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爆点的报复》5：超级传播者

我们接着说社会工程。前面讲了引爆流行的两个机制：一个是小区域的超故事，一个是群体中少数派超过了临界比例。这一讲的主题是第三个因素，超级传播者。

这其实是格拉德威尔那本老的《引爆点》书中的主题，当时他称之为「少数人法则（the Law of the Few）」，意思是流行往往是由少数人发动的。这个机制一直都在起作用，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包括我们前面讲白杨树林高中接二连三地有学生自杀，一方面是因为单一培育的超故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杀者在同学中的地位比较高，容易被模仿。

有时候流行的爆发具有偶然性，但是很多时候，是少数超级传播者在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这里有明显的「80/20法则」，也叫二八定律：大部分影响力，集中在少数人身上。就拿「网红」来说，这个词的中文强调的是“大家都看他”，而对应的英文叫 influencer，是“他影响大家”，更有动力学味道。

主题还是这个主题，但这一讲的案例却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当然我们能有这个认知更要感谢科技进步和历史机遇……我希望这一讲中的理论是对的，将来能成为主流，因为它会造福人类社会。

这个案例就是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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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记得疫情期间那个憋屈的感觉吗？你可能会有这么一种想法，如果有一个能够一秒钟检测出来一个人是否携带病毒的方法，那该有多好呢？我们只要在每个公共场所都放这么一个检测装置，凡是有病毒的就不让进，大部分人就可以过正常的生活，病毒也会很快消亡！

的确有人在研究用光学传感器探测新冠病毒 [1]。不过冠状病毒实在是太小了，直径只有0.1微米，探测非常困难。不过格拉德威尔这本书让我意识到，事情其实可以简单得多。

你真正需要的不是知道谁身上*携带*病毒，而是谁会*传播*病毒。

没错，携带者不一定是传播者。我们甚至可以说，大多数携带者都不是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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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很多人感染，但病毒其实是由很少的人传播的。而且还有个好消息：探测传播者，很可能比较容易。

咱们从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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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新冠疫情是2019年12月底在武汉被发现的。一开始世界其他国家没当回事，以至于并没有限制从中国出发的国际航班。

一直到1月底，还有一个中国留学生从武汉飞到上海，又从上海飞到巴黎，再从巴黎飞到波士顿上学。他在1月31号这天，在波士顿被确诊为新冠阳性。那你想想这一路上他接触了多少人，坐了30个小时的飞机，排队办理入境手续……他是不是传染了很多人呢？

没有。这位同学虽然是病毒携带者，却很可能一个人都没有传染。

我们敢这么说是因为就在2020年3月，科学家学会了追踪病毒的传播路线。你要知道新冠病毒会快速变异，以至于每个人身上携带的病毒的基因都不是完全一样的。通过基因变化的情况，你就能知道是谁传给的谁，乃至于知道这个毒株是从哪来的。

疫情发作的几个月之内，有120个人把新毒株带到了波士顿大都会区……其中绝大多数都*没有*传播开来。就算是传播出去的，大多也都是传个一两站就结束了。尤其当地有一家养老院，97个老人几乎全都感染，其中24人因此死亡，还有三分之一的员工也感染了 —— 可就是这样，再考虑到养老院人来人往进进出出，它也没成为一个发源地，对外面没有造成什么大的传播。

病毒似乎很容易到此而止。

除非遇到一位超级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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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26号这天，有一家叫百健（Biogen）的生物技术公司，在波士顿市中心的万豪酒店搞年度领导层务虚会。来自世界各地的175位领导在一起开了两天会，然后各自散去。结果几天后，其中光是明确病了的就有50个人；再考虑到无症状感染者，这次会议估计传染了上百人。

这些人把同一个毒株带到了美国的29个州，还传到了澳大利亚、瑞典和斯洛伐克，累积感染30万人。

并不是那个毒株有什么特别，关键是这个飞行聚会模式太有利于传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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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什么那么多别的会议都没事，偏偏这次会议一下子就传染了上百人呢？

科学家后来估计，就是因为会场上有*一个人*，是超级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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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传染病模型都假设每个人的传染力都差不多，现在看来绝非如此。为了理解为什么有超级传播者，咱们先看新冠病毒的传播机制。

一直到2020年3月底，世界卫生组织还发布指引，说新冠病毒是通过咳嗽、打喷嚏、说话产生的飞沫传播。飞沫都比较大比较重，不能在空气中漂浮，一喷出来就掉下去了，所以你只要跟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就行。

