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14年：杨家将传说到底有几分真？

楔子

您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14年，大宋的大中祥符七年，大辽的开泰三年。

日子过得可真快啊，大中祥符这个年号一共用了9年，这都7年过去了。“大中祥符”，一看到这个年号，又是“祥瑞”又是“神符”的，就容易想起那个年头的那些神神叨叨的事儿。就在这一年，玉清昭应宫终于落成了；就在这一年，真宗皇帝去亳州祭祀老子也终于成行了。全国上下还是那个接着奏乐接着舞的氛围。

如果抛开这些祭祀活动不谈，今年大宋朝堂上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一个人事上的变化。

上一期，我们在讲1013年的时候，说到朝廷提拔了两个枢密使，就是管军事事务的首长，王钦若和陈尧叟。但是，这两个人位子都没有坐热，今年就又被罢了官。

罢官的原因，说起来也是一地鸡毛。

枢密使所在的枢密院，不是管军事事务的吗？话说有边疆的武将立了一些功劳，就报到了枢密院，那怎么论功行赏呢？这就出现了意见分歧。王钦若和陈尧叟，就是刚被提拔的这两位，文官出身的人，说这种小功劳意思意思就行了。但这个时候枢密院还有一个副长官，叫马知节，武人出身，他说，别介啊，国家多少年不打仗了，边关没有立功的人了。这次可以赏得重一点，对其他武将也是个激励嘛。这个意见就统一不了，事情就拖下来了。

时间拖久了，马知节就不干了，当着真宗皇帝的面，和王钦若大吵一架。马知节这种大大咧咧的武人对王钦若这种机灵鬼儿，本来就各种看不上，这次也是借题发挥，陈芝麻烂谷子地揭了王钦若很多短。王钦若可能也是心虚，说行行行，不就是奖赏一些武将吗？给他们都破格升官行了吧？

没想到，王钦若这下又把真宗皇帝给惹了。为啥？因为你破格提拔武将，不向皇帝汇报，自己就做主了，没走程序嘛。真宗就跟宰相说了，王钦若他这是要干嘛呀？开始，不给人提拔，现在又擅自破格提拔。哟，原来朝廷用人，都是你们说了算呗！我身边的人要是都这样的话，我这个皇帝把手绑起来，啥也别管得了。你听听，这不仅是批评啊，这是话中带气了啊。

皇帝生气，还不止这一点，回头再一看那个跟王钦若吵架的马知节：你也不是什么好人，大事小事，动不动就吵。你就说你，朝廷里的官你是不是都骂遍了？真是宽以待己，严以律人啊。走，你们都给我走人，走了我这儿清净。

就这样，枢密院这会儿正副职加起来就这么三个领导，现在全部被撤了。那换上来的是谁呢？老熟人，寇准。不过这次寇准回开封没多长时间，也就十个月吧，很快又被撵出去了。关于寇准在这个阶段的沉浮，我们下一期再说。

我自己看到这段史料的时候，心里是有一声叹息的：这位真宗皇帝，确实是有点力不从心了。他继位已经17年了，用来用去，就是这几个大臣，他有很多不满意，但是也没办法：有的是处出了真感情，比如王旦；有的是用出了依赖性，比如王钦若、丁谓；有的是自己不喜欢，但是朝野声望挺高，不用还不行，比如寇准。

你就想一个现在的公司嘛，如果重要岗位老换新人、年轻人上来干，那通常是比较有活力的时候；如果中层干部很多年就是那几个人转来转去，高层对他们也谈不上多满意，但是好歹业务熟悉，也有些老感情在，就这么着吧，这时候的公司通常就进入了活力衰退的阶段。

再来看看真宗用的这一拨大臣，其实也是在日渐凋零啊。宰相王旦的生命，还剩下三年时间，他在1017年去世；刚才说到的马知节，还剩五年时间，他在1019年去世；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宰相向敏中，1020年去世，还有六年时间。后面这几年，真宗皇帝要一个个地送别他朝中的这些老臣。

