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找到自我，活出精彩人生？

你好，欢迎来到《得到精选》，我是李南南。

今天的内容来自于得到名家讲书。我们为你请到的解读人，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副研究员段志强老师。听过他解读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段志强老师特别擅长讲故事，而这回他要为我们解读的，是一本已经不知道畅销了多少年的故事书，就是《世说新语》。

但是，段志强老师说了，假如只是看到书里的故事，可就把这本书给小瞧了，这本书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是故事，是它用1000多个片段，勾勒出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叫做，一个人怎样在乱世中依然能够活出最闪亮的样子。

接下来，咱们就听听段志强老师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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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段志强，我在复旦大学教历史。

今天，我们要读的是一本你可能已经熟悉的书：《世说新语》。《世说新语》，通俗点讲，可以说是一部古代名流的“热搜八卦合集”，而且，它读起来的感觉，有点像咱们现在刷短视频。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后面再来验证。

先说我的一个暴论：《世说新语》是最像“书”的书，是只有文字才能营造出来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既不属于真实历史，也不是主观虚构，这本书的目标既不是讲故事、也不是讲道理，而在营造一种风范、烘托一种境界，那就是所谓的“魏晋风度”。

《世说新语》的版本很多。如果不是研究性的阅读，我仍然推荐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中的《世说新语》。如果想了解关于这本书的其他情况，可以参考骆玉明《世说新语精读》。想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可以参考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其他相关的研究性、介绍性书籍还有很多，你如果读完了前面说的这三本书，自然也就知道怎么选择了。

《世说新语》的著作权人，是南朝宋的宗室刘义庆。像很多大人物名下的书一样，一般认为，《世说新语》也不是刘义庆一个人的作品，而是他门下一帮文学之士共同编的。当然，刘义庆可能也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在当时，他就以“爱好文义”著称，手下又有那么多最著名的文学家，《宋书》甚至说“太祖与义庆书，常加意斟酌”——皇帝给他写信，总会认真斟酌一下措辞，免得被他嘲笑没文化。所以，刘义庆大概也不只是《世说新语》的挂名主编。

《世说新语》的内容，由1133则小故事组成。故事都很短，有的只是一两句话，长的也不过只有几行。这些故事的来源，大概是当时流传的一些名人轶事，编者再加上一些文字上的润色、加工，最终形成我们目前看到的文本。所以我们可以把《世说新语》想象为汉末三国魏晋时期的名人言行录。《世说新语》书中就有两个故事，恰好可以说明这些言行录是怎么来的。

第一个故事说，东晋的袁宏（这个人文学水平很高，“倚马千言”说的就是他，说他在行军途中，倚靠在马上，片刻间写成七篇公文，同样出自《世说新语》）写了一本《名士传》，书里的内容大概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他听谢安讲的魏晋时期名士们的故事，所以他就拿给谢安看。谢安看了，嘲笑他说：“我确实曾经跟大家说过不少当年的事，但那是‘特作狡狯耳’，开玩笑随便说说的，谁知道袁宏当了真，竟然把段子拿去写成书了！”

第二个故事是说东晋的另外一个文学家裴启，他写了一部《语林》，记录汉魏以至当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简单说就是名人名言大集合。这部书一度非常流行，大家纷纷传抄。书里面记载了谢安的几句话，结果传到谢安自己的耳朵里，谢安说，“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我根本没说过这些话，是姓裴的自己编的。简直是古代鲁迅。

记载名人言行的书，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远的如《左传》《国语》就不说了，汉代刘向就编过一部《世说》，可惜书已经亡佚。不少学者认为，《世说新语》本名《世说新书》，意思是新编的一部《世说》，也有学者主张，这本书原来就叫《世说》。一般的看法认为，宋代以后《世说新语》这个书名才正式取代旧名，流传开来。

像袁宏《名士传》、裴启《语林》这样的书，当时应该还有。《世说新语》应该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一方面吸收了这些书里的不少内容，另一方面也做了挑选和剪裁。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世说新语》的史学价值，因为《世说新语》也从史书里编选了不少内容，而且所谓“名人八卦”，也不可能全是虚构，总是虚虚实实，有真有假。

