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逸：要帮孩子建立历史知识体系吗？

你好，欢迎来到《得到精选》，我是李南南。

今天的内容来自于熊逸老师的《熊逸讲透资治通鉴2》。眼下正是国庆假期，很多家长可能会带着孩子看各式各样的文化古迹，那家长们也一般都会趁这个时候给孩子们讲点历史相关的知识。

注意，到这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应该怎样给孩子讲述历史知识呢？有的家长觉得只要讲得好玩，让他觉得有趣就好，毕竟小孩子也不需要理解得那么深刻。但是也有不少家长觉得学习历史必须得系统化、体系化。说白了，就是得建立一套关于历史的知识体系。

那么，这两种方式到底哪个更适合孩子呢？来，咱们一起听听熊逸老师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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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欢迎来到《熊逸讲透资治通鉴2》，这是课程的问答时间。

> 九娘六妈熊老师您好！ 我是一位普通的俩男娃的妈妈，虽然我和爱人都毕业于清华，但我俩都是典型理工科学生，从小的文史功底都很薄弱。我其实是从30岁之后才开始真正体会到读书的快乐，特别是感到自己对历史的兴趣。 伴随着两个孩子逐渐长大，我也越来越发现男孩子天生有一种对历史的兴趣和好奇，他们总是会追问我一些历史典故。 那有没有可能，我定下一个目标：5年内我读完《史记》和《资治通鉴》，一边自己读书，一边帮他们建立中国史体系呢？

熊答：首先必须感谢厚爱。我已经发现我讲的文科内容比较受理工科同学的喜欢，反而文科生总躲着我。然后，关于孩子的兴趣，坦率讲，我觉得你可能想多了。

我想稍微发散一点来谈谈这件事。

成年人理解小孩子，难免出现误解。这个现象是我一直感到困惑的，是不是很多人成年之后，就忘记了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和感受了呢？

以吃饭为例，我很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候但凡不好好吃饭，一定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不饿。至于为什么不饿，可能刚刚吃过零食，也可能上一顿饭吃撑了。但只要觉得饿了，自然会找饭吃，这是小动物都会的，为什么父母总是觉得小孩子不知道饥饱，总要强行喂饭呢？

我和你的两个孩子有过同样的经历，所以我猜，他们未必真的是对历史这门“学科”有多强的兴趣，而是对整个世界的来历产生了好奇。这实在是人的天性。人一旦对因果关系有了哪怕是最粗浅的认知，都很容易刨根究底——比如小孩子最常问爸爸妈妈的问题是“我是从哪儿来的”。

不同时代的父母会有不同的回答，有说“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有说“从妈妈肚脐眼里生出来的”，每种答案都带着时代的烙印，而重点是，不管答案是什么，面对的问题总是一致的，小孩子也总是天然就会问出这个问题，而不是受了小伙伴或者任何信息来源的暗示。

等小孩子长大了，他们当中那些尤其喜欢刨根究底的人，就会发展出所谓哲学意识，严肃面对这样一个经典问题三件套：“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不同的答案引领不同的人生，于是大家有信佛的，有信大梵天的，有信上帝的，有多神论者，有一神论者，有无神论者，有玄而又玄的，有理性至上的，等等等等。

如果我们对这些答案和问题在心理层面追根溯源的话，就会发现一切的一切无非是因为我们天生自带一套因果思维模板，仅此而已。

所以我们坚信：一切事物都是有原因的，一切原因也都会导致某种结果。

换言之，既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因果律到底是客观规律呢，还是主观认知模式呢？

如果是主观认知模式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观察到的因果关系就像眼睛看到的颜色——客观世界其实并不存在颜色，只存在不同波长的光波，是我们的眼睛作为感光器官，以及神经和大脑作为翻译机，把不同波长的光波解读为不同的颜色。

世界上所有人的生理构造大差不差，所以感光和翻译的套路也大差不差。但也有一部分生理构造有点特殊的人，最典型的就是红绿色盲。

因为红绿色盲者只是少数人，所以多数人才把红绿色盲称为缺陷。有红绿色盲的人也确实会在生活当中感受到各种不便，但这些不便本质上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存在什么“缺陷”，而仅仅因为他们人数少，多数人在设计各种颜色应用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照顾他们而已。

那么，如果因果律也是主观认知模式，而不是客观规律的话，会不会存在因果律层面的红绿色盲呢？我并没有做过研究，但仅从生活经验和直观感受而言，我觉得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很多时候在跟别人讲理的时候，真是掰开揉碎也讲不通啊。

