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94年：被操控的人生会有多少恨？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 1094年，这是大宋绍圣元年，大辽大安十年。

这两年，大宋朝的政局变化非常大。上一年9月，高太皇太后去世了，享年62岁。这位老人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很独特，咱们要多说几句。

高太后是将门出身：她父亲这一支，是名将高琼之后。高琼在《文明之旅》1004年那期节目里出过场：澶渊之盟的时候，宋真宗已经到了前线澶州，还在犹豫要不要渡过黄河，是高琼一把拉住真宗皇帝的马，连拖带拽拖过了河。他就是高太后的曾祖。而高太后的母亲这一支，就更不得了，是宋初名将曹彬之后，就是平定江南、灭掉南唐的那位曹彬。

至于高太后自己，她是宋英宗的皇后，宋神宗的母亲。神宗皇帝死后，继位的哲宗年纪小，所以由她垂帘听政达九年之久。女主当权，在正统观念里面，只是权宜之计，儒家知识分子一般不会有什么好话，但是唯独对这位高太后，《宋史》居然下了四个字的评语：“女中尧舜”，你掂掂这个分量。

为什么会有这么顶格的评价呢？核心原因就两条，第一条，生活简朴。高太后一辈子不用什么金银奢侈品。即使有关部门做好了，她也不用。这条做到还不算难，遏制一下自己的欲望就行。难的是第二条：遏制外戚。你想，在那个男权社会，女性一旦掌握了最高权力，那也是孤家寡人啊。她能信任谁？放眼天下，往往还是只有娘家人，兄弟、侄子之类的相对可靠。所以，女主当权，往往会援引外戚，这是人性使然。至少，她也会本能地在利益上照顾照顾娘家。但是，在高太后当政期间，她对自己的弟弟、侄子是严防死守，坚决不让高家人捞什么好处。甚至，朝廷如果要削减一下外戚利益，他们高家反而会打头阵。一个当姐姐、当姑妈的，能狠下这份儿心，不被亲情绑架，高太后那是真不容易。

那高太后对于年幼的哲宗皇帝怎么样呢？至少，当奶奶的责任是尽到了的。

当年神宗去世的时候，高太后本来应该把神宗的棺椁送到皇陵上。但是，老太太担心小皇帝哲宗啊，哲宗当时才9岁嘛，所以就留在京城了。那真是早晚都待在一起，就连哲宗喝的水，太后也要先尝一口，生怕被人下毒。这份责任感，其实已经超越了一个奶奶对孙子的疼爱，那是一份政治经验：在这种权力交接的当口儿，形势是万分凶险啊。老太太盯着孙子，眼睛都不敢转。

哲宗年纪渐渐长大了，该娶媳妇了，也是高太后负责操持的。挑了三年，看了一百多家的闺女，终于替哲宗挑选了孟皇后。

到了1093年9月，老太太为孙子的江山操了九年的心，终于病得不行了，临终前，她办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提拔了范纯仁当宰相。为什么是他呢？高太后说了，你爹范仲淹，当年刘太后垂帘听政的时候，他就劝刘太后好好对仁宗；等到刘太后死了，仁宗亲政的时候，他又劝仁宗好好对刘太后。这是调和两宫、两头劝和的榜样啊。不错！我希望你将来跟你爹一样，也能起到这个作用。她这是要留下范纯仁这个和事佬，在自己身后，两头劝着点，千万别让孙子对自己有什么意见。

到了弥留之际，高太后把皇帝和宰相们都叫到一起，说你们都说说，我这几年来，有没有偷偷给我娘家老高家加官晋爵？你们凭良心说，我为了老赵家，有没有做到公平？我的一儿一女病死了，我都没敢去见。说完，自己委屈得哭了起来。这是当着皇帝和大臣的面，要一句公允的历史评价。

紧接着，老太太一转脸，对哲宗皇帝说，有一件事，平时大家都憋在肚子里，现在是该说破的时候了。我死了之后呢，肯定会有人在你耳朵边上进谗言、说坏话，挑拨咱们祖孙俩的关系，你可千万不要听信啊。

