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58年：柳永词为什么时好时坏？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节目，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58年，北宋嘉祐三年；大辽清宁四年。

这一年，大臣们就跟约好了似的，开始就同一个问题给皇帝宋仁宗添不痛快。什么问题啊？关于皇储的问题。

宋仁宗以前生过3个儿子，但是都夭折了。你今年可49岁了，奔5了啊，你们老赵家此前的皇帝可都没有超过60岁的，你自己身体状况，自己心里也清楚吧？

前年，也就是1056年，大年初一仁宗在朝堂上发病，差一点就驾崩了。两年时间过去了，大臣们有共识了：皇储问题绝不能再拖了。必须敦促皇帝，赶紧在皇族中找一个男孩，为国家预备一个接班人。

站出来说话的人很多。比如范镇。这位很有名，二十四史中的《新唐书》就是他和欧阳修等人一起修的。他为皇储的事儿，几年前就开始上奏章，前后写了19份，头发都急白了。见了皇帝就哭，仁宗性格好啊，也跟着哭。哭是陪着哭，但是皇帝的心态还是不一样。一方面，仁宗下了班之后，到后宫还努力呢，毕竟也正当年；另一方面，努力也有成果，后宫确实也有人不断怀孕，不到瓜熟蒂落的那一天，你非说他就生不出儿子，皇帝心里也不服啊。所以，两个人哭到最后，仁宗说，我知道你是个忠臣，你说的话也不错，但是你能不能在等我三两年，给我机会，我再试试？

到了今年，范镇又来了，张嘴就说，你不是许给我了吗？不是说好了等你两三年吗？时间到了现在总该办了吧？你看，就这么紧盯不舍。仁宗脾气再好，你天天说他一个大男人生不出孩子，他也脸上挂不住不是？

范镇这还算好的，还有一位出手了，那就厉害了——包拯。

包拯今年也是跟皇帝说，不能拖了，您得立个太子了。仁宗说，那你觉得该立谁呢？包拯一听就急了，说你不能这么问，你这么问，就是怀疑我的动机。好像我是要烧谁的冷灶，讨好未来的皇帝似的。我这么大岁数了，而且没儿子，我不是为自己家族的未来邀宠，我动机纯洁得很。

这个地方我要插一句。包拯怎么说自己没有儿子呢？包拯确实有儿子，但1058年他说自己没有儿子，也是实情，他大儿子二十岁就死了，他有个小儿子，是1057年妾室生的，但这个妾室生孩子，包拯并不知情，是偷偷被孩子的大嫂养着，两三岁才认了亲的。

你看，包拯虽然耿直，但是政治敏感性特别高。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仁宗给他挖这么大坑，他是不跳的。

其实，大臣们并不是杞人忧天。从这一年开始，仁宗的身体确实是一直在走下坡路，5年后，也就是1063年他就驾崩了。这个话题我们暂且按下不表。

这一年，我们《文明》节目要说的，不是宋仁宗的死，而是另一位宋朝大名人的死。他就是大词人柳永。

柳永的词真是写得好啊。最著名的《雨霖铃》，我们上中学的时候都学过。“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遥想当年，多少少年心事，都在这首词里了。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宇宙中，写离别这个场景，这首词应该是最有名的一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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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你去看各种百科，里面写柳永的卒年，通常标的都是1053年。诶，为什么我们会在1058年来聊柳永之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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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之死

我们先来破一个案，大词人柳永到底是哪年去世的？

很多书上写的都是1053年，这是文史大家唐圭璋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一个说法。大概的考证思路是这样的：首先找到了一份记载，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在当润州地方官的时候，发现柳永死了，但是还没有安葬，就到处找柳永的后人，找不到，所以王安礼就出钱把柳永给安葬了。古人死了，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暂时不能入土为安，就把棺材先寄放在一个地方，比如庙里，然后找机会再安葬，这是常有的事。比如杜甫，公元770年去世的，死在湖南，他儿子没有力量安葬他，一直等到杜甫的孙子，才靠四处乞讨，把杜甫的灵柩运回河南安葬。从死到下葬，这中间有40多年。古时候，这种事很常见。

