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05年：“澶渊之盟”是个屈辱的条约吗？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05年，大宋景德二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三年。

这一年的1月，宋朝和辽朝签订了“澶渊之盟”。两国之间打了25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虽然谈不上谁胜谁败，但也是一时间云开雾散。

这一年的春天，宋真宗专门好几次下令，安抚河北地区熬过战争的老百姓。

先是1月23号，皇帝听说河北缺少耕牛，朝廷就免去了商人贩卖耕牛的税。

两天以后，1月25号，河北的囚犯，只要是死罪以下的，全部赦免。

到了2月10号，真宗皇帝又进一步了解到了河北的战争惨状，下了罪己诏，让河北人民休养生息。

与此同时，河北边境的很多地方也纷纷改名。原来的什么“威虏、平戎、定羌”这种剑拔弩张的名字改成了什么“广信，保定，保德”这种平和淡定的名字。

咱们要是有机会在1005年初的河北大地上走一走，春风拂面，一定会感觉：好日子和春天真是同时来了啊。

这是从老百姓的角度说。从皇帝的角度呢？不打仗了，大家当然都高兴。但是皇帝还会关心另一个问题：朝野、上下、内外，甚至后世，会怎么评价这个刚刚签订的“澶渊之盟”呢？

这时候突然来了一个机会，皇帝可以借机探测一下各个方面的反应。什么机会呢？

你想啊，仗虽然打完了，但是皇帝这个时候还是在澶州御驾亲征，该回东京汴梁了。那要不要在汴梁举行一个接驾仪式呢？这个仪式是隆重呢还是从简呢？

真宗一算日子，回汴梁的日子，正好是一位皇太后的忌日，就放出了一个试探气球：为了尊重皇太后，要不我就悄悄地回城，不要奏乐了，仪式也从简？

按说，你要是真这么想，这事你就定了不就完了？不。正好朝廷里有一个公认的学问非常大的官员，叫杜镐。这个杜镐有个外号叫“杜万卷”。真宗说，派人专门跑一趟，去问问杜镐这个礼仪专家这事该怎么办？

杜镐的回复是这样的，说“当年周武王伐纣，一路上还前歌后舞呢。现在是皇帝凯旋啊，举办欢庆仪式，没有任何问题，完全符合礼仪制度。”

你看，这是把这次澶渊之盟比作是当年武王伐纣，这是非同小可的胜利，是无可置疑的凯旋啊。

真宗还是不放心，说，你们这些高级官员们也议一议这个事，是大操大办的好，还是一切从简的好？大家都说，这么大的喜事，要办，坚决要办。真宗说，好吧，那就听你们的，办。

你听出来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测试：大家对澶渊之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看法。测试让皇帝很满意：“恩，看来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还算不错的结果嘛”。

但是，这事儿并不算完。澶渊之盟到底是一场胜利，还是一个屈辱的城下之盟？这个问题还是那么显眼地放在那里，不仅困扰着当年的宋真宗，也在后世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那好，我们今天就带着这个问题，一起穿越回1005年，大宋景德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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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到和平

1005年签订的“澶渊之盟”，是中国历史上一份非常完整的谈判记录。谈判的过程，各方的心态，最后的文书，史料是班班俱在啊。其中最为后世所注意的，是宋朝给辽朝的那笔钱，所谓的“30万岁币”嘛，我们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就学到了。

最后定下来30万这个数，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过程。

宋朝这边的谈判代表曹利用在出发之前，宋真宗就跟他交代了谈判的底线，土地问题不能谈，寸土都不让。但是，钱，可以酌情给一点，实在不行，给一百万“岁币”也不是不可以。所谓“岁币”的意思，就不是一次性给多少钱，而是每年给多少钱。

