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04年：“基建狂魔”大宋如何打防御战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节目。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04年。

​今年，在中国是大宋景德元年，在位天子还是真宗赵恒。没错，去年还是“咸平”。“咸平”这个年号，一共用了6年，从公元998年用到1003年。从今年开始，改元叫“景德”。我们今天的瓷都景德镇的名字，就来自于这个年号。

这一年，一开始的兆头就不好。还没出正月，都城开封就地震了三次。然后就全国这儿也震，那儿也震，这一年，居然是中国古代史上地震记载最多的年份。

当然，今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这个，而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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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和北方辽朝的战争，已经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五年。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些小打小闹的军事摩擦只是序幕。宋辽之间的恩怨，迟早得有一个最后的了断。

决战就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开始的。到了今年冬天，20万辽军骑兵就已经从今天的北京南部，雄安一带，一路突破到了黄河北岸的澶州。澶州就是今天的河南濮阳。就是著名的澶渊之盟签订的地方。如果辽军的骑兵过了黄河，从澶州到宋朝的都城开封，今天开车也就两个小时的距离。那大宋朝就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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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最终决战，大家虽然都知道它迟早要来，注定要来，但当它真的像洪水一样卷过来的时候，当所有的骰子都掷出去，当所有的底牌都被翻开，当所有的筹码都全部被推到赌台上的时候，那种滔天的历史洪流还是很让人惊恐的。身在其中的人都明白，自己只要一个不慎，就会粉身碎骨。

当然，我们作为后人知道：双方拉的架势虽然不小，但最后还是回到了谈判桌上，签订了著名的“澶渊之盟”，为宋辽两国开创了后面120年的和平。一句话：大宋朝最终还是扛住了。有惊无险。

为什么宋朝能够扛住？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更重要的是：这个结果，对于中华文明，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一起穿越回1004年，大宋景德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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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必须御驾亲征？

我们现在就回到1004年的开封城，感受一下这一年大宋朝堂上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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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年，宋朝一直在和辽朝打仗。形势发展到今年，就已经不只是边疆备战的问题了，朝廷决策中枢的人事安排，甚至也开始围绕着最后的大决战来进行了。

上一期，我们提到的宰相李沆，在今年7月去世。继任的宰相是谁呢？真宗提拔了两个人：一个是毕士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还有一位，就是著名的寇准。

关于寇准这个人，我们以后的节目要专门讲，这里只提示一点，就是：寇准的性格可不是民间传说中的那样，是一个自带喜剧色彩的开心果。相反，寇准的性格特别刚，刚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宋太宗曾经对他有一个评价：“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就是一只老鼠一只鸟也多少通点人情，何况你是个人呢？你看这话说得多重？

寇准这样的性格，本来是不适合当宰相的，但之所以还是有这个任命，就是因为战争形势的需要。正式任命之前，真宗皇帝就问另一个宰相毕士安：“我听说这个寇准性格也是太刚，做事有点意气用事。恐怕不适合当宰相吧？”

毕士安替寇准说了一大堆好话，核心就是一条：现在和辽朝正要开战，这个时候正好需要用寇准这样的人才。毕士安给了他四个字的评价：“能断大事”。大战在即，宰相人选，不能是只会按部就班处理行政事务的官僚了，得是那种能在关键时刻能拿大主意人。说白了，寇准这个人，领导力不怎么样，但是决策力特别强，这个时候当宰相正好合适。

寇准拜相，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官员任命，而是带有一点组建战时政府的意思了。

新的宰相班子就位不久，真宗还有一个特别指示。他对跟两位宰相说，“按说呢，本朝制度，军事上的事应该归枢密院管，但是，现在前方有什么重大军情奏报，我拿到还是先给你们宰相看，你们有什么意见，一定要提出来。不能因为和枢密院的分工，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按说，宋朝皇帝对于军政分开这事是非常在意的。搞文武分权制衡基本是宋朝立国的基本国策。但是这个时候大战在即，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大家群策群力吧：宋朝的中央已经隐隐然形成了一种战时体制。

