供超越性的文本和人物。

参考文献：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宋）文彦博撰，申纪元等点校：《潞公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宋）邵伯温撰，李剑雄等点校：《邵氏闻见录》，中华书局，1983年。

（宋）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中华书局，1984年。

（宋）蔡絛撰，冯惠民等点校：《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83年。

[美]詹姆斯·麦迪逊著，尹宣译：《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译林出版社，2014年。

[比]马克·内利森著，康建召译：《我们终将老去——认识生命的第二阶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4年。

葛兆光：《洛阳与汴梁： 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周扬波：《洛阳耆英会与北宋中期政局》，《洛阳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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