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84讲丨解构公共选择过程

你好，今天我要给你对前面我们三个礼拜所讨论的，从公共选择的角度来看经济问题的内容做一个总结。

公共选择学派最早的时候叫做“非市场决策理论（Non-Market Decision-Making）”。当时的经济学家，包括图洛克、布坎南，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不应该仅仅在市场的范围内适用，只要它是适用的，它就一定是人的基本行为规律的刻画，它也必然能够适用在那些非市场的领域。

正是基于这种信念，经济学家开拓了一系列新的领域。他们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人们在政府体制里面的行为方式，来分析他们在宗教领域的行为方式，来分析他们在家庭、爱情、婚姻等等方面的行为方式。

当然，也只有学会把经济学原理用到各种非市场的现象当中去，我们学到的经济学原理才算是真正有用的、普适的和深刻的。

在我们所有这些分析当中，有一些重要的启发是值得记住的。

启发之一就是制度和理由之间的关系，我们往往认为，人们有不同的想法、持不同的理由，就会采取不同的行动。而人们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原则、什么样的愿望和什么样的理由，似乎都是外生的，也就是在系统以外天然被决定的。

“我就喜欢这样，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认为这样好。”——但实际上，人们偏好什么样的理由，强调什么样的愿望，可能不是事情的原因，而是事情的结果。人们在不同的制度下，很自然地就会喜欢不同的理由，喜欢不同的说法，有不同的追求。

我们通过公共选择的角度来看问题，得到的第二点重要启发是，管制的结果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最后的赢家是谁、输家是谁，往往跟原来预想的不一样。

图洛克教授在1975年就发表过一篇重要论文，叫《暂时收益陷阱（The Transitional Gains Trap）》。

他在这篇文章里面首先解释了一个看上去挺奇怪的现象。在美国很多城市，早期的时候实施了一种法律叫“蓝法（Blue laws）”。这种法律规定：出于宗教的理由，商家在周末的时候不能营业。

而后来有人提出改革的建议，说让商家在周末也能够营业，表面上看，如果商家在周末也能够营业，那显然能够增加他们的营业收入，他们应该赞成才是，结果却并不是这样，很多商家反对取消蓝法的建议。

为什么呢？图洛克解释说，在刚刚开始实施蓝法的时候，所有的商店都统一行动，在周末不营业，这时候顾客就会做出预期，提前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产品，所以商家的营业额并没有下降。但是由于周末不用营业，他们节省了相应的营业成本，这时候在那些实施蓝法的地区，商家所享受到的利润率就比别的地方高，蓝法使商家获益了。

但正是由于实施蓝法的地区利润率比较高，商家就更倾向于在这些地方开店，越来越多的商家在这些地区开店，就会分薄了蓝法带来的利润。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实施蓝法的地区，商家的利润率并不比别的地方更高了。

而这时候，如果有人提出要废除蓝法，让商家在周末也能够营业，从而必须付出周末营业成本的话，那么至少有一部分的商家，他们的营业收入会下降，甚至最终被迫离开市场。这是商家为什么群起反对废除蓝法的原因。

纽约的出租车数量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你必须有牌才能营业。我给你准备了一张纽约出租车的照片，在出租车的引擎盖上贴了一个小铁片，那个叫Medallion，就是一块小铁牌。贴了这块小铁牌就表明这辆车的车主拥有排他性的垄断经营权，能够在纽约开出租车了。值多少钱？这块小铁牌值50万到100万美元。

![图片](https://piccdn3.umiwi.com/img/201801/03/201801032348430377334575.jpg)

现在大家说，出租车也不够了，我们放开纽约的出租车牌管制，谁愿意来经营出租车就让谁来经营。这出租车牌主赚那么多钱也太不应该了，少赚一点不可以吗？但要知道，废除数量管制的建议会遭到出租车牌主的强烈反对。

当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出租车牌主其实并没有赚大钱，真正赚钱的是以前早就获得了这个牌照的主人。而今天，你要获得这样的牌照就得出高价钱来购买。结果回报率只是你做其他投资的一般回报率，如果要放开出租车牌管制，车牌的主人就会受到沉重的打击。

也就是说，一项管制在刚刚开始执行的时候，确实产生了赢家和输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赢家和输家的格局在竞争之下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到底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已经变得不是那么清楚了。那些管制带来的收益只是暂时的，但要废除那些不良管制所遇到的抵抗却是顽固的。

当然，图洛克建议，最好是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要实施那些不良的管制。他的建议有点一厢情愿。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获得的一个重要启发，就是管制的结果会跟管制的愿望发生偏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偏差会越发严重。

