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60年：写历史只是为了记录真相吗？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节目，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60年，大宋嘉祐五年，大辽清宁六年。

这已经是嘉祐五年了，距离宋仁宗去世，还剩下最后三年。这个时候的仁宗皇帝，身体其实已经非常不好，在朝堂上见大臣的时候已经不怎么说话了，做决策只靠点头摇头。但是，抢在今年，他还是办成了一件大事：他对原来的《旧唐书》不满意，于是另起炉灶，新为唐朝修了一套史书，这就是我们现在在《二十四史》里看到的《新唐书》。

要知道，在中国古代，为前朝修史，可不是搞文学创作，那是一件政治大事。相当于给前朝办了葬礼，所有的是非功过、经验教训都替前朝捋明白了，放心地去吧，新朝代可以接过法统继续往前走了。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明朝修《元史》。朱元璋1368年在南京刚即位，北边和蒙元的仗还没打完呢，就马上下令修《元史》。那真是：为元朝送行，一分钟也不想耽误。这部《元史》210卷，160多万字，规模不小啊。但是花了多少时间呢？前后两次加起来，总共用时331天，还不到一年，就干完了。就这么仓促。所以《元史》修得就乱七八糟，漏洞百出，甚至还有为同一个人写了两篇传记的情况。有人说，若论质量，《元史》在二十四史里垫底。

但是，《元史》的质量这么烂，明朝朝廷、清朝朝廷都没想过要去重修。而关于唐朝的史书，明明已经有了一部《旧唐书》了，为什么宋仁宗还要再修一部《新唐书》呢？

是因为《旧唐书》质量差吗？有这个因素。宋朝人挑了《旧唐书》的一大堆毛病，什么没有章法啦，详略不当啦，文采不好啦，事实凌乱啦，等等。但就像刚才说的，再差，也不会比《元史》更差。

实际上，后来的历史研究者对《旧唐书》更重视。道理很简单，《旧唐书》是五代时候编的，兵荒马乱的，活儿不细，就把找来的史料抄抄就得了，这反而落下了一个难得的优点，就是保存了大量唐代的原始材料。

关于《旧唐书》的价值，别的不说了，举一近一远两个例子，你感受一下。

近的，只隔了十几年，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的时候，关于唐朝的历史，主要参考的，就不是《新唐书》，而是那部原始史料更丰富的《旧唐书》。

远的，到了700多年后的清朝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觉得《旧唐书》的价值很大，于是又放回了正史的序列里，这才凑成了我们今天经常讲的《二十四史》。在此之前，是没有“二十四史”这个说法的，都是所谓的“十七史”，或者“廿二史”的说法。

所以，《旧唐书》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也没有差到必须废弃掉，然后再编一部的程度。那问题来了：奇怪，为什么宋仁宗一定重编这么一部《新唐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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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之新

为什么宋仁宗要重修一部《新唐书》？这个道理估计你也猜出来了：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这仍然是一个政治问题。

《旧唐书》是五代时候的后晋修的。这就给宋朝人带来了两重尴尬。

第一重尴尬是：后一个朝代给前一个朝代修史，同时也就意味着继承了前朝的法统。如果唐史是由五代修的，那五代就继承了唐朝的法统，大宋朝就只能继承五代的法统。可是，五代是血腥乱世啊，大宋朝觉得不长脸。宋朝人有时候甚至都不管它们叫“五代”，而称之为“五季”。古人排行，伯仲叔季，“季”是老小、末尾的意思。五季就是说这是个末世，或者是唐代的末尾，过渡性的，不能算是一个朝代。

还有一层尴尬，就更严重了。《旧唐书》不仅是五代人修的，而且是五代中的后晋人修的。梁唐晋汉周，谁修的都能忍，唯独这个后晋不能忍。因为在这五个朝代中，只有后晋是被北边的契丹扶植起来的，还给人家当了儿皇帝，还割让了燕云十六州。那你想，大宋能承认后晋在中原帝国的法统传承中的地位吗？那岂不是让大宋在法理上也要矮大辽一头吗？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一了百了的方法，就是干脆新修一部《新唐书》，让大宋直接对接到大唐的法统上去。

