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正义谬误》5：老百姓应该自己做决定吗？

我们前面花了不少篇幅谈论种族歧视，其实种族歧视只是一个流行话题，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矛盾 —— 毕竟现在没有人认为就应该歧视哪个种族。同样地，像什么宣扬某个社群特别优越的极端民族主义、鼓吹丛林法则的那些思想，也只在网上极少数人中间盛行，根本上不了台面。

这一讲我们跟着索维尔深入理解当代政治哲学中可能是最根本的矛盾：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索维尔说的「进步主义」就是我们专栏以前说过的「自由主义」，但是「自由」这个词两边都在用，容易引起误解，我们这里还是叫进步主义。

现代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区别可不是说一个让社会进步，一个因循守旧、说我们的历史传统最伟大、不让社会进步 —— 两边都支持社会进步，也都主张自由和发展，它们的区别在于*怎么*进步。

简单说，进步主义者认为应该由一群先进分子领导老百姓进步。他们认为老百姓的一些做法明显是落后的，不能任由事情就这样了，必须主动改造。

保守主义者则认为社会应该自发演化，说你们那些强加给老百姓的社会改造行为往往出问题，应该让老百姓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索维尔就是一个温和的保守主义者。

请注意，这里说的进步和保守，可不是说发展*程度*的先进和落后，而是发展*思路*的不同。我拿中国经济给你举个例子。

改革开放之前，因为中国是计划经济，缺乏活力，体制比较僵化，很多人形容那是“保守” —— 其实计划经济恰恰是最强硬的进步主义。这里的思路是大到应该备战备荒还是发展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还是轻工业，小到化肥厂应该建在哪里……所有的决定都是由中央负责。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市场经济，参照发达国家的路线，这显然是“进步” —— 但市场经济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而是顶层*放弃*设计的结果，是把决定权下放到地方、企业和个人。从办事的思路来讲，改革开放是保守主义的胜利。

你可以想见，进步主义肯定也有做对的时候，比如中国发挥后发优势，政府主动模仿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就是进步主义的手段；保守主义肯定也有做错的时候，比如政府在经济危机时刻不敢果断出手，错失良机。

那这个“度”怎么掌握呢？什么样的决定应该由先进分子代替老百姓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应该由老百姓自己做出呢？

索维尔说，关键在于知识的分布。谁掌握相关知识谁决定。

这话听着简单，实则不然 —— 因为“先进分子”太容易相信自己最有知识了。比如前段时间中国钱比较多，经常请一些诺贝尔奖得主来华访问，希望能给点指点。这些人也不客气，从科研政策到教育方法什么都谈……当然他们在国外也这样。在索维尔看来这是腐化堕落：你拿个诺贝尔化学奖，怎么就突然成了公共政策专家了呢？

索维尔秉承哈耶克的传统，强调大量有用的知识并不在庙堂之上那帮先进分子脑子里，而是在民间、在现场。我们专栏多次介绍过哈耶克的思想，市场经济中有大量的本地知识，甚至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隐性知识」，所以决策权必须交给本地做事的人，而不能集中在上面。

但本地知识可不仅仅是生产知识。知识和先进分子对知识的傲慢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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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有点反直觉的例子，高利贷。美国老百姓普遍没有存钱的习惯，那么低收入人群遇到难事紧急用钱就得借贷。有一种“发薪日贷款（Payday Loan）”很流行，到处都开店。这是一种小额高利贷。

![图片](https://piccdn2.umiwi.com/uploader/image/ddarticle/2023101718/1822719204139285104/101718.png)

我借给你几百美元，你一定要在几周之内 —— 也就是你下次发工资的时候 —— 还上，利息是比如说每借100美元收15美元的“手续费”。这可是高到离谱的利率。本来收入就不高，现在还得用那么多钱支付利息！很多研究表明就是这些发薪日贷款让穷人进一步陷入了贫困的陷阱。

那么进步主义者就呼吁干脆禁止、或者至少要限制这种业务。你说这有道理吗？

索维尔说没道理。发薪日贷款可没强迫任何人借钱，它只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选项。有这个选项在，遇到比如说车坏了需要修理、家人病了必须买药之类的事情，你就有能过得去；没这个选项，你怎么办呢？大银行根本不会给穷人贷款。

我还可以提供一项中国的研究。1949年以前中国民间有很多高利贷活动，我们现在印象中那都是「杨白劳与黄世仁」的故事：借钱的是农民、放贷的是地主，因为利息过重，农民还不上钱就只能用珍贵的东西抵债，于是地主趁机获利……

2021年，清华大学的林展出了本书叫《高利贷的逻辑：清代民国民间借贷中的市场机制》，考察了当时的借贷实例，发现「杨白劳与黄世仁」其实是个非常不典型的故事。典型的故事是亲友之间互相借贷和地主向自耕农 —— 而不是自耕农向地主 —— 借贷，利息虽然高，但是周期短、数额小，所以通常都能还上，真不至于到时候卖房子卖地卖女儿。

不论是当初的中国还是现在的美国，这种小额高利贷都是市场行为，而不是剥削行为。进步主义者看不到高利贷的普遍好处，只看到坏处，就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

这个要点在于要不要借钱，应该由个人自己说了算 —— 因为只有你自己最了解你自己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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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贫民窟改造。贫民窟是城市的污点，是进步主义者特别受不了的东西。

