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控制到塑造（上）

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生活在自己非常熟悉的环境之中，因为熟悉，所以你会觉得很合理。如果你有机会经历一些不一样的事物，你可能会发现生活中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这一讲咱们说说怎么应对那些不合理。

哈尔滨有个著名景点叫中央大街。这是一条步行街，有充满历史感的道路和建筑，有特色美食和商店，还有人站在阳台上演奏萨克斯和小提琴。在这个自诩“音乐之都”的城市里，中央大街本该是个体现文艺气息的地方。但我这几天在那里逛，感受最深的不是文艺，而是一个喇叭。

一个女声，用压倒街上一切音乐的音量播报：为了建设文明城市，此地禁止非法摆摊占道。然后是一段《喀秋莎》乐曲。然后再播报一遍。如此不断反复，覆盖全街。

你有一种置身于赛博朋克反乌托邦电影的感觉。其实中央大街上根本就没有人占道经营。商铺在两边各安其位，街上只有步行没有聚集、连个卖艺的都没有，连吆喝声都很少，平均年龄超过四十岁的游客们如羔羊般平静。现场唯一的不和谐因素就是那个大喇叭。

是谁弄的那个喇叭？这种反复警告的作用是什么？他们不知道这个声音完全破坏了文艺气息吗？为什么人们都对此安之若素呢？

哈尔滨机场的那个国际航站楼从建筑设计到组织管理都好像是故意折腾旅客。你必须先在一个小厅里排好队站立等待一小时，然后搬上所有行李走楼梯到另一个厅里继续排队等待值机，然后再走楼梯上楼过安检，然后再走楼梯下楼到登机口。然后他们会发给你一个红色的小牌，用于上摆渡车，10分钟后下摆渡车再把那个小牌交上去。拖家带口的旅客们拿着大包小裹狼狈地前进，被安排的一点脾气都没有。

当然这样的事情并不仅限于哈尔滨，更不仅限于中国。

有些航空公司，比如韩亚航空，座位上那个屏幕的设计有个反人性之处。如果你只想好好睡觉不想看电影，你可以手动把屏幕关闭。但那只是个软开关，所以每次飞机广播的时候屏幕还是会被点亮 —— 其实上面不会显示任何有用的信息，只是告诉你现在是广播时间 —— 然后广播结束，屏幕不会自动熄灭。你还得再手动把它关闭。你哪怕有个最起码的用户体验意识也不会这么搞。

读书人倾向于认为世界大体上是均衡的，明显的问题应该被自动优化掉。但是小到我儿子所在学校门口的停车和接送路线，大到我母亲所住医院的诊断分工，我的感触是只要你稍微接触社会，就会发现真实世界中的不合理简直无处不在。

那你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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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不合理其实也是一种能力。如果你是个企业家，现实中每一个不合理之处都可能是你的商业机会。他们做的不好，那你正好去做个好的。但大多数局面不是可以随便竞争的市场，你总不能说中央大街不够好，那我就在旁边开个没有扰民喇叭的步行街……

所以有了发现不合理的眼光，还得有配得上这个眼光的认知、方法论，乃至于德行，你才能保持内心的自洽平和。不然你就会陷入愤世嫉俗的痛苦之中。

咱们从认知说起。一个最常见的认知视角，是控制。

最幼稚的思维是认为一切都是政府、或者某个神灵、或者某个组织控制的结果。事情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他们”想让事情是这样。种种表面上的不合理，其实在深层都是为了某个也许不可告人的目的服务的。

其实只要你在任何政府部门工作过就知道这种阴谋论是荒谬的，现实是没有力量能控制这一切。中央大街的扰民广播更可能是官僚系统呆滞的结果。部门不得不刷个存在感，但是系统对整体的治理效应并没有一个综合判断。每个部门只想交差了事，却没有人对全局负责。

接下来的常见思维是既然目前的控制效果不理想，就应该加强或者改进控制，甚至干脆换成能控制好的人来做。

但如果你但凡了解一点社会科学，就知道强控制比失败的控制更可怕。计划经济的本质就是全面控制的经济。它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僵化，为什么？因为它用简单逻辑处理复杂事物。老百姓生产生活中有大量自发形成的、不能用文字记录的隐性或者叫「默会知识」，连AI也不可能完全了解，又怎么可能指望一个中央集权系统统一安排呢？

我特别喜欢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讲的那个德国森林的故事。本来森林是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各种树木混合生长，每一块地的性质都不一样，混乱但是繁荣。林业部门的官僚觉得这样的森林不方便管理，就人为创造了一种标准化的、军团式的森林。用单一的树种，提供固定的产出。这种森林对大自然、对老百姓、对生产和生活都没有任何好处，但是统计方便，对官僚集团很有好处。

