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蒙与此时4:正常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上）

今天咱们继续讲启蒙运动，我要说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为此请允许我先说一个我儿子问的问题。

我儿子在美国上小学，对中国历史没什么了解。去年他三年级的时候，读了一本美国人写的儿童版二战史，其中讲到日本侵略中国的事。他一边读一边说日本人是坏人。而书中在这段历史之后，附有一张日本和中国的地图。我儿子震惊了。

他问我，日本这么小，中国这么大，日本怎么能侵略得了中国呢？

你能想象到我当时是一种什么情绪。我儿子还反复问我，中国人口是不是比日本多，我说多很多。

孩子你哪里知道，你这个问题放在当年会把很多人给问哭的。无数仁人志士追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当初中国那么弱。

而如果你站在全球历史的高度，回答这个问题的正确思路不是中国为什么弱，而是日本为什么强。日本强是因为那时候日本已经不是原来的日本了 —— 而中国还是原来的中国。日本进步了，而中国没有。

过去三百年间人类历史的大主题，就是启蒙来到哪里，哪里就进步。启蒙首先发生在西方，所以西方先进步。日本比中国先西化，所以日本比中国先进步。所以我们真正应该问的大问题不是关于中国和日本，而是关于启蒙运动本身 ——

为什么启蒙运动首先发生在西方？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很长的时间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为什么启蒙运动不是在中国先发生的呢？中国在宋朝的时候不就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吗？

传统的答案，是只要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资本主义和启蒙运动。但是戈德堡在《西方的自杀》这本书中论证，启蒙运动不会自然发生 —— 从人性的角度，启蒙运动根本就*不应该*发生：启蒙运动是个“奇迹”。

我们专栏前面有一期叫《科学家的核心价值观》，是我给《思维简史》这本书写的序言，我们问过一个类似的问题 —— 为什么科学没有起源于中国。我们的答案是科学是如此反常识的一个东西，没有科学是正常的，有科学是不正常的。

现在学术界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理论说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但是关于“正常的国家”*应该*什么样，学者们有一定的共识。咱们先考察一下正常国家都是什么样的，再看看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发源地 —— 英国 —— 有多么不正常。

鲁迅先生有一句话，说中国历史上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偏激，但是话粗理不粗：正常国家本质上就是这样的。

所谓国家，就是每个人都放弃一部分个人自由，来换取全社会的安全的这么一个机制。那你说放弃一部分自由也不见得就是奴隶啊？你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霍布斯的《利维坦》，不都是说国家是一个“契约”吗？是全社会的人在一起签一个协议，把权力交给国王或者民主机关，这哪里是奴隶了？

这个理论好是好，可是你考察人类历史，没有哪个国家是签协议签出来、起源于契约的 —— 也许美国可以算个例外。国家的最基本基因，不是契约，而是暴力。更直接地说，就是“官”起源于“匪”。

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的理论是这样的。在原始采集狩猎时代，部落没什么财产，匪徒 —— 我们干脆就叫“土匪”吧 —— 是个简单的营生，赶上哪个部落洗劫一番就走，不需要什么管理。部落被洗劫了也就认倒霉，大不了下次咱们也洗劫别的部落。

但是进入农业时代以后，这个流动土匪的模式就不行了。农业需要长远的规划。春天种下去的粮食秋天才能收获，在此期间你必须一直好好照顾这片土地。如果春天村子里来了一群土匪把男人全杀了，把财产全部抢夺一空，那这个村子就不存在了，根本等不到秋天。对村庄来说这是致命打击，对土匪来说，下一次也没东西可抢了。所以就出现了“静止的土匪”。

土匪跟农民一起定居下来。土匪不但不再搞杀鸡取卵式的洗劫，反而还给农民提供安全保护，让农民能好好地完成种植和收获，可以有长期的计划。

这种事情一直到近代还在发生。戈德堡涉猎足够广泛，居然知道中国1920年代曾经有个著名土匪叫“白狼”，白狼是打家劫舍的流动土匪，百姓深受其害。后来军阀冯玉祥赶走了白狼，老百姓非常欢迎。可是冯玉祥本身也是个土匪，收很重的税 —— 他唯一比白狼强的就是他是个静止的土匪。

静止的土匪也是土匪，他们给百姓提供安全保障都是为了自己。但是只要秩序建立起来了，你再去追究土匪的初衷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人民，就没有意义了。

