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7期｜“类比”照亮未来（音频版）

启发俱乐部，每周有进步。我是罗胖罗振宇。

这是我们「启发俱乐部」北京的第七场。感谢一汽大众奥迪的赞助，我才有机会在这里向大家继续汇报我过去一周受过的启发，向我看过的书、听过的课、见过的人，表示感谢。

你要问我上一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就有一条，我上街看见开奥迪车的人，哎，我都要向他致敬。谢谢，如果大家在预算许可的情况下，如果想买车，一定要到奥迪的4S店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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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句，我们说了很久的那个北京华贸北广场的小剧场，下周终于可以启用了。下周三的“启发俱乐部”，还是晚八点，我们要在那里做首场演出。直播间里边看边买的链接现在就已经上了，欢迎来见证一下“启发俱乐部”的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别问我下周讲什么。我也不知道。“启发俱乐部”就是要把每周我们受到的最新启发告诉你。所谓“启发俱乐部，每周有进步”嘛。如果你希望孩子成为一个“易受启发”的人，欢迎带他来；如果你想约高质量的客户线下见个面，欢迎带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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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先说我最近看到的一个挺开脑洞的新闻。

过去大半年，疫情期间，全世界的人类活动都显著减少。那么请问，野生动物是活得更好还是更差了？

按道理讲，应该是活得更好了嘛。人类是地球的大反派啊。现在人类活动减少，大自然部分恢复了原样，野生动物应该也会活得更好。

但事实正好相反。野生动物，尤其是那些珍稀的野生动物，过去几个月大量死亡。为啥？

你想，边境封锁，航班停飞，游客骤减。对于很多野生动物保护区来说，旅游业是支柱产业。现在没有了游客，保护区的员工们要么失去了工作，要么收入锐减。

保护区员工平时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打击盗猎者。现在麻烦了：保护区没人管了。我们怕病毒，盗猎者不怕啊，提着枪就来了。而且，也有一些原来保护区的人调转枪口，开始干盗猎的买卖。那你想，野生动物还好得了吗？所以，过去大半年，这儿死几头犀牛，那儿死几头大象的事就大量发生了。

这条新闻，我看了，本来也就是感慨一下，哎，这个我怎么没想到？但是后来仔细一想，你发现没有？之所以我们对这个答案感到意外，是因为我们的思维中有一个漏洞：我们有一个非常粗略的分类，就是“人类”和“野生动物”。其实野生动物也分一般的野鸡野兔和受保护的珍惜动物，它们不是一回事，所以你看过去半年间，这两类野生动物的命运也截然不同。

你看，这是分类惹的祸。我们的大脑中虽然有大量的格格，对万事万物进行分类。但是这些分类和真实世界相比，还是太粗陋了。以至于：不能进行精细的分类，就看不到显而易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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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遇到这样的新闻会觉得始料未及？其实不是我们的逻辑推理能力出了问题，是我们的分类出了问题。

在认识世界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你会觉得什么东西都一样。都一样，其实就意味着我们根本就不了解它。

前一阵我听秦晖老师的课，他就说，“如果你不懂，你就认为都是一样的”，也就是没有分类。比如，“中国五千年文明是一贯的”，这就是西方人不懂才造出来的说法。在他们看来，中国几千年确实就是差不多的。这个事正面说，就是文明延续五千年没有中断。负面地说，就有人批评中国长期停滞不进步。其实，说停滞也好，说延续也好，都是他们不懂。如果懂了，就会知道，中国这几千年的变化还是挺大的。

你看，不能分类，我们就不能认知。所有的事都是这样。

过去一周，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琢磨“分类”这件事。看了很多资料，才发现，这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我把学习心得向你汇报汇报。

最近我在复习万维钢老师的《精英日课》的第三季。

看到一个材料：话说上个世纪 30年代，苏联在全国建立集体农庄。但是你想，这对于很多边远地区的人，是一个很陌生的事物。比如，在当时的乌兹别克斯坦，当地还是原始农业，怎么搞集体农庄呢？但是，这给心理学家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实验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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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个很年轻的苏联心理学家，叫亚历山大·鲁利亚（Alexander Luria），专门对改造前和改造后的当地人做了一系列的测试。

