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一个20年超长期的文化工程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你好，我是罗振宇。

从 2024 年 2 月 28 号开始，我会开始做一个视频节目，名字叫做《文明之旅》，每周一期，大概一个小时。

这个节目的选题方式很有趣，也很简单，就是从公元 1000 年开始讲起，第一期讲公元 1000 年，第二期讲公元 1001 年，第三期讲公元 1002 年，一直讲到公元 1912 年。你算算看，这一共是 913 期。我做了一下排期，到了更新结束的那一天是 2043 年的4月 1 号，那个时候老汉就 70 岁了。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想法很疯狂，也不太现实。这个念头从我脑子里蹦出来，把我自己也吓一跳。然后我就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和同事们去论证这个想法。

在 2024 年 2 月 28 号正式开更之前，我就打算用几期视频，从几个角度来交代一下我们背后的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干？具体打算怎么干？

你现在看到的这几期视频是《文明之旅》节目的说明书，如果你也想做一个文化工程，那没准我们这些思考对你也会有启发。

第一期视频，我就来回答一个问题。超长期的文化工程，为什么是可能的？

这个世界变化这么快，这么长期的、跨越 20 年的规划，它怎么可能实现得了呢？难道不会因为什么突发事件导致它的中断吗？听说立 flag 的，没听说立这么高的、树大招风的 flag 的。

这件事，我还真有点发言权，当年的罗辑思维音频，每天早上发一条 60 秒的语音，是一秒不多，一秒不少，坚持了十年，一天也没有间断，那一共是 3652 条。我还干了一件事，就是“跨年演讲”，说要干 20 年，到现在我已经干到第九年了。

是因为我有毅力吗？坦白地说，在毅力这个方面，我的禀赋是中等的。这就是一个人生经验，如果你看见一个人干一件很苦的差事，而且体现的特别有毅力，特别能坚持。那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就不能归因于很有毅力，要归因于他一定得到了什么我暂时还理解不了的好处。

那作为一个超长期文化工程的好处是什么呢？

对个人而言，好处很多。

比如我可以倒逼自己生产。你就算算我过去 10 年，就我刚才说那个每天 60 秒的语音，光那个文案一条 300 字，我写了 100 多万字。要是没有这个任务的逼迫，我是完全不可能成为这么高产的一个作家。

再比如，我可以为自己获得社会信用。持续地、有规律地去做一件事儿，这就像是开了一家 24 小时的超市，附近的邻居们非常清楚可以在我这儿买到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你 24 小时永远在，就是周边邻居心里的一份踏实，这本身就是很宝贵的社会信用。

但是今天咱们不说这些，咱们就说一个维度：为什么超长期的大型文化工程更容易做成？对的，看起来很难，其实更容易做成。

那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规模效应。

用超长期的时间累积出来的工程规模，是非常可观的。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将近 300 卷， 300 多万字。很多宋代以前的史料，就靠这部《资治通鉴》才保留下来的。这个现象很普遍，比如说，孔子编定《诗经》的时候，保留了 300 多首先秦时代的诗歌《太平广记》，它保留了很多宋代以前的笔记小说。没有这样被大规模著作采用的，很多作品都消失在历史的烽烟当中。

为什么？

因为文化工程的传承其实也跟生物是一样的，它符合进化论。所有的个体都要像生物物种一样，经过残酷的进化剪刀，它留下来的机会是非常少的。比如说李白、杜甫一生写的诗非常多，但是留到后世的，李白大概有 1000 首，杜甫多一点，大概是 1500 首。而同样是在唐朝，白居易，他能留下 3000 首。为什么呢？因为白居易在他生前就搞文化工程，把自己的诗集进行了筛选和编定，自己精挑细选，做了结构化的处理。

你发现这背后的规律了吗？在同等条件下，通常规模越大，越结构化的文化工程越容易存留到后世。

我们做一个文化工程，本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现在的流量吗？是为了收入吗？当然无可厚非了，但是所有这些都建立在能见度上，尤其是长期的能见度上。

文化其实是一种非常脆弱的东西，而做文化工程，本质是给这些脆弱的文化因子打造一个可以穿越进化剪刀的那个壳，壳越大，越结构化，它存留下来的概率就越高。

与其做一个随风而逝的东西，不如做一个更有机会存留下来的东西，这不就是所谓更容易做成吗？这是规模效应。

还有一个效应叫“确定性效应”。

经常有人说“不确定性”。明天的股市涨不涨，大国的关系怎么样，我能不能遇到合适的人，这些事好像都是玄学，没有确定性。近期没有，远期更没有。 三年之后的今天天气怎么样？好像这个世界就是由不确定性构成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围绕时间，这个世界其实有一种超级确定性。比如你想，整个咱们北半球的寒来暑往，还有月球带来的大海潮汐，这是几十亿年前就定下来的，不会变。

还有，像我们中国人每年到了那个日子，就要过春节、过端午节、过清明节，这是几千年前定下来的，未来也不会变。在每年特定的日子，我们要纪念特定的人、特定的事，也不会变。

做一个超长期的文化工程，通常我们都会注意它不确定的部分。比如，很多朋友就为我担心，罗胖，你会不会生病啊？你这个项目会不会遇到资金的困难？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超长期项目也在享受一种超级大的好处，就是它有确定性。

比如，我经常问人一个问题，我说，你知道自己在 2035 年的1月 2 号在干嘛吗？大多数人都很懵，因为十几年后的事情，他怎么会知道？但是我知道我那一天在干什么。因为那一天是我最后一届跨年演讲结束之后的第二天，我一定是在飞机上，一定是去狠狠的度个假，来庆祝一下 20 年的跨年演讲大完收工。

同样的道理，我现在就知道咱们《文明之旅》这个项目将在我 70 岁的那一年的4月 1 号完工。我还知道我 60 岁的那一年，我会讲到 1453 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我的两个孩子 18 岁上大学的那一年，9月入学那一周，我是在讲明朝那一年，名臣海瑞出生。

那你可能会说，你知道这有啥好处啊？这不是把后半辈子变成坐牢了吗？

确实，对于个人来讲，这有点残酷。要不要这么干，这是一个个人偏好和个人选择问题。但是，我们对文化工程来说，这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就是周边的人知道怎么和你这个工程合作。

观众知道自己要不要看，我看的节奏是什么，应该在什么场景下看，看了大致会有什么收获，确定性很大。

推荐者也知道自己要不要把这个节目推荐给别人，推荐之后给自己长不长脸，体面不体面，确定性也很大。

各个方面的合作者也非常好评估怎么跟它合作。我举个例子，咱们《文明之旅》节目会在 2024 年 2 月 28 号开始更新。讲的是公元 1000 年的事，大宋咸平三年。到了 4 月份，我们就要讲到大宋景德年间，今天中国的瓷都景德镇就得名于这个宋真宗的年号。所以，我们已经安排好了4 月份在江西景德镇我们要搞一场线下活动。

