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98年：假玉玺怎么有真魔力？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 1098 年，大宋绍圣五年，也是元符元年，大辽寿昌四年。

这一年，大宋朝廷的主题仍然是哲宗皇帝的“青春复仇”——我奶奶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时候，废掉我爸爸神宗皇帝的新政，还把我当成小透明。现在好了，我亲政了，看着吧：当年废掉的政策，都要给我改回来；当年欺负过我的人，都要给我付出代价。我们熟悉的苏轼被贬惠州再贬海南，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的事儿。

![图片](https://piccdn2.umiwi.com/uploader/image/ddarticle/2026031715/1904529742270391200/031715.png)

这都已经是哲宗亲政的第五年了，但感觉他还是不解恨。这两年，就不仅是对大臣了，甚至有人把火烧到了高太皇太后的头上，说她当年曾经密谋要另立皇帝。哲宗也居然真的就下令，要查这个案子。

你想想看，别说这种陈年旧事根本很难查清楚，就算查出来确有其事，你还能怎么样？你还真的把高太皇太后废掉不成？后来还是哲宗自己醒悟：这事不能再追下去了，要不然将来连供奉祖先的太庙都不好意思进了。对啊，高太皇太后是你爷爷英宗的皇后，是你哲宗的亲奶奶啊。把她废了，你不是自断皇家血统的根脉吗？

你可能注意到刚才的一个细节：今年大宋居然用了两个年号。正月到五月，叫绍圣五年；从六月初一开始，突然改成了元符元年。这是为啥呢？

因为今年有一桩喜事：有个陕西咸阳的老百姓在修房子的时候，从地里挖出来一件东西，是一方玉印，上面刻着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有学问的人，一听这八个字，心里肯定“咯噔”一下，因为当年秦始皇让李斯刻了一方印，上面就是这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意思就是：我这个皇帝啊，是老天授权的；我这个王朝，是又长寿又昌盛。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那枚“传国玉玺”吗？

这块玉印被送到了朝廷。哲宗下诏，赶紧，让有学问的人会同各衙门的官员，搞个鉴宝大会，看看到底是不是“传国玉玺”。这个有学问的人是谁？就是后来的宰相，著名的奸臣，这个时候的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结论很快出来：确认无误！这就是消失了 160 多年的秦制传国玉玺！

这还了得？天大的祥瑞啊。紧接着就办了三件事：第一，举行盛大的典礼，这叫“受宝仪式”。第二，改年号，从这一年的六月开始，就改叫“元符”元年了。“元符”的意思就是上天赐下的符命嘛。还有第三件事，大赦天下，相关人员给赏赐。这都是办大喜事，应该走的程序。

但是你要是细看史料，这事儿也有些古怪的地方。

按说，老百姓要是发现宝物，想献给朝廷，应该是先交给地方官，然后逐级往上交。这是正常的流程。但是这次很奇怪，是有人先跑到朝廷举报，说某人家里藏了个宝，朝廷正准备下文件去问这个事儿呢，这个老百姓就已经拿着来献宝了，中间绕过了所有的官僚层级。这个老百姓是不是不简单？很明显啊，朝廷里有人跟他通着气儿呢。

还有，献宝、搞鉴宝大会、赏赐有关人等，这些事宰相班子都不知道。皇帝还跟宰相们打招呼：“他们要什么，你们就都同意给就完了，别的少问。”你看，很明显，这事儿在程序上有点想瞒着宰相，至少是绕过宰相。

这时候的宰相是谁啊？是上一期节目我们说过的章惇，一个很骄傲的人。他肯定气不打一处来啊。他说，秦朝的传国玉玺又怎么样？放到库房里得了。还搞什么仪式？你听出来了，这章惇其实是话里有话，感觉他就没拿这秦玺当回事。后来，章惇发现，形势比人强，这事他压根拦不住，只好知趣，闭嘴了。

好了，问题来了：这传国玉玺到底是真的假的？你要说是真的吧，过程漏洞百出，搞鉴定的又是大奸臣蔡京；你要说是假的吧，满朝大臣，也就是章惇表现出来一点不满，他也没敢说这就是假的。要知道，宋代的金石学是非常发达的，金石学就是研究这类东西的，那么多行家都不吭声。

