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101年：送别东坡先生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101年。这是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西夏贞观元年。

你看，巧了，大宋、大辽和西夏，东亚版图上的这三方政治势力同时改元：大宋换了宋徽宗，大辽换成了天祚帝，西夏是李乾顺亲政，所有的牌桌上都重开了一局。

而这一年，也是公元纪年的十二世纪的第一年。你可能会问，十二世纪的第一年，为什么不是1100年呢？你想啊，一世纪的第一年，肯定是公元1年，因为没有公元零年嘛，所以照此类推，十二世纪的第一年就是1101年。

在这新旧交替的一年，我们如果跳到太空，俯瞰这个小小的地球，你看到风景跟几百年前相比，似乎也没有什么变化，还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是那样的风霜雨雪、万类霜天。但是定睛细看，你会发现，经过十一世纪这100年，人类文明的许多东西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

在东方，汴河上的漕船首尾相接，江南的稻米、丝帛、瓷器、铜钱，昼夜不停地流向开封，这是这片土地上前所未见的财富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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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再细看，何止是物资？同时流进流出的，还有朝廷的诏令和大臣的奏章，天下各个州县的仓廪税收、官员的汇报呈请、边疆的军情战报，都被写进了越来越细密的文书。大宋帝国不再是一个传统的铁血帝国，而是运行在庞大的信息系统和精巧信息技术之上的人类共同体。

你再细看，信息之上，还有崭新的观念。也就是在这100年间，大宋的读书人突然明白了，我这手中的，何止是笔墨啊？我在这纸上的耕耘，和农夫在田地间的耕作是一样的，都是在创造财富，都是在为一家一姓的前程努力。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时代能像现在这样，每个人都有机会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你再往远处看，在长江以南的那片土地上，这100年间，市镇更稠密了，铁器更锋利了，瓷器更洁白了，刻书的作坊更兴旺了，中华文明正在为自己准备下一个繁荣的文明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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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视野，再来看整个欧亚大陆，过去这一百年，是一个秩序重新成形的世纪。西方文明、阿拉伯文明的内部组织效率都越来越高：知识传递得更顺畅，信仰动员得更有力量，市场流通得更有规模，国界外的邻居变得更重要。耶路撒冷上空的钟声反复回荡，地中海港口里各种船只都在启航。整个世界都好像在为更进一步的连接和更加剧烈的碰撞做准备。

从这一集的《文明之旅》开始，我们就一起踏上十二世纪的漫漫长路吧。我们继续跟随时光的脚步，看人类文明一层层累积、一点点成长的壮阔旅程。

在这1101年，我们还要做一件事，去送别一个人：苏轼苏东坡。他在这一年的七月份，病逝于常州，享年65岁。

上一年，哲宗皇帝去世，大赦天下，苏轼终于可以从海南岛渡海北归。去年7月29号夜里，他夜渡琼州海峡，抬头一望，只见星斗漫天、云散月明；再低头自省，流放海南三年啊，他发现自己内心里不仅毫无恨意，而且满心都是那种平静的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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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了这900年的时光，我们可以在精神上和那一夜的苏东坡对视一下，确认一下眼神——是的，这确实就是我们喜欢的那个旷达的苏东坡。

从上一年的7月29号，苏东坡渡海，停停走走将近一年，在这一年的7月13号，他走到了常州。又过了42天，8月24号，他在这里溘然长逝。

珍惜他这最后一年的行走吧。我们今天就先花一点时间，恋恋不舍地、亦步亦趋地陪着他老人家走完这最后两千公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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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程

上一年的5月底，朝廷决定放苏轼回大陆。6月中旬，消息才抵达海南。苏轼马上就开始忙起来了：他要给朝廷写谢表，要安排人在海峡对岸接自己，要写信给自己的弟子秦观，希望能在雷州见一面，要一一辞别在海南帮助过自己的朋友，要把借人家的书还了，甚至还要写文章谢谢当地保佑过自己的山神。

