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答：现在还会有「低垂的果实」吗？

来自日课：经验与特殊

> 读者 枸杞：万Sir，如果面对新领域，所有玩家都不愿意做“先锋者”，都希望摸着前人的“教训”过河。那大家会都在站在岸边干瞪眼吗？

> 读者 呢了同学：可是万 Sir，如果都想做后浪，那就不会有前浪了，每个人都选择用现成的，岂不是就不会有创新了吗？

> 万维钢回复——

傅以斌说的做大项目，往往是在你有选择权的情况下怎么做。 像丹麦政府那个IT项目，早点做晚点做关系都不大，那么等一等，借鉴别人的经验是正确的策略。但很多时候当事人并没有选择权，硬着头皮必须上马，又或者像奥运会这样主要算的不是经济账，那么他们就是最好的先行者。

就算不是因为必须上马，也不用为先锋者的生态平衡担心，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人就是喜欢做前浪。

我们前面讲《关键难点》的时候讲过电视机的发明人费罗·法恩斯沃斯，美国无线电公司用10万美元买他的专利，那是他最好的选择，可是他拒绝了，非得自己干。结果因为一没有大规模生产能力二没有内容渠道，惨遭失败。可是后人吸取了他的教训吗？

你可能听过间歇式雨刷器的发明人罗伯特·卡恩斯（Robert Kearns）的故事。老式雨刷器都是不间断地来回刷，卡恩斯发明了能刷一下、停一小会儿、再刷一下的像人眨眼一样的雨刷器。他当时最好的选择是自己拿专利，授权给各大汽车厂商生产，完了你拿着钱再去发明别的东西。

但是卡恩斯非常想拥有自己的工厂。他非得自己生产这种雨刷器，然后一个个卖给汽车厂商……长话短说，先是福特公司，后来又有别的公司，都直接盗用了卡恩斯的设计，啥都没给就把雨刷器用在了自家车上。卡恩斯的结局是用了一辈子跟这些车厂打官司，最后收获3000万美元的赔偿，可是他从未享用过那笔钱，也没有再发明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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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他想要拥有自己的工厂这个梦想。卡恩斯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但是很明显，将来还会有人这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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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一种企业家精神。我们有时候嘲笑别人为梦想买单，但这些有梦想的人在推动世界进步。我们下周要讲经济学思想家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的一本新书，其中会专门研究这个精神。

> 读者 程序：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参照行业的平均标准。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有自己的独特性，而这个独特性，恰恰是我们能够比行业其他平均标准做得更好的一点，请问有什么方法和征兆能够在计划项目的时候就鉴别出来这些点？

> 万维钢回复——

独特性肯定是存在的。比如如果别家公司做这样的项目都是用老技术，而你们刚刚掌握了一项新的自动化技术，按理说能够大大加快项目进程，那的确可以说是个独特性。但还是那句话，我们非常容易高估自己的独特性。

就拿文中提到的传记作家罗伯特·卡罗来说，他本来就是个快速高产的写手，可以说比行业大多数人都快。那按理说他这样的人要写本书，肯定也应该比一般人快才对，这还能有啥问题？

同为作家，我大概能猜到中间出了什么问题。卡罗手快不假，但是卡罗想法也多、要求也高。他能看到别的作家看不到的可能性，他愿意花别人花不起的功夫去探索那些可能性，而且他对素材的入选标准比别人高得多，所以他动作虽快，进度却快不了。你让他写一部普通的作品，他当然可以比别人快三倍写成；但是他不写普通作品。

他合理估计了自己的速度，但是没有估计到自己会遇到的机会和挑战。

所以你总是做过才知道。没做过，问问别人是最好的办法。

来自日课：模块化

> 读者 高聪：模块化的好处是重复，但是人天生不喜欢重复，一个东西做三遍以上就很无聊。那我们应该怎么克服天性，使用模块化来让我们的项目按预期完成？

> 万维钢回复——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外包。模块化的本质是把大项目分解成一个个容易执行的小部分，但其中并不是所有部分都是重复性的。

拿做饭来说，再了不起的厨师也不可能自己种田，他做出来的菜充满个人风格，但是他使用的食材都是标准的模块。也许肉是从日本来的和牛，蘑菇是云南野生采摘的，但那些也是模块，而且米饭可能就是普通的米饭。

以前有个画家叫陈逸飞，他的作品好像至今保持着拍卖成交价纪录。他擅长用油画手法画中国元素的东西，作品识别度很高，很受欢迎。但陈逸飞恰恰是使用了模块化、也可以说是流水线的方式作画。据说 [1] ——

> “千禧年前后，陈逸飞开始舍弃过往风格，转向相对粗犷一路，以大笔触描摹人物和风景，绘画周期大为缩短，而且更显大气，买家反而愈加追捧，这更让逸飞信心大增。那段时间，画家常常7，8幅画同时开工，因油画需层层描绘，但油彩未干又不能继续，故几幅画一起画可节省时间，画家基本功又扎实，作品照样大气厚实。”

