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答：如何判断“尾部风险”是不是“黑天鹅”？

> 读者 木木：我能不能理解信教是批判地信？也就是信那些能让我活得更好的（如戒烟戒酒），不信那些有损健康的（如生病时就拜菩萨）？

> 读者 Penn：信某种意识形态，和信教，真的不一样吗？

> 读者 Westlife：自律属于宗教信仰吗？

> 万维钢

塔勒布重点说的是现在这些所谓信教的人是一种什么状态，以及宗教事实上是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们借助这三个问题，来说说到底什么叫“宗教”。

如果我相信每天半夜吃夜宵会变胖，所以我就坚决不吃夜宵，这个是自律，但不是宗教。有很多人喜欢小狗，到了胜过喜欢人的程度，那么网上可能有人嘲讽说他们是“爱狗教”，这也是不对的，爱狗也不是宗教。

宗教，是能给人提供一揽子综合的世界观和解决方案的东西。比如说基督教，对世界是怎么起源的、人类是怎么来的、我们人生在世应该做些什么、我们的未来会怎样，都给出了完整的解释和说明，这才是宗教。你接受宗教，就是接受这一整套解释和说明。一个真正的教徒是没有什么困惑的，他任何时候都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儿、自己该干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某些意识形态，虽然其中并没有用到“神”来解释世界，因为也提供了一揽子综合的世界观和解决方案，也能指导一切，所以也可以说是一种……信仰。

那科学是宗教吗？不是。正如罗胖以前有一期节目说的，宗教的特点是“全知道”，而科学的特点恰恰是勇于承认“不知道”。人们有时候说“科学xx主义”、“科学xx观”，似乎科学代表正确，这恰恰是用错了科学这个词的意思。

那么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信仰一个宗教能不能批判地信、有选择地信呢？不能。批判和选择就等于不信。你要说信，就是这个一揽子综合系统在你心目中是自洽的，如果你发现它不自洽，那你就谈不上信了。

当然，当今世界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我们基本上无须担心真信了会怎样 —— 正如塔勒布所说，现在连教皇都谈不上全信。

> 读者 Tina、Nina酱：在浴缸里淹死也是属于“发生的概率很小，但是对应的后果很严重。” 为什么在浴缸里泡澡不属于尾部风险呢？要如何判断它是不是黑天鹅？

> 万维钢

“尾部风险”这个词，塔勒布本人也不喜欢。人们用这个词代表那些发生在分布曲线尾端（代表风险很小）的风险，塔勒布这里的语境则特别要求尾部风险一定是危害大到足以毁灭的程度（比如账户清零、或者失去生命）的风险。

我理解，黑天鹅风险，又是一种更特殊的尾部风险：是导致连锁反应的危害事件。金融危机就是这样，一开始仅仅是房贷出了问题，但是因为房贷被银行打包转卖出去，各方用各种金融工具给它层层加了杠杆，导致整个系统发生连锁反应，就好像雪崩一样迅速正反馈放大，最后局面不可收拾。

病毒传播和恐怖袭击正是具有可能发生连锁反应的性质的危险，所以是潜在的黑天鹅事件。像这样的危险，就一定要消灭在萌芽状态。

反过来说，像一只火鸡在感恩节这天被杀，虽然事发突然火鸡本人完全没想到，虽然火鸡把命都搭进去了，但是因为这件事没有什么连锁反应，不会成为任何更大灾难的导火索，所以这其实不是黑天鹅事件。

然后请继续看下一题 ——

> 读者 小探索、暴风雨你、巨石、宗汉Cola、盖济@Chevrolet：“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是说要防止小概率事件。那么对于小概率事件是“忽略”还是要“避免”的临界值是什么？我们总不能因为有出车祸的概率就不敢出行了吧？抵制坐飞机的人其实是理性的吗？

> 读者 Androgyny：《万万没想到》书中《健康的经济学》一篇说，那些不顾健康来换取经济利润的行为看似愚蠢实际上却是符合理性选择的，但这一篇好像更说明了“损失厌恶”的本能其实是理性的体现，这其中是否存在矛盾呢？

> 万维钢

所有尾部风险都应该尽量避免。而我们前面说了，黑天鹅事件是一种特殊的尾部风险，危害极大，所以更应该避免。

当然“尽量”避免的意思可不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毕竟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塔勒布反对的是那种认为“只要好处大于坏处的数学期望，就应该去做”的态度，但是塔勒布可没说不能自己过马路。

人总是要死的，我们不可能避免所有的尾部风险。我理解正确的应该是不做那些明明没有太大的好处，却包含一个潜在尾部风险的事情。立于危墙之下就是这样的事情 —— 站在那里没什么好处，那就躲远一点。而在浴缸里洗澡、交通出行、过马路坐飞机这些事情的好处实在是太大，风险又实在是太小，所以是值得的。特别是，像浴缸洗澡这种事情，考虑到替代行为 —— 站着淋浴 —— 的危险可能更大，毕竟摔倒的可能性比被淹死的可能性大得多，也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如果上述这些行为中包含黑天鹅式风险，那就应该加倍地尽量避免。比如说，如果是总统的话，万一出事故死了就可能导致国家政治动荡，这就是黑天鹅 —— 所以总统就不能自己过马路了，坐飞机得坐安全性更高的专机，从事洗澡这种危险活动的时候最好也得有人看着点。

