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灰色企业家3：有一种反抗叫退出

前一段时间有些互联网公司搞“996”工作制 —— 也就是每天上午 9 点上班、晚上 9 点下班，每周工作 6 天 —— 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我最近又看到一条新闻说“西贝”这个连锁餐馆推崇的是所谓“715”工作制，每周工作 7 天，每天工作 15 个小时！我认为这完全不合理，员工应该抗争。从世界上有“公司”这个东西开始，像这样的劳资矛盾就一直存在，有时候必须靠政府立法去保障工人的待遇。

但是你想过没有，跟奴隶制相比，公司再坏，它对人的压迫也是有限的。

因为你可以退出。如果我真的那么不喜欢 996 或者 715，我可以不在你这个公司干。公司要解雇员工，有时候会受到法规的限制；员工如果不想给哪个公司干了，谁也拦不住他。公司并不能真的限制员工的自由，它能做的仅仅是用工资之类的待遇把人吸引住。这就好像打游戏一样，如果我在这个游戏里一直都赢不了，我感到其中的规则根本就不公平，纯粹就是系统在故意压迫我，我可以关机退出。

同样道理，现在一些跨国公司所能调动的财力、人力和物力，已经超过了一般的主权国家，但是你能说一个跨国公司就是一个主权国家吗？不能。因为跨国公司不能强迫你购买它的产品或者服务。如果你不喜欢Google收集用户信息的行为，你可以抵制Google，你可以用比如说DuckDuckGo。

可退出，给人提供了最终的底气。这个局面再不好，只要你可以退出，你就仍然是自由的，你就能坚持自己最想坚持的东西。

那你说不行啊，我总要挣钱总要消费，如果所有相关的公司都已经联合起来了，执行同样的政策和服务，我加入哪家都等于是加入同一家，我又怎么能退出呢？是的，所以我们需要创新。

新技术和新公司给人增加了新的选项，使得人们可以退出原有的局面。这就是为什么创新是一种革命。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公司不好我可以退出，要是政府不好，我也可以退出吗？咱们继续讲亚当·提耶尔的《躲避的企业家和未来的治理》。而提耶尔说，公司可以帮助政府改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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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我们说了政府有种种的积重难返，但是经验表明，政府自身很难改革自己。美国政界一直在高喊什么放宽管制和机构重组这种类似于咱们中国人说的“精兵简政”的口号，但是真正做成的很少。上两次真正对政府部门动手术，还是 1985 年砍掉了“民航管理委员会（The Civil Aeronautics Board）”、1995 年砍掉了“州际商务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现在都没人记得还有这样的事了。

那如果政府机构只变大不变小、法规只增不减，这样的系统还能无限维持下去吗？就好像一台计算机，是不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把操作系统重装一遍，才比较健康呢？

这其实正是美国建国的国父们心里想的。托马斯·杰斐逊就说，政治世界里偶尔来个小叛乱，就如同物理世界里偶尔来个风暴一样，属于是必要的事件 ：「上帝禁止我们连续 20 年没有叛乱」。如果统治者不经常被人民的抵抗所警告，国家又怎么能保护自由呢？

而美国人民也的确有抵抗政府的传统，不过一般不是武装叛乱。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抵抗行动一般都是采取“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形式，是以街头运动的形式为主，通常是非暴力的。像反越战、民权运动、到几年前的“占领华尔街”、到现在正在发生的“黑人生命重要”运动，其中虽然有暴力成分，但是跟历史上那种“起义”可是两码事。

那这些运动有用吗？民权运动和反越战确实是有用，但是最近几年的“占领华尔街”、“黑人生命重要”好像没什么真正的作用。美国两党对这些议题的态度不一样，老百姓的想法也很矛盾。现在美国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达到最低点，只有 18% 的公民表示自己在多数情况下信任联邦政府，而表示自己在所有情况下都信任政府的则只有 3%。

美国的政治制度简直是已经陷入危机。提耶尔是个自由论者，主张小政府，但他可不是要搞无政府主义，他主张帮助政府改革。他提出的方法就是企业家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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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解决办法是给人民提供新的选项。纽约市出租车牌照问题天怒人怨但是谁也解决不了，Uber 给解决了。这一局我怎么都赢不了你，没关系，我不推翻你，我甚至都不跟你冲突 —— 我新开一局。