回到这一年，1014年，真宗还送别了一个人，这个人比我们刚才讲到的所有人都有名，甚至比真宗皇帝本人还要有名。谁啊？杨六郎杨延昭，杨家将中杨老令公最有名的那个儿子，这一年也去世了。享年57岁。

杨六郎杨延昭原本叫杨延朗。你要是看过我们1009年的那期节目，就会知道真宗皇帝为他们老赵家发明了一个祖宗，叫赵玄朗，又是神仙，又是皇帝的祖宗，来头这么大，所以这“朗”字就要避讳了，杨延朗只好改叫“杨延昭”。

杨延昭是死在自己的岗位上的，当时是高阳关的副司令。高阳关在哪里？就是当时宋辽对峙的前线。民间说的杨六郎镇守三关，也就在这一带。现在虽然双方不打仗了，但高阳关毕竟还是大宋在军事上最重要的区域。有杨六郎这样的名将在，还是让人安心。所以杨六郎这一走，将星陨落，对当地的震动很大。史书上记载，杨延昭出殡的时候，皇帝派身边的宦官来料理丧事，而过来送殡的河北人，远远地望着他的棺材，纷纷掉眼泪。

那这期节目，咱们就聊聊杨六郎和杨家将。我们把重点放在一个有趣的问题上：真实历史中的杨六郎和杨家将，和传说中的杨六郎和杨家将有什么不同？又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呢？

好，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穿越回1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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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杨家将”

我们来简单说一下正史中记载的杨家将。大概是三代人的事。

第一代，杨业，也就是杨老令公，原来是北汉的名将，号称“杨无敌”，后来投降了宋朝，是山西北部的雁门关一带的守将，屡立战功。后来在陈家谷之战中被辽兵俘虏，绝食三天而死。那这个“杨无敌”的称号是不是名实相符呢？北大历史系党宝海老师提供了一个侧面的证据：在《辽史》里面，很多个辽朝大将的传记里都提到了这件事，“俘虏杨业，这里面可有我哈！”。这说明啥？说明在当时的大辽，能俘虏杨业是一件值得夸耀的大功劳。那你说杨业厉害不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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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就是杨业的儿子杨延昭，民间传说管他叫杨六郎。他先是跟着父亲杨业在山西守关，然后调到河北。他在河北的这一段，正好是宋辽之间的博弈最精彩的一段。打仗的时候，有他；订立澶渊之盟的时候，有他；和平之后镇守边关的人，还有他。

第三代，是杨文广。杨延昭的儿子，毕竟是名将之后，还算被朝廷重用，在西北和西南都打过仗。但和他的祖父、父亲相比，没有什么突出的战功。

统计一下，在《宋史》里面，关于杨家将的介绍，也就2500字吧。这就是正史里面关于杨家将全部的资料。就这么点儿。

传说和史料对得上的，有那么一件事，我们1004年那一期还提到过，就是把杨六郎把井水泼到城墙上，冬天冷嘛，等冰凝固之后，辽兵就爬不上城墙了。这件事小时候听评书，印象很深，这事还真见于史料记载。

至于其他的，得老实说，基本上都是编的。

有一类传说，情节完全是虚构。比如说比如说金沙滩一战，杨家第二代，从大郎到八郎精忠报国，大郎射死辽主，自己被刺杀；二郎战死；三郎马踏如泥；四郎、五郎下落不明；七郎搬兵求救，被潘仁美射死，八郎落入番邦招了驸马，只剩下了杨六郎杨延昭护住老父亲……其实，这场大战根本没发生过。还有，评书里说得特别悲壮，催人泪下的杨老令公杨老英雄碰死在李陵碑上，对不住，也是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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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类虚构，人物，历史上是真有，但是在传说里关系是错乱的。比如，寇准和杨家将，在真实历史中其实没什么交集，但是在民间传说中，寇准那可是杨家在朝廷里的大靠山；再比如，潘美，在杨家将传说里叫“潘仁美”，是害死杨七郎和杨业的元凶。但在真实历史上，他的确跟杨业的死脱不了干系。但也就是个领导责任，肯定不是有意加害。