再比如 ，2025 年4月 30 号，那一天，我会讲到苏东坡父子进京赶考，那我们就可以去到苏东坡父子他们家乡的四川眉州，陪他们再走上一场。这个线下活动我们也已经提前在策划了。

十年后， 2034 年5月 31 号，我们正好讲到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没有哥伦布，我们没有辣椒吃，没有番茄吃，还有什么红薯、玉米、南瓜，所以我们就打算在那一天，我们要包一个川菜馆，请用户吃辣子鸡、番茄炖牛腩、红薯粉、金沙玉米南瓜饼。感谢大航海给我们带来的食物。

你看， 10 年后的活动，我们现在居然就可以安排，这是何等可怕的超级确定性。不仅自己超级确定，我们的潜在合作者也超级确定。一个文化工程的品质和影响力靠的不是自己，而是有更多的合作者愿意共同参与进来，把一张我们事先公布的时间表，变成一个很多人可以在上面累加自己创造性的共识平台。

所以做到这一条，一个文化工程才算是成功了，因为参与者多。

既然我们要做一件事，为什么不做一件更容易成功的事呢？

你想想看，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只要你开始做，只要你做完就能做成。这样的事太少了，超长期文化工程就是这种事。所以你不觉得我有机会做这样的事，是我个人的一种幸运吗？

好，这就是文明节目说明书的第一期，我给你讲的是“时间算法”，超长期文化工程项目的好处。

下一期，我会跟你聊聊设计一个大型文化工程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创造性。

上一期，我们说的是一个超长期文化工程的可行性问题，这一期，我们聊聊关于创造力问题。

作为一个文化工程需要创造力吗？当然需要，但是它需要的创造性可能跟一般的理解不太一样。

一般我们说创造性，指的就是独创性。最好我的作品每一点、每一处都跟过去的、跟其他人都不一样。但问题是，你想想，咱们人类社会需要这么多独创性吗？其实不需要的。这是创作者本人视角的产物，因为每一个创作者都要和同时代的其他创作者竞争，他才会这么想：我要跟他们不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把视角颠倒过来了，我们从人类文明总体的视角再来看这个问题，结论可能是反过来的。

人类文明从农耕时代算起，到今天一万年了。在整体看来，每一代人的生命，都是非常短暂和脆弱的。人类文明整体的发展有一些基本的坚定的方向，比如说，信息传播效率要越来越高，能量的利用效率也要越来越高。至于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是由谁来实现？是蔡伦改良了纸，还是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在文明整体看来，都是偶然的，它并不关心。这就是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视角。

文明在流传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基本的人性诉求要实现。比如，人需要集体感、需要英雄主义、需要爱情，我们离别了需要表达悲伤、成功了需要表达庆祝，这些诉求它不会变的。那如果每一代人当中突然发明了那么一个精彩的表达，文明会采纳我带着这个表达方式往前走。

所以你看，站在这个视角，李白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到处表现的和其他人不一样，而是因为他为那么多一模一样的、古老的母题做了崭新的表达，文明采纳了他的精彩表达，于是把李白这个名字流传下来，让他不朽。

同样道理，春节联欢晚会，几十年能够风行海内，不是因为它节目办得有多好，而是我们中国人需要这么一个春节的团聚仪式。在电视时代，文明就采纳了春节联欢晚会这个形式，把它和什么放鞭炮、贴春联、包饺子放在一起，随着文明往前走了一段而已。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文化工程的创造性，重要性，其实不是不一样，而是什么恰恰是一样。我们给这个一样的、从来不变的东西起了一个名字，叫“文化母体”。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人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了回到母亲的子宫，我们挣钱也好，提高社会地位也好，都是为了体验那种全然被接纳、全然安全的那种感觉。

文化母体这个词，其实也是这个意思，每一代文化人的努力都是为了回到自己所在文明的那个传统里，完成对某个古老议题的表达，以便被文化意义上的母亲所接纳。

所以，我们要创立一个文化工程，第一步要考虑的就是我要回到什么样的传统里，我要和什么样的文化母体去对接？

就拿我们这个《文明之旅》项目来说，我们是一年一年地讲历史，我们为什么要从公元 1000 年开始讲起？这背后，就有好几个文化母题。

第一个，你应该已经听出来了，这个母体就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它也是编年体的，也是一年一年地讲历史。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 403 年，讲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也就是公元959年。

而我们这个《文明之旅》节目是从公元 1000 年开始，基本就是接着司马光他老人家截止的地方，咱们续着来的。《资治通鉴》司马光是 47 岁开始，写了 19 年，我们可能笨一点，也慢一点，我今年是 50 岁，我准备花 20 年的时间，日拱一卒，也能做出一个有价值的文化工程。这不是说，我要狂妄地想当什么当代司马光，而是对接到这样的文化母体里，会大大提高这件事做成的概率。

那你可能会说，如果对接到这个文化母体里，你就应该从公元 960 年开始做，为什么中间还要空上 40 年，从公元 1000 年开始做呢？

这就是我要引入的第二个文化母体了。

公元纪年。这是现代人类社会通用的纪念方式，它虽然来自于欧洲，但现在已经被全人类接受了。而且，你想公元 1000 年，这是历史学上一般认为的全球化的起点。

所以，《文明之旅》这个节目从公元 1000 年开始做，其实也意味着这个节目的视角是全人类的，是要倒过来看我们正在享用的现代中国文明是怎么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的。

你也可以设想一下，我们文明这个节目是从公元 960 年开始，是大宋朝的第一年，那咱们这个文明节目的文化母体就变了，它变成了中国断代史传统的一部分了，完全是另外一个事，是另一个面貌了。

其实，我在设想《文明之旅》这个工程的时候，心中还有第三个文化母体，就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中国的人文社会学界对自己中华文明历史传统的研究。当然了，我指的还不仅是历史学，还包括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人力学、考古学等各个学科。

曾经有同事问我说，你能确保中国历史上的每一年都有话题可讲吗？我说，我担心的恰恰不是没有话题可讲，而是太多了，我要花很大的精力和心思去做抉择，每一年到底讲哪个话题？原因很简单，你就想，过去 100 年，中国乃至全球的人文社会学界有没有关于中国历史的 1000 本重要的著作，或者是 1000 篇很有影响的论文？肯定远远不止这个数。我这个《文明》节目总共也就需要 913 期，学术资源有的是。

好了，咱们《文明之旅》这个节目的三张底牌，我现在全给亮桌上了。它的立足点或者说对接的文化母体无非就是这么三个：《资治通鉴》代表着中国传统史学的精神；现代人类文明的全球化的视角；以及人文社会学科的学术资源。这三个立足点放在一起，我自信，我们团队是能做出一个既有雄心，也很谦卑，既来自于传统，又非常独特的文化工程的。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你这期节目不是要说创造性吗？听起来，文明这个节目都是拿来主义，都是对接现成的别人的资源，你们团队的创造性体现在哪？

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拿来问司马光，你不就是一年接一年的编写历史书吗？你用的材料全部也都是前任留下来的，你司马光的创造性体现在哪？

