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信的科学9：黑暗知识（完）

这是雨果·梅西尔《你当我好骗吗》这本书的最后一讲。如果你看到一群人在做看起来非常傻的事、不可理喻的事、非常坏的事，简单的解释是这些人都被愚弄了：要不就是有个骗子正在操纵他们，要不就是他们陷入了群体疯狂情绪的感染。梅西尔拒绝这种简单的解释。

梅西尔提出了“开放的机警”原理。他认为任何一个人群能在演化中存活到今天都不会是很傻的：人们或许不够开放，但是一定足够机警 —— 如果有这么多人做一件事，那不太可能是被谁给蒙蔽了或者集体疯狂了，而更可能是因为这么做对他们有利。

至于说为什么大家都从有利出发，却得到了荒诞的局面，那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本书要求我们思考复杂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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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你可能一开始就有的问题：如果人群并不容易受骗，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人群是容易受骗的呢？那你说这些相信者，不就是被一个错误的理论给骗了吗？这不正好是一个导致自相矛盾的反例吗？

答案当然是那是一种反射式的相信。如果你发自内心地相信人是好骗的，你为什么不去骗人呢？你能把人往好的方向“引导”也行啊 —— 因为你知道你做不到。

“人群容易被骗”这个想法，就如同是我们前面分析过的那种与生活无关的谣言。谣言的源头，一个可能是勒庞的《乌合之众》这本书；另一个，据梅西尔考证，则是左拉的一本小说，叫《萌芽》（Germinal）。我们之前面讲了，十九世纪末2700起罢工事件中只死了一个人 —— 而恰恰是这一个人，被左拉写到小说里了。

社会学家喜欢大样本事件，小说家喜欢特例事件。《萌芽》这本小说本来是要表达对工人运动的同情，但是为了表现事情的复杂性，左拉故意描写了工人的愚昧之处，以至于死了一个人。这个表达效果很好，佐拉讲的故事就像谣言一样传播开来，成了知识分子的社交货币。

而这个“谣言”之所以能传播，也是因为它给人提供了一个“正当性”。我们喜欢“人群容易被骗”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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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国家大事应该交给精英，不能让人民自己决定。乌合之众这个说法给这帮人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

民主到底好不好，这是个大话题。我比较赞成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一个国家要想好，需要三方面的机制：你需要一个有执行力的政权、你需要法治、你需要民主。很多落后国家的政府没有执行力，法律如同儿戏，仅仅弄个投票民主当然好不了。但是你不能说民主是不好的 —— 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对权力的制衡，不见得非得一人一票选总统，但是健康政权不能没有制衡制度。

另有一批人，则用乌合之众解释为什么人们没有起来反抗坏人。德国老百姓为什么会支持纳粹搞种族大屠杀、去搞侵略？日本的老百姓为什么会支持侵华？人们不愿意面对这么多人都作恶的现实，就说这些人都被蒙蔽了。

而这其实是自我安慰。当时德国和日本的现状是经济大萧条，正常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真实情况是普通德国人从对犹太人的经济掠夺中获得了好处，普通日本人对侵略战争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主动当兵的是谁？移民东三省的是谁？参与战争经济的是谁？这些人干着工作领着工资享受着战争的好处、甚至还杀了人，然后居然是被蒙蔽的？

我们相信“人群容易被骗”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每天都面对铺天盖地的广告和宣传。如果人民不愚蠢，难道那些公司和政府愚蠢吗？

还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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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了，广告不能切实改善人们对一个产品的印象。那所有人都知道可口可乐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可口可乐还要整天做广告呢？

因为可口可乐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产品。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高露洁牙膏和佳洁士牙膏，你说这些竞争品牌之间有本质区别吗？比如你坐飞机，向空姐要可乐，空姐给你倒了杯百事可乐，你会抗议吗？当然不会。这些东西几乎没区别，也根本谈不上实质印象的好坏。

对这种强烈同质化的商品，影响产品销量的往往是非常小的因素。可能哪家最近在做促销，哪家在超市的摆放位置稍微好一些，或者你正好看了它的广告，产生了那么一点小小的触动，都能决定你的选择。

而因为可乐是一种销量特别大的产品，消费者心理那一点细微的影响都会对本周销量有个巨大差别。在这种局面下做广告的确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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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宣传。如果说宣传不能改变人们对政府的印象，为什么政府还要大力度宣传呢？这不是心理学，这是博弈论。宣传，是政府向人民示威的手段。铺天盖地都是我在说话，意思就是“现在还是我说了算，你们服不服？”

这就像“指鹿为马”一样。难道赵高傻吗？难道在座的每个大臣傻吗？赵高其实是在做忠心度测试：你对我要真是忠诚的，那就得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梅西尔讲，俄国总统普京，公开支持一支叫“SKA圣彼得堡队”的冰球队。这个队总是能赢球，但是它总赢球是因为它在联赛中享有一些特权。它可以优先挑选最好的运动员，它受到裁判明显的照顾。

