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99年：西夏为什么不怕经济制裁？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99年，大宋元符二年，大辽寿昌五年。这是《文明之旅》整整第100期节目了。

这一年年初，从西边传来一个消息：西夏的小梁太后死了。请注意，这可不是一个邻国君主的妈妈去世那么简单。小梁太后，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其实一直是西夏的实际掌权者。就在去年，她还组织了40万西夏大军，猛攻大宋的平夏城，结果是惨败而回。

转过年去，她就死了。是气死的？还是被内部矛盾逼死的？甚至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对大辽不敬，是被大辽派人毒死的。不管是哪种死法，根子都在去年的平夏城那一场大败。小梁太后死后，她十七岁的儿子李乾顺亲政，这就是夏崇宗，他在位时间特别长，一共53年。

对大宋这边来说，这个意义就更大了。从去年的平夏城大捷，到今年小梁太后死，再到这一年年末，宋朝和西夏之间达成了新的和议——从此西夏对大宋称臣，保证绝不再侵犯边境，双方的边界划分，都按宋朝的规定来，等等。这标志着，过去六七年，也就是哲宗皇帝亲政以来，对西夏采取的主动进攻的姿态，终于九转丹成，结出了胜利果实。

去年的平夏城大捷，它的意义可不仅是战场上的输赢。我们以前讲过，大宋和西夏打仗，关键的争夺点就在横山一带。横山在西夏手里，这片地方就是西夏骚扰大宋的前进基地。反过来，横山要是在大宋手里，西夏的战略屏障就没有了。平夏城之战就发生在这个地方。它一战耗尽了西夏的国力，从此大宋就可以发挥“基建狂魔”的能力，拼命在这个地方筑城，一站一站地往前推，直至彻底掌控横山地区。从这一年开始，大宋算是拿到了对西夏的战略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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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是宋哲宗，听到前线传来捷报，肯定有跑到太庙里去哭一场的冲动：真是太不容易了！如果你看过我们以前的节目，就知道，从宋仁宗时代到现在，宋夏双方打了60年的仗，大宋这边先是有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场大败，后来神宗时期，又有五路伐夏的大败，以及永乐城一场惨败。据说神宗皇帝就是因为永乐城之败，心神受了重创，才英年早逝的。老赵家四代皇帝，一直被西夏折磨得寝食难安，现在好了，年纪轻轻的哲宗皇帝终于把这个局面给掰回来了。仁宗、英宗、神宗的在天之灵，看看这个好儿孙吧，太有出息了。

如果把视野放远了来看，这一场大胜仗的意义还不仅于此，它的影响一直延伸到了南宋。你也知道，这已经是1099年，距离1127年北宋灭亡已经很近了。北宋灭亡的时候，对金兵是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但是奇怪，很短一段时间之后，南宋的军队就能和金兵打得有来有回的了，南宋这才立得住脚嘛。其实，这主要依靠的就是“西军”，也就是在现在这个阶段宋夏战场上打磨出来的军队。南宋的立国名将，除了岳飞，剩下什么吴玠、吴璘、韩世忠、刘锜，都是西北人，少年时代都在宋夏战场上磨炼过。虽然平夏城大捷这一年，这几个人还小，年纪最大的韩世忠也才10岁，但军队就是这样，打赢了关键一仗，队伍就有了胆气，强军就成了传统，这个传统是可以一代代地往下传的。

很多人提起宋朝，往往都觉得军事上很弱。没想到吧？就在这一年，居然还有这么一场重大胜利。

你可能会说，很正常啊，看地图嘛，西夏那么小，人口那么少，怎么斗得过大宋？大宋刚开始吃点亏，只要整军经武，久久为功，肯定是能打得过西夏的。

这话其实有点儿事后诸葛亮。胜了，当然可以这么说。但是要知道，大宋对西夏，可一直是战略被动的一方啊。不用很远，仅仅13年前，就是哲宗皇帝刚上台，高太皇太后找来司马光执政那会儿，当时士大夫的普遍共识是：跟西夏是不能再打了。赶紧，把刚刚占领的西夏的土地还给他们吧。

啊？把已经拿到的土地还回去？这不是投降卖国吗？你先别急着下结论，我们不妨就把时间回滚到13年前，看看元祐初年的那帮人，比如司马光、苏辙，他们主张把土地归还给西夏，到底有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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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退让

