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97年：章惇为什么要迫害苏轼？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 1097 年，这是大宋绍圣四年，大辽寿昌三年。

这一年是苏东坡被贬到广东惠州的第四年。他过得怎么样？可高兴了！

在惠州，他赏梅、种菊、酿酒、钓鱼，当然，最著名的是吃荔枝，还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要知道，在宋代人的观念里面，一个官员被贬过了南岭，就算是到了蛮荒之地，这就是人生绝境。那苏东坡说他愿意在岭南长住，这是一句客气话吗？还真就不是。

![图片](https://piccdn2.umiwi.com/uploader/image/ddarticle/2026031013/1903872314846122360/031013.png)

其实，到上一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 1096 年的时候，苏东坡就已经想开了：我都六十的年纪了，朝廷也正式表态了，永远不会再启用我们这批人了。你再看看哲宗皇帝那么年轻，才二十出头。皇帝把这么绝的话都撂这儿了，那我这辈子肯定是北归无望，翻身无门。没关系，我就在此地盖一所房子，就在这里终老，这不也挺好吗？

苏东坡是那种说动手就动手的性格，盖房子！他把一辈子的积蓄都掏出来，在惠州白鹤峰下买了一块地，盖了 20 间房子。那你说他一个人要盖这么多房子干嘛？他要把全家都接过来住。所以到了上一年的年底，新房子上梁的时候，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表决心说：三年了，兄弟我决定不走了，余生就在这里过了。到了这一年的二月十四号，新房子终于落成，他的长子苏迈也带了一大家子到惠州，全家团聚，苏东坡张着大嘴在那乐。你看，他是真的要在这里安家了。

但是谁都没想到，住上新房子也就两个月，朝廷新的贬谪命令又到了。你得走，新房子别住了呀！一个来自开封的声音就说：苏轼，你别觉得岭南就是人生谷底，谷底下面还有地下室。您挪动挪动吧，还有更惨的地方等着你呢！这次请你去海南。不要觉得过岭就很惨了，这才哪儿到哪儿，这次还得麻烦你过海。

没办法，苏轼只好动身去海南。你想那个日子多紧张啊，他要安顿一大家子人搬家，要跟惠州的朋友告别，要收拾行李，但是一共也就两天的准备时间。这一年的四月十七日，他收到朝廷的命令，四月十九日就不得不启程上路。你看，那只来自开封的大手，急不可耐地要把苏轼从他的安稳生活当中撕下来，扔到前途莫测的海风里。你过海吧！

苏轼到了海南之后，给朝廷写了一份谢表，不管是贬谪还是提拔，都得谢朝廷的恩典。其中有这么两句：“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我跟子孙其实已经做了永别，海外不知道有多少小鬼恶魔，他们也不会允许我再回来了。这不是修辞，这是一个人对自己余生的判决。

![图片](https://piccdn2.umiwi.com/uploader/image/ddarticle/2026031013/1903872348130546040/031013.png)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来自开封的声音”，或者是那只“来自开封的大手”。整个这件事情背后的那个操盘人，他是谁？是当朝的哲宗皇帝吗？不是。是这个时候的宰相章惇。哲宗皇帝亲政之后，一直用这位章惇当宰相，七年时间，从来没有换过人。

![图片](https://piccdn2.umiwi.com/uploader/image/ddarticle/2026031013/1903872221429010808/031013.png)

这一年，章惇宰相其实也挺忙的。他一边在经营对西夏的战争，一边还在处理各种人事纷争，他还在主持对很多前朝大臣的清算，比如说司马光和吕公著，这都是此前元祐年间宰相级别的大臣。这是很重要的工作。至于我们刚才讲到的，把苏轼贬到海南，顺便把苏轼的弟弟苏辙贬到雷州，这只是他众多政治清算动作中，很随意的一个了。

为什么说很随意？一是这个事比较小，另外我看到有一个史料是这么说的：

章惇为什么要把苏轼贬到海南的儋州？因为苏轼字子瞻。章惇说，你看这个“瞻”字右边，和“儋”字右边，不是同一个“詹”字吗？看来你跟那个地方有缘分，你去吧。还有，把苏轼的弟弟苏辙贬到雷州，那也是和海南一海之隔的偏僻地方。那为啥贬你到雷州呢？你看你那个名字起的。你苏辙字子由。“由”字下面不是个“田”字吗？我在地图上找找看，雷州！“雷”字下面也是“田”字，说明这个地方适合你，你去吧。

