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54年：罗马教廷为何如此奇特？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节目，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54年。

这是咱们节目开播以来的第55期。过去，我们都会播报一句，这是大宋多少年，大辽多少年。但今年，这个环节就免了。因为这一年咱们要说的，是一件欧洲的事。

请注意，这可是11世纪。世界上没有哪个文明像我们中国人这样爱记录历史，所以，这时候世界上绝大部分地方的历史面目还是一片模糊。欧洲也一样，我们以前就说过，这个阶段欧洲的可信历史记载并不多。

整个11世纪，如果说欧洲有什么一定要关注的大事件，那今年发生的这件事一定排在前三名。这件事就是：基督教东西教会的大分裂。

这一次的教会大分裂，其实和当初罗马帝国的分裂一样，分裂成了东边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会，和西边罗马的天主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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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年7月16号，西边的罗马教会派人千里迢迢赶到君士坦丁堡，闯进圣索菲娅大教堂，把一张纸拍在人家教堂的祭坛上，说你们都是基督教的异端，是魔鬼，是撒旦，我们宣布，你们被开除出基督教会了。

那东边的教会能干吗？很快，东边的教会也召开宗教会议：把那张纸拿来，就是罗马教会拍在我们祭坛上的那张纸，拿来烧了，同时宣布，我们也把你们开除出基督教会了，你们的教皇，还有把这张纸送来的几个人，也开除。当时的话说的是：“教皇的使者及其随从人员像野猪一样来到圣城，玷污了真理”。

什么事儿啊？闹成这样？你要非说具体的事儿，那都非常小。比如，举行圣餐的时候，用的那个面饼，应该是用发酵过的呢？还是没发酵过的呢？东边教会说了，必须得是发酵过的啊，因为发酵过的才有生命啊，没发酵的饼就是死面。西边说，不对不对，耶稣最后的晚餐，吃的就是没发酵的饼啊。

能摆上台面吵的事儿，都是这类事儿。当然也有一些理论上的分歧，比如圣灵是来自圣父，还是来自圣父和圣子。你懂的，两口子闹到要离婚的地步，能摆在桌面上的冲突，往往都是这样的鸡毛蒜皮。但是作为旁观者，我们心里也得清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背后的矛盾一定是积累很久了。

你想，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在政治上的彻底分裂是在公元395年，现在是1054年，已经600多年了。罗马教廷用的是拉丁文，东正教会用的是希腊文。两边从政治到语言到教义，早就不是一回事了。能拖到1054年才正式分裂，已经是看在耶稣的面子上，尽力维持的结果了。

顺便说一句，这两个教会后来和解了。不过是直到1965年双方才宣布：得了，我们互相都不开除对方了。这就相当于两兄弟的家族比邻而居，在北宋时候闹了矛盾，气哼哼地过了快一千年，到我们这一代才开始能互相串门。

我们今天不去分析，他们互相之间为什么会闹矛盾，谁对谁错，那是基督教内部的问题，跟我们关系不大。这次东西教会大分裂，是一个契机：它让我们有机会观察罗马教廷，到底是怎样一个存在？

我们这代人，一提起基督教会，往往想起的就是罗马教廷。罗马教廷干的一些事，具备的一些特征，我们想当然地都算在了基督教的头上。

但是有了1054年东西两个教会的分裂，我们可以对照一看：诶？罗马教廷跟他东边的那个兄弟很不一样啊。不仅如此，东边那个兄弟和世界上其他的宗教组织其实更像。而罗马教廷怎么越看越奇怪呢？

是的，今天我们就拿东正教会当个镜子，我们来看看，西边的罗马教廷有什么奇怪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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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罗马教廷

要说罗马教会的奇怪之处，咱们得先回到一个起点：什么是教会？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宗教信徒的群众组织嘛。

那你就说一个正常的民间群众组织应该什么样？又没有军队、又不掌握暴力，纯粹靠着信众的共同信仰维持着。跟我们大学里的兴趣小组比，强点儿，也有限。

我们身边的佛教寺庙，或者是现在美国的那些基督教会，差不多就是这样：大家也就是在业余时间、周末聚在一起听听讲座、唱唱歌，或者做点义工，也没什么强制性，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才是我们心中正常的一个宗教组织的形象。

