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8 | 中国的“后浪”在经历什么样的危机？

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这两天，经济学的圈子里，不少人在讨论一个话题，那就是疫情稳定之后，经济的通胀压力更大，还是通缩压力更大？

我看到财新上发表的最新观点认为，通缩才是更值得担忧的风险，因为生产企业的复工虽然有序推进，但是从需求来看，消费者的需求和外需的恢复都需要更久的时间。

在这样的讨论背后，有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相比起供给，需求其实才是经济增长更基础的动力。需求的油门踩住了，经济才能发动起来。

不过，我注意到有一个问题，却可能在接下来的三四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长期抑制中国的市场需求。

这两天，我看到财新上的一篇有意思的评论，叫做《后浪没了怎么办？中国的少子化危机》。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的出生人口数量一代不如一代，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北大光华的经济学研究教授梁建章，以及财新人口问题的专栏作家黄文政。在今天的《邵恒头条》中，我就来给你介绍一下他们的观点。

前两天，你肯定注意到了，关于B站后浪演讲的视频刷了屏。但是梁建章和黄文政却问了一个很扎心的问题：后浪没了怎么办？他们提了一个吓人的假设：如果下一代的人口只有上一代人的一半，那么能掀起的浪潮注定就会小得多。

这个假设乍一听很夸张，但是如果看一看过去40年的数据，你会发现中国一代代的出生人数呈现出“阶梯式下滑”的趋势。

如果我们把10年划分为一代人，“80后”这一代，按照每年统计的出生人口计算，总计有2.3亿人；“90后”这一代，下滑15%，到了1.95亿。千禧年之后的第一个10年，出生人口进一步下滑，到了1.5亿。刚刚过去的10年稍有回升，是1.6亿。

当然，这个趋势毫不意外，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嘛。

从2011年开始，咱们国家已经逐渐放开了政策，逐步允许生二胎。我带你回顾一下二胎政策的时间线：2011年底，如果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到了2013年，只要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到了2015年，政策进一步放开，全面二孩政策开始施行，也就是说，只要夫妻只有一个孩子，就可以生二胎。

那么，二孩策略对于人口的增长有没有拉动效果呢？

的确有。目前2019年的数据还没有公布，但是从2018年的数据来看，出生的二孩的数量是760多万，比一孩的数量还要多。正常来说，其实情况应该是反过来的，一孩应该超出二孩的数量。而现在之所以二孩会有反超，正是因为二孩政策的拉动，带来了所谓的“二孩堆积效应”。这个现象你可以理解为，报复性生娃，之前没生的，这两年抓紧生。

但即便有这样的补偿效应，从总体来看，目前的生育率仍然远远不达标。

什么算达标的生育率呢？按照估算，一个发达国家，如果想做到人口不萎缩，那么至少应该做到，平均一个妇女生2.1个孩子。如果是发展中国家，考虑到新生儿死亡率可能会更高，这个数字需要更高才是。

但是，即便在二孩堆积效应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算下来，平均一个中国女性，也只生了1.47个孩子而已。可想而知，等堆积效应释放完了，这个数字会更低。根据梁建章和黄文政估算，去除掉堆积效应的影响，中国的自然生育率只有1.1。

而我们看2019年的数据就更有代表性，你要知道2019年是猪年，中国人有“金猪生娃讨彩头”的习俗。之前有人会预测，猪年我们会迎来生育高峰，但事实上2019年，中国的新增人口比上一年下降了58万。出生率也跌到了1949年以来的历史最低点。

这就非常值得担忧了。因为根据这个假设，中国每代人会萎缩48%，最终导致中国的总人口，每30年减少一半。想象一下，中国的人口从十几亿，跌到五六亿。而这还没完，按照推算，在此之后中国人口还会加速跌到二三亿，甚至是1亿以下。