曹利用前脚刚出来，宰相寇准就等在那儿，说，“我知道皇帝跟你讲的数。但是你这回去，你许的岁币只要超过三十万，我肯定就要你的命。”那曹利用还能说啥？在谈判桌上肯定是咬死不松口啊。跟契丹人谈了七天，最后谈下来就是三十万。其中，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曹利用回到澶州之后，就去找宋真宗汇报。当时真宗正好在吃饭，不方便见人，但又很着急。就派身边的宦官到门外去问曹利用。曹利用心想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能跟个宦官讲，宦官只能回屋。宋真宗这下子更着急了，就让宦官硬问。这次曹利用就用手比了个“三”贴在脸上。于是宦官回去也照猫画虎比了个三。真宗大吃一惊，说坏了坏了，三百万，这也太多了。不过随后安慰一下自个儿，“三百万能把事儿了了，也行吧”。

等皇帝吃完了饭，君臣一见面，曹利用上来一个劲儿认错，说，我无能啊，许出去的钱太多了啊。许出去三十万啊。宋真宗一听，才30万，喜出望外，高兴得差点蹦起来，这幸福来得也太突然了。

我当年看到这段史料的时候，心里就想，这多次翻转的剧情，这跌宕起伏的情绪，专业编剧也编不出来啊。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故事实在讲得太好，这笔每年30万的钱给后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所以大家一直心里就有三个问题了：第一，人家打到面前才谈成的和约，这不就是城下之盟吗？第二，每年都要付钱，这不就是称臣纳贡吗？第三，用钱买来的和平，这不就是丧权辱国吗？

这可不止是我们在今天提这些问题啊。实际上，澶渊之盟签订之后不久，大宋的朝廷里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声音。

首先，我们要澄清一点：城下之盟肯定不能算。

什么是“城下之盟”？就是敌人已经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眼看就要破城了，我方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了，所以答应一些屈辱的条件，这叫“城下之盟”。但是这一次的宋辽大战，很明显不是这种情况。

上一期我们就讲了，澶渊城下的辽军，几乎没能攻克什么大的据点，主帅又阵亡，又是孤军深入。而宋军这边呢？是打还是谈，宋军是可以做选择的，这就是握有了战场的主动权啊。所以，肯定不是“城下之盟”。

那，每年给辽朝30万岁币，算不算称臣纳贡呢？这个也不是。

最终的协议文本里，那个字句写得是很讲究的。我翻译给你听听——

上来就强调，这可不只是钱哈，这就是我家的土特产。你看这不还有20万匹绢吗？是土特产！助军旅之费，这是两家和好之后，我有钱帮帮你，所以是资助款。下面更是特别要强调：我是不会派使臣把钱给你送去的，只会让我的财政部门派人把钱搬到雄州边界上，就是今天的雄安，你们自己来拿。

你听听，为了不让各方面有误解，这也真是下了一番咬文嚼字的功夫。所以，30万岁币肯定不是什么“称臣纳贡”。

那好，那就剩下最后一个，也最关键的问题了：用钱买来的和平，这是丧权辱国吗？

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因为这是个“价值判断”。和平是来了，但是要评价这个和平好不好，不同时代、不同处境的人的答案会不一样。毫无疑问的是，澶渊之盟肯定谈不上什么胜利，更谈不上什么光彩，它就是两个力量在长期对峙和激烈碰撞之后达成的一个理性的、平衡的安排。

好在我们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可以抽身出来，既不站在宋朝，也不站在辽朝的角度，相对客观地来看当年的这一大段事实。所以，我们可以把问题转换一下：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安排？对于中国历史进程来说，这样的安排有新意吗？新在哪里？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安排？如果回到历史现场，其实那一代人已经做出了一个判断：大宋和大辽，谁也彻底摧毁不了对方了。即使在打仗前，双方心里都清楚，最后的结局应该就是和谈。

我们来看事实。先来看大宋这边：

话说，6年前，就是咸平二年，公元999的夏天，大宋第一名将曹彬病重，真宗带上了万两白银，到曹府去看望他。

这个曹彬不得了啊，宋代立国之初的几场大仗，比如灭南唐，就是他带队打的。这个时候，曹彬已经68了，岁数大了，正当着枢密使，就是那个时候的国防大臣。

真宗知道，曹彬应该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就问他，现在辽朝可能又要入侵，我们该如何应对呢？曹彬给了一个大方向上的意见。他说，“我预料：北边的这个草原帝国，最终会与我大宋恢复太祖时代的和好啊。”你看，曹彬的判断就是这样：双方打来打去，最后可能还是得坐到谈判桌前。谁也拿不下谁啊。

