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74年：究竟是谁主导了王安石变法？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74年，大宋熙宁七年，大辽咸雍十年。

这是王安石变法的第六个年头了。到去年为止，这场大变法的主要措施，什么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等，都已经全面铺开。虽然有争论，也有反对，但是，神宗皇帝和王安石还是相信：只要做事，就会有那些流俗之人哔哔，先不用理他们；只要做事，也一定会错误，有错误再改正嘛；只要初心不变，不畏人言，摁住猛搞，就一定会有成果。

按说，变法开始6年了，成果也该来了，但是没想到，今年的一场特大旱灾，让很多努力毁于一旦。

从去年秋冬到今年春夏，大宋朝北方大部分地区，甚至长江以南的江浙、福建地区，有半年多的时间没有下雨，很多地方庄稼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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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这一年的宋神宗来说，还要多一层的顾虑：那个时代的人，相信天人感应，皇帝干坏事，老天爷会给脸色看，那这场旱灾会不会是因为他和王安石搞的这场变法导致的呢？

神宗是天天愁眉苦脸，见人就叹气。王安石还劝呢，说，水旱灾情，自古就有，没事，咱们好好干自己该干的事儿。小事，小事，不足为虑啊。神宗说，哎？这还是小事？然后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之所以害怕，不是因为天灾，而是因为咱们正在干的事儿，会不会干错了？你听听，皇帝这是要打退堂鼓了。

天人感应这种事，神宗自己信不信，其实不重要，反正一定会有人拿这事做文章。

今年4月26号，神宗下了一道罪己诏，老天爷这么久都不下雨，肯定是我有做的不够好嘛，但是具体哪里不好，还得请天下臣民帮我指出来，我改！

新法反对派一听，你说的？让我们说？那我们可真就说了。比如司马光，一直在洛阳写《资治通鉴》，已经好几年不提新法的事儿了，这次也没忍住，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奏疏批评新法。他应该没料到，在这封奏疏送达开封之前，王安石就在5月17号罢了相，带着宰相的头衔，去江宁府，就是今天的南京，当知府去了。

奇怪。我估计当时政坛上的所有人都会觉得惊讶。这就放王安石走了？6年了，神宗皇帝和王安石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每次王安石遇到不顺心的事儿，耍脾气，闹辞职，神宗都跟一个哄女朋友的小男孩似的，好话说尽，总之就是不分手啊。

比如熙宁五年，王安石因为神宗宠信一个叫李评的人，坚决要辞职：你外头有人了，你不信任我了，我要分手！神宗先是赌咒发誓，我没有，我就相信你一个人。然后是摆事实讲道理，就是不让辞职。

两个从早上拉扯到晚上，说到太阳都下山了，王安石说，我不跟你吵了，我回家写辞职信去。

第二天辞职信写上来，神宗派一个宦官，把信原封不动地给王安石送回去。王安石多倔啊，接着写，神宗干脆通知看门大爷，遇到王安石写来的文字，一律不许收。过几天，神宗估计王安石气儿消了，又派宦官请王安石进宫见面，王安石又拿出辞职信让宦官转交，宦官哪敢？

第二天，王安石自己拿着辞职信进宫，神宗坚决不听不看不拆封，而且还说呢，我自从知道你写了这张纸啊，天天就心慌，你就念在我这份心神不宁，就别闹了行不行？王安石可不行，接着闹，就要辞职，一直闹到神宗把那个李评赶出开封，这事儿才算完。

整个过程，你感受一下，这个做派，哪里像君臣相处，简直像极限拉扯的恋爱。

这也就是前年发生的事儿，到了这一年，因为旱灾，王安石一辞职，神宗立即批准。那话虽然说得还是很温柔：我非常理解你啊，所以这次就不留你了，让你去江宁，这是好地方，你好好休息。但是咱俩可是说好的啊，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可得回来啊，不许说话不算数啊，等等。