有个测试是，一些羊毛线团，让你按照蓝色、红色和黄色这三种颜色，把这些线团给分个类。对现代人来说这非常简单，但是原始农业社会的人就不会做这个分类。比如有的线团是深红色，有的是浅红，在我们看来都是红色；但是在他们眼里，那明明是两个不同的颜色，怎么能分成一类呢？

再比如几何图形。让你判断一个东西的形状是三角形、正方形还是圆形，你觉得很简单。可是对原始农业社会的人来说，用实线画的正方形和用虚线画的正方形，明显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他说实线正方形像是地图，虚线正方形像是手表，地图和手表怎么能分到一起呢？还有空心的圆和实心的圆，他们也无法认同那都是圆形。

还有一种题是这样的，给你几样东西，让你看看其中哪个东西和其他几个不属于同一类。比如一张照片里有好多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在我们看来显然小孩和大人不是同一类。但他们会说这么分不对，那个孩子和大人们是一家人，你怎么能把一家人分开呢？

再比如说下面这四种东西：小鸟、步枪、匕首、子弹，我们一看小鸟肯定不是同一类的。而他们说，你要打鸟，就需要用到步枪和子弹，然后你还要用匕首把鸟切开才能吃，这四个东西明明是一起的啊？

你发现没有？他们只能紧紧围绕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对事物做区分，稍微抽象一点的概念，就不会了。但是没关系，他们毕竟是现代人类。鲁利亚发现，只要经过一点短期的培训，让他们在集体农庄工作一段时间，他们就能迅速掌握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就能完成上面说的那些测试题了。

所以你看，分类能力，本质上是抽象能力。我们为什么要分类，为的不只是要把事物归类啊，为的是能够以此类推，再来认识别的事物。从一系列表象中，抽象地看到背后的类似性，然后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这叫什么？这叫“类比思维”。研究这个领域的名著还是挺多的，像涂尔干的《原始分类》、侯世达的《表象与本质》、莱考夫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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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了解到，那些前现代化的人不太会分类，那我们自己呢？其实我们小时候对于分类这件事儿，也觉得十分困难。我们是经过长期的训练，一点一点锻炼出了分类的能力。

比如说大家还记得吗？小学老师是用一颗鸡蛋来教会我们怎么理解地球的。外面是地壳，里面是地幔，然后再里面是地核。让一个小孩理解自己脚下的地球和鸡蛋之间的关系，其实挺难的。我们老师就是这么一点一点把我们领了过来。

再比如说，理解太阳系，老师是拿几个球绕来绕去做类比的；理解原子核，我们是调用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太阳系做类比的。这些过程，就是在两个完全没有关系的事物之间去建立联系，用自己的想象力把它们想成是一回事，我们可能都忘了当时的艰难。

我们知识的扩展，都是靠这种方法的。拿一个熟悉的东西，类比一个不熟悉的东西。我们费劲地去理解那背后的一点点相似的地方。

你们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不会看地图，分不清地图上的东南西北。认识地图，就是把真实的山川地貌和画在纸上的线条做类比，这也是需要训练的。拿纸上的符号和声音做类比，我们才能“识谱”。这都是挺艰难的事。

你要是觉得识谱还不容易吗？那我首先承认我就是这种人，我就不识谱。你想乐谱是什么？无论是简谱还是五线谱，都需要看符号然后对应那个曲调。我从小到大多次努力，至今也不识谱，这件事弄得我还挺自卑的。你看，类比是需要训练才能达成的一种技能。有一次我跟一位音乐家讲到这份自卑，他就安慰我说，即使是音乐家，这个类比能力也是分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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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这位，房龙，就是写《宽容》和《人类的故事》那个著名作家房龙。据说，他有本事直接到图书馆借一部交响乐的总谱，看着总谱就相当于听了交响乐，摇头晃脑，享受得不得了。他根本不必买票去音乐厅，他看谱子就能享受音乐。这份能力，据说是顶级指挥家才能有。