那么你猜，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图片](https://piccdn2.umiwi.com/uploader/image/ddarticle/2026031715/1904529573690827680/031715.png)

真假玉玺

既然说到了传国玉玺，我们就先把这东西的来龙去脉，简单给你捋一遍。

我们小时候就听过那个故事：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个叫卞和的人，发现了一块宝玉，要献给楚王。哪知道楚王不识货，还说卞和骗人，几代楚王是先砍他左腿，又砍他右腿，都快把一个好好的人砍没了，最后才发现这真是一块宝玉。楚王不好意思了，就用卞和的名字命名了这块玉，叫“和氏璧”。

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就让李斯拿这块玉刻了一枚玉玺，上面有八个大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秦朝灭亡后，这枚玉玺落到了汉高祖刘邦手里。你看，两代王朝都拿它当宝，这个宝就有了超越性：既然真命天子都拿它当玉玺，那谁拿到这个玉玺，不也就意味着谁是真命天子吗？所以叫“传国玉玺”。

传呀传，传到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就想要这个玉玺。当时汉朝的太皇太后，也是王莽的姑妈王政君不干，边哭边骂，一怒之下，就把玉玺扔到地上了。好可惜，玉玺被磕坏了一个角。王莽没办法，坏了也只好凑合用啊，让人用黄金把缺角补上，这就是后世传闻的“金镶玉玺”的由来。

再然后就是东汉、三国。玉玺几经辗转，落到了曹家手里。曹丕在建立曹魏的时候，在玉玺的侧面加刻了几个字： “大魏受汉传国之玺”。这个曹丕，怎么能这么干呢！要是以后每传一个朝代，大家都这么写，一块玉能有多大？这字儿还不得写满了啊？

然后就是乱哄哄的两晋南北朝了，好多朝代的皇帝都说，传国玉玺在我手里。隋朝皇帝、唐朝皇帝，也都说，这不，玉玺在我手里。

唐朝之后是五代乱世，公元 937 年，后唐最后一个皇帝兵败，在洛阳自焚，传国玉玺随之消失。是烧得玉石俱焚了？还是被人在乱兵中被带走了？不知道。从那个时候到 1098 这一年，160 多年过去了，没想到今年传国玉玺又再次出现。

再过些年，靖康之乱，北宋灭亡，传国玉玺又不见了。到了元朝的时候，元世祖忽必烈刚死，传国玉玺忽然又出现了。这神出鬼没的。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一直惦记着这事儿：我这儿都中华一统了，传国玉玺怎么也得给我啊。他觉得肯定在蒙古人手里，多次派人北上寻访，都没有结果。所以，整个明朝，皇帝都只好自己刻玉玺。这是个挺大的遗憾。

到了清朝皇太极的时候，传国玉玺再次出现，蒙古的察哈尔部把它献给皇太极。皇太极这才觉得自己有了天命，捧着玉玺正式称帝，把国号从金改成了“大清”。

这就是我们一般印象中传国玉玺的大致经历。估计你也听出来了，我刚才讲的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不靠谱的疑点。

我简单说几个：

首先，秦始皇让李斯刻的那一枚玉玺，是用和氏璧做的吗？这其实就是个传说，而且是一个在南北朝才出现的传说。你想，秦朝人自己都没有说是用和氏璧做的，汉朝人也没说，隔了 600 年，突然冒出来的这个说法，有几分可信？您自己掂量。

还有，老太太王政君把玉玺砸坏了，然后王莽拿金子补了个角，这个说法我印象很深，但是总是在史料中查不到出处。史料中只说，老太太把玉玺摔坏了一个角，没说镶金啊。后来查查查，你猜我是在哪儿查到的？是在《三国演义》里。你看，这个说法是在小说里，而且是到了元代才有的。

还有，曹丕不是在传国玉玺的侧面刻了几个字吗？“大魏受汉传国之玺”。可是，这一年哲宗皇帝拿到的这一块上，没有这几个字啊。莫非曹丕那块就是假的？如果连曹丕那块都是假的，那又过了将近 900 年，哲宗皇帝这一块有多少把握是真的？

