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79年：宽容的北宋为何容不下苏轼？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79年。这是大宋元丰二年，大辽大康五年。

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大名鼎鼎，就因为一件事，那就是苏轼的“乌台诗案”。不信你去网上搜，只要搜1079年，大部分网页说的都是这件事。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所谓“乌台”，据说汉代的御史台，附近有很多乌鸦环绕，所以御史台后来就被叫“乌台”。那“诗案”，就是和苏轼写的诗有关的一个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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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这一年的七月份，接连有几位御史揭发：苏轼写的诗里有诋毁朝廷新法的内容。神宗皇帝说，那就查查吧，批准立案。朝廷于是派人去湖州捉拿苏轼，当时苏轼还在湖州当知州。8月中旬，苏轼被投入到御史台的监狱里，关押审问。一直关到这一年的12月底，长达130多天。最后苏轼虽然被判有罪，但是又被赦免，神宗皇帝大笔一挥，把苏轼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

过去，我们都是从苏轼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儿，那结论就很简单：第一，我们都喜欢苏轼。你们欺负苏轼，让好人受难，甭问啊，这肯定是冤案，肯定是迫害。第二，你们这帮坏蛋因为写诗而迫害苏东坡，这当然就是万恶的文字狱。

在这个认知模式下，关于乌台诗案，就有两个流传很广的名场面：

第一个是苏轼被抓的场景。

派到湖州去执行捉拿任务的人，叫皇甫遵。这个人有点蔫坏，见到苏轼的时候，故作深沉不说话，那些跟在身后的小喽啰们，把朝廷的文书揣在怀里，把衣服顶起来，就像个匕首，让苏轼误以为朝廷派人来，是要直接赐死自己。所以，苏轼还哀求，能不能让自己和家人告个别？等这个猫耍耗子的游戏玩够了，皇甫遵才说，不至于的，就是捉拿你去开封审查。

这个地方我插句话：执行这种任务的人，是刻薄一点还是厚道一点，手里紧一紧还是松一松，结果是大不一样的。到了后面我们讲明朝的时候，张居正被抄家的时候，上门执行的人不仅把张居正的儿子逼得上吊，连家里的女眷，搜身的时候也是在小肚子以下一通乱摸，让张家受尽屈辱。这种事儿，当然不是皇帝让干的。具体做事的分寸，就要看执行者怎么拿捏了。

而你看《红楼梦》里，贾府被抄家，之所以没那么难看，就是因为来具体执行的西平王有一句话：“不必忙，先传信后宅，且请内眷回避，再查不迟。”（《红楼梦》第105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骢马使弹劾平安州），这种时候，具体办事的人的一念之仁，就能给人很多无辜的人留下生机和体面。

回到苏轼：有了前面这一番惊吓，那你可想而知，从这一年的7月28号被捕，到8月18号到开封，这20天里，苏轼一路上的日子是怎么过的？那些差役又不知道你大文豪苏轼是哪路神仙，只会看这个具体执行人皇甫遵的颜色，所以对苏轼的态度跟抓捕一个盗贼也没啥区别，一路上免不了是连呼带喝、各种羞辱。苏轼也不知道前面有什么样的厄运在等着自己，当然是万念俱灰，途中甚至尝试过跳水自尽。

等到了开封，进了御史台的监狱，又有了第二个名场面。

当时，苏轼的儿子苏迈是跟着进京的，每天负责给父亲送饭。父子俩约定了一个暗号，如果外面情况没有变化，那就送菜和肉。如果朝廷决定要杀苏轼，那就只送一条鱼。有一天苏轼的儿子，因为钱花光了，要去找人救济，就临时委托了一个亲戚帮忙送饭，但忘了交代这个暗号，结果亲戚真的只送了一条鱼进去。苏轼一看，以为大限将至，提笔写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

其中有“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四句。要说埋我这把老骨头，哪里都可以，但是我放不下你啊。我怕万一将来有一年有一天有一个下雨的夜里，你想起我来，为我伤神。别难过。你放心，我们这辈子的缘分了不掉的，我愿意生生世世都和你做兄弟。隔了将近一千年，读到这些句子，还是让人非常地感伤。

苏轼在御史台监狱里的130天的日子，就是这样一惊一吓、度日如年。住在他牢房隔壁的人，也写诗记下了当时的情况，其中有一句叫：“诟辱通宵不忍闻。”那些审案的人，也许还不至于对苏轼严刑拷打，但是一整夜一整夜地不让睡觉，各种拍桌子瞪眼侮辱诟骂，种种情形，你自己脑补吧。

