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世界讲得通》2：虫的视角和鸟的视角

2020年新冠疫情在美国肆虐，统计数字非常可怕。不幸的是我正好住在美国，幸运的是我收到了很多来自国内亲友的问候和帮助。他们寄来了防疫物资，担心我和家人的健康、乃至人身安全，还想让我回国避难。

我的生活确实受到了疫情的强烈影响。孩子们都停课了，能在家上班都在家上班，所有聚会都取消了，餐馆和超市都去的很少，最恐慌的时候街上的车也变少了。但除此之外，我感到人们尽可能地维持了正常的生活。

如果你是一个被指派观察美国人行为的外星人，如果你的观察不是非常仔细的话，你不会觉得 2020 年的市容市貌跟 2019 年有什么明显区别。美国并不是正在经历战争的样子。绝大多数商家都照常营业，并没有变成断壁残垣。街头并没有硝烟，你不太可能看到有人走着走着就突然倒下死去了。人们散步、遛狗、逛景点、购物、为生活奔忙、偶尔集会示威，以前不也是这样吗？

你可能会漫不经心地在观察日志里写下：2020 年的最突出变化是，不知为什么，几乎所有人都戴上了口罩。

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有些美国人那么强烈地反对戴口罩。如果你不看数字，你确实感觉不到疫情的严重性。数字是抽象的，感受是具体的。如果不是我知道并且相信疫情的统计数字，我可能会认为这一切是一场闹剧。

有些认识只有数字能提供。然而如果只看数字，你又无法感知到每个当事人具体的感受。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待统计数字呢？

咱们继续说蒂姆·哈福德的《让世界讲得通》这本书，这一讲的主题是个人经历和数字的关系。

哈福德现在住在伦敦。他在电台做了个节目叫《多点或少点》（More or Less），专门讲如何借助统计数字理解世界。每个人都需要正确理解数字，包括哈福德自己。

哈福德每天都要搭乘公共汽车和地铁上下班。他总感慨车里比沙丁鱼罐头还要挤，他心想伦敦的公共交通真是不行啊。然而伦敦交通部门发布的统计数字，却不是这样的。

统计显示，伦敦平均每辆公共汽车上的乘客只有12人，伦敦地铁平均每个班次的乘客只有130人。

你能想象吗？伦敦的公共汽车可是双层大巴，地铁有那么多车厢，才这么点人？那得多空啊。你见过伦敦有那么空的车吗？

当然实际情况是哈福德的通勤时间正好是早晚高峰，平时人少的时候他不在。但是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统计数字到底有啥意义呢？

如果一组数字的分布非常极端，你给个平均数没有太大意义。这就好比说因为高收入者的存在感太强，北京市的“平均工资”明显高于一般人的工资。不过我们谈论工资至少可以还用“中位数”取代“平均数”，中位数更能代表普通人的收入水平 —— 但是对公交和地铁来说，如果极端数值只出现在早晚高峰，中位数也会是一个很小的、没有代表性的数字。

这里的关键在于，交通部门计算平均人数是为了自己规划车次和核算成本，他们是以“车”为本，不是以人为本 ——

「平均每辆车上有多少人」≠「平均每个人看到自己车上多少人」

交通部门并不在乎你感受到多少人。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统计数字，和你，到底有什么关系？你需要知道全世界总共有多少人口吗？你需要知道全中国所有人的收入的平均数或者中位数吗？真正跟你有关系的是来你开的那家餐馆吃饭的有多少人，是你所在行业的收入水平，而不是远在天边的东西，对吧？真正能影响你的是你能接触到的世界，是吧？

哈福德把宏观的、需要精确测算的统计数字叫做“慢统计”，把我们个人经历中取得的直观印象叫做“快统计”。换个说法，每个人的个人经历相当于“虫子的视角”，虫子住在洞里，只能看见一片很小的区域；而统计数字则相当于是“鸟的视角”，鸟在天上飞，可以看到很大一片区域。

那么问题就是，我们为啥需要慢统计和鸟的视角呢？

我们每时每刻都处于切实的体验之中，但体验能给你提供的认知是有限的。哪怕你只关心“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你也需要统计数字。

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效应只有统计能告诉你。

吸烟会导致癌症吗？这就是一个虫子视角回答不了的问题。肺癌患者毕竟是极少数，而吸烟的作用具有不确定性。可能你认识的一个肺癌患者恰好不抽烟，而你认识不少成天吸烟的人，他们都没得肺癌。

吸烟导致癌症，这是一个分散在人群之中，只有用鸟的视角才能发现的规律。事实是重度吸烟者得肺癌的可能性，比不吸烟的人高出16倍。这是一个非常强的效应，对你要不要吸烟的决定非常有用，但是这个知识只能通过统计才能得到。