还有一类虚构，人物算是有个原型的影子，但和史料相差甚远。比如，杨业的夫人佘老太君，就是一百岁还能挂帅上阵那位老太太，有人说是西北武将世家折家的女儿，嫁给了杨业。但是说实话，宋代正史、野史上，都没有这个记载。这个说法出得非常晚。可信度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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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民间传说里好多特别有名的人物，完全是子虚乌有。比如，杨宗保、穆桂英两口子。在传说中，他们是杨延昭的儿子儿媳，杨文广的父母。其实，这是横空插入的一代人，完全不存在。所以，什么穆桂英比武招亲，什么杨门女将，什么十二寡妇征西，什么八姐九妹，什么烧火丫头杨排风，所有这些人物，都是后来民间文学的创造了。如果你喜欢看京剧的话，那些著名的杨家将剧目，什么《金沙滩》《李陵碑》《清官册》《辕门斩子》《穆桂英挂帅》《状元媒》《四郎探母》，也都是虚构，不是真实历史。这些故事，在宋代的时候都还没影儿，到了元代杂剧里面，才开始陆续出现，最后在明代进入了杨家将演义小说，印成了书。

写到正史里的杨家将，虽然是白纸黑字，其实读过的人并不多。但民间的杨家将，我们从小就听评书、看京剧，就算是年轻的朋友，也不会完全没听过杨家将，电子游戏还有杨家将主题呢。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民间的杨家将，会这么添油加醋地编故事？为什么大家不按正史里记的事实来说？为什么编出来的故事，能多出那么多人、那么多的事？

这期节目，借着杨家将这个线索，来聊聊一个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有点陌生的话题——口语文化。

什么是口语文化？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世界上完全没有文字，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只能口口相传，那人类的文化面貌会是什么样？

你可能会觉得，那文化传播和留存就非常困难了。即使有，可能也只是非常短小零碎的一些片段。没有文字的帮助，大量的信息不可能被精确地记录，也不可能被远距离和长时间地传播啊。就像今天的很多人，没带电脑，没有PPT，连开会发言都不会讲。

但是不好意思，这个印象是错的。

口语时代，不仅有文化传播，而且规模非常大，传播力非常强。比如各个民族的史诗。世界文化史上有所谓的“五大史诗”一说，就是巴比伦史诗《吉尔加美什》、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篇幅都巨大。

其中，最著名的两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规模已经很大了，分别都有1万多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更长，2.4万多节，《摩诃婆罗多》更大，10万多节。但是所有这些加起来都不如我们藏族的《格萨尔王传》长，格萨尔王传现在整理出来的，就有100多万行。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中国还有另外两部超大型的史诗，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也是动不动就十几二十万行。

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这么长的诗，记得住，还能够几天几夜地这么一口气唱，真的可能吗？怎么做到的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见过的解释，有这么几种。

第一种解释是：他们不是死记硬背的，都是有套路的。你看起来是那么大一篇，其实，里面有很多预制件，很多套话、程式、场景、主题，都是反复重复着用的。所以，有人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史诗的创作过程，叫“编织”。对，其实就是那么些套路，通过一通眼花缭乱的穿插、组合、拼装之后，变化就多起来了，编多长都不是事儿，记起来也没有那么难。在上个世纪，这是西方研究荷马史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还有一个名词，叫“帕里-诺德理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这在我们听中国评书长大的人来说，这个理论特别好理解。评书听多了之后，你就明白，其实就那么些套路。

比如说，刘兰芳讲的评书《杨家将》，讲到杨宗保第一次见穆桂英，是这么说的：

宗保一看眼前女将：全身披挂，脑后插着雉鸡翎，凤凰裙双遮马面，牛皮靴牢踏在镫，只长得桃花粉面、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眼神炯炯中透出杀气，胯下桃红战马，马脖子上挂着十三个银铃，“哗㘄㘄”直响，清脆动听，手中一口绣绒大刀，刀上拴着红缨，飞鱼袋盛镇天弓，走兽壶装穿云箭；斜挎百宝囊，不知还装有何物。