听到这两段故事，所有喜欢苏轼的人，要么对苏轼非常同情，要么对文字狱万般厌恶，要么是对苏轼在这次大难之后发生的蜕变满怀期待。但是，你是不是也会疑问——

第一，乌台诗案，真的是个罔顾事实、屈打成招、不合程序的冤案吗？

第二，是个更深的问题了，就是为什么在对士大夫如此宽容的宋朝，别忘了——这可是寇准可以拉住皇帝衣服，话不说完不让走的宋朝啊；这可是包拯能说话激动到把唾沫溅到皇帝脸上的宋朝啊；这可是一直强调“异论相搅”，也就是朝堂上要存在不同的声音的宋朝啊——苏轼写了几句诗，怎么就能遭遇这样的厄运？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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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不冤？

我们先来回答这个司法问题：苏轼的“乌台诗案”是冤案吗？我先给结论：至少在当时的法律体系下和司法程序里，不冤。

苏轼被指控的罪名是什么？首先是讥讽朝政，是含沙射影地反对新法。那苏轼这么做了吗？

人家拿出了一大堆证据，比如这几句诗：“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杖藜，是拄着拐杖的意思，裹饭，是带着干粮的意思，去匆匆，老人家带着干粮这是往哪里跑啊？哦，过眼青钱转手空，朝廷搞青苗法嘛，逼着老百姓借钱。这个钱也留不住，转眼就没了，还得付利息。那结果呢？“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结果是家里的孩子学会了城里的口音，比乡下口音听起来好多了。哎？这是为啥？因为青苗法不仅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而且因为要花很多时间和官府打交道，老百姓没法安心种地，要不断往城里跑。孩子是意外学会了城里话。

从文学性上讲，用孩子的语音变化来间接地反映老百姓的路途奔波，用一个表面的好事来反衬现实的悲凉，确实巧妙。但如果从政治意涵上解读，你苏轼这不就是在批评新法青苗法吗？而且有话也不好好说，还这么阴阳怪气地含沙射影。

这样的诗，在乌台诗案期间，有好多首，所谓“诟辱通宵不忍闻”，其实就是拿出这些句子来，一句句地逼问，你当时写这句到底是几个意思？说！

更严重的，还不是反对新法，而是骂皇帝。当时有个专有名词，叫“指斥乘舆”。所谓乘舆，就是皇帝坐的车子，这里就指代皇帝本人。

在唐代的法律里明确规定：“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斩”，从两个方面来衡量，情就是动机，理就是现实影响，切害，就是实际危害，如果有危害，你骂皇帝，没什么可说的，直接杀头。那没有实际危害呢？“非切害者，徒二年。”没有危害，也判两年徒刑。

你可能会说，那如果我作为大臣批评朝政，这是善意的啊，只是涉及到了对皇帝的批评，怎么办呢？哎，人家唐朝的法律已经考虑到了，明确规定：这种情况下，要请示皇帝该怎么办。说白了，如果皇帝觉得被冒犯了，最终以皇帝的感受为准。毕竟是皇权社会，法律的尽头还得是皇帝的意志。这一条的相关规定，宋代的法律是从唐朝的法律直接继承过来的。

那苏轼骂皇帝了吗？你来看这句诗：“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我这个人啊，读书还行，但是可惜我不懂那些法条，所以，我没能耐帮助皇上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啊。

这话说得还不够直白吗？在当时士大夫的观念里，只有秦始皇那样的暴君，才会强调法家那一套，让老百姓以吏为师，学法条。正经士大夫怎么会学那些东西？而现在的朝廷呢？搞什么新法，重法轻儒，我是没有能耐帮助皇帝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啦。哎，怎么说话呢你？！你这意思不就是说当今圣上、神宗皇帝不是尧舜吗？就凭这一句，说苏轼指斥乘舆骂皇帝，在当时的环境下好像也不过分。

