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答：程朱理学为什么诞生在宋朝？

> 读者 Shawnz_朱咸武、Zongchen：
> 既然个人主义和创新有正相关关系，那么为什么韩国和日本的个人主义程度也很不高，但每百万人拥有的专利术要明显超过其他国家，它们在个人主义之外做对了什么呢？

> 万维钢

个人主义有利于创新，但个人主义不可能是影响创新的唯一因素。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个人主义越强的国家越能创新；但是有时候其他因素比个人主义重要。

亨里奇的理论是一个慢变量理论，它解释的是几百年、上千年这个时间尺度上的变化，而且我看它有一个隐含的假设，那就是各个文明是在独立发展，互相之间没有太多学习。二战以后，中日韩三国都在疯狂学习外国 —— 中国先学的是苏联，日韩一上来就是学美国 —— 那么“西方怪人与创新”的故事就变了。

“学习”和“创新”是两码事。创新本来是个比较慢、没有方向、充满偶然性、需要自由的环境、自发产生的过程，学习却是一个很快、有明确方向、有投入就有产出、需要讲纪律的环境、最好有人领导的过程。别人已经在前面完成创新了，你在后面学习和追赶，这里有个后发优势。

中日韩三国搞追赶式创新的共同特点是，政府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咱们单说韩国 [1]。

韩国经济从 1960 年代开始起飞。一开始搞的全是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以出口为导向。韩国从七十年代开始搞重工业，比如钢铁、造船和汽车，仍然是劳动密集型。八十年代开始搞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包括半导体和电子信息行业等等。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又转向为高新技术和文化产业，包括生物、纳米、电影之类。

所有这些转型都是政府在主导，可谓是高瞻远瞩。六七十年代的韩国对国外技术是重引进轻开发，讲的是“技术转移—消化—吸收”的模式，研发经费非常少。八十年代，韩国政府牵头，引导企业把研发投入提升到了 GDP 的 2%左右，成立了“技术振兴审议会”，和企业共同审议和调整国内科技政策。九十年代，韩国推出“科技立国”战略，开始强调高等教育的作用。2008 年，韩国又搞了“577战略”，也就是用 5 年时间、搞 7 大研发领域和 7 大科技系统……

你看这些举措是不是有点眼熟呢？这不就是中国的发展路线吗？但是我们看看时间表，恐怕没有人认为这是韩国在学中国，而是中国在学韩国。

中日韩的经验告诉我们，追赶式创新并不需要太强的个人主义。如果技术路线已经确定了，剩下的不是突发奇想的自由创造，而是“从 1 到 N”的研发。你只要有足够的工程师、有足够的投入，就会获得足够的产出。事实上在这时候可能恰恰因为中日韩的个人主义不强，有个大政府，人们愿意听政府的，这反而是个优势。

当然韩国和日本相对于中国还有个特别的优势，那就是它们跟美国关系极好。美国一直等于是不设防地向日韩开放市场和技术。但中国相对于日韩也有个特别的优势，那就是中国拥有自己的、超大的市场和全国统一的协调。历史证明中国这个“大”比日韩跟美国那个“亲”厉害得多。中国理所应当有更大气、更自主、更全方位的发展。

现在有一些中国学者，把前面那个发展路线叫做“中国模式”，这里面有两个错误。第一它不是中国特有的也不是中国发明的，韩国人完全可以说这叫韩国模式。第二，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阶段性的手段，它高度依赖外面的领先者，它不是长远之道。

追赶式创新是有瓶颈的。后发优势有个期限，它的作用一直到“追上”为止。如果一天醒来发现你已经是这个领域第一了，你还追赶谁呢？这就叫“已经进入无人区”。这时候需要的恰恰是西方式的比较慢、没有方向、充满偶然性、需要自由的环境、自发产生的创新。

追赶的时候，因为有明确的方向，你应该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许可以让大企业主导创新。但是进入无人区以后，你需要在各个方向同时探索，你应该扶植中小企业，让他们搞颠覆式创新。而韩国已经在这么做了。

危机时刻恰恰是去旧迎新的好时候。以前韩国完全是大企业主导，国家政治都得看那几个大企业的脸色。1997 亚洲金融危机、2008 全球金融危机后，韩国改变策略，从大企业主导改为推动中小企业发展。政府帮助中小企业建立合作网络，还提供了明显低于商业贷款利率的长期低息贷款。结果到 2011 年的时候，韩国中小企业工人就已经占到了所有工人的 88%。