那皇帝是个什么态度呢？真宗当时的回答是这样的：“这个事，我愿意为了天下苍生而自我委屈，可以和契丹和好。但是必须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执纲纪，也就是我们的纲领法度不能变。第二，存大体，也就是国家的体面不能丢。第三，即长远之利，也就是要追求国家的长远利益。”

听到这儿你明白了。1004到1005年，宋真宗在战争前线的那些决策的最底层的逻辑，其实在6年前就已经有了基本的雏形：寸土不能让，体面不能丢，皇帝自己可以受点委屈，要在长远利益的角度来算账。

再来看辽朝这边，渴望和平的意图那就更明显了。

你看整个澶渊之盟的谈判过程：提出双方要谈判的，是辽朝；写出第一封求和信的，也是辽朝啊；谈判中主动让步的，还是辽朝。

说白了，这一次辽朝看起来是气势汹汹，发动了全国的兵马南下，但是给自己设定的，是一个有限的战争目标：打得好，就把幽云十六州中的关南二州拿回去。打得不好，也要试探出双方的平衡点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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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因为辽朝这个时候掌权的萧太后，也到了要考虑后事的阶段。

萧太后这个女人很了不起。16岁当了皇后，18岁生了儿子，30岁不到老公就死了，她当太后，成了事实上的一把手。这又20多年过去了，斗败了那么多契丹贵族，挡住了宋朝的大举进攻，还把儿子辽圣宗耶律隆绪拉扯成人。

她现在也年过半百了，对于当时的草原上的女人来说，这已经算是高龄。她必须要考虑，怎么才能给儿子留下一个不太复杂的局面。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就不难看出：萧太后这次大举南征，是带有强烈的以打促谈、以战促和的意味的。

你看，1004年到1005年的澶渊之战，双方虽然架势拉得都很足，什么发倾国之兵，什么御驾亲征，但其实双方都存了一个要坐下来谈判的心思。所以，最后演化成那样的历史结局，也就不奇怪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分析了：如果一定要和谈，那双方谈成的结果，各自的利弊如何呢？咱们就来算算这笔细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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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账本

战争有两种。

一种是为大义而战，你死我活的、不死不休的战争。比如中国人当年的抗日战争，就是这样。蒋百里先生说得好，“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每一个民族的成长过程中，都有这样的战争。所以孙子兵法才说嘛：“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要么生、要么死，要么存、要么亡，几乎没有什么中间地带。

但还有一种战争，是处理那些没有那么极端的矛盾的。说白了，就是可以算账的战争。

我们这些战场外的人，对战争的期待往往是热血和激情，但是战场上的人，很多时候，满脑子都是账本啊。同样是孙子兵法，里面不也有一段吗？孙子他老人家，掰着指头跟你算：“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战争真是烧钱啊。多算胜，少算不胜啊。

从后来的结果来看，1005年的这场宋辽战争应该就属于后者，能算账的战争。

那咱们今天就坐下来认真算算，看看战争硝烟背后的那些理性逻辑。

辽朝这边没什么可算的。一场仗打下来，每年可以拿30万岁币，旱涝保收。太划算了。

那宋朝这边呢？

我手里这本《千秋是非话寇准》，北大历史系赵冬梅老师的著作，里面主要算了这么几笔账。

第一笔账：岁币到底多不多？

澶渊之盟每年要给辽朝的岁币是30万。那在宋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中占比是多少呢？0.4%左右。所以，基本不构成负担。

但是，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有钱我不一定要给你啊。所以，还要算第二笔账：这钱给得划不划算？

如果宋朝的北部疆界上没有和平，那就要大量养兵驻守，每年要花1500万。现在给出去的30万，只占1500万的2%左右。这还不算真要打仗时候要花出去的军费。你说这钱划不划算？

