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096讲丨企业家精神

你好，今天我给你讲企业家精神。

前面几讲我已经介绍过，今天主流的经济学教科书，讲到供应行为的时候，都使用了大量的公式、模型、图表。这给人的一个印象，好像生产计划是能够一早就计划好的。

这当中缺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企业家精神。因为真正的生产活动、供应的真相，其实是在不确定当中摸索出来的，要进行这种摸索，我们必须依靠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就是那种不折不挠的精神，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决策，在人人都不看好的时候，满怀希望往前冲的精神。

但问题是，企业家精神很难具体地描述、很难具体地衡量。这是经济学教科书里面，很少给企业家精神应有位置的原因。

很多年前，我自己对企业家精神做过一点点研究，当时研究的主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衡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企业家精神的强弱。当时我翻看了上千篇的论文，他们提出了种种衡量企业家精神的标准。

比方说，可以通过利用可靠信息的速度来衡量，国有企业收到可靠的信息，他们做出反应的速度，跟民营企业做出反应的速度做一个比较，这是一种衡量企业家精神的尺度。

又比方说新兴企业的数量，这是一个指标；又比方说研发资金所获得的回报率，这也是一个指标；申请专利的数量，这是一个指标；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利润率越低的地方，企业家精神就越旺盛，这又是一个指标。

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农业的比重越大企业家精神就越弱；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工作的流动性越强企业家精神就越强；

甚至还有一些研究表明，遗产的数量越多，继承了大笔遗产的人更可能去创业，这种情况下企业家精神就会更强，所以少收一点遗产税能够鼓励企业家精神；

所有这些关于衡量企业家精神指标的研究，我都觉得不太满意。比方说，个人创业的数量是一个衡量企业家精神的指标，但哪些国家个人创业最多呢？那些拉美国家，巴西、阿根廷、墨西哥这些国家很多小贩，他们就自己雇佣自己，自己创业。如果根据自雇人数来衡量企业家精神，这些国家的企业家精神最强。显然鼓励人们自己雇佣自己、自己创业，并不见得是增加经济效益的好办法。

这些年，我开始关心科技创新背后的制度原因，过去我觉得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难以琢磨、难以形容、难以刻画的东西。今天我再看，它其实是可以形容、可以刻画、可以体现、可以扶持的。

我印象比较深的，我给你准备的一幅图，那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的地图。

![图片](https://piccdn3.umiwi.com/img/201707/30/201707301333364862745219.jpg)

这幅图当中，红色部分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校舍，绿色的那些建筑物是能源公司，橘色的那些建筑物是IT和数据公司，蓝色的那些建筑物是生物制药公司，而黄色的建筑物是风险投资公司。所有这些公司把麻省理工大学（MIT）团团围住。

这些公司的利益、这些公司的诉求、这些公司的市场导向，牵引着麻省理工大学的研究方向。

过去我们总以为，科学家之所以做研究是因为兴趣，但今天，你看了这幅图就知道了，哪有科学研究是单凭兴趣就可以完成的。任何的发明创造，背后都要有大量的投入才能够完成。

就说实验室里面那些小白鼠，贵的可以到几千美元一只。小白鼠怎么可能那么贵？你想想看，这些小白鼠是用来测试那些治糖尿病的药的，你要先把小白鼠变成某种类型的糖尿病，它才能测试这种药的疗效。

当你要做实验的时候，它背后耗费的大量资源，不可能让那些科学家单凭着兴趣就能走得远的。一切都是精心设计、精心规划的结果。

还有就是从理论上的发明创造，到这些发明创造转化为真正能够商用的产品，当中的转化过程，也是非常漫长的，必须由专业人士来完成。

爱迪生自己亲自尝试了好多种乃至上千种物质来做灯丝，发明成功以后，他自己办工厂，自己想要来发电，想要一揽子把所有该赚的钱都由他一个人赚了，结果他没做成。他晚年就跟很多的仿制者打官司，耗费了他所有的精力。

今天一个科学家必须跟风险投资家、企业家、制造商、营销专家紧密合作，才能把他的想法一步一步地从理论推向实际，从想法变成产品。这当中制度的设计就尤为关键。

其中导致美国今天大量科技创新涌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在30多年前，1980年颁布的“拜杜法案（Bayh-Dole Act ）”。

