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11讲丨能分辨个体与全体的才是地道的

你好，今天我要给你讲能够分辨个体和全体的才算是地道的经济学思维。

在逻辑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它说的是适用个体的陈述不一定适用于全局。最简单的例子是，在一个剧场里面，有人看不清楚舞台上面的表演，站起来他就能够看得清楚。一个人站起来他能够看得更清楚，两个人站起来两个人能够看得更清楚，所有的人都站起来，没有人能够看得更清楚。适用个体的不一定适用于全体。

这个思路在我们全年课程中一再出现过。我们至少要有三次批评“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概念。我们说这个概念大家都容易望文生义，以为这个概念非常清楚，是不言自明的。但实际上，它非常含混，它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意思，可以用来支持各种各样不同的政策，导致各种各样不同的结局。

我们第一次细致地批评这个概念，是在“渔村的故事”里面。

在那里我们比较了不同的所有制。在集体所有制下，“大多数人的利益”往往指的是那些已经上了船的人的利益。定量地说指的是船上每一个人，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平均收益不至于出现下降。

而在私有制下面，“大多数人的利益”指的是整个渔村能够产生的新增产量，如果从天而降的那艘渔船能够带来14条鱼的收益，那整个渔村的经济收益就能够达到最大化，这也是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概念的一种含义。

当然在全员所有制下面，“大多数人的利益”指的是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是不是要上船打鱼，这种自由、这种权利也可以理解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最后在政府所有制下面，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府官员，他们所做的决策，也可以理解为不仅符合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而且也符合大多数人的非经济利益的一种做法。

不同的所有制，人就有不同的诉求，对“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有不同的解释。这是第一个例子，提醒我们在使用“大多数人利益”的时候要格外小心。

第二个跟大多数人利益相关的重要经济学原理，是阿罗不可能定律。我们在讲投票选举的时候，讨论过阿罗不可能定律的含义。

我们说，人们在有多种诉求的情况下，投票的结果往往会出现循环的现象。也就是说，哪怕是每一个人都如实地反映自己的偏好，在选举的过程中没有人作弊、没有人买卖选票、没有人误导选民，选举的结果也仍然是不确定的。

要什么样的选举结果，就有什么样的选举结果。你怎么问选民，选民就怎么回答；你给选民什么样的候选方案，选民就会做什么样的选择。也就是说，选举是可以被操纵的。

阿罗不可能定律所展现出来的情形，是对“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概念的深刻批评，不存在确定的大多数人的利益。

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见到的选举不会循环不已，投了票之后，决定就算是作出来了。主要的原因不是“阿罗不可能定律”不起作用，而是在决策的过程中，人们引入了会议召集人、引入了长老、引入了会议程序。实际上是会议召集人、会议程序、会议的长老，他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选举的结果。表面上看，一个选举的结果是明确的，实际上它是有多种可能的。

当然打破阿罗不可能定律所预言的这种循环不已的结局，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不使用选票投票，而改用钞票投票。让每一位选民对候选的项目标上他们心目中的具体金额，而不是简单地投一张选票。这样来做选择的话，也就是用市场的方式代替政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话，选举的结果就会是确定的。

不管怎么样，阿罗不可能定律是我们批评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概念的第二个重要的理论依据。

我们第三次批评“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概念，是我们在解释为什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不存在的时候。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曾经说过：

> 改进社会的原则，应该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It is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 that is the measure of right and wrong. ）。

我们说，假设社会上有三个人甲乙丙，他们原来的幸福程度是二三四，那么如果他们的幸福程度变成一二八，两个人的处境都变糟了，而只有一个人的幸福程度大幅提高了，这时候不能算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如果是变成三四一，两个人——也就是大部分人的幸福都提高了，但其中一个人变得非常糟糕，困顿潦倒，那也不能算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如果二三四变成了四六无，最后一个人消失了、不存在了，那也不能算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哪怕是从二三四变成四六八，每个人的幸福都得到了提高，但人们还是会有抱怨，说这个幸福提高的幅度并不相等，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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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上，从逻辑上看、从数学上看，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本身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我们在追求最大化的时候，永远只能追求一个维度的最大化，不能同时追求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维度的最大化。“多、快、好、省”地做好工作是不可能的，多就不可能快，快就不可能好，好就不可能省。