我想，司马光可能会这么回答，我发下这个大愿，然后开始做，不停地做，把它做完，这本身就是创造性。而剩下来的创造性就只能体现在我对每一则史料的选择，每一个事件的梳理，和每一处字句的斟酌。工程框架一定，所谓创造性，无非就体现在我在用全部的心血去解决每一个遇到的困难。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创造性。

未来 20 年，我自己决心做《文明之旅》这个项目，我心里很清楚，需要创造力的时候其实并不多，但是需要什么呢？需要我青灯黄卷地去读书，程门立雪地去请教，搜肠刮肚地去措辞，殚精竭虑地去深思，这些时刻像一座山梁堆在那，等着我一点一点地去掘进。苦日子，长着呢。

好，下一期节目，我会跟你聊一聊《文明之旅》这个节目打算用什么视角来看待我们的中华文明。

这一期，我跟你聊一聊这个节目的价值观。

一提“价值观”这个词，好像就比较虚。什么是价值观？简单说就是：当两样东西都摆在我们面前，您觉得哪个价值更高一点？这个判断背后的那把“尺子”，就是价值观。

价值观为什么重要？不仅是因为那些话说得很漂亮、很好听，而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用处，就是省力，在选择的关头让我们省力。

我随便给你举个例子，我们从小就知道一个价值观，不能拿别人东西。那这个价值观一旦定下来，我们就不会每次看到一个东西：哇，这个东西真好，我得占有，就站在那里计算，去琢磨我该不该拿。当我有了这个不能拿别人东西的价值观，这就节省了我这辈子大量的精力。

节省下来去做什么？去做真正有用的事。

搞历史文化工程，没有价值观这把“尺子”就更不行。否则就会掉到史料的汪洋大海里面，走不了多远自己就晕了。

比如你想，司马迁当年写《史记》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个多么艰难的任务？我们现在搞任何史学方面的文化工程，都可以摸着司马迁过河。但是司马老先生，当年 2000 多年前，他能摸着谁过河？

在他之前，关于中国的历史，只有数量庞大的，但是非常散乱的记载和传说。他现在要写一本书，写得再长，容量也是有限的，这么多素材怎么选？结构怎么搭建？其实你站在司马迁当年还没有起笔的那个时候去想，其实有无数种可能。这就需要一套核心价值观。司马迁自己说的，就是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我们就拿中间这一句，“通古今之变”来说。古今有那么多变化，司马迁是要把它统合起来，放在一张图画里面。

这是要把华夏文化那种漫天星斗的、四野漫流的历史，归集到同一个脉络里来，让这个民族有共同的祖先，有文化的源头和流向，有演化的干流和支脉。

要知道，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你站在司马迁活着的时候，这是汉代初年活着的人的非常独特的文化使命。为什么？因为在秦汉之前，那大家都是诸侯。你是齐国人，我是楚国人，大家之间没有一个统一的文化认同。而现在，我们是生活在同一个大帝国里面的人，那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所以司马迁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要通过回溯历史，重新编定和记载历史，让大家看到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他要“通古今之变”。

所以你看《史记》的文本结构，有著名的《本纪》，可不只是帝王传记，它是文明的干流；主行道什么？《世家》，我们原来以为《世家》只是诸侯的传记，可不只是这个，它是文明的支脉；除了干流之外，还有哪些支脉？那一个个普通人的传记，也就是《史记》里面的《列传》的一部分，它是啥？它是华夏文明的人格成果，星河灿烂，分布在这条河，有干流、有支脉，分布在它的两岸。

所以你看，司马迁可不只是文笔优美的文学家，也不只是记录事实的史学家。司马迁是华夏文明精神世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工程师，他必须有这样清晰的价值观：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有共同的祖先，我们有共同的历史。把这个价值观拿出来，他这个《史记》才能写。

我刚才跟你聊司马迁的《史记》，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一个文化工程，它的价值观要到哪里去找？要到时代的大问题里去找。这个工程在什么时代施工，它就有什么时代的问题，什么时代的使命。

那说回我们《文明之旅》这个项目，我们这一代人也应该有自己的使命，有自己的时代性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和 2000 多年前的司马迁不一样，虽然大家讲的都是中国历史，那视角不一样。和 100 多年前五四运动那一代人的问题意识也不一样。

我们这代人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没错，我们的坐标变了。不管你对中华文明的评价是高还是低，你总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就是中华文明因为它庞大的现实体量，在世界的重要性是跟它的规模是有关系的，它都是现代人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参与者。说白了，如果将来我们这一代人真的建成了一个“普世化”的现代人类文明，有这么一个基本面貌，那咱们中华文明在里面是有“股份”的，是有贡献的，而且这个股份和贡献小不了。

所以，《文明之旅》这个节目的设想提出来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来了，我们怎么回应这个时代大问题？中华文明对现代人类文明的贡献到底是什么？

不要小看这个问题，这是未来几代中国人奋斗的意义来源。因为现代人类文明是我们的坐标系，在这个坐标系里面我们要获取我们的奋斗的存在理由。懂得都懂。

你看，这个问题一旦提出来，我再回头去看史料，这眼光就变了。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比如历史上的一些政局的变化，一些人物的纷争，一时一地的忠、奸、善、恶、是、非、贤、愚的争议，我们这个节目好像对这类话题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因为它格局太小，它不是在现代人类文明这个大坐标下去看事实。我们要追问什么？我们要追问的是，古人在那个时代做的事、想的问题、设计的制度，对于今天和未来整个人类文明的意义到底何在？可以是正反两个方面的意义，但是坐标系都不是当时的，不是局部的，而是着眼于未来的，着眼于人类整体的。

你看，这个价值观一旦定下来，我们选择话题和史料的标准就变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同样是岳飞这个人，我们在这个价值观的框架下，我们就不能只满足于把岳飞的故事给讲明白，或者只是分辨到底谁对谁错，到底杀死岳飞的责任是宋高宗赵构的，还是那个奸相秦桧的？我们就不能满足于停留在这，我们可能要讨论一个更大的问题：岳飞悲剧的根源是皇权对于武将的猜忌，那么，这就不是中国人独自面对的问题，只要是一个国家，它都需要武装力量，而与此同时它也要控制武装力量。那怎么设计这个制度？咱们在中国历史上经过了哪些摸索呢？都得出了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那岳飞的这个悲剧在整个经验不断迭代、不断试错，在新的制度设计当中，他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这是我们要讲岳飞来回过头来看的，所以《文明之旅》这个节目看起来是一年一年的，就这么推过去，但是它和《资治通鉴》那样的编年史完全不同，我不是要讲清楚哪一年到底发生了哪些事儿。而是在那一年，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也好，某一个集群或者个体也好，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标志性的、有趣的、独特的挑战？

什么是文明？文明就是挑战的解决方案，人类求存的所有成果的总和就叫文明。他们当时是找到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这个解决方案的前身是什么呢？是从哪个解决方案当中演化出来的？后来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化、反思和迭代？那站在今天的人类文明中，它贡献了什么样的独特思路？我说的不见得它一定对，但是它一定贡献了经验和思路。

