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46年：为什么宋朝越裁官越多？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46年，大宋庆历六年，大辽重熙十五年。

这一年发生的大事不多，但是我看史料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特别活跃。谁啊？他叫张方平，当时的级别并不是很高，是御史台的长官。他升到参知政事，副宰相那还是20年之后的事儿。但是这一年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才两卷，光记载他的言论居然就有10处。可以说，他是这个阶段大宋政坛上发言最踊跃的人。

张方平这辈子，有两点让人记忆深刻。一个是活得长，在北宋的宰相级别的人里面，他的寿命仅次于文彦博。文彦博活了91，张方平活了84岁。活得长，经历的事儿就多，他的政治影响力一直持续到王安石变法。

他被历史记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8年后，他在四川当官的时候，发现了三个人才，谁啊？苏洵、苏辙、苏轼啊。是张方平把三苏父子推荐给了朝廷里的大官，包括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苏东坡一辈子把张方平当老师对待，甚至张方平死了之后，苏东坡还给他守了三个月的孝。那是后话，暂且不提。

这一年，张方平发表了那么多言论，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向皇帝提出了冗官的问题。他说，仅仅十多年前，两制、两省，也就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和宰相的工作班子，还不到30人，现在已经是50多个人了。十多年前的京官还不到2000人，现在2700多人了。他说自己当年管理低级武官，管的不到4000人，现在呢？6000了。短短这么几年，就膨胀成这样，现在不动手裁撤，以后可怎么得了？

张方平提出的这个现象，可不只是现在，从宋代初年就开始了。宋太祖的时候，全国官员的总量，不过三五千人，宋真宗的时候，就到了八九千人。再过几年，包拯，也就是咱们熟悉的包公，他计算过，这个数字又变成了17000多人。你看，不是张方平危言耸听，官员数量确实一直在坚定地膨胀。

那你说朝廷重视这事吗？当然重视。官儿多了，行政效率会下降，更重要的是，要给他们发俸禄，朝廷的财政负担也受不了。所以，仅仅是宋朝，就有好几次专门针对冗官的裁撤运动：宋太祖的时候裁撤过，南宋还有两次大规模裁撤。但结果呢？这两年还只有17000呢，王安石变法之后，全国官员数量变成了28000多。到了南宋的时候，地盘变小了，整顿更频繁了，而绍熙二年的时候，全国官员数量却达到了33000多人。大家都惊呼不得了。结果仅仅4年后，这个数字又暴涨1万，达到了43000多人。

你看，药是一直没停，病倒越来越重。

关于宋代历史的特征，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三冗两积”：冗官、冗兵、冗费、积贫、积弱。但是，如果仅就冗官这一点来说，放眼整个中国历史，何止宋朝？前面的汉唐，后面的明清，几乎都走过一模一样的路。

随便举两个例子：唐太宗贞观年间，长安城的京官加上地方上的要员，一共才730个人。但是过了一百六七十年，全国的官员，已经有18000人，加上胥吏的话，人数已经到了36万多人。你感受一下那个膨胀的速度。

明代，不仅官员数量控制不住，胥吏的数量更是膨胀得厉害。明太祖朱元璋生前定下的规矩：一个县，衙门里面的胥吏人数标准是二三十人，至多不超过六七十人。而到了明末，一个县的胥吏人数至少上千人。

你看，开国的时候，官不多，治理效率也还行，然后官员人数一路膨胀，朝廷一边喊受不了，一边下狠手裁撤，结果到王朝末年的时候一算，官员的总量还是会膨胀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所以，中国的历代王朝的灭亡，有两个观察角度，你既可以说，它是被敌对力量从外面推翻而亡的，也可以说，它是被系统熵增从里面内爆而死的。

那这一期的《文明之旅》，我们就借着张方平提出的这个问题，来聊一聊中国古代官僚制中的冗官问题。这个病的病理到底是什么？而且，它又为什么这么难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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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官僚制

在讲冗官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官僚制本身。说起官僚制，很多人的联想，马上就会是效率低下、人浮于事、贪污腐败等等，不大想得出什么好词。其实古人的看法也差不多。