其实，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传国玉玺这事就有点儿“皇帝的新衣”的意思了。凭实力打了天下的人，非说他手里这块玉是传国玉玺，有的说是从河里捡的，有的说是从地里挖的，还是说是劈开陶俑得的，甚至，有些政权连装都不装，直接弄块玉石，找人仿造一块，谁又敢说它不是呢？

这么看下来，关于传国玉玺，只有明朝皇帝老实，没找到就说没找到，遗憾就让他遗憾吧。朱元璋还是有点在乎。到了明英宗的时候，有个蒙古部落说，嘿嘿，传国玉玺在我手里，我献给你明朝皇帝好不好啊？明英宗说，少来，你那玉玺也不可能是真的。就算是真的，秦始皇的东西也不是什么吉利东西。你献，我就收着，你不献，我也无所谓。

也不是只有明朝皇帝老实。还有一个老实人：清朝的乾隆皇帝。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家传的这块传国玉玺肯定是假的，好事者胡乱刻的，把它放库房里当个玩意儿可以，就别当国宝了。别说它不是秦朝刻的那一枚了，就算是，又怎么样？我们当皇帝，不靠这个。

中国的古董字画行业，特别讲究四个字：“流传有绪”。也就是来路清楚，从谁手里到谁手里，每一段都有记录，有证据。为啥？因为中国历史又长又复杂，古董作伪高手又众多。所以，单看物品本身，很难判定真假。这时候，市场和学术就会特别依赖一种“累积证据”——这件东西是不是一路走过来，被一代代有眼力的人看过、摸过、留下过痕迹。如果有，那就是真品的有力旁证。按照这个标准，这传国玉玺只有断断续续的故事，一会儿河里捡的，一会儿土里刨的，“流传有绪”四个字是万万谈不上的。

好，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了：元符元年宋哲宗拿到的这枚印，是真的传国玉玺吗？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不仅是猜，我还有一个侧面的证据：

几年后，宋徽宗继位。那位爷当皇帝是不行，但是搞金石学，搞这种古玩鉴定，他是大行家啊。宋徽宗对这枚玉玺的态度是：嗯，玉玺就算了，别要了，但这八个字还是挺不错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多好啊？我拿这八个字再刻一枚章得了。

所以你看，这枚玉玺的真假，当时人都心知肚明，只不过大家都不说破而已。

好了，问题又来了：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传国玉玺是假的，那为什么哲宗皇帝还要大张旗鼓的搞什么受宝仪式？还要郑重其事地改年号？

如果你听过我们《文明之旅》以前的节目，这个时候应该会想起来一个人。谁啊？哲宗皇帝的高祖父宋真宗。整整 90 年前，1008 年的大年初三，真宗皇帝突然把身边的几个重臣叫来，开始讲故事：一会儿是老神仙托梦，一会儿是老神仙要给他写信，然后就说今天早上皇城的一个门的角上，挂着个卷轴，应该就是那封信到了，所谓的“天书”嘛。接下来就是封禅泰山，全国大建道观，前后折腾了十几年。

整个过程，和这一年的传国玉玺事件非常像：所有人都明白，这是皇帝在自导自演变魔术给大家看，但是大家也不说破，甚至有人跟着喊：“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给皇帝助兴。

真宗皇帝那一次，朝中虽然也有像寇准、王旦这样的操守不错的名臣，但是也没人明目张胆地跳出来反对。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皇帝在努力强化政权的合法性。古时候的圣人还要“神道设教”呢，搞点迷信活动，坚定一下普通老百姓对统治的信心，好像也没什么错。毕竟大家都在一条船上，所以都主动配合。

真宗和哲宗，行为方式相似，其实是因为处境也有相似的地方，都是刚刚干了一件可能会带来巨大分歧的事儿：真宗是刚刚和北边的大辽签订了澶渊之盟，天下人到底会怎么评价这个和约？哲宗是全盘否定了他奶奶垂帘听政时期的政策，那些潜在的反对派有没有心服口服？这时候，确实需要通过某个神圣资源来巩固一下自己的权威：老天爷都赞成我，你们就别瞎嘀咕了。