那柳永死了多少年才被王安礼安葬呢？找，找，找，又找到一个很间接的证据，有人说，见过柳永侄子写的柳永的墓志铭，上面说的是，柳永去世后二十多年才得以安葬。

好了，那王安礼在润州当官是什么时候呢？这个就好查了：宋神宗熙宁8年，公元1075年。那1075减去20年，这是1055年。但是，墓志铭上也没说是20年整啊，说的是20多年，那就毛估估，再多算两年吧：柳永大概死于1053年，就是这么考证出来的。

虽然得出的只是这么个数字，但是唐圭璋先生考证这个问题，在中国词学史上可是个大事。为啥？因为他拓宽了文学研究的眼界。一个文学的问题，不能局限在文学内部，要放眼到整个社会图景里去看，才能找到答案。

那这个答案对不对呢？后来的学者沿着唐圭璋先生开拓的这个思路，又提出了新的见解。我手里的这本书，是薛瑞生先生的《柳永别传》，这里面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考证思路。他不是冲着原来的证据直接去的，而是找到了另外一个线索：柳永的儿子，柳涗（shuì）。

资料显示：柳涗是1063年中的进士，然后一直当官。这个线索可太重要了。它至少说明三点：

第一，柳永是有儿子的，前面介绍，他还是有侄子的，而且这两个人都中了进士。这样的家族，死后没法安葬，还要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在20多年后出钱去替他办这件事？这种情况，可能性不大。所以，柳永死于1053年这个推断就立不住脚了。

第二，柳涗是1063年中的进士，那么之前的27个月内，柳永不可能死。因为按照那个时代的规矩，父亲一死，儿子要守孝三年，至少是27个月，柳涗就不可能参加科举了。

第三，有记载，1067年，柳涗按照正常程序还晋升了一次。如果是守孝期间，这当然也不可能。所以，柳永也不可能死在1063到1067之间。

详细的考证过程我这里不细说了，总之，薛瑞生先生的整个考据过程非常细密，这篇文章叫《柳永卒年及葬地考》，如果你想了解高水平的历史考据，可以自己去看这篇文章。总之，最后的结论是，柳永不可能死于1058年之前。你看，这才是我们要在1058年说柳永的原因。

果真如此的话，那柳永至少活了73岁，也有可能活到了80多岁。作为被柳永深深打动过的人，我是打心底里愿意听到这个好消息的。

我之所以要介绍一下这个考证过程，就是想请你来感受一下：即使只是一个文学问题，也必须回到当时的社会条件、人物处境、制度文化的环境下，才有可能逼近真相。比如刚才这两段考证，就牵涉到了当时的丧葬习俗和守孝制度。只用文学眼光，或者“大词人”这一个标签，是看不到真实的柳永的。

好，如果你接受这个前提，我们就再来问——柳永是谁？柳永身上有很多个第一。我们一层层地来看。

首先，他是词中“婉约派”的头号大宗师。一想起婉约派的词，最著名的意象就是：“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对应的，豪放派词的意象就是“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苏东坡的‘大江东去’。”你看，连婉约词派大门上的招牌，用的都是柳永写的句子，他的江湖地位能不高吗？这是门派内的地位，那跳出一层看呢？站在整个诗词创作的历史上看呢？

柳永还有一个第一：他是慢词，也就是长篇词的开拓者。柳永之前，词的创作一般都是小令，一般都在60个字以下，而柳永的词，有一半都是长调。最长的有200多个字。是柳永开启了长篇词的传统。

那再跳出来一层呢？不仅是词的历史，从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看，柳永身上还有一个“第一”，就是那句话了：“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用今天的词儿说，柳永就是最受普通人民群众喜爱的著名作家，是中国第一个流行文化巨星。前些年有人夸金庸的武侠小说，就说他是“凡有华人处，皆读金庸书”。你一听就知道，这是形容柳永那句话的翻版。像柳永这样的文学家，在此前的中国文坛上是不可能有的。这种情况只有在宋代市民社会才有可能出现。真是时势造英雄啊。