还有第三笔账。为什么宋朝要和辽朝打仗？为了幽云十六州啊。为什么要幽云十六州，为的是北方边境有险可守啊。现在花30万，换来辽朝的朝廷为宋朝约束自己的军队和人民，不许南下抢劫，甚至还为宋朝挡住更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入侵。等于是每年30万，养这么一支边境保安队，你说值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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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看见有人算了第四笔账：说是要每年送30万岁币过去，实际上宋朝根本没有掏钱。为啥？因为和平了，双方可以在边境上做生意了，这叫“榷场”。宋朝每年在榷场交易中挣的利润，都远不止30万。所以这笔钱本质上，不过是把挣到的钱还回去一部分而已。

咦？大宋朝每年花出去30万买平安，怎么算来算去，好像还赚了呢？这有点不符合我们的直觉。

这其实就是“澶渊之盟”给中国历史演化带来的一点新意：原来不能算账的事儿，现在变成摊在桌上的账本，不仅可以一次性地算，而且可以年年这么算。这给宋辽双方的政治博弈，就带来了新的变量、新的可能性。

咱们简单看两条：

第一个新的可能性，是宋、辽双方都有了更精细的、调整双方关系的战略工具。

把不能算账的东西变成可以算账的东西，这就意味着，双方关系可以通过多给钱或者少给钱进行微调了。

对啊，我现在是花每年30万，请你走人。将来我们之间的实力平衡打破了，就不见得非要战火再起，咱们就在这个数字上聊变动就行。你辽朝将来实力强了，我为了买平安，我可以加岁币。反过来，如果我宋朝实力强了，我可以减岁币，甚至反过来找你要岁币。能扒拉算盘解决的问题，咱们就别动刀枪。

事实上，后来真就发生了这么个事。

在38年后，也就是1042年，辽朝就觉得自己这边实力强了，要求把岁币涨一涨。宋朝这边就说了，也不是不能涨，但是不能白涨，你得干活，就是帮我对付西夏。

后来的结果是：岁币加到了50万，但是辽朝帮宋朝打压西夏。站在宋朝的角度来看，这不就是每年花20万，就能让大辽铁骑做我大宋的雇佣军，解决我大宋的西北大患吗？这笔买卖可太值了。

你看，使出战争手段，要么大赢要么大输。但是变成扒拉算盘，讨价还价，就可以精细地调整双方关系。这是国家战略工具箱里面多了一样好使的工具啊。

澶渊之盟给宋辽双方关系带来的第二样新东西，是双方有了更多的牵绊。

要知道，在澶渊之盟之前，当中原打不过草原的时候，花钱消灾这种事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

比如，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就是今天山西大同附近，最后是花钱贿赂匈奴单于的老婆，才解决了问题。

还有，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当上皇帝，椅子还没有坐热，突厥大军就打到了长安城下，渭水桥边，最后也是破财免灾，据说是把长安府库里的钱搬空了，才把突厥人请走。

这两笔钱，都是一次性给的。虽然也是花钱买和平，但是买到的就是“你撤军”这个行动。没有其他作用。等中原政权缓过来，马上就开始报复。汉高祖的仇，要等到汉武帝的时候才报，对匈奴进行犁庭扫穴式的报复。而唐太宗比较狠，只等了三年时间，就翻脸灭掉了东突厥。你看，在这两个案例里面，中原政权并不承认草原政权有和我共存的权利：给你的这笔钱的本质，是我的权宜之计，是你对我勒索的结果。所以，我也不用你承诺什么，你走了就行。将来，我也保留报复的权力。

但是1005年的澶渊之盟不同。

你注意到没有？30万，并不是一次性地付钱，而是每年都给，要不怎么叫“岁币”呢？这就不仅在法理上承认了双方共存的权利，也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30万的岁币，可不是大宋朝一次性地付出，一次性地承受损失，大宋朝每年付钱，其实拿到了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对对方行为模式的长期塑造的机会。

