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03年：为什么“不听建议”也是一种好策略？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节目。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03年。

今年，在中国是大宋咸平六年，宋真宗在位。

读完这一年的宋朝史料，我有一个感受：如果历史背后真有一位操控者，你真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个喜欢躲猫猫的小孩，还是一位深谋远虑的老人。至少在1003年这一年，这两种性格都有所体现。

比如你看西北方向：宋朝把灵州丢给了西夏之后，非常紧张，在今天宁夏固原、甘肃庆阳一带设置新的防线。就怕西夏的李继迁打过来。但是没想到，李继迁不仅没有打，而且去打更西边的吐蕃部落了，而且过程中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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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宋朝这边并不知道，所以还在严防死守。你说，这是不是历史在躲猫猫？

但也是在这一年，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出生了。当时谁都没想到，就是这个小家伙在30多年后，创立了西夏帝国，给宋朝、辽朝都带来了天大的麻烦。历史的下一手布局，就在今年开始了。你说，历史是不是一位深谋远虑的老人？

再来看正北方向：宋、辽双方军队在望都，就是今天保定的西南那个地方，打了一仗。宋朝输了。宋朝当时收到的消息是，将领王继忠战死。这个王继忠，不是一般人，从小就跟着宋真宗，算是皇帝的自己人，所以真宗皇帝非常悲伤，还追赠了他一个很高的官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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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实呢，王继忠并没有死，是被辽军俘虏了。你说，这是不是在躲猫猫？但是，王继忠的故事并没有完。到明年的澶渊之战期间，他会借着跟真宗之间的这层亲密关系，成为宋、辽两国之间和谈的关键人物。你说，历史是不是又在对未来布局？

想想我们今天，现实给我们的每一个信号，都有可能是虚晃一枪，也都有可能饱含深意。

好，具体到公元1003年，我们说一个什么话题呢？

咱们今天来说一个人吧：当朝宰相李沆。

本来，这个阶段的大宋朝廷上有三个宰相。但是，去年向敏中罢相；这一年的九月，吕蒙正也因为年老多病罢相。所以，1003年的九月份之后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宰相只剩下李沆一个人。而明年，也就是1004年，李沆就去世了。再不说李沆这个人，咱们就没机会说了。

当然，重要的不只是这个人，而是在他的身上，有一种很罕见的政治主张。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算是灵光一现。而李沆一死，就很少再有人大胆地、公开地、透彻地把这个主张讲出来了。所以，今年，咱们必须说说李沆。

是什么惊世骇俗的主张呢？带着这个问题，让咱们一起穿越回公元1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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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李沆这个人吧。他是洺州肥乡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邯郸人。

980年，宋太宗的时候，他中了进士。然后在官场上一路顺风，当到了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这个过程中，宋太宗当然一直在侧面观察，觉得这人不错，995年，给他派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去当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宋真宗赵恒的老师。

在皇权时代，给太子派师傅，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命。

你就想一个今天的人：自己交的朋友可以三教九流，但是再看看身边的这些朋友，有几个你是愿意让你的孩子受到他的全面影响的？你会发现，没有几个。皇家为太子选师傅，也是这么难。所以，李沆这项任命，意味着他受到了宋太宗比较全面的认可。

而且，这也就基本上算是给他预定了一个宰相职务。等太子当了皇帝，满朝文武都不太熟，不用自己的师傅当宰相，还能是谁呢？对。李沆后来就是走了这条路，真宗即位后，他当了6年的宰相，一直到他58岁，也就是明年1004年七月去世。

李沆的履历我们说完了，但是我猜，你对这个名字应该还是不太熟。那如果我要告诉你，李沆在历史有一个称呼，叫“圣相”，圣贤的“圣”，你可能就更奇怪了。

在中国，称得上“圣”的人，那肯定在本行里的成就是登峰造极的。比如“文圣”孔子、“兵圣”孙武、“书圣”王羲之、“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武圣”是谁？这个有争议。有人说是姜子牙，有人说是关羽，有人说是岳飞，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是响当当的名人吧？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圣相”李沆，如果不是专业研究者或者宋史爱好者，可能连他的名字都没有听过。按说，中国古代的名相多了去了：西汉的萧何、陈平，三国的诸葛亮，前秦的王猛，唐朝的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宋代，前有赵普，后有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哪个不比李沆名气大？怎么轮得到他来当这个“圣相”呢？

