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餐｜父辈写的散文诗——中国股份制改革的萌芽

> 香帅在开始讲解股份制在中国土地生根发芽的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想起了一句话，叫做“给点阳光就灿烂”。三十年的变化，在历史的长河里不过是一瞬间，但对一个人，一个家庭来说，就是半生。
> 看留言的时候，一次次的被击中，被打痛。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凝聚成了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足迹。不管是50、60、70、80，还是90、00后，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在这段历史的翻云覆雨手中。
> “David080911”同学的父亲和共和国同龄，在90年初的时候已经是40岁了，但是仍然有勇气接受生活的全新挑战，承包了煤矿的经营权，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
> 还有“Raphael”同学，他父亲的故事就像是一部风云激荡的改革史：从承包经营的“来料加工”，到后来的市场治理整顿，抓大放小，职工买断，这位父亲展现了一位企业家的担当和果敢。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尤其是千万没有在镁光灯下的制造业企业主们，他们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群人，在融资难，税负重，政策变化多的环境中，艰难向前，创造了这个时代的繁荣。
> 感人的留言太多，翻看留言的过程中，我眼前似乎翻过了那些虽然并不久远，但几乎要被忘记的历史。按照周四的约定，我从中选了十位同学的留言，让天南海北十几万人一起分享你们家庭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反映着农村的包产到户，有的讲述国企改革，也有的是关于中国银行业的嬗变。最有趣的是“刘冠球”同学的留言，“八几年的时候，父亲成为全国万元户，据说当时敲锣打鼓来发证书，92年我出生了，当时鲁冠球先生上报纸，上电视，成为了我父亲的偶像，我的名字也就定下来了，我叫刘冠球。” 只有一句话，但整整一个时代鲜活的来到了我们眼前。
> 现实从来是历史的延续，也是历史的映射，很多今日的“果”，都是昨日的“因”。因为记忆太短，我们常常会忘了这些“因”。在给你们讲课的过程中，我再次梳理了中国股份制的萌芽，发芽，和生根之路，也更深刻地理解今日资本市场之现状，相信你们也一样。
> 以下是十位同学家庭的故事，无论你是哪个年龄段，在哪个城市，我想，你总能从某个故事中看到自己家庭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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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冠球：

八几年的时候，父亲成为全国万元户，据说当时敲锣打鼓来发证书。92年我出生了，当时鲁冠球先生上报纸，上电视，成为了我父亲的偶像，我的名字也就定下来了，我叫刘冠球。

### 张敏：

读了这篇文章，我深深地感觉到了时代的洪荒之力，历史滚滚向前的厚重感，让人兴奋，让人感慨！

我想分享外婆和妈妈的故事，我外婆今年有85岁了，一个矮小的老太太，现在腿脚不好，没法走太多的路，算是职业病，一说这个职业，大家看过《鸡毛飞上天》就应该知道，里面走村串队的，挑着扁担到处走的卖货郎！

外婆说她基本把安徽北面都走完了，但是很可惜她没有去过大城市，因为城市里没法做买卖，有人抓，而且换不来能用的东西！因为城市农村二元制，城市里基本是工人，买东西都是要票，自己没啥种植养殖的，所以外婆去了城里没收获。

65年能吃饱饭了，才生了妈妈。妈妈运气比外婆好，赶上了改革开放，妈妈开始了走南闯北的经商之路。年轻的时候赶集摆摊，去东北零下20°C的大早上贩卖油条，中午卖冰棍，下午摆摊。后来有了积蓄，开服装店，开楼板厂，做雨伞、箱包，开饭店等等。妈妈跟我讲她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她怀着几个月大的弟弟，抱着我，拖着2个蛇皮口袋在绿皮火车上站了几十个小时，从徐州到大庆，她说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轻，她竟然没有觉得累。

我现在想到这句话，就想到今天的内容，股份制的改革，市场出现了活力，反映到我们小老百姓身上就是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与自信！

### 佛祖门徒：

父亲的前半辈子都是国企一员，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成为了“弄潮儿”，和管理层一起参与了轰轰烈烈的国企改革，通过努力奋斗，收获了属于他们那一代人的时代奇迹，谨以此短文向父辈们的拼搏精神致敬！

第一，改革前的按部就班。我父亲当时就是一个国有企业的生产副厂长，那时的国有企业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企业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是国家和政府规定的，企业没有自主权，工人按指标完成任务，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商品收购部门收购，统一安排。