这个地方我要插一句话，中国文学的有一个非常发达的传统，就是类比。所谓赋比兴：赋是直接地铺陈排比，主要靠堆砌辞藻，显不出什么文学才华。所以古人写文章，特别喜欢用另外两种手法，就是“比”和“兴”，简单说就是各种隐喻、各种说这个其实是暗指那个的笔法。说到“香草美人”，那是说植物和女性吗？不是，这是说我自己品德高尚呢；说到“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说猴、说鸟、说树林、说长江吗？不是，这都是前菜，让你感受一下氛围，暗戳戳地都是在说人，所以接下来就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一脉不绝，就是积累起了一个庞大复杂的符号系统，随便指着个物象，背后都有丰富的意涵。我说到月，那就是思乡了；我说到柳树，那就是希望客人再留一留；我说到梧桐树，那不是指期待凤凰，就是说自己寂寞，“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嘛。中国民间说话也是这个风格，我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这里面没有逻辑关系，但是有类比联系啊。我送你一幅梅花图，就是说，当下的困难就像冬天，会过去的，你要挺住。要是有人指着一头驴，骂这个秃驴怎么这么讨厌，那作为中国人你就要四周看看有没有和尚。如果有，那他骂的就不是驴，而是人。

好了，回到苏轼。他也是这个文学传统里的人，一首诗里如果不用几个巧妙的类比，不搞些个“说这个其实是为了说那个”的脑筋急转弯，怎能看得出他的锦心绣口、才子手段？

所以，站在指控苏轼的人的立场来看，说他讥讽朝政，甚至是骂皇帝，是不冤的。而且，苏轼在乌台诗案中，自己也是承认的。

你可能会说，慢着！自己承认？那难道不是屈打成招吗？即使没有刑讯逼供，在那么大的压力下，苏轼做了违心的供认不也很正常吗？

这就要说到宋代的司法制度了。如果和同时期的其他文明相比，中国宋代司法制度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的。我们就说两点：

第一，在宋代制度里，事实审理和法律判决是要严格分开的。这叫“鞫谳（jū yàn）分司”。鞫，就是事实审理，只负责搞清楚案情，至于怎么判，他们不管。是要把案卷移送到另外的司法部门——比如大理寺。他们再根据事实挑出适用的法条，来拟定判决。这叫“谳”，言字旁加一个贡献的献字。

那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彼此制衡啊。

很多讲“乌台诗案”的文章，都在强调御史台的几个人，什么李定、舒亶这些人，因为恨反对变法的保守派，所以咬牙切齿地要置苏轼于死地。但是，如果你在宋代就会知道，这些人再恨也没有用，御史台只能做事实审理，他们没有判案权。

那你可能又说：如果御史台的这些坏蛋故意罗织罪状，甚至屈打成招，在事实部分塞进很多私货，不也能造成冤案吗？是的，有这个可能。

但是宋代司法还有一个程序：稍微重大一点的案件，在事实审理结束之后，必须要有之前没参与审讯的官员，把案情再问一遍，这叫“录问”，记录的录，询问的问，经过了这一步，案情的事实才算落在纸面上了。你听出来了，如果审讯过程中，有不公、有屈打成招的，这就是犯人翻供的机会。

一旦犯人翻供，马上又触发了一个新程序，这在宋代叫“翻异别勘”，就是重审啊，而且不是由原来的官员重审，要换一个审讯班子，要不怎么叫“别勘”呢。

好，回到乌台诗案：苏轼是这一年的8月18号被投入了御史台大牢，事实审理部分马上开始，到了11月30号结束。所谓“诟辱通宵不忍闻”，御史台官员大呼小叫地折磨苏轼，就发生在这个阶段，大概是100天。

11月30号，朝廷指派了一个官员，这个叫陈睦，本职工作是个财政官员，让他来负责苏轼案件的“录问”。如果苏轼这个时候觉得前面的审讯不公平，他可以马上就跟陈睦喊冤，马上就推翻前面的供词，那按照程序，马上就应该重新组织审讯。

但是11月30号这一天，苏轼没有翻供。请注意，苏轼没有翻供，并不是说他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冤。这里只是介绍当时的程序设置，对犯人的权利有所保护而已。并不是说，乌台诗案对苏轼是完全公平的。

好，接下来，程序继续往下推进，案卷周转到了大理寺。

大理寺给出的判决是：按照苏轼犯的罪，应该判徒刑两年，但是呢，话锋一转，这不正好遇上朝廷各种大赦吗？比如这一年年底正好有皇帝祭天的大赦，而苏轼这个罪正好适用，所以，两年徒刑也免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罪，但是免予刑事处罚。