我们现在倒转回1085年，就是宋神宗去世的那一年。神宗死，是4月1号的事儿，6月份，司马光回朝，大家知道，神宗时代搞的那些新法，怕是保不住了。到了10月份，大臣韩维上书朝廷，大家一看，哎，神宗时代好不容易从西夏手里抢来的地盘，也保不住了。

韩维的这份上奏写得非常雄辩，你听那词儿：“兵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弃者有五”，我有三个理由说这个仗不能再打了，我有五个理由说这些地盘必须放弃。这些理由里面有的冠冕堂皇，比如，皇上还小，太皇太后又在深宫中，天天听打仗的事儿，一惊一乍的，不利于你们的身心健康啊。这种理由，咱们听听就好。真正的干货其实是这么两条：

第一，神宗皇帝在的时候，熙河开边，看起来拓地两千里，威风凛凛。但实际上呢？占那几个地方，每年要花五六百万缗；后来又得到兰州，每年又要多耗百万以上。这笔钱什么概念？你想，澶渊之盟的时候，每年大宋给大辽的岁币，就是30万，后来加了点，一年也才50万。花50万就能搞定大辽那么个庞然大物。而现在占这么点荒僻的土地，每年要带来六七百万的财政负担。而且占的土地越多，花的钱越凶。这笔账怎么算也算不过来啊。

第二条，如果真的想步步为营，彻底灭掉西夏，那现在付点儿代价也值。问题是，咱现在不也没有这个想法吗？那养着这些地方干啥呢？

所以你看，前方将士看到的是版图，后方官员看到的可是账单；将帅琢磨的是打不打得赢，官员琢磨的是打不打得起。观念问题，大家的想法可以不一样，但钱的问题，账单只有一张，大家看到的是同样的捉襟见肘。谁也别说仗还能打，地方还能要，就问你，钱从哪里来？

随着司马光他们废除新法的进程不断加快，这个问题就变得更明朗了。为啥？你想，新法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为朝廷搞钱的办法。现在新法全部都废掉，也就意味着朝廷放弃了一大笔财政收入，那些新占领的地方，就更是要不起了。转过年来，元祐元年二月，司马光正式出面上书，说，这些刚抢来的地盘，咱们要不就还给西夏吧？

你可能会说，这不丢人吗？对，那个时代的士大夫比我们还在乎丢不丢人的问题。司马光给了个解释：对付西夏，打仗不见得是唯一的方法啊。我们把地方突然还给对方，西夏一定喜出望外啊，他们就是个禽兽，就是棵草木，不也得感动啊？何况他们还是人呢？我都能想到他们高兴得手舞足蹈的样子，没准将来就臣服于我们了呢？这叫“以德服人”。

你别觉得司马光迂腐啊。这是儒家的一个传统思路：帝王什么都不用干，专心搞好自己品德，大伙儿一看，你这么棒啊！都感动了，都向你学习，那天下自然就好了。儒家一千年来，就是拿这套叙事来降服君主的。要不然君主那么大的权力，什么坏事干不出来？所以，当时司马光说这样的话，没人会觉得迂腐。

大家这个时候其实在顾虑另外一个问题：咱们这儿是说好了，把地还给西夏，但是他们也没要求啊，总不能我们上赶着还吧？想个什么办法让他们主动来提要求呢？到时候我们就坡下驴，再提点要求，把地一还，我们内部好交代，西夏人也不至于看不起我们。

司马光提出了一个想法，这么着：我们先搞个贸易制裁，西夏的东西，我们什么也不买，我们的东西，什么也不卖。再严查走私。我估计也就年把工夫，西夏一定就扛不住了。等他们派人来求和，我们就宽宏大量，赦免他们的罪过，允许互相贸易，再把地还给他们。他们还不得感动哭了？包袱甩掉了，还得了个大人情，这不是有里有面儿吗？

