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91讲丨罗纳德·科斯

你好，今天我来给你讨论咱们全年课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

科斯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不仅改变了经济学家看世界的角度，而且也改变了法学家看问题的角度。

他让经济学家——尤其是法律经济学家掌握了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把过去分门别类、井水不犯河水的法律门类，财产权法、侵权法、滋扰法、合同法、婚姻法、公司法、竞争法，甚至刑法和宪法，都纳入到一个逻辑一致的框架里面去了。他让人们一下子看清，那些千奇百怪的法律现象之间严谨而一致的经济逻辑。

你知道，我们这门课——地道的经济学思维，一个一般的《经济学原理》课所不具有的特点，那就是我们在讲解经济学原理的过程中，穿插了大量真实的例子，尤其是那些真实的、经典的、严肃的法庭案例。经济学是成体系的，但它却过于抽象、过于笼统、过于枯燥；法学的内容往往是零散的，但它却真实、细腻、有血有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记得，我刚回北大教的第一门课就是《法律经济学》，我当时的助教是咱们国发院的一位经济学博士生，他现在已经是某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了。有一次我跟他逛书店，他翻开一本法律经济学教科书，他看了一下就对我说：“薛老师，我觉得这本书很好、很成体系，你为什么不选这本书给学生做教材？”

我说：“我不喜欢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是经济学家写的法律经济学教材，里面是以干净优美的公式和曲线为主导的。‘供应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的点就是平衡点’，这样的话没错，但没有意思，同学不理解，理解了也记不住，记住了也不会用。”

我喜欢选的教科书，是经济学原理的陈述和真实的案例、法官原汁原味的判词、法律经济学论文的精彩片段都糅合在一起的教材。而这种崭新的、丰满的研究范式，就是由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开创的。

科斯在1910年12月29日出生，在2013年9月2日逝世，享年102岁。科斯出生在英国伦敦的近郊，当时的生活条件既没有电，也没有电话，更没有小汽车，连公共汽车都没有。他从小膝盖就有问题，要靠铁架来支撑，所以从小是在特殊学校里面完成教育的，一辈子也不参加体育运动，也能活到102岁，这是我自己经常偷懒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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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没有系统地学过经济学，当然他说这是他的优势，而不是劣势，因为他的贡献不恰恰就是改变了经济学基本的思考方式吗？

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取得商科的本科学位，他学的是统计、会计、法律和一点点经济学。在伦敦经济学院他听过著名的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和哈耶克(F.A.Hayek)的讲课。

当然，他也在伦敦经济学院认识了后来的法律经济学的创始人艾伦·戴维德（Aaron Director），也正是艾伦·戴维德最后把科斯请进了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继承了他《法律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主编的位置，让科斯找到了学术的归宿。

我们前面的课程，在介绍团队和企业性质的时候讲过，是科斯提出了一个后来引发大量研究的问题，那就是人们为什么要放弃自由市场的交易，而建立企业这种经济组织，放弃他们在市场上的议价自由，跑到企业里面去接受各种各样的生产指令。

当然科斯的回答是，那是人们比较了市场上的交易费用和企业内部的管理费用而做出的选择。但我们当时没有介绍，他提出这个重要问题的时间，是在他大学本科毕业之后的几年。一位仅仅是本科毕业的年轻人，最后连博士都没读过的人，为什么能够提出这么重要、这么深刻的问题呢？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深入生活，接触了真实企业的管理，在漫不经心的访谈当中产生了思想的火花。

科斯在读本科的时候获得了一份到美国游学的奖学金，他到了美国以后，就到处找那些大公司的高管做随意的访谈，事前没有准备特定的问题，事后也没有做详细的笔记。这些公司的高管为什么愿意接待他呢？

因为年轻的科斯认识许多工会的大腕，这种人脉给了他宝贵的访谈机会。我经常说咱们现在去旅游有几个档次：跟着旅游团是一个档次；找私人向导定制自己的路线是另外一个档次；还有一个档次就是不仅仅想要到哪儿就到哪儿，还可以想要跟谁谈话就跟谁谈话。要享受这个档次的机会，你说是不是很宝贵？