我们今天看到的《世说新语》的本子，除了刘义庆等人编纂的这三十六门原文之外，一般都附有南朝梁刘孝标所作的注释。注释里面往往引用了同一故事的类似记载，有时候几乎一模一样，有时候情节有差别，有时候故事一样、但是主人公换了人，就是这种虚实掺半状况的体现。

但后世读者关注的是，《世说新语》传达的时代氛围和名士风范，是那个时期所特有的。具体某句话是不是某个人说的、某件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发生的时候是不是像书里描述的那个样子，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身为一个魏晋时期的名士，确实有可能会说出那样的话，做出那样的事。这些语言和行动自己构成一个精神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们崇尚自我，追求美好，风流韵致，魅力非凡，特立独行，甚至惊世骇俗。

《世说新语》共分三卷、三十六门，每一“门”的标题都是一种内容上的分类，基本上按照主流价值从前往后排序。上卷只有四门，分别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是出自《论语》的所谓“孔门四科”，代表了儒家士大夫的最高追求。中卷九门，包括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也都是正面的价值。下卷二十三门，既有“伤逝”这类追悼死亡的故事，也有“简傲”（高傲）这一类的故事，还有俭啬（小气）、汰侈（奢侈）、忿狷（脾气大）、谗险（说人坏话）等等不太正面的门类。

可见，这些故事带有强烈的“品评”色彩。换句话说，《世说新语》不是单纯地记录言行，而是对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有明确的评价，等第还十分森严。我们举几个“德行”门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说管宁、华歆二人在园中锄菜，见地上有一片金子，管宁继续锄地，就像看见一片瓦石一样无动于衷。华歆把金子捡起来又扔掉。另一次，两人坐在同一张席子上读书，有大人物坐着豪车经过，管宁读书不辍，华歆丢了书出去围观。管宁把席子割开，不跟华歆一块坐了，说：“⼦⾮吾友也。”——您不是我的朋友啊！

第二个故事说，华歆对待子弟非常严肃，就算在家里休闲，也像上朝一般讲规矩。另外一位名士家庭，陈纪和他兄弟们则非常“柔爱”，大家轻松温柔，相亲相爱。《世说新语》评论说“两不失雍熙之轨”，这两种相处模式都挺好，都很和谐。

第三个故事说，王朗非常推崇华歆。他看见华歆家里每到年底祭祀的时候，都把家里的小辈叫齐了一起宴饮，也学人家照做。当时有一位有名的学者、文人张华评论说，王朗学华歆，学的都是些表象，“去之所以更远”，越学、离人家华歆就越远。

第四个故事说，王朗和华歆乘船避难，有人想搭船，华歆很为难。王朗说，“船上还有地方，有啥不可！”后来贼人追来了，王朗想把搭船的人丢掉，华歆说，“我之前之所以为难，就是担心现在这种情况。但既然已经接纳了人家，怎么能丢掉呢？”《世说新语》说，“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世人就根据这个故事给他俩分了高下。

几个故事讲完，“品评”也就完成了。在这个序列里，王朗不如华歆，华歆不如管宁，当然，前提是他们三位都属于“名士”。固然华歆有一些“黑料”，但比起“王朗”，华歆还算得上是偶像一般的存在，而三人中地位最低的王朗，其实在曹魏的文臣中不但非常重要，人品、能力也都数得上号。顺便说一句，《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骂死王朗”纯属虚构，王朗本人在史书中的形象还是非常正面的。

那么，品评的标准是什么呢？除了一些公认的标准之外，有些“士林领袖”的评论更为重要。这些领袖肯定自身就行端立正，深受世人敬仰，另一方面也特别会说话，能用精妙的表达给别人作出精准的定位。

《世说新语》中（当然史书中也是这样记载的），东汉名士陈蕃、李膺、郭泰就是最重量级的“点评嘉宾”，全书开头就是他们几位。

比如，年轻人如果能到李膺家里去一趟，就是无上的荣耀，称为“登龙门”；陈蕃“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说的话、做的事都称为士大夫奉行的原则，一旦做了官，就要“澄清天下”，改变国家的风气。