司马光的分析很有道理，确实看到了西夏的一个软肋：在经济上，西夏对大宋的依赖太严重了。

西夏在哪儿啊？基本就是今天的宁夏，加上甘肃、内蒙、陕西的一部分。说白了，就是黄河上游那一大片戈壁、沙漠、草原和山地，地方看着大，真正能种田、能养活人的好地方，没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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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西夏的经济太单一了。他们粮食不能自足，能卖给大宋的东西，不过就是羊和马，哦，还有一种青白盐。剩下的，粮食、茶叶、布匹、铁器、百货，几乎全靠宋朝供给。司马光说得很形象：你们西夏人什么都靠大宋，就像个婴儿，宋朝一给你断奶，你立马就活不下去。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双方的经济规模差距太大了。比如，西夏有一个王牌产品，青白盐，又好吃又便宜，那大宋是不是就很需要呢？是很好，但是大宋也没那么需要。你想，大宋境内也有盐啊，我不缺你那一点儿，买你西夏的盐，还冲击我大宋的盐铁专卖制度呢。而青白盐贸易对西夏的重要性就不一样了，你国家小啊，就这么点出口收入，就能支撑整个国家财政。只要大宋一卡脖子，禁止青白盐的进口，西夏马上就会出现财政危机。

就这么个形势，你要是宋朝的治国者，你也肯定会想：这还用打仗啊？只要西夏敢炸刺儿，直接贸易制裁，对方还不得腿一软，马上就给大宋跪下？

但是反常的事儿发生了：不只是这回司马光有这个想法，从宋仁宗时代开始，大宋就多次想用贸易制裁勒住西夏的咽喉，让它屈服，但是每一次都失败。大宋想的是，我一举贸易制裁的大棒，西夏立刻滑跪。而真实情况呢？往往是：西夏入侵大宋，大宋开始经济制裁，西夏不仅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加大军事进攻，打得大宋受不了，西夏就会来请求和好。只要西夏请求开通互市，大宋通常都会答应，于是贸易制裁就放松，然后西夏继续新一轮对大宋用兵。

奇了怪了：明明优势在我，怎么搞到最后，倒反天罡，大宋反而成了更被动的一方？在这本《宋夏关系史》里，李华瑞甚至总结：“北宋的禁绝互市政策不仅收效甚微，而且是加剧西夏南侵的直接因素之一。换言之，西夏的军事动机与经济封锁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我越卡你脖子，你越横？这不符合常识啊。

春秋时候，齐国的管仲就已经发明了这套玩法。比如，他让齐国的国君和大臣都穿一种丝织品的衣服，而且齐国自己不准生产，只准从鲁国和梁国进口。鲁、梁两国一看大买卖来了，就组织全国人民干这活儿，连田都不种了。管仲看着火候差不多了，说，该收网了，从现在开始，丝织品我不买你的了，粮食我也不卖给你了，鲁梁两国立马傻眼，钱没得挣，饭也没得吃，只好向齐国屈服。

在《管子》这本书里，这类故事有好多。套路都一样：管仲想要收拾哪个国家，就观察那个国家有什么优势产业。如果没有，那就替它培养一个优势产业。齐国利用自己的经济规模，拼命诱导它那个产业的畸形发展，直到这个小国放弃农业生产。等到时机成熟，突然断绝贸易往来，再加上粮食封锁，让对方陷入既没粮食也没钱的绝境，最后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但是奇怪，这种策略在管仲那里怎么玩怎么有，百发百中，而到了大宋这里，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当筹码，总是拿捏不了西夏，甚至还被动挨打，这是为什么？

更进一步地说，大宋甚至也不想欺负西夏，不过是想要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换一个相安无事。就这也做不到。不是有经济学家说嘛，如果商品不跨越边界，军队就会跨越边界。而大宋和西夏之间呢？不管商品是不是跨越边境，军队都会跨越边境，这又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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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的作用

为什么经济制裁没有用？其实，这个疑问，一直延伸到了现代社会。很多大国都本能地想用贸易制裁的方式，让其他国家就范。但是1998年，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罗伯特·佩普发布过一项研究，题目就叫“为什么经济制裁依然行不通？”这里面就说了，想用经济制裁达到目的，115 次尝试，只有 5 次成功。这成功率太低了。

好，我们今天就回到大宋和西夏这几十年的具体场景里来看看，这是为什么？

在司马光看来，你西夏在经济上像个婴儿一样，完全依靠大宋，我只要断你的奶，你除了屈服，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我们跳出来看，这其实只是农耕文明的逻辑。农耕文明默认的生活方式是“稳定生产”加“和平贸易”。对啊，风调雨顺加天下太平，就是最好的日子。而战争呢，那是不得已的事儿，是纯粹的成本消耗。但是，你跳到对面西夏的逻辑里呢？西夏是一个半农耕半游牧的军事联盟国家。对他们来说，战争是什么？李白不是有一首诗《战城南》嘛，其中有一句：“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对，游牧民族打仗，那跟你们农耕民族种地一样的，都是收获的方式之一啊。