熟悉当时政治的人都知道，无论话说得多好听，重臣这么一辞职，皇帝就批准。这说明啥？说明就是皇帝希望你走啊。不然，哪怕只是顾及面子，也得有个反复推让的过程。

哎，宋神宗和王安石，到这一年，这两个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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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王安石

熙宁七年，一场大旱，王安石罢相。王安石变法的第一个阶段到此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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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历史叙事中，都把这件事解释为：一场大旱，揭开了王安石变法搞到天怒人怨的事实。神宗皇帝因为看到了真相，所以决定改弦更张，包括放弃了王安石。

比如，经常有历史书提到郑侠上《流民图》的事件。

郑侠是开封城西南门负责收税的门官，看到灾民实在可怜，就画了一幅《流民图》，还顺手写了一封反对变法的奏疏，说老百姓这么惨，都是因为王安石变法。

郑侠官太小，这份文件从正常渠道是递不上去的，于是灵机一动，跟官府的驿站撒了个谎，说自己有重要情报要上报朝廷，驿站不敢怠慢，就发快马把他的这幅《流民图》和奏疏送到了神宗面前。

据说，神宗拿到图以后，一看老百姓那个惨状，就被震撼了，于是长吁短叹，一晚上都没睡着觉，第二天就暂停了一些新法措施。再隔了一天就发布了罪己诏。然后就是王安石罢相。

这是正史《宋史》上的说法。这个故事确实很带爽文气质：一个小人物，舍得一身剐，敢把宰相拉下马，后来果然就成功了。

但是，这个故事半真半假，并不非常靠谱。

郑侠确实有，《流民图》也确实有，郑侠也确实用这种非常的方式把它送上去了，但是，神宗有没有被它震撼到？不知道。但是有一条可以确定，那就是神宗皇帝自始至终是厌恶这个郑侠的。

开始，神宗只是觉得他太狂了，让开封府弹劾他擅用驿站的罪过。后来，郑侠继续上疏批评新法，神宗判他罢官流放，监视居住。又过了三年，朝廷大赦，刑部想给郑侠挪个好一点的地方。结果神宗非常生气，亲自批示，说这个人大逆不道，情节极其严重，饶他不死，已经是极大的恩惠，想挪地方，门儿都没有。你看，神宗一点儿也不感激郑侠送来的宝贵情报，只是厌恶这个人添乱。

那为什么《宋史》上还要这么说呢？这是历史叙事的一种手段。《宋史》作者明显反感王安石变法，但是，又不能说这是神宗的错儿。怎么办？只好把这个过程描述成：神宗皇帝这个小青年原来是被老江湖王安石忽悠瘸了，被蒙蔽了，现在好了，郑侠来这么一下子，有图有真相了，皇帝终于恍然大悟了。你看，这不就立马把王安石罢相了吗？

后来的史家之所以要放大郑侠的作用，可能还有一个考虑：郑侠的身份不一般，他是王安石在金陵讲学时的学生。那你想，王安石被自己的学生亲手拉下宰相的位置，显得变法得是多么地不得人心？他众叛亲离啊。

在这个叙事里，还有一个支线情节：此前有一天，神宗和他弟弟——岐王赵颢一起去看奶奶，就是仁宗的曹皇后，现在的曹太皇太后。老太太说，我听说老百姓都抱怨新法啊？神宗说，那都是有利老百姓好事，老百姓欢迎着呢。老太太又说，王安石确实有才学，但是太招人恨了。你要是为他好，就让他先到外面回避个一年半载的，将来再把他叫回来也行。

神宗还犟嘴呢，王安石有担当，难得得很呐。这时候神宗的弟弟赵颢插了一句嘴，奶奶的话都是好话，你也琢磨琢磨。神宗当时就翻脸了：天下都是我败坏的？要不这个皇帝你来当？！

在皇权时代，皇帝说这个话，就跟指责你造反也差不多了。此言一出，把赵颢给吓哭了，咧着嘴说，你哪至于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呢？一家人不欢而散。然后就有了王安石罢相这一出。