在这个法案颁布以前，许多的科学研究都是由联邦政府拨款资助的，问题是科学家拿到资助以后，就去搞发明创造，怎么才算项目完成呢？申请了专利就算是项目完成了。这时候他们又申请下一个项目的资助，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搞发明创造而已。

政府拨了钱，取得了发明创造的专利以后，负责科技项目拨款官员的任务也算完成了。结果是大量的专利被束之高阁，没有转化为民用、没有转化为商用、没有转化为产品。这当中有大量的浪费。

![图片](https://piccdn3.umiwi.com/img/201707/30/201707301335143403492341.jpg)

1980年的拜杜法案就突破了这个问题。拜杜法案是由两位议员，一位姓拜（Birch Bayh ），一位姓杜（Robert Dole ），他们两位共同提出的。

拜杜法案的中心思想，是那些由联邦政府资助产生的知识产权，科学家或者他们所在的机构，有权选择使用他们的商业开发权——知识产权仍然归政府所有，但是商业开发权，可以由科学家或者他们所在的机构拥有，他们可以进行产品的转化，从中得到的收益归他们所有。

这一下子就激发了科学家把思想变成产品的积极性，科学研究和商业利益之间的隔阂被打通了。这时候，很多科学家被聘请到产业里面去当顾问，帮助解决产业里面遇到的问题。

而同时，科学家也由于在产业里面接触到许多真实的问题，而能够把市场的需要带回到实验室里面去。科研和资本的结合再不是单纯的兴趣了，科研和资本的结合，导致了创新创业的热潮。

我们在斯坦福大学拜会著名的物理学家张首晟教授，他给我们介绍，他除了在斯坦福大学当物理学教授以外，还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他也做投资。我们现在用的华为手机，在屏幕上敲两敲就能够拷屏，这个专利就是他们公司卖给华为的。

他跟我们说，他现在是百分百的时间来做科学研究，百分百的时间来做投资。

我们当中有人可能没听清楚，也可能不相信他的话，再问他一次，说你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他说：“刚才我不是说了吗？百分百的时间当物理学教授，百分百的时间做投资。”

当我们从美国的西岸斯坦福大学飞到美国的东岸，在参观麻省理工大学（MIT）的时候，我们问他们同样的问题：“你们的教授做研究和在外面兼职，时间分配上面有没有限制？”

麻省理工大学的教授告诉我们：“我们学校可没有斯坦福大学那么慷慨，我们是有规定的，我们有四比一的规定，也就是说教授要有四天在学校当教授，但有一天可以在外面兼职。每到年底的时候，教授们是要填时间分配报表的。”

尽管他们有时间的限制，但这时间的限制，实际上是不那么严格的。

科学创作讲的是思想，要分辨一个想法到底是前四天想出来的，还是后一天想出来的，可不那么容易。

不管具体的规定怎么样，大学都是相当慷慨的。这种慷慨、这种鼓励知行合一的做法，也是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够带来巨大商业价值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麻省理工大学，我还听到一个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数字，他们专门负责科技成果转化为商用的老师告诉我，每一块钱的科研投入，需要100块钱的商业运作，才能把思想转化为产品。

1:100，那是什么意思？那是说，一位科学家已经做出了发明创造，一个商人跑来跟这位科学家说：我帮你把这个思想转化为产品，我跟你五五分，1:1，你同意吗？科学家说：好，我们这么分。结果这事做不成。

后来这个商人说：我拿2你拿1，我们试试能不能做成。做不成。

商人又说：我拿50你拿1。还是做不成。

最后是商人说：我拿100你拿1。这才能做成。

你说这个科学家服气吗？他开始的时候很可能不服气，当然到最后他肯定愿意这么做。因为他百分之百占有这个专利所得到的好处，远远没有他占百分之一，而这个思想能够成功地转化为产品所得到的收入大。

这个摸索的过程可真不简单。这背后就是他们不断摸索出来的，从一个想法变成一个产品所应有的制度安排。

这也印证了我们前面，在讲价格理论的时候讲到的一个规律：怎么分饼决定了饼能做多大。

我们今天到处都在讲创新创业，热情很重要，但热情的背后，能让这个热情持续下去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制度，也很重要。这是今天我对企业家精神的新的理解。

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是，你认为中国人和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擅长哪方面的创新创业？美国人又擅长哪方面的创新创业？各自的专长不一样，主要是人的原因还是制度的原因？

欢迎你给我留言，我们下节课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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