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88｜三年前Google发“Code Red”对抗OpenAI，三年后反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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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大厂创始人的内部信，往往内部人还没看到，就先出现在了外部媒体上。所以，老板们不要轻易发内部信，要是你的内部信在外面没人讨论，不是公司保密做得好，而是这封内部信实在没什么讨论价值。

不过这种“内部信外部化”的现象，不是国内独有。这里顺便说一句，你别去搜“内部信的外部化”这个听起来很学术的词，因为是我瞎编的。

今天我之所以聊这个，是因为这两天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发了封内部信，宣布OpenAI进入“Code Red”状态，具体措施包括暂停广告业务、AI Agent、Pulse功能这些商业化项目，全力提升ChatGPT的能力。当我看到“Code Red”这个词，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不是三年前谷歌用过的词吗？

2022年11月，ChatGPT横空出世，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立刻宣布公司进入“Code Red”状态，召回了已经退休的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这基本上相当于咱们说的退休再返聘了。谷歌推翻了原有的各类商业计划，全力应对OpenAI的威胁。三年过去了，风水轮流转，现在轮到OpenAI发布内部“Code Red”了。

“Code Red”这个词源自医院的紧急代码系统，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医院里，“Code Red”的意思是放下手里所有事，集中一切资源，解决眼前的生死问题。谷歌在2022年首次把这个词用在科技圈，非常形象。当然，我们这些80后可能对另一个相近的英文词组更熟悉——“Red Alert”，中文意思是“红色警戒”。

我来带你回顾一下谷歌发布“Code Red”时是啥样的。2022年11月30日，ChatGPT发布，短短几天用户数就突破百万，谷歌内部立刻炸了锅。在全体会议上，有员工直接提问：“既然LaMDA一直在开发，这是不是代表谷歌已经错过了在聊天机器人领域占据优势的机会？”

这个问题很尖锐，但也很真实。谷歌在AI领域深耕了十几年，从2011年的Google Brain项目，到2012年那篇著名的“猫论文”，再到后来的LaMDA，技术积累不可谓不深厚。但ChatGPT一问世，谷歌所有的技术储备都显得有些尴尬——空有技术和论文，却没有拿得出手的产品。

皮查伊当时的回应很坦诚，他说：谷歌完全有能力拿出类似成果，但作为企业巨头需要承担更高的经济和声誉成本。这话听起来像在给自己找台阶下，但谷歌确实面临致命困境。

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商业模式问题。要知道广告占谷歌总收入的80%以上，如果聊天机器人用直接回答替代传统的搜索结果列表，用户就不会再点击广告链接了。这就是典型的“创新者窘境”，不是不会做，而是不敢做，因为会革自己的命。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从2022年12月到2023年5月的谷歌I/O开发者大会，短短半年时间谷歌经历了一场组织重整。2023年2月，他们紧急推出对话AI产品Bard，后来更名为Gemini。不过最初几版Gemini在ChatGPT和Claude面前完全不够打，总给人一种“千年老三”的感觉。

但三年过去，剧本彻底反转。当地时间2025年12月1日，奥特曼在内部信中写道：“我们正处在ChatGPT发展的关键时刻。”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Gemini的月活用户是6.5亿。乍一看，ChatGPT还是领先的。但你看增长速度，就会发现问题：Gemini从2025年5月的4.5亿增长到10月的6.5亿，短短5个月就增长了2亿。这就像两个赛跑选手，ChatGPT领先半圈，Gemini却在加速冲刺。

更关键的是，根据网络分析公司Similarweb的数据，用户在Gemini上的聊天时长已经超过了ChatGPT。用户数可以靠营销推广提升，但聊天时长反映的是真实用户粘性。用户愿意在Gemini上花更多时间，说明它的产品体验在某些方面确实超过了ChatGPT。