那是不是因为他是宰相，被同代人的的马屁精吹捧呢？

也不是。第一个给出这个名号的人叫王旦。他做过李沆的副手，后来又做了十多年宰相。作为前同事，王旦一开始对李沆的一些政治见解很不以为然，但是时间越久，他就发现李沆越高明，所以他慨叹说，李沆真是一个圣人，朝廷内外也就开始尊称李沆为“圣相”了。

请注意，这件事发生在李沆去世很多年以后，基本所以不存在拍马屁的问题。

如果你觉得同代人的评价难免言过其实，那就再看一位：600多年后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这本《宋论》里，对李沆的评价也是高得吓人。他说，李沆的见识远超唐宋时期的姚崇、陆贽、司马光等名相。

看起来，这位李沆确实是“有点东西”。

可是你要是看史料，这位李沆做的事儿，也不过就是一些什么为政清廉，直言敢谏之类的事：拿着儒家的道德原则，跟自己过不去，跟皇帝不见外。

比如，真宗想封后宫里的刘氏为贵妃，就在一个晚上，派人拿着自己的手诏去找李沆，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李沆看过之后，直接当着使者的面，把皇帝写的这张条子放在蜡烛上给烧了，一边烧一边让使者给真宗带话：“就说我李沆不同意。”

看起来有点胆大包天，但李沆毕竟是真宗的老师，说话做事稍微横一点，好像也正常。这么说吧：这类事不管李沆做过多少，和前朝的魏征比，跟同时代的寇准比，跟稍晚的范仲淹比，也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光靠这类事情，李沆是绝对担不起“圣相”这两个字的。

关于李沆的史料其实并不多，通盘看下来，我自己感觉：真正特别的，只有一条言论。这条特别重要，我得给你念一下原文：“居重位实无补，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此少以报国尔。”我当这个宰相啊，位置很重要，我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功劳，我唯一值得一提的贡献是：朝廷内外大大小小的官员提的建议，兴利除害的那些建议，我是一概置之不理啊。

你没听错，李沆就是这个意思：所有的政策建议，一概不理。这是我最重要的功劳。

什么话嘛！你又不是公园里随便一个倔老头，你是宰相哎！作为一名高级领导者，你听听大家的意见，这不是基本素质吗？“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是魏征的名言，这话你总该听说过吧？

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要解解这个谜：李沆为什么这么说？这背后的道理又是什么？

李沆这句话之所以重要，也之所以骇人听闻，是因为它触及到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设计的一项关键原则：有权力的人，必须要听取意见、建议，尤其是批评性的建议。

道理似乎也很简单：你有权力，你就可能胡作非为，那么，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议就是权力的刹车片和解毒剂。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战国策》里的，叫《邹忌讽齐王纳谏》。说有一个叫邹忌的人，老关心自己和另外一个徐公谁更美，就问自己的老婆，问自己的小妾，问自家的客人。大家都说，你美，你最美。

结果他后来真的见到了徐公，一看，自己远远不如徐公，于是就有了一个心得：夸我的，都是有求于我的，都是假的。骂我的，才是真对我好的。

然后他就把这个心得对齐王说了。齐王一听，对！有道理！就下命令说：你能当面指出我的过失的，受上赏！书面讲的，受中赏！在外面当众批评我，被我听到的，也有赏！然后据说齐国的政治就搞好了。

这个故事在中国太深入人心了。

中国古代的政治中，真就按照这个道德原则，设计了一个“谏官”制度，就是专门设了一个给君主提意见的职位。这个制度从周朝开始就有，演化到后来。这背后是有一套假设的：假设只要有人狠狠地看住有权者，不用你说话负责任，只要你说话有态度，那就一定能换来一个政治上月白风清的结果。

有人说：你看这个“圣人”的“聖”字（繁体字里），不是有个“耳”吗？圣人之所以是圣人，他就得听着。

唐太宗和魏征，更是靠这套逻辑合演了一幕政治大戏。太宗犯点儿错，魏征批评两句，太宗说“我改”，然后两个人一扭脸看史官，“记下来啊！”一个直言敢谏，一个虚心纳谏，一个千古名臣，一个千古名君，那真是一段相互成就的政治佳话啊。

