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新史》5：城市之共和

格雷伯和温格罗这本书的一大看点是用考古推测历史，甚至可以说是刷新历史。我们熟悉的历史一般都是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那种认识其实非常有限。要知道人类有文字才几千年，而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已经超过一万年。几千年到一万年前都发生了什么，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

比如我们上一讲说到，日本列岛曾经就有超过一万年的历史，有的读者就不服气，说日本这么个小地方凭什么有那么长的历史 —— 就凭考古发现。学者们不但在日本发现一万年前的建筑遗迹，而且发现此后数千年间人们把那些建筑推倒又重建、重建又推倒，还发现那里的手工艺水平时高时低反复变化，就知道那里的人们曾经在聚集生活和分散生活之间变来变去。

没有文字记录，连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都没有提到过那些事情，但是考古证据明确告诉你那里发生过事情。

以前的历史学家都是玩文字游戏，现在的历史学是一门循证科学。而你发现考古发现的历史远比文字记录的传说更神奇。

现实是，我们从文字中知道的事，不但不是历史上发生的全部的事，而且不是全部的大事，甚至不一定是主流的事。

咱们就拿中国来说，过去这几十年间，考古学家给我们描绘的中国历史，是以前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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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中国历史，人人都会背诵一句「尧舜禹、夏商周，春秋战国乱悠悠……」可你知道吗？直到1899年，也就是大清光绪二十五年有人在河南发现甲骨，学者们才确认商的确存在，而不是一个传说。是后来考古确定商的两个都城位置，无数片甲骨反复出现历代商王的活动记录，我们才做实了商是怎么回事。

从民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甚至一直到2000年以后，还有很多学者质疑夏的存在，认为夏也许只是一个传说。为啥呢？因为商的甲骨里从来没提到过夏！

这很奇怪，你是商灭了夏才成立的，怎么从来不提夏呢？我们不知道。

是考古学家不断发掘河南省西部的二里头遗址，学者们才越来越相信，夏真实存在，而且就在二里头。

二里头最早是建于公元前1900年，是一座很大的城市，有宫殿，有贵族，有青铜技术，比日本那些建筑遗迹高级多了 —— 只可惜挖了这么多年也没找到文字。但是你看一看二里头遗址在几百年间的演变过程，正好能跟商连上。

有城市你就有文明底气，日本那种只能算史前村落和聚集地。是因为有了二里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才一下子推到了公元前1900年，我们才做实了四千年实打实的文明。

而这还没算完。在现今的山东省，还有两个面积超过三百公顷的“聚落”遗址，这么大基本上也可以叫城市，一个是两城镇遗址，一个是尧王城遗址 —— 它们大约形成于公元前2600年。这就一下子把中华文明史又往前推进了700年，现在我们可以四舍五入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

那你说这个两城镇和尧王城对应的是哪朝哪代呢？是尧舜禹吗？那里发生过什么故事？我们统统都不知道。但我们可以知道它们对后来的二里头、对商有什么样的影响。

考古发现还带给我们一些困惑。

在今天陕西省神木市有一处叫石峁遗址，是一座占地超过400公顷的大城，始建于公元前2000年，比二里头还早。石峁人掌握复杂的工艺，会铸造青铜，还使用玉器。他们有巨大的宫殿，有拾级而上的金字塔，所以应该是个王国。但是中国的史书上对石峁没有任何记载。

关键在于，石峁是位于北方，是靠近蒙古游牧民族的地方。那时候的中原连夏都还没有，为什么中国会在那里有个大城？它跟中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我们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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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峁往南，在山西省襄汾县境内，有一处大约跟石峁同时期的陶寺遗址。现在有学者推测陶寺是尧的都城。注意前面说的那个“尧王城”并不是尧的都城的意思，是那个地方自古以来就叫尧王城。

陶寺始建于公元前2300年，最初是一个村落，后来变成一个60公顷的小镇，后来成了280公顷的城市。陶寺有个观象台，而且发现了早期文字的痕迹，可以说在当时是个很高级的文明。考古学家可以一层一层地分析遗址，推测这里在什么年代发生过什么事情。