这个指引是错的。

2020年4月，有几个专门研究气溶胶（aerosols）的化学家，发表一篇论文说新冠病毒应该是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播的。气溶胶是一种直径小于10微米的颗粒，可以想象成是一些非常小的小水泡，正常呼气就能产生，因为太小太轻，它们不会掉下去，能在空气中悬浮一个小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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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病毒携带者不用打喷嚏，他只要在场，就足以让房间中遍布含有病毒的气溶胶；甚至等他离开房间，他的气溶胶还会继续悬浮一段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波士顿会议上一个人能传染上百个人：你只要出现在房间里就行，你不需要分别对着每个人打一次喷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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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很奇怪为什么气溶胶能传播病毒这个事儿一直到2020年4月份才有个说法，这是因为研究气溶胶的都是化学家和工程师，研究病毒的科学家不了解这种跨界课题……这也提醒我们，现在需要很多人去做跨学科的研究。

你只要呼气就会制造气溶胶，但一般人呼出的气体里的气溶胶数量比较少，而有的人呼出来的数量比较多。

有人专门做了实验，测量了194个人呼出气体中有多少个气溶胶，发现其中只有18个人是超高传播者，他们平均呼出每一升气体中的气溶胶个数是3545个，比低能传播者高出20倍。

这样的人如果感染病毒，才会成为超级传播者。

疫情快结束的时候，有一批勇敢的志愿者去主动感染了新冠病毒，实验发现86%的病毒颗粒都是由36个人中的2个人传播出来的。

病毒传播，是极少数人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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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特别能制造气溶胶的都是什么人呢？现在只有统计意义上的结论，基本上就三种人：一种是年龄比较大的人；一种是比较肥胖的人；另外一种就是已经感染了病毒的人。这三种人共同的特点，是容易脱水。

如果身体不缺水，你的上呼吸道应该是湿润的。你吸进来的空气中哪怕有什么病毒，也会自动被上呼吸道捕捉到，顺着口水就流到肠道里面去被消灭掉了，不会有危险。

但如果是处于脱水状态，人的上呼吸道就会变得非常干燥，就抓不住病毒，病毒就会进入肺部，从而导致感染。这就是为什么越是冬天病毒流行的时候，我们越应该多喝水。

脱水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唾液变得很粘稠，有弹性。那么人一说话，声带中就会制造大量的气溶胶，通过呼吸传播出去。

当然这里肯定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但是简单说，唾液最粘稠的人就是超级传播者。他们的危险程度可能是普通人的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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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1970年代，科学家就注意到有些人传播病毒的能力就是特别强。比如有个小学爆发了麻疹疫情，人们本来以为是不是学生们早上上学在校车里互相感染的，毕竟校车是个封闭环境。后来发现大部分感染是一个二年级的女孩造成的，而她根本就没坐校车，而且她传染的不止是自己教室里的同学，而是14个不同教室的学生！

学者们事后推测，波士顿会议那一波大流行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已知那个毒株最早起源于法国，所以应该是一个来自欧洲的与会者，这哥们可能挺胖的。他在长途飞机上不想上厕所，所以就没怎么喝水。其实肥胖者本来就应该比别人多喝水才能防止身体脱水……

而且他可能还喝了点酒，而酒精又会加速脱水。他在飞机上连续呼吸了12个小时的干燥空气，上呼吸道变得非常干。

等到开会的时候，老兄的唾液已经是又浓又稠。他中气十足地发表了激情演讲，又随处跟人大声谈笑。

他的气溶胶遍布了整个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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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科学家早就知道有超级传播者的存在，为什么没有早点系统性地研究这个课题呢？因为这里可能会导致歧视。如果我们说符合一、二、三这三个特征的人都是潜在的病毒超级传播者，应该对他们区别对待，你说人们会不会歧视他们？没人愿意做这种尴尬课题。

这就又回到社会工程学的难处。到底应不应该像操作工程一样操作人？

极少数的污染源造成大部分污染这个二八定律不仅限于人。大约十多年前，就有化学家发现汽车尾气造成的空气污染不是均匀地由所有汽车分摊的：公路上大约10%的汽车，造成了一半以上的污染。你只要把这10%拎出来就可以大大解决问题。

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很多地方都要求每辆车，每隔一两年，就去测一次尾气 —— 耽误所有人的时间不说，那些最能制造污染的车反而用各种办法骗过检测。

其实现在已经有一种装置，可以实时地用红外线测量每辆汽车尾气的污染程度。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取消强制尾气年检，同时在路边安装几个这样的装置，发现一辆抓一辆。

可是这种政策会有压力，因为开破车的都是穷人。从针对所有人到针对某一类人，这就是歧视。

试想如果再发生一次冠状病毒疫情，也许最好的办法是在每个公共场所门口对每个人进行快速检验，身体肥胖、年龄大、唾液又特别干的人禁止入内……这会让整个社会方便很多，但是人们会谴责你搞社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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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Hadi, M.U.; Khurshid, M. SARS-CoV-2 Detection Using Optical Fiber Based Sensor Method. Sensors 2022, 22, 751. https://doi.org/10.3390/s22030751

### 💡 精华要点
- 有时候流行的爆发具有偶然性，但是很多时候，是少数超级传播者在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这里有明显的「80/20法则」，也叫二八定律：大部分影响力，集中在少数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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