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答：「重农抑商」的原因是什么？

> 读者 思蜀：突然想到商代的那些人牲人殉制度，和中美洲的玛雅、阿兹特克文明很像，时间差不多，也都是拿活人来献祭。 差不多同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却文明开化很多，有《汉谟拉比法典》这样保障正义、保证财产安全的、超越时代的内容。 请问万sir，这是什么原因？

> 万维钢回复——

应该是因为农业。中国从六千年前就有了农业，但一直到商，都不能说是一个“农业国”，因为并没有完全农业化。商那个时候中国的气候还很湿润温和，到处都是丛林和湖泊，有各种野生动物，很适合狩猎。商人过的是比较野性的生活，可能在他们眼中，异族人和动物没有本质区别。

而农业化导致定居，带来剩余粮食，剩余粮食又带来城市和分工，有了城市才能系统性减少暴力、迎接文明。如果你经常能接触到很多生活条件不错的人，你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什么暴力，你看到人们规模化地养殖猪牛羊之类的动物，你可能会认为人和动物有本质区别。那么人祭就会变得不可接受。

为什么与商同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比商文明开化很多？因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比中国文明提前两千年实现了完全农业化。在中国还没有文字的时候，人家那边不但已经有了发达的楔形文字，而且有专职文职人员、有会计系统、有法律条文了。而且他们有高度发达的城市——不是一个是很多个城市、有青铜技术、马车技术和文化艺术。

那你说为啥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比中国提前两千年进入农业社会呢？这大约只能用戴蒙德《枪炮、细菌与钢铁》一书中的说法，是因为两河流域那边碰巧有比我们这边多的可驯化的植物和动物。其实中国的农业条件也不错，但是比两河流域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这本书中把两河流域看做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他制作了下面这张表格，列举东西方在驯养动物、人工种植植物、实现完全农业化、出现文字的时间表，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在各方面都领先我们两千年。

值得一提的是，这张表格认为西方出现人祭也比中国领先两千年。

![图片](https://piccdn.umiwi.com/uploader/image/ddarticle/2022121717/1794511904417281928/121717.png)

莫里斯在书中有一处提到，有一些证据表明，人祭是在公元前5000年从今天土耳其之类的地方传到中国的。但是在另一处，也提到有学者认为人祭是中国独立发明的。

> 读者 黄武洪74611268：马车是外来技术？万老师能展开讲讲吗？

> 万维钢回复——

一项技术到底是中国本土原创的还是跟外人学习的，本来并不好区分，但是考古发现还是能提供一些线索，有时候是很强烈的证据。

许宏先生有本书叫《东亚青铜潮》（三联书店，2021），列举考古证据，说明中国这片土地上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是新疆，时间在公元前2000年，然后是甘肃青海陕西在公元前1900年，然后是北方的朱开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再往后才是中原的二里头，也就是夏。「这条路径清晰地勾勒出早期青铜文化流播的主方向是自西向东」。

那么你再考虑到两河流域在公元前4000到3000年就有了青铜，我们显然可以非常合理地猜测，中国的青铜技术是外来的。但是你考察中国商代以来的青铜器造型、冶炼方法，又有很强烈的本土特色，说明中国把青铜技术给发扬光大了，加入了相当多的原创成分。

而马车，考古证据就更直接了。李硕书中列举证据说明商中期以前中国没有系统性使用马匹的痕迹。在伊恩·莫里斯的《西方将主宰多久》书中列举研究说，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战车是公元前12和13世纪商王武丁时期的。考古发现安阳上层人士中有几十辆战车，包括配套马和人都被殉葬。

而这些战车的样式，非常像公元前2000年哈萨克斯坦的战车。考古学家有一条证据链显示战车是从西亚到中亚、再传到中国。

我觉得这没啥不好意思的，重要的不是祖先有多厉害而是你有多厉害。

要论祖先，要知道连「中国人」都不是原生在中国这个地方的人。我们不是什么北京猿人、元谋人、蓝田人的后代，他们是比我们更早来到中国的“直立人”。相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是“外来人”——但我们是“智人”，是我们开启了新石器时代。

> 读者 耿宇鹏、马踏飞燕：周文王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怎样完成这种类似微雕的甲骨文刻写和读写的？

> 万维钢回复——

李硕老师12月9日做客贾行家老师的「行家茶坊」，有读者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很可能古代有些人就是眼睛特别好，也许周文王就是这么厉害。我觉得也只能这么解释。另外推荐看这个访谈的直播回放。

> 读者 袁憬2022：请问既然周公设计的这套世界观和宗教体系在当时如此先进，如此自洽。那为什么，最终中国本土宗教的生态位会被外来宗教占据呢？为什么没能在周公设计的宇宙观上发展出一套完善的宗教体系呢？

