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73年：你真的想穿越到宋朝吗？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73年，这是大宋熙宁六年，大辽咸雍九年。

这一年，大宋朝堂上有一种喜滋滋的氛围。为啥？因为一场重要的军事胜利。大宋朝建国100多年了，终于有了一次像样的领土扩张。这在史书上，叫做“熙河开边”。这是不是大喜事？关于“熙河开边”的战况，容我卖个关子，到了后年，就是公元1075年的《文明之旅》节目里，我们再细聊。

这一年，大宋这边还隐隐绰绰地得到了一些情报，说北边的辽朝又对咱们的地盘起了点儿想法，又要在边境上搞事情。神宗皇帝就问王安石，咱们怎么办啊？王安石说，这有什么好怕的？一来，他们自己国内的治安就一团糟，还敢跟我们动手？二来，咱这每年五十万岁币养着呢，对面没这心气儿。

神宗又问，说那万一呢？万一辽朝进攻咱们，我们刚拿下熙河地区，有可能要跟西夏开战，那不就两面受敌了吗？王安石说，你把心放肚子里。我们跟北边辽朝，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和西夏呢，就算真打，西夏当年李元昊也没打赢我们啊，现在他们的国势还远不如那个时候，更没戏了。不足为虑啊。

听出来了没？从开国以来，大宋朝对于战争向来就有一种骨子里的恐惧，能在谈判桌上花钱买和平，就绝不在战场上争胜负。现在因为熙河开边一场胜利，给了大宋君臣莫大的自信，终于支棱起来了。

好，我们回到这个阶段的主线：这一年是神宗支持下的王安石变法的第五年，那变法事业怎么样了呢？继续胜利前进啊。除了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之外，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新法完成了初步试点，要在全国铺开了。这就是“保甲法”。

所谓保甲法，简单说，就是让老百姓组织起来，比如，每十户为一甲，每五甲为一保，家家都出人出力，防火、防盗、防犯罪；家家也都互相盯着，一人出事，互相连坐。就这么个制度。

前两年，这个法令在开封附近试行。上一年，皇帝就接到报告，开封府附近的治安状况好转，各种盗贼减少了七八成。那还用说吗？这么好的制度，赶紧全国推行啊。

今天这一期《文明之旅》，我们就来看看保甲法推行之后的结果。

而且，今天我们还可以借机讨论一下每个人心里都曾闪现过的那个问题：如果要穿越回古代，你最想穿越回哪个朝代？唐朝吗？宋朝吗？你心里先想一个答案，先别说出来，我们一会来讨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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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甲法

保甲法好吗？其实还挺好的。

一个宋朝的普通老百姓还能盼点啥？无非就是一个“衣食饱暖”，再加上一个“安居乐业”。保甲法能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搞群众联防。盗贼一看，此地有防备，就不来了，这“安居乐业”也就有了。多好！

说个题外话。有一个朋友，在美国做房屋中介，有一次他问我：怎么在美国判断富人区和贫民区的区别？我当然不懂了。他说，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看这片地方有没有路灯。有路灯的地方，是贫民区；没有路灯，黑黢黢的，是富人区。这跟我的常识正好反过来：有路灯，不是代表基础设施好吗？应该是富人区才对啊。他说，不是的。富人区，就是本地人居住，很少杂乱的外来人员，每个人开车回家，都熟门熟路，所以不需要路灯。罪犯也不去，因为晚上在那儿干了坏事，路不熟，没有路灯也不容易跑掉。而有路灯的地方呢？恰恰证明闲杂人等多，当地人晚上害怕，所以要安路灯，路灯越多，吸引的闲杂人等和罪犯就越多，所以反而是穷人区。

你看，即便是在现代社会，有一个机制把可能带来风险的陌生人，拦在社区的外面，当地的治安环境都更有保证。在宋朝那样的传统社会的乡村，当然就更是如此。群众组织起来了，晚上甚至都有人排班巡逻了，盗贼当然就不来了。

这是保甲法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与此同时，朝廷也乐意啊。你想，治安这个事儿，本来应该由朝廷来负责，老百姓是交了税的嘛。现在好了，老百姓自己出人出力解决治安问题。朝廷又卸下来一块负担，当然乐见其成。