你听听这个决策过程，这哪里是国家依法处置大臣？这是猫在戏弄它抓住的老鼠，戏弄得越残忍，猎物越可怜，猫就越高兴。把苏轼贬到海南，这在当时已经是仅次于诛杀的惩罚了，章惇过瘾了吗？没有。他还是会偶尔关心一下苏轼。什么？听说苏轼到了儋州，还有当地官员善待苏轼，借房子给苏轼住，那不行，你这么舒服，我就难受了。来人，传我的命令，把苏轼从公家的房子里撵出去，把善待苏轼的那个官员给他罢官。

我说到这，你可能会问，这个章惇是什么人，他怎么对苏轼这么狠？

是的。章惇留在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太好，而且名列《宋史·奸臣传》。但是要知道，他同时也是北宋一代数得上的能臣，真的能干，甚至是一个政治操守很好、公私非常分明的人。更重要的是，他还曾经是苏轼的好朋友。

苏轼和章惇两个人之间的恩怨是非，一直是历史界很热门的话题。大家都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两个绝顶聪明的人的关系，能破裂到这个地步？

章惇从性格上讲确实是一个狠人。但是，这个狠，除了他自己性格原因，还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

![图片](https://piccdn2.umiwi.com/uploader/image/ddarticle/2026031013/1903872141972090736/031013.png)

苏章恩怨

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位“狠人”章惇。

章惇，字子厚，福建浦城人。他出身非常好，浦城章氏家族，这个家族了不起，同族的先辈里就有仁宗朝的宰相章得象。章惇自己也是智力超群。我们以前讲过公元 1057 年嘉祐二年的科举龙虎榜，那一榜还了得！唐宋八大家里就占了三家。有苏轼、苏辙两兄弟，有曾巩曾布两兄弟。章惇也考中了这一届的进士。但是有意思的事情就来了，这个章惇特别要强，一放榜他就看，这一榜的状元也是浦城章家人，是章惇侄子辈的。章惇就不干了，觉得丢人了，我这个当叔叔的怎么能考不过侄子呢？这次不算！隔了几年又来考，第二次又中了进士。你就从这个细节来品一品，这个章惇是不是个又聪明又狠的人？这事一般人干不出来。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苏轼和章惇这两个人的定交，就从这开始。两个人既是科举的同年，当官的地方也近，再加上聪明人欣赏聪明人，所以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这是他们年轻时候的事。后来的形势发展你懂的，因为王安石变法，大宋政坛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派别——变法派和保守派；新党和旧党。苏轼和章惇这两个人从此在政治上就分道扬镳。苏轼是旧党，而章惇成了新党。你可能会说，我知道了，苏轼和章惇这对朋友反目，就是因为政治立场不同。

还真就不是。两个顶级聪明人，自然有他们超越一般政治恩怨的能力。政见不同，怎么能耽误我们继续做朋友呢？我这么说是有证据的。比如，苏轼“乌台诗案”的时候，有人在神宗皇帝面前进谗言，说皇上您看，苏轼的这首诗的这一句，这个词，他是不是有不臣之心呐？当时章惇正好在场，他当着神宗皇帝的面就替苏轼解释，等下来之后，章惇一把揪住那位进谗言的人问，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不知道这是把人一大家子往死里送吗？那人就说我这也是听别人说的。章惇马上就怼回去，别人让你吃他唾沫你也吃吗？那些人的话你也能信吗？你听听章惇的这个口气，这不只是在帮苏轼啊，这里面还有一点出于朋友关系的义愤。后来的结果你知道了，苏轼是被贬黄州。

这个历史有一个时间点特别有意思，就在苏轼被贬到达黄州的两天后，章惇升官了，成了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这时候你再看这两位朋友的处境，真的是令人感慨，这么好的朋友，这么有才华的两个年轻人，一个成了朝廷的阶下囚，一个成了新上任的副宰相，这个政治处境判若霄壤。但是苏轼他没觉得有什么，他仍然说章惇这个人了不得，那是一代奇人啊！至于什么功名成就、出将入相，那就是他捎带手的事儿。虽然政治立场不同，但是我该夸你我还是夸你。

据苏轼自己后来说，他在黄州的时候，所有的亲朋故旧都跟他断了来往，连一个字的书信都没有。这个地方，我觉得苏轼还是夸张了，至少他弟弟苏辙还不至于。那这个时候谁给他写信呢？章惇。章惇才不管那一套，朋友就是朋友，照样给苏轼写信，问候他，宽慰他。

再后来，政治形势再一次翻转。神宗去世，司马光回朝执政，苏轼是司马光这头的，所以他也回了开封，旧党全面翻身。回到开封的苏轼也没觉得，章惇是新党，你也快倒霉了，所以我躲你远点。两个朋友不仅正常往来，苏轼甚至还上门替司马光和章惇调解矛盾。我们是朋友，政治归政治。