那如果再跳出文学界呢？柳永身上其实还有一个“第一”，那就是中国第一个被市场，而不是官场养活的知识分子。

在柳永之前，虽然也有像唐代李邕、韩愈那样的人，靠给人写文章挣了很多钱。但是，这些都是他们正式官俸之外的收入，他们并不以此谋生。

而柳永就不一样了。柳永身上，有一整套完整的市场故事。故事不见得是真的，但这就是柳最终定格在历史上的最终形象。

第一个故事是皇帝不要他。柳永因为年轻的时候在青楼里面实在过于有名，连皇帝都知道他的名气。所以他参加科举考试，皇帝一看他的名字，就问，这是那个很有名的柳永吗？说是啊。皇帝说，“且去填词”，就专心去填词吧，我这里不欢迎。柳永一听，说，好嘞！从此在歌楼舞馆里面干脆就把招牌亮出来了，说，我这填的词不一样，我是“奉旨填词”。你看，柳永靠市场讨生活，那真是走投无路啊：皇帝替他关了一扇门，青楼为他开了一扇窗。

那柳永挣谁的钱呢？这就是他身上的第二个故事了。挣的就是青楼女子的钱。柳永写词给她们唱，或者干脆就写她们，都能抬高这些女孩子的身价。创造价值，就能分享价值，所谓“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还有第三个故事，说的是柳永死的时候，没有钱办后事，结果是一群青楼女子凑钱，把他给葬了，然后每年春天的时候给他上坟，还给这个仪式起了一个名字，叫“吊柳七”。青楼女子对柳永的爱戴越传越神，到了明朝的时候，冯梦龙写《喻世明言》，干脆编了一首歌，我给你念念：“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

你发现没有？这三个故事是环环相扣的：柳永被从官场仕途驱逐出去，这是英雄遭迫害；但是，柳永有能力在市场中存活，活得还挺好，这是英雄得胜利；柳永还赢得了顾客的尊重和关照，这是英雄被爱戴。柳永在看似最不可能诞生英雄史诗的地方，偏偏就成就了一番英雄事业。完美！perfect！编剧都编不出这么完美的创业故事。

好了，传统的柳永形象，到这里也就定型了，如果你要拍一部爽剧，主角是柳永，你想他是一幅什么模样？想必是：他，一袭白衣落拓不羁，他，一脸倦容酒色掏空，他倚翠偎红，左拥右抱。如果这些女孩子需要填词，那他肯定是才思泉涌，挥毫立就，然后就是吃穿不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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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猜，真实的情况会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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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的生意

柳永走不了仕途，所以只好流落在青楼，为那里的姑娘们填词。在很多人的想象中，这是一个非常风流快活的画面。

其实，只要有一点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仕途不好走，青楼也不会轻松。整个社会都是按照“供给”和“需求”的链条连接起来的。如果在官场，那么链条中流淌的是权力和地位，如果在市场，那么链条中流淌的就是金钱和利益。在什么链条中生存，就要遵循这根链条的规则。获得什么好处，你就要对好处的来源负责，并接受这个环境的驯化。

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唐代的韩愈给人写墓志铭挣钱，结果落下一个名声，叫“谀墓”，谀是阿谀奉承的“谀”，墓是坟墓的“墓”，说白了就是吹捧死人。但是，只要韩愈拿了人家这钱，就得这么做。总不能说，钱你收了，然后一抹脸，说我可要秉笔直书喽？这可不是有道德，这恰恰是不讲商业道德。

而且请注意，这和你有钱没钱没关系，跟你从事的艺术有多高雅也没关系，在市场环境中，你就必须遵守市场的规则。我举个例子。这幅画是齐白石画的，作于1953年。据说，是有个朋友找齐白石画画。齐白石本来就以抠门闻名，这位朋友更抠，只拿来两块钱求画。你想，齐白石当时什么地位？87岁，名满天下，你拿两块钱来求画？齐白石给他画了三片咸鸭蛋。一边画一边生气，钱也太少了，其中一片咸鸭蛋只画了个空蛋壳。求画人看画小，又掏出五个钱让加只蝈蝈。齐白石说蝈蝈十个钱儿起步，你这5个钱嘛，得了，给你在碗边加只苍蝇吧。据说，后来这幅画拍卖的时候，因为这只苍蝇，还加分了。但是在画的当时，蝈蝈就是蝈蝈的价码，钱不给到，就只能画苍蝇。这就是规矩。在书画界，这种规矩不能破，否则，你对花10个钱画蝈蝈的客户怎么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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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个岔，书画界的这种作风，要感谢清代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郑板桥就公开说，要我写字，“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什么礼物、食物，一概不要，只要现银子。”这话还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刻在碑上的。少废话，只认钱。