你可能说，这只是刚开始。如果信仰的力量足够强，一个教会在高度组织化之后，是可能拥有很强实力的啊。

是的。确实可能。但是接下来呢？要么它干脆谋求拥有暴力和军队，最后变成一个政权。比如说现在很多伊斯兰国家，还有中国晚清的太平天国。基督教自己也有一个例子，16世纪的加尔文教派在日内瓦建立的一个神权共和国。这也就是所谓的政教合一，宗教领袖直接变成国家领袖。

还有第二种情况：一个宗教组织，那么有影响力，世俗政权就不放心了，要么迫害他，要么收服他。基督教早期遭遇的就是迫害。不止是尼禄这样的暴君要迫害，贤能君主也一样。比如说，罗马帝国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就是写过《沉思录》的那位。即使是在他的统治时期，基督徒在监狱里也是关得满坑满谷。那个关基督徒的牢房能拥挤到什么程度？据说很多人是在牢房里因为缺氧活活憋死的。

迫害也消灭不了，那就收服。基督教的东边那一支，东正教就是这样。拜占庭的皇帝说了，你在我这儿传教，那我来问你：谁才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啊？皇帝才是。谁来主持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啊？皇帝来主持。谁来决定东正教的最高首领牧首的人选啊？皇帝来决定。回答正确！那你这个宗教领袖就可以有一些地位嘛，但是必须要听话哦。

又过了几百年，拜占庭帝国灭亡了，东正教一路往北，到俄罗斯发展，那就得听俄国沙皇的。后来俄国出了一位旷世雄主——彼得大帝，想来想去还是不放心，干脆把牧首这个岗位给废了，设立了一个东正教事务管理局，直接用国家机关来控制东正教。

你看，一个宗教组织，要么你给别人当家，要么别人来当你的家，反正一山不容二虎。这才是正常的逻辑。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走中间路线呢？一个宗教组织，既没有暴力和军队，也不想管理世俗事务，但还想独立存在，还要有强大的影响力，还想能和各种国王、皇帝、手里有刀有枪的人掰掰腕子，甚至骑在他们头上。有这个可能吗？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世界上还真就有这样的教会，那就是：基督教在欧洲西边的这一支，罗马教廷。没有枪，没有炮，手里就拿着一本《圣经》，居然就能纵横欧洲几百年。你说奇怪不奇怪？

罗马教廷的奇怪之处主要有两点，一个是组织很奇怪，一个是领袖很奇怪。我们先说组织。

正常的宗教组织应该是什么样？大家因为共同信仰走到一起来，而信仰这个东西，往往一人脑子里有一个想法，所以，宗教组织特别容易分裂。就像一个线下兴趣小组，往往玩着玩着就分开玩了，没有那么强的凝聚力。所以，正常的宗教组织都是网络状的，而不是金字塔状的。教区和教区之间的联系，是靠沟通、靠商量、靠契约，没有办法靠命令、靠纪律、靠制裁。

美国现在的新教就是这样，虽然大家都用同一本《圣经》，但是小教派林立，谁也不服谁。基督教历史上的东正教也是这样，它其实只是一个分散的联盟，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虽然号称是“平等中的第一”，但是不好意思，那是大家给你面子，你召集个会议，协调个关系还行，还真就没有什么对下面教会的管辖权。这也符合中国人的常识，比如中国佛教的各大寺院，大家都是十方丛林，登封少林寺和洛阳白马寺的方丈，见面也只能客客气气，互相谁能管得着谁呢？

但是你回头看看罗马教廷：其他宗教组织都可以称之为“教会”，而唯独罗马教会被称作“教廷”，朝廷的那个廷。是的，它的组织化、集权化的程度跟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是差不多的。罗马教廷从上到下是一个结构紧密的金字塔组织。最顶上是说一不二的教皇，下面分成各个教区，教区里有主教。一层一层，体系严密。有点像军队里面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的建制一样。

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多古怪的局面：信众一进教堂，神父就跟他们聊人人平等；信众一走，教堂门一关，神父马上进入了等级社会，在罗马教廷体系内居然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一个宗教组织怎么会演化成这样？很奇怪。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体系顶端上的宗教领袖，教皇，也很奇怪。

正常的宗教领袖什么样？这个都不用看别人，你看早期的基督教领袖就行了。

基督教刚起家的时候，和其他宗教组织差不多：耶稣带着自己的十二个学生，所谓“十二使徒”嘛，里面有几个是打鱼的渔夫，有税务局的小公务员，有无业游民，这些三教九流的人，四处巡游传教。他们讲的，都是仁慈、宽恕、“要爱你们的仇敌”“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就把左脸也伸过去让他打”这一套。