确实，想要实现社会安全，成本最低的方式，不是用专门的力量去看着每一个人，而是让人和人互相看着。18世纪的英国思想家边沁，就设想过一个“圆形监狱”。牢房排成一个圈，每个牢房都冲圆心开窗。圆心的地方安排一个瞭望哨就够了。你以为它的厉害之处，是这个瞭望哨可以看到所有牢房里的情况吗？不，别忘了圆形监狱那个词，是个希腊语，意思就是“全知”。是的，除了瞭望哨随时能看见每个犯人，更重要的是，每个犯人也都随时可以看到对面牢房里的情况。犯人们能互相监督，就大大降低了监狱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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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整个大宋国土上的老百姓，都扛起了互相监督的责任。朝廷该多省心啊？

你可能会说，那整个国家不就变成了一个大军营了吗？没错！你这句话算是说到了保甲法的实质。不仅是宋代的保甲法，后来的明朝、清朝，一直到民国时期，一旦到了治安不好的时候，政府就会想起要搞保甲制度，本质上都是把民间变成军营。蒋介石就曾经把话说得很白，搞保甲制，就是“要拿军队组织的方法来部勒民众，以军队训练的精神来训练民众。”

重点在于，这种军事力量的建设，国家不用花军费啊，是老百姓把一部分军费开支给扛走了啊。

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是宋代的王安石发明了保甲制度了吧？冗兵、冗官、冗费、积贫、积弱——“三冗两积”，这几乎是宋朝的招牌特征。宋朝国家养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常备军，国家财政实在吃不消。如果能够恢复到唐朝初期那样的兵农合一的制度，就是老百姓又能种地、又能当兵的“府兵制”，那该多好？这是宋代士大夫梦寐以求的事儿。范仲淹、韩琦都为这个目标做过努力。王安石搞保甲制，其实就是向兵农合一方向做的努力：先试着组织一下老百姓，给一点训练，看看能不能把战斗力培养起来。如果可以，就用他们替换掉原来的常备军，这兵制改革不就搞起来了吗？

当然了，保甲法也是新法之一，所以也有人反对。但是反对派的话都没能说到点儿上。比如司马光就说，咱们把老百姓组织起来学武艺，那万一遇到大面积的蝗灾旱灾，那么多饿着肚子、还有武器、有组织的老百姓揭竿而起，这不会天下大乱吗？

最担心老百姓造反的，本来应该是皇帝。但这个时候的宋神宗，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大宋朝被庞大的军费压得喘不过气，两害相权取其轻，宁可保甲制度下的老百姓有点军事能力，好替朝廷分担一些压力。所以，司马光这话劝不动宋神宗。

王安石是反复跟宋神宗讲，千万别听那些反对的人胡说，咱们干的这个事儿，不仅是为了社会治安，抓几个盗贼，而是为了看看普通老百姓能不能培养成士兵。这事儿搞成了，是有利于千秋万代的大事。您可千万挺住啊！你看，这是一盘大棋。

那这事干成了吗？没有。宋神宗一死，保甲法和其他新法一起，都被废除了。当然，受王安石的启发，这种把民间组织起来，成为一种准军事力量的手段，后来一直有人起用，而且也都用王安石起的名字，都叫保甲制度。那是后话了。

那为什么没干成呢？其实和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的失败，都有类似的原因。简单说，当一个美好的设想，从纸面方案变成现实行动的过程中，会有两个因素加入进来。这两个因素会严重扭曲、干扰原来的设想。

第一个因素，就是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德国一战前的总参谋长老毛奇有一句名言，“战争一开打，原来的计划就作废了”。他这一辈子就在搞战争计划，但他也很清楚，在现实世界的复杂性面前，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举个保甲法中的例子。有一次宋神宗就说了，在乡村里面推行保甲制，按规定，一个保要放一面鼓，如果来了盗贼，就要击鼓，招呼大家来抓贼。这听着挺好，对吧？但是，乡村里面，大家住得没那么集中啊，这户人家遭了贼，但是鼓在另外一家人那儿，上哪儿敲鼓去？所以，就需要每家都有一面鼓。但是，鼓也是要花钱的啊。老百姓那么穷，怎么可能每家都置办一面鼓呢？