所以，宋朝的经济封锁，从来没有真正断过西夏的“活路”，只是废掉了西夏“和平获利的活路”，却完整保留甚至放大了它“战争获利的活路”。你大宋的封锁越严，战争的性价比就越高。

你试着跳到西夏那边想想：我手里有什么？耕地、牧场，产出多少基本是靠天收。其他的变量，每年能从大宋拿到多少岁赐？能卖给大宋多少青白盐？都掌控在大宋手里。我唯一能自主掌控的“核心生产力”，就是我党项骑兵的劫掠能力。一次中等规模的入侵，就能从大宋抢到上万的牲畜，几万的粮食。有人匡算过，相当于双方那种正式的榷场贸易半年的收入。打仗虽然有风险，但收益其实是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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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为什么管仲的那一招，大宋对西夏用不了？现在我们找到了第一个原因：管仲的齐国对付周边的小国，同是农耕文明，成本收益的逻辑一样，所以经济制裁有效，但是跨文明方式之后，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

我们再往深处看一层：你发现没有？司马光在推测西夏的反应的时候，有一个假设：西夏是一个有统一意志的政权。就像一个人一样，有情感，有独立意志。所以司马光才会推测，看见大宋皇帝这么宽宏大量，他们还不得感动得手舞足蹈，然后俯首帖耳？同样道理，我对西夏搞经济制裁，他们还不得吓得两腿一软，跪地求饶？

你看，这都是把西夏国的反应看成了一个人的反应。但实际上呢？西夏和大宋可不一样，他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皇帝说了就能算。本质上，西夏是一个党项族的拓跋氏联合各大党项部落，其他还有吐蕃部落、回鹘部落组成的军事利益联盟。拓跋氏确实是老大，但这个老大的统治合法性，核心不是皇权，而是带着兄弟部落拿到好处，并且还能公平分配的能力。你不能给大家带来利益，谁还听你的？所以，西夏君主在意的，不仅是整个国家有没有利益；更是这个利益是不是利出一孔，是不是经由我的手里再分配出去的。从这个角度上说，西夏君主的利益和西夏国家整体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如果宋夏双方和平相处，西夏能卖青白盐给大宋，大宋每年还能给点岁币，这些收入都控制在西夏君主手里。那好了，手里有钱，西夏君主就能收买、安抚各大部落的首领。这挺好。

如果大宋开始经济制裁西夏呢？我们来推导一下，看看会发生什么？

首先，西夏君主手里的钱就没了。他勒住各个部落的最重要的一根缰绳就断了。其次，贸易禁运一开始，受损失最大的是和大宋接壤的那些部落。越接近大宋的地方，对双边贸易的依赖就越大嘛。他们就开始离心离德，西夏随时会陷入内部分裂。

这时候，对西夏王室来说，发动对宋战争，是唯一的破局之法：战鼓一响，内部矛盾完美转嫁给了大宋。不是我不给大家好处，是宋朝断了我们全民族的活路，而我才是全民族的守护者。还有，战端一起，打仗带来的战利品，又成了西夏君主可以分配的利益，这又可以巩固王室的权威。所以结果就是：经济封锁越严，西夏王室的这套叙事就越有说服力，战争的动员能力就越强，王室的统治合法性就越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元昊称帝后，宋朝第一时间全面封锁边境。你猜李元昊会怎么想？他的目的不是发展西夏经济，他是要称帝啊。大宋一封锁，西夏经济是受损失，但是也方便了李元昊搞那种全民同仇敌忾的军事动员。结果就是，他在3年内连续发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场大战，连续大赢三次，这大大提升了李元昊在内部的威望。事后算账，你说大宋这是惩罚了李元昊，还是帮了李元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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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裁为啥不好用？我们还能再深看一层。司马光建议经济制裁西夏的时候，就知道这事不好办。为啥？因为走私啊。