最后，老太太又对宰相们嘱咐：你们都是我提拔的人，我劝你们及早求退，别占着宰相的位子了。等皇帝亲政了，好让他组建自己的执政班子。

你看看，活着的时候，责任尽到了，边界也守住了。临死的时候，该留下的、该带走的、该嘱咐的、该防范的，里里外外全想到了。这老太太真是做得善始善终、有里有面儿。那接下来呢？按说，应该是一次非常平顺的权力交接才对。

但是，谁也没想到，紧接着出现的，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罕见的政治急转弯。哲宗皇帝一上台，马上就全面否定高太后执政九年的路线。不仅是全面否定，而且是那种带着恨意、带着决绝、带着清算意味的否定。

高太后如果在天有灵，应该会非常吃惊：我仁至义尽了啊，我防患于未然了啊，我也预留伏笔了啊，事情怎么还是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呢？

这一年，公元1094，大宋绍圣元年，我们就来看看，中国历史上的这一场极其激烈的政治急转弯，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以及，我们今天的人可以从中受到什么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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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算

北宋中后期的政治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像钟摆一样，经常发生剧烈的反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25年前，宋神宗任用王安石，那个时代的精神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从这个口号，就听得出来，这是一次大反转式的变法。9年前，宋神宗前脚一走，高太后任用司马光，把他的新法全面废除。这是第二次大反转。

这次宋哲宗亲政，你看他改的那个年号：“绍圣”，绍的意思是继承，这个圣人，指的谁就是哲宗的父亲宋神宗。这个政治信号很明确：高太后“元祐年间”的政策，都不算数了，我要继承我父亲宋神宗的事业，我还得搞新法。这是第三次180度的大反转。

通常来说，政治局面如果已经走了两次极端，再下一个阶段，往往是大妥协、大折衷的好时机，所谓“正-反-合”嘛。道理很简单：新法也好、旧法也罢，各自的好处和弊端都被实践检验过了，各种讨论也比较充分了，当年的那些斗得跟乌眼鸡似的政敌，年岁也都大了，折腾不动了。如果宋哲宗这次亲政，他能断然宣布：什么新党、旧党，那些陈年恩怨就相逢一笑泯恩仇吧，咱们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团结一心。这其实是一次平息新旧党争的最好时机。

顺便说一句，几年后，那个著名的昏君宋徽宗上台，第一个年号就叫“建中靖国”，你品这词儿的意思：建中，就是我要站在中间了，靖国，就是国家要安静了，新党旧党能不能不要再闹了？你看，连宋徽宗都知道，新君上台，是熄灭党争，走中间路线的好机会。当然，徽宗也没能把中间路线走到底。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回到宋哲宗，他18岁风华正茂，放着开创一个崭新政治局面的机会不要，又一个急转弯，把大宋朝这辆车开回到他爹宋神宗当年的路上去了。政策反转的速度非常快，也就一年的时间，此前元祐年间废除掉的新法，就全部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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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请注意，这次大反转，还带有一种浓烈的情绪化的意味。

原来的大反转，好歹都是从政策讨论开始的。咱们先聊：政策效果好不好？是否扰民？讨论政策的观点不一致了，才会把斗争的矛头转到人事上。当年司马光废除新法，有两条清晰的边界：第一，不能否定神宗皇帝本人。皇帝本意是好的，是被小人蒙蔽。第二，不仅不能否定神宗，甚至连王安石也不能否定。在王安石死的时候，司马光还建议朝廷，一定要给王安石很高的荣誉，以避免进一步的政治撕裂。你看，司马光对新法那么深恶痛绝，但在具体施政的时候，也还是小心翼翼、投鼠忌器的。

但是宋哲宗这次反转，直接就从人事上下手。1094年四月，哲宗开始启用新党章惇为宰相，还没就任呢，有人就问章惇，说你马上执政了，什么事最着急办呀？章惇认真想了半天说：“先认定司马光是奸邪。没有比这事优先级更高的了。”别人搞斗争，还要假装一下，“我对事不对人哈”，这次连装都不用装，直接先冲着人来。