后来他们影响力越来越大，就招来了迫害。耶稣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他的十二使徒中，除了一个约翰，剩下十一个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迫害死于非命。就拿耶稣的大弟子彼得来说：你要是去看西方教堂的壁画和雕像，手里面拿着一把大钥匙的就是他。因为据说是耶稣说的，我把天堂大门的钥匙交给彼得看管。这位彼得，最后也是惨死在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迫害中。他临死的时候说，你们要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但那是耶稣的死法，我不配，你们把我倒过来钉死吧。你看，基督徒的反抗精神通常是用这种方式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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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彼得是谁啊？就是后来追认的第一任教皇啊。现在到罗马教廷所在地梵蒂冈去旅游，看到的那个大教堂，叫圣彼得大教堂，就是用第一任教皇彼得来命名的。据说彼得的遗骸就埋在它下面。

教皇的英文是Pope，这个词更准确、更学术的中文翻译，应该是教宗。（只不过，一般人更熟悉教皇，我在节目里就这么称呼了。）Pope这个词，它的拉丁文词源就是 papa，意思就是“父亲”。对啊，一个宗教领袖是靠精神力量来引领人的。不像父亲一样慈爱，怎么行呢？

其实，在基督教内部，教皇形象的底色一直是这样的。我举个近点儿的例子。

话说在民国的时候，山西大学有一位前辈老教授，历史学家，叫阎宗临，他就曾经近距离接触过罗马教皇。那是在抗日战争前夕，阎先生正在欧洲读博士。他不是因为家里有钱才出国留学的，他是勤工俭学，在国外工厂里打工，靠自己发奋图强，考上了瑞士的博士。他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经常去梵蒂冈的图书馆查资料，被图书馆的一位老神父注意到了。老神父就和当时的教皇庇护十一世说，有个中国来的学生，每天坐在图书馆，非常用功地读书。教皇一听，也挺有兴趣，就把阎先生请过来聊天，还对他的学业很关心。后来阎先生离开梵蒂冈，回到瑞士结婚。教皇听说了这件事，还主动打电报，送上了祝福。

你看，这才符合我们心中对一个宗教领袖的正常印象嘛。有威望、人品好、满腹经纶、内心虔诚、以德服人。遇到迫害，就以身殉道，只留精神在人间。

好了，你再回头想想，教皇给我们一般人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发动十字军东征、迫害科学家、用宗教裁判所把人烧死、在整个欧洲和各种国王对刚。这些事情里面的是非曲直咱们暂且放在一边，至少这个罗马教皇肯定是一个强有力的形象，这和那个慈眉善目的，洒向人间都是爱的“Papa”慈父，不沾边啊。这两个形象的反差怎么这么大呢？

在理论上，教皇的权力有多大呢？《天主教法典》里是这么表述的：“由于此职务，他在普世教会内享有最高的、完全的、直接的职权，且得经常自由行使之。”你看，这词儿用的：最高的、而且是完全的、还是直接的，还是自由行使的。说白了，这是一种完全不受制约的权力。中国的皇帝，那么大权力，还要被什么天命、祖制、民心、谏官制约着。教皇，理论上除了上帝，谁的脸色都可以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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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教皇和世俗政权的那些国王和皇帝，谁的权力更大呢？罗马教廷历史上有一份很重要的文件，是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写的，叫《教皇如是说》，一共是27条，挑几条给你看：

“他的使节——即使教阶较低——在宗教会议上高于所有的主教，并有权做出废黜主教的判决。”

“在各种事情当中，我们也不能与被他开除教籍的人同居一室。”

“他的头衔是世界上唯一的。”

“他能废黜皇帝。”

“任何人都不能撤销他的任何判决，所有人中唯有他一人能撤销这种判决。”

“他自己不受任何人审判。”

“罗马教会从未犯错误，也永不犯错误，《圣经》作证。”

你可能会说，这是教皇自己写的，一厢情愿吧？还真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是1054年的教会大分裂。再过21年，到了1075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写下了这份文件。再过两年，1077年，就发生了欧洲历史上那个著名的事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得罪了教皇，被教皇绝罚了，就是不承认他是基督教徒了。

