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 | 社交达人该不该优先注射新冠疫苗？

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在过去这一周，关于疫苗的好消息源源不断。继辉瑞发布疫苗的最新进展之后，国药集团也传来了好消息。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研制的新冠疫苗，三期临床试验已经接近尾声。据国药集团介绍，目前接种了疫苗的5万名志愿者来自于125个国家，从各项数据来看，试验的结果都好于预期。

在疫苗研发往前推进的同时，防疫专家也在同步探讨一个关键问题：疫苗研发出来之后，谁先接种？

现在主流的分配思路是，让前线的医护人员、老年人、有基础病的易感人群，以及那些维持社会运转的核心业务从业者优先接种。这样的分配思路，既考虑到了减少疫情的死亡率，也考虑到了医疗体系以及经济运转的最基本需求。

不过，我前两天在《连线》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提出了疫苗分配的一个另类思路：让那些社会活动格外丰富的“社交达人”先打。

这个思路乍一听非常奇葩，但是我们把它翻译一下，就没那么出格了，那就是，让那些更容易成为超级传播者的人先打疫苗。这个思路是国外的网络科学家提出来的，在今天的《邵恒头条》中，我就来跟你分享一下这背后的逻辑。

对于“超级传播者”我们肯定都不陌生，咱们国内往往会用另一个词，叫“毒王”。这指的是那些把病毒传播给10个人以上的病毒携带者。

不过很多人会认为，超级传播者一定是一些具有特殊生理特点的人。比如说，他们的体质不同，或者体内病毒含量格外多，所以一个人能把病毒传播给很多人。

具体什么生理因素会让一个人成为超级传播者，科学家们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除了可能的生理因素之外，超级传播者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共性，就是他们的社交轨迹。

《连线》杂志采访的一位流行病学家说，在超级传播事件中，事件的主角往往有更丰富的社交活动，或者他们去的场所,具有更强的社交属性、更容易传播病毒，比如密闭的聚会场所，有很多人参与的大型集会，等等。

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想找到超级传播者，我们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个群体，那就是“社交达人”。

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发生的超级传播事件，你会发现的确有不少超级传播者都是社交达人。

比如，今年2月份，韩国大邱出现了一位超级传播者，被称为31号病人。这个病人感染之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加了大邱当地的教会活动，然后又参加了一场婚礼，还去首尔参加了一场研讨会。最终这位病人一个人传染了至少70个人，当时韩国一半的病例都跟她有关。

到5月，韩国又出现了另外一个超级传播事件，一个29岁的感染者，一个晚上去了好几家夜店，至少传染了79个人。

再比如，在美国，现在被定义为美国0号病人的患者也是一个“超级传播者”，那个人是一个律师，犹太人，每天要从纽黑文到纽约市中心上班。在确诊之前，他不仅坐了跨州的城铁上下班，而且参加了宗教活动、出席了朋友的葬礼，还差点去华盛顿跟美国国会议员会面。最终他和他的女儿至少传染了100个人。

对于这位美国的0号病人，《连线》杂志有这么一句描述，一句话点出了超级传播者的特点：这个人身上具有一个好邻居的一切美德——他愿意跟家人朋友共享天伦之乐，也愿意在痛苦的时候陪伴在他们身边——但这些美德，恰恰也让他在传播新冠病毒的时候格外地高效。

对于这些超级传播事件的规律，科学家们还在研究。不过一些初步的数据，指向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那就是在不止一个地方，新冠疫情的传播都呈现出了“二八定律”的特点，也就是说，20%的病患，贡献了80%的感染总数。比如，9月份发表在《自然医药》杂志上的一份研究，追踪了香港到四月底前出现的1038个案例。研究人员从这些案例中推断出的结论是，80%的香港病例可以被追踪到17%-19%的患者身上。

也就是说，超级传播者的总人数可能很少，还不到总体感染人数的20%。但是超级传播者却有可能是绝大多数病例的源头。

如果这个规律在新冠疫情中广泛成立，那就意味着，打赢新冠这场仗有一个捷径，就是消灭超级传播者。

“消灭”这个词听起来比较惊悚。用文明一点的说法来说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超级传播者的人找出来，为他们进行免疫。从理论上来说，让这20%的人免疫了，病毒的传播链条就被切断了。这就是我们开头提出的思路，让社交达人们优先打疫苗。