而且，哲宗朝的这次人事斗争，跟以前的烈度也不一样。以前是，你们不对，你们让开，把政敌赶到地方上任职也就行了。比如，元祐年间，新党骨干章惇，也是在汝州、越州、苏州、湖州当知州；另一个新党骨干曾布，也差不多，元祐年间虽然不得志，但好歹也是在地方上当一把手。

而哲宗这一次新党上台，清算政敌的烈度不断升级。未来几年间，元祐旧党的关键人物，像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还有苏轼、范祖禹等人，基本上都被贬到了广东。在宋朝的时候，官员被贬到广东，这叫“过岭”，过了南岭，这是近似于死刑的惩罚。在北宋此前的历史上，只有像寇准、丁谓、蔡确等等，几个屈指可数的例子，而现在，前朝高官遍布岭南，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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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了现实的政治需要，残酷打击政敌，这个也能理解。而这次对旧党的清算，还带有强烈的情绪化色彩。

比如，这次清算旧党，也牵连到了苏轼苏辙兄弟俩。朝廷先是把苏轼贬到了广东的惠州，这时候的苏轼也是快60岁的人了，他是个乐天派，在惠州吃了两口荔枝之后，就说，诶，这个好吃，“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啊。这是已经坦然接受了命运。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朝廷后来又把苏轼贬到了海南岛的儋州，把苏辙贬到了和海南岛只有一海之隔的雷州。那为什么是这两个地方？有一个传说，是因为章惇说了，你苏轼不是字子瞻吗？这个瞻字的右边和儋州的儋字右边一样啊。还有，你苏辙不是字子由吗？由字的下半边不是个田字吗？雷州的雷字下半边也有个田字啊。看来你们兄弟俩跟这两个地方有缘分嘛，那就请你们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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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看，这哪还是朝廷对官员的惩罚？这是仇人之间的睚眦必报啊。你能体会到背后的那种怨毒的眼神和猫戏老鼠的态度吧？

你可能会说，这就是章惇闹的吧？跟哲宗皇帝没关系。不啊，这是那个时代的整体政治氛围。

宋哲宗亲政后的第四年，因为天上出现彗星，朝廷宣布大赦天下。曾布就来找皇帝说，之前您不是把吕大防和刘挚这伙人都贬到岭南去了嘛，现在你看这个天象，要不咱们积点德，趁着这次大赦天下，给他们换个好点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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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了罪的官员，即使是贬到岭南，其实也分两等。曾布的意思是，要不就把他们挪到什么端州、康州、英州、连州这些地方，稍微近一点。哲宗听完什么反应？他笑了。哲宗笑着说，刘挚这群人怎么可以换地方？

你感受一下这一笑背后的意思：怎么可能？异想天开吧？对这群人，我的态度就是永不原谅、永不饶恕啊。

正是因为哲宗皇帝的这个态度，绍圣年间的政治报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断加码。一般搞报复，往往是刚开始最激烈，渐渐地，时过境迁了，大家的气儿也消了，报复的烈度也就能缓下来。但这次不是。感觉是越报复越不解气，年复一年地加码。到最后，报复旧党大臣已经不过瘾了，居然有人把火烧到了高太后的身上。

那是1098年，高太后死了都五年了，居然出现一个动议，要把高太后废为庶人。

你想，高太后，那是英宗的皇后、神宗的亲妈、当今天子哲宗的亲奶奶啊。有八九年的时间，她甚至是大宋朝实际上的掌舵人啊。如果真的发生把高太后废为庶人，这可是宋朝从来没有过的伦常惨变。

