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放送：控制与创新

> 万维钢
> 今天咱们把刚刚讲完的这本《灰色企业家》帮你总结一下。企业家为什么要创新？创新的本质是什么？政府对创新的态度是怎样的？政府和企业家的关系又应该是怎样的？希望这篇总结能帮你加深对这些认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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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躲避的企业家和未来的治理：创新如何改善经济和政府》（Evasive Entrepreneurs and the Future of Governance: How Innovation Improves Economies and Governments）

作者：亚当·提耶尔（Adam Thierer），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家，专门研究创新

出版日期：2020年5月14日，尚无中文版

本书核心思想：企业家为了搞创新，常常是不得不躲避。

企业家的本能是创新。而政府的本能，则是管制。

创新活动上，企业和政府其实是有矛盾的。这跟政府腐败、官僚主义什么的都没关系，它其实是“新”和“旧”的天然矛盾。

企业家和政府大约有三个矛盾，理解了这些矛盾你才能理解创新。

第一个矛盾是企业家喜欢冒险，政府害怕风险。

第二个矛盾是企业家希望打破现状，政府乐于维持现状。维持现状就是保护局内人的利益，打破现状就是局外人想入局。

第三个矛盾是企业家要自由，政府要控制。

是政府召集专家研究出来，再邀请企业家开个座谈会沟通的吗？

当然不是。这条线是企业家不断刺探底线，政府偶尔反击，最后因为双方都不得已而妥协出来的。

企业家对待法规的态度，可以说是“法规黑客”。总结来说，法规黑客大约有这么几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先做了再说（Permissionless Innovation）。英文有句谚语叫「与其事先请求允许，不如事后请求原谅」。

第二个办法是制度套利（Innovation Arbitrage）。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公司是流动的存在，企业家可以选择政府。

第三个办法是“软”法规（Soft-law）。政府也想明白了，有些事儿不做硬性的规定，给你提供一些灰色地带。

第四个办法则是走入地下，也可以叫“去中心化”。在某种意义上，那些私下搞盗版的人也是企业家。

他们为了利益而去刺探社会的底线。但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有他们，社会才能进步。

法规是一种具有强烈不对称性的东西：出台一个法规是容易的，取消或者修改一个法规则非常困难。那么随着一个国家建立的时间越来越长，它的法规就必定是越来越臃肿。

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官员害怕风险，导致行动僵化。

第二个问题是制度建设跟不上技术进步。

第三个问题是权贵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夸张，其实英文（crony capitalism）的意思范围更广，泛指一切利益集团干涉立法的行为。这些利益集团想的可不是让立法有利于创新，最爱创新的往往是新入场的、想要打破现状的企业家，老牌企业家是现状的受益者和维护者 ，他们想要的是阻止创新。

利益集团早就联合起来了，老百姓没有联合起来 —— 于是政策一定会倾向于利益集团。

第四个问题叫“组装政治（Kludgeocracy）”。意思是政府各个部门本来就是对付着组装在一起，缺乏良好的维护，后来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至于积重难返。

自上而下的变革太难了，我们需要企业家自下而上的力量。政府自身很难改革自己。

提耶尔提出的方法就是企业家的创新。

新技术和新公司给人增加了新的选项，使得人们可以退出原有的局面。企业家的解决办法就是给人民提供新的选项。

创新公司可以帮助政府改善治理。

创新最大的意义还不是提供了更好的选项 —— 而是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选项。

创新能倒逼改革。

创新就像是一个减压阀，因为允许人退出，而使得更激烈的对抗不必发生。创新又像是一个“可控燃烧”机制，主动烧掉森林里一些树木，有利于整个森林的健康生长。

新技术对政府的制衡，其实是处于某种“边际”状态：可能稍微再往这边偏一点，人民就赢了；稍微再往那边偏一点，政府就赢了。

消费者不一定能选择政府，但是跨国公司可以选择政府。技术进步使得跨国公司在各国之间搞“制度套利”变得更容易了。

跨国公司在各国选择有利于发展的好政策，各国政府为了吸引跨国公司而纷纷自我改革，这才是大局。

政府部门应该克制自己控制的本能。

政府的职能不是“管”，而是“服务”；目的不是“可控”，而是“发展”。

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法规，允许人民搞搞制度套利，这样最有利于系统的良性演化。如果政府保持这样的企业家精神，那么法规其实是一种竞争手段。

现代政府应该与创新企业家共治天下。是与“创新企业家”共治，不是与“资本大亨”共治。

政府应该让创新者帮着改善治理。一方面是新势力进来确实有利于政府保持健康，另一方面也是技术进步太快，政府自己也的确跟不上创新的脚步，公司还可以再全球搞“制度套利”，所以“共治”是互相需要的结果。

共治不是说让企业家为所欲为，它首先就是对企业家的约束。

提耶尔提倡的共治方法，是“软法规（soft law）”。软法规是一种广义的治理，它不仅仅是政府管制公司，也包括公司之间形成的行业规范、从业人员的道德自律、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的批评、当前社会自身的行为规范，可以是来自任何人群的任何制约方法。

软法规的主要制定方式是“多方利益攸关方进程（Multistakeholder process）”。有时候是政府牵头，有时候是企业牵头，当前拥有这项新技术的各个公司和政府机构坐下来成立一个委员会，大家共同制定一套相关的政策。

政府与企业家共治的方向必须是鼓励创新，特别要鼓励那些“先斩后奏”式的主动创新。有几个观察和建议：

1.要增加竞争、去除壁垒、降低行业准入标准。

2.尽量让市场磨合、而不是由政府先推出监管措施。

3.应该给一些法规设定“保质期”。

4.对于新生事物，应该先假设它无害，然后谁要说它有害谁有责任举证 — 而不是让企业家先举证证明它无害。

5.去监管利益均沾。

创新不是开座谈会开出来的，不是学者畅想出来的，也不是政府推动出来的。创新是企业家冒着风险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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