那你可能会说，这样赢球有什么光彩的呢？为什么普京允许自己的形象和不光彩的赢球挂钩呢？

普京和俄罗斯老百姓都不傻。普京传达的信息是我的权威仍然在，我就支持这个队，这个队就是能赢，你们服不服？而俄罗斯人民非常清楚地接收到了这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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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觉得一群人很愚蠢的时候，有时候是人群在理性互动，有时候是人群和权威在互动，有时候是一个荒诞但是合理的局，有时候是大家在收发信号……绝不是一句“人们都很愚蠢”就全能解释的。真糊涂的人群早就被演化淘汰了，存活下来的人有时候会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们说“人不是那么好骗的”，并不是说所有人在所有情况下都不会被骗。生活中有电话诈骗、保健品诈骗等等，人的确是有可能被骗的，但是那是少数人。

人的确会有极端的思想，现在世界上有些人不顾自己的利益，非要“抵制中国制造”，我们中国也有些人曾经号称要抵制韩国货，但是那些也是少数人。

少数极端的人通常成不了气候 —— 如果真的成了气候，那一定和社会经济条件有关。

梅西尔这本书讲的是一个黑暗知识。人性的下限比我们愿意相信的要黑暗一点。这个知识并不令人愉快。

但是我们也不必对人类失去信心！因为人有开放式机警这个机制，我们应该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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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愿意相信陌生人，但是还不够。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以色列的研究者做过一个实验。我们知道现在的以色列是世界各国的犹太人重新聚集在一起建立的。那么有的犹太人来自欧洲，有的来自亚洲。因为欧洲犹太人的经济状况和受教育程度都比较好，在以色列就也会让人高看一眼，而从亚洲去的犹太人则多少受到一点歧视。

这个研究是一个“信任实验”。A 和 B 两人组成一组，研究者先给 A 100块钱。A 可以选择把这笔钱全拿走，也可以把其中一部分分给 B。不管 B 拿到多少钱，实验者都会把它翻三倍 —— 然后 B 也可以选择把这个翻三倍之后的钱全归自己，或者把其中任意比例回赠给 A。

如果两个人是充分互相信任的，A 应该把 100 块钱全给 B，变成 300 块钱，然后 B 再把其中 150 元返还给 A。整个过程相当于是 A 投资，B 把生意做大再给 A 回报，双赢。可是如果 A 不信任 B，他可能就干脆把 100 元全拿走，等于是这个生意就做不成。

而以色列的研究者发现，如果 B 是欧洲回来的，A 就更容易相信他，给他投资；如果 B 是从亚洲回来的，A 就更不容易相信他。

那 B 是怎么做的呢？实验中不论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得到投资之后都跟对方分享了成果！亚洲人也是值得相信的！我们原本应该给别人更多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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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确可能会让人受骗，但是梅西尔引用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山岸俊男（Toshio Yamagishi）的一个观点，说的特别好。

山岸俊男说，信任和不信带给你的回报，是不对称的。

选择相信一个人，如果这个人没有背叛你，你得到了一个新的合作机会。如果这个人背叛你了，你学到了一个特别有用的信息：这个人不可靠。而如果你从来都选择不信，那你就永远都不知道什么人是可以相信的，你不但没有得到机会，而且学不到东西。

所以最机警的人往往也是那些最愿意相信别人的人。不管是博弈论的要求也好，或者是巴菲特和查理·芒格他们经常鼓吹的处世之道也好，都是跟人打交道要先相信，先合作。吃亏上当，大不了下次你不理这个人了，但是你没有错过结识好人的机会。

现代社会中陌生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信息越来越发达，正是“开放的机警”大显身手的时候。以前人人都觉得合理的局面，现在大家觉得很傻，那我们可以破局，社会毕竟是能进步的。

最后我想再借用一遍《易经》里的那段话 ——

当一群人看上去正在做傻事的时候，

有些好心的学者会以为他们只是被蒙蔽了（“仁者见之谓之仁”）；

而那些聪明的学者却能看出隐藏的心机（“知者见之谓之知”）；

历经数十万年演化出来的人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被蒙蔽呢？

其实人人都有“开放的机警”这个能力，

可是老百姓只会不自觉地使用（“百姓日用而不知”）；

有理论高度的学问仍然是稀缺品，

所以你真得下功夫读书啊（“故君子之道鲜矣”）。

（THE END）

### 💡 精华要点
- 当你觉得一群人很愚蠢的时候，有时候是人群在理性互动，有时候是人群和权威在互动，有时候是一个荒诞但是合理的局，有时候是大家在收发信号……绝不是一句“人们都很愚蠢”就全能解释的。
- 信任和不信带给你的回报，是不对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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