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02年：科举为什么发生基因突变？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节目。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02年。

今年，在中国是大宋咸平五年，在位天子是宋真宗。

这一年的总体态势和去年相比，变化不大。军事压力，还是来自北边的辽朝和西边的西夏。

西夏这边的态势，有一个重要的进展，就是宋朝到底还是把灵州给丢了。前几年朝廷里面一直还在争论，这灵州城孤悬在外，还要不要救？现在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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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里的政局，也有一个小变化，就是排名第三位的宰相，当时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向敏中被罢相。原因特别狗血。有一次，因为牵涉到一个案子，向敏中向皇帝说，我老婆刚刚去世，我暂时不考虑再娶媳妇。结果不久就翻出来，他刚刚向一户人家求过婚。真宗皇帝一看，这个人不老实啊。就罢了他的宰相。

不过这也是宋朝政治的一个特点，官员真是能上能下。宰相罢免了，还可以当地方官，而且是知州这样的地方官，也不影响将来再回朝廷当宰相。在真宗后期的时候，向敏中又被重新起用为宰相。这个人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讲。

那这一年，咱们主要关注什么呢？

一件在1002年看起来不算太大，但是放眼整个中国历史，却是一件在制度安排上天大的事——科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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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宋真宗举行了一次殿试，就是皇帝亲自当主考官的科举考试。这是宋真宗即位以来的第二次殿试。这场考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技术细节。

我们就从这个技术细节开始，来考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宋代初年这个时候，科举考试制度发生了一次基因突变？

好，带着这个问题，让我们一起穿越回1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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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今天这一站，是在公元1002年，大宋咸平五年。借着这一年发生的一件小事，咱们来聊聊科举制。

话说这一年，在皇帝主持的殿试中，录取了一个状元，叫王曾。这个人很了不起，后来当上了宰相，但那是20年之后的事儿。

现在我们还是要赞他一声“了不起”，因为他是非常难得的“连中三元”。也就是说，在州一级的考试里（州这一级的考试，唐宋叫解试，明清叫乡试），他是第一名；在尚书省礼部的考试里，他是第一名；最后到了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他还是第一名。这叫“连中三元”。在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历史上，“连中三元”这事，一共出现过14个人。王曾是其中第5个。难得难得。

王曾这“连中三元”，有个人可能比他还要高兴。

谁啊？主持王曾在礼部那次考试的主考官陈恕。

我要是他，我也高兴。你想啊：在我主持的礼部考试上，王曾得了第一名，现在皇帝主持的殿试，王曾又得了第一名，说明我陈恕的眼光跟皇上一样，本身就值得骄傲。

那会不会是皇帝信任我，我选的人，他也无脑就选了呢？诶，重点来了：不会！

因为这个时候的殿试已经采用了一种新的技术手段，叫“糊名”。我们现在的高考也是这样。就是每张试卷上，考生要写上名字，但是名字的部分，是被密封上的。等试卷的成绩、名次排出来之后，再拆封看是哪位考生的。这叫“糊名”，也叫“弥封”。

那你想，王曾殿试还是得了状元，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王曾是有真才实学，我陈恕和皇帝一样，都能慧眼识人。而且还间接地证明了，我没有徇私舞弊。

你看，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机会，既证明我有水平，又证明我有道德，是一个德才兼备的好干部。你说，我能不激动吗？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它的大背景是：宋朝初期这几十年，围绕科举制正在发生大量的、密集的制度创新。

总结下来，大概有四样“黑科技”，都是这个阶段发明或者成熟起来的。

第一样，是“殿试”。考试的最后一关，干脆由皇帝来把。作为一项正式制度，这是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的。

第二样黑科技是“锁院”。这是宋太宗时期固化下来的一种制度。简单说，朝廷决定谁是今年的主考官，不好意思，任命一发布，你就不能回家了，直接送到贡院去。考试结果公布之前，你是出不来的。这是为了防止有人托关系走后门。

第三样黑科技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糊名”。现在是1002年，5年后，1007年，宋朝就在科举的全过程实现了“糊名”，甭管是州一级的解试，还是礼部的省试，还是最后的殿试，考生的名字一律“糊名”。

