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满阶级》3:匹配者和奋斗者

咱们先说说现代社会中常见的两种人生观，也可以说是代表了两种人，你看你是哪一种。

第一种人叫“奋斗者”。他永远想要更好的东西，比如更多的金钱、更高的职位、更大的房子，永不满足。其实他并不在乎自己得到的这个东西的绝对好坏，他追求的是一个相对的位置，也就是必须要比别人的好 —— 他有强烈的竞争意识，总是想“赢”。“赢”，比生活得幸福更重要。

第二种人，我们称之为“匹配者”。匹配者的人生哲学，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匹配者不要求自己比别人都强，也不一定非要达到什么位置，认为万事只要适合自己就可以了。就好像很多女生找男朋友，不一定非得找最聪明最有钱最帅的，找一个对自己好的就行。匹配者从事什么职业，一定是从兴趣出发；匹配者买什么东西，一定不会跟人攀比。匹配者注重个人品位，不论钱多钱少，总能在世界上找到一个独特的定位。匹配者的生活非常幸福。

当然，这两种人生观不是绝对的，可能一个人在某些领域是奋斗者，在某些领域又是匹配者。

那么你是奋斗者还是匹配者？你喜欢奋斗者还是匹配者？你猜，经济学家又会喜欢哪一种人？

今天我们继续讲泰勒·科文的《自满阶级》这本书。科文显然认为，美国现在有太多的匹配者，而缺乏奋斗者。

上期我们说到，美国人的收入现在处在一个停滞状态，几十年里没有实质的增长。但这几十年也不是白过了 —— 有意思的是，虽然收入的经济指标不行，美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其实是提高了的。

比如说听音乐。今天的人可以只花很少的钱、甚至根本不花钱，就能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听到任何自己喜欢的音乐。Spotify的订阅服务一个月才10美元，比过去买张CD都便宜，而摆在你面前的，是两千万首歌曲。

再比如说旧书。新书可能还是比较贵，但美国旧书市场现在非常发达。亚马逊上买旧书，有很多书的定价是1美分加3.99美元运费，四块钱就能让一本书送到家里。

这一切当然得归功于信息技术。很多人看完一本书就捐献给图书馆，而图书馆还不一定想要。从事旧书业务的公司是按重量收购这些书，一磅10美分。如果是以前，一本旧书会在旧书店的书架上等上好几年，才能以8美元的价格卖出 —— 库存占用书架，这都是成本啊。

而今天一切都是自动化的。旧书公司机械化扫描每一本书，自动根据磨损程度判断品相好坏，自动在网站上架。最关键的还是互联网，一本旧书不必等待很久，就能被自动分发到读者手里，所以它才能这么便宜。

这个运行模式的精神，就是匹配。

我们能随时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看到自己喜欢的电影、轻易找到符合自己口味质量好价格便宜的餐馆、乃至于在相亲网站找到配偶，这些功能的背后有推荐引擎、有口碑评价系统，这些本质上都是匹配。

匹配，就是通过技术手段，让每个人找到最适合他的东西。东西还是这些东西，人还是这些人，整个过程谁也没花很多钱，谁也没挣很多钱，但是大家的生活都变得更好了。

所以，有时候经济指标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人的收入没有增加多少，但是幸福度就这么提高了。因此科文说，他是经济增长的悲观主义者，但是是幸福度提高的乐观主义者。

看来匹配是个大好事。但是匹配有个重要特点 —— 匹配是在对现有资源进行调度，它可没有创造新的资源。

如果你经常听罗辑思维，罗胖特别爱说两个词，一个叫“存量”，一个叫“增量”。罗胖的价值观是说，我们应该去追求“增量”。

匹配，匹配的是存量。

即使作为经济学家，科文也并不反感匹配，不过他列举了匹配的种种弊端。

首先，匹配并没有解决生活的所有问题，甚至根本就没有解决任何大问题。美国典型中产阶级家庭花费的大头，是房子、医疗保险、子女的大学教育、养车费用、和日常食品。互联网匹配技术对这些大项目的贡献非常有限。也许你可以在网上搜索房子和比较各个大学的指标，但是互联网并没有降低房价和大学学费，这些费用都在高涨。

而且匹配只帮助了那些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如果穷人根本就不会使用互联网，匹配就帮不了他们。

匹配有利于公司招人。有了匹配，公司在全国范围选拔最适合它的员工，员工也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工作……但是这些往往只对高端的员工和公司有用。求职招聘网站、猎头公司都是为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服务的，普通蓝领工人用不上。

不但如此，匹配还把最好的人才集中到了最好的公司。如果最厉害的人都去了谷歌和苹果，那硅谷之外的公司怎么办？传统的炼钢厂、汽车厂应该招什么样的人才呢？少数公司是获得了更强大的创新能力，但从全国范围来看，人才过分集中并不见得是一个好事。