你看，在这个故事里，宋神宗简直就是一个被外面坏人带上邪路的小孩，最后是在家里仆人和长辈的苦口婆心下，才浪子回头的。

那事实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王安石是走了，但是变法根本就没有停。

王安石前脚罢相，神宗马上就任命了新一届的执政班子：宰相是韩绛，参知政事是的吕惠卿。这两个人都是铁杆的新法派。这两个人上台之后，是一丝不苟的继承了王安石的变法政策。当时的人甚至给他俩一人起了一个绰号，韩绛叫“传法沙门”，吕惠卿叫“护法善神”。

王安石罢相之后的第三天，神宗还专门下了一道诏书，里面讲了几层意思。第一，我搞新法搞了八年，非常好，非常有效。第二，如果有问题，那也是执行中的问题。第三，新法有问题，可以慢慢完善，但是我绝不会废掉新法。第四，以后如果有反对新法的人，我是必定要惩罚的，绝不宽恕。话说得都挺狠。

但是我看这道诏书，体会他的核心意思，其实只有一点：你们都给我拎清楚，新法是我的，不是王安石的。你看，里面有这么一句：所有的新法，都是“参考群策而断自朕志”，该怎么办，是大家提意见，最后我来决定的。新法姓赵，不姓王。现在王安石走了，新法我照推不误。

你看，故事讲到这里就有意思了。过去的历史叙事是想告诉我们：熙宁七年，因为一场大旱，民不聊生，宋神宗幡然悔悟，抛弃了王安石和新法。其实呢？其实神宗也没变，新法也没变，什么都没变，改革列车滚滚向前，只有王安石一个人孤零零下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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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申出另一个疑问了：宋神宗在这场变法运动中，到底是一个什么角色？是跟随者，还是主导者？

很多人认为，王安石才是变法的主导者，神宗皇帝年轻啊，他只是在背后提供支持而已。中国历史上类似的模型很多，比如蜀汉后主刘禅和诸葛亮。刘禅刚继位就对诸葛亮说，“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你诸葛亮能干，那就把政务都管起来，我就负责搞搞祭祀这种仪式类的事情就行了。

对，刘禅继位的时候17岁，宋神宗继位的时候19岁，年纪差不多，这个时候，诸葛亮42岁，王安石47岁，年纪也差不多。所以大家很容易套用这个原型来理解神宗和王安石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王安石性格，也在佐证这一点，他的外号“拗相公”，霸道总裁嘛。王安石刚担任参知政事的时候，朝廷的宰相班子成员算上他总共有五个人。结果呢？王安石把其他几位都挤兑得待不住。两位宰相，曾公亮不断上章请老，表示干不动了，要退休；富弼干脆请了长期病假，撂挑子不干。三位副宰相，王安石之外，唐介被王安石气死了，还有一个赵抃，遇事争不过王安石，只好连声叫“苦”。所以当时有人编段子，说现在的宰相班子是“生老病死苦”，宰相曾公亮是“老”，宰相富弼是“病”，参知政事唐介是“死”，赵抃是“苦”。只有一个王安石是生龙活虎，怼天怼地。

王安石不仅对同事横，对皇帝也是这样。有时候说着说着，急眼了，就把神宗皇帝也捎带手训一顿。

有一次，神宗觉得有个具体办事的人靠不住，要撤销他的资格，王安石担心神宗要干扰新法，马上就来了一句：“这个人有什么可责怪的？你怎么不看看自己平时前后左右的那些亲信？谁靠得住，谁品行好，您估计还看不清楚呢！”你听听，这哪是一个大臣和皇帝说话的态度？

这次还算好的。有的时候，神宗即使站在他这一边，他也能劈头盖脸给皇帝来一下子。

有一次，枢密院报告说各地有盗贼。当时枢密院的长官是文彦博，他是变法反对派，这么说当然有攻击新法的意图在内。宋神宗就来气儿，说你们报告的那些起盗贼的地方，还没有施行新法呢。你听，这是皇帝要向着王安石说话。但是王安石马上就炸了，说，就算是盗匪多，我也不能担这个责任。紧接着，王安石话锋一转，就对着神宗开喷：“皇上您自己琢磨琢磨平时是怎么治理国家的，有什么资格让老百姓不做盗匪呀？！”这真是打架招街坊，溅了看热闹的人一身血。