但是，这套假设对吗？历史上很少有人怀疑。

直到我们今天讲的宋朝宰相李沆，突然冷不丁来了一句：不要给我提建议，提了我也不听。就和银行里贴的防诈骗告示一样，要求大家：“不听、不看、不转账。”关键是，他还把这个当成自己做宰相、报效国家的唯一功劳。

匪夷所思吧？那这背后，有没有点儿什么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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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李沆为什么不愿听建议呢？我们先听李沆自己的理由。他讲了两个理由：

第一个，他说：“那些刚刚考上进士的人，连怎么坐、怎么站、怎么行礼这种简单的事都做不好，见了面就大谈自己的功劳，自己的理想，希望我提拔他。什么治理国家，根本没法聊！我如果听他们胡咧咧，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叫笼络人心。哎，不好意思，老夫我做不到。”

第二个理由，他说：“国家的制度，已经创建好了。我要是按照那些提意见的人的想法去做某一件事，那就会损害很多人的利益。那些小人为了往上爬，瞎提意见，根本没考虑到残害老百姓的事。”

李沆给的理由就这两条。一条是，他们不行，提什么意见？一条是，现在就挺好的，提什么意见？

这，是不是听着有一些傲慢、霸道？

但是，过了600多年后，王夫之在《宋论》里，花了很大的篇幅给李沆做补充，他分类归纳了七种提意见的情况，具体的我们就不展开了，总之，他的结论就是：不管提什么建议，不管水平是高是低，不管初衷是好是坏，“凡是给当政者提意见的，说这个好那个坏的，没有一句话值得听。”

哎，这话说得就那么绝对！这话，要不是白纸黑字印在王夫之的书里，我们还以为出自哪个法外狂徒呢。

推荐一篇文章吧：中国社科院的林鹄老师的文章：《变法、党争与士大夫政治》，就详细介绍了王夫之的这套政治理论。

看完这篇文章之后，你会发现：王夫之有他的道理。

其实，如果抽身出来冷静想想，其实这也符合我们的常识。你想，对一个有权力的人提建议，背后往往都是有自己的目的的。

比如，末代皇帝溥仪有本回忆录叫《我的前半生》。他在这书里就说：他退位以后，表面上，身边所有人都在关心他，今天一个主意，明天一个奏折地给他提建议。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有些人主张一切照旧，因为只有这样，这些人的利益才能保证。比如说前内务府大臣绍英，就还是可以“总管内务府”，这里头多少有油水的；他自己的生父醇亲王载沣，就可以照旧每年领42480两银子的俸禄。

也有人主张留洋、出国，但是主张的去向又不一样：去过日本的罗振玉主张他去日本，当过驻欧洲公使的黄诰主张他到欧洲。但在溥仪看来，他们都是有图谋的：在他熟悉的地方，中国的前任皇帝在他手里，自己的身价也就高了嘛。就连下面一些小喽啰，也在打类似的主意。

溥仪的六叔载洵有个门客叫吴锡宝，写了个折子，一直劝溥仪用法律和法学家，说怎么怎么符合时代潮流。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人自己是个律师。

你看看，下面人给你拍马屁，固然要警惕，但那毕竟是把动机摆在台面上的。而如果反过来，是提建议，那就更要小心，因为那往往是利益经过包装之后的样子。

你可能会说，提建议的人也不见得个个都如此不堪吧？总有那些忠臣义士，完全没有私心的吧？或者，即使有私心，建议本身还是好的吧？

那好，咱们就来设想一种极端情况：有人对我提建议，他的动机绝对善意，建议也绝对正确，那请问有没有用呢？

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其实不少：比如有人告诉我，为了你好，你应该每天跑步十公里；你别熬夜了，应该早休息；你别刷视频、打游戏了，应该多读书；你少吃点荤腥和主食，应该多吃点蔬菜。

我当然知道他是好意，而且说的都对，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辩论高手黄执中讲过一句话：“你眼里的问题，其实是别人的解决方案。”

