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思考者20：怎样从固定事实推测真相

南京的一个老太太在公共汽车站跌倒受伤。老太太说是一个叫彭宇的人把她撞倒的，彭宇说他只是乐于助人。警方已经得到了所有能得到的证据，而那些证据并不能明显地支持某一方的说法。如果你是法官，你怎么判呢？

美国国父托马斯·杰斐逊是一位公认伟大的、正直的人。然而历史上一直流传着一个传闻，说他与一位叫莎丽·海明斯（Sally Hemings）的黑人女奴有染，两人还有私生子。现在正反两方面的材料都有。如果你是历史学家，你能不能对这件事儿给个推断呢？

你最近的工作很不顺利，特别是刚接手的一个项目明显难以做成。你怀疑上司是不是在故意给你出难题，因为他想要阻止你升职。你这个猜测合理吗？

这一讲咱们说说如何从有限的事实证据出发，提出一个能解释这些事实的、最合理的假说。这种思维方式叫做“溯因推理（abductive rea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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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因推理这个概念出现得相当晚，是在二十世纪初，才被美国哲学家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Peirce，1839–1914）提出来的。皮尔士把溯因推理和我们前面讲过的“演绎法”和“归纳法”并列，算作第三个基本的论证方法。简单说，溯因推理是寻求事情的原因、解释和背后的机制的方法。

你相信“汽车需要汽油”这个理论，并且据此推断出“一辆快没油了的车必须赶紧去加油”，这是演绎推理。你看到的几乎每一辆车都要加油，据此得出“汽车都需要加油”这个规律，这是归纳推理。而溯因推理，则是当你看到城市里有很多加油站的时候，你推测这些加油站是干什么用的：你观察到加油站都设在交通路口，有很多车从中进进出出，于是你猜测，加油站是给汽车加油用的。

演绎法是从原因推导结果。归纳法能验证现有的理论，对新理论，则只能告诉你一个简单的、近在眼前的规律。而溯因推理，则是从结果推测原因。

科学方法中的“观察、假设、验证”的那个“假设”，如果涉及到一个背后的深层解释，那么想象这个假设的过程就是溯因推理。

有一句网上流传的、号称是电影《教父》里说的、其实不是《教父》里说的话叫做「花半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 这个所谓“看透事物的本质”，也是溯因推理。比如有个在网上卖鞋的公司，Zappos，刚开始怎么做都做不好。CEO 谢家华意识到那是因为他们“只做订单不做库存”这个商业模式不对，意识到卖鞋必须建立自己的库存，这就是溯因推理。

从证据还原犯罪现场，从历史记录推测历史事实，这些也是溯因推理。

从一个人的意图推测他的行为，这是演绎法。从一个人的行为推测他的意图，则是溯因推理。

你可以想见，溯因推理是一种非常不严格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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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科学方法要求你光有一个假说不行，你得去做实验验证那个假说才行。面对同样一组事实，也许有好几个假说都能解释这些事实，到底哪个对呢？你必须做几个实验才能知道。如果一个事件的后续又有了新的事实，我们还可以使用概率统计学中的贝叶斯方法，让观点随着事实发生改变。

然而世界上有些事儿是不能做实验的。有时候事实已经固定了，就只有这么多。

彭宇案的现场没有监控摄像头，法官知道的事实只有老太太跌倒受伤，彭宇帮着把老太太送到医院，还给垫付了 200 元医药费。对这些事实有两个假说都可以解释：一个是彭宇撞到了老太太，他出于愧疚和责任感才做了那些帮忙的事；一个是彭宇没有撞老太太，他只是在做好事。那你说哪个假说对呢？法官不可能拿这两个人做科学实验。

杰斐逊和女奴的事儿发生在 200 多年以前，对这些传闻也有两种解释。一个是这纯粹是当时的小报记者为了争夺眼球而编造的故事，一个是无风不起浪，也许杰斐逊真有事。历史学家面前只有文献资料，不可能重返现场。那历史学家怎么办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只关心绝对的事实，不作任何主观的推测。你只要记录下来有这么一个关于杰斐逊的传闻就行了，至于是不是真的，你就说你也不知道就完事了。这无疑是最严谨的姿态，但是严格说来，这是根本不可行的。