宋代初年有一个文坛领袖，叫王禹偁，宋太宗时代的人，他就说过自己的感受：他说，我老家是山东，当年我还没有中进士的时候，整个州里，只有一个刺史，一个司户，后来我考中进士，回家一看，好嘛，配齐了，什么刺史、通判、副使、判官、推官、监库、监酒、监税一大堆官员，再来看整个州里，收上来的租税还不如原来，人口还逃亡了很多。那请问，怎么养活那么多的官儿呢？不可持续嘛。还有，他说，我当年在苏州的长洲县当知县，虽然有县尉这个职位，但是连续七年都没有人，让县里的一个主簿兼着，怎么样呢？啥事儿也没耽误。后来，到是有了县尉了，也没看见多干什么事。

王禹偁的这两个观察其实很有代表性。一是说，官员多了，老百姓养不起；第二是说，官员多了，并没有什么用。那这能得出结论：官僚制本身就没有什么用吗？不能这么说，就像咱们不能因为飞机出了故障，就主张大家干脆回去推独轮车，是同样的道理。可以说，没有官僚制就没有现代社会。更进一步地说，没有官僚制也就没有大型现代国家。

我手里的这本书，是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写的《规则的悖论》，是批判官僚制最猛烈的一本书。但即使是这样的书，他也在里面也把官僚制说成是一种带有“诗性”的技术。你看他说的：“官僚制，一种通常起源于军方的机械的组织形式，可以被调动起来去实现本不可能的构想：从无到有创造城市，登上高天，让沙漠绽开花朵。”

对啊，高铁、航天、我们天天用的手机互联网，都要依靠庞大的官僚系统才能支撑起来。不是只有政府才叫官僚制，大企业、大科研机构，都有官僚制。官僚制让人类拥有了几乎无穷的能力。中国的官僚制非常早熟。西方在近代才建立起来的官僚制，中国在秦汉时代就已经成型了。不要小看这个成就，这里面可有太多的技术问题要解决了。

成熟的官僚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用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来说，大概有这么几个特征：横向有分工，纵向有层级，管理有规则，规则非个性，运行靠文书，提拔看绩效，等等。那你想，横向的分工怎么分？纵向切割成几个层级？管理规则怎么定？怎么尽可能减少官员个人意志在规则中的渗透？怎么制定文书的种类和格式？怎么选用育留官员？怎么确认提拔官员的绩效？等等，这是一大套技术。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历经千年，不断改进细节，到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年度，已经很成熟了。要不然，也不可能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发达的中华唐宋文明。

但是话说回来，官僚制也有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比如贪污腐败、效率低下、还有自我膨胀。今天我们重点说自我膨胀，对应到中国历史的话题上，就是冗官问题。

请注意，这不是中国的问题，也不是古代的问题，只要是官僚体系，它就一定会膨胀，在政府，在企业都一样。这简直就是一个宿命般的规律。所以，研究组织膨胀问题，是现代社会学和管理学中的一个显学。

比如上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帕金森就说过一个现象，1935年到1954年，英国海军地位不断下降，但海军部从8118人，增加到33788人；殖民部呢？二战后，英国的殖民地大大缩小了，但是殖民部从372人增加到1661人。你看，这和大宋朝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一模一样？所以，帕金森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帕金森定律”。简单说，就是两条结论：

第一，官僚机构做一件事，你给他多少时间，他就能花掉多少时间；你给他多少预算，他就能花掉多少预算。这是官僚机构的第一个本能，把所有给定的资源空间都占满。

还有第二条：一个平庸的官僚，怎么保证自己的权力呢？就是招聘两个更平庸的助手帮自己。明末的侯方域也说过这个现象，一个胥吏，本身就是个跑腿的，但是他也倾向于给自己再弄两个跑腿的。我记得有一个企业家说过，千万千万要警惕那种办公室里的“大白兔”，就是看起来人畜无害，但是能力差点儿的中层管理者。这种人会迅速生一堆小白兔帮他解决问题。而所有的小白兔，很快也会生下一层的小白兔。然后就会导致组织膨胀。你看，这是官僚机构的第二个本能，能长多大就长多大。