郭泰是太学生的领袖，他去汝南，先拜访袁阆，结果“车不停轨，鸾不辍轭”，用今天的话说，车子还没停好，人就要告辞，不想跟袁阆说话了；然后去拜访黄宪，一天一天地不想走，还在人家家里住了两晚上。别人问他，他说，黄宪“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这个人就像巨大的湖泊，水体非常深厚，你去搅动，不会让它变得更浑浊，可是你去澄清，也不会让它变得更清澈——现代汉语实在很难传达“澄之不清，扰之不浊”这八个字的微妙，总之，《世说新语》最推崇的，并不是“水至清则无鱼”那种绝对的、干净的道德规范，而是作为人的完整、厚度和品格。《后汉书·黄宪传》在下面还有一句话，说郭泰评价袁阆，说他就像泉水一样，虽然清澈，但是水量很小。两相对比，我们很容易想象黄宪与袁阆二人的差异，也能理解他俩的高下之分。

不止是这些直接表达“品评”的故事，整个《世说新语》所记载的内容可以说都是品评的素材。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世说新语》的这一千多则言行录，有点像汉末魏晋名士们的考核材料，谁高谁低、谁好谁差，就从这些考核材料中体现出来。按照鲁迅的说法，《世说新语》堪称“名士的教科书”，他的意思是说，书中记下这些最有文化、最雅致的人的生活方式、举止谈吐，可能也有供人学习、效法的用途。虽然其中也有一些反面教材，总的来说还是以正面表达为主。

那么，这本名士教科书里面反映出来的名士面貌，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举一些例子。

首先，名士们对“美”有追求，而且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地表达了对男性颜值的赞美。

一个故事说，曹魏的名士何晏“美姿仪，面至白”，不但长得好，而且长得白。魏明帝曹叡怀疑他因为擦了粉所以才这么白，就故意在大夏天给他吃“热汤饼”（可以理解为面片汤），如果是化了妆，肯定会花掉。何晏果然吃得满头大汗，随后用官服擦汗，擦完之后“色转皎然”，显得更白了。补充一句，另外有资料说何晏“好服妇人之服”，也算一位女装大佬。

另一个故事说，潘岳字安仁，就是后世所称的“潘安”。他长得很美，年轻的时候在洛阳带着弹弓出去打鸟，路上的女孩子遇到他，都拉起手把他围起来，不放他走。左思（这位是《三都赋》的作者，“洛阳纸贵”这个成语的主人公）也学潘安出门溜达，可是他“绝丑”，结果路上的老太太都向他吐口水，左思垂头丧气回家了——这个故事实在是太戏剧性了，我高度怀疑，它属于谢安“特作狡狯”所讲的那类故事，但是光明正大的追求美貌、肯定美貌，确实属于当时的时代文化。

第二，名士们喜欢谈论玄理，其中又以《老子》《庄子》《周易》为核心，号称“三玄”。

大家会争论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比如有无问题、何为逍遥的问题、“名教”（儒家主张的社会秩序）与“自然”（道家理解的宇宙规则）的关系等等。

阮修是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的侄子。太尉王衍问他，老子、庄子跟儒家的思想有啥不同？阮修回答说：“将无同”——“将无”就是大概、也许、差不多的意思。王衍大喜，就请他做了自己的“掾”（属官）。因为阮修靠三个字就做了掾，所以世称“三语掾”。“将无同”三个字，概括了丰富的思想内涵，不但表达了对当时思想争论的看法，而且用词简洁、有韵味，引人思考。他能找到好工作，算得上是实至名归。插一句：另外有版本说三语掾是阮瞻，我们不展开了。

更多的是“清谈”，也就是互相辩论。何晏的清谈水平很高，有位年轻人叫王弼，对老子很有研究，还没成年时去拜访何晏，当时何晏高朋满座，都是辩论高手。何晏早就听说过王弼的名声，就拿出自己一向主张的道理讲了一遍，说：“这个道理我感觉已经到顶了，你还能反驳吗？”结果王弼当场就提出反驳意见，在坐的所有人都无言以对。然后，王弼又自己反驳自己，再反驳自己的反驳意见，如此几个来回，远超诸人之上。一代新星，就此升起。

清谈的胜负事关重大，《世说新语》里有许多记载，有人清谈通宵达旦，有人清谈恼羞成怒甚至打起来，还有人清谈思虑过度竟然累死。钟会写了一篇《四本论》，知道名士嵇康对此很有研究，很想让嵇康看看。但是又非常害怕嵇康批评。他怀里揣着这篇文章，走到嵇康家门口，实在不敢进去，就远远地丢进去，赶紧跑掉。很像现在的社恐，需要发一个重要信息，但又怕收到否定的回复，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发出去，却再也不敢看手机。

