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24年：交子1000年，纸币为何诞生在中国宋朝？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节目。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24年，大宋天圣二年，大辽太平四年。

这一年，大宋朝的皇帝是宋仁宗，当然仁宗岁数还小，真正做主的是刘太后。距离真宗皇帝去世，也已经过去了两年了。今年三月，大宋君臣们为真宗皇帝办好了最后一件事——修好了《真宗实录》。

什么是“实录”呢？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传统，就是把一个皇帝执政期间的大事，按照年月日的顺序编排好。你可以理解成关于这个历史时期的最详细的档案汇编，当然也包含了一层意思：对很多人物、事件给出官方的正式评价。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比如宋朝的《太祖实录》，前前后后就修了三个版本。一个事，说不说，说多少，怎么说，都是非常费斟酌的。

这一年，《真宗实录》修好了。主持这项工作的宰相王钦若，献上了这部150卷的大书。这个篇幅可不少：你想，《太祖实录》只有50卷，《太宗实录》有80卷，真宗的儿子仁宗比较多，有200卷。但是仁宗执政了41年啊，真宗只执政了25年，所以有150卷，不少了。

刘太后和小皇帝仁宗接过实录，恭恭敬敬地摆了香案，一点不敢怠慢。母子两人捧着书，睹物思人，一边看一边抹眼泪。这是先帝的最后一件事嘛：这部书一定稿，先帝的身前事、身后名，就算是在历史上定格了。

不过，好可惜，中国古代那么多实录，只有明清两朝的实录，算是完整地留下来了。此前皇帝的实录，现在还能看到的，只有韩愈写的《唐顺宗实录》，以及《宋太宗实录》的一些残本。150卷的《宋真宗实录》，现在也是看不到了。

读中国历史，经常会有这样的感慨：很多当时人无比尊崇、无比珍惜的东西，很遗憾，时间像一把残酷的进化剪刀，咔嚓一下，就烟消云散了；而当时人可能还不太在意的东西，没准时间越长，反倒越加光芒四射。

就拿宋朝来说，四大发明中有两项，都是在这个历史阶段发明的：指南针、活字印刷术。其实第三项——火药——在军事上的应用，也是在这个阶段突飞猛进的。但是当时的人并不觉得这是多大的事儿，往往只是在某本书的某一行字里面一带而过。

还有一项，虽然没有能列入四大发明，但是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它的意义一点也不比四大发明小。那就是纸币。我们上学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知识点：中国在宋朝的时候发明了纸币，就是四川的交子，今天，你要到成都去，还能看到交子大道、交子大厦、交子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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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子是哪一年发明的？这当然是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但是如果非要定一个交子诞生的年份话，那就是这一年啊，公元1024年啊。这期《文明之旅》节目录制于公元2024年，正好是交子诞生1000年。要知道，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比欧洲早600多年。所以，这一期节目的主题没得选，必须得聊聊交子。

那问题来了：中国人为什么能比欧洲人早600多年发明纸币？是因为中国人比欧洲人聪明？更有创造力？这当然是一种解释。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当时中国更具备发明纸币的条件呢？

那，这些条件是什么呢？搞清楚这些条件，又对我们理解“创新”这件事，有哪些启发呢？

好，那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穿越回整整1000年前，穿越回1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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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为什么最早在中国？

为什么纸币在中国出现比欧洲早600年？除了为祖先的创造力自豪之外，我们还得意识到，这是因为两个文明在这个方面遇到的挑战不一样。

我们先来看欧洲的情况：

欧洲很早就有很发达的商业，大宗货物的交易通常都是用贵金属，就是金、银。但是这就带来了两个大麻烦。

第一个麻烦，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用的零钱怎么办？欧洲长期是分裂的，各个诸侯、贵族、领主，就只好在自己领地上发行各种各样的小零钱。那你可想而知，什么币值混乱、货币不足的问题，当然就长期存在。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写的《小零钱大问题》，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是好在欧洲是分裂的，零钱问题再严重，也是局部问题。长期困扰，但它不会大规模蔓延。