当时的国企就像国家机器的一个个螺丝钉，不需要思考和追求利润，执行好国家下发的任务和指标就OK了。而且当时的政策不允许工人从事第二职业，违反了直接丢饭碗。记得我每天放学回家就拿着饭票在工厂食堂和工人们一起排队买饭，很少有肉吃。工人们看到我瘦弱的身体，经常把自己碗里的饭拨到我碗里。他们大多数善良，淳朴，技术精湛，乐于助人。

第二，风云激荡的改革岁月。1980年6月，父亲所在的国企成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实行利润留成，拉开了放权让利的序幕。后来又实施了将所有权和经营权相互分离，逐步推进政企分开。于是“两权分离”，即国家的所有权与企业的经营权分离。1987年底，这家国企开启了从政府机构的附属物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企业法人转变的序幕。

第三，改制后焕发生机与活力。父亲和部分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共同出资参股到企业里，凭借师傅们过硬的技术实力以及原有的市场资源，似乎所有人都觉得有奔头了，企业开足了马力，因为销售越好、利润越高，工人们的收入就越多，管理层的分红也丰厚。企业连上了几条新的生产线，还和外企形成了长期的供货协议，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了。

### 鸣沙石：

我家在农村，一家四口，长大的记忆就是受穷的记忆。我曾经吃过高粱做的窝窝头，没有菜，只能在窝窝头里面的那个底部涂了一点油、洒一些盐。村子里面有一户人家不穷，他们承包了村子里面的合作社。其实也就是一个小卖部而已。

有一次爸爸生病了，说想吃那种酥脆酥脆的饼。我和妈妈就去合作社买，带着全家唯一的一张现金——揉得皱皱巴巴的两块钱。那个合作社的女老板长得胖胖的，用一种很轻蔑的语气说：这个钱怎么这么破，我们不收。当时幼小的我就觉得受到了巨大的侮辱，妈妈气得说不出话来，沉默不语地拉着我回了家。后来幸亏奶奶送来了鸡蛋煎饼给爸爸吃。

说句题外话：我小时候生病了几乎不用吃药，只要一瓶水果罐头或者一袋方便面就能好过来，八达岭方便面最好了，可惜再也没见过了。爸爸经常带着家里面种出来的香瓜、蔬菜到附近的镇子和城市里面去叫卖。到了冬天的时候，他就跟几个朋友一起，背着成袋的红枣，偷偷爬上附近的火车。一路上不停地躲避来查票的工作人员。我现在还经常见他钥匙串上的那把三角形钥匙，那是用来开火车上的厕所的。检票员来的时候，好几个大男人就带着他们的货挤在厕所里面。我想那种姿态，就是一种不服穷的姿态吧。

不久之后，爸爸就买了一辆二手的金蛙农用三轮车，还花了一点点钱去买了驾照，一个大叔在我们家院子里面教他简单开了一下车，他居然就学会了。他就跑起了运输，来回倒腾两个地方的农产品。在冬天的时候，天不亮就常常看到他拿着火盆，去烤三轮车的发动机，说不烤就打不燃火。他和妈妈经常一起跑运输，来回就需要一天半时间，这样就意味着家里面只剩我和妹妹。我和妹妹就得给自己管饭，一开始不会做饭的时候，我们甚至差点把锅烧化了，因为不知道蒸馒头时要在锅里面加水。跑运输是很辛苦的事情，父亲有一次在外地，跑运输的时候把腿伤到了。那段时间他在家里面养了有半年。

等我毕业之后，父亲的身体慢慢地变差，他就琢磨起：把城里面的化肥能够运到村里面卖，那大家就节约了运费，这买卖应该是可以做的。然后我们家就成了村里面最大的化肥销售商，直到现在。不过这个生意也不好做，赊账的特别多。现在假的农资产品特别多，短时间内又无法检测出这些产品的效果，对好产品是一种极大的冲击。

不过我们家一直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我想即使是日新月异、风起云涌的金融市场里面，坚持诚信也是最重要的。即使父母现在年龄大了，他们依然还在坚持奋斗。补一件趣事儿，父亲以前不会用智能手机，这几年居然用得很溜了。这就是我们新时代的农民精神，其实他们也不是纯粹的农民了，我想他们身上也洋溢着浓浓的创业气息，我仿佛能听到他们依然紧跟着时代的步伐奔跑前行，依然青春靓丽。

### 青岛罗刚：

虽然伟大的人物会影响时代，但大多数人是被时代影响的，比如我的父亲。

父亲1978年从部队转业，分配到了一个“八线城市”的人民银行工作，当时这也是中国唯一的一家银行。就在当年，国家开始分步恢复建行、农行和中行，新办了工行和交行，88年以后，又开始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发放银行牌照，逐渐形成了四大专业银行为主，股份制银行为辅的局面。

