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盈》2：遏制增长的本能

我们接着讲克莱因和汤普森的《丰盈》这本书。上一讲提到美国的房价问题，说2020年美国房价已经涨到了家庭年收入的六倍多，住房成了沉重负担，有好几个读者看到这里就笑了。因为这跟中国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早已达到家庭年收入的二十倍以上 —— 美国六倍就叫负担，中国这又该叫什么呢？

我读此书也有这个感觉。美国一些所谓的问题，在中国根本就不叫事儿。那你可能就要问了，中国有更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反而高速增长，比美国快得多呢？

根本原因在于两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中国过去高速增长的四十年里，有很多发展红利。首先是人口红利，其次是后发优势，更重要的则是加入世贸（WTO）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在八十年代，你只要让农民随便干点跟工业相关的事儿，就是高速增长；九十年代只要农村的年轻人到城市打工，就足以显著拉动经济；再往后全球化来了，要技术有技术要订单有订单，只要你能拉到投资，随便建个工厂就是好的经济产出……这些红利都是现在美国所不具备的。

简单说，过去四十年的中国就像一个正在发育的青少年，身上有点小病，头疼脑热什么的都没关系，成长能自动解决 —— 或者至少能掩盖 —— 那些问题。而美国则像个中老年人，身体随便出点毛病都不敢大意，那可是真会影响机能啊。

当然美国也年轻过，中国也会步入中年。那么美国今天的困境，对我们就是一个提醒。其实不管你在哪个阶段，毛病总是毛病，或多或少都会阻碍增长。解决一个毛病，你就释放了一点增长空间。

这一讲咱们专说美国的城市问题 —— 城市问题的本质就是住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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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从来没去过硅谷和旧金山，你对这两个地方的印象可能会是这样的：这里有那么多高科技公司和高薪工程师，房价在全美数一数二，必定是非常拥挤的。也许高楼林立，街头人头攒动、一派繁忙。你早就看过新闻，知道旧金山是著名的流浪者聚集地，无家可归的人在街头扎帐篷，无所事事有的还吸毒，把街面搞得脏乱差，人行道上甚至常常有人的排泄物……你还听说这里经常发生商店被抢的事件，把车停在路边都有可能被人砸窗户。你心想，还不如找个房价低治安好的小城市住。

但现实是硅谷并不拥挤，旧金山非常宜居。你过来走一走看一看，就会发现硅谷大多数住宅都是带草坪、带院子的独栋房屋而不是公寓楼。这里高峰期虽然也有堵车，但并不是人潮涌动的景象，参加个什么活动、购物吃饭，基本都很容易找到停车位。硅谷还有不少土地没有开发。

旧金山的无家可归者其实是集中在少数几个街区，高楼林立的地方也不大。旧金山市区仍然有不少独立屋和低层住宅。没事儿散个步看看海景逛逛小商店，这里提供很宽松的生活节奏。

跟中国的一线城市相比，旧金山和硅谷的市容市貌远远不够发达。

而在克莱因和汤普森看来，这可不是好消息。让旧金山和硅谷像中国城市那样拥挤，才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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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城市越大、越挤，就越有创造力，越能提供机会。

如果你正面临留在大城市工作还是回家乡发展的选择，我们专栏可以毫不含糊地告诉你：想有所成就就应该留在大城市。这是无数研究反复证明的结论，我们也讲过很多次。

即便今天交通发达、从小地方到大城市的时间越来越短，即便很多人可以在家里远程办公，大城市也还是有那么大的优势。

因为什么都比不上面对面交流带来的信任感。在美国开视频会议一般都用Zoom，这家公司在新冠疫情期间股价暴涨，因为大家都在远程办公……而现在，就连Zoom自己，也要求员工每周至少有几天到办公室上班。面对面的效果是无法被取代的。