你看，这就是非常具体的困难。制订新法的时候，很难想到这么细。这是王安石新法很难推行下去的一个原因：现实世界的摩擦力，实在太大了。

从设想到行动，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会掺和进来，那就是人。你要搞一个行动，参与的人就会把自己的动机带进来，总要借机实现自己的目的。比如，王安石推行新法，就有无数的官员要借机发财、借机升官、借机扬名立万、借机拉自己的朋友一把、借机踩自己的敌人一把，等等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动机互相掣肘、震荡放大，很容易就让最初的设想变形。

我们还是举保甲法中的例子。

保甲法，把老百姓组织起来，变成一个准军事组织，那当然是有一些成本的。比如训练时候，需要弓箭，需要箭靶子，这都得老百姓自己置办。还有，每50家每天要轮流出5个人巡逻，每到农闲时节还要训练，这都需要老百姓出人工。估计王安石也是掰着手指头想了半天，算来算去，也不过就是增加了老百姓这点儿负担，为了朝廷大计嘛，狠狠心，把这点儿负担摊派下去，好像也不至于搞到民不聊生的地步。

但是他忘了，一旦这套计划执行下去，可就不只是这点儿负担喽。因为会有人把自己的动机掺和进来。

比如，民间突然出现了保甲组织，那基层官员会放过它吗？哟，你们村有保甲了啊？二狗子，你小子出息了，当保长了？那就帮老爷我跑跑腿，帮我把你们村今年的税收了吧？是的，出现了一个能把人组织起来干活的组织，那这个组织是一定会被派上用场的。保甲法实施之后，朝廷就发现，过去征税用的那套体系，哪有这个准军事组织有效率啊。得了，原来收税的什么户长、耆长的，都歇了吧，朝廷也不用花钱雇他们了，直接用保长、甲长来干收税的活儿吧。

你别忘了，保甲法实施的同时，还有一个免役法。就是老百姓掏一笔钱，就可以不承担官府派的各种差事了，官府想要干事，就用这笔钱去雇人干。我们在《文明之旅》1071年那一期就介绍过。收税这个事，就属于免役法的这个范畴，按说，朝廷要派人收税，是要付钱的。现在好了，有了保长甲长了，朝廷又把这个活派给他们，而且还不付钱了。

宋神宗还跟王安石嘀咕过这个事儿：这么干不好吧？老百姓已经出钱免役了，现在又让保甲长去收税，这不是失信于百姓吗？咱们搞保甲法，还是只让他们练武，别让他们干别的了。王安石说，不怕，不怕，这些人几年才轮一回，一回也不过是收20多家人的税。这点负担老百姓受得了。

王安石还是想简单了。地方官既然能派他们去收税，就能派他们干别的，比如运送个物资。这个先例一开，老百姓的负担只能是越来越重，那就不是朝廷能控制得了的了。

还有一个问题，这也是人的问题：保甲是一个准军事制度。那谁来当保甲长？这和过去的里长、户长，在选拔的时候，标准就不一样了。里长、户长什么的，通常找民间比较富有的，或者有声望的人家干就行了。他们主要是对下负责。但是保甲长，既需要对上负责，还得能管住下面的人，准军事组织嘛。在当时的农村，谁最听上面的话，而且还不怕得罪下面的人？大概率是地痞无赖啊。

所以，保甲制度有一个内在的缺陷，就是很难找到合适的保甲长。我看到过一则材料，民国时候浙江省的民政厅长阮毅成说，如果要在我们浙江办保甲，需要50万以上的保甲长。我找不到这么多合适的人。为啥呢？他引用曾国藩的话说，保甲制度虽然好，但是，能把上面的意图传达下去，但是又不鱼肉乡里、苛待百姓，这样的人，我一百里范围内，一个人都找不到。

大宋朝的保甲制最后其实就栽在这个事上面。司马光后来说，保甲法实施之后，按说是农闲的时候才搞军事训练。但那些保甲长随便找个借口，就要把农民聚在操场上，要是给他们一点贿赂，他就放人回家，否则就在操场上折腾人。这让农民怎么种庄稼？这些保长啊，弄权、索贿、一不如意就打人，一点底线也没有啊。

这还不只是宋朝的问题。明朝人说他们那个时代的保甲法，也是一样，两个问题：第一，担任保甲长的，往往都是无赖。第二，既然有了这么个组织，官府就会用这个组织干这干那。最后老百姓会被这些负担拖垮。