结果怎么样？亨利四世连夜赶路，跑到教皇家门口，你想，那可是1月啊，天寒地冻啊，他就这么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在大雪地里光着脚站了三天三夜，请教皇原谅。

一个人如果手里没有暴力和军队，他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大的权势呢？你不觉得奇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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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特的历史机缘

早年间到欧洲旅游的时候，有一句顺口溜，叫“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停车看庙”。庙是什么？就是教堂啊。确实，欧洲古迹的精华往往都是各式各样的教堂：巴黎圣母院、科隆大教堂、还有圣彼得大教堂，等等。尤其是这个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你要是去旅游，天哪，能看见多少艺术珍品啊，贝尔尼尼的雕塑、拉斐尔的画作、还有附近西斯廷教堂的米开朗基罗的穹顶画，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有故事，都有艺术品。但那又何止是艺术品啊，那就是钱啊。

是的，过去1000多年，从各地筹集的海量金钱，都被沉淀在欧洲这些大大小小的教堂建筑和艺术品当中了。《中世纪》的作者李筠就说，我作为游客，一边逛一边想，这背后可绝不仅仅是宗教信仰，一定还有一个庞大的、井然有序的、高效的组织在一直运转，才会有这么澎湃的、持续的财富积累。这个组织，当然就是罗马教廷。而且前面说了，它手头没有暴力，不以枪杆子为基础，居然也能够有这样的力量，真是一个奇迹，而且是在全世界任何文明中都没有出现过的奇迹。那怎么解释这个奇迹呢？

李筠老师的这本书里提供了两个原因：一个偶然的时机和一些偶然出现的人。先说时机问题。

罗马教会是在什么时候掌权的？是在西罗马帝国崩溃的时候。

中华文明虽然也经历过乱世，就是那种一点秩序也没有的时候：五代十国时期，大概持续了半个世纪左右；从西晋八王之乱到五胡入华时期，这个比较长，大概一个半世纪。这也就是顶了天的长度了。

可是欧洲的那个乱世呢？那可就长喽。西罗马帝国虽然是公元476年才正式结束的，但是自从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破罗马，在城里面烧杀抢掠3天，欧洲西部的秩序其实就已经崩溃了，各种蛮族小国，各种庄园林立，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1世纪初，才形成了那种很粗糙的封建秩序。欧洲的这个黑暗乱世，你算算，那可是600年啊。

黑暗的中世纪，这个词我们经常用，但是到底黑暗成什么样子？是蛮族来了，成天烧杀抢劫吗？不会的。要是那么杀600年，什么都剩不下了。

黑暗时代，破坏力最大的其实不是战争，而是秩序的消失。对啊，蛮族来了，他们也是人，他们最大的特点不是爱打仗，而是文明程度低，没有治理复杂社会的经验。所以，法律体系首先崩溃了。

如果你是当时的罗马人，你会发现，自己和别人的利益冲突，没有人出面调解了，那行了，生意就不能做了。远距离的贸易就只能停了，各个地方的交流就被阻断了。再然后呢？城市化就崩溃了。对啊，城市的运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协作网络，得有水源吧？得有复杂的服务业吧？这个时候都没有了，城里又没有粮食，你待在这儿干啥呢？等着饿死吗？所以有土地的贵族往乡下跑，这里有吃的，人聚集起来，还稍微安全点。

一般的市民也往这里跑，附近的农民也跑来投靠。一个个自给自足，经济水平很低的小庄园就遍地开花地长出来了。罗马、米兰这样的大城市就“幽灵化”了，成了空壳，基础设施、引水渠、公共浴池迅速地被废弃，街道上杂草丛生。到了这一步，社会的崩溃就不可逆了，因为合作方式解体了嘛，就算还有什么国王，他也很难再收的上来税，提供公共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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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接下来，就是货币消失、艺术消失、技术大退步、粮食产量下降、人口下降。再接下来，时间一长，真正的悲剧来了：文化大断层。几代人不读书，什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谁啊？不熟。是魔鬼吗？到了这一步，欧洲的天可真就黑了。文明要在彻底的黑暗中再次启动，可就难喽。

但是慢着，就在这几百年的沉沉黑暗中，有一个地方，还有亮光，哪里？罗马教会。

在我们一般的印象里，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不就是罗马教会造成的吗？他怎么反倒成了保留亮光的地方？