这就决定了城市规模越大，其中个人的创新能力就越强，这是超线性关系：你把一个城市的人口扩大十倍，它的创新能力会扩大超过十倍。

而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专长和特色。你想做AI，就得去旧金山，做金融就得去纽约。产业特色一旦形成就很难被别的地方超越。所以哪怕这个地方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大公司还是会留在这里。网络聚集效应是难以抗拒的。

沃尔玛主打“低价商品”，为了体现节俭精神，把总部设在阿肯色州一个不知名的小城市，还要求高管也都在那里办公。但是当沃尔玛想在网上卖货的时候，它也不得不在距离旧金山几英里的地方设立办公室，雇佣当地的工程师。想要最好的工程师你就只能来这里。

那你说是不是只有搞创新的人才应该去城市？如果是做普通工作、低收入的人，是不是就应该去生活成本低的小地方？也不是。只要你对后代有所期望，你就应该尽量留在大城市。

城市不仅是创新的引擎，也是社会流动性的引擎。这本书提到了我们之前讲过的经济学家拉杰·切蒂（Raj Chetty）的研究，说在硅谷出生的孩子，将来成为富人的机会是出生在经济停滞地区的孩子的三倍。如果孩子已经在别的地方出生了，那就越早搬到高创新城市，对孩子的未来越好。

……前提是你得能留下来 —— 对中国人来还有个户口问题，留下来还得能享受城市提供的教育才行。

对美国人来说，现在创新型大城市对穷人是越来越不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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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年轻人买房常常有父母帮忙，美国人没有这种条件。美国人能忍受的住房支出是30%：如果你把收入的30%以上用于住房，按照这个标准你就属于“房屋贫困者”（house poor）。而这样的人，占总人口的30%。

1980年代以前，虽然纽约市的生活成本高，但是工资也高，综合考虑之后，在纽约生活是利大于弊的。但是2000年以后，因为住房成本越来越高，对大多数人来说搬到纽约就意味着实际收入的下降。

纽约已经不再是一个让人实现梦想的地方 —— 它成了奢侈品。住在纽约是一种财富的证明，而不再是一个奋斗者的标签。

克莱因和汤普森说，合理情况下，一个城市最起码得能让服务它的消防队员负担得起。对吧？你守护着这个城市的安全，结果你都住不起这里的房子，必须每天长途通勤，你的孩子都不能享受这里的公立学校，这像话吗？

那美国明明还有大量的居住空间，人口也没有暴增，为什么从1970年代开始房价越来越高，以至于城市的服务者都住不起了呢？

因为新建住房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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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经济问题。如果完全靠市场机制运行，美国房子应该比现在便宜的多。

比如这里原本是一座独栋住宅，一家一户占了挺大一块地，那么开发商会很愿意开发它。你只要把房子买下来拆掉，新建一座公寓再出售，那是个稳赚不赔的生意。一户变多户总是能卖更多钱。

所以按理说，随着城市的发展，独栋住宅应该逐步变成公寓，小公寓应该变成高楼大厦，人口应该越来越密集，公共交通应该越来越发达 —— 但现实中，美国城市的发展面貌可不是这样。

独栋屋还是独栋屋，而且市里有规定，这一片只能建造独栋屋。

因为先到的居民不希望自己的社区变成公寓区 —— 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他们不愿意和穷人住在一起。

当然你可以把话说得冠冕堂皇，比如为了保持社区文化特色所以不能是公寓；即使要建公寓也必须达到非常高的建筑标准，各种设施必须完备；你也可以打环保的旗号，说高密度住宅会破坏生态。理由有很多，但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大家心照不宣：限制开发，维持房价，确保这里只有有钱人住得起。

这些法规从七十年代开始兴起，现在越来越普遍。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新建住房越来越少。

我听硅谷某市的一个议员讲，当地华人尤其反感建公寓。怎么说都没用，一说就抗议。他苦口婆心劝那些人，说我们给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这里才有人为你们服务！但是不好使，服务可以，你们别住我家旁边。