所以寻求控制的结果只能是改变控制对象，扼杀你的复杂属性，让你变得更可控。

我们想想学校对学生的种种规定，家长对孩子的种种要求，到底是为了孩子们好，还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控制方便。

寻求控制是权力的原始本能，也是工业革命以来“机械化大生产”的自然思潮……但是时至今日，控制这个思路已经被有识之士抛弃了。

如果你寻求控制，你只会得到绝望。我们作为个体对世界并没有控制能力，指望强权又指望不上，我们又能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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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世界既不是可控制的，也不是应该被控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就应该是杂乱无章的。这里有个奇妙的现象，是亚当·斯密以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多个学者共同的发现，也是哈耶克的招牌思想，叫做「自发秩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涌现」。

比如自由市场就是一种自发秩序。并没有人寻求对全局的掌控，每个玩家只做自己的事情，但结果却是一个不但繁荣，而且充满秩序的复杂系统。

没有强权控制，老百姓自己也能把日子过好。自发秩序的存在对我们是个巨大的慰藉，看来这个世界终究是美好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上帝是不可捉摸的，但并无恶意。」

你要留心观察，有很多社会机制都比控制好得多。比如信任、道德、友善和社区感。这次我母亲在哈尔滨住院，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医护人员、病友、患者家属都是非常好的人。有的人情况比我家严重得多，但还是主动帮助我们。就连哈尔滨机场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友好的，我有个地方找不到，一个兄弟直接把我送了过去。

人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恐惧惩罚或者赢取奖励，而是因为认为就应该这样做。这就是社会习俗、文化规范和道德习惯。这些都是涌现的结果，不是哪个组织说咋样就能咋样，也不是你弄个新制度就能改变的事情。

自发总是比被迫好，内部驱动总是高于外部驱动。就拿家庭教育来说，有些家长是控制狂，孩子一举一动都必须符合ta的心意，连人家换个鞋ta都要在旁边指挥。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人能有啥出息？他们从小就没自主做过决定，长大后一有机会就只会做出最差的决定。

所以过去五十年来智识分子的主流思想是从控制转向自由。

中央大街的标志性地位不是哪届政府设计出来的，而是一百年来文化沉淀的结果，你要想让它焕发活力就得用自发秩序取代德国森林式的控制。中央大街最大的破坏者不是街头艺人或者占道的小商贩，而是那个宣讲法规的大喇叭。

话虽如此，你可能也会担心，如果真没人管，能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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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经济学家叫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因为研究公共选择理论得了1986年的诺贝尔奖。他非常明白全面控制是不可行的，也非常理解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思想，但是他认为仅仅靠哈耶克也是不行的。

1976年，布坎南发表了一个讲话，叫《法律与看不见的手》[1]，其中讲了个关于海滩的故事。每个游客都喜欢干净的海滩，但有些人就是会在海滩上留下垃圾。时间长了，海滩上有很多垃圾。你本来不想破坏海滩，但是考虑到海滩已经不干净了，你觉得把自己的垃圾清理干净也没有太大意义，于是你也留下了一些垃圾。于是海滩就更脏了。

这也是一种自发秩序。而布坎南说，我们不应该接受这样的秩序。

可能很多人 —— 包括我 —— 会认为自发秩序会比控制出来的秩序有更高的正当性。但是布坎南提醒我们，「自发」不一定就是好的。

布坎南认为自发不等于不可改进。

你很容易理解这个思想。毕竟你也不希望中央大街被各路摊贩占满，你也不敢对孩子完全放任自流，万一他们学坏怎么办？

自发秩序其实是个中性词，它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不能说只要是自发的就不能干预。

但是怎么干预呢？难道要回到控制的老路上去吗？在自由放任和全面控制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来个比如说“50%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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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这个手段的种种缺陷，比如信息不足、剥夺控制对象的自主性、不自然、一管就死、耗费巨额能量等等，并不会因为控制程度少就没有。控制总是具有破坏力，而且威逼利诱这种行为本身就不道德。

所幸的是在自由放任和控制之外，我们还有第三个手段，叫做「塑造」。

你可以通过发挥对事物的影响力，把事情塑造成更好的样子。咱们下一讲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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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Buchanan, James M. (1977 [2001]). “Law and the invisible han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ames M. Buchanan, vol. 17.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 💡 精华要点
- 1.发现不合理，一个最常见的认知视角，是控制。但复杂世界既不是可控制的，也不是应该被控制的。
- 2.自发秩序其实是个中性词，它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不能说只要是自发的就不能干预。
- 3.在自由放任和控制之外，我们还有第三个手段，叫做「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