这才是我们文明这个节目想要关心的问题。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我刚才说的这一大段里面其实有两个前提假设。

第一个前提假设，是中国对现代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自己的历史经验。

说到中华文明有贡献，那个这个贡献可能有很多种答案：

有的人说饺子好吃，是中华美食；中国的京剧，是中华文化瑰宝。你可能会认为这些贡献是《红楼梦》，是四大发明，是十二生肖，是唐诗宋词，是故宫长城，这些是贡献吗？这些都算。但是懂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贡献是这个文明的特性。

什么特性？就是横向对比起来，咱们中华文明最大的特色是有着几千年连续的、不曾中断的历史传统，其他任何文明没有这个特性。

我们的中文是记录过深重的苦难的，也记录过辉煌的繁荣。我们记录过那么大面积的合作，也记录过最剧烈的人和人的冲突。我们记录过个人的挑战，也记录过国家的危难。

中国这个民族经历的事儿太多了，你想山河破碎，然后重新整合。整个国家跌入那种贫困危亡的谷底，然后过一些年它又能重新实现富强和繁荣。我们中华文明面临过草原和中原的剧烈的冲突，但是长期来看，它又能通过制度安排达成新的平衡。

用一句大白话讲，“我们中国人什么没有见过？”一个老人，他的那句话听起来不讲理，但就是有道理的：“我走的桥比你过的路都多。”这就是老人的价值，他的经验既长且连续。

所以，站在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咱们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挑战和解决方案的最大的课题库。其他文明也有挑战和解决方案，但是要论到课题的数量、难度和延续性，咱们中华文明首屈一指，这你总得承认吧。我们中国人的祖先为每一个难题都写下过多种多样的解题思路，做过各种各样的解题动作，那这些答案未必适合今天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但是每一个现在还生存的地球人都有可能从中得到启发。

前人做的题对也罢、错也罢，对后来拿卷子的人都一定有启发。这就像一个村子里有一户人家，如果他们家世世代代在这里住了好几千年，还有一本连续记载不断线的一本家谱，那你说，他们家对这村的贡献到底是哪？是对每年 GDP 的贡献吗？这当然也是。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家的历史经验。

这就是我们《文明之旅》这个节目的那句 slogan 的来源，“经历过。解决过。”这就是中华文明可以拍着胸脯自豪的地方。

《文明之旅》这个节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这两个字：“文明”。

请注意，文明和文化不一样。简单说，文化这个东西不分高低贵贱，只有特色。你爱吃那个，我爱吃这个，这就是各民族偏好，所以文化千万不能分高低。但是文明不一样，文明是分得出高下优劣的，就像我们平时说话也是这样。文化这个东西，我们只讲有无。这个人是有文化还是没文化？你只要有文化，至于你是爱弹钢琴，还是爱写书法，这个东西各有特色，各有偏好，文化只讲有没有，但是文明讲的就是差距。你这个行为和他那个行为比起来，哪个更文明？哪个更不文明？这个是非常清晰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唐代诗人杜牧，有一首很著名的诗《题乌江亭》，讲项羽的，很多人都会背：“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什么意思？项羽，你是死心眼吗？你为什么要自杀呢？回江东打败了不要紧，回江东重招旧部，没准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这是杜牧。还有首诗写的也挺好，同样是这个题材，也是写项羽，也是写过江东，另外一首诗，随云斋主的诗是这么写的：““自古纷纭说项公，愚顽不肯过江东。果真收拾从头起，多少生灵涂炭中。”项羽不过江东，重招旧部就对了，他真要卷土重来，多少老百姓家破人亡啊。

你看这两首诗意义不一样，后一首诗显然没有我前面念的杜牧的诗有名，但是你一听就知道，哪首诗背后的观念更文明呢。当然是后一首，前一首杜牧的诗，他站在项羽的成败上讲问题，后一首诗是站在老百姓，整个天下要不要生灵涂炭的角度讲问题，你说哪个更文明？所以文明这个词没有什么玄虚，不过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所有那些能保护人、能尊重人、能发展人的那些观念、制度和行为，就是文明。不符合保护人、尊重人、发展人这些东西你就是弄出个花来，你也是不文明。是这个道理，这些东西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试错迭代，不断发明创新，一点一点的叠加出来的一个观念结构。

所以，如果你看过我们《文明之旅》节目的宣传片的话，你会发现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意向，一个是河流，一个是指纹。历史发展就像河流，浩浩荡荡不舍昼夜，而且变动不居。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就是历史。历史就是滚滚向前，文明不一样，文明像指纹，虽然历史长河往前奔流，但是最终能留下的东西，留下的印记，这是指纹，这就是文明成果啊。

这些印记看起来属于个体，因为每个人指纹不一样，但是我们通常只会在哪摁指纹呢？我们作为一个个体，只会把自己的指纹刻印在有价值的成果和共识上，我们在合同上摁指纹，在自己的文章上摁指纹，在自己要把信用堆上去的地方摁上指纹，它都是最终的价值成果或者是共识成果。

所以，我们的文明节目不只是想顺流而下去看历史的大河奔流，我们更想去看看我们中国人的祖先留在现代人类文明中的指纹。这些指纹会指引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如何思考，如何生活。

这期先导片的最后，我请你再看一遍这个既有河流也有指纹的宣传片。

这一期，我想跟你说说，这个节目在叙述策略上的一个追求。

本质上，《文明之旅》节目就是我个人的一个知识脱口秀。当然将来会有变化。具体怎么变化？我后面会跟你说。

但是现状就是，它是我个人的一个知识脱口秀。那就要受到一个强力的限制，是什么？就是我这个人，我的能力、学识、讲述风格就是这个节目的硬约束。短期看，我这个人反正就这么大本事，虽然我也会成长，我也在学习，但我今年 51 了，成长没有那么快。如果一个观众就是烦罗振宇这个人，一听我讲话就反胃，那我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问题来了，这个节目受到这么大的约束，但是我们总得有追求，它得提高品质，总不能我说成啥样就是啥样吧？这就有了一个叙事策略的问题。是什么？就是面对同样一个历史事实，我们找一个什么独特的角度，只属于《文明之旅》这个项目的独特的角度去说它。

未来 20 年，我会在叙事策略这个方面，不断的去尝试、创新。那现阶段，我的思考结果是这样的，我要更多的注意历史的“隐藏变量”。

历史当然背后有很多变量，比如说经济、人口、气候、政治制度。这些当然是变量，但是请注意，这都是摆在面上的，它不是“隐藏变量”。

所以，《文明之旅》节目要更关注历史后面的“隐藏变量”。

为了让你更加理解这个概念，我先说一个我自己的体悟。

我今年 51岁 ， 51 年前我出生在安徽省芜湖市，这是长江边的一个三线城市。这城市有名的东西不多，最著名的就是傻子瓜子，这些年有奇瑞汽车。反正，自打我一睁眼，就生活在那个城市了，我一直生活到 17 岁上大学才离开它。