第二个麻烦就严重了，它是全局性问题：同样因为欧洲是分裂的，各地都有各地的金银币，每种金银币的大小、重量、纯度都不同，那怎么交易呢？于是就出现了专业搞兑换的人，也就是早期的银行家，banker。这个词是从意大利文Banca（长凳）演化而来的。最早的银行家就是一帮人凑在一起，每个人一条长凳，坐在那儿等生意。你带钱来兑换，就把长凳当柜台数钱。这样的银行，业务越搞越多，兑换、还款、借贷，渐渐地，银行为了方便开展业务，就搞出了各种票据，这就欧洲纸币的前身。1666年，瑞典斯德哥尔摩银行发行了欧洲最早的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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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看，欧洲的纸币，是从银行这个基础上发育出来的。

那回过头来看中国的纸币“交子”，奇怪，宋代的时候，中国根本就没有发达的银行系统，为什么也能出现纸币呢？对，中国的货币演化，其实是走了另外一条路径。

中国和欧洲最大的不同，是从秦朝开始，中国就完成了大一统，货币系统早就统一了，所以就不会出现欧洲那种货币兑换难题，那自然也就没有演化出欧洲那样的银行。而且，古代中国一直重农抑商，没有欧洲那么频繁的交易需要。那就怪了，为什么是那中国率先发明了纸币呢？而且，一早就早了600年？

其实回到历史现场一看，你就明白了，中国之所以发明纸币，就是因为铜钱系统出了大问题。就是，铜钱不够用啊，历史上称之为“钱荒”。

为什么会钱荒呢？朝廷多铸造点呗。问题是，铸造多少都不够，因为历史上铜钱一直在流失，就是个黑洞。这就怪了，铜钱又不能吃，怎么还能没了呢？

有很多原因。

首先一个原因，铜除了铸币，本身还有实用功能，能做铜镜、铜壶、铜钩子什么的。假设你是一个做铜器的作坊，到哪儿去弄原料？难道还去铜矿进货吗？不用啊，推一车粮食就能换回现成的铜钱啊。只要你发现，哟呵，铜钱融化做成铜器还能盈利，那就直接用铜钱呗。国家的货币，就成了铜原料。货币多容易得到啊，采购铜原料的物流费用都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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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再往前想，铜钱不仅有交易中介的功能，还有保值的功能啊。有了财富，可以换成铜钱存着啊。粮食会腐烂，铜钱可不会。

就拿唐代来说，史书里就记载，各个地方上的节度使，囤积在京城里的钱，少的都有五十万贯。你算算，一贯将近1000枚铜钱，这是五亿枚啊。要知道，唐代国家一年的铸币量，最多也就3亿枚，你说皇帝能不急吗？于是下令，让他们处理一下。1～10万贯的小额存款，一年内赶紧花掉；10~20万贯的，两年内处理掉。但是你懂的，唐朝藩镇割据，节度使本来就不听指挥，这种命令怎么执行呢？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把钱花掉了，还是换个地方又存起来了呢？

2010年在陕西的一个中学校门口下面挖出了一个大洞，里面满满一坑的铜钱，重达4吨。据报道是南宋时期的窖藏，也不知道是哪个有钱的冤大头藏的。对啊，古人又没有银行，如果想储存财富，最好的方法不就是挖个坑把钱埋了吗？

这还是为了活人的打算，死人也要带走一批铜钱啊。

你看前几年轰动一时的江西海昏侯墓的发掘，目前光清理出来的铜钱都有400多万枚，十几吨。哪个朝代不死这样大富大贵的人？你带走一点我带走一点，全埋地下了，让子孙后代用什么？

还不止是死人，还有各路神仙。

东汉之后，佛教在中国兴盛起来，精神产品那是非常费钱的。你怎么证明对菩萨的信仰？不就得把好东西、值钱的东西献给菩萨吗？有金子就用金子，金子不够就用铜啊。铜像、铜铃、铜钟，有多少用多少。就像北京大钟寺那口钟，大明永乐年间铸造的，46吨重，这又得耗进去多少铜？

所以中国历代灭佛，有时候还不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冲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皇帝看中了寺庙里的那点铜。历史上还真有这样一个说法，叫“毁佛钱”，就是熔化佛像铸造的钱币。比如唐武宗会昌灭佛后铸造的会昌开元通宝，就是这么来的。