![图片](https://piccdn2.umiwi.com/uploader/image/ddarticle/2026031715/1904529662810361568/031715.png)

只不过，宋真宗那次花的钱太多，闹的动静太大，以至于成了宋朝历史上的一个污点。而宋哲宗这一次呢，算是“节俭办迷信”，不过就是搞了个典礼，赏赐了几个人，改了一次年号，所以大家也并没有觉得很过分。

但我们还是要回答那个问题：一个传国玉玺，而且是大家都知道是假的传国玉玺，难道真的能起到巩固皇帝合法性的作用？你是不是觉得这事儿特别虚？

那今天，我们就借着宋哲宗和假玉玺这件事来聊聊：为什么实体的信物对人类文明那么重要？

![图片](https://piccdn2.umiwi.com/uploader/image/ddarticle/2026031715/1904529585506182048/031715.png)

信物效应

中国古代政治，特别重视象征物的作用。

这里面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最早，大家争的是九鼎。据说，这九口大鼎是大禹所铸，当时大禹分天下为九州嘛，所以就铸了九个。然后就是夏朝、商朝、周朝，这么一代代往下传。如果有人想打改朝换代的主意，就叫“问鼎”。

历史上还真有这么一幕。春秋时候，楚国人跑到周朝家门口去问，你们家那九口大锅，都多大啊，每口多重啊？那意思就是：我们要是得了天下，这九鼎不就得挪动挪动吗？问清楚大小轻重，到时候好来搬。周朝人回答得也精彩：得不得天下，主要看你德性怎么样，不看鼎在谁家。现在周朝的天命还在，这事你还是先别问了。

但是到了秦朝，风气就变了：大家不在乎九鼎了，开始重视传国玉玺。这背后其实是政治文化的一次重大变革。你想，鼎是什么？那是天子祭祀用的东西。作为天子，只有我才有资格主持祭天，和老天沟通的过程是我的权力来源。而玉玺是什么？是皇帝个人的印信啊。用玉玺象征权力，说明皇帝本人就是合法性的来源。简单说就是：秦朝之前的政权，理论上的权力还是在老天爷手里，天子通过鼎向老天爷请示汇报，他只不过是个跑腿传信儿的角色。而秦朝之后的皇帝，老天爷授权一次就行了：传国玉玺上不是写了吗？“受命于天”啊；皇帝这个代理人的身份永远有效，“既寿永昌”嘛。你看，从九鼎到传国玉玺，这个变化其实也反应了皇权强化的趋势。

有一点，你有没有觉得奇怪？为什么西方文明中就没有类似的现象？同时期的欧洲也有类似的权力象征物，比如英国的圣爱德华宝座、法国兰斯大教堂的圣油瓶，还有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曼皇冠，等等。但是请注意，它们只是在搞仪式的时候用一下，本质是装饰品，搞丢了、搞坏了，没事，再做一个就行，远远没有中国的传国玉玺那么受重视。为什么呢？

因为欧洲中世纪的权力结构更像一张网。王权、贵族、教会、城市，各有各的权力来源。一个君主的合法性，不是靠“我拿到某件东西了”，而是靠一整套关系来确认：血统、继承、贵族宣誓、教会同意、条约承认、封臣效忠，它是层层叠叠的。你在伦敦加冕，法国不会因此承认你；你戴上查理曼的皇冠，也不等于就过了教皇那一关。既然合法性的来源本来就分散，那就不可能让某一件物品成为“通行证”。

而中国古代政权的创立者，首先是没有什么血统的约束，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嘛。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政治还有一个“正统”观念，原则上天下只有一个政权是“正统”。你想，这个争天下的游戏谁都能玩，而胜出者只有一个，那难度就明显高多了。