我们今天的人，有电话，有视频，是很难共情古人这种离别的。苏轼已经64了，大家心知肚明，他这次离开海南，一拱手、一转身，这辈子怕是再也不可能相见了。

要回大陆了，他高兴吗？高兴。但也不是那种“漫卷诗书喜欲狂”的狂喜。和朋友离别，他难过吗？难过。但也没有那种“一曲离歌两行泪”的悲痛。他去和朋友告别，也写离别的诗，写得情感真挚，但写完了之后，他还不忘跟人家开个玩笑，说我以前老到你们家讨菜吃，现在给你写首诗，就算是抵了菜钱了哈！

实在见不上的朋友，他也写告别信，其中有一封真迹现在还在，就藏在台北故宫，被称作《渡海帖》。里面也是几句真挚的话：“我要走了，这次见不上，就怕是见不上了，没别的，你就自己珍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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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黄庭坚看到了他晚年的这些字，对这些书法下了四个字的评语：“沉着痛快”。晚年的苏轼确实活到了这个境界。对眼前事、眼前人，他都认真，但是既不痴缠也不黏腻，坐下来就是一场深交，站起来挥挥衣袖也能笑着上路。他几乎是拍着所有人的肩膀，安慰着所有人，既一步一回头，又笑吟吟地离开了海南。他就是这样的“沉着痛快”。

渡海之后的第一站，是在雷州。在雷州，他见到了自己最喜欢的学生秦观、秦少游，就是写出“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秦观。说起来也是这两个人的缘分好。苏门四学士，其实还有其他三位，黄庭坚在四川，晁补之在开封，张耒在黄州，多多少少也都因为苏东坡的连累，这个时候都非常失意，他们都没有机会和北归的苏轼见上最后一面。

其实，在雷州，苏轼应该还有一个隐隐然的遗憾，就是没能和自己的弟弟苏辙在这里见上一面。苏轼被贬海南的时候，苏辙也被贬，就在海峡对岸的雷州。现在苏轼回雷州，本来该兄弟聚首了，但没想到，苏辙同步被调到了湖南岳阳。朝廷的本意是对两个人都优待一下，让你们都离中原近一点嘛。但是请注意，朝廷给你们宽大处理，并不影响你们俩是犯了错误的官员的实质，所以，调令一下，立即就得动身，所以兄弟俩就没能见上。真是千古憾事啊，这次擦身而过，兄弟俩就真的再也没能见面。

秦观虽然见上了。但是两人分别后，也就两个多月，苏轼在路上突然得到了秦观的死讯。秦观当时才52岁的年纪啊，万没想到，只是路上中了一次暑，人就没了。苏轼也算是白发人送黑发人，难过得两天吃不下饭，他冒着酷暑一路追，希望能送最后一程，终究是没赶上。

好在，20多年前，苏轼就写了那首词给弟弟苏辙：“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要不然，刚刚踏上大陆的土地，就遇上一场生离，一场死别，这遗憾还真不好排解。

苏轼的这趟北归之旅，看起来就是花了一年时间，从海南走到常州。但其实，他是走走停停，并不知道自己这趟漂泊的目的地是哪里。刚开始，朝廷的命令是让他去廉州，就是今天的广西合浦，后来又改成了去湖南的永州。

所以，苏轼就在岭南大地上，一会儿往西，一会儿往东，就这么东奔西走了四个多月，终于，到了上一年的12月初，接到朝廷的新命令，也不指定你到哪儿待着了，也不再把你苏轼当犯人了，给你个待遇，你随便去哪儿住吧。

苏轼得到这个消息，当然高兴，但是转念之后，也未必觉得有多轻松：这一大把年纪，衰朽残年，朝廷是不管我了，那我又该去哪儿呢？

这种空落落的感觉，一下子把苏轼击倒了。你想，他从7月份渡海，到现在年底，已经半年了，每天都在船舱里马背上度过，南方的那种暑热，连50多岁的秦观都受不了，更何况60多岁的苏轼。再加上，苏轼名气太大，走一路，各种人都要来接待探望，每天酒肉不断，迎来送往，还要劳神写诗题字，苏轼开始拉肚子。正好遇到年底，就干脆在岭南过年了。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广东南雄县。