第四样黑科技是“誊录”。虽然已经“糊名”了，考官看不到考生的姓名了。但是试卷上还是有考生的笔迹啊。万一考官和考生串通好了，根据笔迹来判断身份，或者通过试卷上的某个记号来作弊，怎么办呢？干脆，组织人手，把试卷重新抄一遍，上“人肉复印机”，彻底杜绝作弊的可能。这项制度也是在宋真宗这一朝实行起来的。

你发现没有？这几项高科技发明，都是防作弊的。有了这几个办法，科举制度就非常严密、非常成熟了。

就拿“糊名制”来说，我举个例子：后来宋仁宗时期，有一个人叫郑獬，曾经得罪了主考官。主考官在殿试的时候，就憋着一肚子气，一定要想办法把郑獬拿下。但是因为“糊名”了，所以就只能猜啊：这份卷子像是郑獬的，拿下！那份卷子也像郑獬的，不取！到最后，呈递给皇帝的卷子打开一开，第一名状元，还是郑獬。

故事出自沈括的《梦溪笔谈》，也许有文学演绎的成分，但你不觉得吗？这种故事，每个普通人听了都会觉得爽。没有“糊名制”，小人物还不得让大人物欺负死啊？

我们这代人，都是在中国式的考试制度下长大的。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对啊，考试，不就应该彻底地防作弊，图个公平吗？

那我就提示两个问题，你琢磨琢磨，其中是不是也有点奇怪的地方？

第一个问题：科举制度可不是宋朝创立的啊。中学历史课上我们就学过，科举创立于隋朝，那距离现在也400年了。一项考试制度，400年了，连基本的防作弊措施都不完善，各种大洞小眼，又不是真有什么跨不过去的技术门槛，唐朝皇帝为什么不补这些漏洞呢？

而到了宋朝：你算算，从973年，宋太祖搞第一次殿试开始，到真宗朝采用“誊录制”，前后也就30多年，科举制突然就搞出来这么多防作弊的办法。而且这些办法一经发明，就再也没有退场了。一直到科举制废除的1905年，此后900多年的科举考试，都是这么干的。30年，听起来挺长的，但是中国科举制那可是1000多年的制度啊，就在这短短30年内，突然发生如此多的创新。这就有点像生物演化中的寒武纪大爆发，外部环境一定发生了点什么变化，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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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个奇怪的地方。还有一个：

科举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朝廷选人才，找到合格的官员啊，相当于朝廷的招聘考试。

假设，我是一名现在公司里的HR，负责公司的招聘。公司规定：在正式发聘书之前，不许我知道这个人是谁，什么脾气、秉性、性格，籍贯、长相、爱好，老家哪里，朋友是谁，一概不允许知道，你就凭一张书面试卷上的答案，来决定要不要他。我肯定想，至少要加一次面试啊。但是公司说了，那万一你们串通作弊呢？不许。我心里肯定就得骂：这是考他还是考我？我这个HR的工作能干好吗？

这么一说，你就明白“糊名”和“誊录”的本质：只能通过卷面文字这一个因素来判断人，而不允许通过人来判断人。那要我这个HR干什么？公司出卷子，然后找个机器自动判分就得了呗。

其实，发明“糊名制”的，不是宋朝人，而是唐朝的武则天，是用在官员的升级考试里。她的初衷，当然也是为了公平。但是实行了没有几年，武则天自己就下旨废除了，给的理由是：“既乖委任之方，颇异铨衡之术。”这不是委任和考核官员的靠谱方法。你看，这个道理，前人就懂啊。为什么到了宋朝的时候，这已经被丢掉的“糊名制”又被捡起来了呢？这项有利也有弊的制度，为什么宋朝就只取它的利，不看它选才片面的弊呢？

归纳一下，刚才我们提出了宋朝初年科举制的两个疑问：

第一，为什么早不搞、晚不搞，就在宋代初年这么短的时间搞出来这么多防作弊的制度创新？

第二，用卷面定结果，这本身有利有弊。但宋朝为什么还是做了坚定的选择？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要到中国科举制度的整体演化过程里去找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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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搞科举制？刚开始，可不是为了解决什么社会上下阶层的流动性问题。说到底，它还是为了解决统一大帝国的人才难题。