我退出你。

如果没有 Uber，纽约市的人民可能都无法想象一个更好的打车系统会是什么样的。现在好了，纽约人可以退出政府设定的游戏，去玩 Uber 提供的新游戏。

所以创新最大的意义还不是提供了更好的选项 —— 而是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选项。有这个选项在，旧的选项就受到了制衡。可能你只爱住豪华酒店，对 Airbnb 什么的共享住房不屑一顾，可以，你不感兴趣有人感兴趣，所以 Airbnb 的存在仍然让传统酒店行业感到了威胁，仍然逼着传统酒店行业降价和提高质量，仍然对你有好处。你可以不开电动车，但是电动车的存在能帮你把油价降下来。

创新能倒逼改革。如果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形成成熟的应用，人民可以在某些领域自己管理自己，那么政府就必须在那些领域改善管理方式 —— 否则政府就没有存在感了。

创新就像是一个减压阀，因为允许人退出，而使得更激烈的对抗不必发生。创新又像是一个“可控燃烧”机制，主动烧掉森林里一些树木，有利于整个森林的健康生长。

提耶尔说，国家的主权在哪里？主权在人民那里。政府能提供好的服务，人民愿意让渡一些权力给政府，政府就有权。如果说这件事儿政府已经管不好了，人民发现现在有个新技术能让我们自己管自己，那就可以把这部分权力收回来。

可是难道政府就不知道利用新技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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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有些思想家曾经有过崇高的、乌托邦式的期望。1996 年，有个美国诗人叫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公然发表了《赛博空间独立宣言》，声称网络空间永远不需要受到法律的规制和政府的管辖。

当时中国的互联网还不够发达，巴洛显然不太了解中国政府。“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当然美国政府也是这个态度。事实证明独立是一个过于乐观的幻想，而且政府也很善于使用新技术。互联网给了人民更多的选项，同时也给了政府监控人民的办法。调取人民隐私数据的事儿，美国政府可是没少干。

所以新技术对政府的制衡，其实是处于某种“边际”状态：可能稍微再往这边偏一点，人民就赢了；稍微再往那边偏一点，政府就赢了。

但是提耶尔还是比较乐观的。总体来说，科技越发达、创新活动越多的地区，人民的自由度是更高，而不是更低了。是，你现在访问一个什么网站都有可能被政府知道 —— 但你现在毕竟有可能访问那些网站。你足不出户就可以做一些事情，以前的人可没有这个选项。

而且别忘了全球化。消费者不一定能选择政府，但是跨国公司可以选择政府。技术进步使得跨国公司在各国之间搞“制度套利”变得更容易了，你美国的政策不好，我去日本干。

我们看美国政府打压华为，听起来好像是政府比跨国公司厉害，其实不然。现在的局面是世界上也只有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有能力打压跨国公司，而且美国也只是暂时地、在芯片这个极其特殊的点上，打压一下，而且可能还成功不了。

跨国公司在各国选择有利于发展的好政策，各国政府为了吸引跨国公司而纷纷自我改革，这才是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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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再想想，现代政府的思维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

政府的本能思维是控制。最好一切尽在掌握，如果不掌握就很焦虑。有时候甚至以敢“亮剑”为自豪，把“能管”当做宣示主权的方法，仿佛不管就成了丧权辱国。有时候为了发展经济，会策略性地把管制放松一点，完了还是想管。

我认为政府部门应该克制自己这个本能。政府的职能不是“管”，而是“服务”；目的不是“可控”，而是“发展”。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都充满企业家精神，忙前忙后招商引资，那真是把自己的地盘当做公司一样去经营。

如果政府保持这样的企业家精神，那么法规其实是一种竞争手段。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法规，允许人民搞搞制度套利，这样最有利于系统的良性演化。

这个电影在内地放的是删节版，你可以去香港看完整版。市区不让飞无人机，乡村你随便飞。你不喜欢浙江的智能机器人伦理政策，欢迎你来黑龙江。这不是很好吗？

美国的联邦制度本来最有利于各个州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像亚利桑那州和加州那样用法规竞争。可是提耶尔说现在这个局面还是不行，各州的政府都在变得越来越失去活力，然后大家最愿意干的事儿是向联邦政府要钱。

### 💡 精华要点
- 创新最大的意义还不是提供了更好的选项，而是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选项。有这个选项在，旧的选项就受到了制衡。
- 创新能倒逼改革，就像是一个减压阀，因为允许人退出，而使得更激烈的对抗不必发生。
- 创新又像是一个“可控燃烧”机制，主动烧掉森林里一些树木，有利于整个森林的健康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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