等过了年，建中靖国元年的大年初四，苏轼带着一家老小，终于翻过南岭中最东边的大庾岭，来到了江西。在那个时代，这就算是从化外之地回到了文明世界了。

下一步去哪儿呢？一路上苏轼不断地改主意。他主要是在两个地方之间犹豫，一个是今天江苏的常州，一个是颍昌，也就是今天河南的许昌。选常州的理由是，他这一辈子多次表达过要在常州终老的愿望，那里有他的朋友，有他置下的田产。那颍昌呢？是因为那里有他这一生中最亲密的人，弟弟苏辙。

走到赣州的时候，他下决心了，要去常州住。都已经给常州的朋友写信，你们帮我找房子吧。但是走到南昌的时候，苏辙又来信苦劝，苏轼又改主意了，要么，我还是去颍昌？

从赣江转长江，一路东下，6月份，路过我老家芜湖，当时叫太平州，到了金陵的时候，苏轼的主意又改了：路上太累了，不往北边折腾了，而且听说苏辙现在也不宽裕，自己一大家子三十多口子如果都去颍昌，怕拖累苏辙。算了，还是去常州吧。但是架不住苏辙不断地来信苦劝，来吧来吧，还是自家兄弟好啊。等到了仪真的时候，苏轼又改了，好吧，去颍昌，等我把这边的地卖些钱，再等一个月吧，我就过去找弟弟去。

最终打消苏轼的犹豫的，还是开封那边的政局变化。到了这一年的年中，向太后已经死了，新旧党争的苗头又冒出来了。苏轼一听就摇头，颍昌，也就是许昌，距离开封太近了，自己要是去了，不定惹出什么祸事，算了，我还是去常州吧。

苏轼提笔给弟弟苏辙写了一封信，说，我是想咱们老兄弟俩能够相聚终老，但是，老天爷不让啊。咱们有什么办法？但是没准将来还是有机会。哎，我们这些士君子做事，得顺着大势走，那才比较省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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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是做了，但是感觉苏轼的心力也就散了。还没到常州，人就病倒了。

也难怪，这时候正好是盛夏，苏轼全家人都住在船上，白天大太阳晒着，河水又污浊，整夜整夜睡不着，坐在那儿喂蚊子，真是感觉这一夜就要过不去了。6月30号，苏轼开始腹泻，一连几天，这么大岁数的人，怎么受得了？苏轼第一次想到必须要安排后事了，他给苏辙写去一封信，说，我要是死了，你把我葬在嵩山脚下，然后要给我写一篇墓志铭啊。苏辙接到信就哭了，我怎么忍心为我哥哥写墓志铭啊？

这一病大概半个月，到了7月中旬，稍微好一些了，苏轼一家的船终于抵达常州。运河两岸挤满了当地老百姓，希望一睹这位大名士的风采，苏轼无奈苦笑，说，这么看，别把我看坏了。

船到码头，苏轼的好朋友钱世雄上船来接，苏轼第一句话就是交代后事，说我写了几本书，关于周易、尚书和论语的书，我要托付给你，你别给别人看，三十年后，这书自然有知音。说完了，拿出个竹匣子就要托付，但是慌乱中，找不着钥匙。钱世雄说，嗨，你刚来，有的是机会慢慢说，现在怎么谈得到这个？

从这个细节你也能感觉出来，苏轼这个时候非常清楚，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后人是知道，苏轼得的其实是一种细菌性的痢疾，导致多器官衰竭，在当时是没有特效药的。