这一段要不要背？当然要，这叫贯口。但是背熟很多段这样的贯口之后，再去描写一位女将，不管是哪部书，也不管是谁，肯定是张口就来。这就是所谓的套话编织。

所以你看，中国的传统评书演员，很多都不识字啊。比如评书大师单田芳的父亲、伯父、叔父，都是当时的评书名家，但是都不识字。他的几个师姐，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是怎么样？不耽误一辈子会讲好多部大书，这背后靠的就是这种隐秘的技术，用套路编织故事和套话编织修辞的技术。

这是一种解释。其实还有一种解释，我觉得就更加深入了。就是口语文化时代的人，和我们这些文字文化下长大的人，其实大不一样。他们的很多能力，比如大段背诵的能力，我们是没有的。

这个地方我要说一个感慨。我们这代人是从文字文化过渡到电子文化的一代人，现在我们的记诵能力，已经差得很远很远了。我小时候，就见过一些老教授，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就真能说，到我的书架上第几排第几行什么书第几页，那里有答案。所以，钱钟书先生所谓“照相机”式的记忆力，不是什么传奇，那代人中的高手真就有这样的能力。在用上智能手机之前，谁身边没有几个张嘴就能背出几十上百个电话号码的人呢？

就在我们现在说的宋代，李清照和他的丈夫赵明诚，吃完饭之后就开始煮上茶，两口子玩游戏：你说哪件事在哪本书哪一卷第几页第几行，说对了的人就先喝茶。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两个人经常举杯大笑，把茶都泼在衣服上。不是有那么一句诗吗？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这个典故听起来不过是两口子的闺房之乐，但是你跳出来一看：太惊人了，这是何等可怕的、碾压式的背诵能力啊。

那你想，这还是文字文化下的人，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呢，人更依赖记忆力。在远古的时代，有些人具备可怕的记诵能力，有啥不可想象的呢？

我这不是在神化古人哈。这是对人类潜能的赞叹。只要有需要，在长期的训练下，人的某一项能力经常可以达到惊人的程度。

比如我曾经在霍布斯鲍姆这本《革命的年代》里看到一段话。他说，工业革命之前，欧洲人普遍非常矮，招来当兵的男人也就是1.5米左右的身高。（此处当为霍布斯·鲍姆笔误，实际应当是1.6米左右）营养不良嘛。但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人的体能，法国大革命中的那些军人，骨瘦如柴、发育不良，但是可以全部武装，每天负重行军50公里，连续一周，而且是家常便饭。这种体能，今天可能要特种兵才能做到。

别看我们今天营养好，人高马大，但是我们脱离体力劳动太久了，这种体能，对我们来说就是神话。同样道理啊，我们距离需要大段大段背诵的时代也太久了，所以，远古时代人的背诵能力，对我们来说，也是神话。充分理解人的可塑性、人的巨大潜能，可以打消我们这代人的傲慢。

这说了半天，其实只解释了一件事：不识字的评书艺人，为什么能进行那么长的口头创作，能把那么一点点的关于杨家将的事实，变成那么长的虚构故事。

那下面就还要解释一个事，这些口头文学的创作，为什么要胡编乱造，为什么会不在意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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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的近处和文字的远方

为什么口语文化中的人，会倾向于胡编乱造？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不是他们在有意造假，而是口语文化下的人的真假观和我们不一样。