王安石确实就是这么个性格，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毕竟是皇权时代嘛，再强的权臣面对再弱的皇帝，也多少都有几分恭敬。像王安石这样对待宋神宗的，历史上确实罕见。

那这是不是说，大宋熙宁年间的变法，是大大咧咧的成熟政治家王安石领着唯唯诺诺的对王安石无比崇拜的小青年皇帝宋神宗干呢？

唉，真相并非如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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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的权术

你要是细读这个阶段的史料，会有一种强烈的撕裂感：

宋神宗和王安石在一起的时候，王安石那真是一言不合，就反唇相讥，最后必须要皇帝服个软才行。

神宗不仅是服软，有时候还要顺带表一下忠心。比如有一次在王安石大闹辞职之后，神宗就说了，“朕原来只是个顽劣的无知青年，自从有了你，才开始稍稍懂得一点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你是朕的老师啊，决不能让你走。我对你的信任，决不会动摇！你心里还有什么委屈，尽管说出来。”神宗甚至还说：“你和我那是知音啊。虽然我是皇帝，你是大臣，但这只是表面形式，你没必要被这种形式拘束啊。”这是连君臣之分也不要了。请问，历史上还有哪个皇帝，会这样对大臣说话？

但是，神宗是这么个软弱的性格吗？不是。

何止不是？他其实是那种杀伐果决的人。后来的制度史学家回顾这个阶段，说皇帝直接下旨逮捕官员，这叫“诏狱”，就是从宋神宗这一朝兴起来的。往往不为多大个事，皇帝就要抓捕大臣，而且还株连很多人。

有人提醒神宗，说“刑不上大夫”啊，对士大夫，不能这么锁链加牢房地侮辱人格啊。神宗就呵呵了，说你们对“刑不上大夫”这话的理解有问题，它的意思，不是不能对士大夫用刑，而是只要受到过刑罚，他就不配再叫士大夫了。你听听这个逻辑。

五年之后，公元1079年发生了“乌台诗案”。我年轻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故事讲得过甚其辞了吧？什么？苏轼差点被杀了？应该是讲故事的人为了制造爽感，才故意这么说的。谁不知道宋朝从来不杀士大夫呢？但是后来读这一段的史料多了，才知道，宋神宗就是有这个本事，他兴起大狱，虽然到最后，往往是大笔一挥，饶你不死。但是过程中，他就是能制造出这么一种恐怖的氛围，让大臣们战战兢兢，担心小命不保。这也是一种高明的权术。

你看，有点恍惚了吧？这么一位皇帝，怎么可能是王安石的小迷弟、乖宝宝？

读历史就是这样，遇到一件事儿，如果在情理上讲不通，那往往是因为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出了问题。

过去我们都是讲“王安石变法”，好像这是王安石主导的变革运动，其实你稍稍跳出来一想：王安石进宰相班子，是从熙宁二年到熙宁七年，下一年虽然他短暂地又回来过一次，但很快就下台了，满打满算也就干了六年。

而神宗搞变法，那可是将近20年。在皇权时代，搞这么大的变革，核心动力和总体方向，只能来自于皇帝。包括王安石，也包括后来用的韩绛、吴充、王珪这些人，没有本质区别，他们都只是神宗变法的具体的执行人。

所以，关于这场变革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讲法：神宗自始至终，就是一个特有主见的、掌控力极强的君主，他在变法的不同阶段用的不同的人，都是有他自己的策略的，看人下菜碟的。

这是一个“大胆假设”，下面我们来“小心求证”。

神宗登基之后，当时的首席宰相是韩琦。韩琦功劳太大，所以，不能不尊重，但是没办法，一朝天子一朝臣，神宗要有权威，必须重组宰相班底，所以，韩琦必须走人。

那神宗自己做主用的第一个首席宰相是谁？是富弼。富弼的资历、威望都和韩琦差不多，这是过渡期的合适人选。但是，富弼这个时候毕竟岁数大了，没有锐气了，张嘴就劝神宗“二十年不提打仗的事儿”。那怎么行？

