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027年：游牧文明真的比农耕文明更落后吗？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27年，大宋天圣五年，大辽太平七年。

今年是宋仁宗即位、刘太后临朝听政的第6个年头了。这一年，大宋境内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如果非要找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在今年冬天，黄河的决口终于被堵上了。这场水灾的波及面挺大的，有32个州都遭了灾。你想，北宋这个时候也就300个州，等于全国十分之一的地方都有灾情。

问题是，这是什么时候决的口啊？九年前。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也不堵呢？难啊。黄河决口，河岸一崩就是一公里长的那么大的口子。别说古人了，今天我们要是站在河岸上，看到大自然的这种规模的力量，也是棘手得很。一辆大载重卡车丢到这么大的口子里，洪水一卷，连影儿都没有了。宋代可没有挖掘机，翻斗车啊。那后来是怎么堵上的呢？这就是古人的智慧了。他们发明了一种叫“埽”（sào）的东西，“埽”字，就是土字旁加一个扫帚的“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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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什么东西呢？简单说，就是用竹子编出一个框架，然后往里面填石头，就是古代版本的钢筋混凝土。问题是这个埽很大，有几丈长，抬一个埽，需要几百人或上千个人，然后丢到决口的位置上去堵水。那为什么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呢？因为埽用的重要材料比较特殊，是一种芦竹，能长得特别高，但每年秋天才能长成一批，所以宋朝需要每年征收一些，攒了这么多年，这才攒够数量，把口子堵上。古时候干点事真难。人力和大自然相比，太渺小了，用人力堆出一个在规模上可以和大自然抗衡的东西，需要智慧，也需要时间。

那你说，有没有其他减少损失的办法呢？也有。

这次黄河是从南边一侧决口的，冲的都是今天河南、山东那些土地肥沃、人口密集的地方。所以，当时就有人提议，可以在黄河北岸决个口，让黄河改道向北流，穿过河北平原，在今天的天津入海，这样就能减少黄河决口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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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这么干吗？不能。因为黄河往哪儿流，不光是一本经济账和民生账，还有一本政治账和军事账。

黄河从西向东流，横亘在华北平原上，那它就是阻挡辽朝骑兵南下的一道天然屏障；如果改道向北流，那宋朝就失去了这个天险。而且宋朝人费了很大劲儿在河北修的那些塘泊，也可能会被黄河的泥沙淤塞。这个方案，在军事上风险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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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说，咦？现在不是和平了吗？宋辽之间签订澶渊之盟，那是1005年的事，到今天已经22年了，一代人的时间都过去了，怎么双方还这么戒备呢？

当然啦！别看双方年年都有使节往来，皇家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都还互道慰问，宋真宗去世的时候，大辽的皇帝据说也是哭得死去活来。但这都是表面。双方嘴上都是兄弟，心里都是算计。

今年还有一件小事：五月份，宋仁宗皇帝过生日，辽朝专门派使团来道贺。宋朝的接待官员在排座次的时候，把辽朝使者排得很靠后。辽朝人不服气，说你们宋朝使者到我们辽朝，我们可没亏待，都当成是座上宾呀。现在我们来了，排这么靠后，不合适吧？宋朝官员听了以后，只能一通瞎对付，说这是真宗皇帝时候就定了的，改不了。

事儿本身都不大，但是你发现没有？表面平静和睦的宋辽双边关系，底下其实是暗藏风雷的。至少在大宋这边，任何一个决策，都要假设一下：对方万一翻脸了怎么办？任何一个动作，都要暗戳戳地强调一下：我才是正统、是华夏，你是蛮夷、是北狄，我要比出个高低，稍稍压你一头。说白了，这个大辽，虽然远在千里之外，但其实一直是大宋朝堂上一个巨大的、不能忽视的、而且是不怀好意的存在。