那谁是“正统”？这事儿最怕大家各说各的。天下这么大，消息这么慢，文书这么多，如果每一次都要靠解释，治理成本会高得离谱。所以中国特别需要一种东西，能把合法性压缩成一个人人看得见、摸得着，能立刻达成共识的符号。而传国玉玺就像一把硬件钥匙，插上去，天下那套系统就能开机。

所以，越是合法性欠缺的时代，大家对传国玉玺的争夺就越激烈。比如，汉朝之后，最乱的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政权看不起南方的东晋：哦，他们东晋那个天子啊，没传国玉玺啊，是个“白板天子”，盖的印上面，一个正经字儿都没有。你说这让东晋皇帝情何以堪？

而北方的政权呢？其中很多都是胡人建立的国家。他们统治汉人为主的中原地区，合法性本来就先天不足，所以对传国玉玺的事儿就更在意。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的吗？说秦朝的玉玺是拿和氏璧雕刻而成的，就是这个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说法：对啊，传国玉玺那么好，肯定是最好的玉做的啊。能抢到传国玉玺，最好，实在不行，只好自己手搓一个。从西晋灭亡到北魏统一北方，这个阶段，一般称之为“十六国”时期，有学者统计，中国北方出现了至少 13 种伪造的传国玉玺。

你可能会问了：传国玉玺既然是封装了政治合法性的“信物”，那真的才有用啊，为啥做个假的也行呢？

![图片](https://piccdn2.umiwi.com/uploader/image/ddarticle/2026031715/1904529728309750872/031715.png)

这就牵涉到政治博弈的一个特点了。

政治不是一对一的打架。你不需要打服所有人，获得所有人承认，才能成为最高统治者。为啥？因为每个人都在算账：我心里服不服，先放一边，重点是别人会不会服？如果别人都服从，那我也只好服从。所以你看，政治博弈的核心不是一套比大小的游戏，而是一套预期协调机制。简单说就是：如果所有人都估计别人会服从，那结果就是所有人都服从。

英国哲学家休谟就写过一篇文章《论政府的首要建基原则》，开头就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少数人能统治多数人呢？在现实政治中，甚至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就能统治一个帝国。你如果从微观场景里去看，一个皇帝睡着了，身边几个太监宫女就能弄死他，可他为什么还是皇帝？太监宫女还是奴才？所以休谟得出了一个很反常识的结论：一般我们都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的基础是暴力。可是休谟说，不对，武力的优势其实是在被统治者那里的，他们毕竟人多啊。那统治者手里有什么？他们本质上真正拥有的是舆论，是意见。其实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估计所有他人都会服从的那些共识。所以，对于一个政权来说，笔杆子往往比枪杆子更重要。

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假玉玺也能有用？因为假玉玺，即使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假的，它也一样可以撬动一部分人，达成一部分人的共识。

举个例子。其实不仅是大宋说自己拿到了传国玉玺。北边的辽朝早就说自己手里有传国玉玺。

那辽朝这个是真的吗？当然不是。当年辽朝灭后晋的时候，后晋把这块玉玺送给了辽主。辽主拿回来一看，哟，这是假的啊，就又写信去要：“赶紧的，把真的给我送来。”后晋皇帝说：“真的那块儿呢，后唐末代皇帝李从珂自焚的时候，烧没了。献给你的这块儿呢，是我们后晋自己做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事儿，不是诚心瞒你。你要，就这块新做的。你不要，我也没别的了。”

这是 150 多年前的事儿了。但是没想到吧，就在 60 年前，辽朝皇帝就把这块所有人都知道是假的玉玺拿出来了，还出了一道科举考题，叫《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来来来，你们考生好好写篇文章歌颂一下我们大辽，快说，我们有传国玉玺，所以比起大宋，我们才是正统。

你看看，玉玺的真假没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整个大辽参加科举的考生都知道：第一，我们皇上特别重视正统这个事儿，他跟大宋那边较着劲儿呢；第二，我们这一届考生，每个人都写了一篇歌颂这块玉玺的诗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和皇帝是一条船上的了。你看，辽国皇帝通过出考题这一个动作，就形成了这么重要的两个政治共识——谁说假玉玺就没用了？