在这个过程中，我父亲的工作是“极舒适”的，因为银行业务的不断扩大，早期进入银行系统的人都有机会晋升，待遇也非常好，家里吃的、用的很多都是“发”的，而且房子也是越住越大，银行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工作。这期间，我的很多亲戚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进入了银行工作。

进入90年代后，由于银行越来越多，而三角债、不良资产的长期积累，银行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银行员工的待遇也越来越低，并且需要承担很重的“吸存”业务，就是要去拉存款。每到年底，各方亲戚纷纷上门，要你把钱往他们银行存一天充数。在这个阶段，很多亲戚离开了银行系统另谋发展。

2000年以后，各大银行开始上市，各地的股份制、外资、港资台资、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如雨后春笋涌出，银行开始进入充分竞争时代，业绩也开始分化，员工待遇差别越来越大。一些业绩好的银行员工腰板很直，而有些银行业绩很一般，员工待遇也就很普通。但总体来说，银行系统还是一个高收入的群体。

几年前我父亲从外汇管理局的岗位退休了，有时候聊天，他也很感慨自己经历了中国的银行体系几乎从无到有、再从小到大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也是这个时代的缩影。拿父亲的话说，非常幸运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看到了我们家族的繁荣，也看到了中华民族正在进行的复兴。

### Raphael：

香帅老师你好！我想分享我父亲的故事。他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在我眼里，他非常了不起。他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

我出生、成长在广州。我在上初中地理课时，知道了珠三角是全国轻工业基地，因“来料加工”而出名。但我那时候并不知道，是“来料加工”给了我比同龄人更为优裕的成长环境。

我出生的时候，我父亲是广州一家国有皮革厂的工人，那时候工厂毫无“效益”的概念，而且大家都好穷。到八十年代末，“上面来了文件，可以搞承包”（引述父亲原话，我的理解就是产权仍归国家，承包的是经营权），我爸爸就和几个人承包了经营权，成为了工厂的领导班子。他们改变，从内销转为出口。当时的主要经营模式是，欧美的订单给香港的贸易公司，香港的贸易公司向父亲的工厂下订单（大家非常熟悉的“来料加工”）。乘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工厂做活了，最高峰时，一年营业额八千万。由于工厂做的是外国市场，父亲要到欧美出差。

那时候是90年代，在几年前，还穷得饭都不够吃，父亲转眼间就到了世界最先进的地方游历。那时候我还在读小学，他把在外国的经历跟我说，那时候他在我心中就是英雄，小学写作文“我的理想”，其他孩子说做科学家，做宇航员，我写“我要像我爸爸那么厉害”。每次回乡下，都有很多亲戚对我父亲说：“你好叻仔！”（你真厉害）我父亲总会回答：“感谢邓小平。”

从波峰到谷底来得很快。到了90年代末，2000年初的时候，工厂的营业额降下来了（现在我明白了是与当时的国际贸易形势有关），“上面下了命令，一轻局要兼并二轻局，我们属于二轻局，准备要解散”。（引述父亲原话，我猜与九十年代末的国企改革有关，国有皮革厂并不是国家关注的重点产业，属于当时要关闭的“过剩产能”吧！）当时国有企业解散，要遣散职工，就采取“买断工龄”的做法，“普通职工要给一万多，我们几个厂长一人要给十几万，十几万当时是一笔巨款，上面一看要花这么多钱，就找一个理由，说我们当初集资的方式有问题，属于犯错误。既然是犯错误，就不用给遣散费，还要罚款，每个厂长罚十几万，就可以补贴工厂”。有的厂长罚了几万，放了。有的厂长不愿交钱，就进去了。

我那时候读高中，有一天放学，我妈和我说：“你爸躲起来了，检察院在找他，我们现在也不在这里住了，走，现在就走。”于是我和她在外面租房子住。一切情节都像电影里一样：我母亲换了手机号码，我父亲也换了手机号码，由于怕被窃听，我们从来不敢打给父亲，尽管他担心他的安危也不敢打，然后每次都是我父亲打电话来，叫我们去某个地方见面。这段经历，让我学了两个新名词，“检察院”和“国安局”。最后我父亲还是被找到了，经过一翻讨价还价，交了钱（几乎是全家大部分的积蓄），然后就放了。

