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9周问答 | 竞争从来都是无孔不入的

你好，我们开始本周的问答时间了。

这个礼拜我们对过去一个多月的，关于反垄断法的讨论做了一个升华和总结。

我们讨论了在反垄断法执法过程中的两个原则：

这个礼拜我们所讲的内容还是比较深的，你能坚持下来很了不起。

我们之所以讨论本身原则和理性原则之间的比较，用意有两个：

一是想要说明，法庭上的竞争从来都是从多个角度进行的，从来都是无孔不入的。法律规定得再明确不过的事情，用本身原则做了规定的事情，只要这么做就一定是错的事情，为自己辩护的一方，他们也可以努力转而在这个原则是否适用的问题上做抗争。

法庭的辩论在一个领域好像减少了，但在另外一个领域又增加了。竞争的成本没有减少，只是竞争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观察的亮点。

我们介绍本身原则和理性原则比较的另外一个用意，也就是另外一个观察的亮点是，我们看到美国的反垄断法执行者，在过去100多年来自信心下降了。

过去大量被认为是只要用本身原则，就可以判断是非对错的商业行为，现在反垄断法的执行者，他们认为得动用理性原则、合理原则来做出判断了。

问题是怎么样才算是理性原则或者说是合理原则呢？

> 那就是我们必须考虑一种商业行为的事实本身是什么样子的。采用这种商业行为之前、之后，整个商业的环境是怎么样子的，这种商业模式的本质是怎么样的，效果又是怎么样的。而在讨论它的效果的时候，还必须讨论实际的效果以及可能的效果，这种商业行为过去实施的历史又是怎么样的？人们过去认为它有什么毛病？这种商业行为如果真的实施了，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矫正措施来消除它的伤害？管制这种商业行为的目的是什么？它的手段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副作用？The court must ordinarily consider the facts peculiar to the business to which the restraint is applied; its condi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restraint was imposed; the nature of the restraint and its effect, actual or probable. The history of the restraint, the evil believed to exist, the reason for adopting the particular remedy, the purpose or end sought to be attained, are all relevant facts.（Frank Easterbrook, “The Limits of Antitrust”, 1984）

所有这些都必须考虑在内。问题是，我们把所有这些都考虑在内的话，整个理性原则或者说合理原则，也就变成空洞无物的原则了。

我们本周讨论的第二个重点问题是，假阳性错误和假阴性错误之间的比较。

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说，其实从广义来说对市场商业行为进行规制的管理者，都应该明白他们所犯的两类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一刀切地禁止一种刚刚初露萌芽的商业模式所带来的后果，要比放任了这个新生事物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要大得多。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反垄断法的执行者或者监管部门就应该尽量地克制自己，让子弹飞一会儿，以包容的方式、以守住底线的方式来监管市场。

我们本周所讨论的第三个重点，是不同的经济学派对反垄断法的不同看法。

我们说哈佛学派或者加上其前身剑桥学派，对市场上的竞争现象采取了相对静态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在数学上很优美，在黑板上能够自圆其说，但跟现实相比经常对不上号。

很多经济学教科书今天还在津津乐道的所谓完全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实际上恰恰是不完美的、不真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当然，我们也介绍了另外一些更愿意从现实出发的经济学派，包括芝加哥学派，尤其是奥地利学派。

其实在传统上芝加哥学派是经历了思想的转变的。最早期的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包括我们在专栏里面多次介绍过的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早年的时候都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反垄断法的。

斯蒂格勒回忆说，“在1950年的时候，我相信垄断是美国公共政策中的大问题，我们应该大刀阔斧地对付垄断，把那些具有支配地位的企业拆分，并且对那些参与勾结的企业处以严厉的惩罚。”

当然斯蒂格勒后来改变了看法，他说竞争本来就是野蛮生长的野草，而不是一朵娇嫩的鲜花。有一次在飞机上，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对斯蒂格勒说：“你是我所知道的在垄断的问题上错得最离谱的两位经济学家之一。”斯蒂格勒坦率地承认：“谢天谢地，我只是错了一会儿。（Thank heaven it was a short trip. ）”