但即使做了这么多准备，包括心理准备，1004年10月24日，辽朝举全国之力，发20万人马南征的时候，那个心理冲击还是非常大的。

你看看辽朝选的这日子——中原已经秋收，农民交的粮税基本入库了，辽军南下，都不用带什么粮草，边抢边打就行了。而且越往后，天气越冷，黄河结了冰，就能直捣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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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况还是非常紧急的——

10月31日，宋朝接报河北唐县遭到20余万辽军攻击；

11月1日到3日，接报河北威虏军、顺安军、北平寨、保州相继遭到辽军攻击；

11月7日，接报辽军合攻河北定州；

11月13日，接报山西岢（kě）岚军也出现了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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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看，这就是20天之内的事啊。

战事一起，各种信息纷至沓来，像黑雾腾空，真假难辨。辽朝到底发来多少军队？分成多少路？战略目标是什么？战术路线又是什么？那支军队已经打到哪儿了？现在胜负如何？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一概都不太清楚。

反正一时间，北到河北廊坊，东到山东潍坊，南到河南濮阳，流民四起，哀嚎遍野。甚至有传闻说，辽军主帅萧挞凛下令，要屠杀沿途所有15岁以上的宋朝男子。山河一片狼藉，能不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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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有一天晚上，紧急军报来了五封。按说应该是直接报送给皇帝的。但是值班的宰相寇准说，不急不急，继续喝酒，谈笑风生。

是真不急吗？不是。

第二天，真宗皇帝早朝的时候，听说了这件事，急得直跺脚。寇准说，怕什么？只要您皇上愿意御驾亲征，就能把事儿给平了。

一听说要让皇帝上前线，大臣们先就想撤，让皇上慢慢想。寇准拦住了，“皇上还没撤，你们撤个啥？”真宗也说，这么大的事，来啊，让我到后宫里认真想想。寇准一把扯住了真宗的袖子，说了一句话：“陛下入，则臣不得见，大事去矣。”——你今天只要是进了后宫，你肯定就打退堂鼓了，你不御驾亲征，就大势已去。

就从这个细节你就可以看出来，头天晚上寇准喝大酒，不让夜里喊皇帝起床，不是不着急，而是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再一份份地分析军情，做处置，已经来不及了的地步。在寇准看来，现在连给皇帝仔细思考的时间都没有，只能做御驾亲征的断然处置。

不过，你可别觉得，这事就是寇准说了算。事实上，这个时候，朝堂上出现了一片七嘴八舌的争议。

毕士安和寇准都是主张皇帝要御驾亲征去前线的。但同时也有一种声音，就是主张皇帝跑。去哪里呢？意见也不统一。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王钦若，主张皇帝去金陵（今天的南京）；枢密院（最高军事机关）的副长官陈尧叟，主张皇帝去成都。

过去我们注意这段史料，往往是出于讲故事的需要。一个无私无畏的正面人物寇准，当然要搭上两个胆小鬼的反面人物，才能凑出一台戏嘛：王钦若是江南人，所以要去金陵；陈尧叟是四川人，所以要去成都。你看，这都是小动物式的反应，一受惊，就要往老窝里跑。反衬出寇准的英雄气概。后来寇准听说了，及时阻止了这次逃亡。而且，他还当着皇帝和这两个人的面，说了一句很霸气的话：谁给陛下出这个馊主意，就该砍谁的头。

但是，今天我们站在1004年的历史现场，再来感受一下：如果王钦若和陈尧叟的建议是认真的，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单纯就是害怕吗？当然不是。

中国历史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个漫长的、不间断的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每一个中国读书人，看着眼前的事实，脑子里都能闪现出来一些历史的原型。他们当前的选择，往往是历史上已经有过的选择的翻版。