但是，奇怪的是，按说《旧唐书》是五代时候兵荒马乱的条件下编的，当时文化人的水平有限，朝廷能投入的资源也很少，前后也就花了五年时间，有各种缺点很正常。而《新唐书》呢？那可是在大宋朝国力鼎盛的时候拉开架势干的，从庆历四年（1044年）一直编到了嘉祐五年（1060年），这可是17年的时间啊，参与编纂的人也是宋祁、欧阳修这样的大家。资源够、时间长、人才多，最终产品的水平应该很高才对。

但是，《新唐书》历来遭受的批评非常多。

比如，批评《新唐书》的文笔不好，说文章疙里疙瘩看不懂。

这说的是谁啊？主要说的是宋祁。要说别人，也就罢了，说宋祁文笔不好，小心让宋朝人听见，被他们耻笑。为啥？因为宋祁几乎是个状元。为啥说“几乎是”？当年考进士的时候，宋祁实际上考了第一，他的哥哥宋庠考了第三，大家一看，弟弟压在哥哥头上，不合适，要不状元让他哥哥当吧？但大家还是心知肚明，若论才学，宋祁其实就是个状元。

你可能会说，能考上状元，文笔也不见得好啊。但宋祁可是写过“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我当年上学的时候，这是老师重点讲的例句，说怎么用好通感：用一个“闹”字来形容树枝上盛开的花，真是神来之笔。没错，这首《玉楼春》就是宋祁写的。后面几句也好：“浮生长恨欢娱少， 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写出这种句子的人，怎么可能文笔不好？怎么可能写文章疙里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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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别忙着下结论。如果你自己去看《新唐书》，宋祁主要是负责《列传》部分的写作，这个问题还真是挺严重的。

举个例子，比如写一个人把门锁了，然后把铁融化了倒在锁眼里，让人打不开门。同样这个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写的是“手锁其门，熔铁锢之”，很好懂，即使是文言文水平一般的人，看着这几个字应该也不难理解。但是你看宋祁在《新唐书》里是怎么写的：“液金以完鐍（jué）”。

“液金”，就是把金属变成液体，“鐍”是锁，完鐍，就是让锁变完整，什么意思？哦，就是把金属溶液倒进锁眼里，让它变成个铁疙瘩。要不是同样的意思被同样是宋朝人的司马光也写了一版，我们差点以为文言文本来就这么难呢。奇怪，宋祁为啥非要这么写文章？写书人何必为难读书人？

据说就连欧阳修，也去开宋祁的玩笑。有一次，欧阳修跑到宋祁家里，在墙上写了几个大字：“宵寐匪祯，札闼洪休。”宋祁看半天说，这不就是“夜梦不祥，题门大吉”，一个人夜里做了个不祥的梦，然后就跑到门上写了上上大吉？何必非要标新立异，写得那么难懂呢？欧阳修说，那你看看你《新唐书·李靖传》里的这句：“震霆不暇掩聪”，不也是这么难懂吗？

啥意思？换个说法你秒懂，迅雷不及掩耳。震霆不就是迅雷吗？不暇，不就是没时间、来不及吗？掩聪，聪不就是耳朵吗？迅雷不及掩耳多明白，宋祁为啥非要“震霆不暇掩聪”呢？

是啊，宋祁为啥非要这么写呢？

这个地方，我顺便强调一句，我读历史，对自己有一个要求：不管看到什么现象，都决不要归因于古人傻，或者是古人坏。如果觉得自己在智力和道德上比古人强，读书读出了优越感，读出了一身的骄矜之气，那还真不如不读。同样道理，宋祁之所以把《新唐书》写成这个样子，绝不会是因为他写文章的能力不行，一定是另有原因。

其实跳出来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因为矫枉过正。宋祁这种遣词造句的风格，是因为他在反对骈文的路上走得太远了。人有时候表现出来的奇怪的姿态，不是因为他出了什么问题，而往往是因为它在抵抗、在反对另一个东西的时候，太过用力而已。