你别看神宗继位的时候年轻，才19岁，但他是有清晰的执政目标的。什么目标？当然就是富国强兵，恢复汉唐旧疆，灭了西夏，打败辽朝啊。但当时宋朝毕竟和辽朝有和平条约，所以，这是只能默默准备，不能公开说的话。不过，神宗还是表达了：他搞了一些库房，专门存放将来打仗要用的钱财物资。他写了两首诗，一共是52个字，把这52个字拆开，一个字命名一个库房。那意思就是，祖先的仇恨，我跟你们没完，必须要赢一局大的。这种方式隐晦吧？

600多年后的王夫之在这一点上看得很清楚，他说，“神宗是有自己的心愿的，但是不能痛痛快快地说。而富弼这些人既不能领会，也不善于达成这些心愿。这才给了王安石上位的机会。”

如果你是神宗，假设你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政治家，你要找的人，得符合什么条件？两点：第一，肯干活，第二，肯背锅。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既任劳又任怨。你发现，王安石完美符合这个标准。

王安石是那种既敢拿主意，又不怕得罪人的人，他唯一需要的，就是皇帝要一直在旁边提供情绪价值：“你太牛了，我可佩服你了，你说得对，我就信任你。”既然要，那就给啊，这有什么难的呢？

你可能会说，你这是恶意猜测宋神宗。你怎么知道他这是拿好听的话哄王安石干活？他说这话，就不能是出于真心吗？20岁的孩子，哪有那么多心机？

真心佩服喜欢，和有意地操控，这两件事其实并不对立。你可以假设自己是一家公司的CEO，面对公司里的销售冠军，肯定是既有真诚的欣赏，也会有意地陪着小心，说点好听的话激励他，甚至在有些事情上故意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宠着他，让他愿意更卖力地干活。你只要稍稍代入CEO这个角色，就知道，做到这一点并不难，更不是什么道德缺陷。这是在上位者的本能而已。20岁的宋神宗，当然可以做到。

当时就有人看破了这一点，上书神宗：你不是经常说，王安石是你的“师臣”吗？既是大臣，也是老师，但是你看你是怎么对待他的，每天五更天就要上朝，又是磕头又是奔走，站在你旁边，每天要看那么文件，处理那么多事，跟一个衙门里的俗吏有什么区别？你就是拿话哄着他干活。

是的。上面的领导就是这么复杂。在等级体系里，大家往往会用非常简单的逻辑来揣测领导的心理，比如：他喜欢我吗？他信任我吗？领导今天高兴。领导今天生气了，等等。但如果你当过几天领导，你就会明白，下属看到的，就是领导有意无意让他们看到的。背后的深意，复杂着呢。今天的一个普通人就能有八个心眼子，凭什么当年皇帝就那么傻？所以，神宗也并不阴险，他只是皇帝位置上的一个正常人而已。

更深一层地看，刚刚登基的宋神宗，对于政务还没有那么熟悉，在公众场合，让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弱势，王安石强势，也没有什么不好。万一做错了，可以让王安石把锅背走嘛。这是一个聪明的学生在实习期的智慧表现。

这不是我在这儿瞎猜。南宋时候的大儒朱熹就说过一句话，他说，神宗后来把王安石的那点子本事都学会了，当然就不再用他了。到了元丰年间，神宗凡事都亲自决断，只是任用一些平庸的人在身边伺候着罢了。你听听，在朱熹眼里，神宗这个阶段对王安石的服从和隐忍，都是因为他需要一个学习过程。