哥哥每年给你发钱。但是，钱不是白拿的。拿了哥哥的钱，就要好好约束你手下的部落和军队，不能过来闹事。你不乖，钱就不给了。

我花钱，买的不是你这次走，而是一种你的长期的、符合我期待的行为模式。

我看见有人这么算账：宋朝给辽朝的30万岁币，本质上是什么钱？我们还可以把它看成是在辽朝内部培养出一批“亲宋派”的钱。你想啊，只要不打仗，每年就旱涝保收拿到30万。这钱对大宋不算多，对辽朝可不算少啊。如果将来辽朝内部有人说，去他的澶渊之盟，咱们还是跟宋朝干架吧？那它内部就会有人跳出来反对，比如管财政的官员就会说：“别介啊！不打每年白来30万，打了不仅这30万没了，也不见得能打得赢啊。”你看，每年30万，就在辽朝内部培养了一批为和平说话的人，这不是让和平条约更有约束力了吗？

说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强调一下：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是可以算账的。我们今天只是借着澶渊之盟这个话题来看看，战争也有理性权衡的这一面。

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詹姆斯·费伦（James D. Fearon）在1995年写了一篇文章，叫《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这篇文章角度很巧妙，也算是现代国际关系学中讨论战争话题的经典了。

注意，这位费伦教授是政治学教授，他这篇文章不光解释了当代战争背后的逻辑，也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回望了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次战争。

他其实就是在问两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第一，战争为什么会爆发？第二，怎么才能避免战争爆发？

战争为什么会爆发？这个问题问出来，你可能会懵，原因太多了啊：可能是因为个人野心，可能是因为利益格局，也可能压根就是误会，甚至像特洛伊战争那样，就是为了抢一个美女。每一场战争都不一样，这就没法做学理上的分析。

费伦这篇文章高明就高明在这里，他把这个问题翻过来，换了一个问法，不是问“战争为什么会爆发？”，而是问“战争之前的谈判为什么会破裂？”

对啊，谁都知道打仗成本高，风险大，如果能在谈判桌上拿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为什么要打仗呢？所以，为什么会打仗？不会是什么“冲冠一怒为红颜”，而是因为坐在谈判桌上的某个人，在理性计算之后，觉得自己会赢，这才让谈判破裂的。

对，站在谈判桌的角度来看，战争不是因为冲动，而是因为理性。

比如，就算我觉得自己有理，但是我一算账，你有100个人，我有50个人，那还打个啥？我认栽算了。但是，如果你100个人是徒手，我50个人带枪，那你还打个啥？我一亮家伙，你认栽算了。还有，如果大家争一万块钱，我一算，即使我打赢了，给我的兄弟付医药费都不够，我还是不会打。

诶，要是这么说，大家不用打仗嘛，谈判桌上把自己的所有力量都摆出来，数一数不就知道谁赢了吗？那还打什么打？

好了，一个精彩的结论出来了：如果谈判破裂，战争爆发，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一定有人算错了。肯定是谈判桌上的双方，都觉得自己的胜算大过对方。但这不可能啊，赢家只能有一个啊。所以，一定是有一方要么低估了或者高估了某个因素，要么就是漏算了某个重要变量。

你看，分析到这里，“怎么避免战争？”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呼之欲出了。要想减少战争的爆发，努力的方向之一，就是要推动信息的共享、战略的透明，谈判桌上尽可能不要有任何一方的错算和漏算。

我今天介绍费伦这篇论文给你，其实是想请你注意到，再激烈的冲突的背后，也都有理性的一面。

我给你举个身边的、日常生活中例子，你体会一下：很多家长暴怒地骂孩子，甚至打孩子，你问他为啥，他会说实在被孩子气得失去了理智。好，我们只需要请他想一下，如果他正在暴怒的时候，孩子的老师打来电话，或者他自己的领导打来电话，他能不能换个态度好好说？他肯定能啊。

所以你看，没有什么被孩子气疯了这回事，就是他在心里算账，知道自己对孩子发泄一番，孩子不会反抗，他自己没有代价而已。

感谢1005年的宋辽双方，他们其实都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当时的人，要感谢他们放下恩怨，争取到了120年的和平；而我们这些后人，则要感谢他们从“打仗”到“算账”，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冲突解决模式。