我再举一个例子，你来感受一下一块假玉玺的威力。

前面不是说，元朝有一块玉玺，其实，那一块玉玺的来历，也非常可疑。

话说，元世祖忽必烈，在 1294 年，也就是至元三十一年去世。下面接任皇帝是谁呢？这时候有两个势均力敌的人选，双方就这么僵持了三个月，还是定不下来皇位继承人。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人突然拿出了一枚传国玉玺，献给了其中一个继承人的母亲，原来僵持的局面马上就打破了。铁穆耳马上因为得到了更多支持而胜出，这就是元成宗。

其实你想，元朝政治的文化底色是蒙古文化，本来并没有那么重视汉人文化里的传国玉玺。但是，在那个僵持不下的局面里，突然有一方得到了这么个东西，天平自然就会倒向一边。这可是决定皇位归属的关键一票啊。当时有一个翰林学士说的好：“这个传国玉玺啊，从秦朝到现在差不多 1600 年了，神龙见首不见尾，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的。你说巧不巧？不早不晚，它恰好出现在该它出现的时刻。”这背后的讥讽的意思，你体会一下。

从这几个例子里，你看得出来：传国玉玺当然是重要的合法性资源。但是，在现实政治中，真正重要的，不是拥有资源，而是让所有人相信你拥有资源，到最后，这个“相信”本身也会变成资源。

![图片](https://piccdn2.umiwi.com/uploader/image/ddarticle/2026031715/1904529608051625696/031715.png)

共同知识

今天我们讲大宋元符元年，宋哲宗和他的宝贝玉玺的故事，从中，我们其实可以洞见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人类是怎么通过想象来构建共同体的？

当年，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开脑洞的判断：人和黑猩猩，如果从个体看，其实区别不大。但是，如果群体规模到了 150 人以上，甚至到了一两千的时候，差异就是天壤之别了。你看书里的这段：“如果我们把几千只黑猩猩放到纽约股票交易所、职业棒球赛场、国会山或是联合国总部，绝对会乱得一塌糊涂。但相较之下，我们智人在这些地方常常有数千人的集会。智人创造了秩序井然的模式，像是贸易网络、大规模庆祝活动、政治体制。”

那为什么呢？赫拉利说，是因为人类会“创造虚构的故事，它像胶水一样把千千万万的个人、家庭和群体结合在一起。这种胶水，让我们成了万物的主宰。”

但是，赫拉利的论述也就到此为止了。我们要继续追问：虚构的故事是怎么把人连在一起的？难道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头脑简单，所以傻呵呵地被虚构故事欺骗了？当然不是。

从今天讲的传国玉玺的故事，你就明白了：人最重要的能力，不是可以理解虚构故事，而且是可以体察他人脑子里的虚构故事；人最重要的知识，不是自己脑子里的知识，而是和他人共享的“共同知识”。

请注意“共同知识”这个概念：在哲学和博弈论领域，这不是一个新概念，但是直到 2025 年，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史蒂芬·平克出版了一本新书，就叫《共同知识》，才把这个概念推到了公众面前。

什么是共同知识？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小孩突然喊：皇帝没穿衣服！请问，这句话里有新知识吗？对于在场的每个人来说，没有新知识，因为大家都看见皇帝光着屁股呢。但是，小孩喊出的这句话，创造了一个更重要的东西：所有人这下知道了——不仅我知道皇帝没穿衣服，我还知道其他人也都知道皇帝没穿衣服，与此同时，其他人也都知道我知道皇帝没穿衣服。

是的，这就是“共同知识”。这个共同知识一旦出现，整个人群里的氛围就发生了突变：人们对皇帝的态度马上就从卑躬屈膝变成了嘲笑和蔑视。皇帝的权威倒塌，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现在我们可以给共同知识下定义了：它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同一件事”，而是“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也知道，而且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知道自己知道”。人类共同体构建的过程，其实就是这一类共同知识建设的过程。

不过，你可千万别觉得：这事简单啊，我只要手里有一个大喇叭，把同样的消息送到每个人的耳朵里，就行了。没有这么简单。

我举个例子：假设你是一个班主任老师，在班里宣布了一件事，从明天起，每个人到学校都要穿校服。这话你说得很清楚，你也有把握每个同学都听到了。那么请问，这已经是全班同学的“共同知识”了吗？

