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答：为什么不要“一心多用”？

> 读者 梁小静：
> 大脑的发育是有顺序的，有敏感期的，发育需要什么的时候就要相应的给什么。为什么听完这一讲之后我变得更焦虑了？之前听万老师的课觉得养育孩子应该顺其自然，在幼儿阶段应该让她尽量地玩，通过玩用她自己的方式去认识和理解世界。可是听完这一讲，觉得家长如果错过了敏感期，那不就会影响到孩子日后的学习能力吗？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 读者 简意：
> 万老师，之前听您解读的《园丁与木匠》这本书时，说到让孩子学什么其实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安全的环境和以身作则的父母。现在听这本书的观点是：对于孩子的各个技能，其实是需要特意刺激的，也就是训练。这两个观点是不是冲突？

> 万维钢

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件事儿我们讲“系统思维”的时候说过 [1]，迪昂在《我们如何学习》这本书中提供了故事的后续。1967 年，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政府认为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太低了，干脆直接颁布法律，禁止了避孕和堕胎。可是罗马尼亚人民仍然不想生孩子，结果就是有些人通过地下黑医院堕胎，有些人生下孩子就干脆遗弃了。这些孩子，被罗马尼亚政府收到了孤儿院里。

1989 年，齐奥塞斯库倒台，国际社会这才知道，罗马尼亚竟然有 600 个孤儿院，其中有十五万个孤儿。这些孤儿没有得到正常的照料。孤儿院根本管不过来，几乎是只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严重缺乏大人与孩子之间的互动。这十五万个孤儿的全部故事我不知道，迪昂只是说其中有几千人，因为在孤儿院里接受的是忽略式的养育，长大以后认知和情感能力都有明显缺陷。

其中有一个残酷的实验更能说明问题。罗马尼亚开放之后，世界上的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想要帮助这些孤儿，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借此机会组织了一次实验。当时罗马尼亚家庭不愿意领养孤儿，哈佛教授不得不联系了 56 个美国家庭，其中有的愿意领养一个有的愿意领养两个，总共得到了 68 个领养名额。但是组织者联系到孤儿院里的需要受助的孤儿总共有 136 个：他们被从 1 到 136 编了号，抽签决定命运。

这就成了一个随机实验。若干年后，孩子们都已经超过 8 岁了，哈佛教授回访了被领养和没被领养留在孤儿院里的孩子，测试了他们的社交能力，跟那些从小生活在正常家庭里的孩子做了对比。结果是下面这张图 ——

![图片](https://piccdn3.umiwi.com/img/202007/03/202007032239183672721333.jpg)

研究发现的社交能力关键期是前 20 个月。如果这个孩子在出生 20 个月之内被领养，虽然他的社交能力也不如正常家庭孩子，但毕竟那个差距还比较小。但是如果这个孩子是出生 20 个月以后才被领养 —— 等于说他前 20 个月整个都是在被忽略的成长环境中 —— 那么领养几乎就对他的社交能力没有作用：他的能力跟那些留在孤儿院里根本就没被领养的孩子没有区别。

这个令人伤心的实验告诉我们，就跟人互动这个能力而言，错过了前 20 个月，可能就等于错过了一生。当然研究只进行到孩子们 8 岁，也许他们成年以后还可以主动改变自己，但是你很难说。

这就是成长的敏感期。你想让孩子健康成长就必须尊重所有这些敏感期，包括视觉、语言、社交情感互动、与环境的互动、与同龄人的游戏，以及正规的学习。

可是满足这些条件很难吗？一点都不难！正常家庭的小孩都是这么长大的！一出生就得到父母的悉心照料，听大人说话，跟大人说话，饿了困了冷了热了提出各种要求都能得到有效反馈，有玩具可以玩，该跑跑该跳跳，有朋友可以打闹，这有什么难的？

错过敏感期，是指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得到正常养育的孩子。比如出生一个月内没见到光，或者只能听广播看电视而没有大人跟他互动，或者他提出什么要求都没有回应，或者一直被打骂……现在哪有几个孩子是这样长大的。

所以高普尼克说养育孩子应该像园丁一样顺其自然，别像木匠一样处处胡乱管。

我感觉现在很多孩子面临的最大危险是玩的太少。特别是严重缺乏户外活动、跟别的孩子玩闹、玩得一身泥水那种玩。我听说上海市的（可能某些）幼儿园和小学，连课间休息这 10 分钟都要求孩子们老老实实地在教室里坐着、说怕出危险不让出去玩 —— 我认为这种学校是孩子成长最大的威胁，家长应该跟孩子一起抗争！

> 读者 侯雅琦：
> 如果父母在孩子一岁前提供的是双语，甚至是多种语言的环境，孩子会对这几种语言同时产生识别能力吗？还是会相互干扰，每一种语言都不如母语者来的敏感？

> 万维钢

不会有干扰。迪昂在书中特别提到了双语儿童，他们同时对两种语言保持了敏感，没有冲突。我以前也听到一个说法，双语儿童等于是在大脑中建立了一个更大的语言地图，把两种语言同时容纳在其中。而且从小学双语有利于长大再学别的外语，人脑的语言能力是很强的。