但是，你说宋朝这边，因为防备辽朝，特别愿意花功夫了解对手吧，也不是。在我手头这本书《宋史测度》里，刘子健先生就考证说，宋代不仅不重视契丹语的学习，甚至哪个大臣要是学了契丹语，还要贬他的官，觉得给大宋丢脸。

哎，有没有搞错啊？两个这么大的政权互相对垒，激烈的军事对抗随时都能发生，其中一方居然把自己眼睛蒙上，不想了解对方的情况，这不简直是拿国运当儿戏吗？

这就是宋朝这边的心态。第一，你的文明等级比我低。要不怎么你的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不如我呢？所以，你不值得我了解。第二，那为什么在军事上你又那么强呢？因为你野蛮啊。我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而已。这么一解释，好像也说得通，符合我们的常识：一个文明人遇到一个粗人，打不过你，但我仍然可以看不起你。你听听，这套逻辑好像也确实能自洽。

但这通常都是一个大麻烦。每当我们对自己不满意的现状有了特别合理的解释，并且因此丧失了进一步去了解的兴趣，我们通常都是陷入了自己的视角难以自拔。我们这时候已经看不到全貌和真相。

隔了这么一千年，我如果真的穿越回去了，我如果有机会跟当年大宋朝堂的上上下下君臣们聊一聊，我特别想提醒他们：北方游牧生活真的像你们想象的那么不开化吗？他们真的野蛮吗？有没有一种可能，这只是你们的一种偏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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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趁着今年天下太平无事，我们就把目光从中原农耕区的大宋朝移开，去北方的草原上吹吹风、透透气：看看我们中华文明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游牧文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从中原视角看待草原，从农耕视角看待游牧，到底会有多少误解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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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原始吗？

我们对游牧生活的第一个误解，通常就是觉得，它出现得比农耕生活更早。那接下来的推论呢？更早嘛，更原始的，当然要落后一些。其实不然。

游牧出现的时间，不仅比农耕晚，而且它就是在农耕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了：一个是摆弄庄稼的，一个是摆弄牲口的，一个在南边，一个在北边，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把两种生活方式截然分开，游牧怎么可能是从农耕基础上长出来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咱们先回到源头上来想一件事。你不觉得吗？农耕生活的存在，其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我们的祖先得先有一个信仰：手头儿这点粮食，我要是能忍住不吃，我把它种到地里去，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我耐心地从春等到夏，从夏等到秋，就能收获更多的粮食。那我就还得坚信，这块土地的产权是有保障的，中途肯定没人来抢我的，我才会这么苦苦地等啊。但是，在农耕时代的早期，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制度保障？祖先们凭什么有这样的信心？这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问题来了：10000年前的第一批农民，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我见过一个说法——农业不是被人类发明的，而是被上天恩赐的。农业出现的第一推动力，不是某个大聪明突然想通了某个道理，而是因为突然发现一片野地里长着一大片稻子或者是麦子。我们那些还在搞狩猎采集的祖先们，突然在野地里看到这么一大片能吃的草籽，爽！那还不赶紧收粮食，敞开肚皮吃啊？

一个人一个小时就可以搜集大概一公斤的草籽，那也就是说，一个三口之家家庭一年只需要工作三周，就可以打下全年的粮食，你说这种人有多幸福？但是，凡事都是这样，天下掉下来这么一场泼天富贵，就像那句茨威格的名言说的，“命运所有的馈赠，早已都在暗中标记好了价格。”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既然已经习惯了吃粮食，也没有什么活儿干，那就拼命生孩子，孩子生多了，野生粮食不够吃，发现把吃不完的草籽种到地里，也能生产粮食，好像也不费什么劲儿，就种一点呗？你听听，这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在野生的稻谷的周围，农田开辟了出来，劳动量可就大大增加了，终究有一天，祖先们过上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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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再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孩子越生越多，周围的土地也都种满了，粮食实在不够吃了，怎么办？只好分出一拨人，给你们一些粮食做种子，你们走吧，找个地方自己种去吧。你听听这个猜想，《圣经》里的伊甸园的故事好像就是这么个寓言啊：上帝突然就造了一个吃不愁、喝不愁的地方，把亚当、夏娃搁在这里面，然后因为某种原因，老天爷不高兴了，把人类撵走，然后大家就只好过上了四处流散的苦日子。苦确实是苦，但是农耕文明伟大的扩展过程也就开始了。就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我们是眼睁睁地看着中华农耕文明，从渭河、汾河几条很有限的河谷地区走出来，渐渐地向华北平原，向长江流域一点点地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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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离家出走的祖先，只有继续农耕这一条路吗？不啊。这个时候，文明已经准备好了两个发展方向。农耕是一个方向，游牧是另一个可行的方向。就拿中国来说，在北方的草原地带，游牧生活的条件也已经具备了。