郑板桥开了这个风气之先，后来的书画家，基本都是这样，明码实价而且话还说得硬气。比如黄永玉就公开贴出来：“画、书法一律以现金交易为准。钞票面前，人人平等。当场按件论价，铁价不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纠缠讲价，即时照原价加一倍，再讲价者放恶狗咬之，恶脸恶言相向，驱逐出院！”

据说，还有一种软一点的方法。就是老师负责画画写字，老师是性情中人，不跟你谈钱，画完、写完，送你了！拿走！什么钱不钱的？但是不好意思，这样的字画上面是没有盖章的，也就是没有市场价值的。你要盖章，老师就会说，哟，图章在你师娘手里呢，你去找师娘吧。你去找吧，这时候师娘就会出场跟你谈价格。

请注意，我这不是在谈趣闻轶事，而是想让你看到一个文化市场自然演化出来的行为模式。

我们今天确实看不到柳永当年在宋代的青楼里是怎么做生意的了，但是按照常识，可以大体推想得出来。而且一旦你把它理解为生意，你会发现，围绕柳永的很多现象，就可以解释得通了。

比如说，柳永的词，我当年读这本《乐章集》的时候，就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里面的水平波动也太大了。其中有《雨霖铃》那样的千古名作，有《八声甘州》那样的脍炙人口的佳作，就是那首“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注。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

但是整个集子可是有200多首词呢，整个翻下来，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平庸，甚至是庸俗的作品。但是过去我是没怎么在意这一点的。因为所有的作家都这样啊，不可能每一篇都好嘛。

但是，如果你把柳永看成是一个在青楼里填词谋生的生意人，而不是搞创作的文人，再去看这些平庸之作，突然发现，嗨，冤枉柳永了。这些词，不是文学作品，而是柳永写的营销软文。

我举个例子，这一首《昼夜乐》，“秀香家住桃花径。”这秀香姑娘，叫什么名字，住哪儿，我先交待了哈。“算神仙、才堪并。”就是有才，有才得跟神仙似的。吹过了？软文嘛，过点儿怕什么？“层波细翦明眸，腻玉圆搓素颈。”样子好看，从眼睛写到脖子。“爱把歌喉当筵逞。遏天边，乱云愁凝。言语似娇莺，一声声堪听。”这段主要说的是秀香姑娘的歌儿唱得好。

接着下片：“洞房饮散帘帏静。”酒席散了，“拥香衾、欢心称。”这就写到更私密的空间了，搁正人君子看，简直又露骨，又不堪，节目里我就不能细讲了。但是毫无疑问，这样的词，自然算不上佳作。但是，你把它看成一个广告，它就合格了。

你可能会说，你怎么能这么武断？怎么这就是广告了？你去翻这本《乐章集》，有一个词牌叫《木兰花》，柳永一连写了四首，每一首一开头都跟刚才那首“秀香家住桃花径”一样，开头就点名字，然后一通猛夸。比如“心娘自小能歌舞”、“佳娘捧板花钿簇”、“虫娘举措皆温润”、“酥娘一搦腰肢袅”。有人说，这是柳永写给姑娘的爱情诗。谁写爱情诗，给每个姑娘的格式都一样啊？而且是明知道会被传扬出去，还写得格式一样啊？

我为什么推测这是软文？

首先，这符合广告的写作手法。今天的广告、短视频文案也是一样，最重要的先说。所以起手就是姑娘的名字。

其次，其中有几首词，不仅吹嘘姑娘的才色，甚至还报价格。比如，心娘那一首就说：“王孙若拟赠千金，只在画楼东畔住”，你要是给钱，我就告诉你她在哪儿住。再比如，酥娘是“而今长大懒婆娑，只要千金酬一笑”。你说这是爱情诗？有这么写自己的爱人的吗？