但是请注意，这只是司法判决的终点，行政系统内部的纪律处分是另一回事。最后是神宗皇帝对苏轼做了最后的裁决：贬官，把苏轼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所谓团练副使，在宋朝就是一个专门用来安置被贬官员的闲职，而且，对苏轼还有两个附加条件：本州安置，这是限制人身自由，你只能在黄州待着。还有一条，不得签书公事。文件不让你签字。说白了，就是没有任何职权。所谓黄州团练副使，就是找个给他发俸禄的依据，并且俸禄还要减半。

后来不是有这么个故事吗？苏轼在黄州有一次跟人喝酒，喝大发了，写词，就是那首著名的《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第二天整个黄州都嚷嚷动了，不得了啦，苏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了，他跑了。把当时黄州知州吓得，赶紧跑去看，结果苏轼鼾声如雷，在家睡觉还没醒呢。

这是后来的一段文坛佳话了。不过从这个故事里，你也看得出来苏轼后来在黄州的处境。一方面，他是一个只有有限人身自由的官场囚犯；另一方面，他毕竟还是官员身份，将来还有被启用的机会。

这就是乌台诗案的结局。你看，无论是事实还是程序，无论是定罪还是量刑，苏轼的权利还是被充分保护的。苏轼虽然有委屈，但这还远远说不上是一桩冤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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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没错？

我们接下来再追问那个更深的问题：宋代对士大夫那么宽容，号称从来不杀士大夫。而且，宋代大臣议论朝政，把话说得很过分的，所在多有啊。远的不说了，你就看王安石变法期间，什么韩琦、富弼、欧阳修、司马光，反对新法都非常激烈啊。怎么别人都没事，到了苏轼这儿，就成了这么大的罪过了呢？

这个问题，我是看到复旦大学朱刚老师的这本《苏轼十讲》，才一语惊醒梦中人。

你想，这是哪一年？这是1079年，大宋元丰二年。我们来回忆一下，这前面发生了什么？最关键的是1076年，熙宁九年，王安石罢相。在这之前，主持新法的是王安石。而在这之后，主持新法的就是神宗皇帝本人了。你看书上写的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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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中，皇帝亲自主持政务一般不被提倡，因为这极其危险。当权力在宰相手上时，这权力是可以批评的，批评者的安全由皇帝来保护；而一旦由皇帝亲自掌握大权，这权力便不可批评，即便那皇帝圣明无比，不可批评的权力也不受人欢迎。宋神宗不算一个暴君，但从他亲自主政起，整个国家的政治环境就变得迥异。此前旧党人士针对王安石而发的许多不满言辞，现在仿佛直接加在了神宗的头上，使他极易把所有异议和不满看作对他的皇权的蔑视。”

对啊，这才是关键，刚才说的那些人韩琦富弼欧阳修司马光，反对的都是王安石；你苏轼讥讽新法，如果是在熙宁九年王安石罢相之后，那可就是直接把矛头对准了皇帝本人，这个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哦。

那你说，苏轼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吗？写那些诗文的时候，可能确实没有明确意识到。

简单回顾一下：王安石变法是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的。苏轼苏辙兄弟也是在这一年为父亲服丧完毕，回到开封。那你想，以他们俩的名头和性格，不可能不卷入变法风波。果然，这对兄弟很快就摆明了反对新法的态度。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被外放，成为杭州通判。此后的8年，他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几个地方，辗转当地方官。

你想，8年可不短啊。苏轼一直都在地方上，他感受到的是一个什么氛围？

在宋朝的政治传统中，如果你对朝廷的现行政策持不同意见，但是你本人也没有什么过错，常见的处置办法就是，保留原来的级别，外放到外地去当地方官。这就造成了一个局面：新法派都集中在朝廷里，而反对新法的保守派，都在地方，而且级别还不低，往往是掌实权的地方官。这些地方官提起新法，各种怨气不满，各种嘀嘀咕咕，很容易互相传染的。苏轼这八年间写的诗文，就是受这种氛围影响，提到新法就各种夹枪带棒，很正常。

其实，熙宁十年的时候，就是1077年，他从河中府改任徐州知州的时候，曾经有机会到京城去述职，但是到了开封城外，朝廷下旨说，你不必来了，直接去徐州吧。可惜啊，这个时候，王安石已经罢相，神宗皇帝已经亲自主持国政了。苏轼失去了一次在开封城切身体察这次朝堂巨变的机会。也许，他这次要是进了开封，感受到了当时风向的变化，后来写诗的时候，会更谨慎一些？