退一步说，即便因果律确实属于客观规律，但在我们理解世界的时候，总也甩不掉它——在这个意义上，同样可以说因果律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辈子也摘不掉的一副有色眼镜。

同款有色眼镜还有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

康德讲的十二范畴和二律背反就是这么来的，我在《熊逸书院》讲过。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就很想知道，以前是什么样呢？以前的以前呢？以前的以前的以前呢？当种种“以前”还都停留在“有史以来”的阶段，小孩子的这种兴趣和好奇就容易被大人解读成“爱好历史”。

但小孩子的追问很快就会突破“有史以来”，到达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境地，想知道人从何而来，生命从何而来，宇宙从何而来。所以我小时候的兴趣点很快就转向了生物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到处找书看，参加学校里的相关兴趣小组。后来仅仅是因为老师的教学方式跟我太不合拍，把我的兴趣浇冷了，我的兴趣这才转向文科。

所以，当我老去，头发花白，睡意沉沉，随手取下一本书却忽然展开回忆的时候，我会问自己：小时候的我真的对某一门学科，或者某一个领域有兴趣吗？

不，我想，那只是因为我在发育的初级阶段忽然对因果律形成了理性认识的萌芽，于是就有了各种抓心挠肺的好奇，而想要满足的仅仅是刨根究底的好奇心，却完全没有形成知识体系的意识和动力——即便真有，恐怕也会兴趣寡淡吧。

所以，如果你想给孩子建立中国史的体系的话，就怕反而会浇灭他的兴趣。

我总觉得，人在成年之前，“知识体系”这种东西很容易束缚想象力和好奇心，未见得真是好事。

心理学家布鲁玛·塞加尼克做过一个很著名的实验，她给被试者们分配了一些简单的任务，比如解数学题，或者做个简单的手工模型，但她经常打断他们，让他们停下手里的活计，听从某个新的安排。结果可想而知，到了结束的时候，很多任务都不了了之。

但真正的重头戏是在几个小时之后——塞加尼克开始让大家回忆方才做过的那些任务，这才有了那个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所谓塞加尼克效应（Zeigarnik effect）：当一个人着手完成一件事的时候，如果因为中途被打断而导致这件事没能完成，那么比之做完的事情，他对前者的记忆会比后者清晰一倍。

而《旧约·创世纪》这样一套解释世界和人类从何而来的知识体系，小孩子很容易接受。而在接受一种体系之后，相关的思考就会闭合，就像餐厅服务员对那些已结清的账单转眼间就会忘记，对未结清的账单印象深刻一样，因此就有了心理学所谓塞加尼克效应。

几乎任何一种体系都是解释世界的趁手工具，无论它是对是错，都能带给人踏实的感觉。这种感觉既很美妙，又很危险。

之所以说它美妙，是因为它给了心灵以锚和港湾，让生活不那么惶惑和艰难；之所以说它危险，是因为它的机会成本也许超高，“那条未走的路”很可能比正在走的这条路风景更美。

我们的认知模式终归是体系化的，就像我们终归摘不掉时空和因果的眼镜一样。对于生活而言，这确实是一桩便利的事，但这一定就好吗，就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带来的便利的婚姻一定就好过一波三折的自由恋爱吗？

各种历史记载，包括《资治通鉴》，都属于体系化的呈现，那么，换一个体系的话，看到的很可能就是不同的历史风貌。

我这门课，其实经常在做“去体系化”的努力，方法其实也很简单，无非就是引入不同体系下的解读模式，不以某一种体系为权威而已，这或多或少也算是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多元化”的一种表现。

这就好比，如果我是一名母亲，被孩子问起自己从何而来的时候，我并不会给出唯一的答案，而是耐心讲述我所知道的若干知识体系当中的不同的答案，并且不带感情色彩地认真分析出为什么在某一个体系之内会产生某一种答案。

当然，如果我真的这样教育小孩子，小孩子肯定已经疯了。即便是成年人，往往也受不了这种反人性的剖析问题的方式。我很清楚，能够接受这种风格的人并不太多，很多人在误入我的内容之后都会以气急败坏收场。所以在“得到”，我真的很感谢每一个一路陪我走下来，没有弃我而去的人。

最后想说的是，我这回谈的主要是个人的经验和感受，未必就有多大的普适性，也不存在严密的论证，更何况我也不是育儿方面的专家，所以我讲的这些，只要当成闲聊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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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内容听完了。

假如你对历史相关的话题感兴趣，那么熊逸老师的《熊逸讲透资治通鉴》这门课非常适合你。在得到首页搜索“熊逸”老师的名字，就能看到课程的订阅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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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得到精选》，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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