欧洲的情况我们比较隔膜，所以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中国古代也遇到了一个类似的乱世，那保留文明火种最后的地方会是在哪里？也可能就是寺院啊。强盗烧杀一个村庄和烧杀一个寺院，哪个可能性低一点？当然是寺院。寺院里毕竟有菩萨，即使是强盗，心里多少也有点忌惮。《西厢记》的故事不就是发生在唐朝后期，莺莺小姐和老夫人为躲避兵乱，住在普救寺里，这才有了和张生的奇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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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情况差不多。修道院里，没啥财产，教士在里面苦修，没什么可抢的。但是，教士有文化啊，基督教的教义讲仁爱和宽恕啊，在乱世中对人心是有抚慰作用的，老百姓很信他们。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有军队、有权力的人，你会不会保护修道院和这些教士，为己所用？好歹降低一点治理成本嘛，好歹能让这些有文化的教士给自己帮点忙嘛，那怕能帮自己看看信也是好的啊。当时的那帮蛮族的国王是真不认识字啊。

有一个很著名的传说，公元453年和455年，一个叫利奥的基督教领袖两次赤手空拳去跟蛮族人谈判，说不要毁灭罗马城好不好？第一次对方居然答应了。第二次虽然只是部分成功，但是这种勇气还是让人佩服。那你说，这人在民间的声望能不高吗？当时的西罗马帝国的皇帝能不高看他一眼吗？对啊，皇帝手下的那些将军，根本信不着，文官系统也都崩溃了。突然冒出来这么个教士，又有文化、又有勇气，别忘了，他还有遍及国内的基督教的组织网络，但他唯独没有军队，没有野心，但是还有担当，愿意帮忙。你说天下哪儿找这样的人去？

你就想中国古代的一个场景：我是一个军阀，附近庙里的有个老和尚，人品好，有声望，还经常能挺身而出帮我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少林寺、白马寺的方丈跟他还是师兄弟，可以帮他打听全国各地的消息，这和尚还认字，你说，我是不是该八抬大轿把他请来，给我当军师啊？

罗马皇帝又不傻，能不支持这位利奥吗？利奥是谁啊？其实他就是基督教会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有权力的教皇，利奥一世。罗马皇帝说，快，我看你们基督教这个主教那个主教的，都不如这个主教靠谱，以后，这个利奥一世就是你们教会里面的皇帝。教皇制就这么建立起来了。

权力就是这样，很多情况下，拿到权力，并不是靠野心和计谋，而是在紧急情况下被心甘情愿地授予和让渡过来的。基督教会就是在罗马帝国的危难时刻，靠主动的担当，拿到了信任，拿到了权力。

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代，你会发现，时代的中流砥柱，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罗马帝国的朝廷了，而是这个新崛起的罗马教廷了。教廷有文化、有声望、有网络，他们反而更值得信赖。更重要的是，从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一世宣布宽容基督教，这个组织已经和帝国共存了一百多年了。罗马帝国怎么靠法律、行政命令和等级化权力，管理那么广大疆域和那么庞大人口，基督教会也一直在学习啊，这个时候他也学得个七七八八了。所以，西罗马帝国崩溃的时候，只有基督教会能继承帝国的衣钵，成为权力真空时期的主心骨，甚至承担一些社会管理职能。

这么一捋，你应该明白了，罗马教廷的底色，是一个宗教群众组织，但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结构紧密的金字塔组织呢？这是非常偶然的历史机缘的结果。你看，同样是基督教，罗马帝国东部的局面就没有过那么长期的混乱，所以，东边的基督教会就一直被皇权压制，也就没有崛起的机会。

当然，罗马教廷的崛起，教皇权力的取得，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间有很多重要节点，

不像我刚才说的这么简单，学术界还有不少争论，但是毫无疑问，它是偶然和幸运的历史机缘。

罗马教会的另一个幸运在于，它的历史上不断出现雄才大略的教皇。

利奥一世之后一百多年，这个时候的西欧已经一片糜烂了，罗马教会又有了一位了不起的教皇，那就是公元590年登基的大格列高利。有人说他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教皇。所以，他的名字前面加了个Grand，伟大的意思，大格列高利。为啥？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罗马皇帝可以依靠了，教会得独自肩挑这个烂摊子。