其实，当时连废高太后为庶人的诏书都写好了，就差宣布了。神宗的皇后，这会儿的向太后听说了，她都上床睡觉了，又连滚带爬的起来，鞋都来不及穿，一边哭一边跟哲宗说：你别听那些人嚼舌头啊。什么高太后当年要废掉你什么的，没有的事儿啊。你要是废高太后，将来还不定怎么对付我呢。一边哭，一边把哲宗的亲妈，这时候的朱太妃叫起来一起劝。一个嫡母、一个生母，哭了半天，哲宗才说，好吧，好吧，找了根蜡烛把写好的诏书烧了，这事儿才作罢。

我说到这儿，你可能都有点纳闷，小伙子宋哲宗这是怎么了？他奶奶也没把他怎么样啊。至于的吗？恨他奶奶到这个程度？

到了南宋的时候，大学者朱熹有一个分析，说高太后也是太放不下权力，迟迟不肯让哲宗亲政，所以哲宗恨她啊。

有这个因素吗？肯定是有。

哲宗是前年1092年大婚的，按照古人的观念，这就算成年了。如果那个时候，高太后就立马撤帘归政，那就一点毛病没有。但是老太太就偏偏慢了这么一步：可能是对孙子不放心，可能就是纯粹地恋权，也可能就只是因为惯性，不管是什么原因，就这一念之差，高太后留给后世的背影确实就不完美了。

她临终前，已经病得很重了，还常常在偏殿接见大臣，还呢说：“我老生病，万一好不了了，朝廷可怎么办啊？”然后大臣们就赶紧安慰，说您一定会康复的，等等。高太后还没有来得及搭话，哲宗皇帝在帘子后面突然冷冷地开口：有什么怎么办的？“自有故事”——按照旧例办就行。太后死了，我亲政啊。大臣们一听就明白了，也不敢说话，等出了大殿，大臣们互相看看，知道坏事了，我们这些人要倒霉了。你看，所有人心里都是雪亮的。

但是说实话，如果仅仅是这个原因，后来的局面不至于激化到那个程度，哲宗甚至要把奶奶废为庶人。高太后再恋权，也不过是多耽误了一年时间。上一年，高太后就死了啊。

再说了，大宋朝有先例啊：当年的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宋仁宗也是一直熬到25岁，熬到太后去世才有机会亲政。相比之下，哲宗18岁就能亲政，也不算太对不起他。

所以你看，哲宗为什么那么痛恨他的奶奶，以及围绕在奶奶身边的那帮人，我们还得另找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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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孩子

宋哲宗为什么那么痛恨他奶奶执政的元祐时代？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得穿越到宋哲宗的内心世界，看看他在过去的八九年时间里，都感受到了什么。

哲宗当上皇帝的时候，才9岁。在外人看来，这么点儿大的孩子突然就成了天子，那还不是天大的幸运？但是在当事人的感受里呢？如果你只有9岁，突然有一天被通知，你是皇帝了，所以，改由你的奶奶照顾你。我的天！奶奶是谁啊？高太后啊，皇宫里地位最高的女人！那可不是民间家庭里那种慈眉善目的奶奶，而是平时孩子们请安磕头的对象啊。而且，哲宗只是一个庶出的孩子，他的生母朱太妃在宫里的地位并不高。从这一天开始，你不能和亲妈住在一起了，得搬去和奶奶住。奶奶住楼下，你就住在奶奶宫里的阁楼上。你和亲妈，只能在仪式性的场合，远远地互相看上一眼。那么请问，在一个9岁孩子的感受里，他会觉得这是好事吗？

紧接着就发生了一件事：神宗皇帝的灵柩送去皇陵安葬，大臣韩绛沿途迎接。哲宗的生母朱太妃也在护送的队伍里，当然也就接受了韩绛的迎接大礼。结果后来这事被高太后听说了，勃然大怒，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那韩绛是什么人？先朝的元老重臣，他下拜迎接，你也配？一直把朱太妃骂到哭着谢罪。我猜测，这里面有高太后借题发挥的成分：你朱太妃不要以为儿子当了皇帝了，就母以子贵了。在我眼里，你还上不了台面。借这个机会敲打敲打她。但是，你想，这事儿看在小哲宗眼里，是什么滋味？