陶寺发生过一个特别的事情，成了《人类新史》这本书中逻辑链上的一环。

本来陶寺有贵族有王权，有占地2000平方米的宫殿区，还有贵族专属墓葬区。而就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陶寺突然发生了巨变：城墙被摧毁，主要功能分区不复存在，平民住宅区扩展到全城，甚至把宫殿区变成了垃圾场、把精英住宅区变成了石制工具作坊，贵族墓葬被毁坏……

中国学者认为这是一次有意识的政治报复行为。也许平民起义把整个贵族阶层团灭，然后进入一种“无政府状态”，陶寺陷入了“崩溃和混乱”。

格雷伯和温格罗对这个说法提出质疑，因为陶寺城并没有从此就毁掉了，甚至还在继续扩大，从暴动发生时的280公顷扩大到公元前1800年的300公顷，而且仍然很活跃。如果是无政府状态、是崩溃和混乱，怎么能两百年都那么繁荣那么活跃呢？

所以格雷伯和温格罗认为陶寺发生的是「世界上第一场有证据的社会革命」。也许平民联合起来取消了王权统治，建立了一个共和国！

这有点尧舜禹的政治文明精神，但是中国史书和传说中从来没有这一段……我们只能说，真实历史比传说更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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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发生过的革命，在公元300年的墨西哥的一个大城，叫特奥蒂瓦坎（Teotihuacán），也曾经发生过。那一次有更多证据，是真的建成了共和，让平民的生活都因此而更好。

这一讲的主题是有城市是不是必须就得有社会等级和官僚统治。

传统学说认为采集狩猎者都是以小群体的方式生活，需要亲缘关系的纽带。比如著名的「邓巴数」理论，就认为我们的大脑只能容纳跟最多150个人有熟人关系，所以现在虽然生活在城市里，其实接触的大多数都是陌生人。

邓巴数不见得不对，但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你已经知道不论是上古的先民还是近代的原住民，过的都是一年两制的生活：有时候以小群体的形式出去打猎，有时候则是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生活。他们的活动范围比我们大得多，而且大部分时候并不是只跟亲人在一起。

其实他们身边大部分人都不是亲人，这很像我们。能跟陌生人友好相处是人类相对于其他灵长动物的特长 —— 因为我们有「想象的共同体」。

城市就是个想象的共同体。采集狩猎者也能建立起城市来。

传统学说认为农业革命先制造大量的粮食剩余，再结合以发明轮子为代表的新交通手段，才能让那么多人定居在一起形成城市。而要管理这么多人就必须有官僚制度，有作为暴力机关的国家政权，有王权，而且你需要文字做记录……现在这些说法都被推翻了。不用说别的，二里头就没有文字，照样搞得很好。

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4000年，地球上就已经出现了规模超过一万个人的聚落，相当于最早的城市。它们是怎么出现的呢？

我们知道12000年前上一个冰期才结束，地球变暖，于是冰川开始融化，大陆上多了很多水。一开始大江大河的线路都没固定，水到处乱走。到公元前5000年，河水的走向才开始固定下来，人们可以靠水而居。特别是在大河的入海口，肥沃淤泥沉淀的速度超过了海水冲刷的速度，形成了最好的湿地。人们就在这些湿地附近聚集起来，也许弄个宗教场所也许不需要，就这样建立城市。

你采摘也行，在家门口养点羊也行，搞搞“种着玩”的农业也行，资源是足够的，生活是容易的。只要你对这个聚集点有精神归属感，你就可以长期住在这里当市民。

考古发现，这些最早期的城市大多都很平等。当然你不能说绝对没有王权，但这里有个不对称的标准：要想证明一个地方实行不民主的王权专制制度，那很容易，只要能找到宫殿和贵族墓葬就行；但要想证明这里实行民主共和制度，那就很难了。你只能看看大家住的条件很平等，大致推测他们的政治生活也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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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伯和温格罗在书中考察了三个远古先民的城市遗址，证明城市不一定非得有王权，市民可以是平等的。这三个地方代表三种平等。