你看，这两项缺点，好像就是保甲法基因里的问题，始终也解决不了。一个在设计图纸上看起来很美妙的制度，就这么被人的因素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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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者

保甲法，我们就介绍到这里。还记得前面我问过的那个问题吗？如果你有机会穿越到中国古代，你愿意穿越到哪个王朝？唐朝？宋朝。近些年，选宋朝的人比较多。这么选的人不孤单，《历史研究》的作者，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说过，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宋朝确实很有魅力，有那么兴旺的市场、那么繁荣的文化，还有那么多让我们想亲近的人。在这一年，你要是在宋朝，可以溜达到洛阳，去看正在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也可以溜达到杭州，去看在那里做通判，也就是副知州的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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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听完我们前面几期讲王安石变法的节目，尤其是今天讲的保甲法，你可能又会倒抽一口凉气：这宋朝也不行啊。老百姓过得那么苦，更重要的是，也没有自由啊。如果你穿越到宋朝，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话，哪有可能什么洛阳、杭州地到处溜达？还见什么司马光、苏东坡？保长让你去上操，搞军事训练，你都不敢不去。对了，今天晚上如果轮到你巡逻，你还得熬夜。更别提还经常被朝廷横征暴敛了。

完了，形象那么美好的大宋朝，这回人设崩塌了。那你说，如果要穿越，我会选哪个朝代呢？我先卖个关子，后面再揭晓答案。

我们先来澄清一个关于古代社会的误解。

你可能听说过一个概念，叫“皇权不下县”。简单说，对于中国古代乡村的普通百姓来说，皇帝是一个特别遥远的存在，“天高皇帝远”嘛，朝廷派来的官儿，通常只待在县城里。那县城以下的乡村的日常秩序靠什么来维持呢？就是靠宗族的力量。有人总结了几句话：“皇权不下县”，皇权只在县城以上，“县下唯宗族”，宗族力量填满了乡村社会；“宗族皆自治”，宗族力量，本质上是一种乡村自治的力量。那自治的力量源泉又是什么呢？“自治靠伦理”，那伦理又怎么体现呢？最后一句：“伦理造乡绅”。连起来再念一遍：“皇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皇权虽然凶猛，但是，“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连接两种秩序和力量的，是乡绅阶层。也就是什么有功名的举人秀才、退休的官员员外这些人。

这是不是符合我们对古代农村的印象？乡村一片静谧，住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通常都知根知底儿，沾亲带故，遇到矛盾了，最好也不闹到县衙门，找个长辈出来评评理也就解决了，平时大家遇到个难处，亲戚四邻也都能伸出援手。日子虽然不好过，但是，就像那句俗话说的，“人字的结构，就在相互支撑”，还是一片田园牧歌的氛围。

我原来对古代乡村也是这么个印象，直到我读到秦晖老师的这本书《传统十论》。

本书的劈头第一章，给我们详细分析了一批竹简，这叫“长沙走马楼吴简”。这是20世纪末才发现的一批竹简。它的珍贵之处在于，首先是数量庞大，总量有10万枚，比此前发现的所有古代竹简的总和还要多。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主要是跟赋税、户籍有关，所以是研究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状况的极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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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研究过程略去，我直接讲结论。秦晖老师仔细研究了这些竹简，发现在东汉末年到三国，在长沙附近的乡村里，一个村的户数和姓氏的比，不到2，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村有40户人家，会有20个以上的姓氏。姓氏就分散到这个程度，很多村几乎分辨不出哪个姓是第一大姓。即使有第一大姓，占人口比例也不过就是20%左右。秦晖还做了一个对比，他随机找了几个大学的系，统计了一下教职工的名单，发现这些老师姓氏的分散度和这批汉末乡村差不多。

听出来了吧？东汉末期的南方乡村，没有什么宗族聚居的现象，就跟现在大学里的老师都来自五湖四海，没有什么宗族聚居差不多。

请注意，东汉末期是什么时代？马上要到魏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世家大族最繁盛的时代。长沙当时属于东吴嘛，什么顾雍的顾家，陆逊的陆家，张昭的张家等等，都是东吴非常有名的大族。我们一般的印象，那个时代的人都是大规模聚族而居的。如果连这个时期的乡村社会的实况都是那么分散，那么，其他时代的中国乡村是不是那么宗族化，就非常可疑了。

