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61年：为什么大宋的冗兵裁不掉？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 1061 年，这是大宋嘉祐六年，大辽清宁七年。

这一年，历史上最著名的事，是苏轼苏辙这两兄弟在制科考试中取得了好成绩。你可能会想：这兄弟俩不是在四年前的嘉祐二年刚考中进士了吗？怎么又考试？

这是另一种难度更大的、朝廷不定期举行的、选拔专门人才的考试，唐代就有，叫“制科”考试。你别一听“考试”两个字，就觉得是乌央乌央成千上万人去赶考啊。这种制科考试，大宋朝三百多年，一共也就举行了22 次，总共录取了也就41个人。所以能通过制科考试，当时的荣耀堪比中了个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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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嘉祐六年的制科考试，简直可以说就是为苏轼苏辙两兄弟专门准备的。考试前，有欧阳修等等大佬专门写文章向朝廷推荐，把哥儿俩夸成一朵花。一听说还有很多人报名，宰相韩琦就放话说，这些人有没有自知之明？苏家哥儿俩都来考了，你们怎么会有戏？宰相都这么说了，好多人真就撤了。还有一件事，苏辙在考试前病了，韩琦说，苏辙不参加哪儿行，给皇帝打报告延期吧，等苏辙病好了再考。

考试的结果呢？苏轼是第三等，苏辙是第四等次，乍一听可能会觉得不怎么样，而实际上，制科考试，第一等和第二等都是虚设的，实际上的最高名次就是第三等，在这次之前，大宋朝只录取过一个第三等。所以哥儿俩考出的是难得的好成绩。而考试结束后，仁宗皇帝也是相当高兴，回到宫里说，我又为子孙得到了两位太平宰相！

你看，朝廷上上下下对苏轼哥俩的期待就是这么深。

不过，这次考试给我带来的感慨，还不是他俩的考试成绩。考试这事儿，各人有各人的命，有的人就是擅长考试。小苏的爹老苏，就是苏洵，就写过诗说，“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你说考试简单，我怎么就觉得难比登天呢？“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你说考试难，我这两个犬子，怎么就跟弯腰捡颗草籽那么简单呢？这哥儿俩天生就是这块儿材料，怎么办呢？

这次考试给我的更大感慨是：人呐，每应对一次巨大的挑战，结果都会带来意外的收获。

如果你去看苏轼苏辙的文集，会看到他们各自有一组非常齐整的文章。比如苏轼，就有几十篇论各种古人的文章，什么《秦始皇论》《管仲论》《贾谊论》《诸葛亮论》等等，苏辙呢，也有一系列评论各个朝代的文章，什么《夏论》、《商论》、《六国论》一直到《五代论》等等。说白了，这哥儿俩把那个时代重要的课题，分别都写文章给论了一遍。每个人，齐齐整整的，都各有50篇。你看他们其他的著作，诗词也好，文章也好，往往都是应景之作，很少有成组的。而唯有这组文章，选题宏大、结构完整、篇幅一致。用今天的话说，每个人都精心写了一本叫《天下重大议题之我见》的书，每本书都是五十个章节。这成为后人研究苏轼苏辙思想的最系统的材料。

后来读朱刚老师的《苏轼十讲》，我才知道，这哪是什么创作，原来这就是这一年嘉祐六年这哥俩参加制科考试的考卷。这是宋代制科考试的硬性规定，报名考试之前，得先交50篇策论，让朝廷评估一下水平，然后才让考试。这种考卷还有个专门的名称，叫“贤良进卷”。

所以，很多书上讲苏轼苏辙在这一年， 跑到开封郊区汴河南岸一个叫“怀远驿”的驿站闭关备考。他们确实是备考，但不是复习背书，而是关起门来专心写作这50篇文章。你知道了这个背景，再来看这各自50篇文章，就知道两点：第一，这是苏轼苏辙两个人的备考作品，不是纯粹的个人学术意见的表达。就像我们高考作文里说的话，是我说的，但是能不能代表我这一生对某个问题的成熟看法？这个是要打折扣的。第二，哥俩在一起写，他俩关系还那么好，难免就会你帮我凑两句，我帮你写几行，哪个观点确切是谁的，其实已经说不清楚了。所以，这100篇文章，能不能代表苏轼苏辙的成熟的对世界的看法，是要打个问号的。