多年前，我看过一本讲藏区的书。作者当时在藏区的黄河上漂流，有一次在一户藏民家里喝茶，主人就讲起一件刚刚发生的事：一个黄河考察队的船刚刚在周围的一个湖上沉没，说这船在湖上飞速行驶，湖底的山涧把那条船像鱼一样从中间剖开，船像箭一样沉了下去，讲得充满了细节，是绘声绘色。但是没过几个小时，作者就遇到了那只考察队，他们的船原来只是被一个桥墩撞翻了，有惊无险，没有任何伤亡。作者就感慨，这么近的距离，这么短的时间，一个消息就能变形到这个程度，可见口语文化的想象力。那户藏民的主人肯定不是有意说谎，这就是口语文化的传统，一件事在每个人嘴里过一遍的时候，都要叠加自己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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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是观察孩子，他们其实就是这样。孩子有时候并不是撒谎，也并不是好骗，只是在他们的世界里，真实和虚构的边界没有那么清晰而已。有一次，我在节目里说起圣诞老人，我看有用户评论说，“哎呀，刚觉得你说得挺好，就把孩子叫过来看。结果正好听到你说圣诞老人不存在。罗振宇啊，你怎么把圣诞老人出卖了呢？”

这位朋友你放心，早就有研究发现，孩子对圣诞老人是真实是虚构，其实心里是非常有数的。我就观察我家的俩娃，她们小时候在一起玩，经常就说，我们假装这样吧，我们假装那样吧。对，孩子就是活在假装和真实不太分的世界里，乐此不疲。如果你告诉他们圣诞老人是假的，他们的感受并不是受骗了，而是你们大人为什么要强行把真实和虚构分开？这种撕裂感，把他们搞得很懵而已。

口语文化这种真实和虚构不分的状态，到了文字文化的时代，就要变化了：杂乱的、混沌的思绪，落实成了白纸黑字；白纸黑字再统一成了各种定本，于是真假、是非就判然分别开了。

我们这代人，打小读书识字、上学明理，整个心智模式都是被文字文化塑造出来的。文字文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让人的世界里有了“确定性”这个东西。说白了，文字文化的世界里，有越来越多的标准答案。

想想我们的成长过程吧：最开始，我们只是会说话，就是口语文化里的人。只要生理正常的孩子，没有不会说话的。这个学习过程虽然很复杂，但是好像并没有多艰难。我说话只要周围的人听得懂就行，没有什么绝对的是非对错。但是一旦进学校开始学习文字，我们就一步进入了文字文化的世界，一大堆难题就扑面而来了。因为文字是有各种标准答案的。字形、笔顺、读音，哪个不对都不行，是非、真假，就变成了大问题。

而且你发现没有，这个是非真假的标准，不是以我身边的人校准的，是由远方的，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定的。

举个例子，有一期《文明之旅》的节目，我说秦始皇的“阿房宫”，我读成了“fáng”，很多用户在评论区纠正，说应该念“páng”。其实，我这么读，不是自己信口开河，是认真查过《新华字典》的。但跟我较真的用户，说的也有道理，语文课本里是这么标的。但不管怎样，我们各自依据的这个标准，不是身边的人，而是远方的、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那些教育部门的人、编教材的专家、编词典的权威。有时候，标准还会变动，那没办法，我们也得跟着变。

类似的字还有很多。一骑红尘妃子笑，现在要读qí；说客，现在要读shuō；确凿，现在要读záo。我小时候辛辛苦苦学的、胆战心惊怕写错的读音知识，现在都不对了。那没办法，只能按现在正确的，也就是远方的人给我制定的标准来。

生活在文字文化里的人就是这样：我们的生活，是由一系列的标准、是非、规则、定本、答案来决定的。而这些标准、是非、规则、定本和答案，又是由远方的、我不认识的人来制定的。我们对此见怪不怪，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但是，你现在可以想象一下，我生活在一个还没有文字的社会，我的世界什么样？

作为一个口语文化中的人，我可能从生到死也没怎么离开过我的家乡，我和熟人一起生活在“附近”。我的整个世界就在此地，我所有的成败利钝、吉凶祸福，也都在周边，我的一举一动，都是做给附近的人看的。远方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更别提，由远方的、不认识的人来给我制订是非标准，这就更奇怪了。