而且他把大量底层的工作 —— 包括绷画布和打底 —— 都交给了助手。我们外行可能以为油画从头到尾都是创造性工作，但其实有大量的重复性劳动。把这些劳动交给助手在国外早就是惯例，在国内则是个新鲜事物。陈逸飞有几个助手跟他一起干，有的出去后说自己曾经给陈“代笔”，引起一番风波，陈也一笑了之。关键是画作最上面一层体现出画家的「笔性」是无法代替的。

陈逸飞已经在2005年去世了。现在回头想来，我们应该很庆幸他当初用了助手：否则现在哪有那么多他的画。

来自日课：冒险家和工匠（完）

> 读者 朱兴兵：做大事的时候，大事任务的提出者、策划者和执行者通常情况下可以是一个人吗？不这样做和这样做的优缺点是什么？应该怎么来考虑这个分工呢？

> 万维钢回复——

提出者、策划者和执行者是同一个人，这种情况应该只发生在小公司。优点是你最知道你此时此刻想要什么，可以随时取舍，决策效率高，但是缺点十分明显，那就是不专业。

策划和执行项目都需要高度的专业水平，最好找做这个事儿最有经验的人来做，这个人很可能是公司以外的人。然后下次你做别的项目，再请另一拨人来。

而这样做还有个好处是方便问责。提出和拥有项目的人只授权不做事，然后你们做的好不好我可以问责，也只有这样才能问责，才有人负责。不然自己的事儿自己做，做的好与不好都不值得评估，别人也不敢给你评估 —— 而没有评估，就没有总结和改进。

来自日课：科技新闻、潜能和「小波动」

> 读者 Odmu：LK-99像是藏得很隐秘但又很容易摘取的低垂果实，如果常温常压的超导体能够量产，那才算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万老师，如果站在上帝视角，您觉得大概会不会还有很多明明是非常简易实现，但人们却不知道的，能彻底改变人类文明的理论和方法呢？

> 万维钢回复——

世界上低垂的果实是比较少的，因为科技进步更像是开疆拓土，而不是等待天上随机掉落低垂的果实。所谓开疆拓土，就是你得先突破一项基础性、平台性的技术 —— 也就是我们前面AI专题里说的「通用技术」，才能打开一大片新领域，解锁各种新的可能性。

比如电力就是这样的技术。像电风扇、洗衣机、电动剃须刀、电锯、电动汽车这些东西，应用场景不同，发明人也不同，但它们本质上是同一种东西：用电力驱动，让某个东西转动起来。没有电力的年代，你脑子再聪明也发明不了这些东西；一旦有了电力，发明家举一反三，这些东西是必然出现的。

像计算机、互联网、智能手机、AI，也是像电力一样的通用技术。这些技术突破了，各种应用随之就会展开。现在我们正好处于AI应用的展开期。

而这些技术的突破是有一定顺序的，往往跟当时人类的综合生产力水平有关系。如果一个社会连机械钟表的技术都没掌握，根本做不了任何精密的东西，你不可能指望这个社会能出一位科学家去做电磁学实验，更不用说发明电力。

常温常压超导有可能也是这样的技术，韩国人捡那么大一个漏的可能性太低了。从目前能证实的超导成果之难，我感觉普及超导对社会综合科技水平有极高的要求，也许我们还配不上拥有常温常压超导。

但是话也不能说绝，有些机会就是明明在你眼前，你看不到。

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是拉杆行李箱。今天你在机场、在火车站，几乎所有行李箱上面都有轮子，可以一个人拉着走。甚至有人每天上下班都带个拉杆箱。可是你绝对想不到，在行李箱上直接安装轮子这个做法是1970年才被一个叫伯纳德·萨多（Bernard Sadow）的人发明的。他是看到有人用推车拉行李才产生的灵感。然后一直到1987年，美国西北航空一个叫鲍勃·普拉特（Bob Platt）的飞行员突发奇想，把行李箱竖起来，下面装轮子上面装拉手，才算是真正发明了拉杆行李箱。这个东西最早还是航空人员专用，后来才全面普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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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1987年以前，那些外出旅行的人都只能提着、背着或者扛着包走。你想想那是一个多么荒唐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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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主流技术，叫做扁担。

行李箱和轮子这两个东西在人类文明中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那为什么，把轮子装到行李上这么简单的操作，这么晚才被发明呢？

这跟民用航空刚刚普及可能很有关系，毕竟以前没有很多人有独自一人带个行李出门的需求。但是你解释不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扛着扁担却想不出拉杆箱来。

纳西姆·塔勒布在《反脆弱》一书中也提到了拉杆箱，他对此的评价是像轮子这样的通用技术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选项，也就是 option，也可以叫期权 —— 行使选项，总是没有那么容易的。他说比如输血疗法，在医学上早就发明了，可是很久之后才被推广开来。换句话说就是从点解决方案到系统解决方案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空间。

塔勒布认为这是因为人们都习惯于按部就班地做事，不太经常搞试错革新。换句话说就是折腾得太少。那要这么说的话，也许眼前还有一些东西是你看不见的低垂的果实，也许你就是那个穿着西装扛扁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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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http://collection.sina.com.cn/plfx/2015-12-01/doc-ifxmazmy2297665.shtml

[2] https://www.forbes.com/sites/michaelgoldstein/2019/04/15/the-triumph-of-the-roller-ba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