但是，跳出来一看，两个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如果不是制科考试这一逼，这一辈子也不会有机会把自己关起来，把古往今来所有觉得有价值的题目，逼自己写一遍。没有高论，憋也得憋出一篇高论。等着交卷呢！开什么玩笑！千年之后，我们只知道，这哥俩留下了对那么多重要课题的完整论述，很少有人知道这原来只是考试卷子。

所以你看，每当我们遇到人生重大挑战的时候，只要我们全力应战，总会产生一些特别的副产品。这才是命运对我们的真正的奖赏，而这些奖赏的价值会远远超过眼前的这个挑战。

好了，感慨完了，还是回到这一年，大宋嘉祐六年。这一年的大宋政坛上，苏轼苏辙的故事还只是年轻人的花边新闻，真正重磅的人物出场，还要看另外一位，那就是司马光。这一年，司马光担任了一个新职务，标志着他正式走进了大宋政坛的核心地带。

说起司马光，我会有点激动。《文明之旅》节目，多少是有向他的《资治通鉴》致敬的意思。司马光是个民间和精英通吃的人，他靠“司马光砸缸”这么一个故事，成了中国民间的大众名人。他又通过《资治通鉴》这一套书，成了中国精英人群的偶像。这一年，大宋嘉祐六年，我们来看看司马光在政治舞台中心的亮相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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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冗兵

比起苏轼苏辙兄弟，司马光的岁数要大很多，1061年他43了。资格也要老很多，他是宋仁宗宝元元年也就是1038年中的进士，20多年前的事儿了。而嘉佑六年这次制科考试，司马光还是苏氏兄弟的考官。所以，司马光是他们的前辈。

司马光是山西夏县人，今天算是运城人。但是他出生不在山西，而是在河南的光山县，所以取名叫“司马光”，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儿。为什么他会出生在这里呢？因为他是官二代，他的父亲司马池当时在光山县当县令。

司马光读书也很好，20岁就中了进士。从那时候开始，司马光担任过各种各样的职务，京官、地方官、史官、财政官，历练的时间不短。直到这一年，司马光被任命为“同知谏院”，就是专门负责给皇帝提建议的部门的长官，他才算走到了大宋政坛的核心位置。

谏官，品级不算高，但位置很重要。你想，一个人不负责任何具体的事务，专门就搞监督批评，那是什么威风？天天都能在皇帝面前刷到存在感。意见提得但凡有点道理，皇帝一批转，各个部门还就得认真琢磨琢磨，爽吧？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活儿也不好干，要么得罪人，自己没有好下场；要么就很容易被别人当枪使，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当年也差点被任命为这个职位，司马池坚决地辞掉了。

但是，这个职位非常适合司马光。他的性格有点迂。这不是我说的，他自己给自己起的号就叫“迂叟”。需要反应特别快的事，不适合他，繁杂的行政事务工作，也不适合他。但是，如果需要一个人心中有深思熟虑的定见，再加上无偏无私的表达，那司马光太合适了。

司马光在谏官的位置上，前后干了将近五年，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在这个职位上干这么长时间。他前后给皇帝写了一百七十多封谏议，快要到一周一份的节奏了，很勤奋啊。请注意，他写这些奏疏的工作量可能比这个数字看起来的还要大。因为他对这份职业的责任看得太重了。举个例子：他作为谏院的长官，在办公室的院子里立了一块碑，把所有担任过谏官的人的名字都刻在上面。司马光说，你们的名字刻在石头上，可就擦不掉了哈。你们写每份奏疏的时候，要都想着，后人会指着你们的名字说，哟，这个人是忠臣，那个人不行，很奸诈，这个人很直爽，那个人一肚子弯弯绕。你们就想想那个情境，就问你们怕不怕？能这么提醒别人，他对自己的要求当然也很严格。说到这儿你就明白了，为什么《资治通鉴》作为一部史书，在历代都特别受重视，因为司马光哪怕作谏官的时候，为本朝、当下的事，他写下的每一个字，都要对千秋万代负责，他天然就有这个责任意识。更何况是将来修史呢？