好，接下来就是漫长的9年的候补皇帝的日子了。这么说吧，哲宗这几年，过的是一种生活细节被全面监管、全面渗透的日子。

我们以前讲过，朝廷为小哲宗请的老师是大儒程颐。

在程颐看来，既然把教导皇帝的责任交给我，那我就要掌控他的一切。皇帝能用好的东西吗？当然不能，从小就要懂节约啊。用具嘛，用点陶器就可以了，瓦盆瓦罐什么的；衣服嘛，拿自己的零花钱，随便买点就行啊，绫罗绸缎就不用想了。还有，皇帝身边的宫女，能有妙龄女子吗？当然也不能。选四十五岁以上，性格厚重的人吧，不然万一勾引了皇帝怎么办？

看住了东西，看住了人，不仅如此，还要盯住皇帝的一举一动。

有一个很著名的传说。有一次，小皇帝折了一根柳枝玩，被程颐看见了，上去就开始讲大道理：春天正是万物生长的时候。你这折了柳枝，不是和老天爷反着来吗？这就伤了天地之间的和气啊。我们现代人都知道，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孩子不管做什么，你上去就一通挑剔，这肯定不是好的教育方式。

你可能会说：这是因为程颐性格比较古板，可以理解。但是请注意，可不止是程颐啊，满朝士大夫只要有机会，小皇帝平时读什么书、写什么字，一举一动，都要干涉。

比如，神宗去世那一年，哲宗皇帝写了一首挽词，悼念自己的父亲。这总是人之常情吧？但是大学士韩维知道了，立马上书一封，批评宋哲宗。你爸爸的灵柩马上就要送葬了，这个时候陛下您的表现，应该是捶胸顿足、痛哭哀嚎啊。怎么还有心思拿起笔写诗呢？你还磨墨，你还动笔，你还运思，你还押韵，很明显悲伤得不够嘛！这首诗要是您自己写的呢？那就不符合礼仪。如果是让大臣帮忙润色过的呢，那更完蛋了，那叫虚伪。

你就想想，任何一个正常人的行为，能不能经得起这样的审视？更何况十岁左右的一个小孩子。这种天天被上纲上线、动辄得咎的日子，可怎么过？

刚才举的这几个例子，好歹还有点事实基础。还有些事，那就干脆是捕风捉影了。有一次，一个大臣发现京城很难找到奶妈，一打听，说是前几天皇宫里面一口气要了十个奶妈。这位就急了，甭问啊，这是小皇帝在宫里生了孩子啊。他还没有结婚啊，他还十几岁啊。这位大臣的脑子不定出现了多少小皇帝在宫里荒淫无耻的画面呢。于是大臣们就给高太后上书，你怎么不管管你孙子？让皇帝年纪轻轻就流连女色？

高太后只好出面解释，说根本不是这样，是神宗的几个小公主，年纪太小，还需要喝奶，不得已才请了这么多奶妈。皇帝每天都住在我殿里，我还能不清楚，哪里会去胡搞？话虽这么说，但是高太后在皇宫里面还是把气氛搞得非常紧张。哲宗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身边的人，一会儿被叫走十个，回来十个，又被叫走十个，回来的人的脸色都很难看，好像哭过的样子。把我吓坏了，也不敢问。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奶妈的事儿。

有人可能没当过父母，但大家都当过孩子啊。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从结果来看，哲宗长大之后，还能有非常好的幽默感，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这真是万幸。但那少年时代的八九年时间，他是真难熬啊。当然，小孩子也想出了一套对付压力的办法。简单说就是，你们说什么，我顺着你们，我听话，我不吱声。

举个例子，赵煦16岁那年，突然提了个话头，说起射箭的事儿。儒家讲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是有射箭这一项，挺正当的，但有位大臣来神儿了，劝哲宗，射箭可以，但那不是你正业，而且射箭的时候要想着其中蕴含的道理，然后就是一通大道理，什么武有七德啊，什么帝王之学该怎样啊。哲宗也不吱声，你说什么，我就听着。