科斯毕业以后主要从事公共事业的定价问题研究。公共事业水、电、路，传统上看来都属于自然垄断的范畴，这些服务很难进行市场化的定价。但科斯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捉住了无线电频谱的例子，提出了无线电频谱的使用可以不通过政府监管的方式，而通过市场自由拍卖的方式来处理。

也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思想，引起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一群经济学家的批评反对。这些经济学家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他们把科斯请来芝加哥大学，要好好批评他一下，结果他们之间发生了争论，他们发现自己是错的，科斯是对的。

接着科斯就受到邀请，撰写和发表他著名的《社会成本问题》这篇论文。这篇文章在1960年发表，经济学界和法学界争论了31年后，科斯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至今唯一在法学院里面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

科斯对现实问题极其关注，对学术的花拳绣腿毫不在意，他从来没有提出过“科斯定律”的概念。科斯定律这个词Coase Theorem是诺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给他提的，科斯自己也不懂得什么叫“外部性”的概念，在他的辞典里面没有这回事儿。

科斯坚持的是，我们必须先看到真实的问题才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自己幻想一些根本不存在的问题然后去解决，解决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是世界上最愚蠢的行为。而这也是他对今天许多经济学者的忠告。

科斯自己的研究也贯穿了这种理念。记得吗？我们在讲灯塔的故事的时候说过，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也是第一位获得诺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他认为公用品，比如灯塔，它的边际使用成本为零，所以不应该收费，所以应该由政府来提供，这是通过黑板上的计算和推演得出的结论。

科斯的出发点就很不一样，他先考察了灯塔在英国建造和使用的历史，他发现英国的灯塔虽然提供的是公共服务，但它却是私人建造的，而且也是收费的。

是科斯改变了我们今天对公用品概念的理解，当然也就深刻地影响了许多相关的公共政策。比如政府修建的过海隧道要不要收费，征收拥堵费是否合理，防治传染病的疫苗是否应该收费等等。

也正是由于科斯对真实世界的关注，使他不至于在学术上走极端，他一直就秉承着就事论事的治学作风。他虽然主张政府放松管制，但他自己并不是一个自由放任的支持者。

他曾经清楚地表明，政府在经济生活当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他说他主编的《法律经济学期刊》所发表的所有研究，都无一例外地表明政府的干预太多了。但他清醒地提醒读者，这只不过是由于学者专门挑选了那些政府管制过多的领域来研究的结果而已。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平衡点，而不是非此即彼，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方向。

比如科斯在1974年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商品的市场与思想的市场》。今天在国内很多人喜欢沿用科斯的“思想市场”这个说法，他们可能望文生义地以为科斯说的是，思想也应该像商品那样百花齐放，不受约束。

但科斯那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恰恰是说，既然咱们的商品市场是有诸多管制的，伪劣商品会对消费者造成伤害，那么思想也一样，对思想也应该有适当的管制，防止不良的思想对社会造成伤害，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管制，而是应该如何管制的问题。

科斯一直非常关心中国的经济发展，遗憾的是他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太太身体不太好，不宜出远门。当他太太去世以后，102岁的科斯就着手计划他的中国之旅。

我还记得当时组织这次旅行的几位学者，还在讨论航空公司到底愿不愿意卖票给102岁的科斯，承担这个风险，后来听到的消息是航空公司愿意卖票。科斯的计划是2013年10月到中国访问，遗憾的是他9月2日就平静地去世了。

今天我给你介绍了对咱们全年课程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学家科斯，我们谈到了他的一点生平往事，谈到了他特立独行的治学方式，也谈到了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注。

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是，美国的法学家普遍认为科斯的思想对他们有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也想请你来谈谈，科斯对你有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是哪些影响？

欢迎你给我留言，我们下节课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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