那你说，我对于芜湖市熟悉吗？我觉得应该是熟悉的。这里的大多数街道、著名的历史人物、事件、物产我都知道。比如说芜湖是四大米市之一，从小就听这个词。特产是铁画，有两条江，有长江，有青弋江。哪里有山，哪里有湖，我一闭眼脑子里全有。所以我应该对这个城市很了解。

但是直到我 30 多岁了，有一次回芜湖老家，我站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宝塔根，就是青弋江和长江的汇合处，一座宝塔的脚下，叫宝塔根，我站在那。那一天对我来说是脑洞大开，我突然想明白了，芜湖这个城市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 30 多岁，才知道自己老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要知道，要想在芜湖这个城市自己的疆界内部去理解它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把眼光跳出去。

跳到哪？至少你要跳到安徽省的南部，就是皖南的那一片，现在的黄山，古代的徽州那一片，你才能理解芜湖。

为什么呢？你想古代徽州那一片都是山区。徽州的物产要想出去，自古通常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从新安江往东到浙江，那第二条路就是从青弋江往北进长江。所以徽州向北的物产要出门就一定会在青弋江和长江连接的地方出现一个码头。因为要换船嘛！青弋江是很窄的一条江，小船就行。你进长江得换大船。要换小船为大船才能进长江，所以得有一个码头，这个码头就是芜湖，所以，这就是芜湖这个城市出现的那个决定性的因素。

我那天站在宝塔根，我突然把这事想明白了，可能我也笨点。你看一个城市的本质是由几百公里之外的其他的要素决定的。原来，自古以来建设芜湖的不全是我们芜湖人民，决定这座城市兴衰的钥匙，也不完全掌握在它自己的居民手里。

这就是我要说的“隐藏变量”。

后来我读历史，读的越多就越知道，在没有找到事实背后的隐藏变量之前，即使事实你全看见了，历历在目，我们对真正的事实还是知道的不多。

我再举一个例子，跟我老家也有一点点关系。

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问，为什么长江能够成为古代南方政权的天险？北方还要打南方，你要过长江，这好像就成为一道天险。这事你深一想，有点不对呀。你想长江中下游加起来差不多 2000 公里，北方政权想要打，哪里不能渡河呢？随便找一个地方就能渡河，南方政权通常兵源还不太够，你总不能 2000 公里沿岸都驻防嘛？你不可能有那么多兵力嘛？

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长江能够成为天险？有趣吧。这个问题的背后就包含了一个“隐藏变量”，这个变量就是造船。

你想北方军队南征，它至少要 10 万人，那总不能靠渔船一条一条的渡到对岸。通常一条船可以渡两三个人过一趟长江，来回 3 个小时，这个渡法，你 10 万人，几个月也渡不过去，所以北方军队想要渡江必须得造大船。

那请问在哪儿造呢？你能在长江北岸随便找一个地方造船吗？

南方也是政权，它也有军队，有水师，不是吃白饭的，通常南方政权的水师相对来说就比较厉害。你胆敢在北岸找一个地方叮叮咣咣开始造船，南方的水师就能到北岸把你给敲掉。所以北方政权要南征，它必须得有一个条件，就是在长江北岸找一条长江的支流，在支流汇入长江口的地方布防，让你不敢往里走。然后我在支流里面找一个岸，把船造好，然后大军上船进长江来征伐。

你按这个条件一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两个半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汉水，汉水是长江最长的支流，也是北岸支流。所以为什么在历史上襄阳这个地方很重要？就是因为襄阳在汉水的北岸。《射雕英雄传》里面郭靖郭大侠守襄阳一守几十年，为啥？因为北方只要拿下襄阳就可以在汉水造船，然后顺江而下进入长江，南方政权就保不住，所以上游的荆州变得非常重要。

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军事重镇，一个是上游的荆州，一个是下游的扬州。荆州就是因为汉水。

那为什么扬州也重要呢？因为扬州旁边有一条人工运河，也是北岸的长江直流，叫邗沟。它也符合这个特点。你在淮泗水系里面造船，然后就通过扬州旁边的这条邗沟就可以进长江。

这是两个地方，我刚才说得可是两个半地方。还有半个地方在哪儿呢？就是我老家芜湖对岸那个地方叫裕溪口，我从小就知道那是芜湖的一个就很不发达的区，因为我小时候完全不知道它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裕溪口当年叫濡须口，也是一条运河，叫濡须水，是巢湖通长江的运河，虽然它比较窄，所以北方政权就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在巢湖里面造船，然后通过濡须水进军长江，那所以有一个地方就变得很重要。什么地方？合肥。

今天合肥是安徽的省会，是很多高铁的一个枢纽。但是当年合肥重要，就是因为它在巢湖北岸那占住了合肥，就守住了巢湖。所以北方政权一旦占领合肥，南方政权就特别紧张。

比如说，三国时候的孙权，为什么一定要打逍遥津这一仗？逍遥津就在今天的合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曹操的大将张辽占了合肥，结果这一仗孙权还打得特别惨，十万人没有打过张辽的几千人，所以孙权这个人在历史上还落下一外号叫“孙十万”。

所以你看，如果不能回到当时的历史处境，看到造船的技术问题，这个隐藏变量，我们其实是看不懂中国历次南北战争双方攻防的那个布局的。是看不懂为什么荆州、襄阳、扬州、合肥这些重要的战略位置的重要性。

当然，任何历史事实背后的隐藏变量也绝不止一个。

比如，同样是说南北方的战争，就隋唐之前的南北朝的统一战争，为什么是北方的隋朝统一了南方的陈朝呢？

关于这一点在历史上的解释很多，说陈朝的皇帝不争气。或者说，南方的贵族政权腐败，等等。这个解释都很多，但是有一次我在北大历史系听课，阎步克老师拿出一张图，什么图？就是当时南北方的人口对比图，一看就明白了，当隋朝已经有 2000 多万人口的时候，南方的陈朝只有 200 多万人口，农耕时代，人口就是实力的标志。10: 1 的国力对比，那你当然知道，这种实力差距太大了。南方不可能有机会赢的，所以一定是隋统一陈。

你看，原来在历史大的博弈事实的背后，还有这么一个人口的隐藏变量。我那天要不是上了北大历史系的那堂课，我根本就不知道，这才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所以你看，我们但凡看到一个现象，我们不能满足于简单的解释，我们总得想方设法找到它背后的那个隐藏变量，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读书习惯。

摩根·豪塞尔有一本书，叫《一如既往：永不改变的指南》。这本书是我偶然看到，其中有一句话，我觉得真的说特别好，他说，“研究历史的一个讽刺之处在于我们常常确切的知道一个事件是如何结束的，但是浑然不知它是从哪里开始的”。

为啥？因为开始背后全是隐藏变量。对任何现象，只要我们穷究它的起源，你就会发现我们可以推开一扇又一扇的知识领域的大门，那是没有尽头的。起源的背后还有起源，原因的背后还有原因，往往是隐藏的。