还有读者问到从小听录音学外语行不行，这些研究说的双语是大人对孩子说双语，不是听录音看电视那种。父母各自说一种语言，或者家庭教师、或者幼儿园跟家里说不同的语言，这样比较理想。我相信听录音肯定也有用，但是千万不要挤占跟真人互动的时间。

> 读者 朱振江：
> 万老师，如果我们人和人学识的差别可以用脑部 CT 扫描识别出来，那将来是不是就可以在面试一些特殊工作时，检测一下应试者的脑部神经元的连接图像，这不是非常直观的量化考核指标吗?那么照此看，将来其他意识有没有可能也从脑部扫描的图像中分辨出来，比如道德意识，价值观什么的？如果一切脑部信息都可以检测，“知人知面不知心”的说法是否会成为历史？好人坏人都可以量化对我们人类的伦理又将会产生什么样的颠覆呢?

> 万维钢

这个脑洞很有意思！是的，人与人的受教育程度、认知能力的差别可以通过扫描大脑看出来。我们只要把大脑神经连接想象成肌肉就可以：把一个程序员和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放在一起，你一看肌肉状况就知道谁是谁。

但是要把这个方法用于量化考核和工作面试，可能就是不恰当的。大脑情况只能大致上反映一个人的水平，而面试和工作考核要考察的往往是比较细微的差异。这就好比说你不能只凭肌肉状况选拔职业足球运动员。

不过俱乐部的确会非常关注球员的肌肉状况，比如说指定有针对性的训练计划，也许未来的教育可以考虑大脑扫描情况。我理解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对员工的状况的重视程度，达到了职业体育俱乐部对球星的重视水平。

那么一个人的道德状况，也能扫描大脑知道吗？据我所知，人一出生就有道德模块，最基本的善恶并不需要社会教。但是我不知道特别善良的人的大脑会不会有可见的不同。

不过我的确知道，有一种状况，叫做 psychopath，也就是“精神变态者”，是可以通过扫描大脑发现的 [2]。精神变态者是一种可能是天生的生理状况，大约相当于“冷血杀手”。这些人的特点是对人缺乏共情能力，他看到别人的痛苦自己并不感到痛苦，他给人造成痛苦自己并不会感到愧疚，有时候一冲动就杀人。大约 2017 年的一个研究，扫描大脑发现，精神变态者的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和杏仁核之间的连接很弱。

我们讲《行为》这本书的时候说过，杏仁核感受情绪，腹内侧前额叶听取情绪的声音并且做出判断，腹内侧前额叶受损会让人变得冷血 [3]。这两个脑区的连接出问题，可能解释了为什么精神变态者不在乎给他人制造痛苦。暴力犯罪倾向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生理疾病。

那你说能因为扫描发现一个人的大脑是这样的，就把他区别对待吗？不能。事实是有冷血倾向的人并不一定就会暴力犯罪。事实上很多政客 —— 比如前美国总统克林顿 —— 就被认为是精神变态者。也许这个不受情绪控制的倾向对他们来说还是个职业优势！更多的精神变态者一辈子都跟正常人完全一样，他们用理性就能很好地控制自己去做对的事儿。

继续深入思考，既然犯罪倾向是一个生理状况，我们还应该惩罚那些犯罪的人吗？这就回到了自由意志的话题，萨波斯基在《行为》这本书里对此已经讨论了很多了 [4]。

> 读者 殷辉：
> 执行控制系统每次只能做一个任务，所以一心多用是不可能的。怎么定义这*一个*任务？比方说做一套数学题，这算*一个*任务吗？还是说做一套既有数学、又有语文和英语的题也算*一个*任务？做题的同时有人过来问你问题，这还算*一个*任务不？怎么区分？

> 万维钢

这个问题问得好。一个任务既不是一套数学题也不是阅读一页书，而是一个最微观、最简单的操作：比如说算一算 1+3=？或者辨认一下当前你读的这个字是什么字。我们的大脑一次只能做这么一个操作。

那所谓的“多任务”是怎么回事儿呢？比如你一边做一整套数学题一边看新闻 —— 你实际上是在切换任务。你这道题做到一半，注意力转向新闻，看几眼之后再回到数学题上，思考了十秒钟又转向新闻，瞄了一秒钟新闻又转回来。两件事儿似乎是在同时推进，但是每个微观的操作其实只是在做一件事儿。而考虑到每次切换任务都得回忆之前做到了哪里，会浪费一点时间，所以理论上“多任务工作”效率是比较低的。当然如果做数学题卡住了，换换脑子总是好的。

以前有人认为人可以做一个需要注意力的任务的同时再做一个“后台任务”。比如说一边开车一边想事儿，或者一边弹钢琴一边跟人聊天，这种是不是多任务呢？

认知科学家对此有争议。有人认为后台任务并不存在，其实只是在不断地切换任务而已 —— 只不过因为切换的速度太快了，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是不是在切换。对此我们不知道确切答案。

![图片](https://piccdn3.umiwi.com/img/202007/03/20200703193309805795382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