这就完了吗？没有。还有周边的国家呢。就拿大宋朝来说，自己铸钱自己花？不行啊。周边的政权，西边的西夏、北边的辽、东边的高丽日本，往往用的都是大宋朝造的钱。那怎么办呢？谁让你的铸造水平高，铜钱又足斤足两呢？不用你的用谁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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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再放眼民间一看。那个时代，铜钱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很罕见的标准工业品，规整、小巧、寓意吉祥，那好了，包饺子放一个，做毽子用两个，房屋上梁放几个，我小时候还见过用铜钱做的毽子。这种用量虽然不大，但是架不住家家户户这么跑冒滴漏啊。

说了这么多，你再切换到皇帝的视角一看：天呐！朝廷开采、冶炼铜矿，足斤足两地往市场上投放铜钱，为的就是老百姓有钱可用，让天下货物流通，现在好了，朝廷投放多少，你们都可以藏起来、埋起来、供起来、漏出去，排水管比进水管都要粗，这个买卖也太赔本了。

作为一个现代人，这个问题你可能想到解决办法了，那就是，把铜钱的面值搞大一点呗。花10块钱的铜，做出来面值20块钱的货币，不就不需要那么多铜了吗？垄断铸币权的朝廷，很有动力做这件事。用现代人的说法，凭空增加的币值叫作铸币税。这么做，不光能解决钱荒的问题，朝廷还能凭空多收一笔税。

这个办法古人真想过，历来干的人也非常多。比如三国时期的刘备在四川的时候就发行过“直百五铢”钱。同样一枚铜钱，我非要在上面写上“这一枚就当一百枚五铢钱”。一比一百啊，这多好，变戏法似的。这种大钱最大能大到什么程度呢？只能说得看当权者的想象力了。三国时期的另一条好汉，吴国的孙权，就铸造过当千钱，当二千、当五千钱。这事就越搞越离谱。

但，这条路根本行不通。还不是咱们现代人马上想到的，发行大面值钞票，会引发通货膨胀，搞垮经济，而是，这个办法根本持续不下去。

一方面，老百姓不接受，这样的钱，大家不爱用。比如，我手上这本专门讲交子的书《交子：世界金融史的中国贡献》里，就讲过一个例子，宋徽宗时期，蔡京曾主持铸造一种大钱，一枚大钱，用相当于三枚铜钱的铜，但是顶十枚普通铜钱用。蔡京的如意算盘是用三文钱的本儿，赚七文钱的利。但是民众对于这种钱的接受程度非常低，明明就值三文钱，凭什么官府一声令下就能值十文？市面上谁要按十个铜钱算，大伙就当他是傻帽。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隐秘的因素：皇帝这么干，还有一伙天然给他踩刹车的人。谁啊？民间私铸货币的人。

你想啊，如果朝廷说一枚铜钱，只要上面写上价值一百枚，就可以真的当一百枚来用，你要是胆子足够大，你会怎么做？你会把家里的铜锅、铜镜、铜钟全部砸了来铸钱啊，或者干脆把市面上能搜罗到的铜钱都融化了来铸钱啊。铜钱的熔点又不是很高，土法上马就能干，一转手就是一百倍的利润。这么高的利润，你懂的，朝廷再有严刑峻法也是拦不住的。

那你想什么结果？朝廷每搞一次这样的戏法，虽然能暂时解决钱荒，但是受益更多的，是那些民间铸币的人。宋代就有学者把这个道理说给皇帝听了：国家发行一枚这样的钱，民间就有人搞出十枚，国家这么行使一下权力，就丢掉了十倍的利益。

所以你看，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在现代纸币出现之前，在金属货币时代，真正摁住统治者的手的人，恰恰是民间的私铸者。统治者胆敢搞一倍的通货膨胀，他们就能搭把手，搞出十倍的恶性通货膨胀。那皇帝想想，当然也就算了。所以只要是正常朝代的正常时候，比如宋朝这三百多年，国家铸造的钱的重量和成色都非常稳定。这不是因为皇帝有节操，而是因为实在不划算。

现在你明白了，只要用的是铜钱，中国古代的大一统帝国就面临这样的左右为难：造铜钱，面值和铜的实际价值等值的话，就会面临一个无底洞，最终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面值和铜的实际价值不等值的话，就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便宜了盗铸货币的非法之徒。