更何况这次谷歌是全面爆发，除了负责回答问题的Gemini 3，还有强大的图像模型Nano Banana Pro，再到视频模型。而且除了这几个方向之外，谷歌手里还有一大批全球亿级用户的产品，从YouTube到谷歌地图，从Gmail到谷歌相册，总有一个AI场景能精准命中用户需求。

不过奥特曼在内部信里还提到一个关键信息：下周他们要发布新的推理模型，内部测试结果显示性能领先于Gemini 3。这个时间点很微妙。说实话，奥特曼特别善于吸引媒体注意力，他清楚媒体需要什么。

这次的“Code Red”，既是真实的危机应对，其实也是一次精心设计的注意力争夺战。目的就是把大家的目光从Gemini的追赶，拉回到OpenAI即将发布的新模型上。你看，现在我们不都是在讨论OpenAI了吗？这本身就说明奥特曼的策略奏效了。

其实，这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时刻，在科技史上并不少见，只是以前没人用“Code Red”这个词来定义。

1995年5月26日，比尔·盖茨写了一份标题为《互联网浪潮》的内部备忘录。他在信里说：“互联网是一股浪潮，它改变了规则。这既是难以置信的机遇，也是难以置信的挑战。”这封信促使微软全面拥抱互联网，将互联网支持整合到Windows 95及后续产品中。盖茨当时没说“Code Red”，但意思是完全一样的——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必须All in。

还有一个更经典的案例，来自英特尔的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1985年，日本半导体企业凭借高质量和强大产能迅速占领市场，英特尔的核心内存芯片业务陷入困境。格鲁夫和时任CEO的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在办公室讨论公司未来。格鲁夫问：“如果我们被赶下台，新CEO会怎么做？”摩尔回答：“他会退出内存业务。”格鲁夫接着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自己这么做？”就这样，英特尔果断退出内存业务，全力转向CPU，最终成为PC时代全球最大的芯片公司。

格鲁夫后来在1996年出版《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本书，系统阐述了“战略转折点”理论。那些可能让企业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关键时刻，其实和咱们今天说的“Code Red”本质上是一回事。

这种用内部信动员的方式，国内大厂也有过类似的时刻。中国科技史上最经典的案例，当属2010年腾讯的“最艰难决定”。2010年9月，360发布“360隐私保护器”，直接指控QQ窥探用户隐私，两家公司的冲突迅速升级。到了11月3日，腾讯发布了一封公开信，开头就是：“亲爱的QQ用户，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刚刚作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信中宣布，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要求用户在QQ和360之间二选一。这封信一出，舆论炸了，很多人批评腾讯“店大欺客”、“绑架用户”。

但真正改变腾讯的，不是这封公开信，而是战后的反思。2010年11月11日晚，马化腾在腾讯12周年庆典后独自回到办公室，给全体员工发了一封内部信。他在信里写道：“公司成立以来，我们从未遭到如此巨大的安全危机……同仇敌忾的情绪在公司内部发酵，很多人都把360公司认定为敌人。但古往今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被愤怒烧掉的只可能是自己。”他还说：“过去，我们总在思考什么是对的。但是现在，我们要更多地想一想什么是能被认同的。”

这句话很关键，它代表着了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从“对抗敌人”转向“改变自己”。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腾讯从封闭走向开放，投资了京东、美团、拼多多、快手、滴滴、B站等一众企业，还推出了微信这款现象级产品。2010年3Q大战时，腾讯市值约400亿美元，到2021年峰值时突破9000亿美元，10年时间增长了22.5倍。

看完这些案例，我有个感受：真正的“Code Red”，不是对抗敌人，而是改变自己。谷歌在2022年的“Code Red”，表面上是应对ChatGPT，本质上是解决自身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广告业务和AI创新之间找到平衡。OpenAI在2025年的“Code Red”，表面上是应对Gemini，本质上是提升自己的产品体验。腾讯在3Q大战后的反思，表面上是与对手和解，本质上是从封闭走向开放，重新定义自己的商业模式。

好，今天的广播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有帮助，欢迎分享转发给你的朋友。明天咱们接着聊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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