苏轼住下后，钱世雄每天都来看他，陪他聊天，说说过去的事儿，聊聊苏轼在南方写的诗文，苏轼还能经常灿然一笑。钱世雄说，先生这一笑啊，那种眉宇间的秀爽之气，像一道光，在座的所有人都能被照亮。

到了8月14号，苏轼自己感觉日子快到了，把三个儿子都叫到病榻前来，对他们说了几句话：我这辈子，没做过坏事，所以，死后也不会去什么地狱之类的地方，你们放心。但是我要嘱咐一件事，时候到了，你们千万别哭，让我安安静静地走。

苏轼说这话的口气，和苏格拉底最后的嘱托是一样的。苏格拉底被雅典人判了死刑，最后时刻服下了毒药，毒发的时候，大家都在哭泣，苏格拉底说，“你们在干什么呀，男子汉们？我把女人们打发走，主要就是为了不让她们做出这种荒唐事来。我听说，人应该安详地死去。所以请安静，要有节制。”他和苏东坡这样的智者一样，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不仅不需要大家来安慰他，他还有多余的心力，来安慰身边的人。

8月24号，苏轼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还是来了。这一天，苏轼的听觉先衰竭了，但是神明丝毫不乱。径山寺的长老维琳和尚陪在身边，趴在他耳边大声说，学士啊，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苏轼说，西方极乐世界挺好，但是这事使不上劲儿啊。朋友钱世雄也趴到耳朵边上，大声对苏轼说，那你更要使劲儿啊。苏轼拼尽最后一丝力气说了四个字：着力即差。刻意追求就不对了，顺其自然吧。着力即差，这是东坡先生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四个字。

东坡走的时候，有三个儿子、六个孙子在身旁，有朋友，也有高僧，为他送行。

我们也一起吧。目送先生那不着力、不刻意、笑吟吟、缓缓上路的背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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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五福

有一个问题，不知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苏轼在后世中国人的心目中影响那么大？

中国文人那么多，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群星璀璨，但是如果让中国人在所有古代士大夫中找一个代表，那我猜苏东坡会高票当选。

我自己就做过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某个西方大学给我一间教室，让我办一个中国文化的展览，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策展方案，就是在教室中间立一个苏东坡的雕像，让西方人看到一个典型中国人亲切的样子。剩下四面墙，一面墙，我画上苏东坡这一生走过的地方，让他们看到中国的地域之广；一面墙，我挂上苏东坡的诗文书画，让他们看到中国的文艺之美；一面墙，我陈列苏东坡这一生做过的帽子、扇子、酒、墨、东坡肉、水利工程，等等，让他们看到中国古代器物之丰盛；最后一面墙，我铺排一张苏东坡这一生结交过的朋友的名录以及他们的身份，这里面有皇帝和官员、有普通的文人，有方外的僧道，有工匠和农夫，让他们看到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会得到多少种关系维度的支撑，又会照耀到多少种他人的生命。

我认真想过，除了苏东坡，还真找不出这么合适的人物了。奇怪，为什么中国人一抬眼看天上的漫天星斗，最容易想到的人就是苏东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苏东坡是一个“全人”。

中国文化当中有一个概念，叫“五福”，其实就是问，一个人应该活成什么样，才是一种最令人羡慕的状态？按照《尚书》里的说法，五福是“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通俗理解就是“长命、有钱、健康、品德好、能善终”。这可是中华文化的理想人生的模型啊。如果用这个标准重新打量苏东坡，你会发现一件惊人的事：这个一生坎坷、三次被贬的人，竟然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地拥有“五福”的人。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字，寿。

寿仅仅是指一个人活得长吗？不一定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有的人三十岁就死了，八十岁才埋。”如果一个人三十岁以后，人生再无波澜和变化，即使活得长，这种人生，未必多令人羡慕。所以，五福里的“寿”，应该理解成人生经历的完整和丰富。一个人是否把生命的各种可能性都活过了一遍？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苏轼的65岁，虽然数字不是很大，但这含金量可就太高了。