所以你看我说这些，就是想让你感受一下，政治立场不是问题，地位高下也不是问题，这些因素都没有影响两个人的朋友交情。

那就奇怪了，十几年过去了，政治局面虽然颠来倒去的，但是现在的形势跟当年苏轼在黄州那会儿差不多，不过就是章惇又当了宰相，而苏轼又成了朝廷的阶下囚了。那为什么这一回，章惇要对老朋友下手这么狠呢？

这方面的分析文章很多，结论无非就是两类：一类就是猜苏轼做了对不住章惇的事儿，比如他弟弟苏辙曾经攻击章惇，而作为哥哥的苏轼没有拦着，让章惇记恨上了；或者苏轼在攻击别人的时候，话锋扫到了章惇，章惇心里过不去了等等。

还有一类解释，就更简单粗暴了，章惇是谁？是奸臣嘛，奸臣总是穷凶极恶的，他干什么不都正常吗？

我自己把相关史料看过一遍之后，坦率地说，我对这两个解释都不满意。朋友间的反目和夫妻矛盾差不多，清官难断家务事，哪句话说得不合适了，哪个动作被误解了，这都是人心当中非常微妙的反应。别说我们现在隔着 900 多年，根据很少的史料记载来推测，就连当时的人，甚至就是苏轼、章惇身边的人，都未必清楚是怎么回事。

那今天这期节目，我就试着提出一个解释吧。琢磨历史的趣味，就在于基于公认的资料，我们提出一个可以讲得通的解释。我的破题思路是从章惇的性格入手。

听了我刚才讲的几个故事，你可能也感觉出来章惇的性格了：聪明、能干、骄傲、自信、洒脱。这种性格，往好了说，就是有信念感。他一旦认准的事情，那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也符合儒家士大夫的人格理想。这不是我在为章惇说好话，刚才我们反复提到《宋史》是把章惇列入《奸臣传》的，但是就在这篇奸臣的传记里，大家却不得不承认，章惇这个人在政治上非常廉洁。他四个儿子都中了进士，但章惇身为宰相，从来不关照他们，以至于几个儿子没有一个出人头地。

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是很容易被领导赏识的。章惇第一次被神宗皇帝看中，就是因为有一次官衙失火，章惇负责指挥救火，在火灾现场，那叫一个指挥若定、有条不紊。神宗就在楼上看着，一边看一边问，这人是谁啊？旁边人说是章惇。好了，等这场火救完了，第二天宫里面的命令就下来了，任命章惇当三司使，就是国家的财政主管。你看，以章惇的才能，只要领导看见一次他平时是怎么干活儿的，很容易脱颖而出。

但是，请注意，这种性格也有它的另一面，那就是很容易陷入单一目标思维：我不惜投入一切资源，以达成我眼里的那个目标。请注意，我说的不是他做事不择手段，而是说他眼里只有一个目标。

比如，有一个很有名的场面：年轻的时候，章惇和苏轼出去玩，遇到一个深潭。章惇说，你敢从这个独木桥上走过去，到对面的悬崖峭壁上写几个字吗？苏轼探头一看，腿都软了，说我不敢。章惇二话不说，直接就走过去了，在对面的峭壁上写下五个大字：“苏轼章惇来！”我们兄弟俩到此一游。等他走回来，神不动气不喘。苏轼就很佩服，拍着他肩膀说，你这个家伙将来肯定能杀人。章惇问，此话怎讲？苏轼说，你连自己的命都不在乎，还会在乎其他人的命吗？这是开玩笑的，章惇当时大笑。

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宋史》要记载这个场面呢？当然是为了说明章惇年轻的时候就不是什么好人，胆大包天。为他后来手段狠辣，成为奸臣，埋了个伏笔。但是，我觉得这个场景还有另外一个视角。我在生活中真就见过这样的人：同样是过独木桥，有的人一看，有风险。但是我又要过桥，怎么办呢？买装备、搞训练，然后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过独木桥。但是你换了这种目标感很单一的人，他压根没看见，就盯着河对岸的风景了，踩着高跟鞋噔噔蹬就过去了。你要是问他，你刚才怎么这么大本事，能过独木桥？他会说，哪有独木桥？我怎么没看见。是的，这种人不见得训练有素，也不见得胆大包天，他就是过于专注于自己的目标，看不见脚下的风险。章惇就是这样的人。