你看，这就是口语文化和文字文化根本性的不同。借用米兰·昆德拉的那本小说的名字，文字文化中的人，是“生活在别处”，而口语文明中的人，是“生活在附近”。

理解了这种远处和近处的差别，我们再接着追问：为什么口语文化中的人，会不在意事实？

其中一个答案是：他们在意的是眼前人，是身边事。他们不会在意时间和空间上都很遥远的文字里的历史。

想象一个场景好了：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一天晚上村子里来了一个盲人吟游诗人，据说名字叫荷马，村长请他在这里住上一个月，每天晚上给大家讲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故事。那我期待的是什么？是当天晚上的精彩啊，是他的临场发挥和添油加醋啊，最好有些情节，别的村子里的人都没有听过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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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再过几百年，希腊出现了文字，有人把《荷马史诗》记下来了，这就麻烦了：出现了定本。村里再来什么吟游诗人，不管他讲什么，大家脑子里都有一根弦：他说得对吗？跟定本上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是不是他没本事、记错了啊？这个念头一起来，那个活泼泼的，每天都在生长的，每讲一遍都不太一样的《荷马史诗》还在吗？不，《荷马史诗》就死了啊。

杨家将故事的流传，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个说书先生，民间艺人，他在意的是什么？是自己说的和历史记载是不是一样吗？不会啊。他又不认识字。他又不发表论文。他的作品又不需要对五湖四海和千秋万代负责。他需要负责的，需要在意的，就是今天这个书场：有没有座儿，能挣多少钱，能讲多少场，今天听的人喜不喜欢，能不能给他扬名，明天来的人是不是更多？你看，他只是生活在附近。

就像我刚才把杨老令公的儿子，从大郎数到八郎，可能有的人就要给我挑错了，落入番邦招为驸马的，明明是杨四郎啊，你怎么说成八郎了？没错，京剧里有《四郎探母》，说的就是落入番邦的杨四郎。但在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里，比武招亲娶了辽国三公主的，却是八郎杨延顺。你看，这恰恰说明了口语文化的特点，就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过去我们提到口语文化，总是觉得弱点很明显，不靠谱，话从口出，随风飘散，它只能照顾到眼前的人，既管不了远方，也传不到远方。今天这期节目，我想提醒你换个视角，口语文化，这种“生活在附近”，有没有什么被我们忽略的好处和强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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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兴现场与游戏精神

口语文化的好处，最简单的，就是给即兴发挥，也就是人类蓬勃的创造力留出空间。文字文化，白纸黑字印在那里，就动不了了，但口语文化不一样。

举个例子：话说晚清的时候有一个著名说书人，何云飞。在苏州的评话界，水浒传讲得最好的就是他。他师父能力不太行，讲一次水浒，最多只能讲二十七天。但他有个外号，叫做“何一年”，因为他一部水浒，一年都讲不完，而且真的这辈子都没把水浒全套讲完过。有个传闻，说他有一次在苏州的书场，讲水浒传的“石秀跳楼劫法场”，讲到石秀的左腿刚跨出窗户，有个客人突然叫，“你今天能不能让石秀跳下酒楼去！”何云飞问为啥，客人说他明天到上海去有事，要五天才能回来，这个关子错过了就听不着了。何云飞笑了，说你去吧，包你第六天来听，他仍旧在，没跳下去。嘿，结果在第六天，何云飞就是等着他回来了，才让这石秀跳下去。

所以你看，评书艺人不是在有意造假，他是随时关照自己的客人，那才是他的衣食父母。讲的时间是长是短？即兴发挥是多是少？那要看现场客人的反应。这是一个在场者共享的游戏。如果那天我在何云飞的书场里，我就倒要看看，你怎么一个石秀跳楼能跳上五天，我知道你在等那个客人，我愿意成全你这个善意，我也愿意看你显自己的能耐，我也愿意参与和见证到这段佳话里来。这才是口语文化里的人的心态。