比如，一个小孩因为打游戏，耽误了学习。我们建议他以后别打了？只要深究一层，我们就会想到：他为什么打游戏呢？可能是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充满了挫败感，他在游戏中才能找到尊严感。所以，直接劝告他别打游戏，这不是解决了他的问题，这是拿掉了他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中国古代政治也是一样。如果一个基层官员看见了大量不合理想象，那是要求皇帝把这些现象去掉就行的吗？比如，我要是生在明代，我可能会觉得，太监出宫替皇上到处搞银子不合理，锦衣卫不合理，东厂、西厂不合理，但是，我喊破了喉咙，皇帝也不会取消这些机构。

道理很简单，皇帝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那些问题，在没有替代的解决方案之前，我认为不合理的这些现象是不会消失的。

你看，身在局中的人都知道，世界是一个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靠改动一两个点，是无法优化整个网络的。更进一步地说，胡乱地改动现状，带来的可能是更悲剧的结果。将来我们《文明之旅》节目讲到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还会再触及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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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不在我的局中，给我提建议，即使是出于好心，即使说得都对，我通常也只能是礼貌地笑一笑。

过去，我们经常把言论分成：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善意的，还是恶意的？等等。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还可以有一种分类：这个言论是指向自己的，还是指向他人的？

指向自己的言论，比如陈述自己的信息、观点、诉求，争取自己的利益，捍卫自己的立场，这些言论，只要不违法，都是社会的财富。

而指向他人的言论，就是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事，这种言论的价值就非常可疑了。

比如，你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如果你在大会上说，我希望大家伙儿畅所欲言，那请问你希望大家讲什么？讲各自部门的发展策略，为自己部门的兄弟，包括为自己争取利益，这肯定都是你应该听、也愿意听的内容。因为，这些都是指向他自己的言论。有些话，你可能听了也未必同意，但这都是你需要掌握的信息。

但是，如果一开会，所有人都站出来，要指导总公司怎么发展，这个说关键是要把食堂抓好，这样大家才能有士气；那个说咱们现在产品不行，要不咱们干直播带货吧？鸡一嘴鸭一嘴，你是不是要抓狂？

有一个关于华为的传说：说有个新员工，刚进公司，就洋洋洒洒，给老板任正非上了一封万言书，里面就提了很多关于企业发展战略的建议。任正非批示：“此人如果有精神病，建议送医院治疗；如果没病，建议辞退。”

我估计你听到这个故事不以为然，人家不就是提个建议嘛，不至于吧，也是为了企业好嘛。但真当过老板的人，闻听此言，恐怕会心有戚戚焉：不在老板的位置上，不承担那个责任，看不到他的全局，就不可能提得出来靠谱的建议。

对，这就是李沆那段话的意思：不在我的局中的人，不要给我提建议，因为没有价值。

那下一个问题又来了：如果不听建议，那掌权的人还怎么决策呢？一个国家的治理还怎么优化和进步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王夫之提出来的方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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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建议都不听，那一个国家还怎么变革，怎么进步呢？

王夫之给了一套解决方案，一共是四句话：“创制听之前王，修举听之百执，斟酌听之长吏，从违听之编氓。”

展开解释一下：

第一句：“创制听之前王”。这个“前王”指的是开国之君。当年先祖创业的时候，面对的情况是最复杂的，解决问题的条件是最充分的，所以，他们制定的制度框架有非常大的合理性，不要去动。

第二句话：“修举听之百执”。百执，就是各个垂直领域的专业干部。政策要不要调整？项目要不要举行？听他们的。言下之意，不要听外行的。郭德纲不是讲过这么一个段子吗？“比如我和火箭科学家说，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我认为得烧柴，最好是烧煤，还得是精选煤，水洗煤不行。如果那科学家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输了。”这是一种尊重专业的精神。

第三句话：“斟酌听之长吏”。斟酌，就是执行政策的具体分寸，多一点，还是少一点，轻一点还是重一点，要听谁的？地方长官和部门首脑的，这叫“长吏”。

确实，基层的情况千差万别，要是不给基层官员这种斟酌的弹性，他们什么也干不成。

前段时间，我看有个基层的村官，在网上分享工作经历。他说，我们这村子里村民爱赌博，本来家家穷的叮当响，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玩几把牌就输光。去劝吧，是不听的；去抓吧，要是在红白事那些场合上去抓，很容易引发冲突。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组织大家跳广场舞，定期举办广场舞大赛，请音乐学院的教授来当评委，还弄了个排行榜。就这样消耗村民精力，参加赌博的人就少了。但是这事，如果你要让一个外面的人来看，一定会说，这个地方的干部强制老百姓参加文化活动，这是搞面子工程。他们哪知道，我们的真实目的是不让村民赌博。