而且章惇不仅是年轻的时候这样，老了也一样。再过几年，宋哲宗去世，又出现了一个很有名的场面：当时的皇太后召集大臣讨论继任皇帝的人选。皇太后主张立端王，而章惇反对。反对的态度还特别不好，特别蛮横。甚至有史料记载他当时说，“端王轻佻”，不能当皇帝。就是说端王这个人不稳重。你说你也是个老政治家了，这一年您都 66 岁了。当了这么多年宰相，怎么还是这么不成熟呢？你建议人选就建议人选，你说其他人选的缺点干什么？这不白白得罪人吗？请问这个端王是谁啊？就是后来的宋徽宗。徽宗上台后，能饶得了章惇吗？所以章惇晚年的命运也非常惨，也被贬到了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就是他 1097 年把苏辙贬到的地方。

你看，这个故事再次说明，只要章惇心里盯住了一个目标，他就直奔目标而去，对随之而来的风险、代价，往往是无感的，根本看不见。

章惇这辈子还有一个悲剧，就是经常被人认为傲慢、脾气不好。比如，当年神宗死后，司马光上台，废除了所有新法。章惇就不同意，然后一条条地反驳司马光，他反驳得还特有道理，让保守派无言以对。最后逼得保守派不得不掀了桌子。你说得对也不行，你也得给我下台，因为你态度不好。隔了一百多年，南宋的朱熹也还是这套说辞：在这个具体的争论当中，章惇说得对，但是章惇态度不好。

其实，这是目标单一的人的通病。他们往往又聪明又能干，一旦锁定一个目标，能迅速在脑子里形成策略路径：这事就该这么办！相比起来，他身边的人往往就显得很蠢。所以他们也难免傲慢。我正确，我高明，我为了远大的目标提出了有效的方法，你们听我的就完了，废什么话啊！这可不就是态度不好嘛。但根子还是在于，他眼里只有单一目标，什么别人的感受、态度不好的后果，他们一概顾不上。

你理解了章惇的这个特点，我们就可以解释他和苏轼的关系是怎么崩的了。在给出我们的解释之前，我先说一个现代历史上的事儿，你先品品。

李宗仁，就是抗日战争期间指挥过台儿庄大捷的那位将军，后来还当过中华民国的代总统。他在《李宗仁回忆录》里记了这么一件事：

他年轻的时候带兵，苦于部队的军纪不好，怎么办？只能找机会杀鸡儆猴。结果第二天就抓住一个小兵，怀疑他偷了老百姓的衣服。当小兵被押到李宗仁面前的时候，吓坏了，就说：“长官，我是你临桂县的小同乡，你能不能开恩饶了我？”李宗仁想，唉，不说这个还好。既然你当众说了这层缘分，我就更要显得我大公无私，拿你立军威了。所以就立即召开了全军大会，就地枪决了这个小兵。果然，马上就军纪肃然。

到了晚年，李宗仁在美国纽约口述这本回忆录的时候说，还是挺内疚的，这个小兵到底有没有偷百姓的衣服，当时是有物证但是没有人证，有可能就是捡来的。那个小兵也确实就是自己的小同乡，两个人的家相距不过七里路。当时之所以一定要杀他，“实是一种权术的运用，而非治以应得之罪。我的一生最不喜用权术，而生平只用这一次，竟用得如此残酷。虽当时情况使然，实非得已，数十年来，我每为此事耿耿于怀。”

好了，故事讲完了。我们再次穿越回 1097 年，大宋绍圣四年。你现在应该也和我一样，对于章惇为什么要如此残酷迫害苏轼，我们猜出其中的一个原因了。

![图片](https://piccdn2.umiwi.com/uploader/image/ddarticle/2026031013/1903872160226802320/031013.png)

互害游戏

我刚才讲李宗仁的那个故事，你应该听出来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大人物的权术。我们也可以拿它来推测这个时候章惇的心态：现在我是宰相，我要推进政治路线，最怕的不是骂名，而是被怀疑心软、徇私、不坚定。那好，既然谁都知道我和苏轼关系好，那我就拿苏轼下刀给你们看。其他的元祐党人贬到广东也就行了，而苏轼，我偏偏让他过海去海南。

大宋朝到现在一百多年，高官被贬到海南，也就两个人，一个是大宋初年的卢多逊，一个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丁谓。只要路线不一致，越是朋友我下手越狠，是不是就显得我很坚定？

如果是其他人，未必这么想，但你别忘了我们刚才的分析：章惇最重要的人格特征就是目标单一。他一旦确认了目标，是不惜投入所有资源去获取胜利的，更何况一个已经疏远，关系可能还有点疙瘩的苏轼呢？

从这个角度上说，苏轼和章惇关系的恶化，其实不只是一个情感事件，放开视野一看，这还是一个政治事件，是大宋朝新旧党争的一环。

我们不妨再回溯一下这几十年双方恩怨发展的过程，看看他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那是将近 三十年前的事儿了。1069 年，大宋熙宁二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很多老臣反对，比如韩琦、富弼、欧阳修、司马光。怎么办？神宗的意志非常坚定，谁反对，谁就靠边站，你别在开封待着了，到地方上当官去吧。这时候的反对派，下场最惨也不过就是这样。而且神宗皇帝把这些保守派老臣送走的时候，也都是客客气气的、给足面子的。