从这个时候开始，司马光就成了大宋政坛上最重要的发言者之一。尤其是几年后，当王安石变法开始之后，司马光成了反对派的领袖，听懂司马光的意见，我们才能理解那个时代那帮人到底在吵什么。

刚才我说，司马光是变法反对派的领袖。我们这代中国人，是在改革叙事下长大的，对于反对变革的人，天然没有什么好印象。脑子里给他们准备了一堆贬义词，什么：食古不化、老迈顽固、眼光如豆、胆小如鼠。那司马光是什么样的反对派呢？趁现在变法还没开始，我们今天就来琢磨琢磨这位司马光。

司马光上任后，在嘉祐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首次以谏官身份面见皇帝，就从怀里掏出来三篇奏疏，当时叫“札子”，这就是著名的嘉祐三札。后来有人评论说，司马光这一生的政治主张，都可以从这“嘉祐三札”当中看出来。用赵冬梅老师的话说，这三份札子的主题翻译成现代汉语：第一份是《论皇帝的道德修养》，第二份是《论官僚的选任与国家人事体制的弊病》，第三份是《论军队的精简》。我们今天就选这第三份札子，来看看，司马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保守派？

第三份札子《论军队的精简》，就牵涉到了宋朝的那个饱受诟病的问题，就是“冗兵”的问题。“三冗两积”，冗兵、冗官、冗费、积贫、积弱，这几乎成了宋朝的招牌。

像大宋这么大的国家，多少兵就够了？

整整一百年前，太祖赵匡胤创业的时候，南边要扫平群雄，北边还要防着北汉和契丹，也不过就是37万人马。

但是到了宋仁宗这会儿，全国的军队总数已经膨胀到了125万人。听着也还行，那么大的国家养100多万常备军，好像这个数字也不夸张。但是你别忘了，当时才多少人口？整个大宋的纳税户数才686.28万户。这就意味着，每5.5户纳税平民就要养活一名军人。这个负担太重了。

再过两年，蔡襄有一个统计，养一个中央军士兵，当时叫“禁军”，每年要花 50 贯。养一个地方军士兵，当时叫“厢军”，每年要花 30 贯。那你算嘛，大宋财政每年收入 6000 多万贯，其中差不多 5000 万贯要用来养兵。也就是说，军费支出大约占每年财政收入的 8 成。

军队多了，战斗力强了也行啊。并不是。早些年李元昊打不过也就算了，就前几年的侬智高，就那么个水平，也能在广东广西闹腾一阵。宋朝军队的战斗力好像还不如100年前太祖创业那会儿。

大宋朝冗兵的问题，简直就是房间里的大象。只要把军队数量降下来，训练质量提上去，国家安全问题、财政负担问题，都能解决。尤其是财政负担问题，你想，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八成啊！什么开源节流的好办法，都不如在军费问题上打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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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目标是明确的。那怎么实现这个大裁军呢？这时候就出现了两套思路。

第一套思路，就是司马光这一年提出来的：就从挑选士兵入手。第一，让挑选士兵的官员认真负责地挑那些有力气、符合标准、没病的人去当兵。第二，再派人去监督这些挑选士兵的官员，如果发现他们挑得不好，就追究他们责任。还有第三，即使这样，国家到底需要多少士兵？宰相、枢密使这些人也要掂量着财政的家底儿，尽量少录取士兵，兵贵精不贵多。

就这些。

你可能会说，这也太简单了吧？一点不像是什么深谋远虑的奇妙计策。

首先咱得说，司马光的忧患意识一点也不比改革派差。千万别觉得，改革的反对派就觉得不用改革。别忘了，司马光这个时候担任的还是专门负责提意见的谏官，改革派看到的问题他当然也看得见，也着急。但是，司马光提的改革策略往往都基于两点：第一，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改革。第二，要从人的道德操守上着眼搞改革，人用对了，把良心放当间儿，一切就都对了。