先说才艺。论诗，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是宋诗的最高代表之一。论词，他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论文，他名列唐宋八大家，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领袖。论书法，他位列“苏黄米蔡”宋四家之首。论绘画，他干脆就是中国文人画的奠基人。论学术，他开创了蜀学一脉，是北宋三大儒学流派之一。论政治，他是北宋新旧党争中的关键人物。论造物，他是酿酒家，是美食家，是工程师。等等。只要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有可能涉足的领域，到处都有他的痕迹，且无一处不精彩。

细看苏轼这65年，没有一年是虚度的，没有一段是重复的，每一次被打倒，等他再站起来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是全新的。这样的人，才是真当得起那个“寿”字啊。

好，我们再来看五福中的第二个字：“富”。

富仅仅是说一个人很有钱吗？这个理解可能也浅了。在中国古代，大富之人往往后面是有大祸的，未必是什么福。所以，五福中的“富”，不是一个静态的数字，而是指一个人永不匮乏，想做什么就有办法找到做什么事的资源，这是一种动态能力。从这个角度上说，苏东坡那可是非常富。

在黄州，苏轼一度是真到了要饿肚子的边缘，怎么办？向官府申请一片废弃营地，他卷起袖子就去种地了——这块地，就是后来名垂千古的“东坡”。你看，这就是苏轼和孔乙己的不同。读书人最怕什么？怕的是脱不下那身长衫。而苏东坡从来没有被身份绑住过。凡墙皆是门——别人眼中的绝路，到他面前都是活路。

人间的贫富，有时候就看你怎么定义什么是好东西。苏轼有一种神奇的能力，就是把劣质资源重新定义为优质资源。在宋朝人看来，羊肉是上品，猪肉不上档次。但苏轼偏偏把它做成了东坡肉，一道菜流传千年。还有生蚝，这种海边常见的东西，苏轼写信给自己的小儿子苏过，说这个东西好吃，你千万别说出去，要不然那些犯了事儿的人都要来海南，我怕他们抢我的生蚝。

这种人你怎么让他穷？你把他贬到黄州，他说，这“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我富得很。你让他颠沛流离，但他到了惠州，吃了几口荔枝，就说这个东西好，我是“不辞长作岭南人”啊；到了儋州，刚刚生活了三年，就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我本来就是海南人，搞错了才投胎到四川；刚决定要定居常州，马上就说，常州好啊，这就是我的家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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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本以为终于把他逼到绝境，但他马上就把脚下之地、眼前之人、手中之物看成是世上最好的。这样的人，你怎么可能让他穷？

再来看五福的第三福：康宁。

康宁不是说一生没有波澜，而是说，无论在什么样的风浪中，他都有能力恢复身心平衡。这不用多说，这可能是苏东坡最广为人知的能力。我们一提起苏轼，首先想到的联想词，可能就是“旷达”两个字。在各种挫折面前，苏轼也害怕、也悲伤、也能堕入低谷，但他的恢复速度也是惊人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他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他自己下决心了，既然写诗文惹祸，我不写还不行吗？他到黄州之后，真就不写了，给朋友写封信，还反复强调，我给你写这封信，稍微长了点儿，但是不算诗文啊，就是不算诗文，你也别给人看啊，我是真戒了啊。这是元丰三年，1080年的事儿。

但也就是区区两年后，到了1082年，他的创作就全面爆发，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有那首《定风波》。不仅是创作力达到全盛，而且他还彻底想开了，你没看他说的吗？“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这就是苏东坡式的“康宁”：你可以把他打倒，但他会自己弹回来。

我们再来看五福中的第四项：“攸好德”。

“攸好德”通常被解释为“有好的品德”，但品德这个东西，不仅是独善其身、孤芳自赏，它也表现为一个人的外在状态：一个人因为人际关系界面良好，因为有德行而被敬重，因为有温度而被喜爱。品德是一种让身边所有人都能从你身上获得力量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看苏轼，他的品德之盛、缘分之全，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首先他有好父母：父亲苏洵本身就是大家，亲自抓儿子的教育，在中国古代所有的父亲中，是个很显眼的榜样。母亲程氏知书达理。这两位就不用多说了，算是苏轼的运气。