秦汉之前，是搞分封制。诸侯们各看各的门，各管各的人，没有全国性的人才问题。

而秦始皇统一六国，要搞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这道难题就来了：治理这么大的帝国，不仅需要大量的官员，而且，这些官员至少得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你得有起码的能力吧？不然你怎么当官呢？第二，皇帝得能放心吧？不然，凭啥让你当官呢？

这两个条件是非常难凑齐的。别说那个时候了，就是放在今天，你开一家公司：有能力的陌生人，你可能不太放心；用自己的亲戚、同学、小舅子，倒是放心了，但是可能又没有能力。是不是个两难？

汉代初年，还比较好办，可以用那些开国功臣。这些人的能力和信任，都是战争岁月里面考验过的。萧何死了用曹参，曹参死了用陈平。这一代死光了，就用这些人的子弟，比如，陶舍之子陶青、周勃之子周亚夫。但是，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就连功臣子弟也没得用了。就那几个家族，也不能保证每代都出人才啊。

那怎么办呢？皇帝说，我干脆自己培养得了。

你们这些大臣、地方官，家里有不错的子弟，将来想当官的，先送到我身边来，给我当几年侍卫。侍卫嘛，站在哪儿呢？就站在我屋子外面的走廊上，所以这种官叫“郎官”。后来的那些词，什么“侍郎”、“郎中”、“员外郎”，甚至“新郎”，都是从这个词儿演化出来的。

这些官员子弟给皇帝当侍卫，抬头不见低头见，容易和皇帝建立信任；有时候执行个小任务，皇帝对他的能力也能判断个差不多。有了这些基础，将来就可以派出去当官了。你听听，这种“郎官”制度就是那个时代的“管培生计划”。

你别觉得这是个权宜之计啊，自古至今，好多人都是从这条路出头的。汉武帝时候的霍去病、霍光就是这么被重用的。清朝的和珅其实也是从御前侍卫这个职位上发家的。身边人嘛，被看见、被信任的机会，确实要大很多。

这套“郎官”制度其实很不错。但是也有缺点，就是人才产量太低了。

人类学中有个概念，叫“邓巴数”，一个人能维持紧密关系的人数上限，也就150个人左右。这是由人类的智力水平决定的，无法突破。皇帝也是人啊，他能认识几个“郎官”？要治理那么大的帝国，这点人怎么够？

就像你开公司，身边熟悉的、信任的人都派完用场了，怎么办？通常都会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内推”。你们有什么好朋友、原来的好同事、包括自己家亲戚，你觉得能力行的，都推荐过来啊，公司相信你啊。对，汉代也是这么干的，这个制度叫“察举制”。

各地官员不仅有举荐人才的权力，而且也有发现人才的责任。这是有指标考核的：你们郡人口在二十万左右，则每年要推荐一个人才。按这个基数，四十万推两人，六十万推三人，以此类推。

这套制度也很好，但是运行时间一长，又有新问题了。

你想，地方官是哪儿来的？是朝廷派下来的。如果有原来在朝廷里的同事、领导给他递条子，说我有个老熟人的外甥在你们郡，你关照一下。你说他买不买账呢？当然买啊。我将来还要升官去京城的啊。所以，搞到最后，当官的机会还是在围绕中央朝廷的一个小圈子里打转，地方上的人才还是选不上来。

那怎么办？就像今天的一个董事长，在人才问题上信不过公司副总和各地分公司的总经理，那我就干脆在各地分公司专门设一个职位，用土生土长的人，专门负责人才发展问题。

没错，后来的皇帝跟你想到一起去了。曹魏的时候，就真设了这么一个职位，叫“中正”，专门负责给人才打分，给国家推荐。这就是“九品中正制”。你听听这个名字：“中正”，很明显，朝廷的期待是，这帮人能把良心搁在中间，来公正地推荐人才。但是没想到，带来的问题更大了。

因为“中正”是当地人，那他举荐的必然是地方上的豪族。以前，地方豪族只是有钱而已，并没有政治权力，现在可好了，你推荐我儿子，我推荐你儿子，搞来搞去，几百年积累下来，搞出一个豪门士族的社会阶层来，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而且尾大不掉，最后居然连皇帝都看不起。