所谓经济制裁、贸易禁运，不是下个文件就能做到的事儿啊。这些买卖，不是抽象的国际贸易，那是两边儿的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生计，是口中食、身上衣啊。朝廷不让公开做买卖，大家就得想辙私下做买卖，大量的走私贸易不就起来了吗？

而从正常贸易变成走私贸易，做买卖的人可就变了，不再是普通的良民，而是那些敢于刀头舔血的豪强了。对朝廷来说，要禁止这样的人，成本也很高。

所以，司马光就说了，要搞贸易禁运，没办法，必须严刑峻法，只要抓着走私犯，必须立马杀头。还有，得鼓励老百姓互相告发，告发的奖励，还不能像原来那样，拿犯事儿的人的家产来分，官府得出现钱，立马奖赏。

司马光这份文件写到最后，自己都摇头，说这招儿啊，必须得有合适的执行者才行。如果没有一个狠人禁绝走私，怕是搞不成。

这是大宋这边的难处，你再想想西夏那边：正常贸易不能搞，走私贸易一起，那边崛起的也是当地豪强部落。比如西夏卖青白盐，原来是在公开市场上卖，收益是在中央政府手里，现在是在地下黑市上卖，收益全部落到了边境豪强部落的手里。这种巨额利润，是能滋养出一个边境叛乱集团的。那西夏中央怎么能忍？

在这种情况下，西夏的理性选择，也是向大宋开战，要么用军事胜利逼迫宋朝重新开放贸易，把贸易收益收回中央；要么靠战争劫掠，获得比走私更多的利益，重新压制住地方豪强。你如果是西夏君主，你还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吗？

从公元1038年，西夏李元昊称帝开始，到哲宗皇帝亲政，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宋朝就陷入了这种鬼打墙似的逻辑：打仗吧，很难赢得彻底；占了点地盘吧，守住的成本又高到不像话；想用自己的经济优势搞贸易制裁吧，效果又适得其反。你看看，这是个死循环。

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哲宗皇帝亲政之后，这个死循环就解了呢？仗也打赢了、地也守住了、经济制裁也搞成了？

简单说，就是大宋这边再也不相信，“西夏问题”有什么低成本的、简单的解决方案了。既别想像神宗皇帝那样，搞什么五路伐夏，试图毕其功于一役；也别想通过什么轻松的经济封锁，让西夏屈服。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经济封锁要搞，军事绞杀也要搞。

这就要说到一个狠人，他叫章楶，说起来他和当朝宰相章惇还是堂兄弟的关系，都出身于福建浦城章家，往上算，是同一个高祖父。章楶的岁数比章惇还要大八岁，上一年他带兵打赢平夏城之战的时候，已经是72岁的高龄了。

这位老人家是真狠。他在西北上任后，把算账的方式改过来了。过去算账是，我大宋占这个地方，守不守得住，守住的代价大不大？而章楶算的是，占住这个地方，对西夏的打击狠不狠？能不能削弱西夏发起战争的能力？说白了，我不算自己的代价，我就算给你造成的损失，我就不断蚕食西夏的可耕地，不断虚耗西夏的人力资源，我大宋这么大的体量，只要一直坚持这个策略，迟早是要把西夏耗死的。

计算成本收益的方法变了，打仗的策略也就变了。过去，宋军仗着自己会筑城，西夏军一来，宋军就躲到城寨里，坚壁清野，不跟西夏野战。西夏军队往往打不下来城寨，就在周围一通掠夺，然后安然撤退。

而章楶说了，这不行啊，这只能减少我们的损失，没增加西夏的损失啊，没破坏西夏的战略资源啊。这耗到哪一天算是个头儿？所以，守城也得守，城外也得有兵。什么兵？骑兵。骑兵的机动性强，二三百里内运动作战，基本不牵涉复杂的后勤问题，这是宋军的传统弱项。骑兵干什么？就是在旷野上随心所欲地攻击敌人。其实，说得透彻一点，这攻击对象也就不是对方的军队，而是普通的老百姓。大宋的城寨筑到哪里，就骑兵四出，周围几百里的西夏老百姓就不用踏实种田了。你西夏过去就是这么对待大宋平民的啊，来啊，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一点点地耗干西夏发动战争的能力。

