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106年：怎样才能在时光中不朽？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106年，这是大宋崇宁五年，大辽乾统六年。

最近几年，有一件挺热闹的事儿，我一直憋着没说。直到今年，等这事大体上尘埃落定了，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就是——“元祐党人碑”。

简单说就是，宋徽宗和蔡京把从元祐年间起，所有反对过新法的人，也就是所谓“旧党”的人的名字，什么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范纯仁、黄庭坚等等，都刻在碑上了。我们今天说，某人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是个比喻，人家宋徽宗和蔡京是真干，真把人家名字刻碑上。

搞这块碑，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想好了再干的，而且还是层层加码的政治行动。就在这几年间，前前后后搞了三次。

第一次，是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当时刚当宰相，就拟了一份名单，一共是120个人，宋徽宗亲笔书写，刻成石碑，立在皇宫的端礼门外。端礼门，就在皇宫南边，朝廷百官每天上班打卡，都要打这儿经过。这块碑每天都提醒大家——就这些人，记住了，都是坏人哈。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103年，蔡京觉得光在京城立碑，不过瘾，得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这些家伙是“奸党”。于是，朝廷下令，各地衙门的前面，也要立这么一块碑。

再过一年，也就是崇宁三年，1104年，元祐党人的名单又扩大了，这一次从120人扩到309人，全天下的碑不得不又重刻了一遍。没关系，大宋朝有的是石头，有的是刻字匠，重点是一定要在元祐党人的身上踩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但是，到了这一年——崇宁五年，1106年的正月，宋徽宗突然下令，赶紧的，把全国的元祐党人碑都毁了吧。开封城的这一块，宋徽宗都等不到天亮，半夜里派宫里的宦官去把碑毁了。为啥？估计是怕蔡京知道了阻挠。果然，第二天蔡京看见了，气急败坏，还说呢，毁吧、毁吧，碑毁了，这名单不是还在吗？

为啥搞得这么紧张？因为老天爷给皇帝脸色看了，一颗彗星出现在天上。也不怪宋徽宗大惊小怪，这颗彗星在天文学史上都很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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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最亮的时候，在欧洲，白天都能看见。在日本、朝鲜、埃及，都留下了关于这颗彗星的记载。这么反常的天象，各个文明的人当然都震惊，但大家的结论不一样，欧洲人是觉得，怕是有大人物要死吧？果然，当年8月，神圣罗马帝国的亨利四世真就死了。

而在中国文化中，天上出彗星，这个意思的指向很明确，就是警告君主：老天爷觉得你干得不怎么样。你要是再不改，我就给你点颜色看看，降下点灾祸什么的了。你看彗星的这个“彗”字，在甲骨文里的样子，就像两把扫帚。所以民间一直把彗星叫“扫帚星”。中国古人理解，老天爷之所以挂出一把扫帚，当然就是要扫除人间的污秽。污秽在哪里？很明显啊，要么在皇帝身上，要么就在皇帝身边。

宋徽宗这一年25岁，当了七年皇帝，本来一直顺风顺水。突然看见老天爷把扫帚挂出来了，就相当于一个爹对逆子把拖鞋亮出来了，那就得赶紧想想自己有什么错误。什么错误？大家其实心知肚明啊：这几年折腾元祐党人碑的事儿，过分了嘛，那就赶紧把碑毁了吧。不仅是毁碑，谁干的这坏事，这口锅也得有人背走啊。所以又过了几天，宰相蔡京被罢。不过你放心，蔡京还会再回来的。他在徽宗一朝是四起四落，这不过是第一次。

反正，元祐党人碑这出搞了五年的大戏，到这一年，就这么草草收场了。

但是，关于这块碑有意思的事儿并没完。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这块碑吗？能，留到现在的，还有两块，都在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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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在桂林七星山龙隐岩的摩崖石刻上，一块藏在融水县的民族博物馆。但是请注意，这两块碑都不是宋徽宗时代的，而是南宋时期，一百年后刻的。为啥过了一百年还要刻这个？