不知道历史上有没有一个皇帝做过这样的梦：如果有一种货币，很便宜就能生产出来，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朝廷想让它值多少它就值多少，万一有个救急的事儿，可以通过发行这种货币低成本地收一把税。而且，这种不用铜的货币，老百姓还愿意用，那就太完美了。

这是啥？这不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纸币“交子”吗？

所以，交子的发明，可不是什么天外飞仙，奇思妙想，而是被挥之不去的钱荒逼出来的。但奇怪的是，铜好歹还有实用价值，此前标成大面额，由朝廷强令推行的铜钱，民间都不接受，到了宋朝，在四川，一丢丢的铜都不用了，干脆换成一张纸，凭着这东西就能做买卖，怎么就能被市场接受呢？你不觉得这很神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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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子为什么出现在宋朝的四川？

寻找铜币的替代方案，中国古代其实一直在做。汉武帝用过白鹿皮做钱币，北魏的时候甚至用过布片做钱币。

你可能会说：对啊，用布匹啊、绸缎啊、绢布啊做钱币不也挺好的吗？是的，这确实是一个很常用的替代方案，但是非常不理想。

原因有两个：第一，布匹和绸缎的实用性更强，比如天一冷，大家都需要布，布就涨价了。货币嘛，最重要的是币值要稳定。而布匹的价值波动太大，不太适合做货币。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布匹的分割性不好。

这个很好理解。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咱俩做生意，我给你一匹布，你找给我半匹，那只好分割。分割在技术上不难，但是两个人一人拿一半，发现自己都受损失了，因为两个半匹布的价值远远不如一整匹布。这就看得出金属货币的好处了，不管怎么分割，还能够重新融化捏合在一起。价值既不减损，也不灭失。所以马克思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道理就在这里。

好了，找啊找啊，为什么到了宋朝，找到了纸币这个解决方案呢？

最好理解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到了宋朝的时候，印刷技术才成熟啊。有了彩色套印这种复杂的印刷术，纸币的防伪问题才能解决嘛。这个不用多说了。

更深层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唐宋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有了一些很微妙的变化。其中一个，就是老百姓养成了喝茶的习惯。这个不得了。饮料行业直到现在，也是个诞生首富的行业，表面上不起眼，但是一个普遍的消费习惯一旦养成，爆发出来的经济能量大得惊人。

你想，茶叶在哪里生长？南方。但是喝茶的人呢？遍布全国。所以，从南方产茶区远距离运输到销售区，尤其是北方，这就改变了中国大宗商品的流向。原来，大宗商品，主要是盐和铁；现在不仅有茶，还有绢，有米。原来的盐和铁主要是官营，而现在的茶、绢和米，普通人生产普通人消费，整个市场的交易主体就变了。大量的分散的、普通的小农被卷到市场里了，对货币的需求量激增。

唐朝的时候，铜钱已经不够用了，已经有“钱荒”了，到了宋朝的时候，市场规模暴涨，钱就更不够用了。

当然，不是宋朝政府不努力哈，是市场规模扩大得太快。实际上，宋朝制造铜钱的量是非常惊人的，就一个北宋，比整个唐朝要多出10倍到30倍。这个结论不只是书面的，还有一个旁证。吴乐旻的《富种起源》里提到：格陵兰岛上的冰柱采样，捕捉了人类历史上三次铜污染的高峰。一次是工业革命，一次是古罗马，还有一次，就是北宋。古罗马的铜产量每年达到了15000吨，而在古罗马灭亡之后，整个世界的铜产量衰退到每年只有2000吨了。到了北宋，商业繁荣又催生了对铜币的巨量需求，铜产量又达到了每年13000吨，主要当然就是用来做钱币了。宋朝灭亡之后，世界铜产量又掉到每年2000吨。相比之下，整个明朝将近300年的铜币官方产量还比不上宋朝一年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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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就是这么猛，但是货币还是不够用。发明纸币，在当时，就是一个不得已的替代办法了。

当然，我们还可以往深再看一层。为什么纸币出现在宋代？还有一个原因：宋代的社会治理能力，也是前代不可同日而语的。

就拿交子来说，最早尝试发行这种纸币的，其实是四川成都民间的一些商人。这叫“私交子”。简单说，就是你不是嫌金属货币沉吗？不方便吗？那好，你把钱存在我这里，随时可以取。我再拿纸给你开个票据，证明你这钱在我这里。这个票据你就可以用来买东西了。