我从旧书市场上淘到过一套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扬州评话《武松》，王少堂先生讲的。原来，扬州评话里面，讲武松，叫“武十回”，只能讲二十天，但是王少堂这辈子，不断地抻长，一直抻长到能讲七十五天。原来《水浒传》里的这段故事也就8万多字，但是这次王少堂讲，光录音稿就有一百一十万字，出版的这个版本，删节了很多，还有八十多万字，相当《水浒》原书十倍。这就是王少堂老先生的本事啊。

而且，这个本子，因为王少堂知道是要整理文字用的，很多本事都没用上。比如，王少堂有一次讲武松打虎，说到武松骑在老虎背上举起拳头准备打，中间穿插了许多噱头，讲了一个星期，武松的拳头还没有打下来。这种段子，想必是即兴发挥，在这次整理的版本中肯定就看不到了。一旦写成定本，要考虑的维度就太多了。评书现场的那些鲜活的创作，就只能忍痛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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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有一本书不得不看，郭宝昌先生写的《了不起的游戏》，讲京剧艺术的。这个书名起得特别好，不要觉得京剧是表演，是台上人演给台下人的戏，不，京剧是剧场里所有人都参与的一场游戏。

就拿“叫好”这事来说吧。听交响乐、看芭蕾舞，都不带叫好的，演出再精彩，中途鼓掌都不礼貌。芭蕾舞演员一举腿，你喊，好腿！那估计保安就要请你出去了。但是京剧就不一样，观众叫好，不是干扰，那是一场成功演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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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一个戏迷去听《四郎探母》，我是为了看那个情节吗？那根本不重要。我是参与今天这场游戏的人啊，我水平高的话，我当然知道我要听什么看什么。比如四郎探母，整出戏，也我就是要听那句“叫小番”的噶调是不是唱得上去。你唱上去了，我恰到好处正好在那个点儿上喊了一句好，哎，你也是行家，我也是行家，那才叫双赢。

京剧历史上有这么个事，北京的名角谭富英到天津唱这出《四郎探母》，本来他嗓子特别亮，唱“叫小番”不在话下，但是这次见了鬼了，就是唱不上去，第一次没唱上去，第二次，还是没唱上去。奇怪的是，票价一直涨，第三场涨到了一张票三块三。你想，那个时代，三块三大洋一张票，那是多贵啊。天津人说了，“三块三，我就要听你这叫小番”。结果呢，第三次还是没唱上去。据说谭富英再也不敢去天津演出。

那你说，买三块三票的人觉得亏了吗？按今天的话来说，产品交付不到位，演砸了，肯定亏了啊。但是京剧观众不会这么想。还是那个道理：这是剧场里所有人的游戏。天津人花三块三，来了这个剧场，他要参与的就是这段佳话，不管谭富英唱没唱得上去，他是赞叹，还是失望，他都是这个传奇故事的见证人。这才是他要的。

今天我们是从杨家将的故事说起。我试图给你看两种文化模式：

一种是我们熟悉的书面文化、文字文化。在这个世界里，确定性非常强，人类可以踩着前人的确定的脚印不断地往上走，不断地发起大规模的合作。每个人都可以和远方的人连接，用远方的标准、规则来校准当下的自己。

另一种呢，是我们已经有点隔膜的口语文化。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是那么鲜活，那么热火朝天。每个人都生活在附近。他们一手接过别人的传说，加进自己的想象和理解，然后再传给别人。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应对眼前的挑战，也达成和周边世界的共识。他们这样创造着自己的英雄，然后把英雄当做镜子，在里面看见自己的样子。

那么，哪种文化好呢？这就要说到历史上的一个名场面了。

话说王阳明的晚年，聚众讲学。很多学生听了课之后，就想用笔记下来。王阳明赶紧拦着，说，别记录。我给你们讲课，有点像医生用药，那都是因病施治啊，根据病人的情况不同，用药也不同。如果医生遇到什么病，都是同一副药，那不就是杀人吗？我现在给你们讲课，就是希望你们能有所改变，如果你记下来，变成了文字，将来流传出去，不管什么人，都按照这一套去做，这不是误人误己吗？这不是罪过了吗？