你看，有时候政策执行的那个分寸、那个劲道儿，还真的只能让最接近老百姓的官员去拿捏。不是身在局中的人，很难插得上嘴。

好，还有第四句话：“从违听之编氓（méng）”，编氓，就是编户齐民组织起来的老百姓。当时，老百姓只有被管的份儿，但是他们其实也有发言权，这个发言不是说话，而是用行动来投票。所谓“从违”，就是指老百姓是配合还是不配合。如果政策不合理，你放心，老百姓自然有办法钻空子、找漏洞、非暴力不合作，或者干脆走人，这个政策也是搞不下去。

你看，有了这么四句话，王夫之勾勒了一个完整的政策调整逻辑。1，大的制度框架，听开国之君的。2，政策该修该补，项目该干该停，听专业官员的。3，分寸该多该少，力度该松该紧，听地方干部的。4，配合还是不配合，愿意还是不愿意，最后看老百姓的反应。

王夫之设计的这套方案，有点像某种机械结构：先有一个稳定的框架，再有一些粗调的旋钮，还有一些精细调节的旋钮，一层一层地，让整个社会治理体系，既有稳定性，也能随机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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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方案的核心逻辑是：特定的人以特定的方式主持特定环节的运行和变革。这当然就包含了一句潜台词：请不要脱离自己的本位操别人的心。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并不需要专门给别人提建议的人？

在这四句话里面，我们作为现代人，可能最听不惯的就是第一句：“创制听之前王”。

凭什么？开国之君可能已经死了好几百年了，还把他的话当金科玉律，这不是用死人绑架活人吗？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能用我们现代人的角度去看。在古代，社会环境的变化缓慢。开国之君创制的制度框架确实有很强的适应性。

这里我只强调一点：当最高权力只在一个家族内部传承的时候，一代不如一代是大概率现象。

这个得认。用进化论里的一个概念来说，这叫“回归平均”。这是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发现的现象：父亲的身高如果大于平均值，儿子的身高大概率就会比父亲矮；反之，儿子的身高大概率就会比父亲高。其他，像智商、精力、体能，这些人体指标都差不多。

第一代创业君主，应该在各个方面的能力上都远超常人，但是，后代的能力回归平均就是必然的事，不可能代代都是天降猛男，这是个硬约束。

我们就看宋朝，宋太祖宋太宗那都不是一般人。太祖就不说了，宋太宗这个人，仅仅勤奋这一条，后来的子孙根本就比不了。

唐朝的时候，皇帝本来是五天一上朝。安史之乱后，国家事情多，皇帝也是干一天休一天。但是宋太宗可是一天都不休息。在位21年，天天如此，一直到去世当天，他还召见大臣议事。他管事儿细到什么程度呢？

自己能管得到的案件，自己亲自判决。比如开封府的案子，他留下的记录，是一天判好几百件。有臣子劝他，你这也太辛苦了。宋太宗说什么？他说：我一点也不觉得累啊，就是在那坐一会儿嘛，就把活儿干了呀。

你说这是什么精力？到了宋真宗的时候，刚开始还能坚持每天上朝，后来渐渐地就不行了，开始隔三差五给自己放假。真不是懒，就是常人的精力受不了。

这就要说到历史上的一个“名场面”了。话说汉代初年的丞相先是萧何，然后是曹参。汉惠帝觉得，我这丞相曹参天天只会喝酒，不思进取，你能改改吗？曹参就反问他，你的能力比得过你爹刘邦吗？比不过。那我曹参比得过萧何吗？比不过。

咱们比不过，那还瞎折腾什么，老老实实“循规蹈矩”，也就是按照开国制度办事不就完了嘛。这就是那个成语“萧规曹随”的来历。

所以，古人动不动就讲“祖宗之法”，讲“遵祖制”，这不是什么保守反动，这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可行的政治策略啊。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不讲历史故事，而是通过李沆的一段话，在反复玩味一种观念。

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两条：第一，不要听不相干的人的建议，动不动就兴利除弊，搞什么变革。那为啥呢？这就是第二条了：先王创立的制度，挺好的，能不动就千万别动。