宋祁生活在古文运动的潮流中，从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开始，直到宋朝的欧阳修、苏轼才完成，那是一个持续了300多年的文风改革过程。在《文明之旅：1057》，我们简单讲过它的脉络。古文运动的主张是什么？反对浮华的骈文，主张写散文。但是你想，反对浮华，就会往质朴无华的路子上走，一旦矫枉过正，就很容易变成晦涩难懂。比如韩愈的文风，就有点“奇险怪涩”“佶屈聱牙”。

宋祁其实也是这场古文运动中的一员。他反对骈文到什么程度？他在编《新唐书》的时候，居然把唐朝所有的朝廷诏令，全部都删了，就因为唐朝的这些文件是用那种对仗的四六句骈文写成的。要知道，二十四史里的《史记》《汉书》，都大量保存了原始的朝廷诏令啊。宋祁不管，不能让这种唐朝的歪风邪气吹过来。说删就删。那如果有的骈文表达的信息很重要呢？宋祁的办法是，那我就用散文替古人再写一遍。至于是不是原话，不重要。说改就改。

在宋祁、欧阳修这些人看来，《新唐书》不仅是一部史书，还是搞文风改革的一片试验场。《新唐书》的很多问题，其实根子就在这里。不是不会写，而是偏偏就要就这样写。

比如，欧阳修在古文运动中，特别强调文风要简洁。他负责写作《新唐书》的“本纪”部分，也就是皇帝的传记，为了体现文风简洁，《新唐书》本纪的篇幅还不到《旧唐书》的三分之一。怎么样？欧阳修艺高人胆大，《旧唐书》写的啰里八嗦的事情，用三分之一的字数，一样能说清楚。但是，有人就批评了，这是简洁，但删了很多的关键信息啊。比如，一件事情，光写年份，把原来人家《旧唐书》里面的那个春夏秋冬都给删了。就为了省那一个字，后来读历史的人，很多重要的时间线索就没了。

再比如：《旧唐书》里面原本有这么一段记载，武则天问狄仁杰，朕要一个好汉，你有推荐的人选吗？到了《新唐书》这里，这个表述就改了，可能是觉得“好汉”两个字太粗俗了吧，改成了武则天说朕要一个“奇士”，奇人异士。虽说是文雅了那么一些，但是代价呢？唐朝人口头时候说话的那种生动感，就没有了。

《新唐书》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这些问题的根子都不是因为编写水平，而是因为宋祁、欧阳修们有一种强烈的风格主张。你想，自己写的文章可未必能传之后世，而为朝廷编写的正史，那传下去的概率就高太多了。他们要在这来之不易的一亩三分地上搞各种书写实验，要让千秋万代看看，什么才是好的儒家文风。

至于对后世的历史研究者来说，这部《新唐书》好不好用，普通读者觉得它好不好读，这不是他们首要关注的问题。就像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说的，写作嘛，“日常语言是一只家禽，写作就是要把它重新变回野种。”把风格彰显得足足的，让后人都感受到这种主张的力量，才是他们的追求。

他们这么做对吗？

这里再强调一下我对自己的那个要求：决不轻言古人的是非对错。为啥？不是怕说错了。而是一旦在古人的是非里选了边、站了队，就很容易错失读历史给我带来的最大好处。

什么好处？活得长啊。人生不过百年，要想活得长，除了保持身体健康之外，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看到更多人的活法，理解更多人的活法，把他人的生命装载到我这短暂的一生里，让自己有机会突破个人经验的边界。

台湾历史学家王汎森写过一本小书，书名就叫《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心量”，这是一个佛家的术语，就是我们内心世界的广阔性和包容性。心量怎么扩大？光靠知识不行。心量，是被我们看到的更多人的活法、更多的生命状态撑大的。如果我们凡事都力求要给古人一个评价，你对、他不对，那是用我的是非标准来衡量古人，那是借古人的故事又夯实了一遍我原有的价值观，爽是很爽，但是，我的心量并没有得到扩充啊。这个损失可就大了。

就拿我们今天说的宋祁和欧阳修来说，他们的《新唐书》被吐槽了。那我们选择去看什么？是去看他们的漏洞，还是试着去理解他们？你会发现，他们之所以对一些现象痛心疾首，是因为他们对一些价值爱不释手；他们之所以拼命地反对一些东西，是因为他们在坚决地捍卫另一些东西；他们之所以一不小心走了极端，是因为他们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活得很认真、很用力。