这是不是听起来，一点儿也不过瘾？一点儿也不高级？

那关于大宋朝的冗兵，有没有高级的改革思路呢？有。下面我们就说说那个更过瘾的、从制度底层动手的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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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农合一”之梦

大宋朝的兵制叫“募兵制”，简单说就是国家先从老百姓那里收税，然后再花钱雇佣一支常备军。

这种制度的缺点，宋朝人的感受太深了。

首先是巨大的财政负担，刚才讲过了。更重要的是：军队，那是开玩笑的事儿吗？不光能保家卫国，也可能造反啊。国家有常备军，相当于床底下放了个火药桶，你夜里能睡得好吗？尤其是从五代过来的宋朝人，心里清楚得很，对于掌握军队的军头，很难有好的约束办法。就算这个军头自己不想造反，也拦不住底下人想要博一把泼天的富贵。要不宋太祖黄袍加身的故事是怎么来的呢？你不想当皇帝，底下的兄弟们还想当开国元勋呢。

我们在1056年那期讲过大将狄青的悲剧。为什么宋朝士大夫对于一个武将，尤其是一个立过功的武将那么苛刻无情？就是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恐惧。

要想摆脱这个局面，有一个一了百了的好办法，那就是彻底废掉这套“募兵制”，回到唐朝“府兵制”。

什么是“府兵制”？简单说，有一部分人，国家不找你收税，但是你要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当兵。连装备、马匹什么的，都要自己准备。你看我们小时候背《木兰辞》的时候里面就说了嘛，花木兰决定替父从军，就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这姑娘也实在是太爱逛街，在一个市买齐了不行吗？

那这种兵制有什么好处？

首先是省钱啊。府兵制，国家只要拿出一些土地分给这些人就行了，不需要给军人发工资。要知道，在古代，管理水平是非常低的，国家从老百姓手里把税收上来，再运送到前线，再把钱发出去，庞大的官僚系统几次转手，那个损耗是惊人的。所以，募兵制要比府兵制贵得多得多。

更重要的是，府兵制更安全。国家有事，从各地把府兵征召到战场，朝廷临时任命将领去带兵。等仗打完了，府兵回家，将领回朝廷，这就隔绝了兵将之间的联系。军队造反的风险大幅度降低。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有一个担心，那这种农民兼任的业余士兵，战斗力会不会不行啊？其实不会。你想，如果是募兵制，古代中国安土重迁，什么人会去当兵？大概率上是靠种地做工混不下去的人。不是有那么一句俗话吗？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那时候，当兵可没什么职业荣誉感，战斗力又能好到哪里去？

但是你想，唐朝的府兵制用的是什么人？用当时的话说，都是“良家子”，好人家的孩子，这样的战士一旦上了战场，周围都是本乡本土的熟人，甚至干脆就是父子兄弟，遇到危急关头，那种彼此救护，休戚与共的同袍友情，就是军队士气的基础。打了胜仗、得了军功，回村也有骄傲感，这是军人荣誉感的基础。这样的军队，战斗力也许更高。

别忘了，“府兵制”盛行在北周到唐朝，尤其是唐太宗时期，当时的军队很能打啊。其实也不仅是在中国，欧洲的古罗马军团，用的也是类似府兵制的组织方式，也是很能打啊。

我们还可以再深入一层地看这个问题：募兵制和府兵制，最最根本的区别，是军队和社会的关系。募兵制是“兵农分离”，而府兵制是“兵农合一”。这个区别会带来什么后果？

我们现代人会自然地倾向于认为社会分工更好。但其实，现代社会不仅是有更细的社会分工，而且是有更有效的社会合作。

举个例子：中国古代的募兵制和现代的征兵制，表面看起来相似，都是让一部分人专门去当兵。但是你想，现在社会的一个青年人去当兵了，只是人生中很短的一段经历，他将来还是要回归社会的。这背后还有一大套配套的制度设计，比如保护军婚、优待军属、军人转业安置、对烈士的褒扬和纪念制度、连在火车站买票军人都优先，有了这些措施，军人就没有脱离社会，军人就会有职业自豪感。