而要实现高级治理，也就是建立国家，土匪的统治技术还必须升级，才能让百姓做稳了奴隶 —— 甚至心甘情愿地做奴隶。

国家不是自发产生的，是一个一个被土匪统治的部落兼并和联合的结果，主要方式是战争。一方面，战争能让大部落吞并小部落。另一方面，为了自卫，部落和部落也必须联合起来，有统一的调度，这些都要求更高级的治理。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这本书里说古代中国之所以非得讲统一，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共同治理黄河的需要。这个具体的理由不一定通用，但是在全世界范围来说，外来威胁的确容易把一个地区的人团结起来。而最主要的外来威胁就是战争。罗胖在一期《罗辑思维》节目里也讲过，抗日战争之前，中国老百姓只知道有乡土，不知道有国家 —— 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可以说是抗日战争打出来的。

国家提供了长期的安全和秩序，个人财产得到保护，人民就会安定下来。人民一安定下来，马上就会出现一个现象，那就是劳动分工。私有财产就是一种分工：这块地属于你，你就在这块地上好好耕种，这就是一种分工。如果你知道你生产出来的东西不会被人抢走，你就愿意多生产一点儿拿去跟人交换。

分工会带来商业的繁荣，商业的繁荣会使得人口进一步增加，进而导致进一步分工，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统治者还必须提供法律。书写系统是个重大发明，有了书写系统，法律就可以条文化。条文化之后，法律就成了一个可以快速安装的软件。广阔国土上不同地区的人被这个软件连接起来，商业交易得到保护，形成一个巨大的合作网络。

当然法律条文不能胡乱定，最好能符合人们已有的风俗习惯。今天我们考察《汉谟拉比法典》，其中像“你打坏了别人的眼睛，你的一只眼睛也要被弄瞎” —— 也就是“以眼还眼” —— 这样的条文，很可能就是当时原本就有那样的风俗习惯。

到这一步，你看，统治已经非常文明了。统治者又要抵御外敌、又要提供司法服务、有时候还赈灾，哪里像是土匪了？中国皇帝是发自内心地相信老百姓都是“朕之赤子”，官员都是父母官。

但是你不要忘了，如果统治者不掌握暴力，这一切都是幻影。

有法律、有劳动分工、统治者不杀鸡取卵，老百姓也可以长远打算，这样的国家似乎已经很完美了，但是其中有个重大问题。

那就是凭什么是你统治我，而不是我统治你呢？有劳动分工就会有阶层差异，就会有贵族和底层。那谁当贵族谁当底层，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咱们中国汉景帝时期就有学者问过这个问题。说高祖刘邦是凭借暴力取得天下，那将来别人是否也可以通过暴力夺走刘家的天下？景帝没法回答这个问题。他总不能说那是因为我刘家拳头硬 —— 你要不服你也弄个军队试试？那就太暴露土匪本色了。

这个问题的长远解决方案，是意识形态。汉景帝回答不了的问题后来是被董仲舒回答了。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把儒家变成了儒教，等于是用宗教解决了暴力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为什么是刘家？因为刘家有天命 —— 人刘家是老天选定的啊。

西方的宗教跟儒教当然差别很大，但是所有宗教都能给人提供慰藉和意义，都有精神鸦片的作用。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宗教意识形态能说明贵族统治的合理性，让人心甘情愿地赞成这个社会秩序。

到这一步，国家才算稳定了。贵族和宗教达成协议。贵族靠暴力统治，宗教用意识形态说明贵族统治的合理性。

国家需要强人。老百姓受到暴力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压迫，不但不抱怨，反而还把强人视为恩人。事实上，世界各国人民都有把暴力头子当父亲看的传统，动不动就“国父” —— 直到今天，美国还有人说“奥巴马是美国人的父亲”！

这样才是正常的国家。人类进入农业文明以来数千年都是这么过的。各个地方的人都是这么过的。这样的国家也有分工、也能创造财富、也有法律、也能长治久安。这样的国家里的人们面对外来威胁也能学会爱国，会强烈地区分“他们”和“我们”，甚至可以像维护父亲一样维护统治者。

那为什么要发生启蒙运动呢？凭什么有一帮人不老老实实当奴隶，居然产生了“人人平等”的思想，居然想要限制国王的权力？

国家本来起源于静止土匪的治理，原本都是只认暴力和利益 —— 那凭什么，居然有一帮人不老老实实忠于国家指定的信仰，居然认为人可以有理性？

咱们下次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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