最开始，是定居的农耕生活，有了剩余的食物，人类才开始饲养牲畜。这大概是公元前7500-前6000年的事儿。又过了五六千年，到公元前2000年-前1000年这个时间段，也就是夏朝、商朝所处的那个时代，有一波人说，得了，我们也离家出走了，但我们不要种子了，我们要牲口。这才有了去草原上讨生活的游牧民族。你看，说到底，农耕和游牧，中原和草原，都是当年分家的兄弟。

但是请注意，游牧民族这个堂兄弟在出走的时候，需要的技术条件其实是更高的。

首先得有马。马这个物种，如果不考虑战争，对农耕生活其实用处不大。论力气，不如牛，搞运输，不如驴。就拿马和驴的对比来说，驴的优点可就太多了，更好养、不挑食、不容易生病、耐力强、能走地形复杂的路、性格相对温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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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马呢？几乎是唯一的优点就是跑得快。在平地上，驴最快50公里每小时左右，而马最快可达65公里每小时。所以，人类最早驯化的是驴，大概距今7000年前，马要晚1000年，是距今6000年前才驯化的。但是，如果没有马，游牧生活就不可能。在古代，人只有骑着马，才可以控制一大群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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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马，还得掌握金属冶炼技术，能用金属制造武器，游牧民族才能去打猎，去保护牲畜，去抢别人，同时也防止别人来抢自己。这就得说说青铜器了。

对比一下：在农耕地区，你最熟悉的青铜器是什么？是商代的鼎啊、尊啊、爵啊，都是些这些祭祀、礼仪场合用到的礼器。当然了，青铜礼器，也是潜在的兵器。对啊，请大家来看看，我有这么多青铜，转脸我就能把它们做成兵器去打你们，就问你们怕不怕？所以，青铜礼器，本质上起到的也是一种武力威慑作用。商代青铜器还有一些是兵器和车马，但考古发现的农具就比较少。

但是北方游牧民族不同，青铜器反而是应用普遍的生产工具，比如给马用的马具，切割羊皮羊肉的匕首等等。如果你有机会去鄂尔多斯博物馆，建议你去看看那里游牧民族的青铜器展，最早也能追溯到3000多年前，也就是商代早期。也就是说，农耕民族最要拿青铜器当礼器、当兵器的时候，同一个时期的游牧民族，人家的青铜器，主打一个实用。当然了，那种工艺的精美程度，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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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有了马，有了青铜工具，游牧民族的兄弟终于可以单过了。刚开始，在中国北方，农耕和游牧两种生活状态，其实是掺和在一起的。但是渐渐地，以长城，也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为界，游牧民族就跑到北边去了，而农耕民族则完整占据了南方。

