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盈》6：特朗普送给中国的机会（完）

我们把克莱因和汤普森的《丰盈》这本书讲完。通往丰盈社会的关键技术其实已经具备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怎么部署，而这又需要政府。

有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美国擅长「从零到一」，中国擅长「从一到N」。的确，发明一项技术是一回事，把这个技术大规模部署展开是另一回事……但故事并不是这么简单。

事情不会自动发生。从零到一也好，从一到N也好，都是一个接一个的现场决策，一点一点做出来的。这里有更深的规律。

我们先看一个中国人喜欢的例子 —— 光伏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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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块太阳能电池板是1954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三位研究人员发明的。阳光照射在硅晶片半导体上，它就能转化成电！当时《纽约时报》为此欢呼，说人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无限的太阳能将为文明服务。

但早期的光伏完全不实用。你要真用那个技术给自家供电供暖，成本是每天一百万美元。

不过它在极端环境下就有用了，比如太空。以前的卫星都是自带电池上去，最多四个月就没电了 —— 有了太阳能电池板，寿命可以一下子提高到六年。所以美国从1958年起给太空太阳能投资，到1969年已经投了几千万美元。

后来赶上1973年的石油危机，政府开始严肃考虑替代能源，于是进一步押注太阳能。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进入，十年间光伏发电的效率提高了三倍，成本下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

但不幸的是，1980年里根上台了。里根并不愚蠢，但他的保守派理念有点像特朗普，非常反感政府干预市场，对清洁能源很不屑。而且里根的能源部长是牙医出身，根本不懂技术。结果就是美国光伏产业遭受重创，政府撤资，大量太阳能实验设施被直接拆除。

里根运气也好，沙特开始供应廉价石油，能源危机解除，太阳能在美国的故事就基本结束了。

1990年代，德国政府接过了接力棒，开始对太阳能进行刺激，既补贴消费者也补贴生产商。可以说是德国让太阳能实现了市场化。

但真正把光伏产业做大做强的，是中国。

从201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给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提供了丰厚的优惠政策：给补贴、给低息贷款，还给免费土地。中国的企业也不含糊，改进了技术路线，建造了专用机器设备，搞成了自动化生产线，据说还有家公司从瑞士引进了一种可以把硅片切得极薄的锯，进一步降低了制造成本……

剪断截说，短短15年内，中国把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压低了90%。到了2020年，中国就已经占据了全球70%的光伏产能。

然后美国又反应过来，开始力推太阳能。

你看，这个故事远不是一句「美国从零到一，中国从一到N」就能说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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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最大的教训是，我们今天视为伟大发明的东西，刚诞生的时候往往看起来没什么用，而且可能长期都是如此。再比如说青霉素的发明。

世人都说青霉素是1928年，苏格兰科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发明的……但弗莱明只是观察到有这么一种貌似能杀菌的东西而已，他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实验室的培养皿上。

这东西在动物体内还有效吗？那是1939年，两个在英国的科学家，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和恩斯特·钱恩（Ernst Boris Chain）做了动物实验才证明的。这两人又想做人体试验，可是条件有限只找到五个患者，试用效果并不好，其中两人死亡。

现在回头看，那可能是因为他们制备的青霉素被污染了，也可能剂量不够，不是这个药本身没用……但身处现场，你敢继续为青霉素下注吗？

青霉素真正得以起飞，是因为美国接手了。我们上一讲说到罗斯福总统根据范尼瓦·布什的建议成立了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SRD），正是这个部门决心力推青霉素。

国家级资源投入，打法完全不同。美国人先是发现用玉米浸泡液培养青霉素，产量可以提高十倍；军方又测试了新的高效霉菌株；临床实验证明确实有效。于是政府投入数百万美元建厂，大规模生产的结果是成本降低了95%。

到1945年，美国已经人人都用得起青霉素。它让手术更安全，让女性分娩的感染率下降，让战场受伤的死亡率大幅度降低，救了无数人的命。

这个道理是，光从零到一不行，你要让一项技术真正改变世界，至少要跨过三个台阶：一是调整改进（tinkering），二是工程具体化（embodiment），三是大规模量产（scaling）。为此你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你需要基础设施，你需要很多人的接力巧思。