如果皇帝去了金陵，这是什么？这是走东晋路线啊。差不多700年前，北方五胡乱华，东晋司马睿不得已迁都今天的南京，这才站稳了脚跟。

如果皇帝去了成都，这是什么？这是走唐玄宗的路线啊。差不多250年前，安禄山造反，跟1004年的形势差不多，也是“渔阳鼙鼓动地来”，皇帝跑到四川才躲过一劫。

这下我们听出来了，皇帝跑还是不跑，往哪里跑，这绝不只是一个行动建议，也不只是对皇帝个人安危的关注，这还是一个对当前形势和未来前景的判断啊。不管是走东晋路线，还是走唐玄宗路线，这都是在承认，面对北方来的强敌，这次肯定是打不赢了。能够像晋朝、唐朝皇帝那样，暂避锋芒，找个地方站住脚跟，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大宋朝中衰的局面，肯定是避免不了了。

我们作为事后诸葛亮，当然可以嘲笑这些悲观主义者，这些逃跑分子胆子小，错误估计了形势。但是抽身出来一想：跑，一定就是错的吗？不一定啊。远的不说，100多年后的宋徽宗宋钦宗，不就是没能及时跑掉，才断送了大好河山吗？600多年后的崇祯皇帝，如果能及时地迁都南京，后来的结果没准儿要好得多。历史的是非对错真是难说得很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假装和寇准、毕士安、王钦若、陈尧叟这些人一样，也都在1004年的历史现场，我们也替宋真宗操操心，替他盘算盘算，这一场宋辽大决战，到底有几分胜算？

大宋有几成胜算？

如果我也生活在景德元年的大宋朝，如果我对这个朝代有很深的了解，如果非要让我对这次宋辽决战的结果做预测，那我在1004年的10月份，可能也是非常悲观的。

悲观的原因，大概有两层。我们一层一层地聊。

第一层，就是很显然的军事劣势。

我们都知道，宋朝的疆域，比此前的汉唐盛世要小。西边少一大块，北边也少一大块。

这可不只是面积少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少了两项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西边少了一块，河套地区丢掉了，中原王朝就缺了养马的马场。在冷兵器时代，马就是坦克，既能提升火力也能提升机动性。

要知道，仅仅唐高宗时期，大唐帝国可是拥有过70万匹战马的。而到了宋太宗的时候，因为大宋境内没有很好的马场，战马只有21万匹。现在宋真宗的时候，就更少一点，才20万匹。而北边的辽朝呢，骑兵数量一直维持在30万以上。

还不能只看数量。宋朝不仅马少，质量还差，其中有不少是四川马和福建马。尤其是福建马，很容易受惊吓，质量差到连战场都不能上，只能做运输用。辽军的契丹马，虽说算不上有多好，但是适应力很强，不容易生病，非常适合长途奔袭。综合起来看，辽军的骑兵能力比宋军强太多了。

这是西边疆域小带来的后果。而北边疆域少了一大块，后果就更严重了。哪里啊？就是著名的“幽云十六州”。

其中的幽州，就是今天的北京。而云州，就是今天的大同。所谓幽云十六州，就是华北平原北边的燕山和太行山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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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原是一个四合院，这就是北边的那道院墙啊。自从幽云十六州在五代时期被辽朝占了之后，中原王朝就失去了北边的天险。老赵家的大宋朝就住在这个缺了一边院墙的四合院里。那种漏风的感觉，真是不好受——

辽朝什么时候想打仗，骑兵一旦踏过幽州边境，面前就是一片大平原，一冲到底，几天功夫就能打到黄河岸边。过了黄河，就是宋朝的都城汴梁。宋朝的这个地缘环境也是太险恶了。

所以宋朝建国之后，为什么心心念念地要收复燕云十六州？不仅是出于要“恢复汉唐故地”这样的政治考量，更重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军事防御的需要。

现在你看出来了：宋朝和辽朝打仗，要战，无马可战，要守，无险可守。这是军事上的劣势。

再深一层地看这个问题：打仗除了打硬实力之外，还要打软实力，也就是士气。

一般来说，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会有一个“士气加成”：你来抢我的，我跟你拼了，一寸河山一寸血。

一般来说，这个“士气加成”都属于中原王朝。那宋朝和辽朝的大决战，宋朝有没有这个加成呢？情况比较复杂。

大宋这边确实有。要命的是，对面的辽朝也有。

我们一般的观念：中原王朝是农耕文明，北方帝国是游牧文明。唐高祖李渊有一个说法嘛，说这些游牧民族，“见利即前，知难便走。胜止求财，败无惭色。”——胜了，抢了东西就跑，不顺便把地方占了？败了，拍拍屁股就走。