美国历史学家雪莱的《基督教会史》，里面有这一么一段描写：

> 早在公元590年，罗马就处在挣扎之中。这座城市先是遭受悲惨的洪水和残暴的战争的蹂躏，后又受到无情蔓延的瘟疫的重击。⼈们已经苟延残喘了，接踵而至的是黑死病爆发，大批人迅速死去。马车上⾼⾼地堆满尸体。人们快发疯了。罗马成为一座废墟，教宗帕拉纠二世（Pelagius II）本⼈在痛苦的叫喊声中去世。
> 圣彼得大教堂有六个月没有教宗秉政。当教会领袖选出⼀位名叫格列高利的修士时，他拒绝就职，甚至逃出罗马城，藏在山林里，后被发现并拖回罗马。在通告君士坦丁堡之后，教会官员于公元590年9月3日封他为圣彼得的继承人。——雪莱：《基督教会史》，p.165

对，大格列高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洪水、战争、黑死病、连前任教皇都死于瘟疫的黑暗时刻，这个50岁的大叔，被强行推上了教皇的位子。既然跑都跑不掉，那就好好干。他上任后，就带领教会的人，处理瘟疫，招兵买马跟蛮族人干，拿出财产解决罗马城的粮食短缺问题，救济老百姓，重新修建罗马城的基础设施，等等，当然，还有传教。

你看，罗马教廷还是我们印象里那个又反科学、又反进步的宗教组织吗？

恰恰相反，这本书里有一个形容，说这位教皇大格列高利，是“捡起了被粉碎的世界的碎片”。所以格列高利死了之后，他的墓志铭上用了一个词，叫“神的执政官”。对，可不是一个只管宗教事务的神职人员哦，是执政官。本来，人间的事不归我罗马教会管，是归罗马帝国管。但是现在人间完蛋了，罗马帝国没了，所以从大格列高利开始，罗马教会就必须站出来，替上帝把这个世界管起来。既然现在我罗马教会得管理整个西欧的秩序，那我就必须建立一个在全欧洲从上到下的、有组织力的系统，否则，世界就会落到那些野蛮、好战的草台班子手里面。这本书里还有这么一句话，“中世纪教皇的特权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格列高利通过这个多事时代维系下来的实干政府。”教廷作为教会的核心、教会作为西方的引领者在他手中算是稳住了。

当然，还不只是他，江山代有才人出：又过了400多年，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又出了格列高利七世，就是逼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门口雪地里光脚站了三天三夜的那位教皇，还有后来13世纪初期的登上了教皇权力顶峰的英诺森三世，等等。这都是雄才大略的人。你要是看这些人的传记，会发现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意志极其坚定，在看似没有可能的地方，他们觉得可以再试试；在别人觉得必须要退让的地方，他们直视对方的眼睛，来啊，互相对撞啊，坚持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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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我们刚才聊到的四位教皇来说——

第一位利奥一世，让大家觉得，哦，乱世中，罗马教会居然是一股可靠的力量，来，可以把更多的权力给到这股力量；

第二位大格列高利，让大家觉得，真是有担当啊，罗马教会才是这尘世间的擎天柱，是文明赓续的灯塔；

第三位格列高利七世，让大家觉得，教皇虽然没有任何兵马，但就是可以凌驾在世俗君主的头上，创造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先例；

第四位英诺森三世，让大家觉得，教皇是欧洲所有力量中最无所不在的、最关键的那根杠杆，他和谁站在一起，谁就可以赢。

你看，教皇的权力基础，不是暴力，而是这种上千年积累出来的先例、故事、独特的政治生态位，以及各种各样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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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演化论

好了，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答一开始提出来的那个问题了：为什么西方可以发育出如此奇怪的、在全人类历史上都绝无仅有的罗马教廷？

答案可能是两个字，偶然：偶然出现的帝国崩溃的历史情境，以及偶然冒出来的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

千万别看不起“偶然”这两个字，它好像什么都没有解释，但其实，偶然是生物演化、物种创新的最重要的动力。文明和大自然里的物种一样，总是在产生各种各样偶然的基因突变。换成历史学的词汇，这个突变，就是所谓的奇特的历史机缘。