不知道，历史不容假设。总之，从熙宁到元丰，朝局变了，但是苏轼讥讽新法的一贯文风没有变，终于酿成了乌台诗案。

那你说，苏轼被捕之后，知道问题所在吗？知道，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哎，我怎么知道他知道的？

说到这里，还要感谢北宋末年的几位御史台官员。1127年，开封陷落的时候，他们居然把乌台诗案的全部案卷带出来了，几经辗转，成了宝贵文物，到了南宋时代，这批案卷被印刷出版。所以，我们到今天居然可以看到当年的全部审讯记录。哪些诗、哪些人被扯进到这个案子里，御史台的人是怎么问的，苏轼当时是怎么答的，都很完整。所以后人就可以对当时的情况展开细致的文本分析。

人民大学的曾祥波老师有一篇非常有意思的论文。他发现，苏轼在交代问题的时候，有很多策略性的方法。乌台诗案的主要审讯者、御史中丞李定，在审案期间曾经跟同事感慨，说苏轼这个人真是个奇才。因为李定是苏轼的仇人嘛，大家都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怎么还夸上了？都不敢接话茬。李定只好自己接着说，苏轼二三十年前写的文字，只要你问他，他张嘴就答，一个字都不带错的。这个人真是个奇才。

但是，无论李定多恨苏轼，也不论他多欣赏苏轼，他还是被苏轼给骗过了。苏轼张嘴就答，也随口就把很多诗文的写作时间给改了。最主要的改动，就是把熙宁九年王安石罢相之后写的，改成这之前的时间。这么改的目的，当然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哪个理由：我这是嘲讽王安石呢，不是冲您啊皇上！

当然，这是审讯前期。到了审讯的后期，御史台施加的压力逐渐增大，苏轼的心防也逐渐崩溃。审讯到了农历的九月上旬，他的这个改时间的策略就绷不住了，到了九月下旬，甚至出现了生理性的记忆错乱。

还有一个旁证，就是这个时候弟弟苏辙也在奔走营救苏轼，他上书神宗皇帝，是这么说的：“我这个哥哥啊，在当杭州通判和密州知州的时候，写诗确实不谨慎，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但是后来他悔悟了啊，后来就不敢了啊，但是没办法，以前写的诗已经传开了。”他说的这个时间点，杭州密州时期，就是王安石执政时期。你看，这兄弟俩非常默契，知道这是救苏轼的关键：王安石执政期间的讥讽朝政，和后来的讥讽朝政，性质是不一样的。

但是，到这里，我们只揭开了问题的第一层面纱。

好，就算苏轼讥讽新法，是熙宁九年之后写的诗，反对的是皇帝本人，这在中国古代，也不过就是谏诤啊。唐太宗不是夸魏征吗？“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就算是大臣直眉瞪眼地批评皇帝，皇帝心里再憋屈，你装也得装成一幅虚怀纳谏的样子啊。你咋还能这么小气，还要兴起文字狱呢？

这个问题，还需要一个更深入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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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没变？

为什么如此宽容的宋朝，要对苏轼兴起文字狱？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藏在苏辙替哥哥认错的那几句话里。还记得最后一句吗？苏轼虽然改了，他再也不敢了，但是，过去写的诗已经传开了，我们没办法改变了。

请注意，这个传开了，是怎么传的？是被雕版印刷大规模复制传开的。

话说，1071年，熙宁四年，苏轼到杭州当通判。通判这个官儿不大，只相当于副的知州，但是苏轼的名气可大得不得了。他不仅是进士，也不仅是制科考试的胜利者，还有一大堆前辈和同辈——比如欧阳修和司马光——的夸奖，还有仁宗皇帝说“我今天为子孙找到两个好宰相”的传闻，等等等等。

所以，苏轼一到杭州就被人盯上了，谁啊？当时的出版商啊。而且巧了，杭州是当时大宋印刷业最发达的地方，反应速度快啊。苏轼在杭州写出来的诗文，迅速就被雕版印刷，然后放到了书店里卖。先是叫《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市场效果肯定不错啊，所以后来又有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一个文人，在生前就用最新的雕版印刷技术出版自己的文集，这是有据可考的第一桩。