集中，甚至说的严重一点也就是“社会隔离”，在科文看来，简直是匹配的同义词。1930年代，大多数美国的结婚对象就住在距离他家五个街区范围内，可能是小时候的玩伴，可能高中同学。而现在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在网上、通过各种硬指标找到自己的另一半，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形成强强联合，高学历找高学历，高收入找高收入，这不就是社会隔离吗？

还有，现在匹配算法太精确，我们得到的都是自己本来就喜欢的东西，那就几乎没有机会去尝试新东西了。

科文说，他十五岁的时候买过一张音乐专辑。他事先听别人说这张专辑好听，买回来自己听了感觉并不好听。可是钱都花了，家里唱片又不多，他还是把专辑反复播放了。结果听了五遍之后，他就非常喜欢这张专辑了！这张专辑给他开辟一个新的音乐领域。

今天的年轻人还可能会把一个不好听的专辑听五遍吗？匹配算法已经从你的播放习惯里充分了解了你，根本就不会向你推荐你听第一遍会感觉不好听的歌曲。

在这个充分匹配的世界，人们根本不愿意、也不需要尝试新东西。

那就更不用说任何有风险的事情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街头运动曾经是风起云涌，而现在各个地方政府都对街头集会和游行施加了诸多限制，甚至可以说是到了违反宪法的程度，可是这类限制其实很得人心。你们想闹事到别处闹去，不能在我家后院。

科文说，美国人是不是已经忘了，从前民权运动的时候，曾经有家长把自己的小孩排在示威队伍的最前头去跟警察对抗！

这在今天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了。事实上今天的社会拒绝一切可能对孩子有危险的活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中小学生爱玩一个叫做“躲避球”的游戏，就拿球直接往对方的身上打，谁被打中了就要离场。小孩还特别爱打头打脸，有时候被打一下也挺疼的。哭着离场的也有，老师也不在意，无非是鼓励几句，说孩子要坚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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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今天的美国小学校园，躲避球已经被禁止了。学校对一切可能有身体接触的体育活动都万分小心，课间打闹干脆就禁止任何形式的身体接触，甚至有人还想把美式足球也给禁了。

是，如果你看统计，玩美式足球的确有脑震荡的危险 —— 可是二三十年前，人们根本连想都没想过那种危险。哪有什么东西是没有风险的？

现在美国大学的一个最新热点是要求教授，如果你讲的这堂课可能有任何“敏感”内容 —— 宗教啊、历史啊、儿童不宜的话题啊 —— 那就要上课之前和学生说明，就好像那些限制级的电影一样：“我们这学期的内容可能会引起你的不适……”

学生未必会有什么不适，也许是家长特别容易产生不适。现在美国有10%以上的小孩被诊断为ADHD，也就是儿童多动症，甚至十五六岁的青年还被认为有ADHD。如果10%的人都有这个病，这还是个病吗？现在基本上哪个小孩只要活泼好动，他就是疑似ADHD。

那你可能说，科文说这些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现代社会越来越文明，家长和学校在意孩子的安全有什么不对？也许你是对的。但科文说这些的意思可不是因为他愤世嫉俗。作为经济学家，他关心的是经济增长和企业家精神。

从安全第一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没有企业家精神。

现在就有人评价，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将是美国历史上最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这个效果其实早就有了，现在30岁以下拥有自己公司的人比例，比1980年代下降了65%。

这是一个匹配者的时代，互联网技术天生奖励匹配者。互联网是一个匹配器，把人和人，人和公司，人和兴趣，人和产品都匹配到了一起。人们轻易就获得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当然非常满足，那还出去冒什么险。

而如果你是一个奋斗者，互联网会惩罚你。比如你有钱就可以追求美女，在过去如果你娶了整个镇上最漂亮的女孩，你就是非常成功的人士。可是在今天，信息时代，你追到镇上最漂亮的女孩之后马上就发现，在全国、全世界还有更好的女孩！互联网永远都能给你找到一个更高的目标和更高的攀比对象，你永远也别想满足，而一直追求的状态其实非常痛苦。

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奋斗”是个非常无趣的游戏。过去的人一山望着一山高，现在美国青少年一上网就看到了最高的山，那身边这些不怎么高的山还有什么可值得为之奋斗的？与其奋斗，还不如赶紧找个适合自己的定位安顿下来。

这样的美国一片祥和。泰勒·科文对此很不满，他很想告诉美国人，真正有活力的国家应该是什么样。为此他举了一个例子，那当然就是，中国。

咱们下次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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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今天，会不会是中国的明天，又或者说是否中国的今天也有类似的特征呢？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体育课也都大大降低难度，不让上有危险的项目了。

现在有些家长，对孩子什么都管，什么都给安排好，不让孩子承担一点点风险，然后他们说他们要培养孩子的“企业家精神”。我们对此很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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