真宗真的是胆小鬼吗？

今天这期节目最后这一段，我还想聊一个话题，就是宋真宗在整个过程中的角色。

一般的印象，真宗皇帝是个胆小鬼。说实话，很多史料的记载，都给大家这种印象。

比如，御驾亲征，是寇准逼着他上路的。

在路上，他一度又有点犹豫，到底要不要干脆跑路去南方。结果是老将军高琼给他做了一番分析，才让他下定了决心上前线。这位高琼不得了哈，开国名将，这时候70岁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说话有分量，皇帝愿意听嘛。

他怎么分析的呢？他说，“你看这些护送你的士兵，他们的家庭妻子都在京师开封。你要是往南方跑路，他们肯定是不愿意跟着的。路上就会逃亡。到时候咱们就会很惨。所以啊，您还是赶紧去澶州前线吧。”

等到了前线，敢不敢过黄河，又是个问题。还得是这位70岁的老将高琼出马。高琼不识字，所以那话说得也是糙，“陛下你如果不到北城，老百姓会像死了父母一样悲痛。”旁边有文官一听就火了，你高琼说啥呢！无礼！

高琼大怒，说：“你们这些写文章的人啊，敌人都在眼前了，你还说我无礼？来来来，你念首诗，看看敌兵能不能退？”然后就连拖带拽地把真宗弄过了黄河。

过去看澶渊之盟的相关史料，对真宗皇帝的印象就是这样。那没办法，历史叙事就是讲故事。一个精彩的故事里，既然已经有了寇准、高琼这样的正面角色，那就只好麻烦真宗皇帝这个配角当好绿叶衬托红花。

但是你想，在真实的历史场景里，皇帝怎么可能是配角呢？

有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在重大决策的时候，决策者可能会听各方面的意见，也会把各种选择摆在桌上让大家辩论，但是，最后的决定一定是他自己做的，不大可能是旁边的人逼的。

道理很简单，决策者的本事不见得是最大的，但是负的责任一定是最多的。寇准本事再大，真正能用来负责的只是他自己的这条性命。而真宗本事再小，要负责的，可是整个江山，是老赵家的列祖列宗。责任不同，做决策的时候要考虑的维度当然就不同。对他们做判断，不能看过程，而要看结果。

不管真宗皇帝在过程中有什么样的表现，犹豫也好，胆怯也罢，最后是不是上了前线？是不是出现在了黄河以北？是不是在指挥全国的兵马调度？是不是当着辽国使者的面说出了这样硬气的话：“我啊，守的是祖宗的基业，我可不敢丢啊。你们辽朝要土地，没有什么道理。如果非得要，那我就只好跟你们决战。当然，我也觉得河北老百姓太苦了，如果可以用钱来解决问题，资助你们一些钱，只要不伤朝廷的体面，那也可以。”

你看，这个表态也算是有态度、有底线、有分寸。

我这可不是为真宗做翻案文章。这是《文明之旅》节目特别想做到的一件事：我们既然是一年一年地讲历史，我们就必须假设自己是当时的人，生活在历史的现场，我们就更有机会，也更有责任去理解每一个历史当事人的弱点和优长，去体察他们的怕和爱。

真宗皇帝作为历史现场的主角，他看到的问题，他要处理的因素，比我们这些后人要多太多了。他不可能像寇准那么慷慨激昂，他必须持重谨慎、如履薄冰。因为他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多、非常微妙、非常隐晦，甚至不足为外人道。

我举个例子：宋辽双方在澶州城下对峙的时候，辽军心里是很怕的：孤军深入上千里，背后全是宋军的据点和生力军。比如，定州的大将王超，手里至少握着十万河北军精锐，万一包抄上来，搞不好就会被前后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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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摆在明面上的局势。但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真实情况是：宋朝更担心这个王超。真宗11月29号，就已经给王超下令，让他带队伍靠过来。但是到了1月份，都过了一个多月了，王超还是没有来。