这两条都是从组织内部的动机上做解释。还有来自社会学的解释。

研究组织管理的学者就发现一个现象，叫“目标置换”。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官僚组织在运行的过程中，本来的目标很容易迷失，只好盯住一些替代性的目标，甚至直接把手段变成目标。比如，企业要重视生产安全，于是成立一个安全生产的部门，但是这个部门很容易把搞安全培训变成目标，这个部门的具体工作人员呢，又会再降一级，把提高某次培训的到场率变成目标。你看，目标一层层地坍缩，他们也在干活，但是原来的目标被替代了。

南宋时候的洪迈在《容斋随笔》里举过一个例子：洪迈有个一岁的儿子，他有一次给儿子办个手续，材料送到吏部，吏部把材料下到当地的衙门，衙门要求洪迈补材料，主要补两条，第一，让这个孩子证明，洪迈是他爹。第二，让这个孩子证明自己没有犯罪记录。把洪迈气得啼笑皆非。对啊，甭管是吏部还是地方上的有关衙门，他们的目标又不是给你洪迈尽快把事儿办成，他们的目标是办事的时候符合规则和程序，自己不要犯错误。你看，这也是一种目标替代。

还有一种目标替代，就是官僚机构把维持自己的存在当做最重要的目标。这和大自然里的所有物种一样，求存，才是最大的目标。那求存的手段之一，就是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规模。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如果是公司里某个职能部门的老大，你的部门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而存在的。那扪心自问，你会允许这个问题在你和部下的辛勤工作下彻底消失吗？问题消失了，你这个部门明年的预算和编制也就消失了啊。不，你会玩命地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尽可能地多要编制和预算。你不会有什么愧疚感，因为坐在这个位置上，你就有了为这个位置的存在拼搏的本能。这也是官僚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

这一类的解释还有很多。但是今天我们毕竟是在讲大宋朝的1046年的故事，我们还是回到中国古代的语境，看看在中国的皇权制度下，产生“冗官”现象还有那些独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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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谬误

关于宋代的冗官问题，现在的研究，大体总结了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宋代搞出了一种重床叠架的官制，让官员之间互为牵制，一个干活的后面还有八个看着他干活儿的，所以官儿就多；

第二，为了推进科举制，所以朝廷录取的进士的数量远超前朝。整个唐代录取进士不过6000多人，而宋朝，仅仅宋太宗一朝就录取进士近1万人。所以官儿就多；

第三，朝廷还有一些恩荫制度，所以官儿就多。什么是“恩荫”？简单说，就是一个人当了官，就成了大树，你们可以照顾自己的亲戚子弟也当官，在你们的大树底下乘凉。假设，我在大宋朝当到了宰相，那在国家有重大典礼的时候，我就可以写申请，指定四个人当官儿：一个本宗的亲戚，比如我姓罗家的侄儿；一个异姓的亲戚，比如我母亲或者夫人家的侄儿；一个门客，一个医生。如果我退休了，那可以再写一份儿申请，再指定三个人当官。如果我死了，临死写遗表，还可以指定五个人当官，你算算，我这一辈子可以拖拖拽拽一二十个人上岸。你会觉得奇怪，自家的亲戚也就算了，怎么还有医生？对啊，那个时代又没有三甲医院。我病了，怎么让医生好好替我看病啊？我是宰相，按规定，我可以指定你当官哦，你尽心治疗。这是朝廷关照我宰相身体健康的一种方式。

说到这儿，估计你就形成了这么个印象：冗官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宋皇帝在封官问题上手太松了。就像我们小时候做的应用题，那么多管子进水，那么细的管子出水，这个澡盆肯定要溢出来的啊。所以，治理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裁撤啊，拼着得罪一些既得利益者，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国家财政崩溃啊。

你看，传统上看待冗官问题的认知模型，和我们今天谈论一个胖子减肥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胖？因为你每顿饭都多吃了几口，把自己活活吃成一个胖子了呗。说到底，还是因为你意志不坚定，都怪你自己。那怎么才能减肥呢？你就狠狠心，管住嘴，迈开腿，就行了。我们讲冗官，也就把它理解为官僚系统上的赘肉，原因是皇帝的管理水平不高，都怪皇帝，解决办法就是狠命裁撤，不要怕得罪人，不要向腐朽的势力低头，像胖子减肥一样，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这么一想，好像整个事情也就很简单了。但是，我们回看历史，不应该停留在这个结论上。为啥？因为如果一个历史现象，我们不喜欢，我们就把它解释为当事人要么蠢、要么坏、要么软弱，归因到古人的某个缺陷上，那这个解释就太廉价了。实际上，我琢磨古人越多，就越觉得：面对挑战的时候，古人和我们没什么区别，一样的聪明，也一样的迷茫。如果他们反复做出同样的选择，在我们眼里犯同样的错误，那我们只好假设：那一定是因为，这就是他们在当时条件下能找到的最佳解决方案。只不过，我们没有身在其中，所以我们看不到他们的不得已啊。