但是宋代的募兵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一旦成了军人，这辈子就是军人了，尤其是为了阻止军人当逃兵，后梁太祖朱温发明了在军人的脸上刺青，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这个人就算是被彻底驱逐出了人民的队伍，被丢进了被歧视的深渊。那会是什么后果？和平时代，他们自卑，普通老百姓是他们羡慕的对象，而不是要挺身而出保护的对象；到了战乱时代，一旦军纪废弛，这些职业兵就会变成骚扰良民，无法无天的兵痞恶棍，甚至是军阀强盗，祸害一方。

你看，这就是“兵农分离”的结果。而府兵制的本质是“兵农合一”，每个士兵都来自于社会基层的乡村，对家乡有牵挂，对亲族有温情，特别容易被激发出荣誉感和责任感，这样的军队，和整个社会的关系确实良性得多。

这么一分析，你看，府兵制好吧？朝廷以极低的成本，创造了一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没有威胁、还能自给自足的强大军队。多么天才的制度设计啊！如果你是大宋朝的一个改革家，你是不是会坚定地主张恢复府兵制？这么多么理想的改革目标啊！

事实上，不仅是宋朝人，从唐朝后期，府兵制刚刚崩溃的时候，就有人呼吁恢复府兵制，比如李泌、白居易、杜牧都写过文章讲这事儿。到了宋朝，北宋的张方平、范仲淹、韩琦、王安石，一直到南宋的叶适、吕祖谦、朱熹，都把恢复府兵制当做军制改革的当然目标。连南宋的皇帝，比如宋孝宗，还说过这样的话，说等我们将来恢复了北方领土了，我就要效仿唐太宗，恢复府兵制，把现在养兵的钱省下来，给老百姓减税！让他们过几天好日子！你看，连这种遥遥无期的事儿，也能拿来畅想一下，过过瘾。可见，恢复府兵制，在宋代已经是某种政治正确的理想状态了。具体的这些言论，你要是感兴趣，可以去看方震华的《和战之间的两难》，里面讲得非常详细。

但是，理想归理想，实际上做得怎么样呢？

现在我们是在1061年，回推十几年，庆历新政时期，范仲淹要改府兵制；往后再过8年，王安石变法可就开始了，王安石也要改府兵制。但是奇怪，两场改革都没有把这事办成。

范仲淹搞庆历新政，我们在 1043 年那一期节目说过，有十条措施，其中第七条叫做“修武备”，其实就是要恢复府兵制。范仲淹想得非常细，先在开封附近搞个试点，把郊区的 5 万农民组织起来，一年里四分之三的时间种地，四分之一的时间训练，然后再向全国推广。既能强兵，又能节省财政开支，多好。

你猜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人是谁？竟然是自己人，庆历士大夫的“四贤”之一，范仲淹的铁杆盟友余靖。余靖不是反对范仲淹，他是知道这么干行不通。

余靖说，去年宋辽局势紧张的时候，我们在河北就搞过这玩意，结果不仅让河北的农民把农事给荒废了，还打草惊蛇，让辽朝人知道了，好处还没落着，坏处先冒出来一堆。现在辽朝那边也摆平了，西夏那边也谈和了，咱就少折腾老百姓吧。

你看，庆历新政虽说最后失败了，但十条新政里面，其他九条毕竟都还动过手，只有这“修武备”，也就是恢复府兵制这一条，连自己人这关都没过得去。

王安石变法，有一个“保甲法”，本质也是要恢复“兵农合一”的府兵制。也是，折腾了半天，最后发现，太扰民了，也是不了了之。

你不觉得奇怪吗？明明就是一件大好事，为啥就是执行不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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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悖论

府兵制改革为什么在宋朝搞不下去？表面看，就是一个改革成本谁来承担的问题。

都不用等到王安石变法时期，仅仅几年后，宰相韩琦也搞过一次府兵制方向改革，简单说，就是训练一批民兵，作为朝廷的后备军，如果发现质量不错，那就逐渐地替换掉当时的职业兵。