有人就拿这个事实来说，你看，还是农耕民族的文明程度高吧？要不温暖的、降水量大的好地儿都被农耕民族占了呢？游牧民族都被赶到了北方的苦寒之地呢？

这也是一个误解。

你不妨打开世界地图看一下：整个欧亚大陆的中央偏北的地方，有一大条欧亚草原带，从欧洲的多瑙河下游一直延伸到中国东北的大兴安岭，上万公里长。如果你有一支马队，你就从大兴安岭往西跑，虽然沿途也有山脉，但是山不是很险峻，山脉中间也有可以穿越的通道，你就痛痛快快地跑吧，你甚至都不需要为马准备饲料，随处都是草场啊。你要是有劲头儿，可以一直跑到欧洲。一路上都是熟悉的景色，跟自己差不多生活习惯的人，你不会有什么陌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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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你也可以换一个方向，带着马队从北往南跑，从今天北京附近往杭州一带跑，那就难喽：不过1500公里的路，你光要跨过的河流，就有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一条条大河拦在路上，而且从北往南，一路上气候、植被不断地发生变化。你一边走一边要面对完全陌生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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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请问，你要是游牧民族的兄弟，想要摆脱农耕生活，你选哪个地方生活？当然是北方嘛。欧亚大陆的北方草原带才是游牧民族命中注定的生存空间嘛。而且一旦一些大型动物，比如马、牛、骆驼驯化成功后，草原就变得更诱人了，因为这些动物可以作为草原上的运输工具，甚至可以和人类一起并肩作战，让狩猎变得更加有效率。这个时候，游牧生活就正式诞生了。你看这个过程：不是有了草原才有了游牧。而是游牧的人当初选择了北方的草原。这个因果关系，是不是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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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简单吗？

刚才说的是农耕和游牧刚刚分手时候，也就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情况。那各自演化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游牧是不是就要比农耕文明水平低一些了？

如果非要用文字的标准来衡量文明的话，可能确实是如此。中原地区的传世典籍非常丰富，历史记载数量又多连续性又好。而草原呢？他们有文字，差不多得等到唐朝的时候，才有了突厥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而且传世的文献非常非常少。这个差距不是很明显吗？

但问题是，这样的比较是不公平的。

农耕生活需要文字，是因为它需要非常复杂的组织技术，也就是官僚制，而官僚制就需要发达的文字技术来塑造共识、传递命令和沟通信息。而游牧生活呢？游是它的底色，逐水草而居嘛，不需要那么高的组织水平，对文字的需求当然也不高。

但是，如果比较两种生活形态的知识含量，游牧可一点也不低。我们来简单地捋一下。

农耕民族的命根子是土地，而游牧民族的命根子是牲畜。土地是死的，牲畜是活的。那你说游牧这种生存方式，需要的知识量能小么？一头牲畜，选种、阉割、分群、交配、接生、治病，每个环节都是大量的知识，而且是变动不居的知识。

而且，游牧民族要对付的，还不仅是牲畜的个体，马、牛、羊，都是群居动物。怎么利用好头羊、头牛，以及动物群落里的关系来管理它们，这也是精巧的技术活儿。

牲畜养大了怎么用，又是一大坨知识。这里顺便解释一点，很多人可能误以为游牧者放牧，养牛养羊是为了吃肉。其实，古代的游牧者吃肉的机会很少。为啥？因为对游牧民族来说，牲畜就是把草转换成乳制品、皮、毛、牛羊粪的转换器。吃牲畜，就相当于农耕民族吃种子，或工人变卖机器。所以，只有在牲畜死了或太老无法转场时，或者打猎有收获的时候，游牧者才有机会吃肉。这种机会并不多。那放牧牛羊是干什么的？是要它们的奶、皮、毛、粪啊。这后面又是一大套技术，怎么挤奶，做奶制品，怎么鞣制皮革，怎么剪毛、做羊毛毡，怎么收集牛粪做燃料等等。你看，复杂吧？

这还没完。牲畜的种类那么多：养羊是最经济的，羊肉、羊奶、羊皮、羊毛、羊粪，浑身都是宝。但是羊不能负重啊，搞不了运输，拉不了帐篷，所以还要养牛，牛的耐力好，可以用来拉车。另外，最重要的，游牧民要快速移动，放牧，或者及时地沟通信息、躲避危险、甚至打仗，还要养马。但是，养马需要更多的草地，产肉、产奶也少，繁殖也慢，所以养马是不经济的。那么请问，你一户人家到底养多少羊，多少牛，多少马？这里面又是一大堆学问。