你可能会说，慢着，中国的江南、广东、福建这些地方，难道不是到处都是宗族，祠堂什么的吗？很多家族都能拿得出历史悠久的族谱啊。是的，但是你去细看那些族谱，有追溯到汉唐时代的吗？没有吧？通常也就到明清，最远也就是到南宋。

我们经常见到那种以一个姓来命名一个地名的现象，什么张家村，王家庄，李家集，陈家寨、刘家堡什么的。那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现象？秦晖老师做了一个有趣的研究，就是用计算机统计正史中的地名。结论出来了：以姓为村名的现象，宋代占15%，明朝占36%、清朝占56%，越往后越普遍。再往前追溯，就非常少了。那秦汉时代，怎么取村名儿呢？往往就是吉利话，什么“长乐”、“富贵”、“万岁”之类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宋代之前的乡村，没有什么宗族自治。

那问题又来了：如果没有宗族，是靠什么来维持秩序的呢？当然就是皇权和皇权下面的各个级别的官吏啊。比如秦汉时期，你可能知道，刘邦当过的一个官就是亭长。这就是乡村里的官儿啊。那时候大概一个村子，不超过百户人家的，就是一个里。十个里设一个亭长。所以刘邦当过能管十个村子的基层小官儿。这可不是什么乡村自治的职务，这是领朝廷俸禄的，是皇权往乡村的一种延伸。这些官吏对乡村的管理到了什么程度？

《汉书·食货志》里有这么一段对班固对古代乡村生活的描述：

说春天的时候，村子里的农民早上起来要出门干活了，村里的里胥，就是村官，坐在大门右边监督着；村里每五家还要选出一个邻长——邻居中的长——坐在大门左边监督。监督什么呢？清点是不是所有人都出门了？确认没有人躲在家里偷懒。到了晚上，村长和邻长再跑到门口去监督，看看人是不是都回来了，更重要的是看看你手里有没有拿着今天在外面砍的柴。确认你今天没偷懒，才放你进来。那到了冬天，不用出门干农活了，怎么办？放心，不会让你闲着的，官员们要督促住在一个巷子里的女人，夜里要集中在一起纺织。因为可以只点一盏灯嘛，节省一点灯油。还可以搞搞劳动竞赛。如果家里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向领导反映一下。

啊？这是普通农民过的日子吗？这怕不是现代社会的监狱或集体农场吧？

过去的历史学家对《汉书》上的这段记载有点将信将疑。可能朝廷确实是这么规定的，但是民间未必这么干吧？我们现代人见多了这种正式文件和实际情况的反差。在那么古早的时期，技术手段那么落后，官僚机构对民间的管控怎么可能达到这种水平？也难怪大家有怀疑。

但是，随着这些年出土的竹简文献越来越多，大家发现，这居然是真的，秦汉，尤其是战时体制下，普通人过的真就是这种极端管控的生活，到西汉中期才渐渐松弛了。

但你可别觉得往后就有多自由，哪怕唐朝也不行。我们一想大唐的长安、洛阳，第一印象就是灯红酒绿，其实根本没有。长安城是划分了100来个坊（街坊的坊），坊和坊之间，有高大的坊墙。晚上时间一到，所有人都必须回家，否则坊门一关，你回不来，就等着挨鞭子吧。早上等着皇宫开始击鼓，然后逐渐向四周传递，各个坊门才渐次打开。在这种宵禁制度下，哪能有什么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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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到了宋朝，开封城的坊墙才被打开，所有民居，才可以临街开门，才有那么多丰富的商业活动。所以，“皇权不下县”，这是到了明清时代，尤其到了清朝晚期，才有的一个现象。

你可能会说，中国古代，怎么会搞出这么多、这么深、这么奇怪的民间控制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中国有非常早熟、非常强大的、全世界独一份儿的官僚制度啊。

对于官僚系统来说，他有塑造严整秩序的天然冲动。为啥？因为人一旦形成了严整的秩序，控制的成本就迅速下降。比如唐代的里坊制，那么大的长安城，也不过就是108个坊，每个坊四个门，也不过就是432个门，一到晚上，守住坊间的大路，盯住坊门，用不了多少人手，管理城市就变得简单了。而宋朝的开封城，100多万人，没有宵禁，各种道路纵横。所以，开封城是每300米有一个治安联防点，里面有5个人，负责夜间巡逻、治安管理。有人算过，一个开封城就得有上万的兵力专门负责这个事。这给官僚系统带来多大的负担？

