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家和大局观

物理学家费曼有句话说 [1]，“不管你的理论多漂亮，也不管你这个人多聪明，如果理论和实验不符合，它就是错的。这个简单论断是科学的关键。”

你不可能反对这个说法。科学不在乎人也不在乎漂亮，科学讲事实。可是如果你真的用科学的标准去审视生活中的各种事儿，你可能会陷入烦恼和愤怒。科学的道理这么简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讲科学，为什么不科学的事儿还能够长期存在呢？

其实科学思维从来都不是人们主流的思维习惯。我们更喜欢的是一种更复杂、更高级的思维，可以叫做“大局观”。这个大局观不是我们平常说的“全局思维”，而是个人的一种安身立命之道。

我最近读了郭建龙的《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这本书，强烈推荐。下面要说的几个历史上的事儿你都可以从这本书里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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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故事发生秦始皇去世后、秦二世当政期间。陈胜在大泽乡起义，消息传到咸阳，中央政府召开了智囊团扩大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

在科学家思维看来，现在事情很简单，你评估一下陈胜的兵马有多少，就派出相应的兵力镇压呗？但秦朝是个法制国家。法律规定，只有中央政府有权宣布像这种暴力事件到底是“造反”呢，还是“盗贼”。如果是造反，那就是性质严重，需要派遣中央军队去镇压；而如果是盗贼，那就可防可控，就不能用从中央调军，让地方维护治安的武装处理一下就完事儿了。

会议上有个叫叔孙通的儒生，提出了一个大局观。叔孙通说国家已经统一了这么多年，法制完善，人民安居乐业，怎么可能有人造反呢？为了维护中央政府的形象，陈胜必须是盗贼。

秦二世一听叔孙通太有大局意识了，就把起义定性为盗贼，没有派出中央军队，结果贻误了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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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事后看，叔孙通做判断只讲政治不顾事实，真是弄臣误国啊。可是你要站在历史现场来看，叔孙通和秦二世也有他们的道理。

我们学习决策得善于复盘才行。古代信息传递不畅，你很难准确量化陈胜的威胁，决策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起义军的规模很小，你宣布这是造反，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恐慌情绪怎么办？也许恐慌造成的损失比陈胜更大！

即便陈胜的威胁真的很大，他不是还没有扩散到全国吗？大局观要求这时候应该首先维护政府形象，内紧外松，徐徐图之。哪能像个科学家似的唯恐论文的影响因子不够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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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安身立命”的“大局观”是什么呢？以我之见，就是你必须要搞清楚“立场”、“理论”和“事实”这三者的关系。

立场，就是你是哪头的，你为谁说话，你想维护谁。

而理论是为立场服务的。理论可以指导人的行动。理论要是没有立场，那就会导致错误的行动。

事实则是为理论服务的。其实对行动来说，有些时候事实并不重要。比如我们是一支很弱的球队，这场比赛遇上了强队。事实是对方的确比我们强得多，可是这又能如何呢？如果我们都接受了我方比对方弱这个理论，比赛还怎么打？还不如无知无畏，自我暗示，发挥精神力量拼一把，也许还有可能真的取胜 —— 毕竟事实都是有不确定性的。

认知科学家早就知道，进化赋予人类逻辑推理能力，并不是用来去辨别事实的，而是用来在争论中取胜的 [2]。了解事实真相通常并不能带给你生存优势，你真正需要的是说服别人听你的。

而正如赫拉利所说，能把人组织和团结起来的不是事实，而是虚构的故事。事实的说服力很弱，更好的办法是用虚无缥缈的“道义”说服，用圣人的话说服，用立场说服：“你是不是中国人？！”

立场 > 理论 > 事实，这就是大局观。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如果你只知道事实，那你就是个地位很低的工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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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知识分子琢磨的不是事实，而是对事实的*解读*。比如孔子的《春秋》本来只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很简单的一本书，因为过分简略，人们看不懂，有了各家的解读版。

按科学家眼光看来，最有价值的解读版是《春秋左氏传》。左丘明是孔子同时代的人物，掌握第一手资料，《左传》是用事实做注解，是珍贵的史料。而且《左传》也很有用，君主可以从中学习治国经验，将领可以从中学习战争规律，真是以史为鉴。但《左传》的政治地位可不高。

另一个解读版，《春秋谷梁传》，则是一个主观的解读。这本书把《春秋》里的每一个字词都能发挥出道德判断来，从事实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所以就受到了更多的重视。

而西汉时期最受重视的解读版则是《春秋公羊传》。如果说《左传》是讲事实，《谷梁》是讲理论，《公羊》就更厉害了，它讲的是立场。《公羊》的立场是尊王和维护大一统！对急需证明政权合法性的汉朝皇帝来说，这可就上升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用郭建龙的话说，“公羊学者们认为，《春秋》是孔子借历史阐述天下公理的一本圣书，具有如同《圣经》和《古兰经》的地位。”