一种是咱们每个人都跟每个人不一样，所以谈不上谁高谁低。公元前4100年开始在乌克兰黑土地上出现了一些能容纳上万人的大规模定居点，就属于这种平等。

那些遗址的造型很独特，像下面图中这样 ——

![图片](https://piccdn2.umiwi.com/uploader/image/ddarticle/2024120220/1860947511892547576/120220.png)

所有房屋围成两个嵌套的大圈，从外向内发展。每个遗址有上千个房子，每个房子都是大约5米宽、10米长的长方形屋子。这些房子被分成小区，每个小区中间有个房子，可能是公共会堂。但是城中间并没有任何宫殿或者宗教场所，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

考古学家可以查看每一家里都有些什么东西 —— 结果是每家使用的餐具和酒具都不一样，包括各种陶制品的艺术特色也都不同，或者还有各自独特的家庭仪式。这里的人显然都很有个性，过的不是集体主义生活……我们可以想象邻里之间会有各种互助，但似乎不需要特别的组织。

第二种平等是所有人都尽量一样。代表例子是公元前四千年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一些城市遗址。我们知道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有巴比伦王朝，有苏美尔文化。而这里说的是更早的、没有王的城市。

那里每家每户用的东西都是标准化的；干个什么公共的活儿，比如修建宗教场所，全都是全民一起参加，而且大家都当做是个节日。他们有巨大的公民议事厅，也许大部分男性都要参与，实行参与式民主。就算有个名义上的王，各个城区也肯定是实行自治。

第三种平等比较奇特，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分等级，但是在政治事务上平等，至少对某一群人是平等的。代表是印度河流域，公元前2600年建成的，位于今天巴基斯坦境内的一个城市叫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ro）。

我们知道印度有个种姓制度，把人分为从高到低的四等：婆罗门（宗教祭司）、刹帝利（战士和贵族）、吠舍（农夫或者商人）和首陀罗（苦力），它的分类原则不是看谁钱多权力大谁地位高，而是谁更“洁净”：你距离污染物越远，地位就越高。

摩亨佐·达罗那个时代似乎也是如此，城里的人们分成上都和下城两个区域居住，有钱人跟普通人一起住在下城，住上都的都是些禁欲主义的僧侣。也许跟公元前500年佛陀生活那个时代的僧侣差不多。

要点是，这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的痕迹。大事很可能由上都僧侣集体辩论决定 —— 如果僧侣无法达成共识，就投票表决。你可以说这是一大群人的集体领导，但这不是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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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你容易理解为什么城市可以实行共和民主。古希腊的每个城邦都是一个民主城市，罗马曾经是个共和国……当然他们都有贵族有奴隶，不能说是平等的。

关键在于，正如我们前面讲过赫拉利所说 [1]，真正限制民主的其实是信息技术。如果你要统治一个特别大的疆域，那么因为信息传递能力有限，不足以组织全国范围的讨论，你就不得不搞成帝国。人数不是问题。

《人类新史》这本书中反复强调的精神是一群人总是可以选择自己的社会组织方式。罗振宇老师最近在《文明》节目里讲 [2]，中国统一而欧洲分裂，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地理环境更有利于统一 —— 而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选择维护统一。

只要技术不反对你这样做，那就一切都是人的选择，而不是历史的必然。

![图片](https://piccdn2.umiwi.com/uploader/image/ddarticle/2024120220/1860947536588654248/120220.jpeg)

注释

[1] 《智人之上》4：民主和独裁的信息网络

[2] 《文明之旅》公元1039年：口音天南海北，大臣们怎么交流？

### 💡 精华要点
- 1.传统观点认为城市的出现需要农业革命和官僚制度，但考古发现早期城市居民可能是平等的。有三种可能的平等方式：个体差异性的平等、集体主义的平等和僧侣阶层主导下的平等。2.只要技术条件允许，一群人总是可以选择自己的社会组织方式。城市的出现和发展方向，更多取决于人的选择，而非历史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