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1 | 大流行给欧洲带来过什么样的剧变？

策划人：李仲轲

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这两天，很多人都在讨论一条新闻：英国发现了新冠病毒的新变种，这种病毒变种的传染性比起之前要高70%。

英国宣布发现新变种之后，欧洲各个国家马上做出了反应。比如荷兰、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家，同时禁止英国客机入境。和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反应更大，关闭了和英国之间的所有交通管线，包括货物运输。

我相信你也能感觉到，跟年初的“佛系防疫”相比，欧洲各国防疫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大转弯。我相信在做出这轮反应的时候，欧洲各国可能都在算这么一笔账：如果病毒的传染率大幅度提高，那么感染的人数很可能会再次出现指数上升。新冠疫情造成的影响，也许可以和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大流行相提并论。如果走到那一步，疫情后的欧洲可能会出现很多深刻的社会剧变。

对于欧洲人来说，这种剧变其实并不陌生，因为在历史上，大流行曾经多次让欧洲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人的世界观、基本的经济架构，以及欧洲历史上的地缘政治，都被大流行这块烙铁烙上过印记。

最近，我看到美国一位政治学教授安德鲁·莱瑟姆写的一篇文章。他在自己的文章里描述了历史上，三次大流行给欧洲社会带来的改变。在今天的《邵恒头条》中，我就来给你介绍一下安德鲁·莱瑟姆教授的观点。

我们先来说大流行如何影响欧洲人的世界观。在安德鲁·莱瑟姆教授眼中，基督教的崛起，和大流行离不开关系。

和你简单介绍一下，在公元165年到262年，罗马帝国前后遭遇了两场瘟疫，分别叫做安东尼瘟疫和塞浦路斯大瘟疫。这两场大流行之间的间隔不到60年，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罗马帝国根本没有恢复元气的机会。据估计，这两次大流行造成的死亡大概在千万人量级，死亡率占到总人口的1/4到1/3。甚至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古罗马的两位皇帝就是因为染上了瘟疫去世的，其中一位皇帝还很有名，是《沉思录》的作者奥勒留。

莱瑟姆教授认为，正是因为这两场瘟疫，给了基督教在罗马崛起的机会。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瘟疫之前，罗马的宗教体系是多神教，也就是他们认为世界上有很多个神明，有的神明掌管农业、有的神明掌管山川湖泊。在这两次瘟疫发生之前，罗马的基督教徒只有4万名，还不到罗马帝国人口的0.07%。而且，罗马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对基督徒很不友好的国家，就比如罗马的一位皇帝尼禄，就曾经下令抓捕、杀害很多基督徒。

但是，在塞浦路斯大瘟疫结束之后，经过一代人的时间，基督教一跃成为罗马的主流宗教。公元262年，塞浦路斯大瘟疫结束，到了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宣布了基督教的合法化。当时，罗马帝国的基督徒人数达到了总人口的1/10，差不多有600万。

为什么罗马人的世界观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莱瑟姆教授认为，这背后是因为基督教的宗教体系，更适应疫情下的社会需求。

举个例子，按照当时的医学条件，瘟疫没有办法通过药物治愈，但是通过姑息疗法，也就是单纯提供食物和水，也可以让一些患者逐渐康复。在当时，因为基督教信条提倡与人为善，罗马的基督教团体就自愿承担起照顾病人的责任。在塞浦路斯瘟疫期间，罗马分散的基督教社团已发展为一个固定教会，会拿出收入的1/4用来帮助穷人、埋葬病死的人。

与此相反的是，多神教的信徒要么选择了逃离疫区，要么选择了自我隔离。不同宗教的不同选择，带来了什么结果呢？

首先，基督教徒在疫情中更愿意去照顾病人，这件事给他们创造了良好的传教机会。受到照顾康复的病人中，很多都成了新的教徒。

除此之外，因为基督教内部更愿意互相照顾，这让在疫情中，基督教徒的死亡率低比多神教徒低，他们在未来生的孩子也更多，这就改变了整个罗马的人口结构。这也就是在疫情之后，罗马基督教徒爆发式增加的原因。