这套打法一旦成型，西夏就受不了了。到了1097年，章楶在要害地段，就是今天宁夏的固原地区，建了平夏城。这下西夏彻底急了，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大宋就这么一站站地往西夏的腹地推进啊。拼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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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年，1098年，小梁太后带着西夏皇帝，倾国而出，用将近四十万的军队猛攻平夏城。打了十几天，宋军坚守不退。随着天气渐渐转坏，某一晚，西夏的攻城器械被大风摧毁。加上西夏军队的口粮已消耗殆尽，眼看军心就要崩溃了，小梁太后痛哭不已，决定在子夜时分撤退。而宋军这边，别忘了，城外还有机动的骑兵部队呢，乘胜追击，结果是一场大胜。

到了这一年，1099年年底，宋夏双方重订合约。从此，西夏国势急转直下，再也不能对大宋构成威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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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选择

我们不妨为章楶复个盘，他到底做对了什么，以至于有平夏城大捷，还彻底扭转了大宋这边的被动局面？

我觉得，他最大的长处，就是尊重自己的对手。

他不把西夏看成是一个一逼就死、一压就服、按照自己这边固有设想行动的傻白甜。他知道，西夏人也是人，而且是理性人、聪明人，他们是可以灵活进行多种选择的。贸易制裁确实能让西夏受苦，确实封住了西夏的一个选择，但与此同时也就把他们逼到了另一个选择上去，那就是战争。所以，对付西夏，单纯的经济封锁是没用的，必须在军事上彻底废掉他的战争能力，同时在经济上彻底断掉他的所有活路，双管齐下，两头全堵，西夏才能真正低头。

通过这个例子，其实可以洞见到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那就是：“以己度人”。我们自己在某种处境下，好像只剩下某个选择，所以我们就以为，我只要给他人制造这么个处境，他人也会像我这样选。不不不，这样想就太低估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了。

我再举个看似不相干的例子，那是20世纪的事儿。1920年，美国通过了禁酒令。请注意，这不是一般的法律，这是美国的第十八条宪法修正案，决心大不大？禁酒令规定，全国范围内，禁止酿造、运输和销售酒精饮料，酒精含量只要超过0.5%的都算。

按照当时朴素的想法：酒精不是好东西，让人沉迷、让家庭破碎、让工厂事故频发，那我把酒从市场上抹掉，社会不就清静了？你看，这就是不喝酒的人的想法：你买不到了，你就别喝了呗？这个想法跟我们刚才说的司马光那句，西夏就像个婴儿，宋朝一断奶，你立马就活不下去。是不是很像？

但问题是，如果你站到喝酒的人那边想问题，你就知道，对他们来说，喝酒是刚需，至于怎么喝，喝什么？他们的选择，远比你以为的要多得多。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首先，禁酒令只管得了阳光下的交易，管不了暗处的交易。酒从商店的柜台上是消失了，但是一个新物种诞生了——地下酒吧。到了1925，仅仅纽约一个地方，地下酒吧的数量，有人估算是在三万到十万之间。太吓人了，这个数字。如果放眼整个美国，你想想该有多少？

地下酒吧只是个种子，它是会长出新东西的。围绕这么多地下酒吧，什么供货的、运货的、看风的、放哨的、串通的、收保护费的，全长出来了。那什么人会干这些事？肯定不是那些老实巴交的小商贩，而是那些能组织、能控场、能摆平的人，说白了，就是黑帮。

那这门生意的性质就变了。在市场上卖酒，原来是靠口碑、渠道和成本，现在是靠胆量、暴力、关系网。那你想，执行禁酒令的成本立马就上去了。政府就只好不断加大执法投入，高峰时期，美国禁酒令的执法机构膨胀到了四千多人。

事情还没完，这个种子还能继续往上长，开出更邪恶的花。

地下酒吧的酒，比原来公开卖的酒，是更便宜还是更贵？当然更贵。你越禁，酒价越贵；酒价越贵，黑帮就越有向官员支付贿赂的能力；贿赂越多，腐败越能渗透；腐败越深，法网就越是千疮百孔。你看，国家原以为禁令一下，是在提高对方的成本。实际上呢，是在提高对方的回报，同时提高自己执法的成本。

再接下来，地下酒吧也有纠纷啊：原来的市场纠纷，靠法院就能解决。而现在的黑帮纠纷，要解决只能靠暴力了。其中最著名的，是1929年2月14号发生在芝加哥的一次帮派火并，那天是情人节，所以这个事件就被称为“情人节大屠杀”，而被载入美国的史册。