其实是怎么回事呢？几天后，还是高太后说漏了嘴。原来，是最近皇帝在宫里面开始学射箭，进步飞快，所以就来了兴趣。你看，这其实就是小孩子觉得射箭好玩，所以提了一嘴射箭的事儿。结果你们这些大臣非要跟我讲大道理。你们讲吧，我也可以听着，我也不跟你们抬杠。

哲宗跟大臣的互动，基本上就是这个模式。你们想让我怎样？那我就告诉你们，我是怎样。大臣们经常问，你平时在宫里面干啥啊？哲宗就说，我看书啊。你平时怎么娱乐啊？我没有啥娱乐，就只爱看书，看你们让我看的圣贤书。大臣就说，那好，你最好啥也别干，你就专门看书，那就是个好皇帝啊。

你想，怎么可能啊？你们这些成年大臣，你们自己能做到每天完全不娱乐，一心只读圣贤书吗？你们用这个标准来要求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你们觉得有可行性吗？如果这个男孩子声称自己能做到，你们居然也信？这些大臣们，是不是有点天真得可爱？

对这个现象，方诚峰在《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中有一个对比分析：

在哲宗之前，宋朝还有一个也是在垂帘听政环境下长大的小皇帝——宋仁宗。仁宗怎么就没有类似的遭遇呢？原因很简单：时代不同了。

宋仁宗小的时候，朝廷里的官员，主要是宋朝初年培养出来的一批事务型的士大夫，比如像吕夷简这样的人。他们更多地实事求是，也更少理想主义色彩。所以宋仁宗的少年时代，基本没有受到外朝士大夫的干涉，生长环境相对宽松。

而接下来这几十年，大宋朝有了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张载、程颐、程颢这些人，一大批新型士大夫成长了起来。他们有更坚定的儒学信仰，有更多的天下承担，也有更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他们普遍相信，一个人可以通过自我修正而成为圣人。那好，现成放着一个小皇帝在这里，他那个垂帘听政的奶奶又能控制得住他，机会难得啊，大伙儿一起上啊，我们可以全方位地规训一位君主，可以事无巨细地介入他的生活，我们有这份权力和责任，我们要一起把他培养成圣君。

纵观中国历史，在宋哲宗之前，既没有这种成熟的思想，也没有这么一群士大夫，更没有宋哲宗这样一个合适的人。所以，小哲宗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一套如此理想化的、也有点简单粗暴的圣君培养方案养大的君主。

但是，方诚峰老师说，这些士大夫们忘了一件事：这毕竟是帝制时代啊。在皇帝政治的正常结构里，什么时候真正赋予士大夫规训君主的权力啊？你们之所以在过去的八九年的时间里觉得可以，是因为哲宗还小。只要哲宗摆脱了垂帘听政的体制，真的成了皇帝，你们在他身上绑了多少根绳索，就会被挣断多少根绳索。而且，其中还有一些，注定要像鞭子一样反弹到你们自己身上。

不过，理解了这些背景，可以解释哲宗亲政之后，为什么会走向元祐时代，也就是他奶奶执政时期的反面，但仍然不足以解释他为什么那么大的仇恨。不过就是大人嘴碎了一点，管严了一点，至于这孩子一朝权在手，就各种清算，甚至要把他奶奶废为庶人吗？这份奇怪的仇恨还需要另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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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父子

我们刚才描述了宋哲宗少年时代的遭遇。在这个环境下，他的话越来越少。史书上对这个阶段哲宗的形容，经常会用到两个字：“渊默”，这是一种深不见底的沉默态度。有一次高太后还问他呢，“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呢？那些大臣上奏议事，你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呀？”哲宗说：“奶奶您都已经安排好了，我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哲宗就保持这种渊默的态度，长达九年。

我们不妨猜一猜，这九年时间里，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我猜，应该有两句话。第一句是：再忍忍，等到我亲政的时候，就好了。但更重要的，应该还有第二句：父亲，等着我。我会为你报仇的。

