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衡：现代欧洲的历史主线是什么？

你好，欢迎来到《得到精选》，我是李南南。

今天的内容来自于顾衡老师的《顾衡讲透欧洲史》。有的同学可能会问了，这门课不是已经更新完毕了吗？别着急，这门课还有一个重要的续篇。没错，顾衡老师即将回归，给欧洲史这门课增加一个重要的补充。到底是什么呢？

来，话不多说，咱们有请顾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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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顾衡，欢迎来到《顾衡讲透欧洲史》。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三个月的假期一眨眼就过去了。休息一段时间后又来上课，就有一种高考结束后还没玩痛快又要上补习班的即视感，同学们辛苦了。咱们这个欧洲史260讲正课只讲到了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和1688年的光荣革命。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这段历史，对于理解今天的世界是很重要的，我会继续花三四十讲左右的篇幅来跟你讲，同学们还是要咬咬牙，再坚持坚持。

有不少同学感慨，今年这个欧洲史特别难。不熟悉史料当然是一个原因，再加上欧洲人起名字很古怪，女的都叫玛丽，男的都叫亨利，让人昏头胀脑。史料不熟悉，这个没有捷径可走，只能慢慢积累，就像华夫饼干在牛奶里慢慢泡。但是说到降低课程难度，倒是有一个捷径，就是改变自己的历史观。

我和同学们一样，从中学开始就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说法奉为圭臬。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当然是有影响的，比如民族主义思潮和人民主权理论的兴起，离不开交通工具的改善、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以及人口的爆发性增长。如果没有大规模机械化生产，自然不会出现几千人、甚至上万人规模的大工厂。而在一个师傅带十几个徒弟的手工作坊时代，靠出卖劳动为生的无产者当然无法形成成规模的组织，也就无法展现出与他们人数相匹配的政治力量。这就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方方面面的影响。

但是，如果我们把经济基础视为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因素，或者说把它理解为历史发展的主线的话，用《企鹅欧洲史》第七册的作者理查德·埃文斯的话说，“这在智识层面就未免太贫乏和无趣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那么这个上层建筑就应该具备经济理性。比方说我和你都是一家股份制公司的股东，我有两股股票，你有一股股票，那么我就有两倍于你的投票权重。我的风险和我的收益成正比，这个叫经济理性。但是到了政治的场域，百万富翁是一票，领救济金的穷人也是一票。这样的上层建筑怎么可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呢？

历史上，很多大的社会变革往往并不是由经济因素驱动的。比方说战国时期的商鞅，率先用一夫一妻小家庭取代了氏族部落，通过动员平民上战场统一了中国。这个石破天惊的大变革为什么会发生在秦国，这个问题能从经济层面找到答案吗？再比如：冷战时期，全球分为两大阵营，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说法的，主要是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阵营的30多个成员中，最富的东德和最穷的埃塞俄比亚人均收入差了整整50倍，但是它们的上层建筑却是相同的，这个用经济基础能解释得通吗？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看到一些同学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别扭，那就肯定会觉得这门课难。虽然我也没有百分之百的信心认为我就是对的，但我还是恳请同学们暂且先无条件、无保留地接受我的这套叙事逻辑。课听完了，多了解了一些事实，然后咱们再来讨论，这样的讨论才比较有质量。

我还是喜欢从思想观念的角度来解读历史。不管是哪儿的人，也不管哪朝哪代，人们在组建一个政治社会的时候，除了暴力强制，还要依仗一个共同叙事。在欧洲，这个共同叙事就是由基督教提供的。我花了大量篇幅介绍历次大公会议，以及基督教各主要教派的教义之争，原因就在于，我相信这是我们理解西方文明的钥匙。如果你了解了基督教教义的演化过程，那你就不难发现，从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思潮，再到存在主义哲学，再到今天的所谓价值多元化运动，其实都没有脱离基督教的框架和范式。