对这些有可能导致黑天鹅的人来说，抵制飞机不算过分。以前飞机的安全性远远没有现在这么高，国家领导人宁可做火车也不坐飞机是有道理的。即便是现在，一国政要如果要一起去一个地方参加活动，也都绝对不能同乘一架飞机，得分开走，这也可以算作一种“抵制”飞机。

所以说白了就是这个人的命值多少钱。而塔勒布强调的就是首先要珍重自己！

> 读者 Aaron、Ge、la solitudine、李志斌：所罗门悖论，感觉就像是旁观者清。但按照塔勒布的说法，旁观者应该没有利益攸关，做不出更好的决定才对呀？格罗斯曼和塔勒布会不会打起来？

> 万维钢

请注意，格罗斯曼说的是要*假装*自己是个旁观者 —— 他可没说遇事去问一个真正的旁观者的意见。最了解自己的人肯定是自己，承担后果的也是自己，所以决定权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是利益攸关。假装是个旁观者仅仅是个思考问题的策略。

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利益攸关是战略性的，是第一位的；假装是个旁观者是战术性的，是辅助的方法。这就好比说毛泽东说要“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难道你还能说藐视和重视是矛盾的吗？

> 读者 深海：既然智慧是一种有益的能力，为什么在面对自己的时候却总是缺乏智慧？这种不智慧的基因为什么没被淘汰掉？

> 万维钢

智慧的本质是克服感情的冲动，冷静下来，换个视角，多考虑考虑再做决定。人脑是个多元政体，本来是谁的声音大听谁的，都是感情决定，而智慧，恰恰就是要克服感情。

感情本来就是最有效的快速决策手段，相当于思维快捷方式。看见猛兽害怕是基本感情，没有这个感情的人才应该被淘汰。所以感情丰富其实是进化优势。

那为什么现在又开始讲智慧了呢？因为我们人类现在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经常面对各种冲突的感情，原来的快捷方式已经不好使了。我们现在不仅仅是靠基因、更是靠文化做决策。

那将来，不智慧的人会被淘汰吗？也不一定。进化的淘汰机制得跟生育挂钩才行，可现在的大趋势却是特别智慧的人好像更不爱生育，不智慧的人反而很爱生育。

> 读者 风影：我是一个初三孩子的父亲，孩子成绩一直不错，但是在从二年级下半学期开始，孩子迷上了刷手机，做作业时手机放在旁边，过不了五分钟就要打开手机看一看；背书专注时间过不了五分钟就精力分散。为了让他提高成绩我们这样办法、那样办法都想了，也都做了，但是成绩不但没起色，反而在下降，连孩子自己对自己也没有了信心。想请问万老师，我们的方法是不是错了？还有两个多月，孩子即将要初三毕业，我们怎么办？

> 万维钢

注意力不能长时间集中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想让孩子将来取得优异成绩现在应该采取果断措施。我有一个该说的答案和一个不该说的答案。

该说的答案是这涉及到意志力，而研究表明意志力是可以慢慢训练提高的。您应该让孩子充分理解集中注意力的重要性 —— 这很可能比智商都重要 —— 然后说服他，克制自己看手机的冲动。当然训练是逐步的，可以从5分钟看一次先提高到15分钟看一次、写完作业看一次、完成一项重要任务看一次。我们不能像要求大人一样要求小孩，如果一个初中生能坚持半个小时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我看就挺不错了。关键是真的在学习、不能心里想着手机。

不该说的答案，是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现在美国家长遇到这个情况是怎么做的。美国家长会给孩子吃一种克服儿童多动症的药，最流行的是 Adderall. 我们专栏第一季至少两次提到过这个药。这种药能让人长时间集中注意力。这是一个处方药，但是现在据说有一半以上的美国大学生通过地下渠道在吃，很多中学生的家长给孩子吃 —— 而其中大多数孩子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儿童多动症”。这个药按理说应该算兴奋剂，肯定有副作用，而我不知道副作用严重到什么程度。没有任何专栏作家会建议读者吃这个药，我也不会给我的孩子吃。我想说的是，现在人们对集中注意力这件事，已经重视到了这个程度。

咱们读者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有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请在留言区分享。

> 读者 阿波罗：大小企业共存的时候，或许总体上大企业的创新更多，但小企业消失之后，大企业的创新动力和自我革命精神从哪里来呢？

> 万维钢

有很多领域没有小企业参与，比如航空航天、核电，大企业也很有创新动力。甚至像 AT&T 垄断美国电话业务的时代，根本就没有竞争者，AT&T 也在不断创新，它的贝尔实验室反而是最厉害的创新机构。

但是有创新动力不一定有革命精神。如果这个创新是改进型的，是为了让我原有的业务更好，我肯定很愿意创新。但是如果这个创新是革命性的，是想让我原有的业务做不下去，那作为大企业，我会打压这个创新。

所以，问题就在于，将来还会不会有革命性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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