如果禁止任何形式的推测，那你连比如说“拿破仑”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过，都不能肯定。你没见过拿破仑本人，你手里有的只是当时流传下来的一些文件和物品而已。也许法国人捏造了那些文件和物品。以前有个日本学者就写书说中国历史上的大禹是个虚构的人物。现在有个中国学者叫何新，写了好几本书论证西方的古代文明史 —— 包括古希腊古罗马那么多辉煌的历史 —— 都是后人伪造的。何新不接受反驳，而你的确无法纯粹靠逻辑证明他说的不对，事实是我们现代人说一切古代史都要用到大量的推测。

历史学家必须做一些推测，才算是对历史对读者有个交代 [1]。法官必须做出一个判决。推测别人的意图不是一个好的科学态度，但是如果现在你正面临要不要跳槽这个选择，你就必须推测一下那个上司对你到底是什么意图。

我们要问的不是应不应该推测，而是应该如何推测。你需要诚实地、明智地进行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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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因推理是科研的起点、洞见的来源和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所能做的唯一的判断。溯因推理非常有用，但是它提供的只是假说、只是可能性。怎么发现和提出各种假说，那需要你掌握相关的证据、事实、数据、知识，特别是你脑子里最好有一些现成的思维模型，在不同的领域中有不同的方法。

我们这一讲关心的是，如果你面前已经有若干个假说而又无法进一步验证，你应该如何诚实地、明智地从中选择一个假说。

严格说来你最后选的这个只是假说，但是它就已经是历史学家判断的真相、法官判案的依据和你行动的指南。

你怎么选呢？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给我们提供了四个选择标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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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标准是“通融性”，也就是这个假说能解释的资料越多越好。

这个标准非常容易理解。我们为什么相信拿破仑这个人曾经存在过呢？因为“拿破仑存在过”这个假说足以解释现在有关拿破仑的一切文件记录和实物证据。你要非说拿破仑是虚构的，比如说“是法国人编造的”，那么你这个假说只能解释法国的有关拿破仑的记录。可是英国人也声称他们见过拿破仑啊，英国那些记录又怎么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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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标准是“简洁性”，也就是这个假说需要的辅助解释越少越好。

这个标准会让你想起“奥卡姆剃刀”，因为它要求我们选择最简洁、最平淡、最保守的解释。有证据表明前天晚上发生交通事故的那个路面是湿的，这说明什么呢？最简单假说就是当天下雨了。当然还有别的可能性，比如说附近有一条小河，突然涨水了，河水漫过了路面。涨水这个假说就不太好，因为你必须得解释为什么小河会涨水，以及为什么有人在涨水的地方修建了这条公路。

简洁性要求我们尽量用平淡的事情去解释离奇的事情，而不要用离奇的事情去解释平淡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不应该相信“阴谋论”呢？因为阴谋论都是假设比如说“有幕后黑手”之类的事情，这些事情都要求那个幕后黑手必须无比强大、甚至几乎能掌控整个世界才行。按照网上某些人的逻辑，世界上一切产生国际影响的大事件都是中国政府或者美国政府在暗中策划的 —— 他们大大高估了政府的控制能力。

我们说过的“汉隆剃刀（Hanlon's razor）” —— 「能解释为愚蠢的，就不要解释为恶意」 —— 也是这个意思。愚蠢代表人们在生活中常犯的各种错误，比如说忘记了、错了、漏了、误会了等等，是简单的、常见的、大概率的，而恶意是罕见的。

如果那个上司除了安排最近这个任务这一件事之外没对你做过别的不好的事，你大概可以用汉隆剃刀排除“他是在故意整你”这个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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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标准是“类似性”，也就是这个假说跟我们知道为真的那些事实越相似越好。

有人论证杰斐逊的确跟海明斯有染的一条理由是，在当时的弗吉尼亚，白种男人跟女黑奴发生性关系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个理由不是很充分，但是可以算是有一定的力量。要是反过来，如果当时的历史现实是白男几乎没有跟黑女有过性关系的，那么杰斐逊就更可能是清白的了。很多律师给人辩护的时候常常用“这个人平时的行为一贯良好”，来论证他不太可能犯罪，这也是在运用“类似性”。