我用了“体用倒置”这个词来界定了、或者说是描述了欧洲文明的本质。欧洲人这个古怪的体用倒置可以追溯到圣奥古斯丁，他宣称基督教并不需要为罗马帝国的衰亡负责。相反，罗马帝国只是个工具，是基督徒们前往天国的客栈和歇脚处。圣奥古斯丁死后700多年，到了十一世纪，在格列高利七世、乌尔班二世、英诺森三世等一批教皇的努力下，教会终于确立了君权神授的原则。整个欧洲被理解为一个基于基督教的共同体。在这个基督教王国中，教皇作为上帝的代理人，为尘世间的每一位国王提供统治合法性。就像一个集团公司的老总任命一个个分公司经理一样。

但随着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和阿维尼翁之囚的发生，教皇的权威一落千丈。到了1517年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国王们无法在他们的王国中做到教义统一，君权神授原则破产，主权理论粉墨登场。前面我们说过，主权（sovereignty）是个拼凑的概念，知识分子们抬出了自然法、契约论和上帝直通，一大堆说法，跟满汉全席似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宣称一国之君在他的疆域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博丹就说过，主权就是君权至上。

这个从君权神授走向君主专制的过程，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就类似于一个宗族祠堂被拆掉了，改由各家拜各家的神。各家拜各家的神之后，国王的统治合法性就来自于彼此的竞争。《企鹅欧洲史》第六册的作者蒂莫西·布莱宁把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到1815拿破仑倒台的这段历史，定义为国王不断追求霸权的过程，所以他的书名就叫《追逐荣耀》。

咱们欧洲史前面五个模块，内容就两个：君权神授这个共同叙事的建立过程，以及从君权神授到主权在君的转化过程。而第六模块的内容则是从主权在君向主权在民的转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从主权在君向主权在民的转化呢？因为国王们在互相竞争、追逐荣耀的过程中，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不动员平民，则无法战胜对手。可是如果放手动员平民，就无法遏制民族主义浪潮。这个两难的困境，之前我在《顾衡好书榜》里介绍过美国历史学家大卫·贝尔的《发明民族主义》，说的是路易十五输掉七年战争之后，国王的权威受到了严重损害，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和随后的拿破仑无所顾忌地放出了民族主义和人民主权这两头猛兽，对整个欧洲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那说到人民主权，人民是谁啊？拥有主权的人民如何组织社会？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理论和尝试。这个时期的主旋律，用《企鹅欧洲史》第七册的作者理查德·埃文斯的话说就是，每个阶层都“渴望获取权力，以便把自己的观点付诸实施”，所以《企鹅欧洲史》第七册的书名就叫《竞逐权力》。

1815年拿破仑被击败后，在梅特涅的主导下，欧洲列强在维也纳通过一系列公开的和秘密的条约达成了脆弱的均势。但是民族主义和人民主权这两个怪兽不肯乖乖回到瓶子里去。在这两股力量的反复冲击下，1848年法国七月王朝垮台，民族主义、人民主权和普选就此形成三位一体，为随后更大的危机埋下了伏笔。在人民主权出台以前，两国打仗是国王与国王之战，现在变成了人民与人民之战，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即爆发，战争的规模和残酷性被成百上千倍地扩大。所以，《企鹅欧洲史》第八册的作者伊恩·克肖把他的书起名为《地狱之行》。

纵观2000年来的欧洲史，西方政治文明所依仗的共同叙事分为三个阶段：君权神授、君主专制和人民主权。《企鹅欧洲史》丛书第六、七、八册的书名——《追逐荣耀》、《竞逐权力》和《地狱之行》——非常直白地呈现了从主权在君到主权在民的这个转换过程。而这，正是咱们这个欧洲史第六模块的主线。

第六模块的内容我打算以国别史的方式来呈现，分别是法国、英国、德国和俄国。有些内容在《顾衡好书榜》里已经有所涉及，比如德国我们介绍过俾斯麦，俄国我们介绍过《走向火焰》，同学们今天再回头翻翻这两本书，相信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好，今天的内容算是第六模块的一个提前预告，我们的课程从6月30号开始正式更新。我是顾衡，感谢你的收听，咱们6月30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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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内容听完了。

现在顾衡老师的《顾衡讲透欧洲史》即将回归，现在购买课程还可以享受618的满减优惠。课程原价299元，现在只需要249元。在得到首页搜索“顾衡”，就能看到这门课的订阅入口，推荐你现在加入。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得到精选》，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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