但是，王阳明还是没有拦住。他想守住的活泼的、临场的、有对象感的口语文化，最终还是被记录了下来，变成了有定本的、不再变化的文字文化。这就是著名的《传习录》。你看，不记录下来吧，这么宝贵的东西就随风而散了；记录下来吧，每一句话都是对在场的的人说的，听在不在场的人的耳朵里，多少都会发生曲解。

从这个故事里，你可以品出口语文化和文字文化各自的优劣，以及王阳明当年在面对选择时候的两难啊。

我们在公元1014年，借着杨延昭去世的这个话头，讲杨家将在口语和文字两种文化中的不同流传，是想拨开帘幕，让你看到口语文化的一角。口语文化，是不是和我们过去理解的不太一样？它不是低级的、临时的、易碎的。它其实是活泼的、率真的、有生命力的。

讲到这里，我自己也是心念一动：《文明之旅》这个节目的追求吗？把那些看起来已经落伍的、过时的、成为陈迹的文化，再翻出来，不是为了凭吊古人，更不是为了让身在现代文明中的人有优越感，而是让我们看到人类文明的多种样式和无限可能。凡是人类历史出现过的东西，就永远不会再消失了。它们是祖先倒好放在那里的一杯美酒，它们是跳跃在永恒时光里的一丛火焰，它们是在人类未来命运里必然会再次发芽的一枚种子。

看到它们的价值，然后随时准备享用。

咱们1015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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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全世界那些伟大的口语传播者，除了我熟悉的说书艺人，在古希腊，他们是吟游诗人，在印度，他们是说唱艺人，在哈萨克，他们叫阿肯，在柯尔克孜，他们叫玛纳奇，在藏地，他们叫仲堪，他们还有很多我说不出的名字。他们目不识丁，但记得住上万行的长诗，能讲五天五夜的故事。他们在乡村点起篝火，在市镇支起小摊儿，眉飞色舞地吟唱、讲述英雄传奇。 在漫长的印刷和文字没有普及的时代，他们才是最有力的文化传播者。

读一段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吧，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吉尔伽美什呦，你要流浪到哪里？

你所探求的生命将无处寻觅。

自从诸神把人创造，就把死给人派定无疑，

生命就保留在他们自己的手里！

吉尔伽美什呦，你只管填满你的肚皮，

不管白天黑夜，尽管寻欢逗趣；

每天摆起盛宴，

将你华丽的衣衫穿起；

白天夜里你尽管跳舞游戏！

你洗头，沐浴，

爱你那手里领着的儿女；

让你怀里的妻子高高兴兴，

这才是做人的正理。

我自己是文字文明的继承者。但是做这个《文明之旅》节目，又感觉自己是那些几千年前的说唱艺人、吟游诗人的传人，守着互联网的篝火，你的每一次会心一笑恍然大悟若有所思，都是闪烁在，掩映在我脸上的火光。像两边的祖师爷，向文字传统，也向口语传统，同时致敬。

参考文献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宋）赵明诚撰：《宋本金石录》，中华书局，1991年。

（元）脱脱等撰：《辽史》，中华书局，1974年。

（明）王守仁撰：《传习录》，中华书局，2021年。

刘兰芳：《杨家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

陈小林：《杨家将故事考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

纪德君：《民间说唱与古代小说交叉互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郭宝昌、陶庆梅：《了不起的游戏：京剧究竟好在哪儿》，三联书店，2021年。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中信出版社，2014年。

周良：《历史及传记演员口述》，古吴轩出版社，2011年。

连阔如：《江湖丛谈》，中华书局，2011年。

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王少堂：《武松：扬州评话水浒》，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

蔡连卫：《杨家将故事在南宋民间的接受与传播》，《明清小说研究》2022年第2期。

蔡连卫：《从史书看杨家将事迹在南宋的传播》，《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石麟：《杨家将故事的流变及其文化积淀》，《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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