因为到了南宋的时候，这块碑以及上面这张名单的政治意涵完全变了：元祐党人，就是司马光、苏轼这些人都成好人了，而张罗立碑的蔡京成了奸臣。是非这么一颠倒，那元祐党人的子孙们就觉得，这哪是黑名单啊？这是我们家祖宗的光荣榜啊。可千万别丢了，咱得再刻一个，让他名留青史。所以你看，元祐党人碑，既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张黑名单，又是翻转得最厉害的一张名单。

今天我们这期《文明之旅》，我们就借着这块碑问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会被历史记住？什么样的人，又会被历史忘记？为什么那么多想留下美名的人，或者想为别人留下恶名的人，又总是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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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清场

我们今天聊元祐党人碑。欻欻欻，从京城到地方，无数块碑立起来；咣咣咣，这些碑又被毁掉，留下一地的断瓦残砖。这样的翻云覆雨，好像是大宋这个阶段政治的常态。

但是请注意，和前面的几次相比，这次折腾其实是一次重大升级。怎么升级的？我们简单捋捋——

在宋神宗那个时代，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派虽然吵，但是争的都是具体的政策，多少还是在就事论事。那时候，争的是“胜负”，皇帝到底是听你还是听我的？

后来到了元祐年间，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凡是新法，一律废掉，凡是新党，一律是小人。这个时候，就不止争“胜负”了，更要争“是非”甚至是人品上的“邪正”。

再后来，又升级：旧党上台，就给新党拉名单——这些人都是坏蛋。反过来也一样。拉名单这个武器的厉害之处在于，它让“意见”变成了“身份”。这有什么区别？你想，即使是同一个阵营里的人，对待具体事儿的意见也不完全一样。比如苏轼和司马光对于新法的看法就不一样。再比如范纯仁，就是范仲淹的儿子，他虽然是旧党阵营里的人，但是多次出手为新党的人说过话。你看，人的意见永远是复杂的，而一旦拉了名单，每个人就只剩下了一个身份标签，现实世界里的复杂性就被一笔抹掉了。这个时候，大家争的，连“是非”都没有了，只剩下“你我”。 有一次，宋哲宗说了，范纯仁这人不错，讲话四平八稳的，肯定不能算是什么党，只是不愿意在朝廷里待着而已。当时的宰相章惇就说了，嗯，不肯待在朝廷里，就是奸党啊。你看，这就叫只分阵营，不论是非。

而我们今天讲的“元祐党人碑”，不仅有所谓的奸党名单，而且名单还要刻在碑上。这次升级就更是意味深长了。

表面看，又是拉名单，又是刻石碑，好像是加剧了党争，但其实你去细琢磨宋徽宗的心态，他的目的反而是平息党争。

我们以前讲过，宋徽宗刚上台的时候，曾经想过要走中间路线，你们新旧两党能不能别斗了、别吵了？但后来发现，中间路线走不下去，那两边要是还吵还斗，怎么办？宋徽宗才想出这么个办法，叫“一锤定音法”。过去30多年，之所以党争激烈，不就是因为即使一方暂时失势了，都觉得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现在我宋徽宗干脆拉偏架不就行了？原来皇帝是要在两派之间当仲裁者的，现在别了，我把自个儿也押上去，把旧党定为铁案，让他们彻底绝了东山再起的念想，这不也一样也能起到定纷止争的效果吗？

我这儿有证据：前年，也就是崇宁三年的时候，徽宗一方面颁布了309人的元祐党人碑名单，这是最大的一份名单。你看颁布名单时候那道圣旨的措辞，大概是这么几层意思：第一，元祐党人不是好人，杀了都不为过。第二，我现在公布的这个名单，我已经仔细跟大家商量过了，仔细斟酌过了，一点毛病都没有了，是一个人也不能加，一个也不能少啊。第三，上这个名单的人，虽然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别聊那些区别了，不重要，他们的罪过都一样。最重要的是第四层意思：从今往后，这份党籍名单永久定案、永不更改，任何人都不许再争论这个事儿了。到了这一年，徽宗不是把元祐党人碑给毁了吗？他那句话又来了：碑我已经毁了，今后所有的人，都不许再说以前的事儿了。御史台替我盯着点儿啊，谁要是再翻旧账，我饶不了他。