所以，说到这儿，你也别笑话我不识谱，我也保证不笑话原始人。分类、类比、抽象，就是一种挺难学会的本事。

建立和理解一种类比，这很难。但是更难的是什么？是“摆脱类比”。

我举个例子，问你一个问题：“除了牛奶，还有什么是白色的？”咱们一起想，油漆？墙面？洗衣粉？你的回答可能不超过10种，因为这个问题给人下了个套。

如果我一开始就换一种问法呢？什么东西是白色的？没有“除了牛奶”这前半句的提示，你可能想到的是月光，是海浪，是象牙。你看，牛奶这个意象，其实把我们的想象力都锁定在生活周边的事物上了。提问限定词本身就会抑制你的思想。一旦一个分类控制了我们，我们的思维能力迅速就开始下降。

其实用这种方法来控制我们的思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老套路。

比如，中国有一系列的传统话术，其实都是这样的。“天上三光，日月星，地上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类比上面再加一点押韵，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哇！说得好有道理。还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都是听起来有道理，但是细一想，哪有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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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听辜鸿铭的那个类比：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碗，只听说一个茶壶要配四个茶碗，哪有一个茶碗配几个茶壶的道理？所以，要搞一夫多妻制。他这个话，就是在两件完全不挨着的事物之间做了一个对比，没有什么道理。

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管窥效应”。就是给你一根管子，让你对准什么事物来观察，细节是看得更清楚了，但全局是更加看不到了。

建立类比，其实是一种话语上的催眠术。什么是催眠术，不是让你睡觉，而是让你进入一种状态，让我们更容易接受各种暗示。

刚才我提到了一个叫莱考夫的人，他写了一本《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那本书比较学术化、抽象，它是一个语言学著作。我特别想推荐大家看另一本很薄的书，叫《别想那只大象》，也是莱考夫写的。这本书只有7万字，你当一篇长文章很迅速就能读完。这本书在我们得到电子书里就有。

这本书，我觉得这个书名起得简直是太天才了。你会发现，一旦一个概念建立了，它是很难被你从脑子里面赶走的。如果我对你下命令：“别想那只大象”，你脑子里一定出现了一只大象，赶也赶不走，你没法执行这个命令。对，所有的类比都是这样，它一旦存在，你就赶不走它了，而且思维还会受到它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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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中的大量篇幅，是用美国政治界的一些事例来说明这个道理。但其实它就讲了一句话，就是只要有人给我们一个框架、一个隐喻、一个类比，我们的思维就被它限制住了，我们想挣脱都不可能。千万别觉得思想是自由的，有时候我们根本就做不到。

美国政界的例子跟我们比较远。但就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比如，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我们经常会把它称作是什么？

最早有人把它比喻为“丛林”。这个类比，容易让人注意到市场经济机遇多、风险大、竞争激烈的那一面。

后来，有人把“丛林”稍稍改了点，管它叫“生态”。常听到吧？这个类比让人感觉舒服多了。哇，每个人、每家企业都能在生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哦。你看，只是改了一个相近的字，市场经济立刻变得慈眉善目了。而且，生态这个词，还做了一个暗示，就是市场经济不需要设计，不需要管理，就让它自然演化，照样生机勃勃。

但是我们都知道，还有一个类比：市场经济是“花园”。听起来也美好。但是这个类比背后的意思就深了。它意味着，要有园丁，要有设计、除草、照管的人。

现在动不动就有大企业，说自己做的是一个“生态”，而实际上，它们都是想掩饰它实际上是在建造一个“花园”的事实。

其实，也不止是别人有意对我们隐瞒什么，很多情况下，是我们自己对世界有一个分类。我们陷在这个分类里面，很难脱身出来，所以也就有了困惑。

我们通过类比思维去理解世界，然后有人通过我们类比的习惯来控制我们，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些陌生的东西，会觉得怪，我们很难把它拿到自己的类比当中来。这个时候，我们面对它往往手足无措。