十年后，到了 1079 年，元丰二年的时候，苏轼陷入了“乌台诗案”。这个时候，大宋政坛上第一次出现了隐隐的杀机。政治立场不对，是有罪的，甚至是可能掉脑袋的。虽然神宗皇帝处置苏轼的时候，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但当时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到了：从宋代初年延续到现在的宽容的政治风气，一下子被收紧了。

再过几年，到了元祐年间，旧党上台，他们照样也是把变法派新党挤出中央，到地方上当官，但是请注意：他们给出的公开的政治理由，就没那么客气了。

就拿章惇来说，神宗亲自提拔的副宰相，被撵到汝州去当知州，这本来没什么。后来，为了方便章惇就近照顾老父亲，朝廷把他调到了扬州当知州。这时候章惇父亲 87 岁了，这么大岁数，章惇又当过宰相，这种人事安排算是一种照顾臣子的惯例。但是没想到，捅了马蜂窝，旧党的人不干，左一句小人右一句奸佞地骂，说章惇本来应该杀头的，为什么还要照顾他？结果章惇已经上路了，都快走到开封了，朝廷硬是派人在半路上把章惇截住，把到扬州的调令收回，让他还是回到汝州去。这么羞辱一个大臣，也真是前所未有。你看，到了这个阶段，被打倒的那一派，就不仅是靠边站了，朝廷其实默认他们有罪。

到了元祐四年，事情又升级了，我们以前讲过的“车盖亭诗案”爆发，朝廷把新党的前任宰相蔡确贬到了岭南，就是今天广东的新兴。你想，把苏轼贬到黄州，那还是长江边，已经是很严重的处分。如果把官员贬到广东，那是南岭以南，这叫“过岭”，在当时人的观念中，这样的处分，仅次于诛杀了。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知道了，大惊失色，说：“千万不能这么干，朝廷七八十年都不往岭南流放高官了，此例一开，将来万一我们这一派失势了，咱们也没法幸免啊。”

你看当时的士大夫非常清楚这一点，党争冤冤相报，千万不能搞迫害升级。比如范仲淹就说过，千万不要引导皇帝杀人。不然的话，万一哪一天，皇帝手一滑，没准就杀到我们的头上。范仲淹用的这个词儿非常有意思，“他日手滑”。是的，搞政治迫害，最怕的就是习惯成自然，手越来越滑，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层层加码，这个回旋镖迟早是要打到自己头上的。

等高太皇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新党上台，这回轮到章惇动手了，迫害果然继续升级。

新党把几乎所有活着的旧党重要人物，都贬去岭南最远最差的地方，而且在流放过程中，有的是法子折磨你们，比如把你一家老小强制分开，不管小孩，还是老人，一大家子就不让你们互相照应。像今年对苏轼苏辙兄弟这样，贬了再贬，也是常有的事。

有人可能会说，可见章惇是个心狠手辣的人。这要看怎么说了。梁启超在写这本《王安石传》的时候，立场是站在王安石也就是新党这边的，所以，这书里的话应该也可以代表当年新党的心声。梁启超说，是的，章惇迫害元祐党人是比元祐党人迫害新党要狠，你们元祐党人迫害新党也比以前升级了。都是升级，凭什么说章惇不对呢？

孔子当年就讲过，千万不要搞什么以德报怨。人家对你不好，你还对他好？那你拿什么回报对你好的人？所以，要“以直报怨”，“直”就是“对等”的意思，人家怎么对你，你就同等地奉还回去。但是你懂的，对等，只是个原则，真到了冤冤相报的时候，哪能把握得好分寸？只能是层层加码，层层升级。

你可能会说，那这章惇就不能宽宏大量一点吗？何必搞得这么残忍呢？这个怕是很难。所谓形势比人强，我们普通人做事可以由心而发，听着内心的道德指引去干。但是政治家不一样，有的时候是不得已的。政治家总是在特定的政治态势里开展工作的。我们就假设章惇是一个理性的、仁慈的政治家，又待如何呢？他一个人也很难叫停新旧两党之间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冤冤相报。

我们回到这一年，请问哲宗皇帝亲政之后，为什么要用你章惇做宰相？而且一用就是七年？不就是看中你的能力吗？你要用自己的能力帮哲宗皇帝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景。就是要继承神宗皇帝当年的变法精神，要图一个富国强兵。