说到这里咱们就不得不说南京彭宇案了。根据最高法院 2017 年发布的说明 [3]，南京法官判决彭宇赔偿老太太并没有冤枉他。彭宇事实上已经承认了自己撞人。这个判决其实达到了实质正义。

但那个判决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结果，而在于判决书。法官在判决书中展现的论证逻辑是彭宇如果没撞老太太，他为什么给人垫付了 200 元的医药费呢？判决书说：

「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原、被告素不认识，一般不会贸然借款；即便如被告所称为借款，在有承担事故责任之虞时，也应请公交站台上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证明，或者向原告亲属说明情况后索取借条（或说明）等书面材料。但是在本案中并未存在上述情况，而且在原告家属陪同前往医院的情况下，由其借款给原告的可能性不大；而如果撞伤他人，则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垫付款项。」

以我之见，法官使用的溯因推理判断标准就是“类似性” —— 但是法官使用了错误的“类似”。判决书等于说中国人通常不会拿钱给别人做好事，就算要做好事也会先留下证据。可是中国是这样的吗？真正的事实是中国每天都在发生各种无私帮助别人不留证据的好人好事。

正是这一份判决书，让很多国人再也不敢帮扶跌倒的老人。它就如同一个自证预言，一度改变了中国的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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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标准主要用于推测历史事件，它说的是“从结果到原因的解释，总是优于从原因到结果的解释”。简单地说就是你要尽可能地从后往前推，尽可能不要从前往后推。

这是因为从原因到结果有太多可能性了。我给你打个比方。你为什么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 1949 年 10 月 1 日这天成立的呢？如果你从后往前推，那就是因为我们看到 1949 年以后有大量的文件、实物、当事人的回忆，都是说那一天是建国日。这样的证据非常有力。

反过来说，如果你用 1949 年以前的证据推测 1949 年的事儿，就太容易犯错误了。你要说因为早在 1946 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足够多证据表明毛泽东英明神武、解放军骁勇善战，所以你相信解放战争打到 1949 年肯定打完，所以你相信新中国一定是在 1949 年建国的……那你这个推导就太弱了。

对历史事件用演绎法是非常危险的，那其实就等于是在预测未来。过去和未来是不对称的。同一个原因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结果，但同一个结果只对应很少的几种原因。这有一个孩子，你要判断他父母是谁，这很容易；这有一对夫妻，你要判断他们会生出一个什么样的孩子，那不可能。

有人论证杰斐逊不会跟海明斯有私生子的理由是杰斐逊是个正直的人，他还有种族主义思想，所以他不会对女黑人有想法，这就是从原因到结果。

有人论证杰斐逊的确跟海明斯有私生子，理由是“杰斐逊特别关照海明斯的孩子（并最终给了他们自由）；很多资料记载莎丽·海明斯的孩子看起来很像杰斐逊；麦迪逊·海明斯自称是杰斐逊的儿子；海明斯屡次怀孕的时候，杰斐逊都正好在蒙蒂塞洛家中” [4]，这就是从结果到原因。

后者比前者更有力。

如果有什么事儿是比从一个人的行为推测他的动机更可怕的，那就是从人的动机去推测他一定有过什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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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说，这里说的所有标准都是不可靠的！再怎么说也只是推测！没错。但是我们有时候只能推测。而这些标准能让我们做出最合理的 —— 也可以说是最符合程序正义的 —— 推测。

我们已经距离纯逻辑越来越远了。

### 💡 精华要点
- 如果你面前已经有若干个假说而又无法进一步验证，你应该如何诚实地、明智地从中选择一个假说？四个选择标准：
- 1.“通融性”，这个假说能解释的资料越多越好。
- 2.“简洁性”，这个假说需要的辅助解释越少越好。
- 3.“类似性”，这个假说跟我们知道为真的那些事实越相似越好。
- 4.“从结果到原因的解释，总是优于从原因到结果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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