苏轼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此也是第一个被这只螃蟹坑了的人。

首先，御史台的人就是拿这部文集当证据来指控苏轼的。新法反对派多了，但是诗文搜集得那么齐，花点钱就能在市场上随便买到的人，就你苏轼苏子瞻一位啊。买来翻翻吧，一个晚上的功夫就把弹劾你的证据给找齐了。而且，这部集子在这里，你赖都赖不掉。别人的诗文，如果是靠民间传抄扩散的，只要不是本人手写的字迹，都可以说是别人伪造的，我没写过。而你苏轼这部文集，满大街都有得卖。你要是说哪首诗不是你写的，那你当初干嘛去了？你先前怎么不找出版商算账？你看，雕版印刷既降低了搜证成本，也提前帮御史台完成了证据固定。

但这还不是要点。雕版印刷让苏轼的诗文写作变成了一种全新的权力来源。这就是一种要了命的、时代巨变级别的转变了。

你想，如果你是一位唐朝的诗人，可能名气也很大，你也对皇帝有意见，也把意见夹枪带棒地写进了诗里面，但那又如何呢？那个时代的诗文的传播面非常有限，明显让皇帝不爱听的文字，大家也都不敢传抄。所以，即使像白居易那样爱提意见，爱写讽喻诗的人，大家也都把他理解为，他本意是好的，就是有点愣头青。对皇帝来说，这种人虽然烦人，但是，为表现君王的宽容，也不妨暂时忍耐。因为不管话说得多难听，这都是这名臣子和皇帝之间的事情。

但是到了宋朝，有了雕版印刷带来的大规模传播，事情的性质就起变化了。你这个时候再在诗文里写讽刺朝政的话，那么请问，你是说给谁听的？你是说给皇帝听的，真心希望朝政发生改变？还是说给舆论听的，跟朝廷唱对台戏，借机哄抬自己的身价？你看，场景不一样了，动机就不纯粹了，给皇帝带来的烦恼也就变质了。

加上这个时候神宗皇帝要继续搞变法，最期待的，就是能统一天下的共识。你苏轼远在杭州，还能这么掌控舆论，隐隐然成了变法最大的阻碍。这已经不是皇帝高兴不高兴的问题了，是你苏轼是不是变法大业必须要拔除的钉子的问题了。

说到这儿，我们才一点点地接近了问题的本质。

神宗变法，一开始就有反对派。但是没关系啊，皇帝要变法，你当反对派，你就靠边站啊。韩琦功劳大不大？欧阳修才气高不高？司马光受不受皇帝赏识？没关系啊，他们的权力地位全部来自于皇帝授权，只要皇帝努努嘴，他们的权力也就消失了。比如说富弼，庆历新政的改革家、对辽交涉的外交家、仁宗晚年长期执政的老宰相，那又怎么样？晚年和神宗闹得不痛快，你告老还乡呗？那你富弼可就是一介平民了。洛阳的地方官，在推行免役法的时候，直接把富弼家划进富户的阶层，来来来，朝廷要收的免役钱，你家一分也不能少。你看，在皇权社会，任何人的权力都来自于皇权的授权。授权一旦收回，你什么都不是。

但是到了苏轼，情况变了。苏轼依靠写诗作文，依靠最新的印刷技术，居然获得了一种隐性的、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权力，这就给大宋朝上上下下出了一道新难题。作为后人，我们都知道，这种权力要想用好，找到稳定且明确的边界，成为良性的社会力量，还要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时候的大宋君臣们，遇到的只是这种力量的早期形态而已。

你可能会说，咱别过度解释了吧？乌台诗案的那些当事人，怎么可能意识得到这么深刻的社会变局？

不，当时的人不仅意识到了，而且这正是乌台诗案和一般文字狱的区别。

一般文字狱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思想罪啊。比如在清代，只要思想不对头，管你是不是出版过的，只要皇帝疑心，一律是犯罪。比如，清朝著名的文字狱，“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就是从官员徐骏的私人诗稿里面翻出来的，清风不识字，讽刺我大清是吧？杀头。

而苏轼的乌台诗案，根据朱刚老师的研究，有一种很有趣的审判方式：它要获取的“罪证”必须是苏轼写了给别人传看，从而产生了“不良影响”的作品。换言之，如果仅仅是苏轼自己写了，没有给别人看，就不作为“罪证”。更有意思的是，如果是苏轼写给苏辙的诗，即使里面有讥讽的文字，也不算罪证。你们亲兄弟自家人说话，不算公开传播。