你看，因为两场疫情，罗马人的世界观发生了大转变，基督教顺势崛起。不过，大流行对欧洲人的影响，还不仅仅体现在价值观上。

莱姆斯教授在文章中说，大流行还改变了欧洲的经济制度。公元六世纪的查士丁尼瘟疫就曾经带来了这样的结果。

为什么这么说？我和你简单介绍一下背景，在这场瘟疫之前，整个地中海地区主要有三个玩家，分别是拜占庭帝国、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三个帝国之间互相角力，谁都没办法把对手一口气吞下。

但是查士丁尼瘟疫，改变了这种力量平衡。按照统计，这场瘟疫导致拜占庭帝国大约25%至50%的人口死亡，具体到人数上至少有2500万人。而且这场瘟疫持续时间也很长，每隔十几年便周期性暴发一次，足足持续了200年。

正是因为这场瘟疫，为拜占庭帝国带来了内忧外患。

咱们先说外患。

瘟疫导致了人口大规模减少，引发了多次经济危机，这让拜占庭帝国的军队战斗力一蹶不振。整个帝国丧失了对外征服的力量。但是与之相对应的，阿拉伯帝国没有受到瘟疫太大的影响，阿拉伯的军队顺势崛起，把拜占庭帝国在今天以色列、高加索、埃及和北非的领土全部据为己有。这让拜占庭帝国一直感受到强烈的外部压力。

再说说内忧。

在瘟疫之前，拜占庭的经济制度是奴隶制，奴隶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像牲口一样在奴隶主的土地上工作。这种制度能够运行，靠的是拜占庭帝国不断对外征服扩张，把战俘转化成奴隶。但是因为瘟疫，原有的奴隶数量大大减少，再加上拜占庭帝国无力扩张，也没办法有效补充新的奴隶。

正是瘟疫带来的内忧外患，让拜占庭帝国逐渐从奴隶制往封建制转型。因为缺乏奴隶，奴隶主的土地没人耕作，他们不得不把这些土地租给一些名义上有人身自由的农奴。

同时，因为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实力大不如前，这个国家的劳动者也因为外族的入侵，感受到人身威胁，他们也更愿意去有地的地主那里耕作，从而换取军事上的保护。这种地主提供土地，农民依附地主的形式，让拜占庭帝国的经济结构逐渐开始改变，奴隶制逐渐瓦解，封建制度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

这就是查士丁尼瘟疫给拜占庭帝国带来的影响。

但是瘟疫给欧洲的影响还不止如此。莱瑟姆教授认为，瘟疫还给欧洲带来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欧洲中产阶级的出现，和黑死病有关。

和你介绍一下，1347年欧洲暴发黑死病，至少三分之一的总人口死于这场瘟疫。

这场瘟疫对欧洲原有的经济结构造成了严重冲击。在黑死病之前，西欧是一个人口过剩的封建社会，大批大批的农民被绑在封建领主的土地上，他们为了温饱苦苦挣扎，社会的阶级森严，流动几乎停滞。

但是在瘟疫之后，因为劳动力的短缺，人力成本变高，农民们发现自己的议价能力提升了。这让他们有了一定的选择自由，不再依附于某个固定的领主，从根基上动摇了西欧封建制度的基础。

而且，为了补充劳动力短缺带来的空白，像是铁犁、施肥技术纷纷普及，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在农业领域之外，劳动力短缺也催生了很多新设备，比如印刷机、采矿水泵和火药武器等等。

这些发明带来什么影响呢？因为生产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带着挤进社会上层的愿望走进城市，开始从事手工业和贸易活动。他们当中的成功人士变得更加富有，这给中产阶级的形成打下了物质基础。

随着这些中产阶级的财富不断增加，他们对于艺术、科学、文学和哲学的兴趣也日益提升。最终的结果就是，在黑死病之后，欧洲的文化和创造力迎来了一次大爆发，也促成了之后的文艺复兴运动。

好，安德鲁•莱瑟姆教授的这篇文章，我就给你介绍到这了。在他看来，欧洲历史上三次大流行给欧洲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剧变，从基督教的崛起，到中产阶级的出现，都跟大流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当然历史是很复杂的，我们没办法说，大流行是造成历史事件的直接原因，但它肯定是很多个因素当中的关键变量。这是因为每一次大流行都给旧的社会结构带来了一些缺口，需要新事物或者新力量来补充。

我也想邀请你在留言里跟我讨论一下，你觉得这一次的新冠疫情，给全球的社会结构带来了什么样的缺口呢？以及你观察到，出现了什么新事物来填补这些缺口呢？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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