旧金山人更有意思。大家表面上都是支持民主党的自由主义者，都爱在自家草坪上插个写有“黑人的命也是命”、“善良就是一切”、“没有人是非法的”之类的标语，看起来特别关心弱势群体。但你要说在他们家附近盖个公寓楼，专门给低收入人群住，他们马上不同意。

湾区的穷人都被挤走了。有的实在没地方住又不想走的，就成了无家可归者流落街头。很多人认为旧金山无家可归者多是因为这里的气候好、福利好、纵容吸毒 —— 其实都不是关键原因。有人专门做过研究，美国有很多地方条件比旧金山更适合街头生活，但是这些人为啥不走呢？因为这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地方！

人家一直生活在这里，对其他地方也不熟悉，现在可能因为失业或者什么原因没了住处，你凭啥让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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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咱们中国读者对这种现象应该并不陌生。我们也在限制所谓“低端人口”在城市里居住，只不过更多地是政府出于方便管理的考虑，用行政手段；而美国则是本地居民出于保护自身利益，通过“民主”的方式阻碍穷人留下来。

不论什么理由，如果一个城市变成了只有富人才能住的地方，那绝不是好事。这是在扼杀自己的发展潜力。

克莱因和汤普森主张大幅度取消各种限制，让城市自由发展。

你可能会说，如果一个城市允许随便发展，可以建各种公寓、各种低端住宅，会不会变得特别混乱、拥挤，不适合居住呢？其实没必要担心，要知道人的适应能力和创造性是极强的。

最好的例子就是日本东京。东京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但它从来没有出台排斥穷人的政策，也没有多么拥挤，只是向外扩张面积变大而已。东京的街道并不宽，也没有横平竖直的统一规划，但是交通还挺好也不怎么堵车。东京的房价没有贵到离谱，基础设施各方面都相当好，给各个阶层都提供了发展机会。

如果美国的城市也能自由发展，公共服务压力会增加，但那些问题总可以解决。你会看到从高端住宅到临时收容设施，各种居住条件应有尽有，让低收入者、年轻人和单身人群有地方住。不同阶层的人在一起生活彼此接触，社会流动性大大提高。城市的社区活力会复苏，各种小商户、路边摊经济重新繁荣，服务更加便利。对富人来说这不也是好事吗？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从来不是均匀铺开的。总是需要若干个增长引擎带动。超大城市就是最好的增长引擎。理解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与其让年轻人回老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如创造条件让更多人留在城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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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注意到没有，美国城市阻碍增长的法规，并不是某个政策制定者的错误。

一切都讲得通。居民希望自家附近环境好，这有错吗？为了不让高密度住宅影响生活品质而限制土地开发，这在道德上有什么不对呢？

正是这些看起来无可指摘的理性选择，扼杀了后来者的机会，也阻碍了所有人的增长。

也许更深的道理是，可持续的增长，并不是一个自然现象，是一个反人类本能的社会奇迹。

自然状态下，你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就会本能地回避变化、拒绝风险、排斥外人、维护熟悉的秩序。与其说要增长，你会更想要稳定和安全。像中国，经历了四十年高速增长之后，「安全」已经是最大的口号。

而殊不知这一切恰恰是与持续增长所需要的开放、创新、冒险精神背道而驰的。

封闭和守成真是人的本能啊。要想在高位继续增长，我们必须有意识地搞制度设计，清除障碍，突破本能，离开舒适区。

增长永远意味着接纳陌生人，意味着让出一点自己的空间，意味着增加一点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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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华要点
- 1.大城市的优势不仅在于创新，更在于提供社会流动性。想要获得成功机会，不是要逃离大城市，而是要尽可能留在创新型大城市。
- 2.美国城市住房问题的根源不是经济因素，而是各种限制性法规。这些法规不是政策制定者的错误，而是居民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做出的理性选择。
- 3.可持续增长不是自然现象，而是需要突破人性本能、离开舒适区的社会奇迹。人们本能地追求稳定和安全，但这恰恰阻碍了持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