你看看，当时的司法官员把握的这个边界是很清晰的。你自己怎么想，朝廷不管，但是你传播了，你煽动了，你产生恶劣的社会后果了，不好意思，这个要算罪证。

所以，乌台诗案虽然也是文字狱，但它更看重的，不是作者的思想罪，而是它经由传播产生的社会后果。

乌台诗案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

你要是看过我们前面的节目，应该记得苏轼苏辙兄弟有一个老恩师，张方平。当年第一次把这兄弟俩推荐给朝廷大佬的人，就是他。这一年，苏轼入狱之后，张方平知道了很着急，但他当时已经退休了，闲住在南京，也没什么办法营救苏轼。

但他还是写了一封奏疏，要南京的地方官代为转交皇帝，南京地方官不敢惹这个麻烦。张方平又让自己的儿子，带着这封奏疏跑到开封去投递。他儿子犹豫不决，最后还是没敢把奏疏送上去。

等苏轼出狱之后，看到了这封奏疏，吓得脸色都变了，直吐舌头。有人问他，你咋了，苏轼没有回答。后来，苏轼的弟弟苏辙也看到了这封奏疏，说，哎，难怪我兄长吓得吐舌头啊，这封奏疏幸好没有递上去，否则要坏了大事啊。

哎，奇怪，张方平不是要营救苏轼吗？怎么反而会坏事呢？原来奏疏里把苏轼狠狠地夸了一顿，说苏轼是天下少有的奇才。苏辙说，苏轼有什么罪？不过是因为名气太大，和朝廷竞争声望。现在如果再夸他是天下奇才，那不更是在激怒皇上吗？

那后来营救苏轼的人，用的是什么方法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跟神宗说，本朝开国以来，从来没有杀过士大夫，你自己掂量掂量，要不要开这个头。神宗皇帝其实是一个非常看重个人名声的人，这句话只要听进去了，他就不会杀苏轼的。

你看，这就是苏辙的政治智慧了，他看出来了问题的实质，就是那两句话：苏轼有什么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名气太大，和朝廷竞争声望啊。

一个臣子，在新的印刷技术的帮助下，居然可以获得独立的权力和声望的来源，和朝廷对垒，和皇权竞争，这才是苏轼乌台诗案发生的底层逻辑啊。

大约就在这个阶段，闲居在江宁的王安石写了一首诗，我给你念念：“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是的，没有做好准备的人，突然遭遇了下一个时代的风雨，真是人生悲剧啊。

但是没办法，有的人在自己的时代里走着走着，往往一不小心就一头撞进了一个新时代。在旧时代里很安全的行为，没准在新时代里就危机四伏。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什么一粒灰落在什么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我们改一下：“上一个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下个时代的出头鸟头上，就是一座山。”

1079年的大宋朝，苏轼就是这只出头鸟，乌台诗案就是那座突然掉落下的山。

好，下一年，1080年，我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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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公元1079年，我们讲的是苏轼的乌台诗案，

我们似乎看到的是新的印刷技术，给一个人，尤其是苏轼带来的巨大困扰和风险，但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是想致敬这个新技术，它第一次提供了一种可能，一个人通过技术，可以生活在所有人里，让整个人类生存在同一个世界，成为可能。

给你读一首惠特曼的长诗吧，《成为自己》中的一段。

我赞美自己，歌唱自己，

我所讲的一切，将对你们也一样适合，

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

……

有斑点的鹰隼掠过并指责我，

它抱怨我的饶舌和闲荡。

我也毫不驯服，我也不可翻译，

我在世界的屋脊上发出粗野的号叫。

白昼最后的残云为我停留，

它把我的身影投在后面，

如同任何一个在阴暗荒野中的身影一样真实，

它诱哄我走向水汽和黄昏。

我像空气一样离去，

对着逃遁的太阳摇晃我的白发，

我将我的肉体化作涡流，

以花边状的碎片漂流。

我把自己遗赠给泥土，

让它从我爱恋的青草中生长，

如果你还想再见到我，

请在你的靴底下去寻找。

你几乎不会知道我是谁或我意味着什么，

但我仍将是你的健康，

过滤并滋养你的血液。

如果一开始没有找到我，

请保持勇气，

在一个地方错过了我，

就到另一个地方去寻找，

我会在某个地方停留，等待着你。

致敬惠特曼，致敬正在蓬勃发展的新技术，它固然让苏轼受了苦，但也让苏轼有机会说，没关系，你在一个地方错过了我，就到另一个地方去寻找， 我会在某个地方停留，等待着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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