最近重看了一遍电影《霸王别姬》。其中有一个段落。大家上眼。

戏演砸了，台下的解放军，没有叫倒好，也没有砸场子，而是鼓掌。在唱戏的段小楼程蝶衣看来，这是好观众。他们唱了一辈子戏，眼里的分类只有好观众和坏观众。

但是随后一段，真是神来之笔：解放军自己拉歌唱起来了。你看，他们压根就不是观众。他们有自己的主义，自己的审美，自己的纪律，他们坐在戏园子里，但根本就不是为了听戏。这样的人，在段小楼程蝶衣的分类里，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他们才手足无措。

这样的事情有很多很多。我再举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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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朋友可能知道，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改名之前呢，它叫“北京广播学院”。最近我看到了一篇帖子，说的就是这个改名的经过。

说实话，当时叫“广播”学院，其实就已经碰到了一个分类的难题。我读的是电视系。在一般群众的观念里面：电视和广播，不是两回事吗？但是，在学术分类里面，它们其实都叫广播。好吧，我们就用学术化的叫法。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当时这个学校改名叫“北京广播电视学院”，就更麻烦了。因为还有一个“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就是传统说的“电大”。这不更吃亏了吗？我记得我上研究生的时候，负责班上给同学取信。每周都有“北京广播电视大学”的信寄错了，寄到我们这里。

好了，这个名字困扰归困扰，但是毕竟沿用多年，而且这个学校出了那么多明星，大家也就习惯了。

等到了2004年前后，广院划归教育部直管，改名的机会就来了。至少不能再叫“学院”了，要叫个“大学”嘛。

那个时候笑话可多了。比如，有人就出主意了。你看世界上很多一流的名牌大学，比如剑桥牛津，都是直接用当地村子做名字的，我们学校附近那片地不是叫定福庄嘛，那就叫定福庄大学好了。简称“定大”。欸，怎么觉得哪里怪怪的？哈哈。

后来又有人提议，干脆叫“北广大学”。这个方案好啊，文学院的老师甚至把校训都已经拟好了，取北广的字头：“学竞辰北，广纳百川。”但开会时，有老师就多嘴了一句，他就说啊，北者，背也，有背叛或溃败之意。校领导这么一听，那这个方案当然是不能用了。

所以2004年的时候，广院改名的方案还是北京广播大学。

要定案的前一晚，校领导和教育部的考察组专家们吃了顿便饭。酒过三巡之后，突然有一位考察组的老先生醉醺醺地说：诶，我觉得你们完全可以叫中国传媒大学嘛！当时大家没人注意到这句话，但当时的老校长刘继南教授听到了，于是她把校办主任叫过来，用孝感口音缓缓说了三个字：卸 霞 赖（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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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刘校长当时就站起来，啪啪啪带头鼓掌。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迷迷糊糊地也站起来跟着鼓掌，满桌子鼓掌，鼓完掌大概十来分钟，校办就把报告写好了：经教育部评估专家组提议，建议北京广播学院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是专家组提议的啊，没毛病吧！你们当时不是鼓过掌了嘛，同意啊就签字吧。

回顾这个过程，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一种无奈。我们在一个概念框架里面，一种分类里面，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脱身的。比如，我的母校，从校长到老师，大家都在“广播”这个类别里面挣脱不出来。而一经外人点醒，马上就明白，这是一个更好的、更值得去争取的名字。今天回头一看，“中国传媒大学”，多么通俗、直白，好像浑然天成。但是在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那真叫是“电光火石”，像一道光划破了天空啊。

我们人类，就生活在概念造就的牢笼里面。只有偶然的机缘和非凡的创造力，才能让我们越狱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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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一汽大众奥迪赞助的启发俱乐部。

刚才我们说了，一旦我们脑子里有了一个类比，就会被它制约想象力。

但是，反过来一想，这也是一件好事。它意味着，只要我们稍稍挣脱一点类比的束缚，我们就会比他人创新。从这个角度来说，创新好像也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

实际上，整个人类文化的创新，就是从一个类比走向另一个类比的过程，像池塘里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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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语言来说，最早的语言，就是一个个的类比。

我最早接触这个观点，是看了河南诗人耿占春的一本书。他说，所有的语言，都是诗，都是神奇的类比。你看，“石头”、“山腰”、“桌腿”，你想想看，一个古人能有这样的想象力，把一个陌生事物，用自己熟悉的东西来类比，这不就是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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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冷漠”、“苦涩”、“萎缩”、“光荣”、“领袖”，这不也是诗吗？