奇了怪了，他们一点都没有羞耻感吗？

李渊这话，代表了农耕民族的想法。对农耕文明来说，打仗往往是为了争土地。什么是土地？我吃饭穿衣靠它，我养儿育女靠它，我自小熟悉的家乡在此，我的祖宗坟茔在此。土地问题的背后，有太多的文化的、情感的因素。所以，农耕民族打仗，多少会有一点“保家卫国”的悲情意识。这也是战斗力啊！

而游牧民族一般是不讲这些的：打仗胜了，不就是为了抢东西吗？打仗败了，当然要跑啊，这有什么可羞耻的？

但是，大宋朝在1004年遇到的这个契丹辽朝，可就不能用这个模子去套了。

辽朝不完全是一个游牧帝国，它已经形成了同时管理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形态的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将来找时间再讲。

今天我们只需要知道：辽朝人不再是那种“胜止求财，败无惭色”的草原民族了，他们有很强烈的土地家园意识。

所以，后来在宋辽双方谈判的时候，辽朝的谈判使者说的话，记录下来的不多，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我们带这么多人来打仗，谋求的就是关南之地。我要的是这个地方。”

什么是关南之地呢？

大概念上说，是幽云十六州，但细说，十六州这个时候并不都在辽朝手里。其中有两个州，就是瀛洲和莫州，今天的河北河间和任丘一带，是幽云十六州向南方的一个突出部，这个地方现在是在宋朝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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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使者说，如果我们这回拿不到这片地方，怎么跟国人交待呢？”

宋真宗回怼的话是：“我守的也是祖宗基业，哪儿敢随便就丢了。你们要是非要要土地，那就只能打到底。”

你看，双方都在强调一个概念：不仅仅是我要这块地方，我背后还有一个整体性的意志——不管这个意志是来自于国人，还是祖宗——总之，领土神圣，我不能退让，我没有什么谈判余地。

你看，农耕民族一听说“还我河山”、“保家卫国”这样的词儿，就能从心底里召唤出来的情感和战斗力，现在对方也有。这么聊，就很容易把天儿聊死。这么开始的战争，很容易就变成不死不休的酷烈的战争。

在中原王朝的历史叙事里面，不仅这两个州，就是整个幽云十六州，都是我们的，所谓“汉唐故地”。而你们草原上的民族，就应该退回长城以北自生自灭。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站在辽朝的角度，他们会怎么想这个问题？

我们不妨假装自己是当年代表辽朝的谈判使者，我们在谈判桌上会怎么聊天？我想，大概有这么几条能摆在桌面上：

第一，幽云十六州这块地方，不是我们辽朝人偷来的抢来的。是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给我们的。而且不是白给啊，我们帮石敬瑭当上了皇帝。这是我们干活儿的酬劳，这是我们流血流汗换来的。

第二，我们什么时候拿到幽云十六州的？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那个时候你们宋朝在哪里呢？那个时候别说宋朝了，连你宋朝篡位的后周都还没有呢。你们老赵家的宋朝是960年才有的。我是先长的眉毛，你是后长的胡子。就算有纠纷，也是我们和后晋老石家的事儿，你们老赵家一个篡位的，腆着脸跟我谈什么谈？

第三，这次我们来，也不是想对你们怎么样，就是要把后周从我们手里抢走的瀛洲和莫州拿回来。当年武力从我手里夺走的，我今天要武力夺回来，没毛病吧？

第四，说起打仗，你们宋朝建国后，我们两国打过两次打仗，两次都是你们侵略我们。第一次，979年，第二次，986年。这两次，不是我们先动的手吧？是你们打到我家里来的吧？结果呢？丢人！两次都败了。

总结一下：双方争议的瀛洲莫州，所谓的关南之地，第一，我们辽朝是合法途径拿到的，第二，不是从你们宋朝手里拿的，第三，被武力抢走的，我们要武力抢回来，第四，你主动打我两回，我现在打你一回，你不亏吧？你主动打我，你都打不过，现在我主动打你，你还赢得了？