听着特别好吧？但是有一个要命的问题，就是这些民间的商人很快就发现：哎，我不需要傻乎乎地把钱全部放在这里啊。我这里留一些钱周转就行了，十个瓶子五个盖，这个游戏就能玩下去啊。剩下的钱我可以挪到别的地方先用着啊。

那你想，一旦挪用的钱投资失败，或者突然出现用户的集中挤兑，马上就是金融危机。所以私交子很快就出问题了，出现了大量的诉讼。

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地方官，你会怎么办？既然惹麻烦了，把交子禁了就完了呗。对于一个官员来说，这么做也没什么错。实际上，刚开始地方官就是这么干的。

但是，也有地方官站出来说，如果把交子废了，民间贸易还是不方便，要不这样呢？民间私人就别搞了，专门设一个官方机构，公家来办交子。当时朝廷里做主的刘太后，对这么专业的事也没有主见，但是慎重的态度是有的，又指定了一个附近的地方官，跟他们一起商量。最后形成的意见是一致的，改私交子为官交子，公家来办。朝廷说，好吧，你们既然想好了，就办。这个答复就在天圣元年的11月，换算到公历，就是今年，公元1024年的1月份。后来这就确定为纸币“交子”的诞生日。

读这段史料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感受：一个地方官，看到某一项创新惹了乱子，想到的不是一禁了之，而是愿意把这颗烫手山芋接过来，说服朝廷设立一个常设机构，想办法、立规矩、负责任、担风险，用官员的身份把原来商人做的事再做一遍，而且还要做得更好。这份担当，其实是很了不起的。大家都说宋代冗官冗员，但是反过来，这也造成了一个条件：地方官员中的那些愿意做事的人，也确实有机会、有资源拳打脚踢地干点儿事。

你再回顾一下这个过程：朝廷有鼓励创新的心胸，地方官有敢于担责的勇气，再加上确实也有做事的资源，这些因素因缘际会，凑到了一起，交子这样的创新才有可能诞生。如果不是在国势蒸蒸日上的北宋，那简直不敢想。

那下一个问题又来了，为什么这个创新出现在四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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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原因就更复杂了。比如四川出的纸好，四川的印刷术发达等等，但是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和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四川的商业更发达，而货币更不够用。

那个时候的四川跟我们今天印象中的西部省份四川，可不是一回事。从唐代开始，就有所谓扬一益二的说法，天下最富庶的地方，扬州第一，益州，也就是成都一带，是第二。在五代时期，四川也没有什么战乱，所以宋朝初年，四川的人口就是全国第一。不仅人多，商业还发达，就在现在这个阶段，四川地区的商税占到全国总额的将近30%。妥妥的经济高度发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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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此同时，四川的货币情况又非常糟糕。

宋朝初年的皇帝，说实话，是不怎么拿四川当自己人的。灭了后蜀政权之后，赵家天子一门心思要把四川的财富搬到开封来。我们在公元1001年那一期的《文明之旅》节目里讲过这个情况。

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布匹粮食，得要，当时非常珍贵的铜钱呢，更得要了，内地缺货币啊。那铜钱都搬走了，四川用什么货币呢？哎，你们就用铁钱好了，用铁铸成的钱。

铁钱带来的问题，一个想得到，一个想不到。

想得到的是，太不方便了。同样是一贯钱，铜钱是四斤半，铁钱呢？要重两斤，六斤半。但要命的是，铁的价值远远不如铜，铁钱只有铜钱购买力的十分之一。那是一番什么样的场面啊？你当时在成都要花两贯钱买一匹绢，你需要挑着130斤重的钱去买。顺便说一句，苏东坡家在四川就是做这个买卖的。今天的三苏祠，就是他家的老宅，在眉山的纱縠行，专营各种丝绢绸缎。至少，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应该见过那种挑着上百斤铁钱来买东西的人。

这还是在平原地区，四川四面都是山啊，蜀道难嘛，那你可想而知周边山地里的民间交易有多难。四川作为一个经济区基本就被孤立了。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纸币交子率先在成都诞生，就不奇怪了。