请注意，在刚才这段话里，观察文明的发展，我用了一个新视角：演化论的视角。这和过去的很多思维习惯是有区别的。

过去，很多人都觉得，西方文明牛啊，所以人家从根儿上就是对的。其他文明如果不是那样，那就是其他文明走了岔道。所以，过去我们经常问问题的方式是：西方文明是这样，那么，我们中华文明为什么没有这样？好像是理应如此，而我们没有做到。人家有了蒸汽机，我们也有水排和风箱啊，为什么我们就没有把它们加起来变成蒸汽机呢？我们哪里错了呢？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之问”嘛。

但是，今天这期节目，我们通过看西方基督教会这一个例子，试图给你一个反过来的视角：为什么所有的文明都是这样，而唯独西方文明会变成那样？在文明演化的过程中，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突变？

你换到这个角度一想，很多问题就不用纠结了。人类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里，就像是在不同的环境中独立演化的许多物种，依托各自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发展路径，筛选和积累了大量独特的文明意义上的基因突变，比如生活方式，宗教传统，思维模式，技术路线等等等等，最终形成了五花八门的文明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形态没有对错高低，只要能生存下来的就是成功者——和地球生物物种的生存逻辑一样。

但是别忘了，人类是可以交流的。等哥伦布发现美洲，世界各地的文明重新摆脱了独立状态，又一次开始深度交流和融合，人类世界开始进入高速变化的时代。而在这个过程里，各个文明所携带的独特的基因突变会融合，产生一种文明意义上的“杂种优势”。谁能和更多文明保持充分的交流和融合，谁能在自己体内引入更多样的文明突变，谁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就能提高。这个过程有点像农业科学家把一些作物的种子发射到太空中，承受宇宙射线的照射，让它发生各种变异，然后再返回到地球上，根据结果来筛选，然后再通过杂交，来优化整个物种的性状。

简单一句话，人类文明每一个部分，经历的历史机缘，积累的有益突变，最后都不是自个儿的，而是都会成为所有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谁带来的不重要，最后都是大家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文明发展，是不是比我们争论，西方好还是东方好，谁该向谁看齐，要好得多？

说得更直接一点：人类文明的其他分支，如果演化出来什么好的特性，我们应该是高兴还是沮丧。长期来看，当然应该是高兴。因为我们不用付那么惨痛的代价，比如像西罗马帝国那样经历几百年的黑暗乱世，我们就可以拿到在正常环境下不可能变异出来的文明基因，然后为我所用。这是多好的一件事？他人承担代价，而我只须拿来。

最后，我们来看看西方基督教会的这次突变，会引发什么？

罗马教廷的奇特崛起，会带来西方社会独特的政教二元结构。用《中世纪》这本书的话来说，“政教二元化使得讲政治的道理变得非常重要，武力消灭不掉各种对手又得和他们长期斗争，嘴仗就得一直打。为了比谁更有理，各种政治法律理论层出不穷，讲权利、讲法治、讲制衡、讲道义，花样繁多、高论迭出。教皇革命使西方真正成为西方，西方从此走上了一条被自己的政教二元结构约束的独特道路。”

你看，崩溃的罗马帝国，激活了奇特的罗马教廷，而奇特的罗马教廷，又会进一步激活一个不一样的西方社会。一个奇妙的链式反应开始了。这个话题，我们要留到公元1096年，就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那期再讲，那刚好是第三季《文明之旅》的第一期。距离你看到的这期节目，还有42期。42期节目之后，我们将会把目光再移回到欧洲。请耐心等待。

公元1055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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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生物学家王立铭。做1054年这期东西教会大分裂的主题，当然要读大量的历史研究著作，但给我最大启发的，却是这本王立铭老师的《进化论讲义》，给你念书里的一段吧——

面对复杂的真实世界，进化论指出了一条完全相反的改造路径。它告诉我们，复杂系统能够自发形成，复杂问题总能自己找到解决方案。哪怕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们需要的无非是清晰的边界条件、持续的进化推力，以及足够的耐心。

它用生命现象证明了这条路径的巨大力量，同时也告诉我们这条路径有一些难以避免的麻烦，比如强烈的路径依赖、无可逃避的僵化和死亡，需要我们保持警惕。

总有人问我，《文明》这个节目，是不是主打中国历史，但通过这期节目，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思想资源，绝不仅限于历史研究，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甚至包括生物学，都是我们的靠山。人类文明每一个部分经历的历史机缘，积累的有益突变，都是财富啊，我可不会给自己划定什么边界，一边学习，一边输出，不知老之将至，多快乐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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