你听听，徽宗念兹在兹的，其实不是哪边对、哪边错，他更关心的是，这事儿能不能翻篇儿？我耳根能不能清净？我都把案子定成铁案了，这盘被反复端上桌的回锅肉，能不能永远从我面前消失？

是的，这才是徽宗真正的困境。他是皇帝，如果他只是想迫害元祐党人，那毫无难度，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真正的困难在于，怎么让所有人都觉得元祐党人彻底没戏了，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了？用元祐党人永远绝望的未来塑造一个安安静静的现在。否则，朝廷甭管把话说得多狠，事儿做得多绝，都没用啊：诏书可以被废；档案可以被重写；政策可以被翻盘。这种事，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上演过多少次？所以，光把人打倒，是不够的。他们要的是，提前堵死翻案的可能性。元祐党人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出来的。

那下一个问题又来了：不就是把名单刻在石碑上吗？石碑又不是不能推倒，它怎么就能一锤定音呢？

这就要说到石碑和朝廷诏令之间的区别了。同样是一份名单，写在朝廷的文件上和刻在石碑上，有两点本质的区别。

第一点，刻在石碑上，就是告诉大家，这不是给我们这代人看的，这是要留给千秋万世的。在古人看来，这个世界上真正“不朽”的东西，只有两样：金属和石头。所以，古人要把重要事儿，刻在金属和石头上面。一开始主要是刻在金属上，因为金属更好加工。但是，金属也有一个致命缺点：它太值钱了。你今天刻的字，流转到下一拨人手里，他觉得这字儿不重要，转脸就给你熔了，打成一口锅，或者是做成铜钱。所以，后来等铁制工具普及，石头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石头不值钱、不好搬、也不好融，反而更安全。于是，在石头上刻字，成了一种主流的选择。你看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到处巡游，最爱干的事儿就是刻石。宋徽宗自己也特别喜欢石刻文字。再过两年，到了1108年，他就下令把先秦流传下来的石鼓文，上面的文字用黄金再给镶嵌一遍。这些石鼓，我们今天还能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看到。你看，两千多年过去，文字能靠石刻稳稳地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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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刻元祐党人碑，就是这么一种跨越时间的姿态：这事不仅在我这里是铁案，我后世的子孙也不能翻案。这一点比较好理解。

把字刻在石碑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效果，就是皇帝可以绕开庞大的官僚系统，直接和公众对话。

你想啊，如果这份元祐党人名单是通过文件往下发的，中间得走多少道程序？中书省先写出来，门下省审一遍，尚书省盖章，再传到各个地方。地方官看见这份文件，找个公告栏一贴？或者干脆放到档案库里了：知道了，名单上的人不是好人。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徽宗在朝廷这么重视的一件事，到了官僚系统的末端，可能就变成轻轻地一阵风，吹过去就算了。

但立碑就不一样了。碑就立在所有官员每天上班的必经之路上，皇帝的意思清清楚楚刻在那儿，直接面对所有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更妙的是，这碑上的字，是徽宗本人亲笔写的，用的就是他的招牌笔体：瘦金体。你想想那个画面：虽然老百姓一辈子见不着皇帝，但是可以看见皇帝的字啊。这不就“如朕亲临”了吗？

这相当于在一个没有报纸、没有广播电视的年代，皇帝派自己独一无二的字体，代替自己站在了大宋朝每一个州县的衙门口。每当有人路过，皇帝就拦住他：看见没？这些人是元祐奸党。每一任新知州上任，一抬头，碑还在。每一个路过的士大夫，一抬头，碑还在。每一个进衙门办事的百姓，一抬头，碑还在。这就叫：一次刻字，永远提醒。情感浓度，永不衰减。

当然了，立碑只是个起点，它只是让皇帝关于这件事的态度，超越时间和空间，硬邦邦地戳在那里。要想让元祐党人彻底不能翻盘，接下来还有两套配套措施。

第一条线，是要彻底抹掉元祐党人后代在政治上的希望。朝廷规定：所有这些人的子孙，不能在京城当官，不能在京城居住，也不准擅自到京城来，更不能跟赵宋宗室子弟联姻，等等。你一听就懂了，再过上两三代人，这几个家族在政坛上的影响力就会被抹得干干净净。