他们离世将近一千年了，他们不需要、也不在乎我们的辩护。理解他们何以如此，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我们自己的心智增添了一笔财富。所以，我才特别喜欢菲茨杰拉德的那句名言：“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还维持正常行事的能力。”是的，既能欣赏《滕王阁序》那样的优秀的骈文，又能理解宋祁欧阳修这代人对骈文的嫌弃，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的脑子里并存得越多，我们的心量才越大。

好，回到《新唐书》。其实，语言、文风，还只是枝节问题，后人对《新唐书》还有一个更大的质疑——崇尚春秋笔法的欧阳修啊，你真的是在写一本可信的史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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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之真

如果仔细分辨，你会发现，中国的史学脉络中其实是有两个传统的。

第一个叫“秉笔实录”，有什么写什么，重在真实。哪怕是皇帝办了错事，也得如实记下来。宋朝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有一次宋太祖赵匡胤在后花园拿弹弓打鸟玩呢，有大臣说有急事求见，那就见吧，结果什么急事都没有。太祖就急了，逗我玩呢？这大臣还犟嘴，我这事再不急，也比你打鸟玩儿着急。太祖什么脾气？当时就动了粗，把那大臣的牙打下来两颗。这位不急不忙弯腰把牙捡起来收好，太祖说，怎么着？你还留证据呢？你还告我去不成？这位大臣说了，告你，我是没地儿告你了，但是，写历史的人会记下一笔的。你等着。赵匡胤说，算了算了，哈哈哈哈哈，一边赔钱一边尬笑。你看，皇帝也害怕史官秉笔直书，这就是所谓的“实录”传统。

但是别忘了，中国史学还有第二个传统叫“春秋笔法”。说白了，历史不是记叙文，本质上它是议论文。历史记录的每一句话，甚至一词一字，都是暗藏褒贬。

表面看起来，这两个传统不矛盾，都是为了让那些我们在现实中奈何不了的人物，让他们多少有点敬畏。现在你随便，咱们将来在历史书上给你拉清单，就问你害怕不害怕千秋的悠悠史评？

但是，在写历史书的实践中，这两个传统，还真就有矛盾的时候。

关于“春秋笔法”，最著名的例子，是《左传》上记录的春秋时候晋国的一件事。当时晋国负责记载历史的史官大笔一挥，写下了五个字，“赵盾弑其君”，赵盾大逆不道杀了自己的君主。赵盾是个很不错的人，杀国君的人不仅不是他，他还老被国君欺负。赵盾大呼冤枉，我哪有？我没杀。史官说，你是朝廷里的最大的官，你逃亡又没有逃出国境，说白了你既然在境内，就有责任，你回来后又不主张讨贼，总之你职责有亏，我作为史官，不写你弑君我写谁？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就发了两条弹幕，第一条表扬这个史官，说就该这么写，是谁的责任就写谁。第二条表扬这个赵盾，你虽然无辜地背了弑君的锅，但是你成全了史官的原则啊，你也不错。

回到当时的情境，你会发现，史官这么处理，确实有他的道理。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国家出了事，不责成你们这些有权有地位的人负责到底，难道就谴责几个动刀动枪的小毛贼就完事了？所以写赵盾弑君，有当时的政治实用性。而孔子补的弹幕评论也很有用，把各方的是非曲直也都捋明白了。

但是，你意识到一个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后来《左传》的这一通解释呢？如果历史真的只留下这五个字：“赵盾弑其君”呢？那除了赵盾个人的冤枉之外，历史的真相可就被彻底掩盖了。所以你看，“春秋笔法”和“秉笔实录”这两个原则之间，其实是有矛盾的。