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呢？放在全世界的思想谱系里，我们知道，这就是所谓的“保守主义”传统。

为什么要在这一期讲这个？因为即使在中国古代，像李沆和王夫之，把这套观念表达得如此明确、完整的人，其实也很少。今年是1003年，明年，李沆就要过世了。我们得抓住这电光石火的瞬间，捕捉中国思想史上这难得的只言片语。

那好，接下来我们就追问一下：保守主义，到底是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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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这个词，怎么听都像是一个贬义词。

这没办法。过去200年的中国人，时代主题虽然各不相同，但是思想底色都一样，都是主张变革，反对保守，都是觉得现状要改造，明天更美好，都是“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当我们听到“保守主义”的这一套观念的时候，难免会觉得是奇谈怪论，匪夷所思。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试着花一点点时间，来理解一下“保守主义”到底在说什么。理解之后，我们再做决定，要不要同意它。

保守主义的出发点是什么？是抱着传统、现状和老祖宗的话不撒手吗？是老古董吗？

不是。保守主义的出发点是“不信任”，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这是学习思想史的一个小窍门：咱们先别看一个思想家在主张什么，而要先看他反对什么、恐惧什么、甚至是厌恶什么。找到他的反面，再猛回头，看到他那一脸的气愤、恐惧和厌恶，你才能豁然开朗，知道他为什么有那些主张。

理解保守主义也一样，先看他们的反面：

他们觉得，一个人运用纯粹的理性思考和概念推演，就能得出一个改造世界的方案，那这个人也太狂妄了，他的结论也一定是一个乌托邦。人类社会可不是一台机器，哪里坏了修哪里；人类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体，没有任何人的智慧可以洞察它运行的全部规律。局外人，能看得到一项变革带来的好处，但是往往看不到隐藏的代价。

我举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例子。假如一个见习编剧，正在看一个剧本，突然冒出来一个新想法，我在故事里加进一只猫的角色。这个主意听上去怎么样？好像还挺靠谱的，只不过多了一只猫，猫又不要片酬，而且戏里有宠物，肯定招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啊。

但我得跟你说，这个编剧一定没看过一本书，叫《美剧编剧入行手册》，这本书就提到一个细节，千万不要写婴儿戏和宠物戏。为什么不能写？因为孩子和宠物非常难配合，拍摄现场搞不定，没准就要加班，片子的成本和复杂度就会上去。所以，别看只是给剧本增加一个看上去讨喜的角色，隐藏的代价却是巨大的。

你看看，就这么个小事，你不在局中，你就不理解一个变动带来的潜在的代价。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利不百，不变法”。没有一百倍的好处，都不要尝试做变革。按说有一倍好处不就可以搞变革吗？不，还要留下99倍的好处，来对冲那些不可知的、潜在的风险和代价。要对人类理性的缺陷做充分的估计啊。

对，这就是保守主义的根本出发点：不相信人类理性。

这下，你可能就更能理解李沆为什么说，我不听那些兴利除弊的政策建议了，“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这和西方的保守主义传统是一样的。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埃德蒙 · 伯克反对法国大革命，他不是反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他是不相信举着这个口号的人就能改造出一个更好的社会。

好了，说到这儿，保守主义者还没有说完，他们要求谨慎变革，并不是不让变革。那他们怎么变革呢？

这是一个非常开脑洞的思路。

保守主义主张，把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请到会议室里来，大家都参加投票，一起来做决定。但重点来了，谁是利益相关者？可不只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保守主义者说，在我们这代人之前，这个世界就已经有了。

在我们这代人之后，世界还要继续存在。那这个世界什么样，当然就不能只由我们活着的人说了算。死去的人，未来的人，都有份，都要发言。

这就是埃德蒙 · 伯克那句名言了——

这本书《评法国革命》里的：“国家不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而且也是活着的人、已死的人和将出生的人之间的合伙关系。”

那既然是合伙关系，就得让他们说话，让他们参与决策。

政治保守主义者，就是我们祖先的代言人，不管我们想干什么，他们在牌桌上都会喊，“别光看见好处，多考虑一点代价”。

财政保守主义者，就是我们子孙的代言人，不管我们想干什么，他们在牌桌上都会喊，“不许吃干扒净，要给子孙留一点”。

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切斯特顿，还有一句话讲得更透彻，他说，什么是传统？“传统就是亡者的民主”。尊重传统，本质上不是不变革，而是让死去的亡者参与到我们的决策过程中。