到了这一年，熙宁七年的时候，神宗已经27岁了，他对于自己掌控朝局已经有了充分的自信。正好遇上一场大旱，需要有人把锅背走，所以，王安石就必须下车了。

其实，即使是熙宁二年到熙宁七年，王安石最风光的这个阶段，神宗对他也不是完全失控的。我给你看两个方面的事实。

第一个事实，神宗仍然是变法的最后决策人。他拿不准的事儿，王安石说了算。但是，如果是他在政策上看准的事儿，他是不会让步的。

比如，推行市易法的时候，王安石团队起草的十三条规定中有一条：如果有人胆敢搞市场垄断，被发现了，要送有关部门法办。神宗批示，这一条不要，剩下的可以。你听，语气非常坚定。

王安石就去争，说你把这条删了的话，那些豪强会觉得你不敢对付他们。这是拿话激神宗。小年轻这话难免一听就上头。结果神宗不买账，甚至是笑着说的：因为已经有法律规定什么是犯罪了，不需要这一条。王安石说，虽然有法律防止市场垄断，但是这些法律不怎么执行。还是要吓唬他们，让他们知道害怕的好。就这个事儿，君臣二人争了半天，但神宗就是不让步。

为什么不让步？有人猜，是因为这些所谓的要搞市场垄断的人，其实都是皇亲国戚，宋神宗知道，对那些人用不上严刑峻法，所以不答应。

咱们这里不去猜测神宗的动机了。但是你看这段君臣对答，神宗不仅坚持底线，而且是那种非常难得的态度，叫“温和而坚定”。一般家长对自己的孩子做到这一点都不容易，你能想象这是20多岁的小青年宋神宗面对50多岁的猛人王安石的态度吗？这份儿修为不容易。

说神宗没有失控，还有第二个方面的事实：他一直在朝廷中保留着反对派。

看起来，王安石容不下变法反对派，韩琦、富弼、欧阳修、司马光都被赶走了。但实际上，熙宁年间的朝廷，神宗还是留了几个变法反对派的，比如枢密使文彦博和枢密副使冯京。对于这两个人反对变法的意见，神宗从来都不听，他们跟王安石吵架，神宗也几乎都站在王安石这一边，但是神宗从来也没有把他们赶出朝廷。为啥？因为反对派的意见可以不听，但反对派不能没有。

神宗这个人，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是王安石的小迷弟。他心里非常清楚每一个大臣的价值，什么时候该用谁，他都有算计。什么时候用什么态度对待谁，他也是有策略的。比如说司马光，他虽然不听司马光的意见，但是他一直对司马光另眼相看。

有一次，神宗想让司马光去做枢密使，王安石反对。一个理由是，司马光是变法反对派的头儿，你提拔司马光，不是释放错误的政治信号吗？第二个理由是，司马光不懂枢密院的业务。神宗这个时候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不懂业务怕什么？我来问你，寇准当年懂什么？他不过就是在国家有大的变故的时候，能挺身而出，拯救危局。司马光这样的人，是可以托付幼主的人。

神宗活着的时候，基本就把司马光雪藏在洛阳，让他专心写《资治通鉴》，他不用司马光，但是他非常清醒地知道司马光什么时候有用。后来果然，神宗一死，九岁的小皇帝宋哲宗继位，司马光复出，他果然成了被托付幼主的人。

听到这儿，你品品，宋神宗和王安石，到底谁在拿捏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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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家寡人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不是为了给你描述一个心机深沉的宋神宗，而是想请你重新审视中国政治传统中的皇帝这个角色。

过去我们一提起皇帝，要么想到的就是酒色财气、奢侈无度的昏君暴君，要么想到的就是雄才大略、爱民如子的明君仁君。好像所有的皇帝就是在这两极光谱之间，找一个自己的定位。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两极其实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上面：皇帝是大权在握的，拥有干好事或者干坏事的无穷资源的人。

但实际上呢？从某种角度说，极权君主的处境是非常可怜的。

韩非子说过一个寓言，说有一天齐宣王问一个捕鸟的人，干你们这一行最应该注意什么啊？捕鸟人说，小心看住自己家的粮仓啊。奇怪，你不是捕鸟吗？不是该注意鸟吗？捕鸟人说了，一进林子，我一个人就两只眼睛盯着鸟，鸟可就多了，几十只眼睛盯着我的粮仓。我当然得更防着它们啊。然后韩非子就引申了，作为一个君主，两只眼睛盯着全国人，全国人那可是千万只眼睛盯着你家的东西，你就说你防不防得住吧？