这就要说到欧阳修的《新唐书》了，这类的春秋笔法，在《新唐书》里就特别多。

比如，他觉得安禄山就是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那按照春秋笔法，就应该啥都说安禄山有责任。所以，《新唐书》里，安禄山派手下人去打的仗，欧阳修一律写成是安禄山在打仗。什么“禄山陷京师”、“禄山陷颍川郡”，等等，你看这些文字的时候，都能感觉到欧阳修的那个恨哪，是一颗钉子一颗钉子地要把安禄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问题是，这些仗不是安禄山亲自打的呀，你这么写历史，有没有想到要给后来研究历史真相的人带来多大的麻烦？

再比如，欧阳修当时不喜欢佛教，所以把《旧唐书》中关于佛教大师，神秀、慧能、一行等高僧的传记全部删掉，甚至连玄奘大师的事迹也全部删掉。所以，玄奘大师西域求法，后来在大雁塔下翻译佛经的事，你在《新唐书》里是找不到的。我不喜欢，所以我就不记录，用不记录来表达一个态度。

再比如，欧阳修特别讨厌宦官，那就不好意思了，有关宦官的部分就别怪我写得绘声绘色了。

要知道，在这本《新唐书》之前，中国的历史书对宦官的评价还是相对客观的。比如，同样是二十四史里的《后汉书》，它写宦官，就是一分为二的，里面的人有奸佞，也有忠良。对啊，宦官嘛，就是一个人群嘛，里面当然是各种人都有，这才符合我们的常识啊。甚至到了宋代，编那套《册府元龟》的时候，也还是这样。关于宦官的事迹，共分成16个门类。其中居然也有什么“贤行”、“忠直”、“才识”这样的门类，都是表扬好宦官的，而负面的门类只有四个，什么“ 朋党” “ 恣肆” 之类的。

但是，到了欧阳修的《新唐书》，宦官作为一个人群，总体上就被彻底否定了。欧阳修说，宦官都是小人，都很猥琐。为啥？因为他们身体残缺啊，所以性格阴柔，一肚子坏水。要么就是狗咬狗窝里斗，要么就是狼狈为奸，一起干坏事。带着这样的观念写作，结果就是《新唐书》大大增加了写宦官的篇幅，《旧唐书》写宦官1.29万字，《新唐书》增加了1万字，2.36万字。别忘了，这可是强调文风简洁的、惜墨如金的欧阳修的作品，这算是下了血本了。其中写了宦官21个人，有学者专门点算一下，只有两个人没有劣迹。

类似的问题，在《新唐书》里还有很多。你可能会说，这还算正常吧？不过就是一个写书的人，利用自己手里这点权力，通过对事实的选择性书写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已。

没这么简单。这背后，其实是一种我们今天已经不太熟悉的观念。关于什么是真实，欧阳修这一代古人的看法跟我们不完全一样。

在公元1020年的《文明之旅》节目里，我们曾经讲过欧阳修身上发生的一件小事。简单回顾一下：

话说几年前，范仲淹去世，范家的后人就找到欧阳修，请他为范仲淹写一份墓志铭，这份嘱托是很重的，相当于要写一份文件，为范仲淹盖棺论定。等欧阳修写出来了，范家后人就不干了，说您这文章里怎么说我家老爷子最后跟吕夷简和解了？吕夷简是我爸的死对头啊，还“欢然”和解？没有的事儿，我爸爸从来没有和他和解，拜托欧阳叔叔把这句删掉。欧阳修说，哎，这是我亲眼所见，你一个小屁孩，你知道什么！

最后的结果是：范家刻碑的时候，就自作主张把这句话删了；而欧阳修看到之后，就公开宣称，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你看，本来关系那么好的两家人，最后为这么件事闹得很僵。

这就牵涉到事实本身了。按照人之常情，范仲淹死的时候有没有和吕夷简和解，他儿子应该是最清楚的。因为如果没有确实的把握，他儿子也没有必要这么坚持。所以，大概率是欧阳修在歪曲事实，或者说，在“制造事实”。问题是，他为什么这么做？他有很多理由，为了朝局安宁，为了范吕两家的关系等等。

就像赵冬梅老师在一次演讲里的说法，这其实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真实观”。什么意思？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特有观念，他们相信文字的力量。就像“春秋笔法”一样， “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所以，别以为文字只能是现实世界的记录，不，这个逻辑关系可以反过来的，文字可以是改造世界的工具，我可以通过重新塑造文字来影响现实世界。所以呢？