第三，名士们的个性都很鲜明。有的严谨，有的放荡，有的爱喝酒，有的爱嗑药，有的喜欢开玩笑。

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能为青白眼”，遇到喜欢的人就认真地和人家对视，“青眼有加”，遇到讨厌的人就直接翻白眼。他自己家里出了丧事，扬州刺史嵇喜去吊丧，嵇喜虽然是大官，但阮籍看不起他，“以白眼对之”。嵇喜的弟弟就是嵇康，听说这件事，就拿着酒、带着琴去找阮籍，两个人立刻成为好朋友。大概，嵇康平时就很不喜欢哥哥，听说阮籍也讨厌他，就觉得是自己的知己。

阮家是个大家族。阮籍和他的侄子阮咸都是名士，很穷，住在路南；阮氏家族其他成员住在路北，有钱。七月七日，按照风俗应该晒衣服，北边有钱的阮家人晒的都是绫罗绸缎，南边的阮咸拿个竹竿，在院子正中间挂了一件粗布的大短裤。别人问他，他说“未能免俗，聊复尔耳！”我也不能免俗，就随便晒晒吧！

竹林七贤内部也分档次，其中王戎的名声最差。但《世说新语》有一则故事是这样说的：阮籍、嵇康等人在竹林喝酒，不久王戎也来了。阮籍说，这个俗物，来了令人扫兴，“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戎笑了，说：“卿辈意，亦复可败邪？”像您几位的兴，也是别人能扫得了的吗？不得不说，这个回击非常漂亮。

比起阮籍、嵇康，王戎非常年轻。后来王戎做了大官，坐着高级的车，经过一家酒店，对车后面的人说：“当年我跟嵇康、阮籍就是在这家酒店喝酒。他们在竹林隐居，我也参与过。后来他们都死了，我也俗务缠身，‘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虽然和酒店近在咫尺，但感觉却像隔着山河一样遥远。真是令人惆怅。

以上说的都称得上是“名士风范”，但也有一些举动，不但在当时显得非常出格，就算放在今天，恐怕也要引人侧目。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喜欢听驴叫。他去世之后的葬礼上，曹丕也去吊唁，跟大家说：“王粲喜欢听驴叫，我们大家都叫一声，送送他吧！”于是大家都学了一声驴叫。在不同性格的人看来，这个画面的性质可能非常不一样。有人会觉得感动，有人会觉得荒谬，有人会觉得好笑。对当时的人来说，也是一种风采。

阮咸爱喝酒。同宗的人一起聚餐，他不用小杯，而用大瓮盛酒，大家围坐一圈，大喝一顿。有一群猪也来喝酒，阮咸毫不介意，也跟猪一起，照喝不误。

刘伶也喜欢喝酒，经常在家里赤身裸体。有人指责他，刘伶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是我的内衣内裤，你们进我内裤里干啥？

张瀚为人放荡不羁，大家都说他像阮籍一样。有人说，你这样固然开心快乐，难道就不考虑身后的名声吗？张瀚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死后的名声有什么用，不如现在手里的一杯酒。

殷羡要去南昌做官，临走的时候，南京城里很多人都请他给南昌的亲朋好友带信件。殷羡刚出南京城，走到长江边，就把这一百多封信全都丢到长江里，还念念有词：“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信哪你们该沉的沉，该浮的浮，反正我殷某人不能当邮递员。实在是太过分了。

张湛喜欢在自己书房前面种松树柏树。一般来说，松柏都是墓地上种的，家里没人种。袁山松喜欢出游，可是出游的时候总让手下人在旁边“作挽歌”，唱哀乐。当时人说，“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张湛的房子里像是摆了尸体，袁山松出游如同出殡。

下一个故事最有名：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住在山阴（绍兴），一天夜里下了大雪。徽之半夜醒来，开门赏雪，触景生情，忽然想起好朋友戴逵。戴逵当时住在剡县（在今嵊州）。徽之连夜乘小船去找他，第二天才到。结果，到了戴逵门前，王徽之没敲门就往回返了。别人问他怎么回事，徽之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晚上有这个兴头，所以我就来了；现在兴头没了，所以我就走了。跟戴逵有什么关系呢？