还有一条线，就是彻底毁掉这些人的文字。什么三苏父子、黄庭坚、秦观等人的文集，包括印制这些文集的雕版，全部要毁掉。对了，那个叫苏轼的，不是到处给人家写碑文、写匾额什么的吗？这些东西也都给我毁了。元祐党人的领袖司马光不是有一本《资治通鉴》吗？也有人提议要毁掉，但是后来一想不行，神宗皇帝给《资治通鉴》写了序的，金口玉言夸过这本书，投鼠忌器，这才没有毁掉。

你看，宋徽宗和蔡京狠不狠？一个人要想不朽，无非就是两条途径：一个是让基因不朽，子子孙孙地这么往下传；还有一条路是让精神不朽，写的文字作品能存留在世。现在徽宗、蔡京拿出两把小剪刀来，这两条路径我都给你咔哧了。再过些年，你只剩一个名字留在这块元祐党人碑上，所有人都知道你是奸党，除此之外，一切痕迹都没了，既没有子孙帮你翻案，也没有文字帮你辩护。

你别小看这个效应啊。我们看看这件事的反面就知道了。在读这个阶段的历史的时候，我有一个巨大的遗憾。就是，几乎所有名列《宋史·奸臣传》的人，都没有文字流传下来。像章惇，非常有才，苏东坡就说他是一代奇人、伟人，至于政治上出将入相，那是顺带的。但是章惇几乎没有任何作品留下来。其他什么吕惠卿、蔡确、蔡京，如果只论才华，也都是一时俊杰，但他们的诗文集子几乎全部消失了，最多是在别人引用的情况下保存了一点点残片。就拿蔡京来说，20多岁就中进士，活到80，当了那么多年的高官，肯定也有很多诗文啊，但是今天几乎完全看不到了。好遗憾啊。在那么多有争议的事件里，我们看不到他们当时是怎么想怎么说的。现在史书上说他们是奸臣，他们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这就相当于一个法庭，所有的证据都是原告提供的，被告不许说话，这个案子能判得公正吗？但是没有办法，资料没有就是没有了，即使想为他们说几句公道话也无从下嘴，所以，蔡京可不就是永世不得翻身了吗？

但是说到这里，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丝荒诞？对啊，用如此高明的刻碑的方法，还有大量的配套措施，不就是为了把对元祐党人的评价做成铁案吗？可为什么最终的历史结果反倒是：元祐党人碑最后成了光荣榜，而蔡京反倒成了铁板钉钉的奸臣？元祐党人的文章留下来了，蔡京的文集反倒灰飞烟灭了呢？这个反转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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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胜利

关于立碑，有一个说法，叫“前瞻性回忆”。前瞻和回忆，一个向前一个向后这两个词儿搁一块儿，矛盾吗？不矛盾。一块碑的价值，就是让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马上意识到这个东西以及上面的文字，既来自于久远的历史，也必然会流传到久远的未来，一种超越当下的庄严感油然而生。所以，立碑是古人搞国家叙事的最重要的手段。什么汉谟拉比法典、罗塞塔石碑、阿育王石柱，各个文明都是这么搞的。

而宋徽宗立的元祐党人碑，又尤其用心。什么皇帝御笔、宰相手书、全国布点、子孙连坐，当时技术手段下能想到的加固方法，全给用上了。但是奇怪，没有用。为啥？

最重要的原因，当然就是20年后的“靖康之变”，北宋灭亡。等到南宋站稳脚跟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总是要回答的啊：北宋灭亡的锅谁来背？所以，从王安石到蔡京，这些变法派的新党就成了反面人物，而“元祐党人碑”上黑名单就翻身成了光荣榜。这是政治上的原因。

但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碑也立了，名单上的人的文字也都毁了，像苏东坡这样的人，不仅在世的文章要毁，印刷的雕版也要毁，甚至连他提写的碑文牌匾也要毁。但就是没有毁掉呢？