所以，“传统时期的真实观，它允许甚至鼓励对于事实的漏略、拣选和重新编排。 当然，我不能说传统中国是不追求真实的，这句话本身其实是错的，只是说传统中国所追求的‘真实’，和我们今天理解和追求的‘真实’是不一样的。传统中国并不追求仅仅符合客观发生的真实，这就是我所说的传统中国的真实观。”

听到这里，估计你心里有点不舒服。事实就是事实，假话就是假话，怎么还有什么传统中国的“真实观”呢？

还记得我前面打过的“预防针”吗？别急着判断古人的是非对错。理解古人为什么这么做，也许可以扩充我们的“心量”。再看一眼这本小书的封面吧：《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

下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努力理解一下：为什么“功利主义的真实观”，也是一种可行的真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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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真实观

首先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绝对真实的历史可能吗？你还别说，在历史写作中，还真有这么追求的。

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里面提到过，有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要编一部加利福尼亚州的历史，那怎么做史料上的准备呢？首先，这个作者非常有钱，而且还得投入全部家当，花毕生的时间，把资料都搜集齐，才能开始动笔。那资料搜集到什么程度才算齐呢？从政府到企业到家庭的所有档案、账本，能买的都高价买下来，人家要是不愿意卖，就得想法借过来抄写，还得雇很多助手，找活着的当事人去做访谈、做口述。几年下来，搜集的资料装了整整十间房，再给这些资料进行分类，到了这一步，可以动笔写了。梁启超先生感慨，这种风格的历史写法，我们是不可能学的了。对啊，如果要把史料搜集到这个份儿上才能下笔写作的话，那中国历史的研究者就只能啥也不干了。

而且，稍稍一想就知道，你把这些档案搜集到了，这还只是加利福利亚这段历史上的九牛一毛。往小处一看，很绝望，因为你无法保证这些档案记载的准确性；往大处一看，更绝望，如果写一小段加州史都这么困难，那要写美国史呢？世界史呢？那就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英国学者柯林武德，既是一个大哲学家，也是一个大考古学家。他的自传里写，自己在英格兰参与了很多考古挖掘，面对着那些古罗马时代的建筑、钱币、瓶瓶罐罐，就产生了一个思考。这些考古挖出来的东西，它是历史上客观存在过的，这没错，但只要把它们都搬到博物馆里面，它们就自动成为历史了吗？不，那还只是一堆事实的碎片。柯林武德举了个例子，你要是记录一场演讲的历史，你应该记录什么内容呢？“演讲者音调的高低、座椅的软硬、第三排那个老绅士的耳朵好不好”，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但是，把这些东西拼起来，难道就是这场演讲的历史吗？

柯林武德最后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解释，他说，“一切的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这个句子有点长：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心里，把过去发生的事，重新演一遍，这之后才形成了历史。

对，历史不是过去发生的事实，那些事实是不可能被重现的，历史是“思想”。

那些考古出来的文物、档案、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人物事件，都只能是历史学家的服化道和演员，历史学家才是那个真正的导演，他要导出来的那个电影，是给现代人和未来的人看的。

请注意，在西方历史学的传统里，这也不只是柯林武德一个人的观点。我们熟悉的，还有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还有一句是英国历史学家希尔说的，叫做：“每一代人都要重写历史，因为历史不会变，但现实一直在变。”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历史不是过去事实的记录，历史是以过去事实为材料而对现实和未来讲的故事。

说完了这些西方人的观点，我们回头再来看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中国古人的“功利主义的真实观”，是不是就好理解一些了？对他们来说，历史也不过就是材料，使用这些材料，是为了解决他们这一代人面对的问题。

就像我前面举的那个例子，欧阳修为什么要那么写范仲淹的墓志铭？为什么非要说范仲淹和吕夷简最后完成了和解？有很多种解释：为了两家后人能和平相处；为了重塑大宋朝堂上的政治气氛；为了给后人树立一个榜样，等等。不管是哪个目的，其实我理解，欧阳修都是在落实孔子当年对君子的一个要求。这是《论语》里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子路问孔子，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就是那种用很恭敬的态度来提高自己修养的人，修己以敬。子路不依不饶，说这就够了？孔子说，那就再加俩字吧：安人，修己以安人，不仅要提高自己的修养，还要用这种修养来让周边的人各安其位。