那还行？这就逼得皇帝必须绝地反击。尤其是隋唐时期的皇帝，统一大帝国了嘛，皇权复振，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回顾这一段，其实就是想和你一起感受一下制度创设的难处。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广土众民，解决一个问题，就得想出一套办法，但是这个办法一定会带来新的问题，于是又要创立新的办法。这是一个没完没了、没有尽头的过程。

好了，到了隋唐，有了科举制，问题就终结了吗？当然没有。因为刚开始的科举制，和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我们在中学课本里学过，说隋朝开创了科举制。我当时也是不求甚解，以为就是绕开世家大族，用考试来到民间选拔官员，这不就把世家大族给治了吗？

哪有这么简单？

你想啊。隋唐时期，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几乎都来自世家大族。才能、声望、关系，这些社会资源几乎都控制在他们手里。绕开他们？说得简单。当时印刷术还没有普及，书籍还特别贵，底层老百姓就没有几个认字的，哪儿有多少人才？

再说了，就算选拔了底层的人上来当官，他们没有社会声望，没有关系网络，也很难开展工作啊。

皇帝就一个人，是一个孤岛，豪门大族那可是周围的汪洋大海啊，几百年的根基，早就树大根深，盘根错节。要想解决豪族的问题，等不得，但是也急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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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就是隋唐的皇帝“小火慢炖”，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隋唐时候，科举制的巧妙就在这里：它的重点不在“举”，而在那个“科”字上。

“科”是什么意思？分门别类的意思。唐代的科举，不像后来，主要就是进士科的考试，唐代有各色各样的考试科目，考中了都有官儿当。有规律举行的考试，像什么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等等科目，这叫“常科”。此外，还有皇帝心血来潮，随时举办的考试，叫“制科”，那花样就多了去了，有史料记载的至少200多种。

什么“直言极谏”、“贤良方正”、“才堪经邦”、“武足安边”，都可以是考试科目，皇帝随便想起一个词，定出一个标准，都可以组织一次考试，选拔一次官员。后来还留了一个笑话：说有人在路上遇到个书生，骑着马往长安城方向狂奔。就问他，你这么着急忙慌的要干什么去，书生回答说，“我要去考不求闻达科”。你看你都快跑出心脏病了，就这还“不求闻达”呢？

那你说，唐代皇帝为什么要搞出这么多科举的“科目”呢？为的是：把人才标准的制定权从世家大族手里抢过来。

原来的“九品中正制”，“中正”官有权力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他是中下品，你是上中品。而且，不仅打分，还盖戳儿，用国家的名义来给这些世家大族的子弟做信用背书。这就相当于一个地方官，拿着国家的戳儿，随心所欲地给人发文凭。这怎么行？

现在有了科举制，好了，什么叫人才，我说了算；谁是人才，考试成绩说了算。即使考试制度本身不完备，即使人还是那些人，没关系啊，至少衡量官员的那把“尺子”，给你们做信用背书的那个“戳儿”，不好意思，我拿过来了。那皇帝在官僚系统中的威望就提高了一大截儿。

举个现在公司里的例子你就明白了。

原来是各地分公司给总公司推荐人才。那大家对自己身份的认定就是：我是河南分公司推荐的，他是湖北分公司上来的，我是王总栽培的，他是李总提拔的。那这个公司肯定就是四分五裂。

现在总公司改政策了：提拔人，要按总公司发布的标准来，比如三月份要提拔一个特别勤奋的，四月份要提拔一个业绩特别好的，五月份要提拔一个外语说得棒的。这就是抛出了三个人才标准的分类。这不就是唐朝科举中的那些“科”吗？

虽然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底下人还是可以作弊，但最后选出来的人，众目睽睽之下，在勤奋、业绩、外语水平上，总得稍微能说得过去吧？那你想会有什么结果？

公司里的人的分组方式，就不是按照地域和推荐人来分了，而是按照专长和特征来分了。这对原来分公司的权力当然就是一种削弱。

最重要的变化是：被提拔的人的心态变了。他心里清楚：第一，标准是总公司定的。提拔的机会是总公司给的。我最感谢总公司。第二，虽然对于过程中帮过我的人，我也很感激，但那不是决定性因素。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我自己的禀赋和努力。