并不是。因为还有很多种情况：上过学的人都知道，甭管宣布什么，班上总会有人走神，没听见；听见了，如果没有奖惩机制，也很容易丢在脑后，忘了；没忘，但是觉得老师也未必是认真的，何必那么配合呢？明天先不穿，观察观察再说；还有，虽然大家都知道老师是认真的，但是有人就是要和老师拧着来，他一带头，没准还是有人跟进，等等。类似的情况数不胜数。

所以怎么办？作为班主任，除了信息到达率问题，他还要确保：人人都确信别人也听到了；每个人都要敢于承认自己听到了，没人会公开唱反调；每个人都清楚违反的代价，而且是自己不愿意支付的代价。所以，真正重要的不是宣布一项规定，而是后面那一串动作：写在黑板上、发到群里、让班长在放学前再强调一次、第二天要检查、有人违反会被点名。到这一步，大家才真正相信：哦，这不是随口说说，这是要算数的。这时候“共同知识”才算建立了。

理解了一个班级里的事儿，我们再跳到国家政治的层面，其实机制是一样的。宣传容易做到“私下知道”，但政治要的是你“公开知道”。私下知道，大家可以沉默，可以伪装，可以两面下注；公开知道时，大家就必须选边站队——而这一步才是最难的。因为它会触发风险：我公开承认我知道，就等于我公开表态我会照着做；我公开表态，就可能得罪另一边，也可能被清算。你看，问题的关键不在“传播”，而在“公开可见的确认机制”。

所以，对于国家层面的政治来说，枪杆子、笔杆子，都只是手段之一，它是要建设一个“共同知识”的确认系统。那就至少需要三类东西：

首先，要有可见的中心与标准符号。比如国号、年号、旗帜、玉玺，等等。这些东西看起来虚，但它功能非常硬：它们让一个抽象的秩序变得可识别、可复述、可传播，把共同知识压缩成了一个可携带的符号系统。中国历代的皇帝——包括我们今天讲的宋哲宗——为什么这么重视传国玉玺，就是这个原因。

还有第二项，要有公共仪式与可重复的程序。

共同知识最怕“各自心里知道，但不敢说”。仪式的价值就在于：它把“知道”变成“当众知道”。朝会仪式、册封仪式、设摆香案当众宣读诏书、在城门口张贴告示——这些在今天看很形式主义的仪式，其实都很有用：它让所有人同时看到所有人都在看到，从而把“互相猜”变成“不用猜”。一句话：仪式不是装饰品，是公开确认的、形成共同知识的机器。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宋哲宗拿到进献的玉玺之后，为什么不能听章惇的，随随便便把它往库房里一放就完了？而是要搞一个盛大的典礼，叫“受宝仪式”，同时还要改年号，把“绍圣”五年改成“元符”元年。这是打造共同知识的最重要的一环：仪式搞完了，没有人公开反对，不管他们各自心里怎么嘀咕，哲宗皇帝的合法性才算实质性地得到了强化。

这里我顺便说一句：为什么无论互联网怎么发展，虚拟世界如何发达，都没有办法替代线下的、仪式性的活动？就是这个原因。只有当人和人的肉身实实在在在一起，看得见彼此的态度，共同知识才会创造出来，人类社会的协作能力才会加强。

除了仪式之外，还有第三项：要有组织化的执行网络与奖惩机制。

共同知识不是靠一次宣布建立的，而是靠一次次“说到做到”积累出来的。你要让人相信“别人会服从”，就得让人看到：服从者有奖励，不服从者有成本，而且这套成本不是随机的，是可预期的。