具体到冗官这件事，你想，一个皇帝怎么可能是一副懒洋洋的表情，任由局面恶化呢？其他大臣反正是官僚集团的一员，没必要往死里得罪同僚，大不了磕个头，臣也没辙，我退位让贤吧。唯有皇帝，如果财政崩溃，他可是最后的责任人，要独自吞下苦果的。所以，为什么皇帝在总体上会纵容官僚体系的膨胀？

我举个例子，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皇帝的处境。

现在我们说的是1046年，大宋朝，倒转400多年，是唐朝初创的时候，公元617年，李渊从太原起兵，要往南攻占长安，造隋朝的反。等打下了西河郡的时候，李渊说，来啊，封官啊，老百姓所有七十岁以上的都有官儿做，封个散官，也就是有个官称，但是并没有实际权力的那种官。其他人，只要你自己说自己有能耐，一律有官做。封官现场是这样的：李渊坐在这儿，来了人随口就问，这位英雄，你有什么本事啊？你有什么功劳啊？哦，原来如此，那好，就封你这么个官儿，随手就在本本上写。也没有什么正式的任命书，只有李渊手写的官名，那也行，大家当个宝，高高兴兴捧在手里就走了。

后来打下了霍邑，也是跟西河一样地封官，还加了一条，如果关中来的军人，不愿意跟着李渊打仗的，也封官，封个五品的散官，你们回乡去吧。

这一通操作，把旁边人看傻了，啊？这也行啊？这封官儿封得也太滥了吧？李渊气定神闲地分析一下：隋朝倒是舍不得封官，怎么样？失了人心吧？我怎么能学他们呢？而且现在这不没拿下天下吗？这官儿也不是我的，我用这空头支票的未来的官来收伏人心，不比打仗强啊？闻听此言，你是不是有点恍然大悟？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里面也有这么一段，把话说得更透：“对于既不是你自己的财产也不是你的老百姓的财产，你尽可以作为一个很阔绰的施主，因为你慷他人之概淋漓痛快，不但无损于你的名声，倒是使你的声誉鹊起。”

那你说，李渊是不是性格上就慷慨呢？还真不是。就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不久，突厥人派人给李渊拉来了一千匹马，说你不是要造反打仗吗？肯定缺马啊，来，一千匹好马，卖给你。李渊口头上说好好好，但是只肯掏钱买一半。李渊手下人说，别介啊，缺钱我们掏啊，咱们现在多缺马啊？李渊说，嗨，突厥人不缺马，就缺钱。我只买一半，就是让他们觉得我穷，而且不着急。他反正也拉来了，他还能拉回去不成？他要卖也行，我就赊着，钱现在没有，将来再说。

你看看，李渊的算计精着呢，他怎么可能是一个大手大脚的人？

但是，从这两个故事里面，你肯定也看出来了，李渊的基本逻辑是没有变的：第一，我手头的资源，要省着用。打天下呢，手头紧得很呐。第二，如果你们愿意要未来的资源，甭管是官位还是钱财，要多少我给多少，我才不替未来省着呢。第三，这也是最隐秘的一条逻辑：之所以我对现实资源很吝惜，对未来的资源很慷慨，是因为：我哪儿知道我有没有未来？

对，皇权是独占性的。要么全有，要么全输。不仅是开国皇帝如此啊，所有皇帝都清楚这笔账：皇权一旦失坠，就没有未来。现在我们明白了，站在皇帝的视角，官位的本质是什么？是一张在未来才兑现利益的支票。封出去一个官儿，确实造成财政压力，但那不是未来的财政压力吗？而现在拿到官位的人，马上就可以替我解决眼下的问题啊。面对严峻挑战的时候，穷尽手段解决当下的问题，狮子搏兔，宁滥勿缺，如果运用这些手段的代价是在未来才支付，那就太好了。过量一点怕什么？将来的问题将来再解决啊。