> 读者 手可摘星陈·澍：翦商过后“宗教就已经从中国政治体系中退场”，那宗教信仰在先民当中的心里空白总得被其他的什么所填补吧，地方神又是如何登上历史舞台的；宗教在中华文化当中是否有返场的“逆流”出现呢？

> 读者 黑小夜：宗教如此早从中国政治体系中退场。对于我们到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 万维钢回复——

什么是宗教呢？一个完整的宗教，得能提供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把人组织起来系统性地学习和推广教义，能给人提供一揽子人生解决方案才行。像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这个水平。而周以后中国本土出现的一些有宗教性质的活动，像道教、什么关帝庙、妈祖之类，根本没有这个水平。

郭建龙在《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这本书中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曾经组织过一场佛教和道教的宫廷大辩论。道教弄出一本书来叫《老子化胡经》，非得说佛陀是中国的老子前往印度变成。佛道双方各出高手，当着忽必烈的面辩论这本经书说的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结果道教一方不但逻辑有硬伤、也不懂任何辩论技巧，落得大败。

中国本土宗教水平为啥不行，应该还是周公和孔子的遗产。儒家占领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聪明人没必要、也不屑于去搞那些神神叨叨的东西，道教根本得不到优质智力资源。

但周公世界观只约束天子，孔子又提倡敬鬼神而远之，而老百姓还是有迷信需求，于是给外来宗教提供了机会。特别是佛教，一传入中国就受到了民间热烈追捧。这其实也容易理解：儒家这点东西太简单，没有什么看头；人家佛教里又有佛、又有菩萨和金刚的修行路径、又有三千大千世界、又有转世轮回、特别是有特别能吸引读书人的各种哲学思辨，这个思想资源太强大了。

那么从韩愈开始，到宋代的朱熹等人，就很想把儒家学说升级，也弄个一揽子世界观和人生解决方案，这就是所谓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有一定的思辨内容，但是可以说仍然是非常空洞的，跟佛教、跟基督教经院哲学都没法比。最关键的原因可能还是中国已经把儒家学说定位成官方正统，读书人不能随便开脑洞质疑。对比之下，人家佛教、基督教都可以自由辩论。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历史路径依赖：周公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发展。每一种宗教都解决了一些问题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很难说绝对是利是弊。我个人觉得，跟阿拉伯世界相比，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国人的头脑更容易接受新思想；跟印度人相比，中国人的务实态度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 读者 EVGENIY：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跟“翦商”有没有联系呢？是不是太过残暴的商文化让周以后的中华文化有些矫枉过正了呢？

> 读者 薛定饿着猫：重农抑商这个政策，当初制定出来倒是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政策居然连续实行了两千多年。即使到了今天，我们早就以“工业化、现代化”为目标，但关于农业领域的对外开放问题，仍然非常谨慎。 所以，不知道这和万老师今天说的，周人以农业起家形成的中国人的性格，有没有关系？

> 万维钢回复——

重农抑商最早的确是从翦商之后开始的，周崇尚农业，故意把经商的人的地位搞得很低。但是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重农抑商应该不是很严重，人们非常清楚经商是赚钱最快的手段，有些大商人纵横于各国之间，力量挺强。

真正搞重农抑商，还得是秦制以后。这其中大概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古人认为天下的财富本质上是农民创造的。粮食是经济的根本，就算你搞搞什么纺织之类的手工业，也得依靠农民种桑养蚕。那天下财富就这么多，你商人倒买倒卖就把自己弄这么富，这不是巧取豪夺吗？市场的力量在古代的作用并没有那么明显。

另一个，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是个皇权专制国家。中国这个地方只能有一家的力量说了算。而商人，却是一股有财富、有组织、有自己的利益、可能独立于政府权力的力量。

商人做大了可以左右一个地区的经济、可以主动要求维护自己的权益、可以给想要上进的人提供一个政府之外的去处，这是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中国统治者讲「利出一孔」，最好天下所有人想要上进就只能通过我，这样我才能永远一呼百应。

中国两千多年秦制时期，只要是涉及到“经济命脉”的大生意，必定是收归国有。像宋朝所谓的民间商业繁荣也只限于普通服务业，而且连服务业也得由政府特许经营。明清所有大商人都是所谓“红顶商人”，有一定的官方关系。中国商人赚了钱从来不敢去搞什么“百年商业帝国”做大做强，都是买点土地享受生活，争取后代出个能做官的读书人。

其实工业革命以前的西方政府也很想抑制商人，只不过因为封建制的体制和欧洲的分裂局面导致政府力量不强，做不到。商人可以跟政府讨价还价谈条件，最终通过民主制衡解决了共存问题。

✵

本周有很多读者问我美国实现核聚变点火的事情，这个其实没有吹嘘的那么厉害，咱们下周专门讲。

![图片](https://piccdn.umiwi.com/uploader/image/ddarticle/2022121717/1794512441288247304/121717.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