但是其他人的缘分，可是苏轼自己经营出来的：他的兄弟缘，出奇地好，他和苏辙，一生同气连枝；他的夫妻缘，出奇地好，“十年生死两茫茫”，可能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悼亡词了吧，这是他为结发妻子王弗写的。其他像王闰之、王朝云，也都是红颜知己，对他不离不弃；他的师生缘也好，欧阳修、张方平，一开始提携他，一辈子爱护他，他的弟子也是有名，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合称“苏门四学士”。苏轼身后，黄庭坚一辈子把他的像挂在房间里，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正衣冠、设香案、诚敬礼拜。苏轼的朋友缘好，从方外的僧道到普通的百姓，用苏轼自己的话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

为什么一个人能拥有这么好的缘分？

答案其实就在苏轼自己说的那句话里：“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你看别人是好人，别人自然也就以好人待你。品德，很多时候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目光。苏轼的目光里永远有善意，所以他身在的世界里也永远有善意回馈。这可能才是“攸好德”这三个字的真义啊：它不是道德的标签，它是一种让人际关系持续产生正循环的生命能力。

最后来看看五福的最后一福，“考终命”。

一般理解，这就是指一个人能没有痛苦地善终。但是你看这个“考”字，什么意思？有“完成、修成、圆满”的意思。“考终命”的真义，是指一个人的生命像一枚熟透的果子，当它从枝头掉落的那一刻，跟这个世界互相之间没有伤口。世界也不亏欠他，他也不亏欠任何人，一切圆满。所以，要修成“考终命”这一福，不能只看人生最后那个时刻是怎么过的，而是在一生中，随时都要修补缘分。

举个例子，苏轼被贬海南，是章惇一手造成的。但是章惇后来也被贬雷州，苏轼写信给章惇的外甥说，我得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但是好在呢，雷州虽然远，但是地方还不错，我弟弟苏辙也在那个地方待过一年。你转告太夫人，也就是章惇的母亲，让她老人家放心啊。

到了今年的七月份，苏轼还写信给章惇的儿子，说，我和你父亲订交40多年了，虽然有时候道路不一样，但是，交情没有减损。咱们现在，不说过去的那些事儿了，咱们还是往前看。说出这番话的时候，距离苏轼自己离世，只剩下一个多月了。

所以你懂的，一个人临走的时候，如果回顾这一生，满脑子都是：这个人我还没有原谅，那个人我挺对不起的，即使是无疾而终，也不能叫“考终命”啊。而你看苏轼，临终前十天，在常州留下了响当当的八个字，“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我想过了，这辈子没有做过恶事，死了也不会沉沦的——清清朗朗的一册人生账本，这才是真正让人羡慕的苏轼。

其实我知道，拿五福，这么一条条地套用在苏轼身上，难免有过度歌颂的嫌疑，在一个节目里这么拉清单，你听起来也难免枯燥。但是，《文明之旅》一共也就913期节目，我怕后面就没有机会，和你一起赞叹这么完整的一个人了。

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它们描述的不是五种好运气，而是一个人用一生的实践经营出来的五种生命品质。苏轼的一生告诉我们：寿不在长而在厚，富不在多而在活，康宁不在顺而在韧，攸好德不在自修而在共鸣，考终命不在无痛而在无憾。

苏轼的一生大起大落，但他五福俱全。也许这就是“福”的真正含义：不是你得到了什么，而是你活成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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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台阶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既是在送别苏轼，其实也是在迎接苏东坡的诞生。

苏轼是谁？是那个生于1037年，死于1101年的历史人物，一个有肉身局限的生命个体；而苏东坡呢？则是在苏轼身后的900年里，长成的一个穿越时空、意义永恒的文化符号。在苏轼生命结束的时候，苏东坡的生命才刚刚开始。