这些故事，大家当然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不过有一点可能是公认的，那就是那个时代的士人，很多都找到了“自我”。外在的成败、功利、等级、规则或许重要，但“我”才是我要坚守的根本，超越世俗，超越玄理，甚至也超越生命。

今天的读者读《世说新语》，或者会联想起短视频切片：一个简短的内容，没头没尾，但有的是金句，在很短的篇幅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可是，当我们回到历史，看看《世说新语》提到的那些人、那些事的前后左右，你会发现，切片就真的只是切片。

王戎提到的嵇康、阮籍都死了，原话是“嵇生夭，阮公亡”。为什么用“夭”呢？嵇康跟曹魏政权的关系比较密切，因而受到司马氏的嫉恨，他因为朋友的一个案子牵连而下狱，结果被司马昭趁机判处了死刑，连三千名太学生的联名上书都没能起到作用，最终被杀，年仅四十岁。在这其中劝告司马昭杀掉嵇康的，就是往嵇康家里丢哲学论文的钟会，原因可能是嵇康看不起钟会，给过他很大的难堪。而钟会本人，也在嵇康死后的第二年起兵反对司马昭而失败被杀，也只活了四十岁。

女装大佬何晏，小时候因为他母亲被曹操纳为妾室，所以在曹操家里长大。《世说新语》还有一个他七岁时候的故事，说曹操很喜欢他，但小何晏虽然住在曹家，却在地上画了一个框，自己呆在方框里，别人问他在干啥，他说这是“何氏之庐”，是我们何家的房子。听着让人十分心疼。后来，何晏娶了曹操的女儿，在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政变中，何晏本想投靠司马家，还帮司马懿稽查其他大臣，结果仍然没能逃过一死。何晏的母亲跟司马懿是旧相识，何晏的命保不住，幸好还保住了何晏的妻儿，算是没被灭门。

著名的美男子潘安，后来依附外戚，名声并不好。他在西晋的八王之乱中站错了队，被仇家报复，本人被杀，一个哥哥、三个弟弟也同时遇害。

“三语掾”故事的主人公阮修家里一直很穷，结婚还是名士们给他凑的钱。后来他做了官，在永嘉之乱中逃亡南方，结果路上被贼人杀死。

王戎的命比较好。他的太太和他关系大概比较融洽，一直称呼他为“卿”，这是上对下的称呼，在当时，先生可以这样称呼太太，太太不能这样称呼先生。王戎表示抗议，太太说，“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我爱你，所以才称呼你为“卿”，我如果不叫你为“卿”，你想让谁叫你“卿”呢？这样一说，先生当然无言以对。成语“卿卿我我”就是这样来的。八王之乱中，王戎与晋惠帝一起被劫持，到处流亡，最后死在河南郏县。

从东汉后期党锢之祸，到刘义庆所生活的刘宋建立，中间经过了两百多年的时间。这是《世说新语》的时代，也是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的时代。这些名士身为上层阶级，似乎生活可以好一点，但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身为士族，同样朝不保夕。比如阮籍，司马昭为了拉拢他，打算向他求亲，给自己的儿子司马炎求娶阮籍的女儿，阮籍不敢拒绝，又害怕卷入政治斗争，只好天天喝酒，连续大醉六十多天，司马昭完全找不到开口的机会，只好算了。虽然算是善终，但他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可以说是极其巨大的。

然而有意思的是，最残酷的时代却产生了最潇洒的魏晋风度。我们当然可以说，这种风度是消极，是抗议，是无可奈何，但《世说新语》剪裁的这些片段，却让故事的主人公以其个人魅力、而非人生历程被后世记住。我们读到他们的精彩碎片，一般也不会想到要去看他们的完整人生。我猜，如果他们地下有知，也会希望我们只记住那些高光时刻，而不是那些庸常、重复和不堪。

按照今天流行的说法，《世说新语》的时代绝对算得上是“历史的垃圾时间”，破坏大于创造，回暖遥遥无期。但《世说新语》的一千多则故事却在提醒我们，就算在这样的时代，甚至——尤其在这样的时代，人仍然能活出最闪亮的片段。也许这些人生碎片转瞬即逝，也许它们在人的整个一生中微不足道，但它们最终还是超越了时代，穿透了历史，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不朽传奇。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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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内容听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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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得到精选》。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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