所以你看，宋哲宗这次接受传国玉玺，除了搞“受宝仪式”之外，还要干一件事：大赦天下，以及赏赐有关人员。

再捋一遍：要想打造一个共同知识，光有传播是不够的。你还需要做三件事：一个封装意义的符号；一场彼此确认的仪式；一套可预期的奖惩机制。

其实，也不只是政治了，包括公司管理、产品营销在内，人类的任何大规模协作，都离不开这套工具箱。

今天我们讲宋哲宗和他的传国玉玺的故事，开始听起来，像是一出闹剧：皇帝又在耍阴谋、搞迷信了。但是说到这里，想必你也可以有一份“理解之同情”了：哲宗皇帝，不过是在用人类协作的底层工具，来修补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来协调整个帝国的行为预期。仅此而已。这是他应该做的。

好，我们下一年，公元 1099 年，继续为你讲宋哲宗的故事。大宋元符二年，再见！

![图片](https://piccdn2.umiwi.com/uploader/image/ddarticle/2026031715/1904529619862785760/031715.png)

【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和他的短篇小说——《沙之书》。

《沙之书》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个推销员来敲门，卖一本书。这本书，打开来，页码是乱的，翻来翻去，永远找不到第一页，也找不到最后一页。推销员说，这本书叫“沙之书”，因为书和沙子一样，无始无终。

我想读小说里的一个段落给你听——

> 我目瞪口呆，说话的声音都变得不像是自己的：
> “这不可能。”
> 那个推销员还是低声说：
> “不可能，但事实如此。这本书的页码是无穷尽的。没有首页，也没有末页。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这种荒诞的编码办法。也许是想说明一个无穷大的系列允许任何数项的出现。”
> 随后，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 “如果空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空间的任何一点。如果时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时间的任何一点。”

听完这期节目，你觉不觉得，传国玉玺也像一本沙之书。

从秦始皇命李斯刻下“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那一刻起，这枚玉玺就扑朔迷离。王政君摔过它，王莽拿过它，它落进河里，又从土里冒出来；自焚的烈火烧过它，蒙古的草原藏过它；一会儿真，一会儿假，一会儿有，一会儿又没了。每一个声称拥有它的人，都在它身上翻找，找能证明“天命所归”的页码。

致敬博尔赫斯。致敬所有在文明长河里洞察了符号魔力的聪明人。

参考文献：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 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 年。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史记》，中华书局，1982 年。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 年。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 年。

（南朝梁）萧子显撰：《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 年。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 年。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年。

（元）脱脱等撰：《辽史》，中华书局，1974 年。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 年。

（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 年。

（宋）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中华书局，1996 年。

（宋）孔平仲撰，池洁整理：《珩璜新论》，大象出版社，2019 年。

（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11 年。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59 年。

（元）王恽著，杨亮等点校：《王恽全集汇校》，中华书局，2013 年。

（明）陈建撰，（明）沈国元校订：《皇明从信录》，明末刊本。

（清）赵翼撰，栾保群点校：《陔余丛考》，中华书局，2019 年。

郭丹等译注：《左传》，中华书局，2018 年。

朱怡芳：《文化密码：中国玉文化传统研究》，九州出版社，2019 年。

[英]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商务印书馆，1993 年。

[以色列] 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中信出版社，2014 年。

[美]史蒂芬·平克：《共同知识》，浙江教育出版社，2026 年。

秦永洲：《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正统之争与正统再造》，《文史哲》1998 年第 1 期。

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2 期。

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 2 期。

陈晔：《玉玺呈瑞：宋哲宗朝传国玺事件剖析》，《史学月刊》2008 年第 12 期。

李华：《简论九鼎与天命观思想》，《理论学刊》2014 年第 10 期。

彭丰文：《九鼎、传国玺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承意识》，《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2017 年。

胡静：《传国玺传说在十六国时期的流传与书写》，《青海社会科学》2019 年第 5 期。

蔡名哲：《传国玉玺与清朝正统论的几个问题》，《清史研究》2020 年第 3 期。

岳凯峰：《“五胡次序”与“自造正统”：十六国政权的玉玺之争》，《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22 年第 1 期。

苗凌毅等：《近四十年来传国玉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中国史研究动态》2024 年第 2 期。

[日]阿部幸信：《魏晋南北朝皇帝玺管窥：玉玺、金玺与“ 传统” 的虚像》，《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市研讨会论文集》，2016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