养的时候，牲畜之间还要配合。比如养羊，要养一点绵羊，也要养一点山羊。为啥呢？因为绵羊吃草不太移动，就那么紧着一片草地啃。要是在绵羊群里混一些山羊，山羊就能领着绵羊缓缓移动，避免过度伤害草场。还有，同样是吃草，要先让牛和马吃，然后再让羊吃。为啥呢？因为牛马吃草的位置比较高。牛马吃过了，羊还可以吃底下的。而羊是直接啃草根，它们要是吃过了，牛马就没得吃了。

这说的还是原地放牧的情况。游牧民族，你还得游啊。一旦游起来了，游的目的又分成两种：一种是趋利，水在哪里？草在哪里？另一种，则是避害，躲避灾害。

有句话，叫“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就是因为草原上的灾害太多了。主要是白灾、黑灾和黄灾三种。白灾就是雪灾。只要地面的积雪厚度超过15公分，牲畜就吃不到草了，一死一大片。黑灾呢？正好相反，是降雪不足带来的。冬天草原上主要是靠降雪带来饮用水，没有水，牲畜也是要死。黄灾，其实就是沙尘暴。会导致牧草枯死，牛羊挨饿，最后也是大片死亡。除此之外，还有蚊灾、鼠灾、狼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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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利避害，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也是和农耕民族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农耕主要靠经验，因为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一亩三分地的范围内，就这么有限的几种庄稼，对付各种意外情况，靠代代相传的知识也就够了。但是游牧生活就不一样了。他们要想做出正确的决策，更重要的不是固有的经验，而是动态的信息。

游牧者对信息的需求是非常饥渴的，有点像战场上的将军。什么天气变化、草场情况、各家人转场的位置、周围狼和其他野兽的活动，牲口的病害，人员来往情况等等，他们都要了解。所以，为什么草原上的人那么好客，从源头上讲，本质也是为了打听信息。

我看过一个资料说，一位牧民的活动范围都是以200公里为半径的，这一区域内哪里有草场、哪里有水源他都知道得很清楚。那对比一下，一位农民的生活半径是多少呢？大约是在5公里。社会学家曹锦清研究浙北农村时得出结论，一般农民的婚配范围不超过5公里。一个是200公里半径的圆，一个是5公里半径的圆，面积相差将近1600倍，你说，游牧者和农耕者，他们的信息探查能力谁更强？

说个真实的例子，你感受一下，我们节目的策划人，有一次在草原无人区拍片子。第一天去了一个镇子，第二天到了100多公里以外的无人区，有个废弃厂房，架机器取景的时候，你猜怎么着？厂房里出来一个大爷，问他们是不是昨天在镇子上拍东西。你看，镇子上来了几个外人，第二天，100多公里以外的老头都听说了。要知道那可是无人区，基本是没有手机信号的，但在草原上，消息跑得就是这么快。

更进一步地说，游牧者的这种信息能力，又让他们天然扮演起了技术传播者的角色。就拿中国来说，从西亚那边传过来的冶铁、小麦种植和马车技术，都是先从西亚传入北方草原，再从北方草原传入中原。

这么给你一捋，你应该不会再觉得，游牧生活和农耕生活，文明水平要差很多了吧？

我看过一个有趣的说法，心理学者梅若李·亚当斯说的，他说，文明不同，是因为隐含的问题不同。农耕文明的隐含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把水源引到身边？而游牧文明的隐含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找到水源？你看，问题不一样，答案当然就不一样。更重要的是，问题不一样，我们就很难把他们各自的答案放在一起，再去强行分出一个高低优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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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野蛮吗？