我们不说这件事对于文明传承的影响，那些都太虚了。我们就说这件事对于经济的影响。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人口少一点好，这难道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分享更多的资源吗？比如，城市生活不那么拥挤了，每个人能住更大的房子，出行也不堵车了。再比如，教育资源多了，不用每家每户争抢学区房了，这不挺好？如果我们的人口减少了，但是人口素质提升了，生活质量也提升了，那不也是一个不错的未来？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看看俄罗斯。

俄罗斯的人口是中国的10%左右，而国土面积是中国的1.78倍。俄罗斯人的受教育程度很高，有大学学历的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全世界排第一。但是这篇文章提醒说，俄罗斯的GDP总量只相当于广东省，人均GDP只是比中国略高。而且，俄罗斯在通用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几乎没有地位。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就是因为俄罗斯人太少了，在政治和经济上又独立于欧美主导的西方体系，所以一直没能形成规模效应。文章里面有一句判断说，“如果俄罗斯有十亿人口，那么一切都会不同。”

那你可能会说了，美国同样地广人稀啊。他们的经济不是发展得很好嘛？从人的角度来说，美国的高素质人才、顶尖人才形成了巨大的优势。这难道不是说明，对于经济发展来说，质量比数量更重要么？

没错，美国的人口只有中国的1/4。但注意哦，美国可不应该被看成一个独立的人口体系。实际上，美国和英语世界国家联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美国互联网公司有了新产品，整个英语世界都是他们的市场。同样的，美国公司能把业务外包给远在印度的工程师，语言相通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么？

而且你也知道，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一直在从全球各地吸纳精英。从数据上看，美国一年虽然出生人口只有400万人，但是每年要吸纳100万的移民。在另一篇文章里，梁建章提醒我们注意，在过去200年里，中国人口只增长了3倍，但是美国人口增长了30多倍。

梁建章还指出，即便我们追求的是人口的质量，质量跟数量也是相辅相成的。什么意思呢？梁建章和团队曾经研究过，中国科学院院士出生地的数据，结果发现，人口密度越大的省份，产生院士的比例也越高。原因他分析可能是，在这些地方，教育的效率更高，竞争更激烈，人的潜力更容易被激发。

以上，是这篇文章从生产力、创造力的角度来考虑人口数量对经济的影响。除此之外，人口规模对于市场需求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人少了，不仅需求会降低，需求的多样性也会弱化，而需求又会反过来影响生产。

在一些新兴领域，市场的规模格外重要，比如互联网、人工智能、文化创意。原因是，这些行业的研发投入比较大，但是边际成本却很低。在规模大的市场中，这些行业的公司能实现低成本快速扩张，相比之下，之前投入的研发费用也就不算什么了。反之，如果市场规模不够大，新兴行业崛起，自然更难。

梁建章判断说，根据历史经验来看，“两个处于相同技术阶层的国家进行竞争，那么人口多出一倍所形成的规模优势，将难以撼动”。

说到这，相信你已经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关心“后浪没了怎么办”这个问题。根据梁建章和黄文政的分析，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间窗口其实非常紧迫。

如果生育率保持现在的水平，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出生人口就会和美国相近了，过了2050年，中国的新出生人口可能会比美国还少。

更何况，他估计，中国适合生育的主力群体，实际上也在发生锐减。在接下来的10年之内，在生育高峰年龄段，也就是22-36岁之间的女性，数量将会减少30%。

好，说了这么多困难，有什么办法能突破这个困境呢？

其实，梁建章最主要的建议就是一条：完全放开生育政策。在此基础之上，变着法地鼓励多生娃，比如说提供好的社会福利，降低孩子的教育成本，给多子女的家庭购房优惠，等等。这些具体的措施，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到财新上看一看他的专栏。链接我放在文章结尾了。

看完梁建章和黄文政的文章，我想到了万维纲老师解读过的一本书《规模》：当规模变了，规律也会随之改变。这一点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样适用。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

参考文献：

《梁建章：“后浪”没了怎么办？中国的少子化危机》，财新

《梁建章：不会有少而精的人口红利  》，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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