其实这并不是多新鲜的防疫理念。这个理念最初是从计算机科学里“借”过来的。

科学家在研究计算机病毒的时候，注意到一个让人困惑的现象，就是为什么即便大部分用户都有杀毒软件了，但是计算机病毒依然会传播起来呢？

后来科学家意识到，这是因为在任何网络当中，都有一些联结格外广泛的中心节点。比如你自己的个人网页，可能跟四五个网页相联结，但是谷歌却联结了8亿个网页。谷歌就属于互联网的一个中心节点。只要这些中心节点没有做“防毒”措施，电脑病毒就能传播起来。

同样的道理，在生物病毒传播的网络里，也有这些中心节点，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超级传播者”。比如说，如果在非洲做艾滋病的防控工作，那么应该把抗艾滋的药品，优先提供给当地色情行业的从业者，因为他们的性接触最广泛，最有可能成为疾病传播的“中心”。

不过，这个思路说起来简单，要真实现起来，可不容易。

先说一个实操上的困境：在艾滋病防控当中，中心节点是很容易找到的。但是，换成新冠这样的通过空气传播的病毒，这件事就没那么容易了。

没错，我们是可以给那些潜在的超级传播者定性。用《连线》杂志的话说，他们应该是那些各路社交场景通吃的人：比如他们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家族，他们的工作需要经常和陌生人打交道，并且他们的娱乐休闲生活还格外丰富。

但是这些人，我们怎么找到他们呢？总不能按照微信朋友圈好友数来决定，谁先打吧？

这是实际操作上的困境。即便这个困境能克服，还有一个更难以克服的，是道德困境。

假想这样一个场景，我手头有一支疫苗，有两个人要打。一个是我们组的李仲轲同学，一个20几岁的小伙子，喜欢看脱口秀、看电影，一周7天有四五天都要出去约会、跟朋友social。另一个是李仲轲的奶奶，80多岁高龄了，平时不怎么出门，和闺女住在一起。你说这俩人，应该给谁打？

按照网络学家的说法，应该李仲轲打，因为他是一个“中心节点”，是一个潜在的超级传播者。但是从道德感出发，很多人会觉得，当然应该是奶奶这样的高危人群先打。如果我们真的推行“交际花”免疫，那么这种道德困境，肯定无处不在。

听到这你可能会想了，原来搞了半天，这个让社交达人先打疫苗的防疫思路，完全是纸上谈兵啊？说到底，只能算是个思想实验。

诶，话也不能这么说。

前面我说的这个困境，其实反映出了现在在疫苗分配上，国际专家争论的一个焦点，那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给人们打疫苗的首要目标，到底是保护人们不感染，还是要切断病毒的传播链？

如果首要目标是保护，那么那些最需要保护的群体，比如老年人、有基础病的人群，当然应该是优先接种疫苗的人。

但是，如果防疫的首要目标，是减少感染的总人数，彻底切断传播源，那么防疫的重点人群就不一样了。比如，年轻人可能反而是防疫的重点，因为年轻人每天要坐地铁、坐公交、在密闭场所办公、开会，更容易成为传播源头。

再比如，在一个养老院里，是应该老人优先打疫苗，还是应该工作人员优先打疫苗？如果首要目标是保护，那就应该老人打。如果首要目标是切断传播，就应该工作人员先打。

我们现在常见的一个说法，说医护人员应该优先打疫苗，在一定程度也反映出了“社交达人”优先免疫的思路。因为医护人员接触的病患最多，可以说，医护人员是医院这个高危环境下的“交际花”。

好了，《连线》杂志的这篇文章我就给你分享到这了。

总结一下，这篇文章介绍了网络学家的一个免疫思路——让那些可能成为超级传播者的社交达人优先注射疫苗。而这个思路基于的是病毒传播呈现出的“二八定律”，也就是，20%的超级传播者，贡献了80%的病例。当然我要特别强调，这个二八定律并不是一个铁律，它目前还只是科学家们观察到的一个局部现象。要想高效地、低成本地击败新冠病毒，我们肯定还需要对它的传播特点有更深入的研究。

抛开新冠病毒不说，《连线》这篇文章也给了我另一个启发，这个启发，我的同事陈章鱼用很精练的语言说出来了，他是这么说的：“平时我们一说到‘关系’这个词，总感觉它是个不太好的词儿。比如跑关系、走关系、拉关系，感觉人一琢磨关系，就有点心术不正了。但如果我们仅仅这么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就把事情想简单了。其实，关系在人类社会还承担着更大的作用。”

咱们今天讲到的新冠防疫的思路，不就是科学家通过研究“关系”琢磨出来的嘛。

如果你对关系这个大话题感兴趣，我推荐你去听一下，陈章鱼在《每周新书盘点》节目里推荐的三本书，链接我放在文稿里了。

“关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戳此查看）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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