我举个例子，是什么导致了 2008 年的金融危机？

你去深层次了解了这场金融危机之后，你就会发现，我还得了解抵押贷款市场背后的原理。

那请问，是什么塑造了抵押贷款市场？你只要了解进去，你发现你必须又要去了解此前 30 年的西方市场经济的利率下降。

那问题又来了，是什么导致了利率下降？你又必须去了解 70 年代关于通货膨胀的那段历史。

那是什么导致了通货膨胀呢？你又必须了解 20 世纪 70 年代的货币体系和越南战争的后遗症效应。

那是什么导致了越南战争呢？你又必须去理解二战后西方对于苏联阵营的恐惧。

你看，这个问题可以一直问下去，所以历史事件我们可以知道它的结局，但是我们无法知道它的源头。你看任何一个话题，只要揪住不放，找到它背后的隐藏变量，我们总会有一大堆出人意料的收获。

所以在《文明之旅》这个项目当中，我会力争做到这一点，给你发掘那些隐藏变量，这会为一档人文历史类的节目打开一个创新的空间，这就是叙事策略。

下一期，我们再聊一聊：同样一个历史事实，我们要从多少个角度来审视它。

这一期，我想跟你讨论一个问题：历史事件有对错吗？历史人物有好坏吗？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在聊《文明之旅》这个节目的对历史的观察视角。

后人总是站在自己的观察视角上，对历史事实做评判。但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很难，我做《文明之旅》，很多事没法下结论。为什么这么说？

我举个例子：比如“官员贪污受贿”这件事。如果就事论事，不用说，这肯定是错的，是当事人的道德污点。但是，如果稍微把背景展开一点，你就会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就拿古代来说，一个官员贪污的钱都装到自己的腰包里了吗？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十万两银子全是他的？肯定不能啊。因为你能在这个岗位上捞多少钱，周围的人全清楚，你要想坐在这个位置上，钱就得拿出来分啊。上级要送，下级要送，本地的要送，过路的也要送。

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有一个官员叫张集馨，他写了一本书叫《道咸宦海见闻录》，里面就详细算了一笔账。他有一次被任命为陕西督粮道，管粮食和后勤，肥缺啊。但要命的是，不只是他知道这是个肥缺，大家都知道。所以，他从北京去西安上任之前，就得送礼。当时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的，你弄到这么个肥缺，大概送礼，军机处的要送多少，各部门尚书、侍郎要送多少，送来送去，还没出北京城呢，一万七千两就送完了。这钱还是借的。那你说，这钱怎么出？当然只能上任之后去贪污受贿，或者说好听点，叫“收受陋规”，从未来的收入里出。

你说不送行吗？不行。这虽然不是社会的正式规范，但这是当时官场上的默契规范。你要是不服从，就等于把自己驱逐出这个社会网络。所以，清代的那些名臣，不管是曾国藩还是左宗棠，甚至是 名声非常好的林则徐，没有不收受陋规的。

这么一说，你对那个时代的贪污受贿，是不是也有了一点“理解”？

这只是很小的一个例子。只要我们把视野拉开，把一件事放到更大的时空范围，更大的社会网络里观察，我们的判断就会出现变化。你会发现，没有简单的是非对错的结论。

对，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不做封闭性的结论，这就是我们《文明之旅》节目的一个基本特征。

请注意，不是说没有结论，而是要强调每一个结论都是有特定边界的，换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坐标，这些结论就要变。

有朋友可能会说，那你做个什么节目呢？啥都没有结论，我如果看了，我的收获在哪里呢？

我自己的体会啊：学会对所有的认知对象，都不做封闭性的结论，这本身就是一种收获。

有一次，我问一位研究哲学的学者，我说，如果你给所有的哲学家评座次，你心里的前三名是谁？

他说，前三名我不知道，但是前两名我知道。一个是柏拉图，一个是达尔文。哎，这个达尔文，我们通常认为是生物学家哎，一共就俩名额，你怎么还让一个其他行业里的人挤进来占了一个呢？

他的解释很有意思。他说，其实人类观察世界，要么就是柏拉图的角度的观察，要么就是达尔文角度的观察。

所谓柏拉图的角度，就是“理念论”。简单说，就是万物都是表象，关键在于背后的那个理念，那个本质。每个具体的桌子都不一样，那当我们说“桌子”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呢？是那个背后的、抽象的、本质的桌子。

我们讨论经常会冒出这种词：“你这个看法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你要透过表象看本质”，这就说明，我们是从心底里认同，凡事都有个本质，都需要一个结论。

这是符合人性的。因为世界太纷乱了，只要我们张嘴说，啥啥背后这个本质是啥啥，好了，世界立即安静了，我们至少可以假装，我们已经得出结论了：皇帝，就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王安石，就是壮志未酬的改革家，李鸿章，就是打出国际品牌的投降派。记住几个词儿，就可以让我们对世界充满控制感，多好？这就是柏拉图的角度。

但是，毕竟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达尔文，他就提出了另外一种观察事物的角度。

在达尔文之前，世界万物，大家都要追问一个本质的。既然上帝创造了狗，那总得有个基本模板吧？世界上所有的狗，虽然每只不一样，但是总有一些共同特征吧？

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来了，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天底下没有所谓的本质的狗，每只狗，每种狗都代表了一种真实存在的生物学特征。而且这些特征，有遗传，还有变异，一直是在变化的。不要徒劳地做结论，说它就是什么，任何东西都在一点点地积累着变化，到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人类只好给它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它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

你看，这是一种有别于本质主义的全新世界观：我们身处的世界就是这么热热闹闹、复杂多样、不断演化，一切都有联系，一切也都不一样。达尔文视角的价值在于，理解并且接受，这个世界的多样性，以及承认我们就是无法全面掌握它。

那我们的《文明之旅》节目，毫无疑问，是想追求一种“达尔文式”的观察方法，去理解多样性。任何一个事物摆在面前，都是带有一些标签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标签扒拉开，然后不断提问：

这是个好事，那么请问，它的代价是什么？这是个坏事，那么请问，它有没有可能是另一个更坏的事的替代方案？这是一个当时看来不错的方案，那么请问，在长期的运行中，它带来了什么意料之外的结果？等等。

比如说科举制度。如果要急着得出结论，可能两条也就够了：第一，科举制度让中国在古代就实现了上下阶层的流动，这是好的一面。第二，科举制度用非常僵化的考试方式，也埋没了不少人才。这是坏的一面。然后就结束了。

但是，如果我们《文明之旅》节目要说到科举制度，我就要问很多问题：比如，隋唐时期，印刷术也不普及，民间谈不上有什么人才，为什么科举制度恰恰是从隋唐时期创立的？还有，隋唐时期的科举，那么多作弊的行为，皇帝心里也清楚，他们为什么不管？还有，用试卷考出来的官员，尤其是用诗文考出来的官员，能有行政能力吗？为什么科举重诗文，而不重事务？还有，为什么实行科举制之后，官僚系统贪污腐败现象更严重了，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所有这些问题，我能给出来的，都不是最后的、确切的答案，而是各种各样的解释。每一种解释里还可以提出新的问题，无边无沿，无止无尽。