唐代皇帝靠这一招，渐渐地就把人才标准的认定权从世家大族手里收上来了。虽然人可能还是那些人，但是皇帝的权威大大增加。

你看，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最根本的目的，不是要从民间选拔新人才。就像打牌，皇帝的目的不是要换牌，而是要把桌面上已有的牌按照皇帝定的标准重新组合。要不怎么说，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品牌，一流企业做标准呢？拿到标准的制定权，很重要啊。

那科举制度就这样持续下去，不是挺好吗？

不行啊。到了宋朝，社会条件又发生了重大变化。皇帝又面临了新的挑战。

而要解决这些新挑战，皇帝就不得不对科举制度做进一步的改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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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我们说，到了宋朝，皇权又有了新的挑战。

本来，皇帝的对手是世家大族。但是没想到，唐朝末年的那场动乱，世家大族是死的死、散的散，困扰皇权几百年的豪族问题，突然就这么消失了。

那皇帝就可以彻底松心了？拔剑四顾心茫然了？不会的。舞台上不会有真空，新对手很快就上场了。谁啊？就是能够左右科举考试结果的官僚集团。毕竟，科举考试要面对成千上万的考生，皇上一个人可干不了，得委派官员具体操办，这些主考官们，就通过出题、阅卷、选优，获得了一种新的权利。

打个不尽恰当的比方：世家大族对皇权，像是蹲在门口的野兽，动不动要暴起伤人；而官僚集团对皇权，更像是屋子里偷东西的老鼠。虽然威胁没有那么大，但是鼠窃狗偷的，也是非常烦人。

站在皇帝的角度看，以前是世家大族对人事权的劫持，而现在，变成了主考官们对国家人事权的截流。

这还真不是皇帝的想象，真实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

唐朝有个宰相叫崔群，他曾经主持过科举。罢官之后，他的夫人就劝他买庄园土地，给子孙留点家业。崔群说：“我有30所好庄田，遍布天下，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他夫人就疑惑了：“我怎么不知道呀？”崔群说：“我前年主持科举，录取了30个人，这不都是好庄田吗？”言下之意，咱的子孙，靠这些门生的照顾，比自家有田产还靠谱。

你看看，这叫什么心态？你主持考试，录取的门生，怎么就成了你私人的产业了？

没错，这就是唐朝的风气，考官与考生之间逐渐形成“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这是一种非常私人的关系。白居易写过这么一首诗，最后四句是：“胸中壮气犹须遣，身外浮荣何足论！还有一条遗恨事，高家门馆未酬恩。”高家门馆指的是谁？就是当年录取白居易的“座主”高郢啊。全诗大意就是说，我白居易自己看破红尘，想要告别官场，但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我没能报答“座主”高郢的恩情。要知道，这首诗可不是白居易28岁刚刚中进士的时候写的，而是他晚年写的。都过了三四十年，这恩情还甩不掉呢。

这种“座主”和“门生”关系，渐渐就形成了一种政治肿瘤，就是“朋党”。在朝廷中勾结，在政治上共进退，唐文宗不是有一句名言吗？“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从皇帝的角度来说，官位是我设的，俸禄是我出的，凭什么你们这些官僚，只要当过一次考官，就能收获这个考生一辈子的感激涕零？

所以，宋代的皇帝，从一开始就在这个问题上严防死守。宋太祖即位第三年，就颁布诏令，严禁科举考官与考生结为“座主”、“门生”的关系，诏书中有这么一句话：“国家悬科取士，为官择人，既擢第于公朝，宁谢恩于私室？”你们能当官，是朝廷的恩典，你们凭什么跑到那些大佬的家里去千恩万谢呢？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有一句话：“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如果我的权力是这些大佬给的，那我获得权力之后也只会对这些大佬负责。皇帝是谁？不好意思，不熟。

宋代的皇帝虽然没有读过孟德斯鸠，但是这个道理，他们是明白的。

现在我们明白宋代皇帝面临的挑战了：必须在用人问题上，防止官僚集团当中间商、赚差价。这个问题既然是科举制造成的，那就要通过修正科举制，把这个漏洞给堵上。

说到这儿，我们就能回答前面提出来的那两个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早不搞，晚不搞，就在宋初这30年间，科举制度突然搞出来这么多防作弊的制度创新？