苏东坡为什么在中国文化里有如此特殊的地位？刚才我们讲“五福”，是因为苏东坡是一个全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一抬眼，看中华先贤的满天星斗，无论从哪个角度，最容易看到的那颗星就是他。这是一个原因。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苏东坡也是中华文明自我建设的一级重要台阶。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苏轼解决了一道大难题：就是当一个人怀抱理想，却结结实实撞上了现实的墙，抱负无处施展，无论是政治失败，还是人生失意，他还能怎么办？这道难题，可不是苏轼一个人的难题。它自古就有，无处不在，人人都会遇到。

在苏轼之前的中华文明，曾经给出过两个经典答案。

第一种，是屈原的答案。屈原遭谗言放逐，最终投汨罗江而死。他选择以死抗争。不妥协，不退让，用生命的重量来证明精神的烈度。这个答案很壮烈，但说实话，这只能是极少数人的选择。

自屈原死后，过了600年，陶渊明给出了第二种答案。陶渊明做过官，也有过入世的理想，但他说，不为五斗米折腰，于是辞官归隐了。他退出了系统，保存了人格的纯度。但这条路意味着，一旦退出，就退出了公共生活，《归去来兮辞》再美，也只剩下了仆人亲戚酒坛子，老婆孩子热炕头。

陶渊明走后，又是600年，到了苏轼，他又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既不是死，以身殉道；也不是退，归隐田园，他仍然留在系统里，但绕开了单一目标，打开了一个新空间，让人生意义的来源，变得丰富多元了。在这个空间里，即便政治上一败涂地，即便身陷绝境，但人生仍然可以展开，仍然可以丰盛，仍然可以有尊严。这是一个“非政治空间”。

我举两个小例子，你感受一下。

苏轼被贬到惠州的时候，听说广州一城的百姓都喝的是又苦又咸的水，就写信给当时广州的知州王敏仲，说你们那个蒲涧山，也就是今天的白云山，有个滴水岩，水源地势高，可以引水入城。你可以在岩石下面做一个大石槽，引五根大竹管，顺着地形高低，一直通到州衙门前面。再在州衙门前面做一个大石槽，分成十个小水槽，把水传输到城里各处，让百姓都能喝上甘甜清凉的水，这可是个大好事啊。

广州知州王敏仲果然就行动了，苏轼还不放心呢，又写了一封信，说那些大竹管，要每一节都钻一个小洞，再用小豆子塞住。水流如果堵塞了，那些小洞就会冒水，就能立刻就知道哪一段堵了。疏通起来就方便了。苏轼还嘱咐，要经常派一两个士兵，专门负责检查、维修、更换，不然时间一长，引水管就坏了。你看这心操的！

就算是生命最后的时光，苏轼还是没有远离尘世。他到常州的时候是7月份，赶上天旱，苏轼家里有一幅别人画的龙，画里的龙猛然腾空，阴气威严。苏轼以前在地方做官的时候，曾经用这幅画求雨，据说很灵验。于是他就把这幅画拿出来，准备了香和灯，打算祷告求雨，要邀请一个朋友一起来烧一炷香。你甭管这是不是迷信，但就说这份热忱，是不是也挺动人的，要知道，写下这封信的时候，朝廷已经批准苏轼退休了，而且离他的生命终点，也就还剩最后十几天时间。

你看，就算政治上失意，对于公共生活，苏轼还是没下牌桌，这仍然是儒家士大夫的天下担当。

生在这世上，我们时常会生出一种感觉：我太渺小了。不仅和宇宙苍穹比，我太渺小了，和命运比、和天下比、和朝廷比、和环境比，我们都会感觉自己太渺小了。一旦不如意，在世界巨大的威压之下，要是不想死，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方案，要么就是跪，要么就是退，但是苏东坡说，不，就在此地，你还是有的做，有的选。