刚才我们想证明的是：游牧生活虽然文字并不发达，但也有很高的知识含量。那好，接下来就还有一个问题：游牧者是不是更野蛮？

咱们读中国史书的人，很容易有这样的印象，感觉上北方的游牧民族，动不动就越过长城，挥师南下，烧杀抢掠，旋风一样来，旋风一样走。更过分的是，还不讲信用，就拿汉代来说，明明说好了和亲的，汉家的公主也嫁过去了，怎么还是持续不断地来骚扰边境？很容易就解释成，太野蛮了，完全是不讲理，没有规矩和秩序嘛。

的确，中原的农耕民族，很早就形成了一整套大大小小的规矩，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个位置上的人在每个场景下都有明确的行为规范。这套秩序看起来井井有条。

中原地区之所以形成那一套秩序，说到底，是因为家家户户的生计都捆绑在固定的耕地上，你跑不了嘛，国家征税的成本很低，这样就能用强大的中央财政来供养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秩序。

但是在草原上，这一套就行不通了。家家户户都在移动游牧，天地那么大，国家能找谁收税去呢？没有税收，就养不起官僚体系，国家对老百姓的控制力就弱。

就拿汉代和亲这事来说，很多时候，真不能怪匈奴单于不讲武德，出尔反尔，而是匈奴的组织结构决定了，单于根本做不到对全部族人的令行禁止，就算他自己全心全意想做汉朝皇帝的女婿，也约束不住所有大大小小的匈奴部族。所以和亲搞得好，最多可以避免匈奴暂时的大举进犯，但根本免不了时不时的局部骚扰。

但是，你可别觉得草原上就是一盘散沙，游牧民族其实另有一套秩序，甚至，他们为了捍卫这套秩序，采用了相当残酷的规矩。

历史学家罗新老师的《黑毡上的北魏皇帝》，里面就提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风俗。北方游牧帝国在选择首领可汗的时候，是这么干的：先由重要的大臣用一块黑色的毛毡抬着候选人，按照太阳运行的方向，也就是顺时针的方向，旋转九次，每转一次，新可汗都要接受大臣们的叩拜。然后，新可汗会被扶到马上去，大臣们用一条丝巾勒新可汗的脖子，勒到他快断气的时候才停下来，直接问他要在可汗的位置上干几年。这个时候，新可汗被勒得头昏脑涨，神志不清，就会迷迷糊糊说一个数字来。大臣们就记下来这个数，将来好做验证。这个新可汗要是在这个数之前就死了，那还好，如果到了时间还没死，那么就要杀掉他，这是对他的惩罚。

为什么这么干？因为草原上大大小小的部落，谁也不服谁，凭什么你做可汗？现在好了，这个人是被丝巾勒脖子，在窒息状态下说出来的话，这就相当于老天爷通过他的嘴说出来他做可汗的时间。既然老天爷发话了，我们就遵守吧。不过，你到了承诺的时间，就一定要把位置让出来了。

罗新老师接着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推测，大辽的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就是这么死的。

根据《辽史》的记载，公元924年7月的一天，阿保机突然召见了皇后、皇太子以及一些大臣，跟他们说，自己到第三年初秋时节就会死去。然后说，自己还有两件事没完成，既然时间这么紧，咱们赶紧出发吧。然后阿保机在当天就率领大军出征草原了。果然，到了第三年，公元926年的8月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灭掉了渤海国之后，在班师回朝的途中驾崩了。

哎？他怎么说得这么准？说自己啥时候死，就啥时候死？

罗新老师的推断是，这既不是什么寿终正寝，也不是什么神奇的预言能力，这就是自杀。

按照前面说的草原传统，耶律阿保机在924年说的那番话，说自己三年之后就死，不是预言，而是一个郑重的政治承诺。我只要把灭掉渤海国这件大事办了，我就死。好了，时间一到，他决心兑现承诺。