而中国解决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办法却是搞了个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继续让大企业主导，重点搞基础设施建设，最终结果是再次拉高房地产。

我们现在强调“自主创新”，但是“自主”是一个结果、是一个状态，而不是一个手段。“模仿跟随”和“政府主导”是落后者的创新手段，“自由”“自发”，是无人区的创新手段。

事实上现在中国创新对无人区的探索取得了很多成就，中国在有些关键领域是世界第一。中国这么大，人才这么多，探索无人区是有优势的。但是请注意，这可不是“中国模式”的功劳，而是“中国怪人”的功劳。当今中国越是发达地区、越是创新能力强的公司，越不是“中国模式”主导的。

那么中日韩的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个人主义会不会限制我们的创新能力？也许可以研究一下日本。日本现在是怎么几乎年年得诺贝尔奖的，日本原创产品和日本文化为什么从七十年代就风靡全世界，我们应该研究。

但是我们堂堂大中国理应有更高级的模式。中国的创新得是百家争鸣有容乃大，得是非常活泼非常热闹，得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得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而不是那种羊群与放羊人的“中国模式”。

> 读者 霁云：
> 在个人主义视角下，创立商业帝国的家族，比如洛克菲勒家族、科赫家族；创立政治势力的家族，比如布什家族、肯尼迪家族；以及出过教皇、地方元首的美第奇家族该怎么理解呢?

> 万维钢

从宗族到个人主义之间有一个连续的光谱，亲缘关系始终存在，西方也没有完全消除。

想要把财富、技能和影响力传给自己的子女是人的本性。以前为了对抗宗族势力，人们曾经尝试过非常极端的方法，比如奥斯曼帝国的行政管理人员，包括高级大臣和军队将领，都是从外地选拔出来的奴隶。国家看中的男孩长到一定年龄就直接领走，训练成管理人才，从此跟父母不再相见。这些人的妻子也来自奴隶市场，生下孩子不许继承他们的财富……包括中国历史上，皇帝有时候没办法了也会专门任用太监做官。事实证明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违反人性。

所以亲缘关系是人性的一部分，西方并没有彻底杜绝宗族社会，将来搞不好还可能回归。这些商业和政治家族现在看不能说已经成了主流，像布什家出这么多政客，并不是他们有办法把权力直接留在家里，他们传承的只是在政界的人脉和对选民的影响力。但是这样也有危险，人民应该防范。

> 读者 万里:
> 由于思想的禁锢造成了文化内卷，请问万老师，为什么程朱理学会诞生于自由开放的宋朝？这里有哪些偶然和必然的因素吗？

> 万维钢

这里确实是既有偶然也有必然的因素。程朱理学从来没有给中国提供过一次有价值的路径指导、贡献过一个好用的策略，但是程朱理学却成了中国长期的官方意识形态，这里面有故事。

孔孟的儒学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哲学体系，只能说是一套格言集，到唐朝面对外来的佛教文化，被打的有点没有还手之力。理学是中国思想家为了对抗佛学、建立本土哲学体系而创建的东西，是把儒学给“发扬光大”了。理学有进步的一面，它强调世界有一套客观的“天理”，人应该做实践天理的载体，还给人弄了一套修炼系统，很像某些近现代哲学。但理学并没有搞清楚那套天理到底是什么，特别是没搞清楚天理有啥用，文不成武不就，除了高喊“我热爱真理”就没别的。

因为理学是唯一一个有体系的中国学问，自然就竖起了大旗，总能聚集一帮人。这些人对国家没有什么贡献，在北宋是被像苏轼这样的精英嘲讽的对象，到南宋本来也不受待见。但是这些人很敢说话，自己不会做事但是敢骂那些做事的人。

而做事的人，在宋朝、特别是南宋，往往没有好下场，大多也真不是好人。公然打击过理学的蔡京、秦桧都是后世公认的大奸臣，强烈打击过理学的韩侂胄又曾经是权臣、又草率北伐遭遇惨败。在这些失败的实干派的衬托之下，被打击的理学家们就都成了精神领袖。

但理学在宋朝并没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大宋毕竟是复杂的。可是元朝是简单的。蒙古人想搞科举，复杂的科目都搞不了，只能搞非常简化的内容，而当时市面上唯一最简单最系统化的中国文化课本，就是理学家朱熹老师的《四书集注》。中国科举从此对朱熹老师形成路径依赖，再加上理学不指导国家运行不惹事，就这样成了唯一的官方经典。

简单说，理学就好像皇帝唯一的儿子，他的权力合法性不是来自自身素质有多高，而在于可选的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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