这就是我所追求的“达尔文式”的观察角度。

为什么要追求这个？因为说到底，求知不是为了回到我们熟悉的地方，而是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对自己的期待，不是成为一个一成不变的人，而是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话说，2003年，70岁的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在一次颁奖典礼上说了这么一番话：

“有机会接触文学，世界文学，就是逃离庸俗的牢笼、愚蠢的学校教育的牢笼、不完美命运与厄运的牢笼。文学是进入更广阔生活的通行证。”

是的，历史也是一样的。我们要的不是什么答案，更不是什么最终答案，我们要的不过是一张“进入更广阔的生活的通行证”。

《文明之旅》节目，是我为你做的节目，也是我自己未来20年的学习计划的框架。我要做的，不是寻找什么答案，而是和你一起，进入更广阔的生活。

每次我说到文明要一年一年地讲，就会有人问我，每年都有事可讲吗？对我来说难题不是事情少，而是太多不知道如何选择。

它就跟我们正在生活的2024年一样，题材太多了，热门人物、新奇事件、新概念，等等。我到底要选什么来讲呢？这一期我来跟你说说《文明之旅》选题原则。

先说答案。我会更关注，历史上每一年最精彩的“关键行动”。

什么叫关键行动？我举一个例子你感受一下。

大家应该知道清朝入关之后的“剃发令”，要把汉人的头发给剃了，变成后面留一条小辫子，你别以为像清宫剧那样，只是前面剃光，当时剃掉那个头非常难看，因为留到那个头发，其实就留这么一小块，当时叫“金钱鼠尾”，大概就留一个铜钱这么大，后面一根辫子特别丑，整个头几乎是光的，那种发型。当时推行这一条是非常残酷的，有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一说。

所有的汉人，你想保住这条命，不好意思，头就得剃了。那问题来了，满清为什么要这么干？按说，你想要统治中国，那除了武力征服之外，各项政策的目的都应该是让反抗最小化才对啊。现在搞出这么一个“剃发令”，而汉人又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轻动的文化传统，这不是主动给自己制造障碍吗？

其实这是清廷非常聪明的一种行动策略。你想，清朝入关的时候，军队人数很少的，不过十万人左右。和他们要征服的明朝相比，实在是陷入了汪洋大海。那怎么办？有效的策略是：每获得一次成功，就要巩固一次成功。让局部的胜利能够累积成整体的胜利。如果打下一个地方，很快就又反正了，招降一波人，很快就又降而复叛了，这就很麻烦。

站在这个角度上，你再来看剃发令的妙处：

如果满清军队征服了一个地方，就要求这个地方所有人剃发。只要老百姓迫于淫威剃发了，按照汉族的传统，这就是背弃祖先。是不是背叛祖先，这本来只是一个内心的变化，剃发把它变成了一种所有人都能看见的表面化的信号。更重要的是，头发一旦剃了，很长时间才能长回来，所以即使明朝的军队打回来，你也没有机会反正，说我没当过叛徒了。那既然当了叛徒，还不如一不做二不休。

你看，剃头发的出发点，不是对汉族文化传统的践踏，而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军政策略。它其实是要让所有被征服的人，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号。这个信号还要符合以下三个特征：1.心理代价极高。发不发这个信号，要经过剧烈的天人交战。2.一旦发出，信号就清新透明不可遮掩，不给骑墙派留下空间。3.制造这个信号，成本还要低。剃发嘛，不过就是动几下刀子的事，广泛实施，难度也不大。

有了剃发令之后，满清每征服一个地方，就能巩固一个地方。而且还有一个附带的效果：所有的诈降，假和谈的策略都没法用了。后来真的就发生过一次，郑成功就曾经和清廷假和谈，要拖时间，清廷说，没问题，你不是要归顺吗？我也不急着要你放下刀枪，你就全体剃发就行。郑成功就坚决不干，那清廷就好判断了：你这是假和谈，真备战。

你看，这么一分析，就知道剃发是一种在历史上起到重大作用的“关键行动”了。它背后的思虑，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要多得多。

说回到我们的《文明之旅》节目，我们为什么更愿意选择“关键行动”作为每一期的主题？“文明”听起来很抽象，它可以是概念、观念、制度，等等。但文明的每一次具体的进步，都是由“关键行动”来推动的。

不要觉得，只有科学技术是发明，人类历史上的这些关键行动，也是需要奇思妙想和非凡决断力的发明。

比如，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为什么？有人说是为了让国内市场变得更统一，促进商品经济。可能有这个因素，但是在当时的观念下，这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见过一个解释，是为了让官僚制变得可行。

对啊，你秦始皇不是要废除封建制，大搞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吗？要是封建制，只要把地块划清楚就行了，谁的粮食谁吃，谁的人谁管。现在郡县制了，都是秦王任命的官员了，那就要发俸禄，俸禄还要有定数，还要能比较多少，还要全国统一。一年给你发一千石粮食，还是两千石粮食，朝廷虽然只用发个文件就行，但是这“一石”到底是多少？这就需要度量衡了。所以你看，统一度量衡，其实是一个关键行动，没有它，朝廷里争议，我们是搞郡县制还是封建制啊？这种观念上的争议毫无意义。因为执行不了。

在读历史的时候，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些关键行动。比如宋朝选择禁军的“木梃法”，张居正考核官员的“考成法”，科举制度中的“糊名法”等等。看着简单，其实背后都既有长期艰难的演化，也灵机一动的巧思。

我们《文明之旅》节目重视历史上的“关键行动”，也是为了向祖先的智慧致敬。人类文明的每一步进展都非常不容易，而后人因为习惯了享用这些文明成果，所谓“日用而不知”，往往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比如一说起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很多人就拿炉子上的水壶里的开水把壶盖顶起来解释。恩，原理确实是这样，但是咱们自己做一台蒸汽机试试？你会发现，200多年过去了，一旦要真要付之行动，还是挺难的。我们低估了行动本身的难度啊。

包刚升老师有一本书叫《抵达》，是讲政治演化的。其中就提到了一个词“政治发明”。对，不仅是技术有发明，政治演化，也是需要各种发明。比如，怎么有效地建设武力系统、税收系统和官僚系统？怎么在软件上塑造统治合法性和国家认同？怎么提升国家能力？怎么有效约束掌权者？等等。今天我们看到的监察制度、考试制度、考核制度、议会制度等等，都是先人们千辛万苦摸索出来的，而这些发明的价值一点也不比技术发明要小。

记得房地产商冯仑跟我讲过一件事，他说有一次去纽约做项目，请了一个律师。这律师就跟他说，等我把文件做到和你差不多高的时候，这个项目就该做完了。为什么一个项目需要这么多文件？文件里的每一行，看似都是一些概念，其实，法律文件里的每一行字，都是因为有人吃过亏，有人翻过车，都一定是发生过什么事，后人才能总结出一条预防的规范，法律的每一条都是一个行动发明。所以，看到厚厚的、一人高的法律文件，其实每一行都是人类通过行动，通过吃一堑长一智形成的文明成果。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其实就生活在这笔庞大的文明资产上面。