我们学习公共选择第三个重要启发，是候选人的政纲和大众利益之间的错位。

我们过去总以为，候选人总是会追求大众真正的利益，但实际上，理想化的政纲往往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一个政纲要获得支持，它一定是根据选民的偏好分布来定制的、来投其所好的。

公共选择学派给我们带来的第四点启发，是我们永远要仔细地分辨什么叫“大多数人的意愿”。

我们在前面介绍过，我们整年的课程要对“大多数人的意愿”这个词做三次批评：

第一次批评，是我们在讲渔村的故事的时候。到底什么叫大多数人的意愿，是船上的人的平均收益最大化，还是整个渔村的收益最大化，还是每一个人的愿望最大化，谁都可以上船？它有多重含义，互相是矛盾的，你得分清楚；

第二次批评，是在讲阿罗不可能定律的时候讲的。阿罗不可能定律告诉我们，在一个多人的社会里面，投票结果存在着循环的可能，有多种选择方案都是符合大多数人意愿的，没有哪个比别的更好，它只取决于选举投票是怎么组织的、是怎么张罗的，讨论的程序是什么。

我们今天还要对“大多数人的意愿”再做一次批评。

我们知道，英国的哲学家，也是早期的经济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年2月15日-1832年6月6日），曾经提出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我们改造社会的目标，应该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那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指的是什么呢？假设社会上总共有三个人，他们分别是甲、乙、丙，他们的幸福程度分别是2、3、4。

![图片](https://piccdn3.umiwi.com/img/201801/03/201801032349124766302792.jpg)

如果他们的幸福程度变成1、2、8，其中甲和乙的幸福都减少了，但是丙的幸福却大幅度提高，使得全社会的幸福总量也提高了。这种情况，和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状况有点相似，幸福的人数减少了，但幸福的总量增加了。这符合边沁的原则吗？显然不符合。

第二种情况，社会从2、3、4变为3、4、1，也就是甲和乙的幸福都得到了提高，而丙的幸福却大幅度下降，使得全社会的幸福总量也下降了。这和劫富济贫的社会变革结果比较相近，幸福总量减少，但幸福人数增加。这符合边沁的原则吗？也不符合。

第三种情况，假设社会从2、3、4变成4、6、无——无，不是五，是没有了——最后那个人，那个丙被驱逐出这个社会了，他不存在了。这和排斥外人进入一个城市或者国家的做法相似，幸福总量和幸福人数都增加了，但其中一部分人被忽略不计了。这符合边沁的原则吗？也不符合。

有些人说：“薛老师，你举的例子都太极端了，边沁指的是从2、3、4变成4、6、8，每个人的幸福都有所增加的情况。”这看上去好像是皆大欢喜的格局，但其实也还是有人不满。为什么？因为不公平，甲和乙都只增加了2和3，而丙却增加了4，增长的数量不一样。

这些例子可以无限地举下去，但实际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每当我们要追求最大化的时候，我们只能追求一个指标的最大化，不能同时追求两个或两个以上指标的最大化。

我要你以最快的速度从天津赶到北京来，你可以做到，那你就租一架直升机飞过来；我要你以最便宜的方式从天津赶到北京，那你就选用城际铁路赶过来；但如果我说，你要以最快的方式和最便宜的方式从天津赶到北京，你就无所适从了。

如果我说我们要“多、快、好、省”地做好工作，你就会感到困惑了。要多就不可能快，要快就不可能好，要好就不可能省。

我来给你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回顾了我们开学以来分析问题所采用的几个维度，从单人的维度到多人的维度，再到时间的维度、信息不对称的维度，以及从市场活动到非市场决策的维度的扩展。

我们也总结了公共选择给我们几个重大的启示，包括人们是怎么选择理由的，管制所造成的赢家和输家的格局是怎么变化的，政治候选人是怎么剪裁定制他们的政纲的，以及从逻辑的角度看，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什么是一句含糊其词的话。

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是请你谈谈这三个礼拜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给你带来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欢迎你给我留言，我们下节课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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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华要点
- 学习公共选择的三大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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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制度和理由之间的关系：人们在不同的制度下，很自然地就会喜欢不同的理由，喜欢不同的说法，有不同的追求。
- 2、管制的结果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最后的赢家是谁、输家是谁，往往跟原来预想的不一样。
- 3、候选人的政纲和大众利益之间的错位。一个政纲要获得支持，它一定是根据选民的偏好分布来定制的、来投其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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