他为什么不来？可能性有很多，但是有一种可能是无法排除的，那就是王超要拥兵自重。如果宋军败了，他手里的十几万河北军，就是他投靠辽朝的筹码。

这不是瞎猜啊。就在58年前，这样的事情就真的发生过。公元946年，契丹灭后晋之战，后晋大将杜重威率领30万大军，在河北按兵不动。最终杜重威投降契丹，间接导致开封沦陷，后晋亡国。你想，和现在的情况是不是一模一样？

为了不把王超逼得铤而走险，朝廷对这个事讳莫如深，大家都是看破不说破。果然，澶渊之盟达成之后，朝廷还是要把王超叫来，一路上小心翼翼，既不能让他觉得朝廷已经起了疑心，又要一点点地剥夺他的军权。最后，虽然没有处分他，但是也决不可能再让他带兵了。这件事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处理了。

你看，这么个巨大的战场变量，但是当时不能明说，因为怕它真的实现，事后也不方便做处分，因为既没有证据说王超真的就要造反，也不能让宋朝的武将们觉得皇帝随意猜忌，更不能让辽朝觉得宋朝这边内部其实军心不稳。所以，皇帝只能忍了。

这还只是澶渊之战中的一件小事。作为一把手的宋真宗，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要面对多少这种凶险的、晦暗不明的、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隐藏变量？只有他自己知道。作为后人，我们如果非要期待他像电视剧里的英雄一样，带领手下，拿到一场痛快的胜利，那也太为难他了。

年轻的时候我爱听京剧，梅兰芳先生的《穆桂英挂帅》里，有段唱词：“桃花马上威风凛凛，敌血飞溅石榴裙。有生之日责当尽，寸土怎能够让与他人？番王小丑何足论，我一剑能当百万兵。” 戏里听，那可真痛快。而今天我们讲1005年的澶渊之盟，讲的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虽然不痛快，但是有新意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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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并不是总是对的。但是和平毕竟是好的，即便不得不诉诸战争，我们想要的最终结果，也一定是和平。

唐代诗人杜牧，有一首很著名的《题乌江亭》，讲项羽的，其中有一句：“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说这个项羽也是死心眼，为什么要自杀呢？回江东之后，没准儿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呢。

但是同样这个题材，我还看到一首随云斋主的诗：“自古纷纭说项公，愚顽不肯过江东。果真收拾从头起，多少生灵涂炭中。”你项羽真要是卷土重来，要死多少人啊。

我们这个节目叫《文明之旅》，我们不仅仅是一个讲历史故事的节目，我们还要去分辨，在所有的这些人和事当中，什么才是文明的方向？

刚才说的这后一首诗显然没有前面杜牧的那一首有名。但是你一听就知道，那首诗背后的观念更文明。文明没有什么玄虚的，不过就是人类发展到今天，最能保护人、最能尊重人，最能发展人的那些观念、制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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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年宋辽“澶渊之盟”签下来了。辽军缓缓撤出，华北平原春回大地，老百姓又能够安居乐业了。大宋朝没有更加胜利，但是大宋朝从此有了机会变得更加“文明”。

好，咱们下一期，在公元1006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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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最后，这期节目我想致敬梅兰芳先生，刚才的节目里我说到了他的《穆桂英挂帅》，故事发生在穆桂英退隐二十多年以后，西夏又來挑衅，边关告急。唱两句吧。

桃花马上威风凛凛，敌血飞溅石榴裙。有生之日责当尽，寸土怎能够让与他人？番王小丑何足论，我一剑能当百万兵。

你可能想不到，穆桂英是梅兰芳在京剧舞台上，创作的最后一个角色。这出戏1959年在北京首演的时候，梅兰芳已经65岁了。一听这个岁数，你也能想到，《霸王别姬》的舞剑，《贵妃醉酒》的下腰，那是真唱不动了，于是他排演了《穆桂英挂帅》，你看，这正是梅兰芳智慧的地方，60岁的年纪，再扮天真少女，再演飒爽英姿都难了，但是没关系，他可以演历尽岁月的沧桑感，保家卫国的责任感，演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没点岁数还真不行呢。

参考文献

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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