一种药物到底有没有效，疫苗到底有没有效，戴口罩到底有没有效，这些都得通过统计才能知道。你的经历只是一个点，必须把大量的点连起来才能看出来东西。

而且个人经历会误导人得出错误的结论。

哈福德举了一个例子，为什么西方有很多人相信接种 MMR 疫苗（一种能预防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这三种疾病的疫苗）会增加儿童自闭症的风险？诊断自闭症有两个窗口期，一个是小孩 15 个月大的时候，一个是上学前。而 MMR 疫苗要打两针，恰好是在同样的时间段。那么这就导致很多家长带孩子接种了疫苗之后不久，正好去做自闭症诊断，发现孩子有自闭症。

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巧合。要想知道是不是疫苗导致自闭症，我们必须借助大规模统计。有一项研究统计了 65 万个儿童，其中有些孩子打了疫苗，有些孩子没打 —— 他们有自闭症的比率都是 1%，所以疫苗跟自闭症没有关系。

还有，不看统计数字，你个人对世界的印象会非常错误。

现在我们了解世界的最大窗口已经不是个人经历了，而是媒体，特别是电视。但电视会误导你。电视上的人，通常来说，都比普通人富有、比普通人有名、而且比普通人好看。这样的印象会造成你对世界的错误判断，你会默默认为自己找对象就得找电视上常见的那种 —— 殊不知电视上常见不等于生活中常见。

心理学家对此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天真的现实主义（naive realism）”。不看数字，直观的感受会让你很天真。特别是你要对社会问题发表意见，就会大错特错。哈福德引用了一项研究，你看你能不能对下面这些问题做个基本的判断 ——

答案是谋杀率和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都在显著下降，糖尿病患者比例只有 8% —— 而研究者的调查表明，多数人认为谋杀率和恐怖袭击在上升，平均认为有 34% 的人患糖尿病。这些偏见大多来自媒体，而媒体天生喜欢报道极端的、没有代表性的信息。

那你说我干脆做一个强硬的数字主义者，我只看统计数字，不论个例，这好不好呢？这也不行。只看个人经验会让你以偏概全，而如果只看统计数字，你就会犯以全概偏的错误。

统计学的一个问题是，一旦形成指标，人们就会为了指标而行动，导致数字不但没有反映、而且会扭曲真实世界。比如说，某医院给医生制定的考核指标是手术成功率，谁成功率高就能获得奖金，那医生会怎么做呢？医生会故意不给重症患者做手术，因为重症患者的手术失败率高。

所以统计数字只有反映现实的意义，而不能用它来指导现实。现实是在每一个具体的经历中做出来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直观印象，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数字意味着什么。

哈福德是专门写经济学相关话题的作家，他对经济数字极为敏感。哈福德完全知道，从 1990 年以来，中国的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 10 倍；从 80 年代初以来，中国的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了 7.5 亿；中国最近三年消耗的水泥，比美国整个 20 世纪消耗的还要多。

如果你只看这些数字，你会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国家，中国经济在高速前进。但是你难以想象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厉害和高速。中国三年消耗的水泥比美国一个世纪还多，这是一种什么状况呢？你要没去过中国，你没有概念。

后来哈福德本人真的到了中国。他从香港入境，到深圳，再坐高铁到广州 ，一路上看到到处都是现代化建筑，简直全是城市没有乡村，他才意识到那么多水泥到底是什么概念。他的思想受到巨大冲击，无数关于中国的问题扑面而来。

*

统计学的第二个法则是虫的视角和鸟的视角我们都需要。我认为最关键的是你任何时候都要意识到自己视角的局限性。你既不能只看个人体验，也不能只看统计数据，你得都看才行。

在现代世界这并不是做不到的。你可以带着统计数字到实地考察一番，你去美国各地走一走，去中国的大街小巷看一看，你会有更清楚的认识。

这个要点是只有数字还不行，你还得有“数字感”才行。你得知道那些数字意味着什么。

某某一个月收入这么多钱，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像这样的数字感有时候你哪怕上上网也能获得。哈福德推荐了一个网站叫“美元街”（https://www.gapminder.org/dollar-street），这个网站专门收集了很多照片，告诉你世界各地的家庭，每月收入相当于多少美元，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非洲布隆迪的一个家庭，每月收入只有 27 美元，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中国云南的一个家庭每月收入 1 万美元，他们又是怎么过的？看一看这些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你会对 27 美元和 1 万美元这两个数字产生更准确的认识。

我的感觉是 1 万美元不算太多 27 美元也不算太少，那两种日子的差距不是 370 倍。数字背后，是家家都在努力地生活。

### 💡 精华要点
- 1.体验能给你提供的认知是有限的，有些效应只有统计能告诉你，个人经历会误导人得出错误的结论。体验是“虫的视角”。
- 2.只看个人经验会让你以偏概全，但如果只看统计数字，你就会犯以全概偏的错误。统计数字只有反映现实的意义，而不能用它来指导现实。统计是“鸟的视角。
- 3.虫的视角和鸟的视角我们都需要。任何时候都要意识到自己视角的局限性，你得都看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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