其中量产这一步不是简单地做乘法。这里有「赖特定律（Wright’s Law）」。

最早是美国航空工程师西奥多·赖特（Theodore Wright）在研究飞机制造时发现，每当飞机产量增加四倍，其单位成本就会下降大约三分之一。为啥呢？因为人们在建造的过程中学到东西了。你会不断优化流程和提高效率。

青霉素、计算机芯片、福特的流水线汽车、中国光伏产业，都是如此：技术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无数次试验、迭代、优化、协作、判断、冒险、失败和改进的总和。

特别是，在这个东西还不成熟、不足以立即带来利润的时候，它需要政府的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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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我们说了，美国在「从零到一」方面已经变得越来越保守，而这里要说的是，「从一到N」也需要政府。

新技术在初期往往看不出盈利前景。市场经济中，企业不但必须赚钱，而且必须尽快赚钱，你很难说我先投入一笔巨资，等十年后也许赚钱……你一般没有闲钱打这个赌。这种事儿只有政府能做，不只是因为政府有钱，更是因为政府可以挑选赢家。

除了前面说的给补贴、给贷款、给土地这些「推动资金（push funding）」，美国一个比较有效的打法是「拉动资金（pull funding）」：这有点像悬赏，说只要你能搞出来这个技术，我保证向你订货，给你一个大订单 —— 叫做「预先市场承诺（Advanced Market Commitment，简称AMC）」。

比如美国研发新冠疫苗就采用了AMC模式。政府先多头下注，几个技术路线都给钱；然后是悬赏，谁做出来有效疫苗我一定买单，而且是大单。

对政府来说，这是拥抱不确定性，与赢家为伍：你们谁做出来都是我赢；对私人公司来说，AMC减小了市场的不确定性，所以就更敢投入。

现在看，那些前期特别昂贵、风险又大的新技术，比如海水淡化、从空气中捕捉碳、低碳水泥等等，都很适合AMC模式。政府扶上马送一程，等技术能赚钱了再交给市场。

这难道不正是政府最该做的事情吗？正如凯恩斯所说：「政府该做的重要事情，不是去做个人已经在做的，把它做得再好一点或者差一点；而是去做那些目前根本没有人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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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天各种障碍之下，美国政府正在失去这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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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说是不是美国体制已经不行了呢？其实也不是。我还是那句话：美国之所以强大，并不是因为政府做对了什么，而是因为政府不做什么。

美国仍然尊重市场，而市场是个「零阶道理」。只要你依靠市场，你再怎么折腾也不至于彻底搞砸。

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在科技创新上存在「失灵」，的确需要「一阶修正」。光靠市场去推动发明创造，特别是基础研究，就太慢了。政府如果判断一个方向值得赌一把，推拉一番，完全合理！现在美国恰恰是这个一阶修正需要高阶的修正 —— 但你不能取消零阶道理。

我们整个解读中多次提到「程序正义」带来的僵化，但你要知道，程序正义本质上是个好东西。正因为政府尊重程序，办事有听证、有招标、有预算、有审计，才能防止滥权、腐败、乱作为。坚持程序正义的政府也许做不成好事，但至少没有随便侵犯老百姓的利益，还保护了环境。

当然你有「经」还得有「权」，有原则性还得有灵活性。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因为两党对立严重，导致政府的权越来越小，灵活性丧失殆尽。

但是克莱因和汤普森也提醒我们，美国政府特别擅长在危机时刻调动全国资源办大事 —— 民主国家一旦形成共识，社会就能迅速动员。

你看，青霉素的成功就是因为战争迫使政府紧急调动资源搞研发；本来研发疫苗需要十年，新冠期间特事特办，mRNA疫苗10个月就上市了。

再往前看，1907年的一系列金融灾难促生美联储；大萧条催生了新政；二战带来了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冷战对手苏联给美国逼出DARPA……