所以你看历史上，王朝的危急之时，往往就是滥封官爵之日。比如，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要打败叛军，怎么办？朝廷肯定是没有现钱，只能封官。大将出征的时候，朝廷给一沓空白的委任状，你就靠这个激励部下吧，爱填啥填啥。到后来，一个大将军的委任状，贬值到也就能买一顿酒喝的程度。

这就形成了很有趣的视角差异：从事后看，总觉得滥封官爵，把财政拖垮的皇帝很愚蠢；但是，如果是当事人，又会觉得吝惜爵赏的人很愚蠢。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里面，李渊就觉得隋炀帝特别傻。其实，再早个几百年，还有一个类似的场面：当年楚汉相争的时候，韩信说起项羽这个人，说他哪儿都好，对人恭敬慈爱，要是部下生了病，他比谁都心疼，一边哭，一边给吃给喝。但有一样啊，项羽遇到部下有功劳，应该封官封爵的时候，怎么那么舍不得？一个官印，拿在手里反复地盘哪盘，都快把印盘破了，也舍不得给出去。韩信给项羽的这个性格起了一个很著名的名字，“此所谓妇人之仁也！”。“妇人之仁”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反过来，韩信投奔的刘邦，在封官上，手面儿就大方得多。

你看看，一个隋炀帝、一个项羽，这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失败者，没想到吧？共同特点是不舍得封官。而吸取教训的李渊和刘邦，反倒是在封官问题上非常慷慨的人，这两个人成了一个大汉、一个大唐的开国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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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你还觉得官僚机构的膨胀是一个不理性决策吗？不，这是每一个危急时刻的理性决策堆出来的一个荒谬现象。

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过一个概念，就叫“合成谬误”。比如，看演出的时候，前排的人为了看得更清楚一点而站起来，后排的人也不得不站起来，当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之后，大家都没有看得更清楚，相反，每个人的更难受了。你看，人类社会总有这种事：每个人做的都对，但合起来就是一个巨大的谬误。

所谓的“冗官现象”，不就是这样的“合成谬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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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惊心

刚才我们举的例子，都是开国皇帝的情况。你可能会问：那建国之后的皇帝呢？皇位都是自家的了，还有必要继续纵容官僚系统的扩张吗？

那我们就再来看一个著名的场景：杯酒释兵权。故事情节我们都熟了：话说，宋太祖赵匡胤上台之后，不放心身边的武将，就摆了一桌宴席，请大将石守信等人喝酒，一边喝一边叹气说，哎，我这个皇帝当得没意思，还不如原来安稳。大家就慌了：你咋啦？你有啥不放心的？宋太祖说，我没啥不放心你们的，都是哥们儿。但是万一你们手下人，也搞黄袍加身呢？你们跟我一样，被逼无奈当皇帝呢？大家一听害怕了，腿一软，跪求大哥指点一条生路吧？大哥说，那就这么的吧，人生苦短，求财为安，我多给你们钱，你们去当地方上的大官？君臣之间不就没有猜忌了吗？果然，第二天大家赶紧辞去军职。辞职之后，赵匡胤果然既给赏钱，也给他们封了节度使之类的大官儿。

你看看这个过程，本质上就是用名义上更高的，收入也更多的职位，来置换实权。其实这个事儿还没有完，杯酒释兵权的事儿大概发生在建隆二年，961年，直到973年，你想，那可是12年后啊，局面早就安定了，但朝廷还是给杯酒释兵权力的这几位，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又升了一次官，升到了侍中，同平章事，也就是宰相的级别，当然是名义上的。

整个事件，过去我们是从赵匡胤的角度理解，赞，太祖仁义，用一种温柔的方式化解了危机。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呢？这不就是造成了“冗官”吗？朝廷给这些人高官厚禄，并不是要任用他们，只是为了让他把有威胁的位置让出来。朝廷前后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就拿这个事儿中的名角儿石守信来说，他33岁被“杯酒释兵权”，57岁才死，后半辈子，就干一件事，攒钱，玩命地攒钱。为了攒钱，甚至干活还不给工匠付工钱。就这么抠，这么枉法。那历史对他评价如何呢？非常谅解。对啊，他之所以有那样的表现，没准就是为了让朝廷相信他胸无大志呢？所谓韬晦之计嘛，可以理解。

