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95讲丨加里·贝克尔

你好，今天我给你介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加里·贝克尔的经济学贡献，在咱们全年课程里面也占有相当大的分量。

加里·贝克尔，1930年在美国出生，2014年去世，享年83岁。

加里·贝克尔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开创人。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就是这么一种学术信念：他们相信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可以用来分析人的所有行为，而不仅仅是经济行为。包括道德、习俗、荣誉、婚姻、生育、犯罪、宗教等等现象，都可以用经济学的视角来做分析。

1992年，由于他对经济学的推广应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有一次见加里·贝克尔是在2009年，一个祝贺经济学家科斯100岁生日的学术会议上。在会议刚开始的时候，加里·贝克尔走进会场，前排的座位都坐满了，他找了一会儿才找到位置。而到会议中间休息午餐的时候，他手里拿着比萨走过来跟坐在轮椅上的科斯打招呼。我当时刚好坐在旁边，按下了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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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两位经济学家都已经去世了，这张照片也是珍贵的一刻。

今天我要特别给你介绍的是，加里·贝克尔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是基于一个深刻的方法论而衍生出来的。它像是一棵树，把根扎好了，扎牢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慢慢长出枝叶来。

加里·贝克尔关于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体现在他和另外一位诺奖得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合写的一篇经济学论文里面，这篇论文的题目是拉丁文“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意思是“口味不同，无需争论”。

他们在这篇论文里面说的是，我们做经济分析，不能以人的偏好不同来解释世界，而必须假定人的偏好是一致的。

比如说，有些年代，人们的生育率比较高，而有些年代生育率又比较低，要做经济分析，你就不能说人们的偏好在随时变化着。生育率高，那是因为人们那时候喜欢生育；生育率比较低了，你说人们又比较不喜欢生育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经济学就什么都可以解释，也就什么都解释不了了。

经济学家首先得把自己的双手给绑起来，不能用偏好、口味、兴趣的变化来解释世界。相反，你得解释人的偏好是不变的，而偏好以外的其他因素，比如时间、成本、收益、回报等等因素发生了改变，人们的选择就会发生变化。

经济分析要有意义，就必须假定人的偏好是恒常不变的。这时候，经济学家才能根据约束条件的变化，来推测人的行为的变化。

比如说，有人喜欢流行音乐，有人喜欢古典音乐，经济学家就不能说这是品位的不同。根据加里·贝克尔的分析框架，我们必须说，人的品位是一样的，但是人们为了欣赏音乐而愿意付出的学习时间不同，他们的选择就不同。

流行音乐追求的可能是短平快，一听就喜欢了，马上就可以获得快感；而古典音乐，你得花时间去学习，你得花时间去分辨，一个乐章里面，哪里是引子的部分，哪里是呈示的部分，哪是再现的部分。而如果一个人愿意做的时间投入不同，他的回报就不同，欣赏音乐的品种也就不同。

从这个方法论出发，加里·贝克尔研究了一系列被人们认为不属于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包括歧视，包括犯罪，包括婚姻，包括生育，包括教育，甚至包括毒品和器官买卖等等。

一开始，加里·贝克尔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研究的是种族歧视的问题。传统的看法是种族歧视是一个族群压迫另外一个族群的阴谋，加里·贝克尔觉得这样的解释有问题。阴谋如果能够得逞的话，那反阴谋为什么又不能得逞呢？他认为歧视就是一种选择，而每当人们做出选择的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

他的导师，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一开始的时候不喜欢他的结论，因为弗里德曼自己是犹太人，早年找工作的时候也曾经遭受过种族歧视。但弗里德曼思考问题非常严谨，很快就改变观念，回归客观，鼓励贝克继续研究。

而经济学家阿尔钦（Armen Alchian），在读到加里·贝克尔关于歧视的论文的时候，就赞叹地说：“世界上要是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话，他是会得奖的。”要知道，这篇论文写成的时间是在1955年，而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到了1968年才开始有的。

当然，一位学者的特立独行是非常重要的品质。在当时，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认可加里·贝克尔的研究方向的。比如，另外一位诺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 ），他听说年轻的加里·贝克尔研究的经济学问题竟然是种族歧视的时候，他就说：“你可算不上是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

但贝克尔说：

> 只要有弗里德曼和阿尔钦的支持，其他人再说什么也不重要了。

加里·贝克尔后来又把同样的经济学分析用到对犯罪行为的研究上来了。他有一次赶着参加学生的论文答辩，到处找不到停车的位置。那时候他就想，如果他违章停车，顶多就是罚一点钱，而错过了学生的论文答辩，可不得了。权衡之下，他就选择了违章。

过去人们觉得，犯罪是一种非理性行为，而在加里·贝克尔看来，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犯罪率是会随着破案率、惩罚的强度、教育的普及、犯罪分子重归社会生活的难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还是以同样的角度，加里·贝克尔研究了家庭生育的问题。他说儿童是耐用消费品，他第一次这么说的时候，引来哄堂大笑，经济学家看问题怎么这么冷酷无情啊？

但其实，这是一种分析问题的思路。如果儿童是耐用消费品的话，那么每一个家庭的生育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不是非理性的行为，他就会受到一系列成本和收益因素的影响。

而结果确实表明，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就业机会的增加，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的逐步上升，全世界的生育率都在下降。

我们知道，有些宗教是禁止人们避孕和堕胎的，过去人们认为这些宗教对生育率是有影响的。但今天看来，相信这种宗教的族群，他们的生育率也发生了同步的下降，可见经济的力量已经超过了宗教的影响。

加里·贝克尔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人力资本。他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当我们去看股市的大起大落的时候就会发现，股票市场上，整个股市下跌10%、20%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股市的这些变化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并没有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一切基本照旧。

这是为什么呢？贝克解释说，那是因为有大量的人力资本的存在。在今天的现代社会里面，人力资本——也就是藏在每个人头脑里面的知识和技能，占了整个社会资产的80%以上。而那些有形的资本，矿山、森林、厂房、设备，只占20%左右。

所以，衡量有形资产的股票市场——股价哪怕下降了20%，那也只不过相当于整个社会财富下降了4%左右，所以影响不大。社会资本的大头在人力资本这边，有形资本价值的起伏不那么重要。

加里·贝克尔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无止境地、不停地追求知识，不停地改善自己的技能，才是财富增长的最可靠的保障。

更值得介绍的是，加里·贝克尔不是象牙塔中的学者。他从1985年开始就定期为《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撰写通俗易懂的经济专栏。

在这些专栏里面，他解释了为什么提高最低工资就会增加失业；同时他也主张应该用志愿兵制度代替义务兵制度；他主张人体器官的交易应该合法化；他主张以学券制来打破僵化的公立学校体系；同时他也批评《反垄断法》带来的事与愿违的执法效果。他的许多主张都与咱们全年课程的许多内容不谋而合。

今天我给你介绍了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的学术贡献，他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是有方法论的基础的。他以人的口味不改变，其他约束条件改变，人们的选择就会改变为前提，把经济学的研究推到了商业社会以外，推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

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是，当你学完了经济学，知道在经济学家眼里，家里养小孩是增加耐用消费品以后，对你生养小孩的决定有没有影响呢？为什么？

欢迎你给我留言，我们下节课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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