当时还在当谏官的司马光，就六次面见皇帝，强烈表达反对。司马光的理由很简单：唐朝搞府兵制，那是有前提的啊，朝廷给老百姓发土地，不找他们收税，才让他们去当的兵。再看看你们现在搞的这套，既找老百姓收税，又让他们去接受训练当兵，这不是让一个人挑两副担子吗？那老百姓怎么吃得消？这还没完，要是民兵承受不了这么多负担，他想要反抗，好家伙，正好平时接受了军事训练，持有武器又是合法的，那不就成了训练有素的持械反贼了吗？

你可能会说，嗨，原来就卡在这么个地方啊？朝廷大度点，给这批接受训练要去当兵的人把税免了不就完了吗？

哪有那么容易！大宋朝现在虽然没在打仗，但是北边和西边的军事压力一直都在啊。训练民兵，那是为了做国家的总预备队，能不能练得成？可不可以形成战斗力？都还在未定之天。现在就大规模地免税，朝廷也吃不消啊。你看，这就是一个改革的成本问题，新的力量还没有成型，旧的力量还不能撤走，在这个过渡时期，你说谁来负担成本？站在朝廷的角度来说，不过就是让老百姓农闲时节训练一下嘛，平时防防盗贼什么的，来，再苦我百姓几年！他们很容易这么想。

所以，从募兵制改成府兵制，理想很丰满，而现实中，有这么一道跨越不过去的成本鸿沟。

我们还可以再往深处看一层。所有的改革，都有两句潜台词：第一，是现状不够好，第二，如果能改成那个样子，会更好。这是改革者的真实感受。但是你有没想过，这些感受后面其实也有盲区。第一，现状不够好，但是现状会不会是一个更糟糕的状态的解决方案呢？你把现状改掉了，那个更糟糕的状态会不会就出现了呢？第二，如果改革成功了，理想状态很美好，但是，那个理想状态会不会有我们现在意识不到将来承受不了的成本呢？

是的，宋朝的兵制改革就遇到了这两个问题。

首先，募兵制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它也解决了很多问题啊。

比如，在宋朝之前，老百姓是要服徭役的，就是给官府免费干各种各样的工程。而到了宋朝，因为有大规模的常备军，当兵的就把这些活儿给包了，老百姓可以专心在家种地。这不仅是一个经济负担问题，也免去了老百姓父子兄弟夫妇的生离死别之苦。所以韩琦说，我们大宋朝的募兵制，是一场大大的仁政。

你看，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能只对现状不满意，现状没准是另一个更不好的状态的解药啊。

还有，募兵制还为大宋朝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一旦遇到灾荒，可以通过招兵，把流民和社会上的流氓地痞都收编到军队里。曾巩就说了嘛，让群众里的坏人去保卫国家，让群众里的好人安居乐业，多完美啊。这就顺便解释了一个现象，为什么宋朝虽然各种小民变不断，但始终没有大的、像黄巾、黄巢那样的农民起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一旦遇到天下不稳，最可能造反的人被吸纳入了军队嘛。你看，朝廷养兵，代价虽然很大，但是如果从朝廷的根本利益上讲，也是有巨大收益的。据说宋太祖就很得意这个设计，说，我设计的所有制度中，唯独养常备军这一条，就可以让子孙百代受益。

你看看，一项制度能存在，你不仅要看到它带来的那些问题，还要看到它解决的那些问题。如果贸然把募兵制改掉，那老百姓的徭役怎么办？灾荒年间可能产生的民变怎么办？现在你是不是更理解一点司马光代表的保守立场了？

其实改革还有一个悖论，就是我们往往只看到改革成功之后的收益，而看不到它的成本和代价。

府兵制虽然好，兵农合一虽然是理想的社会状态，但是，它也是建立在一大堆条件上的。比如，你得像北周和隋唐时候那样，朝廷手里有一大堆土地可以分给老百姓，可以搞“均田制”；比如，你的战斗风格得是速战速决，府兵被抽掉上来当兵，嘁哩喀喳把仗打完就可以回家。唐太宗的时候的战争，往往就是这样。这样，军队和社会才可以不分离嘛，才符合兵农合一的理想嘛；还有，打仗的地方不能离府兵的家乡太远，如果像唐玄宗时代那样，打仗不是为了保家卫国，而是为了在很远的地方开疆拓土，士兵离开家乡很远，几年都回不了家，那府兵制也维持不下去。等等。