那请问，富国强兵要不要用钱？而钱又从哪里来？现在朝廷最大的现实就是没钱。那为什么没钱呢？因为元祐旧党那批人反对新法，把朝廷搞钱的那些法子全都废除掉了。当年太皇太后还在垂帘听政，哲宗就表达过担心，说你们现在把青苗法等等都给废了，现在是没什么感觉，几年之后，等我当权的时候，只怕就要没钱用了。当时的大臣们看哲宗还是小孩就糊弄他，说青苗法不是好东西，我们不找老百姓收钱，老百姓就有钱了，老百姓有钱了，国家怎么会没钱用呢？哲宗当时也是年轻，不依不饶地说，现在太皇太后当权是没问题，将来我亲政了就有问题了。大臣们还是继续糊弄，哎呀，那个时候都是太平盛世了，不用担心。

但后来结果如哲宗所料，等他亲政的时候，国家财政已经濒临崩溃，所以章惇这个宰相一上任，就在当一个穷家。

那怎么办？你要是章惇，你可能也不得不按照下面这个逻辑，来开展你的工作：

第一，政治路线上肯定是要旗帜鲜明地恢复新法。这不仅在政治上可以满足哲宗皇帝的愿望，在财政上也可以缓和国家的危机。你章惇当宰相，什么叫宰相？就是所有人都找你要钱来干自己的事。

第二，怎么恢复新法？要知道新法旧法在大宋朝可已经折腾了好几十年了，这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政治方向。所以你就一把要抢过方向盘，一个急转弯要打到这条路上来。这不是一个小动作。为了摆明政治态度，那就先要把对方的大旗砍倒。对方的大旗是谁呀？司马光。所以在章惇上台之前，有人问章惇，你马上要当宰相了，当务之急是什么呀？章惇想了想说，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司马光认定为奸邪，后来章惇甚至给朝廷上过奏疏，说要对司马光开棺戮尸，这不是真要把司马光怎么样，就是要摆明一个政治态度。国家这辆车，我要掰回到这条赛道上。

第三，一会儿新法、一会儿旧法，颠来倒去已经折腾了好几轮了，现在国家又要掰方向盘了，新宰相又有新主意了，满朝官员难免观望。谁知道你掰不掰得成呢？大家心里没底。所以章惇为了凝聚新党的士气，他就不得不下狠手，这是逻辑的必然。

章惇不仅要打倒旧党、迫害旧党、还要祸延他们的家族，甚至迫害自己的好朋友苏轼，为的就是告诉大家：看看，我这脚踩着他们，一定会踩到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兄弟们放胆跟我干。

这就是章惇的逻辑，他在这个结构当中，好像也不得不这么想，也不得不这么干。说到这里，你可能还是会说：做人嘛，还是要有底线。差不多得了，章惇何必搞得那么残酷呢？这就牵扯到对当时党争局面的理解了。从某种角度说，不是章惇想残酷，而是这是一局互害游戏，互害游戏的特征就是把双方动作锁死。你必须这么干，你们都很难退出这个游戏。

![图片](https://piccdn2.umiwi.com/uploader/image/ddarticle/2026031013/1903872190291521392/031013.png)

“改出”之难

我们今天看章惇的处境，其实就是陷入了我们都熟悉的那个词：囚徒困境。

假如我是个小偷，我和我的同伙都被抓了。警察把我们分开审讯。警察跟我说了，谁先招认就对谁从轻发落。谁要是招认得迟了那么一点点，谁就从重从严。我又不知道隔壁同伙是怎么想的，那对于我来说，就只有一个理性的选择——赶紧招认。按照这个逻辑去想，当时的新旧两党也是这样，谁在台上，都不知道在台下的人一旦翻身会对我们做什么，那么最理性的策略就是趁着自己有权，想办法把对方往死里整。这是作为一个党派的领袖，他在外部不得不面对的局面。

而作为章惇个人，他还有一重不得已：就是在自己的派别内部，在这种年深日久的党争中，谁主张宽容，在自己这边的人看来，谁就是意志不坚定，是要出局的，甚至会被反噬。所谓“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即使不考虑章惇的性格因素，他也很难有更好的选择。

你看看章惇的处境：在外部，他面对一个“囚徒博弈”的问题，和对手没有起码的信任，停手可能就意味着送命；在内部，他面对一个“群体极化”的问题，他没法妥协，宽容就意味着背叛。章惇再强悍，也是这个大结构中的一个小人物，大潮流中的一朵小浪花，不得不跟着走。