有趣的是，铁钱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看起来，铜和铁都是金属，价值有高低而已。但其实，铁和铜的本质完全不一样。宋朝就有人注意到了这个区别，铁很容易生锈腐蚀，而铜的化学性质就稳定得多。所以，在老百姓看来，铜钱是一种可以长期储存的货币，而铁钱呢，跟纸差不多，都是非常容易腐烂的。所以，用惯了铁钱的四川人，没觉得用纸做的钱有什么大不了，反正都是不好储存的，接受纸币没啥心理障碍。你看，这倒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纸币交子为什么诞生在四川，其实还有一些非常偶然的原因。

举个例子，当时朝廷里的最高决策人刘太后，就是四川人。她虽然十几岁就离开了家乡，但是想必对当时四川用铁钱不太方便的场景，是有耳闻目睹的。几十年之后，看到这么个富有创意的纸币，没准就更愿意给这个创新以尝试的机会，更愿意承担创新万一不成的风险。这种闪念之间的倾向性，对于一项创新来说，是性命攸关的。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人类的第一张纸币交子，诞生在大宋朝，诞生在四川成都，既是大势所趋，又是情境所迫，既是水到渠成，又有点运气使然。

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创新的常态吧：上天准备好了所有的条件，等到万事俱备，最后挑出一个幸运儿来，让他踢出最后的临门一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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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需要什么条件？

我们这代人，生下来就是在信用货币的环境里，手里拿着一张纸，甚至手机里的一行数字就能买东西，回头看1000年前的“交子”，我还是会为它感到惊叹。

如果说，我在一家铺子存了钱，他给我开了一张条子，因为是熟人，也常年打交道，我相信这张纸，等于是相信背后的人。这种信任好达成，靠人际网络的反复博弈就行。

但是交子可没有这么简单。它是货币啊，是脱离了具体人、具体场景的货币啊，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啊。我把货物交出去，对方给我一张纸，上面说，有一笔钱存在一个什么铺子里，我也不用去取钱出来，但是我就能相信，我拿着这张纸，就可以满世界打酒买醋，可以向官府缴费纳税。你看，这就不止是我自己信了，是我相信所有人都信。达成这种信任的难度就要高很多。

你就想象一个今天的菜市场。表面上有买有卖、市面繁荣，大家也都不缺斤短两、不欺行霸市。但其实，这样的“岁月静好”后面，是一大堆抽象的信任。比如，为什么不会有人来抢你的货？因为你相信菜市场有保安，保安搞不定的事，还能叫警察，警察搞不定，还能去法院，最后的最后，国家还有军队。你对眼前秩序的信任，说到底，是基于你对远远超出眼前的庞大网络的信任。这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建立起来的东西了。

所以，交子能在整整1000年前的1024年正式诞生，且平稳运行了80年，绝不止是因为那一代人的聪明才智，还有中国社会此前一千多年的痛苦摸索，缓慢的条件积累，反复的创新试错，最后啪地一下，就在那个时间，就在那个地点，花才开了。

不是有这么个段子吗？话说有一个生活在严重缺水地区的人，有一天遇到了一个老神仙。神仙说，可以答应他一个愿望。这人说，那我要一个水龙头。啊？你为啥要水龙头啊？他说，因为这个东西很神奇啊，插在墙上，一拧就出水啊。咱们也别笑话他，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谬误，我们常常只看得见水龙头，看不见背后的水管、水厂和水库，我们常常只看得见创新者的无限风光，看不见背后的条件、积累和机缘。

我们今天看交子，就好像看天上的一颗星星，璀璨夺目。但是，按照中国人的传说，天上的所有星星，都是女娲补天的结果，是因为原来天上有一个洞，所以才补上的。所以，把这颗星星看得再仔细，研究得再透彻，其实也不算了解了这颗星星。我们得有那个想象力，把星星拿开，看得到它填上的那个洞的样子，知道这颗星星到底补了什么，解决了什么样的痛点，我们才算对它有了一份完整的理解。