那你说，他既然大功告成，也大权在握，就不能不死吗？耍个赖就过去了？

耶律阿保机这么干，很可能是有一件更大的图谋，这是他的一次自我牺牲。说白了：我好不容易让这个国家欣欣向荣，我也把政治异己分子铲除得差不多了，我为契丹人立下这么大的功劳，我还是按照承诺去死，我就一个交换条件，我死之后，王位就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轮流坐庄了。就在我耶律阿保机这一条血脉中父死子继。

要知道，王位父死子继，这可是南边农耕民族的传统，在草原上原本是行不通的。但是耶律阿保机通过自己的死，换来了当时契丹人对这种新规则的承认，从而完成一个草原游牧国家向一个中原式政权的转变。

这当然只是罗新老师的一个学术猜想。我们之所以要聊这个故事，是想说：草原游牧社会，自有它的一套规矩，这套规矩和农耕社会不一样，它不是靠庞大的官僚体系、有力的中央财政、强悍的社会管制能力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草原的规矩，源自于一种超越性的力量，源自于每个人的内心直接和上天的沟通，是一套淳朴的、本真的规矩体系。

而且，在耶律阿保机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残酷的草原规矩的样子，也看到了草原和中原两套规矩体系互相打通、彼此融合的电光火石般的历史契机。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讲了一个比较抽象的话题：对游牧文明，我们究竟有什么误解？

讲完之后，不知道是否能给你留下这么一个印象：草原游牧文明，不仅不比农耕文明落后，而且是一种有着独特的生存、生活逻辑的文明形态。它精悍、活泼、淳朴，和农耕文明的柔弱、沉静、精细互为镜像，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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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中华文明可贵的地方，它内涵了多种文明形态，也就是多种人类的问题意识。中华文明里，不仅有江南的小桥流水，中原的慷慨悲歌，也有草原、大漠和雪域的苍天大地。有了如此丰富的内在组合，每当我们的文明在遭遇危机的时候，总会有再次激活它的资源。汉朝时的匈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鲜卑、隋唐时期的突厥，大宋朝面对的契丹女真和蒙古，一次次地把塞外的漫天大雪卷入到中原王朝的庭前阶下，让中华文明重新抖擞振作。

这就像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的一句话：“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中华文明哪是什么用几个简单的标签就能概括的存在？始终向外展开怀抱，始终等待新鲜血液的涌入，始终期待对自己的重塑，这才是我们的文明一路走来，弦歌不绝的从容姿态，这才是我等后辈为它骄傲的原因。

好，我们下一年，1028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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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已故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田先生出生在1924年，到2024年，刚好整整100年。

咱们这期节目里，讲到了北大历史系罗新老师那本《黑毡上的北魏皇帝》，罗新的导师就是田余庆先生。

说实话，游牧民族历史的题目不好讲，草原民族文字出现得晚，并不像中原一样，有丰富的史料。这样的历史要怎么讲？田余庆先生记在笔记本里的一句话，给了我不小的底气。他说：实处见虚真货色，无中生有臭文章。

历史是什么？无中生有肯定是不行的，但很大程度上，也需要做合乎情理的推测，我们谁也没办法穿越回历史现场，站在历史人物的身旁。就算是我们今天当作信史的《史记》，也有不少小说家的虚构笔法。讲历史，没有对历史事实的合理想象，没有对历史人物的同理心，没有这种实处见虚，也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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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过一张照片，是田余庆先生去世当天，弟子在田先生的书房拍到的，左边是参考书，右边是他自己的著作，90岁高龄的老先生，去世前一天，还在伏案工作。致敬田余庆先生。

参考文献：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元）脱脱等撰：《辽史》，中华书局，1974年。

（清）厉鹗撰，孔祥军等点校：《辽史拾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

郑也夫：《文明是副产品》，中信出版社，2015年。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

刘子健：《宋史测度》，中华书局，2024年。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美）狄宇宙著，贺严等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美）巴菲尔德，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维舟：《游牧生活对历史的影响》，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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