今天老师布置了作业，我就问我父亲这段历史，我还问他，“你贪污了吗？”他说，“没有贪，最大的那个厂长贪了”。然后我问他：“你当时做厂长多少钱一个月？”他说：“一百多块吧！”我说：“你为什么不贪呢？每年为企业做几千万的生意，才拿一百多元的工资。”他说：“那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想法，大家想的是一心搞好企业，国家让我们有机会吃饱饭，已经非常不错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叫“褚时健困境”。我父亲还做了一件事情，当时知道“上面”要兼并工厂，我父亲力排众议，把工厂的固定资产抵押给银行，贷款200万，用这批钱解决了大部分职工的住房问题。“所以到今天老职工都很感谢我，他们干了一辈子，最后被一万几千买了工龄，过了几年国家又印钱了，幸好他们有房住。”我父亲长大的那个年代没有“企业家责任感”这个概念。为什么他会做这件事，我不知道。我真心觉得为职工解决住房这件事，我父亲不仅是我的英雄，还是很多人的英雄。

到此，我父亲与改革开放的故事就讲完了。

### Leah：

老师好，我就是一个赶上时代潮流的前辈60后，出生在三线城市，毕业后分配在研究所，经常会去北京上海的图书馆、专利局查资料，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一颗心就不安分起来。

海南建省，研究所在海南成立公司，我和先生毅然决然一起前往海南。在海南公司，和在原研究所有天壤之别，让自己的工作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身兼几职，当时管理上既是办公室主任，又是人事办公室主任；既是后勤主任，又是招待所主任。那时的自己真是忙并快乐着。

后来因为要生宝宝，只能暂时放下手上的所有事情，记得我交接工作给我的副总时，他看看满满二大盒钥匙和好多页的交接清单，惊讶地说：“这么多，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生宝宝期间，自己有时间静下心来好好想想未来了，机缘巧合，当时国外一个很有名的计算机企业招代理，感觉这是一个今后发展的方向，可自己完全不懂，生平第一次买了一份《计算机世界》的报纸，在头版头条有一个一页的广告：4万9千8，拥有386不是梦。这么多年过去了，报纸的其他内容早就不记得了，但这个广告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了。

那是1991年，当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我们告别了集体，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走上了要完全靠自己的日子。一切从头开始，过去的业务完全放下，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感谢这个时代，让我们一年时间就拿到了一个亚太地区的销售奖项，去澳大利亚领奖时还是因公护照呢。一年又一年，我们的业务在不断扩大，从代理到分销，从销售硬件到销售软件，从集成到软件开发，到自有产品，二十几年过去了，恍如昨日。

在这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先后到北大经济学院、北大哲学系读了几年书，近几年也做一些投资的事情，想系统学习一下金融知识一直是我的计划之内的事，在“得到”有了这么方便的学习机会当然不能错过，听了老师的课，相见恨晚，只是很少留言，今天老师的课让我想起了很久很久的从前，有感而发，此时的我刚好在海南。

### Vincent：

大家好像都在忆苦思甜，但我想的是如何从过去看到未来。我觉得任何一个时代对被裹挟在其中的人都是公平的，机会虽然不会完全均等，但时间并没有亏欠谁。

我的父母都是五十年代的人，都经历过上山下乡和文化大革命。父亲是个老实的手艺人，水工、电工、瓦工、钳工……没有一样不会干的，高中毕业后也是校办工厂的主力，后来从农村到了城里的国营企业也是技术骨干。母亲是社会活动的“活跃分子”，高中毕业后保送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同样分配到城里的国有企业。至此，父母都从农村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在二元制的体制下完成了身份的转换。1987年的时候，父亲被外派到深圳工作一年。当时，连正在上小学的我都感受到了特区和内地的不同，同学们都因为我而玩上了任天堂游戏机。然而，父亲并不是勇于做出改变的人。

一年后，他从改革的前沿阵地回到了内地国企，从此家里又过上了平静的生活……直到六年后母亲办了停薪留职，开始在她所在国企的集体所有制公司中挣得第一桶金。1994年，母亲又和几个国企同事一起，创办了一家私营企业，赶上了九十年代随波而起的经济浪潮，公司越做越大。

十几年后，受益于行业发展和国家的股改政策，公司上市了，也算又赶上了21世纪的金融风口。时过境迁，直到现在，我也无法评价当时父母对各自职业规划的决策，孰对孰错。唯一可以总结的是：第一，企业家精神不是谁都有的；第二，企业家精神也只有在适合的经济环境中才能被激发出来。