说个最近我看到的知识吧。

京剧历史上最出名的角儿，当然就是梅兰芳先生。梅先生无论是艺术还是人品，那都无可挑剔的存在，怎么赞叹都不过分。但是，如果我们只了解梅兰芳本人，其实还理解不了“梅兰芳现象”。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京剧最早的名角儿是什么样？都是老生啊，比如谭鑫培谭老板。粉丝喜欢看什么，什么就是顶流。梅兰芳先生是旦角儿啊，他是怎么有机会崛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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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之前，戏园子里的观众主要是男人，那个时候，良家妇女是不能进戏园子的，否则名声就毁了。而辛亥革命一来，社会观念发生巨变，太太小姐可以进戏园子了。观众一变，舞台就变。女人在戏园子里，就不爱看大老爷们了，要看美女啊。你可能听过一句话，“京剧无女”，没错，那个时代，连旦角也都是男人扮的，梅兰芳先生的机会就来了。那个时候，谭老板已经快70了，梅兰芳先生才二十出头，扮相漂亮，所以才有机会大红大紫。你看，这是时代变革带来的机会。

还有一个原因，是电灯。

晚清的时候，戏园子是不让点灯的，其实就是不让戏园子晚上营业，怕出治安问题。白天演出，台上的演员也只能看个身段，脸上的戏是看不清楚的。但是后来有了电灯，晚上也可以演出了，演员的扮相，甚至眼神就变得重要了。梅兰芳先生据说是近视眼，但是他勤学苦练，每天盯着天上飞的鸽子练眼神，造就了一双顾盼生辉的眼睛。这个时候，舞台周围放上一大排大瓦数的灯泡，灯光这么一打，梅先生的风采就无人可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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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什么是创新？创新不止是创新者灵光闪现的瞬间，也不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智力成果，而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它最早的种子，就是人类社会的那些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不断召唤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一方面不断积累各种各样的基础条件，等到一切时机都成熟的时候，老天爷往下俯身一看，找一个最适合的时间地点，找一个最有准备的人，把这顶创新的桂冠降落到他的头上而已。

今天我们讲交子，就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这个过程。

就像有人问，船是谁造的？那就有两个答案：第一，船是造船师傅造的，这个答案肯定对。但是还有一个答案：船是大海造的。因为，所有不符合大海要求的船，都已经沉了。大海就在那里默默地等，看着造船师傅辛苦地工作，然后接受那些符合大海心意的船，让它们存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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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过程，也是类似的。

好，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整整1000年的交子的故事。下一年，1025年，我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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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著名货币史学家彭信威先生。咱们这期讲交子，有本绕不过去的经典——《中国货币史》，作者就是彭信威。

彭信威出生在江西吉安，咱们节目里说过，那就是古代的庐陵，欧阳修的故乡，出才子的地方。他从小就爱收集铜钱。1935年去了英国伦敦留学，那可是当时的全球金融中心。毕业以后，他先是去香港，在中国银行找了份工作。1941年，到复旦大学教书，从此，大半生的精力都花在《中国货币史》的写作上。

彭信威不是那种钻进故纸堆做历史的人，他研究钱币，就节衣缩食，几乎把全部收入用于收集实物，自己的收入有限，就去结交上海的钱币收藏大家。

《中国货币史》，从1943年开始写，前后花了十年时间不断扩充、重写，初稿十几万字，到第一次出版，已经增加到了45万字。之后接着修订，到1965年的第三版，全书已经接近77万字了。要不是彭先生在1967年不幸去世，我想，修订还会继续。

这本书里有大量的货币插图，很多都是出自彭信威见过、收过的实物，所以这本书，是被很多搞收藏的人，当工具书用的。特别自豪地说，这本大部头，1000多页，咱们得到电子书库就有，推荐你也翻翻看，感受一个人一生执着一件事的力量。致敬彭信威先生。

参考文献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后晋）刘㫬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周行己撰：《浮沚集》，中国书店，2018年。

吴乐旻：《富种起源:人类是怎么变富的》，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

王申：《交子：世界金融史的中国贡献》，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

[日]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何平：《纸币发行千年纪念：世界历史上纸币的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19届世界经济史大会小组专题研讨纪》，《中国钱币》2023年。

管汉晖：《宋元纸币流通及其在世界货币史上的地位：兼论中西方货币史演变路径的差异》，《经济资料译丛》2016年第3期。

包伟民：《试论宋代纸币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林文勋：《北宋四川商税问题考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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