还有一点，你想过没有？柳永之前，很少有被写进诗文而且留下名字的妓女，拼命想也就想起来两个：南北朝时候的苏小小和唐朝的薛涛。这说明，在那个时代在诗词中写女性，可以代指，可以虚指，一般不提倡直眉瞪眼地写名字。但柳永的词集里面，就有6位：秀香、英英、虫娘、心娘、佳娘、酥娘等。我们可以合理推测：这是客户的要求。你看，因为是你柳永写的，所谓“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嘛，所以，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客户给的钱才多啊。

这也顺便解释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柳永有的写妓女的词，写得又低俗、又露骨。这不是人家柳永不会高雅。连苏东坡都点赞柳永，说柳永的有些句子：“不减唐人高处”。但是，广告，有特定的使用场景，就是要追求这种效果。我要是秀香，我也提这样的要求。我不要什么“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我就要“无限狂心乘酒兴。这欢娱，渐入嘉境。”这样客人才听得懂嘛。客户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这才是生意嘛。

把柳永的词理解为一桩生意，还能解释一件事：柳永的词集有一个特点，就是用的词牌特别多。他留下来的词一共是212首，用了126个词牌，平均一个词牌只写上1.68 首就不用了。而像大词人也是宰相的晏殊，平均一个词牌用3.7次。柳永用过的很多词牌，在历史上也只有他一个人用过。

我看过去的解释通常都是说柳永创作力特别强，所以愿意创新。但如果从生意的角度来看这件事，答案也很简单，还是那四个字：“客户需要”嘛。 据说那些青楼教坊里搞音乐的人，每次拿到新曲子，马上就跑来求柳永，来吧，帮我们填词。

这跟那些精英士大夫就不一样了。像晏殊那样的宰相，写词就是个玩，所以愿意挑自己写熟了的词牌写。而柳永要挣这个钱，就必须尊重客户的需要。你们要我填哪个，我就填哪个。那可不就很分散吗？姑娘们也一样啊，愿意花钱给柳永的人，肯定是希望能创作一首自己的标志性的保留曲目。我这儿还有一个旁证：唐朝有一个歌妓，夸下海口说，我能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我能跟其他女子一个价格吗？你看，产品的差异性，这是这个市场的强烈需求。

从市场需求的视角，还能解释一个事，就是柳永为什么要创作那么多慢词，也就是长篇词？

过去，这个现象，都是从词这个文学体裁的演化角度来理解的。但是你想，柳永主要挣谁的钱？歌女的钱。那是挣普通歌女的钱，还是头牌名歌女的钱？当然是后者。这是文化市场的一个特点，市场一繁荣，自然就会产生头部明星。她们掏得起钱，也愿意花钱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这就带来歌词作品的一个重要变化。

在柳永时代之前，歌词和歌唱都是以酒宴为核心的。有点像今天的酒吧歌手：客人来酒吧，有自己的社交主题，歌手在旁边助唱，只是我们的伴音。所以当时的词就是小令，一般不超过60个字。“令”这个字的原义，就是发一个信号，唐朝摆酒宴，唱一曲，劝客人喝一杯，一曲歌就是发一个信号，所以叫小令。所以你看，这个时候歌曲只是社交的附庸。

但是，当市场演化出头部的明星歌手之后，情况就变化了，歌手和她的舞台变成了核心。大家今天之所以来，就是为了听某某姑娘唱柳永为她写的曲子。那歌曲就不是伴音，而是全场的焦点了。那自然，观众就要听得长了。就像在过去戏园子里，名角儿来了，你不唱一大段，观众不过瘾嘛。

这个时候柳永的本事就显出来了。小令为什么是60个字以下？因为文人习惯写诗，而律诗中最长的七律也就56个字。文人把写诗的本事拿出来，稍微增减一些字，就是长短句的词了。但是如果更长，100字甚至到200个字，这就是一般会写诗的文人驾驭不了的了。对，篇幅不一样，对写作难度的要求完全不一样。

我过去在电视台工作，就知道，时间长度不同，一个电视片对编导水平的要求完全不一样。如果是一两分钟的片子，把主题信息说清楚就行了；如果三五分钟，光说清楚主题就不行了，得有关键的细节；如果十几分钟的片子，就得有很好的结构设计了；如果是30分钟以上的片子，那考验的就是编导对节奏的把握了。你看，时间越来越长，主题、细节、结构、节奏，这些要求是逐渐加入的。所以，虽然我们不懂音律和填词，但是柳永能驾驭那么长的慢词，这其中的技术含量是极高的。