而我们《文明之旅》节目最想要做的，就是打开这笔资产的库房，向每一块宝藏行注目礼，认清它们的价值，考问它们的来处，致敬它们的智慧，给当代的行动者以力量。

最后一期先导节目，咱们就说说，我准备怎么跟这个巨大的“不确定”相处。

干一个持续20年的大事，不能只想着今年怎么干，然后乘以20就完了。20年间可能发生的变数太多了。有一句话，叫做“未虑胜，先虑败”，那我不妨就想想，《文明之旅》这个项目会因为什么而失败？我想到了三个可能。

第一个失败的可能，是我的身体出问题了。比如提前挂掉了。这个最不怕。我们会提前把基础设计做完，我一旦不在了，自然会有后来者接棒。所以，我们在公司里面开玩笑说，我的追悼会和下一任《文明之旅》讲述者的招募大会，同步举行。

那第二个失败的可能，是这个项目在财务上持续不下去了。因为《文明之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免费项目，如果没有足够的赞助商或者其他的收入，会不会停呢？我觉得也不会。因为这个节目的形态，对资金需求的弹性非常大。有条件，支持的人多，咱就搭个摄影棚，大张旗鼓地干；没条件，咱就在书房里，支个手机，也一样干。有商业收入，我们多请点策划老师，多发点稿费；没有商业收入，咱自己看书，开着ChatGPT当助手，也一样能写出稿子。

那就还有第三个失败的可能，就是我渐渐地落伍了，跟不上用户和时代的变化了。你想，我今年51，后面20年，健康、精力、认知能力，不管我怎么努力，客观上也都处在一个下降的通道里。这是一定的事。那怎么办？这也是我下决心要干《文明之旅》这个项目之前，最犹豫的一个地方。

记得作家余华讲过一句话：“你哪次滔滔不绝后，带来的不是悔恨？”哈哈，我觉得真是金句。一个人决定要滔滔不绝地讲20年，还明知道老糊涂之后有可能会出丑，你说，将来会不会肠子都悔青了？

这个问题，其实也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尽一切可能邀请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项目。打个比方说，我最早是一栋大楼的设计师、开发商。但是很快，我就必须要转型成大楼的运营商，请更多的人进来做自己的事，开店铺、办公司。最后，我干脆就变成这个楼的看门大爷，只管和出出进进的人笑呵呵地打招呼。我，随着年岁渐长，是一个逐渐退出的态势，而我邀请来的人，则是在这里各取所需，各显其能。

说白了，越多做事的人参与，就越能保证这个项目生命力的延续。所以你看，问题就转化了：不是我该怎么尽量做好《文明之旅》？而是《文明之旅》怎么能尽可能对做事的人有用？我想，至少是这四类人。

第一类人，我得让《文明之旅》这个节目对观众有用。这里指的有用，不止是看了节目涨了知识这种用处哈，而是非常具体的，比如，父母和孩子每周一起看《文明之旅》，会不会成为一项有意义的亲子活动？学校组织学生一起看《文明之旅》，会不会是一个课堂教学的补充？这个思路，还有待大家我们一起慢慢开发。

第二类人，我得让《文明之旅》对知识界的朋友有用。

现在，我们每期节目都会聘请历史学界的策划人、审稿人。未来我们还会进一步开放，反正从1000到1912，一共913期节目已经摆在这里了，有没有人愿意提前为我们做策划的？或者你就在这一年的目录下面，自己做一个某个主题的番外篇？或者干脆，罗胖讲一期，你也在这一年讲一期。如果水平不错，我可以把你的视频和我的放在一起啊。如果你的水平高出天际，干脆，我就藏拙了，这一年就请你替我讲了。有商业收入的话，我来付费给你啊。

如果你说，我不愿意说，我就愿意写，也挺好。很多人都喜欢一本大神作，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这就是一本只写历史上的一年的书，非常经典。那现在的年轻学者，如果你也有意写这样的书，可以选择一年，你来写，到时候，我们《文明之旅》节目请你当策划人，还替你首发这一本书。这不也是历史、人文领域的学者破圈的一个途径吗？

还有，如果《文明之旅》节目积累了一批观众，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把人文知识的线上讲座开起来啊？让每个专业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都有机会走向公众。

第三类人，我还得让《文明之旅》对善于做活动的朋友有用。

有很多书店的老板，咖啡店的掌柜，经常想办个线下活动，但是苦于没有内容。那《文明之旅》这个节目是不是也能帮到你呢？每个周三，召集一些朋友，线下一起看《文明之旅》，顺便搞个读书会、讨论会、小聚餐什么的。如果活动办得好，我们还能替你宣传宣传，让更多的人来到线下参与活动。没准也能帮到一些书店、线下空间提升品牌和人气呢？

当然，除了上面说的，第四类，我还得让赞助商觉得有用。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其实古往今来，所有做文化工程的人，都要经过这一个“用处”的考验。我举一个中国人熟悉的例子，比如李白和杜甫，谁的诗写得更好？坦白地说，如果纯粹从诗歌的文学水平上说，我还是要投李白一票。但是，到了宋代的时候，注释杜甫诗集的，号称有上千家，所谓“千家注杜”。而注释李白诗的，就少得可怜。从这个角度比，杜甫被称之为“诗圣”，比李白这个“诗仙”的地位就要高多了。为什么？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杜甫更有用。

李白诗歌的题材相对窄，不是在喝酒就是去喝酒的路上。杜甫就不一样了，从日常生活到战场厮杀，从政治主张到山川美景，在他的诗里面都能找到。所以，古代文人专门有人用“集杜诗”来写作的，这事文天祥就干过。把杜甫的诗拆开重组，原字原句，又能变成一首新的诗，来表达自己。

更重要的是，杜甫的诗非常讲究格律。这是宋代科举考试要用到的。所以学杜诗，有助于考进士。

这下你明白，为什么李白的文学成就高，但是杜甫的历史地位更高了吧？说白了，杜甫更对后人有用。

《文明之旅》这个节目最大的特征，就是漫长且有规律。我们有的是时间慢慢探索，怎么对你更有用。如果你有什么奇思妙想，也欢迎告诉我。

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上世纪60年代写过一本书，叫《幻象》。他说，现实世界有各种幻象迷惑我们，那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就是让更多更好的新信息触及我们。

什么信息？“来自过去、来自上帝、来自我们痛恨或自以为痛恨的世界的那些信息。”我们要做这样一种人，让陌生、异己和外部的观念在我们这里通行无阻。

20年的《文明之旅》项目，对我而言，意义就在于此。它让我可以不被现实世界的幻像迷惑，到过去的、更超越性的、自己更不熟悉的地方去寻找新的信息。让这些新东西，在我的身体里通行无阻。你要不要一起？

《文明之旅》节目马上就要在2024年2月28号上线了。对我来说，这是踏上了一条艰难且漫长的路。

这一刻，我心忐忑。这一刻，我恳请你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