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游》7：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再讲一个上游思维解决问题的思路，叫做“反馈”。

反馈可能是你熟悉的概念，反馈能及时纠正我们的错误，“刻意练习”最讲究反馈，健康的成长需要反馈。而这一讲，我们说的是政策的反馈。

一说上游思维，说你是一个士，你积极主动，你要做顶层设计，这种感觉是很自得的。你充满自信地说要做出改变 ，你有十足的勇气。但我们这一讲恰恰说的是，你还得有谦卑的一面。真正的改革者必须是谦卑的，上游思维不能指望狂妄之人。

传说有个北大毕业生，刚到华为没多久就写了一份万言书，对公司的经营战略问题提出了建议，结果任正非批复：“此人如果有精神病，建议送医院治疗；如果没病，建议辞退。” [1] 为什么会这样？这不是打击新人的积极性吗？

这个道理是不懂的人最好别轻易谈改革。你要不当家，就不会知道一个系统有多容易出问题。

有个著名的故事是这样的。当年英国人占领印度，觉得德里附近的眼镜蛇太多了。英国人提出了一个激励政策，让当地村民去抓蛇，抓来给发奖金。结果英国人发现来交蛇的人越来越多，好像蛇永远都抓不完似的……原来印度人开始养殖眼镜蛇去“卖”给英国人。

英国人一看自己被糊弄了，赶紧取消了激励政策。那养殖的眼镜蛇怎么办呢？印度人把它们直接放生了。你看，英国人想要消灭蛇的政策，到头来却带来了更多的蛇。

后人把这件事总结成了一个成语，叫“眼镜蛇效应（cobra effect）”。用咱们中国话来说这就是适得其反，引火烧身。经济学家对此有个专有名词叫“非预期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纳西姆·塔勒布对此也有一个说法，叫“天真的干预（naive intervention）” [2]。丹·希思在这本书中也提出一个说法，叫“二级效应（second-order effects）”。

这些说法说的都是一个意思：你做这个动作预期会产生 A 结果，没想到得到一个 B 结果，或者这个 A 结果又导致了一个 B 结果。

而那个 B 结果，是你万万不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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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附近有个岛，19世纪以前都没有人，岛上有一些珍稀的鸟类，是一个非常好的自然保护区。但是在19世纪到20世纪，有一些人上岛捕猎海豹，还带去了一些兔子、猫和老鼠这些“世俗的”动物，破坏了岛上的生态平衡。特别是兔子，到处打洞，强烈干扰了那些鸟的生活。

于是在1960年代，动物保护主义者决心杀死这些兔子。因为兔子实在太多了不好杀，他们创造性地使用了投放病毒的方法……中间几经波折，到1988年，兔子的数量终于下降到了两万只。

可是动物保护主义者没想到的是，兔子少了以后，猫的行为发生了变化。本来猫是吃兔子的，现在吃不到兔子只好去吃那些珍贵的鸟。动物保护主义者不得不对付猫，他们派猎手直接拿枪去捕杀这些猫。

到2000年，岛上没有了猫，可是兔子又回来了。这些幸存的兔子对病毒产生了免疫，数量再次泛滥。

动物保护主义者使出了最后的大招，干脆用投毒的方法来了一次全面杀戮。到2014年，他们终于消灭了兔子、猫和老鼠。

结果又出了一个问题。岛的岸边有一种野草，以前兔子吃这种野草，能够遏制野草的生长。现在没有兔子了，野草就开始侵占全岛……

这就叫二级效应。你不知道你的动作会导致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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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中也是如此。2009年，纽约市中央公园为了省钱，砍掉了当年修剪树木的经费。结果那年Google 的一个程序员在公园散步，被树上掉落下来的枯枝砸中了头部，受伤瘫痪。纽约市政府为此不得不赔偿了1150万美元。本来想省钱，结果反而花了更多的钱。

更可怕的还不是这个。有人做了个调研，纽约市每年像这样的官司竟然有三万起，而且有些地方是反复出事。比如有个儿童游乐场里的一个滑梯，2013年这一年，就有五个孩子在这个滑梯上摔断了腿 —— 这么多年以来，这一个滑梯导致的政府赔偿，竟然高达两千万美元……可居然就没有人想到要修它。那个滑梯唯一的问题就是太高了，只要调低一点，所有的事故都不会发生。

谁要是不知道什么是系统，你就给他讲讲这个故事。系统的“部分”和“整体”之间存在矛盾。公园只想省钱，它可能根本都不知道、或者不在乎市政府为此要多花多少钱。

你照顾系统的部分，就可能会伤害整体；你从整体考虑，又可能会伤害某个部分。

要不怎么说改革难呢！要想尽量避免伤害，你需要反馈。

某家医院有一位身体理疗师，她的工作是给那些做过乳房切除手术的女性做理疗按摩。理疗师工作一段时间后找到一个规律。她说，只要患者一脱上衣，她就知道那个手术是哪位医生操刀的。