而另外一位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教授，他也坦率地承认，他早年是非常支持反垄断法的，但是后来经过不断的观察，就觉得反垄断法做错的机会要远远大于它做对的机会。所以到了1990年代，美国政府控告微软的时候，弗里德曼就已经完全改变了立场，说这些官司会严重地破坏硅谷的创新精神。

当然在反垄断法的问题上，奥地利学派的看法要更彻底。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早在1950年就明确地说，完全竞争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可取的，它根本没有资格成为理想竞争的模型（Perfect competition is not only impossible but inferior, and has no title to being set up as a model of ideal efficiency. ）。

对整套反垄断法的研究，尤其是那些静态数学模型的研究方法，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忠告是阿尔钦（Armen Alchian）所说的一句话：

> 供应者只和供应者竞争，需求者只和需求者竞争。供应者和需求者之间是不竞争的。

我觉得这句话最深刻。无论一个厂商采用什么样的策略，在那些提供了真正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产品的对手面前，他们各种各样的策略都只不过是螳臂当车。

我们来看看本周的思考题，周一我们讨论了本身违法原则。有些商业行为只要做了就一定是违法的，于是我们留的思考题，是想要换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问能不能改变一下观念，倒过来把某种商业行为规定为本身合法（Per Se Legality），商人只要做的是这件事情就一定合法，谁也不能够挑战，有没有这样一种一定正确、本身合法的商业行为呢？

上邪 同学回答：

> 我认为不应该有这样的规定，还是那句话，有政策必有对策。一旦政府规定某种行为是受保护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么必然会导致商家围绕这个行为去打擦边球、搭顺风车，同时也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官司，徒增社会成本。

但是 李洪戎 同学的回答也值得思考，他说：

> 把某种商业行为规定为本身合法，我觉得是可行的。可能有点像自贸区的白名单，这种规定可以给商人一种确定性，他们可以确定地知道干什么事情不会被反垄断竞争者告上法庭，不需要在法庭上跟对手进行辩论。可以把所有的心力专心地放到市场竞争上去，节省一大笔法庭控辩的成本。

这个角度看问题也是正确的，事实上现在有许多的商人，他们担心自己将要采用的商业行为，日后会受到反垄断执行部门的追究。他们就提前向反垄断执法部门做出申请，申请到了通行证他们才跑步前进。

如果说反垄断执法部门，一定要对市场上的商业行为做出规制的话，这种事前申报的办法也还是要比事后追究要好。

周二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在生活当中举一个例子，是你可能犯第一类错误（假阳性错误），同时也可能犯第二类错误（假阴性错误）的，而你更需要避免的是其中一种错误，你能不能举一个这样的例子？

青岛罗刚 同学回答：

> 其实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央政府还是基本上采取了宽容的态度，避免了很多假阳性的错误，所以出现了很多创新，包括所有制、市场模式等等。阿里、腾讯、滴滴等公司都是直接受益者，老百姓的生活也因此而改变。水至清则无鱼。

我自己非常同意这个看法，就以互联网约车这种新兴的业务为例，当这种业务刚刚开始迅猛发展的时候，有关部门就试图对它进行严厉的管制。

在2015年10月，政府有关部门就推出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这个《征求意见稿》太严厉了，受到了不少批评。而政府有关部门就听取和吸收了大量的公众意见，在十个月后就推出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这个《暂行办法》获得了公众的一致好评。

让子弹先飞一会儿，今天咱们中国的网约车服务是走在世界最前面的。

针对周二的问题，Sherlock 同学的回答也很有意思，他说：

> 我觉得确定恋爱对象也有类似的感觉。选个不合适的恋爱对象，这个错误要比错过一个合适的恋爱对象，带来的问题更严重。错过了还可以再找，但是一旦确定了一个不合适的交往对象，由此带来的损失就会更大。宁可放过，不可选错。

周三的问题是，现在全世界有超过9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有了他们的反垄断法或者竞争政策，但反垄断法或者竞争政策做好事的同时也会做很多坏事。我的问题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尽量减少反垄断法做错事的可能？