有了这一级台阶，所有生活在中华文明里的人，他生存的选择就又多了一点，而中华文明的边界就又往外扩展了一点。所谓文明的发展，无非就是这样，用一个又一个崭新的人格，用一种又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存方式，不断填注其中，因而变得越来越丰富的过程。

最后一年的苏轼，有一个瞬间，让我怀想良久。

有一次，他去找自己的学生姜唐佐，但是姜唐佐不在，苏轼问他母亲，秀才去哪儿了？姜母说，去村子里了，没回来呢。苏轼看见桌上有一张包灯芯的纸，拿出笔来，在上面写满了字，对姜母说，秀才回来了，你给他看哈。上面什么字？一幅对联：“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穿龈；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这说的是唐代安史之乱时候的两个人，张巡和颜真卿，在生死关头，一个牙齿咬穿牙龈，一个指甲戳穿手心，都是忠臣义士的那种血脉贲张的表现。

隔了900年，我怎么想也想不出——在那个海南岛的偏僻村落里，在那个阳光炽烈的午后时分，苏东坡在那个寻找朋友不遇的失望时刻，在那张皱巴巴的纸上，他为什么会写这么两句话？

这位老人家，时近暮年、孤悬海外、生还无望，但是一点不耽误，他脑子里能猛然出现前代的忠臣义士、金戈铁马。他这一生啊，还有多少个雄奇的念头、场景、想象，在他的生命中像烟花一样呲呲作响？想必，其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变成了“大江东去”，变成了“明月几时有”，变成了“十年生死两茫茫”，变成辉映千古的文字流传给我们看，而绝大部分，都消失在他无垠的精神世界里了。

此后，所有中华文明中的人，每当遇到窘迫乏力的时候，抬头一看，苏东坡都会俯下身子问他：谁说生命比环境渺小？你再想想，你就在原地，是不是也可以找到更大的空间，因而更自由？

你好，东坡先生，再见，东坡先生。我们下一年，公元1102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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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你刚才也看到了，录这期节目，我确实挺动容的。我们文明节目的学术顾问赵冬梅老师，在审稿意见里说，看稿子，眼中满是泪水。我们都舍不得东坡先生。她说，稿子里“有两个小错，改掉了。也算对东坡尽一点力。”

我想，对东坡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为他尽一点力。今天借着节目，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正在为东坡先生做的一件事，我们得到图书在做一套《东坡诗词全集》。这是一套给当代人看的，全本东坡诗词解读。

东坡先生留给我们的，有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作为中国人心目中最理想的人格模型，读苏东坡，不应该是只读那几首名篇，他人生的每一段，都有诗文记录，都值得我们亦步亦趋地细细品读。可惜，市面上的东坡诗词，要么只有选本，不全，要么收全了，但只有古人的注释，现代人读起来有困难。所以这一次，我们下了决心，要完完整整地，一首不落，沿着苏东坡的人生轨迹，用现代人能理解的语言，讲清楚每首诗每首词背后的人生况味。

所以，为了这套书，我们专门邀请了李让眉老师执笔解读。你可能知道她的《王维十五日谈》、《李商隐十五日谈》，我们更看重的，是她的诗人身份，她是当代中国少有的，大量创作旧体诗词的学者。她懂创作，也更会把东坡当成一个活人，而不是文学史上的一个符号来理解。

这套书，我们下了决心，要做成能陪你一辈子、有收藏价值的好书，会在今年8月24日，对，就是东坡先生告别的纪念日，郑重其事地捧出来，我会随时跟你汇报工作进度。以此，致敬东坡先生。

参考文献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金）刘祁、（元）姚桐寿：《归潜志·乐郊私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宋）苏轼：《苏东坡全集》，中华书局，2021年。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2004年。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商务印书馆，2019年。

王水照：《苏东坡和他的世界》，中华书局，2023年

林语堂：《苏东坡传》，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

王水照、崔铭：《苏东坡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

李一冰：《苏东坡新传》，后浪出版公司，20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