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理解了，即使是王朝的正常时期，皇帝也会搞出各式各样不同级别的“杯酒释兵权”，本质上就是用更高的官职和更多的金钱来赎买一个皇帝放心的结果。

那你想，皇帝不放心的事儿可就太多了：对皇室宗亲不放心吧？来，就别想着干事了，给个有虚名儿的官儿做吧；对不想用但是还有影响力的元老不放心吧？来，就别占着位子了，给个有虚名儿的官儿做吧；对官员的没出息的子弟，他们自己是没本事考中科举，但是他们的爹又有点影响力，这样的孩子养在家里也是个不稳定因素，得了，给个有虚名儿的官儿做吧？表现不错的胥吏，总得给人一个奔头，给个初级的官儿做吧？常年参加科举，但就是考不中的儒生，哎，留在民间也是个风险，也多少给个有虚名儿的官儿做吧？

你发现没有，每一笔账其实都是划算的。都是用一点点未来的财政负担和人浮于事，来换取现实的安全利益。皇权对于现实的安全太敏感了，所以，很愿意用多一点的未来负担来置换。长期积累下来，不就是冗官现象吗？

你可能会说，那是不是皇帝们太过谨慎了呢？

我们还是回到“杯酒释兵权”。这个事其实是有争议的。因为当年的史料中其实并没有记载，反而是几十年后，比如丁谓、王曾、司马光，才在他们的私家著述中提到这个事儿，而且是越后出的材料，越说得有鼻子有眼。所以有史学家怀疑，这事其实并没有真实发生过。

具体有没有那场酒宴，那些对话，咱们暂且不论。但是作为一个宏观上的事实，所谓“杯酒”，就是大家和和气气的商量，皇帝大大方方地赎买，所谓“释兵权”，就是将领乖乖地把兵权交出来，这个意义上的杯酒释兵权，不仅存在，而且是一个长期的、微妙的、凶险的过程。

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成了大宋皇帝。但是，历史不是我们的教科书，打这一刻起，就翻篇进入一个新的章节了。不是啊，当时所有的人都自以为还是后周的臣子啊，赵匡胤不过是搞定了开封，各地的节度使、军队、实权派，对他这个刚上任的皇帝，到底什么态度？赵匡胤派人去各个地方通知，说改朝换代了哈，你们认不认我这个新皇帝？大家都问：现在宰相是谁啊？枢密使是谁啊？军队的将领都是谁啊？一听，哦，都还没变？那行，那我也可以不变了。得，放心了，给新皇帝磕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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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才是赵匡胤和各地实力派之间的默契：你承认我这个皇帝，条件是我不动你。

赵匡胤刚开始也确实是这么做的。除了两个公开反对他的武将，韩通和李重进，剩下的武将位置一个没动。不仅武将，连文官也没敢动。我们印象中，宋太祖是用赵普当的宰相。其实，那是4年之后的事情。赵匡胤第一届文官班子，一点也没换，还是留用了后周的三个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这几年间，赵普虽然是皇帝的第一心腹文臣，但官位上只是一个委委屈屈的枢密直学士。

为啥不换？说到底不就是因为形势凶险吗？换一个人，就是释放一个信号，其他人就得琢磨，哦，一朝天子一朝臣？轮到我我该怎么办啊？是服从还是反抗啊？这个时候的赵匡胤承受不了这样的人心摇动嘛。

等到局面稳定，也就是公开的反对派被扫灭之后，赵匡胤开始了小心翼翼的换人。第一步，先是换了禁军当中资历比较浅的两个人，张光翰和赵彦徽，让他们到地方上去当节度使。明面上是升了，而且去的也是大地方，震动比较小。也算是给后面的动作开个先例。第二步，是赵匡胤上台后的第二年，动的人物就比较重要了，慕容延钊和韩令坤，这两个人在禁军中的声望非常高，和赵匡胤私交更亲密一些，赵匡胤当皇帝之后，还管慕容延钊叫大哥。当然，他们也是去重要的地方当节度使，钱给够，官儿升够，面子给够。这两位走了之后，换上来的是谁呢？原来的副职扶正，换上来的才是石守信。这个时候再看禁军剩下来的几个重要将领，都是赵匡胤更亲密的小圈子里的人了。但是，还得继续换，小圈子里的兄弟，毕竟是平辈论交，赵匡胤在他们面前还是很难有皇帝的权威。又过了几个月，小兄弟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才被全部拿下。换上来的，就不是小兄弟了，而是原来赵匡胤的部下，甚至就是他的卫士、亲兵，对赵匡胤有绝对的忠诚的人。到这一步，宏观上的“杯酒释兵权”才算完成。