来来来，如果你明天就要当皇帝了，你听见这个寓言，是不是也汗毛倒竖？

在皇权时代，皇位是唯一的。所有人都可以有同伴、有朋友，而唯独皇帝，从利益关系上讲，你是站在所有人的对立面。所以，表面上皇帝拥有一切，但实际上皇帝是最孤独的，要用一个人来对抗天下所有人的贪婪本性。要不怎么叫“孤家寡人”呢。

《韩非子》这本书，是我见过的人类历史上最没有道德底线的书。那真是，为了君主的利益，无所不用其极。它立论的基础，其实就是刚才那个寓言里说到的君主的处境：你处于绝对的孤独、绝对的劣势中，要是不用我教你的这套技术，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韩非子》把所有的君主统治方法，总结成了三个字：“法、术、势”。

简单说：法，就是明面上的规矩，谁也不能破。韩昭侯，有一天醉酒睡着了。管帽子的小臣怕他冷，给他盖了件衣服。韩昭侯醒来，惩罚了他。为啥啊？因为你的职责是管帽子的啊，谁让你动衣服的？你不守规矩给我带来的害处，比我受冻可大多了。

那“术”呢？就不能放在明面儿上了，所以秘不示人，隐藏在君主心中的招儿，都叫“术”。

更重要的是这个“势”，就是君主权威的建设。所谓造势，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而是制造一种局面，任何人在这个局面里，就不自觉地要顺从。

所谓中国古代的帝王术，基本上都总结在《韩非子》这三个字里面了。带着这个角度，你再来看宋神宗这个人，会有全新的一番理解。

神宗用王安石的时候，才刚刚20岁，但你不要低估了这个“20岁”。

我们这些普通人，20岁的时候心智可能都还没成熟呢。而神宗呢？15岁就跟着父亲宋英宗进宫，英宗当时只是皇位的备胎，随时都会被赶走，你可以想见那种在宫里的生活，一步路、一句话都要小心，等熬到英宗继位，神宗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生病、神志不清醒、和大臣们关于“濮议”的事儿折腾了几年，然后撒手归天，他的少年时代想必也充满了焦虑不安。过去我们总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而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皇帝的孩子”学会当这个家，也不会太晚。

你对照一下《韩非子》的“法术势”三条，看看宋神宗运用得怎么样。

法，不用说了，他这一辈子就是在折腾各种各样的新法，立各种新规矩。

术呢？我只说一点：宋神宗绝不是通过宰相、枢密使这几个人来处理政务的。他习惯用各种各样的小纸条来控制那么大的帝国。

有人统计过，从治平四年，也就是1067他即位，到熙宁十年，也就是1077年，仅仅这11年间，神宗专门写给宰相们的小纸条，就有1346件。这是在中书留下档案的，那其他呢？还有各地的将领，还有各种在外执行监视和其他秘密任务的宦官，宋神宗都是用超绝的精力，用小纸条遥控指挥。尤其是边境上的军务，神宗干预起来更是来劲，每当用兵打仗，他经常会通宵不睡，前线将领该怎么行军，怎么打仗，他都要指示。那个写《梦溪笔谈》的沈括曾经担任过边境的军事长官，任职时间总共还不到一年半，但是他却收到了273封神宗的密诏。

这是控制大臣最好的权术，就是确保每一个人都不知道皇帝到底知道些什么，背着自己又指挥了些什么。

再来说“势”。君主怎么制造“势”呢？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赏和罚，这是操纵人心的最主要的工具。