这就是印刷术时代带来的一个新变化了。过去我们理解印刷术之所以厉害，是因为它的大规模复制的能力：一份文字，印了好多副本，所以很难消灭。其实这个理解浅了。

朝廷要毁这些文字，决心是非常大的。你别看这一年，1106年，元祐党人碑毁了，但是那张名单还在啊，对名单上的人处罚措施，包括毁掉他们的文字的政策还在啊。一直到将近20年后，朝廷还一再重申，苏轼、黄庭坚这些人的文字，片纸只字都要烧掉，违者以大不敬论处，基本就是要处以极刑。那个时候的印刷术，才能印多少？这么严厉地禁上20多年，还能毁不掉？

但是你别忘了，印刷术可不仅是一种技术，它还是一门生意、一种行业、一个市场。这里面才藏着印刷术真正的力量。

给你说一个小故事。就在前两年，不是全国都要刻元祐党人碑吗？九江有一个刻字工，叫李仲宁，手艺特别好，所以九江刻这块碑的活儿就落到他头上了。但是李仲宁说，小人家以前很穷，全靠刻苏轼、黄庭坚的诗文，才能吃饱穿暖。现在要把他们当作奸人刻在碑上，我实在下不了手。过去看这段材料，大家都称赞这个小人物仁义，但是你想，这仁义的背后是有经济原因的啊，我们家是靠苏轼、黄庭坚他们养活的啊。

从这个小例子，你就能看出石碑和印刷术的区别了：石碑是坚硬，但是只要皇帝一发狠，立得也快，毁得也很彻底。而印刷术呢，因为它的背后是一个市场，一条产业链，所以决定一本书存亡的，就不止是皇帝的意志了，你还要把所有喜欢这本书的、靠这些书维持生计的人的想法都考虑进来。这些人如果想要保存这书，有的是办法。

就拿苏东坡来说，他的文字是被明令禁止的，那出版商想要印苏东坡的作品怎么办？换个名字不就得了？比如，他晚年有一部讲解周易的作品，当时出版的名字就叫《毗陵易传》。毗陵，就是今天的常州，苏轼在这里去世的，所以就用“毗陵先生”指代苏轼。

那为什么顶着犯罪的风险一定要印呢？这就是市场啊，有需求就有供给啊。还是拿苏轼举例，当时喜欢苏轼作品的人太多了。比如就在这后面几年，有一本书叫《西清诗话》，这里面就把苏轼的诗夸得跟朵花儿似的，我给你念念：“东坡诗天才宏放，宜与日月争光，凡古人所不到，发明殆尽，万斛泉流，未为过也。”就是说，东坡的诗才气像喷涌的泉水一样挡都挡不住。你听得出来，这崇拜之情如滔滔江水。那这《西清诗话》是谁写的呢？作者叫蔡絛。谁啊？蔡京的儿子。想不到吧？连蔡京的儿子都有看苏轼作品的需求，你说这市场怎么禁得住？

而且，市场还有一个特点，叫物以稀为贵，也就是经济学上说的，稀缺决定价值。你越禁止，就越稀有，越稀有，就越珍贵，越珍贵，扑上去保护的人就越多。

我们还是拿苏轼举例子。不是他写的片纸只字都得烧掉吗？请问，如果当时你家藏有几封苏轼的书信，你烧吗？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藏啊。不就几张纸吗？缝在枕头里不就行了？只要熬过这一段，这几张纸可就值钱了。果然，禁令一下，苏轼笔墨的市场价格飞涨。到了后来的宣和年间，也就是十几年之后，有人给苏东坡书法作品定了个一张纸一万铜钱的价格，要收。谁定的这个价？估计你又是一个没想到啊：宋徽宗自己定的，让皇宫负责搞收藏人到处去买苏东坡的墨宝。你就说荒诞不荒诞？徽宗一面自己下令禁止，一面自己花钱收够，实际上不就保护了吗。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啊：嘴上说禁止，身体却很诚实。徽宗皇帝自己也是热爱书法的人呐。

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对苏轼这些元祐党人的文字禁得这么严，但还是没能彻底消灭掉了。