所以，宋朝人羡慕府兵制，说这好那好，但是他们很少想一个问题：这么好的府兵制为什么在唐朝就维持不下去呢？说白了，在制度演化的过程中，府兵制已经被淘汰了。你大宋朝现在要恢复府兵制，要恢复的可远远不止一项军事制度，而是要把社会重新改造成适合府兵制存在的土壤。那这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司马光的思路：他不是看不到问题，他也很有忧患意识，他只不过是反对大刀阔斧的制度再造，而要在现有框架内搞改革，他反对指望抽象看似点石成金的制度，他觉得还不如指望具体的一个个人的道德和能力水准的提升。现在，你是不是也觉得司马光的立场也有点道理？

今天我们还在1061年的仁宗朝，还没到改革派和保守派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我们算是提前理解了一下保守派的思路。我们并不是在评判谁对谁错，我们只是要提醒自己注意：所有看起来玫瑰色的改革的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代价。

最后说个故事吧。说古时候有一个偷牛贼被抓，县太爷给他三个选择：一是罚银十两，二是打二十大板，三是吃两斤牛粪。要哪样？自己选！开始的时候，偷牛贼心疼钱，又嫌粪臭，自恃年轻力壮就选择了打板子，结果打到一半实在受不了，“报告老爷，我能改成吃牛粪吗？”老爷说，行！结果吃了两口全吐了，再也吃不下，最后还是交了十两银子……你看，打白挨了，牛粪也白吃了，最后还是得交钱。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的时候走弯路，要么是因为看不见代价背后的好处，要么就是因为看不见好处背后的代价。反复犹疑的结果就是：所有的好处都没拿到，而所有的代价一样没少。

好，这就是我们在公元1061年为你讲的司马光的故事。我们明年，公元1062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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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中国现代诗人穆旦。你熟悉的穆旦，是诗人、翻译家、大学教授，但你可能不熟悉的，是作为军人的穆旦。

穆旦读的是清华外文系，经历过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迁徙，从北京出发的时候，他带着一本英文词典，每天把背下来的书页撕掉，走到昆明，正好整本词典背完。等到大学毕业，他立刻加入了中国入缅远征军，担任翻译，亲历过滇缅大撤退，在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穿山越岭，扶病行军，踏着累累白骨逃出过野人山。所以有评论家说，他是最有能量的、走得最远的诗人。

给你读一段穆旦的诗吧，诗的题目叫《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

> 从屋顶传过屋顶，风这样大，岁月这样悠久，
> 我们不能够听见，我们不能够听见。
> 火熄了么？红的炭火拨灭了么？
> 一个声音说，
> 我们的祖先是已经睡了，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 所有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只剩下了灰烬的遗留，
> 在我们没有安慰的梦里，在他们走来又走去以后，
> 在门口，那些用旧了的镰刀，
> 锄头，牛轭，石磨，大车，
> 静静地，正承接着雪花的飘落。

今天这期节目，表面看讨论的是宋代的冗兵问题，就像穆旦诗里说的，我们的祖先是已经睡了，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没有哪句诗更能表达我此刻回望历史的心情了。致敬穆旦。

参考文献目录

原始史料：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5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宋）秦观撰：《淮海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

（宋）曾巩撰：《元丰类稿》，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

（宋）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年。

（宋）司马光撰：《温国文正公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宋）李廌撰：《师友谈记》，中华书局，2002年。

（宋）陈鹄撰：《耆旧续闻》，中华书局，2002年。

（宋）蔡襄撰：《蔡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宋）章如愚撰：《群书考索》，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

（宋）王禹偁撰：《建隆遗事》。

专著论文：

方震华：《和战之间的两难：北宋中后期的军政与对辽夏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蒲立本：《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中西书局，2018年。

陈季冰：《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

赵冬梅：《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

菲利普·努里：《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帝国：一部西班牙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23年。

刘守刚：《何以帝国：从财政视角再看中华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