所以，对官僚系统来说，人最好变成机器，平时是生产的机器、交税的机器，战争时代，是战斗的机器，送死的机器。各有其能，各司其职，眼睛一点也不往两边看，脑子一点也不往别处想，那才是官僚系统满意的好良民。

这也就是网上流传的那句鲁迅名言所说的：中国古代“普通人的一生，不过是盛世之牛马，乱世之炮灰，安平榨其力，战时用其死。”这句话，我查了，不是鲁迅说的，但是这个表达是非常地精准。

什么？自由？那是现代社会才有的奢侈品。你找秦汉唐宋的皇帝要自由？想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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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度

说到这里，估计你也听出来了：这一期的《文明之旅》，我想跟你聊的，其实不是王安石的保甲法，而是中国人的自由度。

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一条隐隐然的暗线，就是普通人的自由度在慢慢地提高。中间虽然有顿挫、有回滚，但总体的趋势是，人越来越自由。

很多人对清朝的印象不好，有文字狱，有非常严重的思想钳制等等。但是，如果我是清朝的，尤其是清朝晚期的一个社会底层人士，虽然我可能还是很穷，但毕竟比以前有了更多的人生选择：我可以在家种地，也可以去外地谋生，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我可以去当和尚（雍正的时候取消了度牒制，当不当和尚，只要有寺院愿意接受你就行，给你发“戒牒”，不用拿朝廷的许可证，也就是“度牒”了）；我也可以去当船工，到了乾隆年间，活跃在大运河上的漕帮控制的人口就有20多万人了，后来发展成民间帮会组织青帮；我要是能唱戏，我还可以加入各种走南闯北的戏班子。徽班进京，创生京剧，就是因为乾隆五十五年，乾隆皇帝八十大寿，号召各地戏班子可以进京贺寿。等等。我能选择的活法，比以前的朝代要多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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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说，这是因为清朝的皇帝更崇尚自由吗？当然不是。

这是多个原因叠加的结果。

比如，制度演进。雍正皇帝搞了摊丁入亩，取消了人头税，抓住土地就能抓住税收，皇权就没有必要再那么严密地控制人口了。

再比如，外来文化的影响。

人是需要自由的公共生活空间的，这是人的本能。但是在秦汉时期，民间社会被官僚系统管到要窒息的程度。到了汉朝后期，佛教传来了，这就为中国人打开了一个能透口气儿的公共生活空间。这是我在刘勃老师的国学课程里看到的一个洞察：东汉之后，佛教是被朝廷允许的，是合法的宗教。那么，拜佛这个行为，就给了民众一个参与公共活动的合法的理由。魏晋以来，佛教为什么在社会上影响那么大？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恐怕不是因为佛教宣讲的那些道理，而是因为它满足了普通民众参与公共活动的需求。有了它，我就可以合理合法地去和很多人一起活动了。所以你发现没有，在中国文化中，很多男女遇合的爱情故事，恰恰是发生在寺庙里的，按说寺庙是禁欲的地方，不是谈恋爱的场所。比如唐朝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还有《莺莺传》，就是后来的《西厢记》。外来文化产生的这一点点影响，就为中国人的自由打开了一点点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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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技术进步的原因。这当然是更重要的一个因素。西方人也在反思，为什么1807年，英国议会为什么会投票废除奴隶贸易？不是因为英国人道德水准更高，而是因为蒸汽机的发明和煤炭的使用，再去奴役人类，在经济上已经不划算了。

是的，我们《文明之旅》节目，就是这样一点点地看着文明的火把，这么星星点点地亮起，每个人都能享用到繁荣和自由的那些成果，随着时间的推进，积累得来越多。

很多人对于古代生活，有一种玫瑰色的想象。比如中国人对宋朝是这样，西方人对于工业化之前的生活，也是这样。

我手里有一本神书，叫《理性乐观派》，这排在我推荐给朋友的书单的前三名里面。里面有一个段落，我特别想念给你听。

很多西方人想象工业革命之前的生活是这样的：一个木板房，一家人围坐在壁炉边，大声地朗读《圣经》，母亲为大家准备好了牛肉炖洋葱。二姐照顾年幼的小弟弟，大儿子从瓦缸里舀水，倒进餐桌上每个人的杯子里，大姐在马厩里喂马。外面的世界没有汽车发出的噪声，没有毒贩子，牛奶里绝对找不到二噁英或者其他添加剂。一切如此宁静安详，窗外鸟语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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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吗？是的。但是真相呢？