好的领导人完全可以利用危机搞一些制度性的变革。其实拜登已经做了一些事，比如推动《芯片与科学法案》强化本土制造能力；推出绿色能源补贴；通过《基建法》要大力建设充电桩网络。但那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遭遇了各种阻力，终究没能完全实现特事特办。

现在特朗普卷土重来，美国会往何处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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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因和汤普森引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学说，美国历史学家加里·格斯特尔（Gary Gerstle）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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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论说，国家的政策并不是哪个政客随便能定出来的，它往往是由当时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国内老百姓的价值观共同塑造的。比如说，美国在过去将近一百年里，就经历了三次大的政治秩序转型 ——

第一次是1930年代到197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秩序」。一方面是大萧条让人们团结起来，一方面是跟苏联的冷战较量，美国政府非常希望证明自己的制度更好、更能照顾人民。所以这个时期老百姓的共识就是要有个强有力的政府。

第二次是从1970年代到2010年代的「市场自由秩序」。转变的背景很清晰：一方面大家都看明白了苏联制度不如美国，无需继续证明；另一方面政府在越南战争失败、经济滞胀，表现不佳，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在瓦解。于是新的共识是：去管制、减税、市场至上，特别是个人主义。我们老百姓自己干不好吗？何必你政府指手画脚？

而这个共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开始破碎了。人们在质疑：市场真的能带来公平吗？全球化的蛋糕到底分给了谁？房价、学费飞涨，而底层人民 —— 比如特朗普的maga —— 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分享到发展的好处。

这就是第三次转型。现在美国进入了一个秩序空窗期，新的共识尚未形成。

克莱因和汤普森认为美国面前有两条路 ——

一个是「丰裕政治」：主张把蛋糕做大，让更多人住得起、买得起、用得起；鼓励科研、减少审批、打破行业壁垒，释放市场潜力；主张更开放、更自由的政策。

另一个则是「匮乏政治」：认为蛋糕就这么大，而且已经变小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守住它。所以强调保护主义、反移民、反全球化，寻找替罪羊、维护现有特权。

其实我们专栏以前也说过，这是两个相反的世界观 [1]。我们当然主张丰裕政治，而亿万富翁特朗普，却是匮乏政治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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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要说的是，特朗普给了中国一个机会 —— 一个再次走向开放的机会。

以前我跟施展老师聊，他有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各国选择发展道路，往往会刻意地要跟对手不一样。

比如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对标美国，于是就会刻意跟美国不一样 —— 你说自由，我就说稳定；你搞环保，我搞发展；你讲人权，我就讲秩序。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越南反而比中国有更多改革，因为越南对标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

后来我读到《人类新史》[2,3]，发现这个现象早在农业文明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有人类学家说文化是一种「拒绝的结构」—— 我们的文化必须跟你们不一样，既然你们是这样，那我们就必须是那样。还有个理论叫「分裂演化」，说两个本来非常相似、临近的群体，往往会因为彼此较劲而刻意走出不同的路径。

也许你们的方案挺好，但我们就是不学，我们非得搞个自己的。

你乍一听可能觉得这有点孩子气，国家大事哪能赌气呢？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就是一种特别基本的心理机制。

过去美国高调鼓吹自由主义，我们就整天批评自由主义。那么现在特朗普领着美国走向封闭，就让中国有了一个非常容易达成的集体共识：我们就要和你美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走开放道路。

你想想最近的新闻，是不是有一点迹象。

不论如何，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带来一个重大战略窗口期。谁丰裕谁匮乏，就在眼前。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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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两个世界观

[2] 《人类新史》3：文化的分化

[3] 《人类新史》4：农业的兴起

### 💡 精华要点
- 1.从技术发明到大规模应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政府的推动和支持。光从零到一不行，一项技术真正改变世界，至少要跨过三个台阶：调整改进、工程具体化、大规模量产。
- 2.美国政府在推动创新方面正面临挑战，但其基于市场的体制仍有优势。当前美国正处于政治秩序的转型期，面临「丰裕政治」和「匮乏政治」两种选择。
- 3.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走向封闭，反而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走向开放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