是的，去世的神宗才是小哲宗为什么那么恨他奶奶的真正原因。

你可能会说，神宗去世的时候，哲宗赵煦才9岁，他对父亲能有那么深的感情吗？

其实你想想，这也是人之常情：如果一个人身处一个糟糕的环境，而前面又有一个明确的出头之日，就像一个被判了有期徒刑的犯人，那通常他就会在心里默想一个至亲的人，作为他的心理支柱，可能是妻儿，也可能是父母。

这曾经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现。二战之后，欧洲有大量的孤儿出现心理问题。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不缺吃不缺穿，你们怎么还不幸福呢？后来才知道，对于儿童来说，生活依赖和心理依恋是两回事。依赖是索取生存资源的对象，比如宋哲宗对他的奶奶高太后；而儿童和依赖对象之间，如果是一种“控制型照料关系”的话，是很难建立情感依恋的，这是儿童心理创伤的重要原因。

这个时候，儿童往往会把依恋感投射到另一个不在眼前的对象身上。比如卖火柴的小女孩和她的祖母；契诃夫小说里的万卡和他的“乡下爷爷”，还有宋哲宗和他那已经不在人世的父亲——神宗皇帝。这是心理学“依恋理论”揭示的核心规律：当外部安全基地缺失的时候，内化的依恋对象会成为个体对抗逆境的心理力量的来源。

所以，神宗不仅是哲宗赵煦的亲生父亲。他还是赵煦度过自己的艰难的少年时代的情感依恋对象。

而在成长的过程中，哲宗看到的是什么？是奶奶高太后，伙同满朝的大臣，所谓“以母改子”，不断地否定自己的父亲、废除父亲生前制定的法令、贬斥父亲生前提拔的大臣。不难想象：一种恨意在他心里潜滋慢长。他亲政的日子越近，他就越掩饰不住那种即将大仇得报、奇冤将雪的快感。

有一次，高太后看见哲宗用的桌子太旧了，就招呼人给换了一个。没想到过几天看，哲宗又把旧桌子捡回来了，老太太就问啊，你为什么非要用旧桌子啊？哲宗说，因为这是我爹爹用的。高太后一听，马上就知道大事不好了，这孩子的心思太深沉了，而且藏着深仇大恨。老太太马上悲从中来，痛哭失声：我走之后，这孩子是一定要跟我拧着来的。

高太后去世后，刚开始，那些旧党大臣还不太搞得清楚状况，仍然是按照过去的习惯和哲宗打交道。

苏轼的弟弟苏辙，这时候也是副宰相，他跟哲宗说起神宗皇帝的时候，拿汉武帝打了个比方。没想到哲宗勃然震怒，你怎么胆敢拿汉武帝来和先帝相比？苏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汉武帝是明主啊，拿来比喻先帝，有什么问题吗？哲宗怒火不止，场面一度非常难堪。

范纯仁看不下去了，说您这刚开始亲政，对待大臣，哪能像呵斥奴仆那样啊？可见哲宗这场火发得有多大，对苏辙的态度有多恶劣。

但是他们都不知道，关于先帝神宗，是你们这些旧党大臣碰都不能碰的敏感地带。一场已经默默燃烧了八九年的怒火即将喷涌而出。后面的事，你已经知道了，元祐年间的这批大臣，遭到了无情的、彻底的清算。

今天我们追问了宋朝政治史上的一个奇怪的现象：哲宗皇帝亲政，这本来是新旧两党弥合分歧、重启国政的大好时机，为何最终却演变为一场全盘反转、剧烈动荡的政治清算？

把事实捋下来，你会发现：这不是一位统治者在两种执政风格间的审慎抉择，而是一个长期被压抑的少年在 “亲人” 与 “仇人” 之间的情感决裂。更进一步说，这本质上不是一场政治事件，而是一位少年的自我意志的大爆发 —— 隐忍九年后，他要为挚爱的父亲、为被否定的自我，完成一场迟到的 “复仇”。