今天我们看元祐党人碑这个事，其实是要讨论一个更大的问题：怎么样才能穿越时光、名留后世？这个问题，全人类都关心。

二十世纪中叶，冯·诺依曼，就是那个计算机之父，他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能不能设计出一种机器，让它能在时间中永存？乍一听，这不可能啊。机器毕竟是人造的，人造的东西哪有不坏的？零件会磨损，材料会老化，能源会耗尽。但是，冯·诺依曼真正厉害的地方就在这儿，他往反方向想，得到了一个答案：让这台机器能自我复制不就行了？ 这一台坏了，没关系；只要它在坏掉之前，已经造出了下一台，下一台再造下一台，那么从更长的时间尺度上看，这台机器就没有真正消失。消失的只是某一个个体，延续下去的是它的结构，是它的形式，是它把自己再生产出来的能力。

这个洞察非常深。当时，DNA结构还没有被发现，冯·诺依曼就提出了：一个复杂系统若想永存，最关键的，不是保存自己，而是复制自己。

到了上世纪70年代，物理学家戴森顺着这个思路继续想：人类征服宇宙，可能也没必要发射那种直接到达另一个星系的飞船。第一步，只需要发射一个飞船到土星的卫星上去。这个飞船只用干一件事，就是复制自己，然后把复制出来的下一代发射到下一个星球，几十代之后，就能遍布银河系的每一颗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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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森给这玩意儿起了个名字，叫“宇宙鸡”。说白了，无论是征服时间还是征服空间，重点都不在于能飞，而在于像鸡一样能生。

再后来，又出来一个生物学家，他叫道金斯。他说，不用幻想什么宇宙鸡了，地球上所有的动植物，包括我们人在内，不都是“宇宙鸡”吗？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是方生方死，但是体内的基因一直往下传啊。这么说来，可以倒过来看我们的生命：真正的主人就是我们体内的基因。那我们是谁？道金斯的原话：“我们都是生存机器，是为那些几乎不朽的基因，提供一个临时住所的机器人。”后来，道金斯就把这个思想出了一本书，就是大名鼎鼎的《自私的基因》。

你看，冯·诺依曼，戴森，道金斯，这三个人隔着几十年，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真正能穿越时间的东西，不是靠自身的坚硬，而是靠不断地、一代一代地自我复制。

现在我们回过头，再来看宋徽宗和苏东坡。你会发现，这两个人同样是面对“名留后世”这个问题，但是走上了两条完全相反的路。

宋徽宗走的，是“力求坚硬”那条路：用最硬的材料——石头；最独特的字——瘦金体；最广的布点——全国州县；最严的保障——子孙连坐，永不翻案。整套方案，就是要把名单本身造得无比坚固。但是徽宗皇帝还是低估了时间的力量。时间的力量不仅在于磨损，更在于无常。你压根没法知道，在时光的另一头，到底有什么在等着你。你不看见了吗？都用不着时间亲自动手，全国立碑没多长时间，到了这一年，只需要天上出现一颗彗星，宋徽宗自己就下令把全国的元祐党人碑都给砸了。

而苏东坡，更准确地说，是苏东坡的作品走的，是“复制”那条路：只要这些作品，对活着的人“有用”，这些作品就会被主动地复制、精心地保存下去。这才是在时光中不朽的好办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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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的用处

请注意，我刚才用了一个词：“有用”。

一般理解，苏东坡作品之所以被流传，是因为它优秀。我这里说的“有用”比“优秀”的意思可要广得多。优秀，是作品自己的事儿。而有用，则是作品体现在别人那里的价值。

比如，苏东坡的作品在情感上有用，别人一抬头看见月亮，就能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来寄托自己的思念；他的作品，对很多人在生计上有用，历朝历代养活了多少刻字工人啊；在商业上肯定有用啊，带一张苏东坡的墨宝，行走在大宋的版图上，简直就是一张汇票，到哪里都能换钱；还有，它在考场上也有用。南宋的时候有一句顺口溜，叫“苏文生，吃菜羹；苏文熟，吃羊肉”。意思是，你苏东坡的文章没读熟，考不上了只能回家喝菜汤；读熟了，考中了，就能当官吃上羊肉。你看，苏轼的文章，是当时全天下读书人最好用辅导材料。