其实，历史上经常出现类似的局面，就形成一种“互害结构”，彼此互相坑害。一旦进入这种互害结构，身在其中的人，是很难退出来的。现在我们讲的 1097 年的故事。其实就在一百多年前，还是所谓的“五代乱世”，到处都是凶神恶煞、杀人如麻的军阀。请问他们在干嘛？我们通常的理解都是：首先，这些人道德水准很低。其次，他们是在用武力争天下，没有底线，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当皇帝的理想。是这样吗？

最近我看到历史学者施展老师有一篇文章分析得真好。他说你真要是穿越到那个时代，就会发现，这些军阀看着凶神恶煞的，他们哪里是在争天下？他们哪里有什么理想？他们是可怜的，不过是在乱世里争取多活几年。

对，只是为了多活几年。当时的五代，其实就是一局“大逃杀”的游戏，中原就那么狭窄的一个空间，乱世中的人几乎没有其他退出机制，不当兵杀人就等着被别人杀死，当兵杀人也只能是拼命争取让自己成为最后被杀的一个。所以，五代军阀才有那种极端暴力、极端猜忌、极端短视的行为模式。这不是哪一个人的性格问题，这是大结构逼出来的选择。

所以你看为什么最后宋太祖赵匡胤得了天下？他是乱世中最能打的吗？并不是。当所有的军阀都觉得，我只有用暴力赢了所有人才安全的时候，赵匡胤提供了一个相反的解决方案：他提供了一个最低程度的秩序。什么秩序？就是——你即使放弃了暴力，也可以活下去。这不就是我们熟悉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吗？那杯酒释兵权的本质是什么？是在五代互害游戏的乱世当中，重建了一个崭新的机制，这个机制就叫“退出机制”。你要是觉得不好玩，这个互害游戏你可以不玩，我依然可以保你平安富贵。这才是结束乱世的正确姿势。

这让我想起来一个军事术语——改出。当军用飞机遇到失速，尤其是旋转下坠的情况，这时候的飞行员千万别跟着本能走，比如紧急拉操纵杆，或者反方向拉操纵杆，不能根据本能行动，而是要根据一套事先规定好的操作规程，才能让飞机打破现在的恶性闭环，重新飞起来，这就叫“改出”。请注意，“改出”的核心是这个“改”字。“出”不重要，因为出来谁都想，但是要看在这种危急局面下，谁能打破原来的那个惯性逻辑。

回到我们今天讲的章惇的话题，章惇这种性格的人，能把大宋这架正在失速下坠的飞机“改出”吗？怕是不能。原因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虽然他很能干，但是他有一个缺陷，目标太过单一。他能干聪明，他要在已经锁死的旧逻辑里赢。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指望他打破旧逻辑，建立一个可以“改出”的新机制？

今天这期节目，我希望你千万不要误解，觉得我想为章惇辩护，我想说的恰恰是：形势真的像你章惇想的那样，无可更改吗？你真的别无选择吗？不，现代存在主义哲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人在任何处境下都有得选。即使是集中营里的囚犯，没有任何自由，甚至生命都必然要被剥夺，他也有的选。至少他可以选择自己面对这份命运的态度。所谓没得选、不得已，只是章惇这样强悍且目标单一的人的执念，或者说是那些懦弱的、随波逐流的人的借口。只要你是一个人，而不是任何单一目标的奴隶，你会发现自己在任何残酷的游戏里都有得选，你不能“改出”大势，但你至少可以“改出”你自己。只要你有更多的人生目标。

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一个人，一个远远被历史低估的人，他叫冯道。

冯道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五代军阀一样，生活在五代乱世，当过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的宰相。在宋朝的价值观中，你这就相当于一个女人嫁了四个丈夫，你哪有贞节可言。欧阳修还专门嘲笑冯道，说我听说过一个烈女，被人牵了一下手，就拿斧子把自己的手砍了。你冯道还不如这么个女人。

在欧阳修这些宋朝的儒家士大夫看来，冯道只能向着士大夫既定的那个目标前进，这个游戏，我知道你身为一个文人，手无缚鸡之力，你肯定赢不了那些武夫，但是你也不能退出。你赢不了，但你可以死。这是欧阳修作为后来人，对冯道提出的非常严厉的道德要求。要么赢，要么死。

但是实际上的冯道呢？你去看他这一生，他既不要在乱世里赢，也不肯在乱世里死，他给自己另行订立了目标。冯道当宰相，他会劝皇帝尽可能地少杀人。对于犯了法被判刑的人，他能赦免就赦免。武将抢来女子当礼物送给他，他不拒绝，因为武人的面子是不能伤的，但他会弄一处空房子安置这些女子，让手下悄悄地帮她们找到家里人给送回去。他在国外见到了被掠去的老百姓，也会买下来送回家。与此同时，他利用当宰相的职权，去推进用雕版印刷术来印制儒家的经文。所以他在干什么？他既是在为这个残酷的世道，留一点善行的种子，也是在为下一个太平时代的到来，准备条件。比如说，他主持印制的那些书籍，就成为后来宋朝能开展科举，选拔人才的重要基础。