当然，上面这一二三四，都是我自己代入辽朝人假想演绎的。

我估计，当时谈判桌上，即使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说法，也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打仗重在师出有名。如果真要讲道理，你看看，辽朝军民上下，也有一番他的道理，他的底气。

既然提到了“士气”这种精神力量，我们不妨再深看一层。

对1004年的宋军的士气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刚才提到的979年和986年的两次北伐，两次都以惨败而告终。

979年，是宋朝灭北汉，想顺手牵羊拿下幽云十六州，失败了。高梁河一战，不仅大军溃散，连宋太宗的腿都中了两箭，最后是坐上了一辆驴车，才逃回来。所以现在网上有人给太宗起了一个外号，叫“高梁河车神”。

你可以说这次是没准备好，大意了。那七年后，986年的雍熙北伐，那可是精心准备的三路大军北上伐辽，结果还是败，而且败得更惨。杨家将的杨老令公杨业，就死在这一战。

这两次对辽战败，还是近20来年的事。如果再往前看，中原政权和辽朝交手，成绩单也是非常难看。

我们现在讲五代十国，好像中原的梁唐晋汉周是连下来的。其实不是，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具体说就是公元947年的上半年，后晋灭亡了，后汉还没有建立。这个时候的东京汴梁，或者说中原的主人是谁？就是辽朝啊。辽太宗耶律德光灭掉了后晋，是短暂地成为过中原皇帝的。虽然后来他发现自己还是治理不了中原，撤走了，但这就是历史上的一个先例啊。

读中国历史，咱们必须知道“先例”这个东西的厉害。

比如，汉武帝的时候卫青霍去病打败了匈奴，这件事为什么伟大？具体的战果，其实没那么重要。要不了多少年，匈奴就卷土重来了。重要的是，什么“封狼居胥”、“燕然勒功”这些事创造了一个先例。它告诉后人：农耕民族在战场上打败草原民族，而且是获得那种犁庭扫穴、直捣王庭式的彻底胜利，是有可能的。

这才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资产。后来的中原人都知道，不管我现在面对什么局面，哪怕是灭国的局面，没关系，我们还能东山再起，驱除鞑虏，把外敌赶出去。我只是暂时没做到，但历史证明我们能做到。你去看南北朝的时候、南宋的时候、明代初年的时候、清代末年的时候、乃至抗日战争时候的史料，卫青霍去病的故事总是被人反复提起。这就是创制一个历史先例给后人来的力量。

那当我们回到1004年。在大宋君臣的记忆里面，和辽朝打仗，20年来没有赢过，50年前还被人家彻底征服过，这也是“先例”啊。凡事一有先例，就是在后人的脑子里种下了一个心魔。只要辽军的铁蹄一过边境，大家心里的某个角落里就会有声音响起来：不会吧？又来了？这是又一次五胡乱华，还是安史之乱，还是汴梁陷落啊？

现在我们回头再看1004年，景德元年的时候，大宋君臣在面对辽朝大兵压境的时候，有担心、有恐惧、有疑虑，甚至有人冒出过要暂避锋芒、远走金陵或者成都的建议，是不是都可以理解了？

我们不能苛责古人，原因就在于此。我们如果不能充分地看到古人面对的现实，不能理解古人脑子里的那些模型和先例，我们对他们的处境其实是一无所知的，我们对他们的很多指责就是轻率的，反过来，对他们的勇气其实是没有给予足够尊重的。

后来宋真宗在寇准等人的一路护送下，当然也可能是连拖带拽地，来到了宋辽战争的前线。不仅御驾亲征，而且来到了前线澶州，不仅到了澶州，而且渡过了黄河，来到了澶州北城。当皇帝的旗帜出现在城楼上的时候，所有的宋军大呼万岁，声音震动几十里，军队的士气达到顶点。在那个刹那，我相信很多人是热泪盈眶的。