股份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明晰产权，这又让我想到了前几天课程里老师说到的“科斯定理”：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前提下，产权归属并不对经济活动的效率产生影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而且交易成本往往比想象的高得多，所以产权归属是至关重要的。这家私营企业上市之后又经营了十几年了，股权结构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企业的活力明显得不到充分的释放，人员老化和经营质量有待改善，新的课题永远摆在企业家面前。股份制只是开始，公司的治理结构是个大课题，也希望继续在老师的课程里“得到”和“得道”，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 刘心：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农民，出生于1963年。我爸初中毕业后，赶着毛驴去外地拉炭，后来是开着拖拉机去拉炭，当他结婚后，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旅。

从1985年开始，我爸在农村开始卖各种东西，最先开始卖农机配件，后面又卖农药，之后又卖柴油、汽油等油制品。与此同时，我爸觉得他的兄弟在家没事干，就把我们家的买卖让我妈做，自己又去建了一个面粉厂。在建设的过程中，吃住在工地上，他的胆量与见识开拓了我们整个大家庭的发展。当面粉厂建成并投入正常的生产运营，销售渠道稳定后，我爸自己退出经营，回归到自己的经销商道路上。

后来我爸在我们村买了一块地，在村子的最北头，相当于现在一个地方的开发区，他开始盖了一座自己居住和销售商品为一体的小型商场。在我上五年级的时候，我的业余时间都是在家看门卖东西。

有峰就有谷，在1998年，我爸得了一个小病，结果越来越严重，2000年做了肾移植，即使如此，在之后的岁月里我爸依然是我励志的典范，他干了自己想干的各种事儿。在他活着的每一刻，都是过着自己丰富的生活，这才是人生的历练吧。

### DAVID080911：

我的父亲是49出生的，与共和国同龄。父亲19岁就参加了工作，到当地的一家国有煤矿上班了，从此开始了一辈子的煤矿工人的工作。其间获得了好多奖状：青年突击手、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先进班组长等，把青春都献给了国家，把热血都洒在了煤矿上。手里的这个“铁饭碗”，勉强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因为我们家孩子多(4个)，生活上很拮据，捉襟见肘。

转机出现在1990年，那时父亲所在的单位改制：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煤矿归集体所有，但生产经营可以承包给个人。迫于生活的压力，也憧憬着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父亲毅然决定承包煤矿的经营权，几经周折，总算是成功了。规则其实也很简单：交够集体的，剩下的算是自己的。

父亲开始重新找工人、上设备、跑贷款……辛辛苦苦几年下来，还不错，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也解决了我们上学难的问题。作为儿子，我力所能及地帮助父亲做点事情，但与父亲的付出相比，我的帮助微不足道。

现在，我们兄妹几个都已经来到了城市里，有了自己的生活，父母也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父母总教育我们，要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要好好干，想想过去，今天的一切都是幸福美好的。我知道这一切的改变，都离不开父亲的努力，更离不开那次机会：股份制改革的萌芽虽小，但是初生的力量带来的却是巨大的希望。

有一首歌，我听一次哭一次，但每次都特别想听。如今，我也是一个父亲，在互联网时代，在这个美好的时代，我要跟自己的父亲说：我会像您一样，一定会是个好父亲！

> 《父亲写的散文诗》  李健   
> 一九八四年 庄稼还没收割完
> 儿子躺在我怀里 睡得那么甜
> 今晚的露天电影 没时间去看
> 妻子提醒我 修修缝纫机的踏板
> 明天我要去 邻居家再借点钱
> 孩子哭了一整天啊 闹着要吃饼干
> 蓝色的涤卡上衣 痛往心里钻
> 蹲在池塘边上狠狠给了自己两拳
> 这是我父亲
> 日记里的文字
> 这是他的青春留下
> 留下来的散文诗
> 多年以后 我看着泪流不止
> 我的父亲已经 老得像一个影子
> 一九九四年
> 庄稼早已收割完
> 我的老母亲去年 离开了人间
> 儿子穿着白衬衫 跑进了校园
> 可他最近 有些心事瘦了一大圈
> 想一想未来
> 我老成了一堆旧纸钱
> 那时的儿子已是真正的男子汉
> 有个可爱的姑娘 和他成了家
> 但愿他们不要活得如此艰难
>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 这是他的生命 留下
> 留下来的散文诗
> 多年以后
> 我看着泪流不止
> 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
>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 这是他的生命 留下留下来的散文诗
> 多年以后
> 我看着泪流不止
> 可我的父亲在风中像一张旧报纸
> 这是那一辈人留下的足迹
> 几场风雨后就要抹去了痕迹
> 这片土地曾让我泪流不止
> 可它埋葬了多少人心酸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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