> 拜托，少来了。虽说这是村里家境最好的一户人家，正在读经的父亲仍会因为柴火冒出的烟使劲咳嗽个没完。这么咳嗽下去，他早晚会患上支气管炎，53岁就没了命。（他都算幸运了，1800年，就算是在英格兰，人的预期寿命也不到40岁。）宝宝哭个不停，是因为他得了天花，隔不了多久就会死掉。他的二姐，很快就要嫁一个酒鬼丈夫，成为那人的奴隶。大儿子倒出的水有一股子奶牛味，因为奶牛跟人在同一条小溪里取水。牙痛折磨着母亲。马厩里，邻居的房客让大姐怀了身孕，等一生下来，那孩子就会被送到孤儿院。炖牛肉吃起来没滋没味，很难嚼得动，但除了牛肉，平常的伙食就只剩稀粥了，因为这个季节没有水果或者沙拉。人们用木头勺子从木头碗里吃饭。蜡烛太贵，只能靠着炉火看东西。全家人没有一个看过戏、画过画、听过钢琴演奏。所谓的学校教育，就是让偏执的郊区牧师教上几年枯燥的拉丁语。父亲进过一次城，但旅费用了他一个星期的薪水，其他人从来没有离家超过15英里。

哦，别忘了刚才还提到了窗外的鸟语花香。放心，明天，那只鸟就会被男孩抓出吃到肚子里，他实在是太饿了。

好了，现在我能回答那个老问题了：如果你可以穿越回古代，你最愿意去哪个朝代？

我的答案是，我才不要穿越。现代社会最好。我们这一代人雄踞在数万年时光积累出来的文明的顶端，我们享受着祖先们无法想象的福祉。

如果非要穿越，我就去清朝吧。最好是清朝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这个《文明之旅》节目结束的那一年。

听起来清朝没有宋朝美好。没有苏东坡，没有清明上河图。

但是你想，在清朝，我至少可以吃到玉米、红薯、土豆、南瓜、花生、番茄，还有我最喜欢的辣椒。所有这一切，宋朝的时候，都还没有。对了，如果是在清朝的最后一天穿越，我还马上就能看到皇上退位。时间在坚定地流逝，该来的文明也在坚定地到来。

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1073年的保甲法的故事，一个关于剥夺普通人的自由，但是最终失败了的故事。

我们下一年，1074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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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文明公元1073年，我们从保甲法出发，讨论的是一个人类永恒的命题：自由。我想致敬科幻史上成就最高的史诗巨作之一《沙丘》。它的作者弗兰克·赫伯特，从想象一个全是沙漠的星球开始，创造出一个横跨千万年的沙丘宇宙，英雄史诗背后，也展现了人类企图操控生态和文明的种种努力，还有随之而来的种种复杂后果。

给你读一段书里的对话吧——

> “宇航公会要敢不服从我，就得不到香料。把民众限制在自己的星球上，能使他们免遭祸患。不止于此。这样还能让他们对旅行产生渴望，由此创造出远行和见识新事物的需求。到最后，旅行就意味着自由。”
> “可香料在减少。”她说。
> “所以自由也就日益珍贵。”
> “这只会导致绝望和暴力。”她说。
> “在我先辈里有一位智者……这位智者发现财富是实现自由的工具。但追求财富又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

致敬赫伯特，让我们在壮阔的星际史诗里，听见了灵魂深处最细微的颤音：真正的自由，开始于对束缚的感知，但想要成功，需要人背着枷锁也依然努力前行。

参考文献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宋）司马光撰：《传家集》，吉林出版社，2002年。

（宋）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20年。

（明）张萱撰：《西园闻见录》，杭州古旧书店，1983年。

（清）曾国藩撰：《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1994年。

徐富海：《变宋：王安石改革的逻辑与陷阱》，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

崔瑞德等：《剑桥中国宋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马特·里德利：《理性乐观派：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