但是，如果不理解刚才我说的宋军的那些弱势，那些难处，那些内心的恐惧，我们就既会低估宋真宗的勇气，也无从理解那几十万宋军士兵的兴奋的呐喊到底是因为什么。

好了，说了这么多宋朝一方的劣势，那为什么历史最后的结局，居然是双方握手言和，和平不仅猝不及防地就来了，而且一下就延续了120年。

为什么宋朝扛住了？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话题了。

大宋凭什么抗住了？

宋辽澶渊之战的最后结果，就是澶渊之盟。很多人对这个和平条约都有一个印象，就是城下之盟，而且是宋朝付了钱的城下之盟，一年要给辽朝30万的“岁币”嘛。所以，听起来有点屈辱的意思。

这个话题，我们下一期，就是1005年那一期的《文明之旅》节目再详细分析，毕竟澶渊之盟的正式签订是明年的事儿。在这儿，我只提示一点：如果两个政权争议一片领土的归属，你说这是你的，我说这是我的，最后闹到要兵戎相见的程度，而博弈的最后结果是：领土归你，你给我点儿钱，我走人。那么请问，到底是谁赢了？

当然是你赢了呀。这不是明摆着的道理吗？

所以，关于1004年，大宋景德元年的这场澶渊之战，我们基本可以下一个十二个字的结论：双方平分秋色，大宋略占上风。

那就奇怪了，前面那一段，咱们说了宋军的那么多劣势，最后怎么就扛住了呢，而且还能占上风呢？

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一个观察角度是：1004年的大宋朝，已经进化成了另外一个国家物种，和强盛的汉唐不一样，和此前的五代也不一样。

我们想象中的汉唐盛世什么样？一个体面的大帝国什么样？只从军事这一个维度上讲，当然是有非常强悍的边防军队，谁敢惹我，我就灭谁，所谓“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但是不好意思，宋朝从逻辑上就做不到。为啥？因为宋朝立国的国策，就不会允许出现强悍的边军。如果追求军队的战斗力，那将领就要有独立的带兵权、指挥权，甚至有自己征集军需的权力，那不就是藩镇吗？那样的将领不就可能又是一个安禄山吗？经过唐末和五代十国那样的乱世，宋朝几代皇帝的努力，就是要防范出现这样的将领。

赵冬梅教授在她的《法度与人心》里，有个很形象的说法，她说，宋朝的边防军，不仅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且“流水的兵”之上还有“流水的官”，更要命的是，这“流水的兵”跟“流水的官”还不是一条河里的水，他们永远分流。这样的边防军，固然不可能对中央构成威胁，但也就大大削弱了抵御外部强敌的战斗力。没办法，安全和效率永远是一对矛盾。

那怎么办？那么大的宋帝国，面对辽朝这样的强敌，又不能出现强悍的将领，国防安全怎么办？

这种压力就活活地把大宋的军力建设逼到了另外一条道路上：拼命强化防守能力。你可能会说，防守能力不也是战斗力吗？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大了，进攻和防守表面上是打仗的两种策略，但它们的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文化。曾瑞龙先生的《经略幽燕》，其中就讲到宋代初年这个战略文化的大转型。

五代时候的军人什么样？要在军人群体中获得拥护和声望，那自己必须也是好汉，必须武艺高强，必须好勇斗狠。但是宋朝建国之后，将领的风格就变了。比如宋朝的开国元勋大将曹彬，宋朝立国之后，几个重大的战役，曹彬都参与了，尤其是灭南唐的那一战，曹彬还被任命为主帅。但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有什么武艺，会什么耍枪弄棒的事儿，他在历史上留下来的事迹，都是强调这个人清廉、宽厚、仁爱，守法这些特质，活脱脱一个士大夫。

更重要的是，战争的风格也渐渐地在变。

五代时候的战争，讲究来去如风、速战速决；讲究少废话，不服就干；讲究野战，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打一场，胜负立判。听着过瘾吧？但说实话，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当时的战争没有很好的经济基础，政权的合法性又薄弱，军队的士气波动还非常大，不这么以快制快地打，根本就撑不久。