我拆开来这么一细说，你应该就感受到赵匡胤帝王心术的细密之处了。就像拆除一幢危楼，贸然动任何一块砖，都有可能导致全楼坍塌，砸到自己。赵匡胤是小心翼翼地一块砖、一根梁地慢慢换，每一步都要计算好了后果和后手，用两年时间才完工。其中的惊险之处，我们这些一千年后的人，还感受得到啊。

如果你一直跟着看我们这个《文明之旅》系列节目，你就知道，从大宋朝开国至今的每一个君主，其实都面对过这样惊心动魄的危机局面。比尔·盖茨不是有一句名言吗？“微软距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对，身在局中的掌舵人，感受的灭顶危机，永远比我们这些外部的看客要多得多，也深重得多啊。

说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为了拆除这些风险，多封几个官，多让后人承担一些财政负担，那又算得了什么？

从某种角度上说，我们看到的古代冗官现象，其实都是皇帝解决现实危机的未来代价，只不过长期累积起来，变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而已。这就像一个家庭，不断地面对危机，不断地向未来借钱解决眼下的危机，那最后可不就债台高筑吗？

如果你同意以上分析，那我们看待冗官现象，就有了一个新的角度：第一，因为皇权对权力现实安全的绝对追求，使得他们无时无刻都在想办法向未来推迟危机，当然与此同时也在向未来堆积成本。第二，古人并不傻，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做精明的决策，但是最终得到的却是一个巨大的“合成谬误”。

在这一点上，咱们今天的人谁也别嘲笑古人，毕竟，臃肿低效的大公司病，同样是现代人需要面对的挑战啊。说到这里，让我想起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那句名言：“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现在想来，这不是一句刻薄的俏皮话，人类并不是因为傲慢而健忘，我们只是因为无法免除人性的弱点，所以只好在宿命中不断地轮回。

好，这就是我们在1046年，为你讲述的文明故事。下一期，也是《文明之旅》第一季的最后一期，我们1047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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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本期的节目最后，我想致敬已故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本期节目咱们讲的宋代的冗官问题，在前面的节目里我提到，一方面大卫·格雷伯把官僚制说成是一种带有“诗性”的技术，另一方面，也对官僚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嘲讽和批判。格雷伯的犀利，也体现在他提出的另一个概念“狗屁工作”上，也就是现代社会里那些让人陷入机械重复的劳动，消耗个人时间和精力，却不能带来成长的无意义工作。没错，对这样的工作，格雷伯直接用了“BULLSHIT”这个英文词。

在他那本书《毫无意义的工作》里，格雷伯说：为何狗屁工作会对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雇用你的时候，你感到自己是因为有用才获得了这个岗位，结果却发现事实完全不是如此，但又不得不配合表演，假装自己是有用的，假装这个岗位是有用的。这种先让你产生自己有用的错觉，然后再被全然否定的经历，不仅仅是对自尊感的摧毁，还直接动摇了自我意识的根基。一个人一旦停止对世界产生有意义的影响，那这个人就不复存在了。

真是振聋发聩啊。新的一年，愿你能远离狗屁工作，找到自己的意义，致敬大卫·格雷伯。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

（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

（宋）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

（宋）洪迈，《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15年

（宋）陈师道：《后山谈丛 萍洲可谈》，中华书局，2007年。

（美） 大卫·格雷伯：《规则的悖论》，中信出版社，2023年。

杨高凡：《宋代“三冗”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

（美）罗伯特·Ｋ.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译林出版社， 2015年。

范学辉：《关于“杯酒释兵权”若干问题的再探讨》，《史学月刊》 2006年第3期。

包刚升：《西方政治学通识30讲》，得到课程，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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