我们这代人大多都是在考场上厮杀过来的，一听防作弊的措施，就觉得是冲我们考生来的。不是的。科举制度中的防作弊措施，是冲官僚集团来的。

你就看这几项“黑科技”——

“殿试”这项制度的潜台词是：你们这些官僚和考生之间，也别什么“门生”、“恩师”的叫得那么肉麻了，凡是中进士的，全都是“天子门生”。“恩师”就是我。不许你们中间商赚差价。

至于“锁院”、“糊名”、“誊录”这几项措施，本质是啥？就是在考试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剔除掉人的因素。科举考试中的所有考官，你们低头看卷子就好，不用抬头看人。

这个时候你再看科举制度，它简直就变成了这么一架机器：只要考生愿意考，来，输入你的卷子，然后经过这个机器的判断，立即就能输出名次。整个这个机器的运行过程中，只有对文字的判断，丝毫不牵涉到人对人的判断。

你想想看，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皇帝一个人面对全天下的读书人，你从这头输入文字，我从那头给你输出名次，中间的庞大官僚系统居然拿不到什么居间的红利。在今天，需要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才能实现的事，在1000多年前，居然就实现了。用欧阳修的话来说，“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像大自然那么无情，像一杆秤那么公正，真是不可思议的制度发明啊。

那我们再来回答前面提出来的另一个问题：只靠卷面文字来选人当官，这肯定不是最好的选人的方法啊。几百年前的武则天就发现这一点了。宋朝的皇帝肯定心知肚明，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坚定地这么做？

这就要说到科举制度的本质了。

我们一般理解，科举的本质，不就是考试吗？不，考试只是表象，是选择的过程。关键在于这项制度的起点。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科举史》，里面有一个很有洞见的说法：其他选才制度都是“他荐制”，而科举制度是“自荐制”。

所谓“他荐制”，就是我是不是人才，我说了不算，需要有他人来推荐、来背书，他们点头，我才是人才。前面我们介绍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都是这种“他荐制”；

而“自荐制”，就是我是不是人才，我只要觉得自己是，就可以站出来毛遂自荐，只要通过测试流程，不管你们对我这个人是什么观感，我就是人才。科举制和此前的人才制度相比，最本质的区别在这里。

你可以想象一个今天的场景：

如果在一家单位里面，你能不能被提拔涨薪，得你的直接领导说算。那一个底层的普通人，如果运气不好，可能就会受尽了盘剥和屈辱才有机会，或者这辈子压根就没有机会。

如果单位有一天说，现在咱们搞公开考试啊，谁都可以参加。那么请问你对这个考试有什么期待？当然是：最好中间不掺杂任何人的因素，至于考什么，反而没有那么重要。哪怕就是纯粹的抽签，都行。至少，我有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感觉。古人不是有一套嗑儿吗？“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你看，影响科举考试结果的，除了自己努力读书之外，全部都是玄学，没有什么其他人的因素在里面掺和了。这才是“自荐制”发展的终局啊。

是的。理解了“自荐制”的本质，你就知道了，科举制度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有一种内在的倾向，就是要剔除中间环节的人为因素。它的最终使命，不是为了把人才选择出来，而是为了让所有参与这个游戏的人，有对自我命运的掌控感。

我们可以抽身出来，看看“他荐制”和“自荐制”各自的利弊。

“他荐制”，当然有优点，至今还在普遍使用。

道理很简单：人是万物的尺度，能衡量人的也只有人。所以，选拔人才，少不了人对人的推荐和背书。

就像今天，公司选择应聘者，除了笔试成绩，当然也要看，原来工作单位的同事对这个人的看法；再比如，今天西方很多学校录取人，可不是只看分数，来自社会名流的推荐信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微观地来看，如果我们需要快速地筛选人才，“他荐制”有优势。

但是，“自荐制”也不见得就那么差。这又牵涉到人的另一个本质了：人没有确定的样子。人是可以发展的。

说个我上大学时候的感受吧。当时一个班上，有从大城市来的，有从农村来的。农村同学的高考分数不低，但是要论气质、谈吐，比城里的同学就要差一大截。但是别忙，过几年你再看。农村同学会经历了一个飞速的城市化过程，很快气质、谈吐、自信也上来了。再拉长时间尺度来看，农村同学的人生成就，其实一点也不差。