潘连宇 同学的回答是：

> 第一，对看不懂的市场行为不要武断地判断是非，尽量让市场本身去验证这种行为是否有效，是否有利于竞争，是否能够把饼做大；
> 
> 第二，限制反垄断法执法的力度，政府有形之手也要有规则，也要有权力的范围、要有权力的清单；
> 
> 第三，重新修订或者废除不合规律的法律。

我自己补充几条：

第一，执法者要专业化，而不是通才化。

美国有许多反垄断法的官司都是由通才式的法官来判决的，这些法官早上判离婚案、判偷窃案，下午就判反垄断法案、判知识产权案，这叫docket rotation。

什么案都判，缺乏专业化的深度，这对专业知识要求很高的案件而言不是好事。

第二，集中化。反垄断法的案子最好不要下放给地方，越往上收，处理起来就越专业、越严肃。

第三，要以动态的眼光看问题。有些垄断者暂时获取一点利益，随着竞争的发展，后浪推前浪，市场一定会推陈出新，执法者就不要斤斤计较。

第四，要区分原告人究竟是消费者还是竞争对手。

如果是消费者受损了，这个案子的意义可能比较大；如果是竞争对手受损了，这个案子的意义可能就很小或者是没有意义，甚至对竞争而言是有反作用的。

周四的问题是，知识是不是一定会为社会带来进步？为什么？

我问这个问题是有所指的，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Coase）在谈到反垄断法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就持有否定性的答案。他说：

> 历史上很多反垄断法的案子，都是涉及金额巨大的案子，所以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都有积极性要在学理上替自己辩护。他们会花很多钱请经济学家来替自己找理由，结果，这就会逼得经济学家，在一些本来就是没有答案的问题上，假装自己知道答案。在一些本来无关宏旨的问题上，煞有介事地吹毛求疵、无事生非。
> 
> It has therefore encouraged men to become economic statesmen–men, that is, who provide answers even when there are no answers.

你看，有时候经济学家对自己所在的行业的分析，还是挺不留情面的。

周一到周四我给大家留了思考题，今天是礼拜五，我给大家留个辩论题，大家一起辩论。

在第112讲《婚姻经济学》那一讲里，我们提到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对谈恋爱找对象的看法，那就是适合咱们结婚的对象不可能是唯一的。如果是唯一的话，茫茫人海，而人生苦短，两个人根本不可能见面，咱们遇到一个差不多的就行了。而这个礼拜咱们讨论假阳性错误、假阴性错误的时候又说，宁可放过也不要选错，选错了就天天都难受了。

我们现在就来辩论一下，谈恋爱找对象到底是标准高一点好还是低一点好？

正方认为：谈恋爱找对象标准不应该过于完美，适合你的恋爱对象其实有很多，有很多种过日子的方法都不错，差不多就行了。

反方认为：谈恋爱找对象应该高标准、严要求，放过了机会损失并不太大，但选错的话就会天天都别扭，所以谈恋爱找对象要特别小心，不能将就。

欢迎大家参与辩论。

最后我还要提醒你，我为你准备了黑板报，黑板报上贴了这个礼拜我认为最精彩的留言。欢迎你踊跃留言，希望下周能够在黑板报上见到你的分享。

这周的问答时间就到这里了。明天是预习，后天有经济学辞典，我们天天都在学习，祝你周末愉快。

---

### 黑板报

![图片](https://piccdn3.umiwi.com/img/201711/17/201711170137214877859163.jpg)

![图片](https://piccdn3.umiwi.com/img/201711/17/201711170137215542836473.jpg)

![图片](https://piccdn3.umiwi.com/img/201711/17/201711170137215705656870.jpg)

![图片](https://piccdn3.umiwi.com/img/201711/17/201711170137219880677975.jpg)

![图片](https://piccdn3.umiwi.com/img/201711/17/201711170137225370326688.jpg)

![图片](https://piccdn3.umiwi.com/img/201711/17/20171117005118147229234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