大概是在二十年前，有一位长者跟我讲，很多办企业的人，都搞错了努力的方向，以为业绩增长才是目标，其实那是很难持续的。搞创业、做事情，只有一个目标值得追求，那就是孔子讲的这四个字：“修己安人”。让自己在做事的过程中，境界越来越高，顺便让周围的人过得越来越好。还记得，那个瞬间，我突然觉得，“修己安人”这是一个好高的做人要求啊。

追求真实，当然也是一个好的原则。但是，只要在现实世界里，你会发现，它经常是不得不为“修己安人”这个更崇高的目标让路的。

比如，有位姑娘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自己的美照，然后发了一段话：“最近休假，在读《史记》，写得真好啊。刚读到唐朝。”哈哈。假设，这个姑娘是你的一个熟人，你会怎么回复她的这条朋友圈？坚持是非标准？指出她的错误？《史记》压根就没写唐朝？换了你我，要么不说，要么就说：“开卷有益。太高兴你喜欢读历史了。”是的，我们这么回复，可能没有坚持是非，也漠视了事实，但是我在“修己安人”。

最后说一个我在汉武帝的传记《有为》里读到的段落：

话说汉武帝到了晚年，觉得自己这辈子真是太牛了，击败了匈奴、封禅了泰山，各种大功告成，那真是拔剑四顾心茫然，自古以来，就没有自己这么牛的人。但是有一个人，汉武帝心里还是挺羡慕的，谁啊？黄帝啊。就是黄帝、炎帝的那个黄帝。为啥？因为据说黄帝最后成仙了。汉武帝身边的那些方士，天天就勾引着他学黄帝，学求仙。

那好，现在司马迁要写《史记》，请问他会怎么写黄帝？

我原来没注意到，经这本书提醒，才发现原来司马迁写了两个版本的黄帝。在《封禅书》这一篇里，借各种方士之口，写了一个最终羽化登仙、得道长生的黄帝。但是，在《五帝本纪》里，他又写了一个最后像凡人一样死掉了的黄帝：“黄帝崩，葬桥山”。

是的。同一本书，同一个作者，里面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写法，你说，哪个是真实的？

你也别忙着说死掉的那个黄帝是真实的。其实，司马迁距离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比我们距离司马迁还远呢。在当时的知识水平下，他哪儿知道黄帝到底是死了还是成仙了？

司马迁这么写，哪个是真实的，其实一点也不重要。他以残破之躯，在汉武帝崇拜黄帝、疯狂求仙的时代氛围里，在《史记》的第一篇里，在那么醒目的位置上写下“黄帝崩，葬桥山”六个大字，黄帝死了。就这六个字，你感受得到司马迁的那种顶天立地的勇气吧？

这种勇气，在中华文明的传承过程中，伏脉千里，一直都在啊。

今天我们介绍了两种历史的真实观，一种秉笔直书，一种春秋笔法，一种事实为大，一种观点先行。我没有为任何一种真实观辩护的意图，我只请你看到它们在中国古人那里同步存在的现实。如果你还要问，那到底哪个对呢？或者，你和我一样，看见那种制造事实的历史书写方式，多少有点不舒服，那我们就来一起朗诵菲茨杰拉德的那句话吧：“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还维持正常行事的能力。”

祝你我都有这样的能力。

这就是我在公元1060年为你讲的一段有关历史书写的故事。我们公元1061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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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司马迁。后世很多批评者，说史记写的不全是真实，有很多小说家笔法，比如《项羽本纪》里写鸿门宴，那么精彩的细节，恐怕少不了司马迁的脑补。这究竟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小说的虚构，司马迁写史记，追求的是仅仅是真实吗？他在写给朋友的那封信——《报任安书》里说得特别清楚：

>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人类为什么要写历史，读历史？司马迁说得多好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是中国人的真实观。致敬司马迁，致敬真实的，或者不尽真实的历史写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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