其实从科学家角度看来，《公羊》以讹传讹，说的很多事儿根本不是《春秋》的本意……但是因为抓住了大局观，《公羊》是西汉的官方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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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可能会说，我们做人难道不应该实事求是吗？理论脱离了实际怎么能行呢？那我们看看实事求是的下场。

把历史快进到北宋。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看到国家的税收太少，财力和动员能力都不强，他想要发挥政府的组织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思路没毛病，可是执行得很极端，出现了各种问题。结果变法的好处没有多大，坏处很明显：把大臣们分成了“新党”和“旧党”两派。

这两派就好像今天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一样水火不容。你们支持的我们一定反对，不管是什么议题只要一表态就只有党争，啥好事儿都干不成。

当时大概唯一一个实事求是的官员，是苏轼。苏轼支持变法，但是他反对变法中一些特别激烈的做法。这是一个不讲大局的、两头不讨好的态度。

王安石在台上的时候，苏轼因为批评改革被下放到地方。作为地方官，苏轼努力做了一些实事儿，纠正新法的错误，让老百姓缓一缓，结果又被新党进一步打压，乌台诗案中差点遭到杀身之祸。

宋神宗死了王安石变法失败，旧党上台。旧党把苏轼当做自己人给调回了中央。可是苏轼没有投入旧党的怀抱，他回到中央之后又说王安石变法中有些做法是对的，不应该全盘否定。结果又被旧党打击，下放到杭州。然后苏轼在西湖修了个苏堤！而兴修农田水利恰恰是新党提倡的事情。苏轼又被贬到了海南岛，最后病死在常州。

所以你看，苏轼是个没有大局观的人。当人人都只看站队立场的时候，他选择了就事论事，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你要兴修水利为啥不在新党的时候修？你纠正新党错误为啥不当着旧党做？你难道不知道做政客应该首先保全自己的位置吗？

苏轼是整个宋朝最聪明的人，但他是个科学家。如果大局观不对，聪明真不是啥好事儿。所以苏轼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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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说不对！我们需要像苏轼这样实事求是的人！你甚至可以说苏轼顾全的是更大的大局 —— 是国家和百姓 —— 而不是新党和旧党。你说得对，但我们这里研究的不是*应该怎样*，而是一个自然规律，是*是怎样*。我并不是说这是一个好的规律，我只是说存在这么一个规律。

这个规律说你得找准到底要顾全哪个大局，太大了会对你自身不利。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大局观是最容易的：你只要放弃独立思考专门站队就行。他们就好像参加辩论赛一样，根据预设的立场，需要什么理论就发明什么理论，需要什么事实去支持那个理论就能找到什么事实。

可是对科学家来说这可太难了。他们看见事实非得想说出来。

而科学家之所以没被进化完全淘汰，是因为大自然还有另一个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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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系统要想长期稳定地运行，必须有诚实的反馈和灵活的应对 [3]。你需要既接收好消息也接收坏消息，你需要向下放权，让第一线的人快速反应。系统的好不是维护出来的，而是演化出来的。

科学家喜欢给系统提反馈，而系统的执掌者在感情上最爱的是维护。从北宋后期一直到整个南宋，宋朝的意识形态系统完全陷入僵化，后来居然被最死板、最不顾事实的程朱理学所占据，彻底丧失了灵活度，全国知识分子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等死。

朱元璋更不是科学家，明朝的大局根本就不允许有苏轼存在。程朱理学成了指定的意识形态，国家主导思想越来越僵化。等到明朝末年，有识之士发现正统思想指导下的国家居然再一再二地被蛮夷得了天下，这才意识到那个“大局观”有多么愚蠢。到清朝，一些学者不再理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宏大叙事，考据派兴起，像同时期欧洲的学者一样只对事实感兴趣，反而取得了一些真正的成就。

所以还是做个科学家最好。你不用管这个大局那个大局到底都是第几层的大局，你只要专注于事实就行，简单而又纯粹。不管谁多厉害谁的理论多漂亮，在事实面前不行就是不行。新党旧党的维护者们早已经灰飞烟灭，苏轼的个性仍然闪闪发光。

不过也只有现代社会才能容忍科学家的存在。不能像秦二世那样，不顾事实也就算了，还把说陈胜是造反的人都给抓起来了，搞不好罪名还是“造谣”。

“维护大局”这种表态很容易。殊不知当大局崩溃的时候，没有一个维护者是无辜的。也没有一个维护者认为那是自己的责任。

### 💡 精华要点
- 科学思维从来都不是人们主流的思维习惯。我们更喜欢的是一种更复杂、更高级的思维，可以叫做“大局观”。这个大局观不是我们平常说的“全局思维”，而是个人的一种安身立命之道。
- 一个好系统要想长期稳定地运行，必须有诚实的反馈和灵活的应对 。系统的好不是维护出来的，而是演化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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