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不是否定柳永的文学性。但是文学和市场，这是两股完全不同的力量。

文学提供的演化动力，就是不甘平庸，就是求异，我别出心裁，才显得出老夫手段。但是怎么不同呢？市场会提供另一个维度的演化动力，根据客户的需求，找到求异和别出心裁的方向。这两股力量合起来，我们就能理解柳永的词为什么忽高忽低，大雅大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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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之眼

我手里的，是顾衡老师写的《西方艺术史》，是我见过的最好读、最有趣的艺术史。为什么？因为这本书贯穿了一个概念，叫“时代之眼”。这是英国艺术史学者巴克森德尔提出来的词儿。简单说就是：你解读一幅作品，不能上来就看作品，而是要先假设有这么一副眼睛，能够穿越回画家创作这幅作品的时代，看看他为什么这么创作。

用上时代之眼，同样一幅作品，你能在上面看到的东西，那可就多喽。我举个例子。

比如伦勃朗的《夜巡》非常有名，它为什么会画成这个样子，人物为什么会这么排列？表现了什么主题？你要是只从这画上解释，也可以写好长一篇论文。比如说，看见这幅画里的小女孩了吗？我就看过一个解释说，甭问啊，一大群老爷们里面画一个小姑娘，这是一个隐喻啊，光明和真理的化身啊，伦勃朗是荷兰人，这是为了唤起荷兰人反抗异族统治的光荣记忆。反正伦勃朗也不能活过来反驳。你说是光明和真理，大家也只好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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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用时代之眼看这幅画呢？

这幅画创作于1642年，当时的荷兰是新教国家，所以，画家的客户就不再是罗马教会了，而是市民阶层了。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ToB生意变成了ToC生意。这幅画就是荷兰的一个民兵组织，一人凑了1600荷兰盾，集体委托伦勃朗创作的一幅画，相当于今天我们一个俱乐部搞活动，请人来拍一张集体照。

因为每个人都出了钱，而且出的钱数也一样。画家就必须要让每个人都满意，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画上是C位。所以，伦勃朗先是雇了几个打酱油的，把他们放到阴影里去当衬托。然后又在画面中添加了一个浑身通亮的小姑娘，让她成为第二个光源，以避免后排的人太暗。这个小姑娘就是这么来的。

你看，这些创作动机，其实和艺术没有关系，它是市场和客户提供的作用力。

还有一点，这幅画叫《夜巡》，也有人分析，说这肯定画的是民兵队晚上巡视城市，你看，黑黢黢的，他们一个个整装待发呢。其实，这幅画之所以叫《夜巡》，是18世纪的事儿。原来这幅画画的是白天，因为挂在大厅里，被取暖的炭火熏了100多年，把画面熏得暗暗的，让后来看画的人误以为这是夜里。所以，这个名字起得也是个误会。

这就是“时代之眼”的力量。它不仅让我们穿越回历史现场，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完成了“维度展开”，我们有可能从更多的角度来理解一个人、一桩事。

比如今天我们面对柳永。我们先别忙着画地为牢，一看名字柳永，哦，词人，文学家。那马上推导，他的词就是文学作品啊。再推导：文学作品那自然就是他的自我抒发啊。我们这代人，从小就被训练，面对一篇文章要总结“中心思想”，对啊，你写了个东西，你总是要表达一点你内心的东西吧？再一看，你写了个姑娘，把姑娘写得那么好看，甭问啊，你肯定是爱上她了啊。这是爱情词。再一看，你写得那么俗气，甭问啊，你写得俗，是因为你内心俗啊。再推导，你为啥内心俗？肯定你人品有问题啊。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就这么评价过柳永，说他是个轻薄的人。

你看，这一路推导过来，表面上逻辑都没问题，但实际上是在一个狭窄的巷道里闭目狂奔，对社会的丰富性、协作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元性视而不见，结果就把一切都符号化、标签化、扁平化了。就像画家毕加索说过这么一番话：“当艺术评论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讨论范式、架构和涵义。而艺术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谈谈在哪儿能买到便宜的松节油。”你看，真实世界的维度之多远超旁观者的想象。