一百多年前纽约的下东区就有很多可以称得上是贫民窟的房子，一家三四个人、甚至五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厕所都在室外。纽约当局强制拆除了这些房子，不过他们不是简单地清理低端人口，而是原地建起新房，让人们再回来租住。唯一的问题是，租金比以前贵。

在进步主义者看来，我给你们盖了好房子，而且我计算出你们的收入足以承担那个租金，你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大大改善了，所以你们难道不应该对我感恩戴德吗？

并没有。现实是贫民窟里那些人很知道自己的钱该怎么花。他们大多都是新来的欧洲移民。男的出去做个街头小贩，女的在家干点简单加工的活儿赚个计件工资，他们不是没有钱。他们选择挤在贫民窟里是为了把钱攒起来。一个是指望将来开家小商店。一个是把钱寄给欧洲的亲戚们，那些钱可能让亲戚们在饥荒中活下来，也可能资助他们也移民来美国。

那不比扩大人均居住面积重要多了吗？

我们回头看，进步主义者之所以要搞贫民窟改建，并不是因为贫民窟里的人们想要改建 —— 而是因为这些进步主义者*相信*人家需要。

这是知识错误，更是先进分子的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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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者傲慢的本质是认为老百姓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生活，以至于必须限制老百姓做决定的自由。时至今日，计划经济已经是往事，强制拆迁在发达国家也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但是仍然有很多知识分子呼吁把老百姓管起来。

比如说，男性能去职场为梦想奋斗，很多女性专门在家带孩子，这似乎很不公平。那么就有一位女权主义者说社会应该干脆取消女性在家的选项，规定所有女性必须出去工作。

再者，一位致力于改变社会消费行为的活动家说，消费者太容易被商家欺骗了，动不动就轻率消费、为了虚荣消费，我们应该采取措施取消这些行为，把消费者保护起来。

还有一位法学教授说，哪怕公民更喜欢不平等，我们也要让社会更平等。

说白了，这些人认为老百姓不配自己做决定。

索维尔做了很多考证，一代又一代的进步主义者把「自由」这个词的含义都给改写了，认为对老百姓来说自由不是自主权，而是“过上美好生活的自由”“做让生命更有意义的事的自由”，而他们的使命就是把老百姓“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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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老百姓有知识啊，而且恰恰是老百姓自己的知识在推动社会演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人口中，有高达60%都是来自广东省台山县。怎么这一个地方的人有这么大能量呢？这不是特例，这是普遍现象。德国人移民到美国、意大利人移民到澳大利亚、西班牙人移民到阿根廷也都是这种绝大部分移民来自一个小地区的情况。

因为移民不是说走就能走的事儿。你得了解那边的情况，你需要知道去哪落脚、到了之后做什么营生，你需要知识。那些移民知识只在同乡间传播，而没有被知识分子写在报纸上。

像这样不成系统、没有通用价值但是对真实生活又特别有用的知识，索维尔称为「后果性知识（consequential knowledge）」。

知识分子缺少后果性知识，可是他们敢想。如果再加上进步主义的敢干，那就可能做出远不如老百姓直觉的决定。

比如说，从1950到1960年，美国少女怀孕率和性病发病率都在稳步下降，本来局面挺好的。但是政府认为人的思想观念应该进步，于是在学校开展性教育，包括公然向学生放映有裸体性行为的电影。当时很多家长抗议，说这么露骨的内容对孩子不合适，却都被斥为落后分子。

结果性教育施行之后，性病发病率和少女怀孕率猛增。

还有，老百姓朴素的认知是你要想降低犯罪率就应该严惩犯罪，但是进步主义者认为文明社会应该保证犯罪分子的权益。1960年代，美国修改了法律，给罪犯提供了很多新权利……结果原本连续下降了三十年的犯罪率立即开始猛增。

老百姓想的未必不对，但是进步主义者非得认为他们比老百姓高明。这些人还会形成共同体，压制不同的声音。在索维尔看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危险。借助哈耶克的说法， 这是「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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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维尔没有使用中国的例子，否则我猜这本书会更好看……闲话少说。我们经常听人说什么「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一方面又有人鼓吹进步需要伟大的导师，这帮人未必能看见其中的矛盾。

怎么平衡这个矛盾呢？关键就在于知识在哪里。

对于远在天边的、全局性的事务，比如国际政治，老百姓确实是不懂。所以各种新闻对普通读者来说只有情绪价值，需要专家和知识分子做分析和解读，需要懂行的人决策。

但是对于像上班、上学、借钱、住房、治安这些跟自己生活直接相关的事情，老百姓其实很懂。人家自己做的决定就是最好的。

所以自由是社会正义的底线，是谁的事儿就应该让谁说了算。如果你那个政策取消了人家的选项，限制了人家的自由，那就多半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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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华要点
- 1.老百姓该不该自己做决定，取决于知识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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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于远在天边的、全局性的事务，比如国际政治，老百姓确实是不懂。需要专家和知识分子做分析和解读，需要懂行的人决策。但是对于跟自己生活直接相关的事情，老百姓自己做决定就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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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自由是社会正义的底线，是谁的事儿就应该让谁说了算。如果你那个政策取消了人家的选项，限制了人家的自由，那就多半是危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