我们来看两个神宗对付大臣的细节。他当上皇帝之后，马上就要想办法撤换掉韩琦。原因前面说过，韩琦是三朝老臣，又是保着英宗、神宗两代皇帝登基的定策功臣，功劳太大，所以权力也很大，但是神宗要启用自己的班底，就必须想办法把韩琦挤兑走。为什么说是他挤兑的，因为第一个出面弹劾韩琦的人，叫王陶。这个人是神宗原来当太子时候的老师。王陶弹劾韩琦的罪名其实无所谓，鸡毛蒜皮的小事，但王陶出面搞韩琦，就是释放一个政治信号，所有人都明白了，这是皇帝意思。

韩琦当然就待不住了，坚决辞职要去地方上。这个时候神宗再出面表达各种舍不得，临别的时候哭成了个泪人。而韩琦一走，神宗马上在开封赏赐了韩琦一大套房产，还给他儿子升了官。让所有人又都知道，皇帝还是优待老臣的，韩琦也随时可能回来。

这一连串的操作，真是绵密周到、滴水不漏。你能相信，这出自于一个20岁的青年人的手笔吗？

你可能会说，啊？这拿韩非子那套阴谋权术来解释宋神宗，会不会冤枉他？

是的，隔了这一千年，我们其实已经无法推测神宗皇帝这些行为的真正动机了。但是，根本上，帝王权术不是因为帝王的道德水准低，而是因为他孤家寡人的处境决定的。不要低估任何一个陷入了如此彻底的、绝望的孤独处境的人。

正统儒家是从来看不上《韩非子》那一套的。话说，宋神宗还没有当皇帝时候，还是一个好学的翩翩少年，有一天，他拿出来手抄的一本《韩非子》，吩咐自己府里的幕僚校对。幕僚就说，哎呀，不好吧？不要看《韩非子》啊，韩非的学说阴险刻薄，没什么值得看的。神宗说，哈哈哈，我就是为了充实藏书的数量，我其实并不喜欢韩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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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这本书，大概十万字出头，毛笔手抄一遍，怎么也得花上一个月吧。挺辛苦的。

这本书，除了皇帝，没人用得上。这本书，从此成了神宗的私人藏书。

你猜猜看，这一个月时间里，神宗皇帝的内心世界里，都发生了些什么？

这就是我为你讲的大宋熙宁七年的变法故事，换到宋神宗的角度去看的另一个变法故事。

我们明年，1075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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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公元1074年的节目里，咱们提到了开封城西南门负责收税的小门官郑侠，给神宗上过一幅《流民图》。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同样画过《流民图》的现代画家蒋兆和。蒋兆和这幅将近3米的水墨人物长卷，创作在1943年。你一听这个时间就知道，他画的，是抗日战争中的流离失所的难民。背井离乡的农民，躲避轰炸的母子，死亡线上挣扎的老人，沿街乞讨的难民，衣衫褴褛的工人，形销骨立的书生。很可惜，这幅水墨人物杰作今天只剩了半幅残卷。

给你读一段现代诗人臧克家的《难民》吧——

> 日头堕到鸟巢里，
> 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
> 陌生的道路，无归宿的薄暮，
> 把这群人度到这座古镇上。
> 沉重的影子，扎根在大街两旁，
> 一簇一簇，像秋郊的禾堆一样，
> 静静的，孤寂的，支撑着一个大的凄凉。

致敬用文字，用画笔，记录千百年来流离失所普通人的艺术家。

也在2025年9月3日，致敬这一场终结颠沛流离的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

（宋）司马光著，邓广铭等校：《涑水记闻》，中华书局，1989年。

（宋）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9年。

（宋）王安石撰，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中华书局，2021年。

（宋）张舜民撰：《画墁录》，中华书局，1991年。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

（宋）楼钥撰：《楼钥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

（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11年。

（清）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宋论》，中华书局，1964年。

（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

（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23年。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出版社，2011年。

赵冬梅：《大宋之变，1063-108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林鹄：《忧患：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李全德：《信息与权力：宋代的文书行政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

吴钩：《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

周思成：《王安石强辩考：十一世纪中国政治的常识与诡辩》，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

迟振汉：《宋神宗：未竟的变法》，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

戴建国：《熙丰诏狱与北宋政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