是的，我们回过头来评价冯道这个人。他确实不算什么道德楷模，但是也要允许一个人在他不喜欢的互害游戏中，另行订立属于自己的小目标。这个目标可能和大目标不一致，但是他需要有这么一个不同的目标。

现在我为你讲述的是大宋历史上非常残酷的一年，公元 1097 年，绍圣四年。这一年六月十一日，苏轼抵达海南。也不过就是再过四年，政治形势又翻过来了，章惇被贬雷州。而那一年，苏轼则从海南北归大陆。

在归来的船上，苏轼看见参横斗转、云散月明，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纵然在南荒之地历经九死，我也不曾有过半分悔恨。这一段奇绝非凡的人生旅程，反而是我平生最壮阔的经历啊。

![图片](https://piccdn2.umiwi.com/uploader/image/ddarticle/2026031013/1903872333098160504/031013.png)

这是苏轼在回来的船上写的。这一年的苏轼年纪已经很大了，他应该不会再想着回朝做官了，但是他有太多的人生目标，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他有那么多朋友要探望，有那么多感怀要抒发，他还要去做几餐好饭，还要酿几坛好酒，要去看花，要去观潮……你看，一个人目标多了，恨意就少了，而他的人生也就随之壮阔了。

我们下一年，公元 1098 年，再见。

![图片](https://piccdn2.umiwi.com/uploader/image/ddarticle/2026031013/1903872204249665912/031013.png)

【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五代时期的冯道。

前面的节目里，我们讲到了冯道在乱世里自行订立的目标，和他在历史中遭遇的种种误解。

冯道有一首诗，叫《偶作》，我想给你读一读。

>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 须知海岳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
>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这一首诗，实在是说透了，当所有人都陷入“囚徒困境”，当整个系统都在玩“互害游戏”的时候，一个人到底该怎么办？尤其最后两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说得多好啊。

冯道不是不知道自己身处险境，他比谁都清楚，五代乱世，今天还是宰相，明天可能就人头落地。但他订立了自己的目标：我不参与你们的互害游戏，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你熟悉的另一句话，也出自冯道：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所以你看，走出“囚徒困境”，走出“互害游戏”，靠的不是更狠、更坚定、更不择手段，而是你得有别的目标。你得知道，这个游戏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致敬冯道，致敬在文明长河中，所有在狼虎丛中依然守住方寸的人。

参考文献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 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 年。

（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

（宋）欧阳修撰，（宋）徐无党注：《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

（宋）曾布撰，顾宏义点校：《曾公遗录》，中华书局，2016 年。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 年。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8 年。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99 年。

（宋）苏轼：《苏轼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宋）曾恬撰：《高斋漫录》，商务印书馆，2019 年。

（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中华书局，2012 年。

（宋）叶梦得撰，逯铭昕校注：《石林诗话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年。

（宋）罗大经撰，王瑞来注解：《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 年。

周思成：《王安石“强辩”考：十一世纪中国政治的常识与诡辩》，北京汉唐之道图书发行有限公司，2024 年。

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 年。

梁启超：《王安石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 年。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2015 年。

莫砺锋：《漫话东坡》，凤凰出版社，2008 年。

施展：《五代的问题根本不是乱，而是你不得不参战 》，公众号《施展视界》2026 年 2 月 6 日。

顾宏义：《章惇“在礼律当立母弟简王”说辨析》，《中华文史论丛》2023 年第 3 期。

张小花、庆振轩：《曾布“建中之政”的失败与徽宗朝初期政局演变》，《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2 期。

吴肖丹：《北宋“奸相”章惇与苏轼的交游新论》，《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3 期。

喻世华：《关于章惇历史定位的再认识——兼论苏轼与章惇几方面的异同》，《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1 期。

喻世华：《坚守与宽容——苏轼与章惇的交往及身后两极化评价探析》，《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1 期。

汪天顺：《章惇与曾布、蔡卞交恶及其对绍述政治的影响》，《中国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

张筱兑：《论章惇及其对荆湖的经略——宋代文官集团研究系列之一》，《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3 期。

袁愈雄：《北宋开梅山与章惇》，《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6 第 5 期。

黄锦君：《章惇传论——从章惇的宦海沉浮看北宋中后期政治风云》，《宋代文化研究》2000 年第 1 期。

黄锦君：《章惇历官年谱》，《宋代文化研究》1999 年第 1 期。

郑达析、翁国珍：《章惇与王安石变法》，《福建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 年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