我们今天的高考，本质上也是“自荐制”。它用一把尺子来量所有人，好像有失偏颇。但是另外一面，它也为人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所谓的现代文明，我想，应该就包括这样的因素：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总该有一个机会，让我自己站出来说——

“我愿意接受命运的裁判，而且，我相信我的未来发展有无限的可能。”

今天我们讲科举制度的演化，你发现没有——

这项制度的初衷，可能只是为了应对当时的挑战，而不是为了什么抽象的原则，更没有什么笃定的总体规划。但是制度曲曲折折往前演化，一路经过人心、公道这些抽象原则的筛选，最终的结果，如果符合文明发展的方向，那么它就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你看，科举制度就存在了一千多年，甚至科举制度的那些“糊名”、“锁院”、“誊录”技术，还在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今天我们的各种考试里。

这一期《文明之旅》节目，我们讲的是1002年的宋朝。最后，我们来看这一年的两个小场景吧。

这一年，有一个学生，只有13岁，正是贫苦向学的时候。小时候，因为家贫，他住在一个庙里读书。他怎么吃饭呢？提前煮两升米，放一晚上，粥就坨成一块了，然后用刀切四块，早晨跟晚上各拿两块，就着咸菜吃，一吃就是三年。这就是成语“断齑画粥”的由来。这个人就是范仲淹。再过13年，他考取了进士；再过43年，他写出了名耀千古的《岳阳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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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他不该有机会，但是现在有了。

就在这一年，朝廷的两个宰相不约而同地做了一件事：首席宰相李沆把女儿嫁给了新科状元，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位“连中三元”的王曾；副宰相，也就是参知政事王旦，把女儿嫁给了一位新科进士韩亿。家里人反对的时候，王旦说，时代不一样了，“你们看不懂的呀。”这两位女婿，都是家世并不怎么显贵，甚至还都是拖儿带女的鳏夫。

他们本来也不会有这样好姻缘的机会，但是现在有了。

宰相李沆，参知政事王旦，都是当时朝堂上的重臣。他们已经感知到了春江水暖，已经看到了时代的大转向，以及一波新人物不可阻挡的崛起。

这里是公元1002，大宋咸平5年。我们下一期，1003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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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要致敬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做这期节目给了我很大启发的《科举史》，是他将近80年前的著作。这书刚出版的时候，你大概也能想得到，学术专著，还是讲中国历史的，肯定没多少人看，差点都绝版了。哪知道到了60年代，这本书的修订了一次，正赶上了日本经济起飞，企业用人的标准提高了，考大学也是卷得很，中国古代科举，一下子让那一代年轻人觉得心有戚戚焉，竟然就卖成了畅销书。你看，一本学术著作的运势，也要看这个题目是不是契合当时人的关键人生问题。这本书咱们得到电子书库里就有，会员可以免费读，建议你也去翻一翻。

参考文献：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

（唐）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

（唐）李伉编，李剑国校证：《独异志校证》，中华书局，2023年。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

（宋）沈括撰：《梦溪笔谈》，大象出版社，2019年。

（宋）江少虞撰：《宋朝事实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

金滢坤：《中国科举制度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张希清：《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美]姜士彬著，范兆飞等译，仇鹿鸣校：《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中西书局，2016年

[日]宫崎市定著，马云超译：《科举史》，大象出版社，2020年。

[美]柏文莉著，刘云军译：《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

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向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

刘海峰：《唐代考试糊名起始时间再析》，《学术月刊》1991年第11期。

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祝尚书：《“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论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祝尚书：《论宋代科举时文的程式化》，《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成祖明：《郎官制度与汉代儒学》，《史学集刊》2009年第3期。

柳立言：《科举、人际关系网络与家族兴衰以宋代明州为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一卷，2010年。

何忠礼：《贫富无定势: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学术月刊》2012年第1期。

田建平：《书价革命宋代书籍价格新考》，《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在这儿我也帮卡萨帝推荐个产品：卡萨帝揽光系列507L冰箱。

他们说，这个系列的名字，来自于一句诗——“少年自当扶摇上，揽星衔月逐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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