再接下来，还出现了一个始料未及的事儿——酒本身也发生了变化。

反正是卖私酒，我卖一车啤酒和卖一车烈酒，冒的风险差不多。但是烈酒更值钱啊，所以，市场上的酒的浓度就越来越高，喝酒带来的危害反而越来越大。

这一系列后果，终于把美国社会折腾得受不了了，到了1933年，禁酒令不得不废除。但你可别觉得，禁酒令带来的问题就从此结束了。那些已经长成的黑帮组织，会自动解散？怎么可能！私酒生意做不了了，就转型到赌博、卖淫、高利贷，继续为非作歹。我们年轻的时候看过的小说还有电影《教父》，写的是美国上世纪中期黑手党的故事。那批黑手党，都是从禁酒令时期起的家。直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黑手党才走了下坡路。你看看，一个错误政策导致的社会后果，居然如此严重，竟然如此漫长。

好，现在我们把镜头从1933年的美国拉回到1099的宋夏边境。

你会发现，过去这些年，这两个不同时空里发生的故事，背后的逻辑几乎是一样的：当和平的利润被你掐断，非法利润就会冒出来；非法利润一冒出来，它就会养组织、养豪强、养走私、养黑帮、养边患。你堵住了一个看得见的市场，却在黑夜里替对方点亮了一条更值钱的路，那条路叫暴力，叫劫掠，叫战争。

薛兆丰老师有一句名言，他说，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是那些“事与愿违”的现象和规律。你有一个设想，你以为一定会导致某个后果。但是在真实世界里，事情往往并不这么发展。为什么？因为他人的行动逻辑比你看到的要更复杂，他人面对的选择，比你以为的要更多。不是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吗？英国殖民政府曾经想在印度灭绝眼镜蛇，就公开悬赏捉拿眼镜蛇，结果呢？眼镜蛇越来越多。为啥？因为印度人面对的选择比英国人想象的要多。他们不仅可以抓蛇去领赏，还可以养蛇去领赏。蛇可不就越养越多吗？你看，不要对自己的愿望和逻辑太有信心，因为，复杂的人类社会本来就是一个“事与愿违”的地方。

我自己看完了这段史料，掩卷长叹，脑子里就浮现了一行字：千万不要小看人，不要小看人的选择权和创造性。

不管我们对他人做什么，是禁止、是堵截、是把人逼入绝境，在对方的感受中，都是某种激励，在一些我们看不见的道路上为他提供激励。当我们用自己的简单愿望来推测他人的时候，我得时刻提醒自己：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在我想不到的逻辑里，他们其实仍然有得选。

好，这就是公元1099年，我为你讲述的大宋和西夏的故事。下一年这就换了时间了，这就要到了公元1100年。

下一年，我们在11世纪的最后一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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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刚才在节目的正片里，我说，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在我们想不到的逻辑里，人其实仍然有得选。

就在公元1099年，大宋元符二年的元宵节，海南，儋州，一个我们熟悉的人，用他自己的方式，同样演示了选择这件事的主动性。

这一年62岁的苏轼，孤悬海外，垂垂老矣。按照所有人的预期，苏轼的选择应该只剩下一个：认命，等死。

苏轼写过一篇小文章，我给你读一读：

>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

元宵节跟海南的父老乡亲逛了一回热闹，回到家，已经是三更天。苏轼想到了人生的得失。把苏轼逼入绝境的人没有想到吧？苏轼说，你们都想钓到更大的鱼，都想往海边走，没想到吧？到了海边也不见得得到大鱼。我偏不去。你看，他还是有的选。

向古往今来，所有那些看到更多选择的人，致敬。

参考文献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宋）司马光撰，罗立刚、侯体健点校：《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

（春秋）管仲著，李山译注：《管子》，中华书局，2022年。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8年。

（清）吴广成撰，胡玉冰校注：《西夏书事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杜建录：《西夏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林鹄：《忧患：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曾瑞龙：《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

薛兆丰：《薛兆丰经济学讲义》，中信出版社，2018年。

Robert Pape. Why Economic Sanctions Still Do Not Wor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8.

Daniel Drezner. The Sanctions Parado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