这样连续三次，我们对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概念做出了批评。我们不要以为在个别人身上可以产生的效果，就一定可以延续扩展到所有人身上。也就是说，我们要分清个体的效应和全体的效应。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过一次重要的讨论，那就是介绍“戴瑞德定律（The law of Aaron Director）”。

我们说过，许多人认为社会上的各种劫富济贫的政策，都是由政府出面向最有钱的人征税，然后把收到的税收补贴给社会当中最穷的人。

而经济学家，也是法律经济学的创始人艾伦·戴瑞德（Aaron Director），他指出现实的效果并不是这样。社会上大量跟财富转移相关的公共政策，它们的实际后果都是让那些中产阶级得益了，而付出代价的往往是社会当中最穷的人和最富有的人。

他举过很多例子，包括教育的例子、养老保险的例子、医疗服务的例子，还有政府住房补贴的例子等等。其中的原因在于，政治选举的机器往往主要是被中产阶级所操控；最穷的人也是社会信息、政治意识以及政治能力最弱的一群人，他们没办法替自己说话；最富有的人不屑于为一点点损失而去争取。

结果整个社会的财富转移，就从最穷和最富的人那里，转到了中等收入的人那里去了。这就是戴瑞德定律的含义。每当我们在讨论公共政策、在讨论个体和全体关系的时候，不要忘记艾伦·戴瑞德这个深刻的洞察。

关于个体和全体的关系，我们在讲权利的三种保护方式，财产原则、责任原则和不可转让原则的时候，其实也谈到了个体和全体之间的关系。

你还记得吗？我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对刑事犯罪提出公诉。刑事犯罪如果已经发生了，那么受害人往往会愿意接受赔偿、接受私了，因为这样他们得到的补偿是最大的。

而这时候政府就会站出来提出公诉。原因就在于，不让刑事犯罪者仅仅以付钱的方式了事，对当前的受害者而言未必是最优的，但这种做法却可以对未来的犯罪造成威慑，防止更多的犯罪，保护更多的无辜者。

刑事犯罪者不仅伤害了别人，应该做出赔偿，更重要的是他们改变了游戏规则，把产权保护从财产原则变成了责任原则。我们不能让社会上的坏人为所欲为，改变游戏规则，这是利用公诉来惩罚刑事犯罪分子的原因。

在这里，要理解个体的利益和全体的利益之间的区分，是我们正确看待问题的基础。

除此以外，关于个体和全体之间的关系，我们还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常见的经济现象，那就是工会和罢工的现象。我们说一群人通过罢工的方式、通过集体违约的方式，来争取提高自己的报酬和福利，当然是有可能达到目的的，但达到这个目的是有代价的。

如果工资水平被人为地提高，那么雇主就会采取进一步的对策，减少雇佣其他的工人，甚至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干脆把工厂搬到别的地方去。从全局看，最后的结果是个别人暂时得益，其他人在长期内会受损。

要全面地评估工会罢工的效果，我们不能够只看到一群人在短时间内的收益，我们要看到所有的人在长期内的收益。

今天我给你讲了逻辑上的“合成谬误（The fallacy of composition）”在经济学当中的应用，我们说只有能够分辨个体效应和全体效应的才算是地道的经济学思维。

我们总结了我们对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概念的三次深刻的批评，我们还回顾了在财富再分配现象当中的戴瑞德定律，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要对刑事犯罪进行公诉，我们还讲到了如何全面地评估工会罢工的实际效果。

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是，你能不能就能够分清个体和全体的才是地道的经济学思维这个命题，谈谈你个人的感受。

欢迎你给我留言，我们下节课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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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华要点
- 1、实际上是会议召集人、会议程序、会议的长老，他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选举的结果。表面上看，一个选举的结果是明确的，实际上它是有多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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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们在追求最大化的时候，永远只能追求一个维度的最大化，不能同时追求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维度的最大化。“多、快、好、省”地做好工作是不可能的，多就不可能快，快就不可能好，好就不可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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