但是在1004年的这场宋辽澶渊之战中，我们看到的宋军，完全就变成了另外一种路数，变成了非常厚重的防守风格。

这两种风格的背后，是战争需要的资源结构不一样。

进攻战，除了兵力和武器之外，天才的将领更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战场上的要素组合千变万化，战机稍纵即逝。岳飞讲的那句话嘛：“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所以进攻战的胜利，本质上就是把将领的智力资源转化为战斗力。

但是防守战就不一样了，不能说将领不重要，但是，国家的经济资源、技术资源也都能转化为战斗力。

简单举两个例子——

前面说过，宋朝没有幽云十六州，所以就没了防守的天险，那怎么办？大宋朝有的是人力，没有天险就生造呗。

你很难想象，从宋太宗淳化四年，也就是公元993年开始，在华北大平原的宋辽边境上，宋朝居然修建了600里的人工湖泊。那个规模是非常大的，长是从今天的保定一带，一直延伸到海边，宽的地方有100多里，窄的地方也有8到10里。这种人工湖泊，宋朝人叫做“塘泺[pō]”。

这是平原地区，好挖沟挖塘，那山区呢？就种树。用树，尤其是榆树形成的要塞，就称之为“榆塞”。作用和“塘泺”类似，都可以挡住北方来的骑兵。

所以你看，基建狂魔，不是白给的。宋朝的人口优势，经济优势，就这么转化成了战斗力。

还有，技术优势也能转化成战斗力。宋人发明了用打井来守城的方法。打井不仅能提供水源，还有其他用处。比如，在冬天，宋军就可以把井水浇在城墙上，结冰之后，这城墙就很难往上爬了。公元999年的遂城之战，著名的杨家将，杨六郎杨延昭就用过这个方法。到了今年，1004年，宋朝人还琢磨出了新法子。沧州之战，水井里的水制造的冰块，还能替代石头用。

宋人更关键的技术优势体现在弩机上。

要知道，弩机和弓箭不一样。想要用好弓箭，得有非常好的体能，而且还得经过长期的训练。而弩机就不用，它有一个扳机，可以先用腿部或腰部的力量上弦，力气小的人也很容易就能掌握。那宋朝的人口优势就能发挥出来了。最大的弩机，居然需要上百人同时工作才能使用。

而且你想，弩机是事先上弦的，所以，只要有技术研发能力，它的力量可以不断地突破上限。到公元976年的时候，宋朝已经把床子弩的射程提升到了1580米。这已经达到现代狙击步枪的射程了。

你看，如果国家致力于防守，那么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就很容易转化为战斗力。事实上，回顾1004年的澶渊之战，辽朝大军之所以踢到了铁板上，之所以后来愿意谈判，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

10月底战争爆发之后，辽军的前锋部队先是攻打威虏军、顺安军，打不下来；然后去打北平寨，又受挫。接着，绕道攻保州、定州，还是打不下来。先锋部队出师不利，那能不能主力也上阵，好歹拿下一个大据点，好歹提升一下士气呢？辽军选定的目标是瀛州，今天的河北省河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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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洲这一仗打得特别惨烈。辽朝的萧太后和辽圣宗亲自举着鼓槌，在瀛州城下击鼓助威。但是没用，辽军死了三万人，最后还是没有拿下。

我们过去在读历史书的时候，往往只注意到：辽军一路冲到了澶州城下，过了黄河就是开封汴梁。但是如果在历史现场，你还会注意到：在辽军身后的河北平原上，宋朝丢掉的城池其实并不多。辽军越深入，后路的风险累积得就越高。所以，当双方军队在澶州对峙的时候，城里的宋真宗君臣，内心肯定是惴惴不安的，但是城外的辽朝皇帝和太后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而最后击溃辽军心防的，应该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弩机了。这场战争里，发生过整个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射击。

有一天，澶州城头的宋军，隔了几百米，影影绰绰看着城下的辽军有当官的来巡视前线，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再说，发射了一次床子弩，就这么巧，直接命中了辽军的统帅萧挞凛的额头，人抬回去当天晚上就死了。仗还没怎么打，主帅先死了，这对辽军的士气打击太大了。