这样的决策过程，才是一个思虑周全的过程。经过这样过程的行动，才是负责任的、谨慎的变革行动。

你可能会说，死了的祖先又不会说话，他们怎么参与决策呢？他们不用说话。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的做事方式，和父母在旁边的做事方式会一样吗？即使父母什么都不说，你也会正经得多，对吧？只要我们意识到祖先在这个会议室里，他们即使什么也不说，他们也在参与。

就像宋代史学家范祖禹说的，（我们现在是在1003年，他要到将近40年后才出生，他也是《资治通鉴》的编纂者之一），他跟当时的皇帝宋哲宗说：“一言一动如祖宗临之在上，质之在旁，则可以长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你干每件事的时候，就想着祖先就坐在旁边，他们经常可能问问你做这件事的理由，你只要怀着这个念头，天下就坏不到哪里去。

哎，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可能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古人为什么不厌其烦地要讲“遵祖制”的原因了。

说到现在，不管你是不是认同保守主义，你至少理解了一件事：保守主义者并不狭隘，不是只看得见过去。不，他们其实穿透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了一种更广阔的视野。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有点抽象，从李沆的一句话开始，拉拉杂杂地说了这么多。我知道，即使我做了这么多解释，那句话听起来还是很刺耳。“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你怎么就那么横呢？

正好我手边有一本书，金纲先生，我很喜欢的一位民间思想者写的《大宋帝国三百年》，其中也提到了李沆这句话。他说，理解李沆这句话，需要三样东西：

“需要有一点对大宋创始人太祖太宗，在五代以来经验形态下点滴立法的温情体认。”开国君主创建制度的深意，我们真的全盘了解了吗？

“还需要有一点对士大夫阶层好大喜功、躁竞求名弱点的审视”。急着提意见、搞改革的人，真的想好了吗？

“更需要有一点对史上‘无为而治’之圣贤理念和现代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思想领悟力。”中国古代圣贤和西方保守主义的逆耳忠言，会不会也有一些道理呢？

好，说回到公元1003年。

李沆现在还是宰相。但是到明年，1004年的七月，有“圣相”之称的李沆就要去世了。

李沆一死，这种中国风格的古典保守主义的政治风气就渐渐消失了。从要变革，发展到大家争相提意见，再发展到因为意见不同而搞党争，大宋朝的政治风格即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未来两年多的《文明之旅》节目，我们会不断触碰到这个话题。

今年，我们提前目送李沆的离开。让我们记住中国古典保守主义的这个倔强的背影。

明年，1004年，宋辽之间的终极大决战就要展开，下一集《文明之旅》节目，我们就要把目光集中到刀光剑影的战场上了。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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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还要致敬理论物理学家玻尔，因为他说的那句话：“一个深刻的真理的反面可能是另一个深刻的真理。”这句话曾经给了我巨大的启发。它提醒我们注意，那些一听就反感的谬误的背后，那些我们习惯看向的方向的反面，也有值得我们注意的论述。

人类文明累积到今天，任何树大根深的观念体系，背后都有值得致敬的力量。今天我们讲保守主义，可能你还是觉得不习惯、不认同，但是没关系，把它当做一颗随意捡来的文明种子，暂时放在某个角落里，没准将来哪一刻，它会在我们的生命里生根发芽呢？

参考文献：

史料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唐）白居易撰，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

（清）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宋论》，中华书局，1964年。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

（清）张英、张廷玉著，车其磊等注译：《父子宰相家训》，团结出版社，2019年。

专著、论文：

朱师辙著：《商君书解诂定本》，古籍出版社，1956年。

郭人民著，孙顺霖补正：《战国策校注系年补正》，中州古籍出版社，2020年。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

王瑞来著：《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中华书局，2010年。

黄继伟编著：《华为工作法》，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

[英]埃德蒙·伯克著，林镶华导读，任建国注释：《评法国革命》，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

[英]埃伦·桑德勒著，洪帆译：《美剧编剧入行手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3年。

​林鹄：《变法、党争与士大夫政治——王夫之的政治理论》，《湖北社会科学》202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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