你看，不朽往往不只靠坚硬，也不只靠优秀，更靠它持续被人使用、转述和复制。说白了，因为对更多的人，在更多的场景下有用，因此，才会不时地有人主动上去复制它、保护它，它才可能在无尽的时光中悠然漫步。

那下一个问题又来了，怎么才能做到对别人有用呢？这个问题，没有确切的答案，因为那是别人的事，不是我们能预设的。

研究人工智能的科学家，提出过一个思路，他们问了一个问题：一个智能体，在面对未来的时候，怎么才能让自己的优势越来越大？结论是：每走一步，都不是为了要当下赢，而是要争取更多的可能性。说白了，不要更多现实利益，而要更多未来选项。现在这个策略有一个名词，叫“能耐寻求定理”。

比如，两份工作摆在你面前，一份是对你现在能力的应用，工资很高，另一份工作，你有机会学到更多的新东西，但工资稍低。请问你怎么选？这不用我说了吧？聪明的人当然是选后者。因为那里通向更多的可能性。

带着这个视角我们再来看元祐党人当中的两个代表：司马光，在政治斗争失败之后，回到洛阳，关起门来，用十五年的时间，写成了煌煌巨著《资治通鉴》。他为什么要写？为了要给宋神宗写一本执政的参考书。但是他献书之后几个月，宋神宗就驾崩了。但是没有用吗？不，后人会发现他的用处。今天的人，早就不关心他在宋朝的新旧党争中是什么立场了，也不关心怎么当皇帝，但在《资治通鉴》中，大家还是能找到中国历史兴亡的秘密。

苏轼就更是这样了，政治失意之后，他只是写诗词，酿酒、研究怎么做红烧肉、和百姓一起生活。有用吗？没什么用，这些事改变不了皇帝对他的印象。真的没有用吗？不会，后人会看到他把政治挫败转化成生活丰盈，把流放岁月活成精神高地的超凡能力，温暖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我们今天回头看，司马光和苏轼做的事情，恰好符合刚才说的那个策略。他们都不是在执着于当下那个具体的胜负——神宗是不是采纳我的建议？皇帝是不是再次启用我？——他们没有局限在当下的目标，走向了那条通向更多可能性的道路。那些可能性，自然会在历史丰润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在后人的寻觅中，变得有用，长成参天大树。

今天我们谈的这个话题有点大，怎么留名后世，在时光中永存？

我听过一个说法，说一个人要死去三次：第一次，就是心跳停止，生理上的死亡。

但是请注意，这个时候，他的社会关系还没有死。大家还在震惊：我的亲人、朋友，怎么就这么走了呢？要等到他的葬礼结束，大家在心理上正式承认这位亲人、这个朋友走了。这才是他的二次死亡。

这两次死亡，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都还没有办法避免。但是，请注意，一个人还有第三次死亡：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把他忘记了。或者自己也死了，于是，他就真正地、彻底地、不可逆地死去了。整个宇宙都将不再和他有关。

你看，这才是一个人真正能追求的永生和不朽：创造更多的可能性，让更多的人觉得我的某个生命片段对他有用，他们不忘却我，一程又一程，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我的精神遗产，护佑着我的永生。

相比之下，立一个看起来坚硬无比的碑，反而是没什么用的。

好，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1106年，关于“元祐党人碑”的故事。我们下一年，1107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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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一个叫贺拉斯的诗人。他的父亲是一个被解放的奴隶，他自己后来成了罗马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时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那个时代，也有皇帝，也有石碑，也有那些想让名字永垂不朽的人。公元前23年，贺拉斯对着这一切，他写下了《颂歌》，我给你读其中的一段

> 我建起了一座比青铜更持久的纪念碑，
> 比帝王的塔更高耸。
> 无论是腐蚀一切的雨水，
> 还是肆虐的北风，
> 无数年岁的流逝，
> 岁月的奔涌， 都无法将它摧毁。
> 我不会全部死去
> 我最好的部分将逃脱死神，
> 只要祭司和沉默的少女
> 还在攀登卡皮托利山。

你听，贺拉斯说的“纪念碑”，不是铜铸的，不是石刻的，就是诗歌本身。

致敬贺拉斯，致敬所有没有石头、只有文字，却活过了帝王的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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