你看，攻城不下，导致辽军孤军深入；主帅身死，导致辽军军心崩溃。这两件事，是澶渊之战的两个最重要的转折点，也是辽朝愿意回到谈判桌上的两个决定因素。而这两个因素，一个来自于宋朝的经济优势转化成的战斗力，一个来自于宋朝的技术优势转化成的战斗力。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去看大宋朝这架战争机器：就在宋初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它渐渐演化成了另一副样子，从一柄匕首变成了一块盾牌，从牙尖齿利的猎豹，变成了岿然不动的大象。

澶渊之战，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12个字吗？“双方平分秋色，大宋略占上风。”但是我知道，1000多年后，有的人，即使认可这个结论，也一点不会觉得兴奋。

为啥？因为不痛快嘛。

一个崛起中的帝国应该是什么样子？

应该有霍去病那样的猛将，应该有灭匈奴那样的战功吧？遥想当年，霍去病发明了骑兵的长途奔袭的闪电战，打的是大迂回、大穿插、大歼灭战。那多痛快？

而不是像现在的大宋，深挖沟、高筑墙，主打一个抗击打能力超强，像个缩起来的刺猬一样，把敌人熬得没脾气，然后给几个钱对方撤走。这算什么胜利？

下一期节目，讲1005年的时候，我会重点聊这个话题。澶渊之盟是不是一个好结果？

这里只提示一点：

站在慕强的立场上，我们当然会期待祖先获得更辉煌的胜利，把帝国的疆界往前推，推到幽云十六州，推到草原，推到大漠，因为这会给我的血脉添加一段激动人心的传奇。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生活在1004年的大宋的一名普通老百姓，我们是更希望把侵略者赶出家园，然后我能继续过我的生活，还是更希望利剑出鞘，满足皇帝开疆拓土的雄心呢？当然是前者。

哎，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同？这个不同的视角其实折射出了一个问题：国家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文明之旅》节目的学术顾问、历史学者林鹄老师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段话。他说，“中国历史表现为两度回归。”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是把君主的欲望当做国家的终极目标的，其他人都是工具。

这样的乱世持续了几百年，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实现了第一次回归：国家治理的目标，重新回到了天命观下的道德政治，天子只是天的代表、自然秩序的维护人，政治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的圣贤道德和实现社会的良善秩序。

等到了汉朝末年，又开启了一次大乱世，国家的道德目标再一次迷失。最典型的，就是曹操说的那句话：就算你“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你就是在道德品行上有再大的瑕疵，只要你有才能，我照用不误。乱世就是这样，眼前的利益目标至上。

几百年之后，到了宋朝。你会发现，宋朝初年的几代君主，又在自觉地推动国家道德目标的第二次回归。

在1004年的纷飞的战火里，你看到的，更多是宋朝的无奈之举和权宜之计，还是一个国家的主动转向和文明演进？

下一期，1005年，我们就来讨论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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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最后，我想致敬这本《经略幽燕》的作者曾瑞龙先生。宋代初年发生的国家大转型，军事上从进攻转向防守战略，就是他给了我巨大启发。他这本书当时一让中国史学界眼前一亮的，就是把现代的战略文化的理论，运用到了分析宋辽战争中的各场战役中。

说起来真是很唏嘘，2003年春天，这本《经略幽燕》刚刚排印完，马上就要面世的时候，曾瑞龙却因为非典，英年早逝。所以他并没有机会像我一样，把这本书拿在手里仔细端详。得到听书有我的同事对这本书的解读，你也可以去听听，当是跟我一起缅怀。

参考文献

史料：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晋）陈寿撰：《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唐）温大雅撰：《大唐创业起居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专著、论文：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曾瑞龙：《经略幽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代人与制度的互动》，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

柳立言：《宋辽澶渊之盟新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92年。

李合群：《北宋“守内虚外”国策质疑》，《史学月刊》2009年第12期。

程龙：《北宋华北战区军政区域规划与粮食补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27期。

丛密林：《契丹骑兵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8年。

曹兴华：《宋军御辽战术体系研究》，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22年。

王轶英：《北宋河北边防建设研究》，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夏亚飞：《宋朝骑兵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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