有一位医生每次开刀都会精心设计伤口的位置，这样给患者留下的伤疤就比较美观。而另一个医生完全不讲究，他留下的伤疤都很难看。

希思说，他为那些患者感到难过，她们根本都不知道自己的伤疤本来可以更好看一些……但是他也为那个不懂得设计伤疤的医生感到悲哀。可能这个医生直到退休都不知道，自己无形中给患者造成了多大的痛苦，他不知道开刀的技术是可以改进的！

为什么没有反馈？为什么理疗师不向医院报告这个发现？如果这帮人但凡有一点反馈意识，哪怕让两个医生互相看一看对方患者手术后的照片，切磋切磋技艺，这一切都会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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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情是有反馈的。比如说卖汽车，有各种各样的评测机构，有车评网，用户可以从各个角度公开评价一辆车……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你想买一辆不好的车都很难。

但是人们的反馈意识还是不够。希思列举了很多例子，比如一家公司认为“开放式”办公室能促进员工交流，就直接花钱把全公司的办公室改造成了开放式的：大家都坐在同一张长桌上办公。

谁也没想到，结果是员工反而不交流了。为什么呢？任何人说话，所有人都能听见，这还能聊天吗？

没人能在事先明确知道一个动作的所有结果。所以你要有大动作之前，都应该先做个小范围的实验，看看反馈，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这就是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中国要搞市场化改革，什么哈佛教授、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都来给邓小平提建议，邓小平没有被别人一忽悠第二天就全国实施。但是邓小平也不是完全不听这些建议，他都是在先小范围弄几个试点，如果可行，再慢慢地向全国推广。

而正因为这个摸石头过河，中国反而可以大胆尝试一些看似比较激进的事情。比如当时很多人反对搞股市，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邓小平说我们试一下没关系！如果不好，关掉就是。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实战操作。

2008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出了一本书叫《世界又热又平又挤》。我作为中国人当时读这本书还产生了一种自豪感。弗里德曼在书说，美国能不能学做一天的中国。

因为中国政府特别有执行力。弗里德曼说，中国政府为了保护环境，直接下令全国范围内禁止超市给顾客提供免费的塑料袋，结果立即就实行了。中国消费者纷纷自带购物袋去超市，塑料垃圾减少了。而美国要想搞这种大动作，就不知道得费多大劲，政客们扯皮都扯不过来。

不过弗里德曼那时候不知道，后来到 2014 年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市果然通过了一项法规，禁止超市提供一次性的塑料袋。这个动作其实不是学中国，中国是不许免费，但是可以买；芝加哥是干脆禁止提供 —— 但是，这个法规禁止的仅仅是“一次性的”塑料袋。而这就埋下了隐患。

芝加哥超市的反应是改为提供那种比较厚的、可以重复使用的塑料袋。这不违法，但是可想而知，大部分消费者根本没有重复使用，还是用完就扔。结果反而更不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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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加州议会通过法律，干脆禁止了一切塑料购物袋，逼着消费者或者用纸袋，或者自己带布袋。这个政策比中国都狠，那这回总行了吧？

结果是带来了两个二级效应。一个是垃圾袋的销量上升了。人们家里的垃圾桶需要有个垃圾袋，以前很多人都是用超市给的塑料购物袋当垃圾袋，现在没了，只好去买专用垃圾袋 —— 可是垃圾袋也是塑料的！有人测算，因为垃圾袋销量的增长，等于是把节省的塑料购物袋的28.5%，给抵消了。

另一个效应是城市环境卫生恶化了。以前人们出门遛个狗什么的随身带个塑料袋，有狗屎之类的东西随时一装很方便，现在没有了。特别是加州有一些无家可归者，平时就住在大街上，上厕所很不方便，都是直接用塑料袋处理自己的粪便，完了扔垃圾桶里……现在这帮人也麻烦了。

后来旧金山市爆发了一次甲肝流行，人们就怀疑，跟街头粪便突然增多有关系。

所以你以为中国是那么好学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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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来说，上游思维要求你在推出新政策的时候，必须想到它可能会遭遇意外的二级效应。改革者要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就好像在一个陌生环境中走路一样，必须随时寻找各种反馈，不断摸索路线，否则你就可能会造成伤害。

希思说，要提出新政策，你至少要先问自己四个问题 ——

第一，这个政策以前实行过吗，实行的效果如何？

第二，能不能先在小范围做个实验？

第三，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是否能够迅速得到有效的反馈，一边反馈一边改进？

第四，如果事实证明这个政策不行，我们还能不能撤回来，回到从前的样子？

如果这四个问题中有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你就必须无比小心才行。

所以说上游思维是有危险的，没想明白风险就不要随便给人家提意见。

但是，这可不是说一切改革都不可能！改革是可能的。就拿保护野生动物来说，现在就有一个国际组织，专门清除保护区内的有害物种。他们非常有经验，在行动前会先绘制一张现有物种的食物链图，他们会预想各种可能的连锁反应……他们已经能做得很好，既清除掉有害物种，还能保持一个良性的生态循环。

另外，芝加哥市现在也像中国一样，改成允许购买塑料袋了，而且效果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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