高太后，还有元祐年间的大臣们，包括程颐这样的大儒，估计都很纳闷：我们明明摁住了这个少年啊。长达八九年的时间里，我们一刻不听地往他耳朵里灌输儒家的思想和圣贤的德性，修正他的每一个行为，防范他的每一项错误。我们本来应该打造出一个在道德上完美无瑕的圣君啊，为什么反而收获了一个暴烈的仇人呢？

其实，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也有很多被孩子伤过心的家长，心里有类似的困惑：我明明已经倾尽全力，为什么还是没能收获一个完美的孩子？

现在是公元1094年，大宋绍圣元年。再过上700年，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了一套伦理学理论，恰好为我们理解这种现象，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视角。他说，道德并不是一套可以被灌输的行为规范。一个人外表毫无瑕疵，言行举止完全符合圣贤标准，却未必真有道德。因为这可能只是他被规训、被强制的结果。

道德是什么？道德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为自己行为立的法。他能自律、能自由地表达、能根据自我意志来行动、并为行动的后果承担责任，只有这样的人，我们才能跟他谈道德。

按照这个标准，少年时期的宋哲宗既无法自由表达，也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力，更谈不上为行为承担后果。无论他表面是沉默寡言，还是循规蹈矩，都只是对外部高压的被动屈服，而绝不是真正的道德养成 。

在读宋哲宗的史料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细思极恐的场面。哲宗后来回忆：当年高太后垂帘听政的时候啊，我虽然也坐在那里，但是我只看得见大臣们的脊背和屁股。

你想，垂帘听政什么样？小皇帝坐在帘子前，高太后坐在帘子后，前后有别，但方向是一致的啊。大臣们即使只向高太后汇报工作，也是面朝小皇帝的。为什么哲宗说，只看得见他们的脊背和屁股呢？

这很可能是一个心理上的感知印象。大臣们几乎没有用正眼看过一眼小皇帝，从来也没关注过他的反应。小皇帝虽然在场，却是一个完全透明的存在。在长达八九年的时间里，他们对这个少年心中时刻翻腾着的滔天怒气，一无所知。

最后，说个现代的商业故事吧，国外家庭主妇，不是有自己做甜品的传统吗？有个著名的公司，推出了一款蛋糕粉，操作特别简单，但就是卖不好，怎么改进配方也没用。后来，听了一个商业心理学家建议，去掉了蛋糕粉里的一个成分——鸡蛋粉，改成买回家，主妇们的自己打个鸡蛋进去搅合搅合。神奇的事发生了，蛋糕粉的销量大涨。为什么？只是因为加鸡蛋这么一个小小的步骤，让妈妈感觉到，是自己在亲手给家人做蛋糕，存在感就有了。

你看，增进他人幸福的方法，不是一切都替他安排好，而是要给予他一点点对自我人生的掌控感。可惜，高太后那代人还不懂这个道理。

这是我们在公元1094年，为你讲述的一个令人困惑的孩子的故事。明年，1095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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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这期节目，我们讲的是刚刚亲自执掌大宋朝的宋哲宗，这是个令人唏嘘的少年成长的故事。

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黎巴嫩诗人纪伯伦，和他的诗《致孩子》。我想读给你听——

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

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

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世界，却非因你而来，

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

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

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

你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像他们一样，

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

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在过去停留。

你是弓，儿女是从你那里射出的箭。

弓箭手望着未来之路上的箭靶，

他用尽力气将你拉开，使他的箭射得又快又远。

怀着快乐的心情，在弓箭手的手中弯曲吧，

因为他爱一路飞翔的箭，也爱无比稳定的弓。

这首诗，也许可以回答很多父母的困惑。再爱孩子，我们也都要知道，孩子只是借助你来到这世界，却不是因你而来。致敬纪伯伦，致敬给孩子以掌控感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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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雪荣：《北宋宣仁太后高氏年谱》，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20年。

朱义群：《“绍述”压力下的元祐之政——论北宋元祐年间的政治路线及其合理化论述》，《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