我们今天借着柳永这个话题，请出“时代之眼”这个方法，就是想看到：

一个人在那里说话，他有可能是在表达，也有可能是在谋生；他正在做的，可能是生活，也可能是生意；一个作品是这幅样子，有可能是锐意创新制造的结果，也有可能是腾挪躲闪导致的意外；一个作品的价值实现，有可能是作为艺术被载入史册，也可能是作为产品交付完成，为作者赢得了一顿饭或者几吊钱。明白了这些，我们再去打量一下柳永的背影，我们就会觉得，什么风流、低俗，想用这些字眼来总结柳永，也太苍白了。

青楼中的柳永，身负绝世才华，仕途突然被阻，本来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处境，但他居然能想到办法，用一支笔挣钱养活自己。这样的人，一边解决眼前的问题，一边超越当下的时空，留下那么多不朽的诗篇，这样的人生，已经非常光华夺目了。

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人。他也写歌词，他也非常受普通人欢迎，他还是登堂入室被认可为文学家。那就是2016年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美国流行巨星鲍勃迪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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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得知自己获奖的时候，还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日程有冲突，没有办法亲自去领奖，所以他写了一封书面的获奖感言，由美国驻瑞典大使代为朗读。其中有一段，是这么写的：

> 当我在世界巡演过程中收到获奖信息时，我花了好一会儿去确认这个信息，我当时就想到了那位在文学史上拥有伟大形象的莎士比亚，我想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剧作家，他认为他写的文字并非是进入文学，而是为戏剧舞台而生，是为了言说而不是阅读，当他在写《哈姆雷特》时候，他一定在想这些问题，“谁是适合演这个角色的演员？”“演出资金到位了吗？”“舞台现场足够容纳观众吗？”他的创作才华当然无可置疑，但他还是需要去关心这些问题，甚至在他脑海中最遥远的一个疑问是，“这是文学吗？”与莎士比亚一样，我常常被音乐创作和日常杂事占据了大部分时间精力，“谁是更适合唱这首歌的人？”“这个录音室更适合这张专辑吗？”“我唱的音准对吗？”400年过去了，有些事并没有变化。并且，我不止一次的问自己，“我的歌曲创作是文学吗？”要感谢瑞典文学院，不仅愿意去考虑如此复杂的问题，还最终给出了如此精彩的回答。

是的，柳永、莎士比亚、鲍勃迪伦，他们写下的东西是不是文学？这个问题，他们自己只是偶尔会想。他们一直在聚焦的，都只是运用自己的才华，解决自己的难题。

好，这就是在公元1058年，我为你讲述的柳永的故事。根据考证，这一年，他肯定还活着。他很有可能还会活10年以上，一直到80多岁才去世。祝他健康长寿，祝他心情好。

我们公元1059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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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明代的词人杨慎，学问非常博雅，甚至有人说他的学问是明代第一。杨慎这个名字你可能不熟悉，但他有首作品，你肯定特别熟悉——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雄奇吧？

没错，就是放在小说《三国演义》开篇的那首定场诗，杨慎的《临江仙》。这么雄奇的词，配得上三国争霸的风云激荡。

但是，我再给你念一篇他写的散曲《水仙子》：“今夜风光堪爱，可惜那人不在。临行多是不曾留，故意将人怪。双木架秋千，两下深深拜。条香烧尽纸成灰，莫把心儿坏。”怎么样？够俗吧？

难就难在这里：一个人要博雅就能博雅，要浅俗就能浅俗。

致敬杨慎，致敬古往今来，所有的跟大词人柳永一样的“拿得起，放得下”。

参考文献：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 年。

（宋）柳永：《乐章集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

（明）冯梦龙 编 许政扬校注《喻世明言》，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年。

（清）叶梦得：《避暑录话》，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

顾衡：《西方艺术史》，新星出版社，2024年

张琼：《传承与革新——柳永词考论》，中国书籍出版社，2021年。

薛瑞生：《柳永别传：柳永生平事迹新证》，三秦出版社，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