就说我们现在的新闻，随便举个例子：“今天股市大幅上涨，分析师认为，市场持续了两个月的僵局终于打破了。”这是挺朴素的一番话吧？但是就这么一段话，其实包含了大量的隐喻。比如，大幅，本来是说布匹的，现在用来形容一个抽象的程度。上涨，本来是说水的，现在用来形容股价。分析的“析”，木字旁嘛，本来是说把木头劈开的，现在用来形容掰开揉碎研究一个现象。僵局的“僵”，本来是说人倒地不起的，现在用来形容一个局面。打破，就更是了，原来是说打破具体的东西，现在是形容一个局势的变动。你看，就这么短短的一句话，到处都是隐喻和类比。

一首好诗，无非就是做了一个神奇的、开脑洞的类比而已嘛。“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但是，一种诗意被我们熟悉了，成了大家都用的俗语，它的诗意就消失了。

我们今天的语言当中几乎全是比喻，只不过我们因为对它太熟悉，所以感受不到其中的诗意了。耿占春的那句话，我从上大学一直记到了现在，叫“语言是诗的尸体”。

诗意消失，诗歌死去，它的尸体就变成了我们熟知的语言。然后人类继续发挥想象力再去类比和创造，就又出现了新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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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这个字，包，最早的意思，其实就是“胎胞”的意思。

后来类比来了：有了包装的意思。包装、包裹、包袱。

再类比，装东西的袋子，只是外面那一层：背包、书包、钱包、提包。

再后来，又类比食物：包子、菜包、肉包。

再后来，围住也叫包：包围、包抄。

再后来，又抽象了，包括、包含、包容、包罗万象。

再后来，再抽象，变成了负责、总揽的意思。包产到户、包工头、包办。

再后来，再抽象，担保、承诺的意思又出现了。你怎样怎样，我包你没事。

再后来，承诺的意思有了，就又出现了约定专用的意思。包船、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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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在字典上，只能看到这个字的一个个并列的含义。但是一旦回溯到时间的长河中，你会发现，一个字的含义是像涟漪一样一层层地扩展开来的。每扩展一次，都是一次类比的扩大，都是一次想象力的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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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玛丽·道格拉斯，是著名的人类学家。她在研究非洲土著的时候，就思考了一个问题。所有的文明都有所谓“干净”和“脏”的概念。但是请问什么是“脏”呢？

我们现代人从小就受教育，东西掉到地上就脏了，不能吃了，因为有细菌和病毒。但是古人完全不知道病毒的存在啊。很显然，他们不知道什么叫“讲卫生”。那么他们脏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

哎，道格拉斯就提出来一个假设：所谓干净，就是东西放对了地方；所谓脏，就是东西放错了地方。

对啊，这个观念我们今天也在用啊。一个空可乐瓶，收在垃圾桶里就洁净，丢在地上就变成了脏东西。一块蛋糕，漂漂亮亮地盛在盘子里就洁净，吃进肚子里也洁净，但是粘在衬衣上就不洁净了。我们中文里，把脏乱差三个字是连在一起用的，也是这个原因。

“脏”的观念，在历史上也是发生了各种延伸和类比。比如在道德上，说一个人脏，你想想看，是不是也就是什么东西放错了地方？

你看，创新不只是指创造新的东西。人类只需要不断把传统的概念重新组织，重新类比，把新的东西容纳进来，这本身就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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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晗老师在《法律思维30讲》里，说了一句话：“若不进入传统，则无法添加新物。”对，法律的创新从来都是这样的。它总是回身看看传统，怎么把传统扩张一下，以容纳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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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

盗窃罪，你说特征是什么？我们普通人的理解，就是“趁我没看见，拿我东西”。我要是看见了，这就是明抢了嘛，那就应该是“抢劫罪”了。这看起来非常简单清晰吧？

好，我说一个场景。如果你有一个包，里面有一万块钱，不小心从自家阳台上掉下去了。你就喊：那是我的钱，我的钱！结果一个路人，装作没听见，就眼睁睁地从地上捡起来走了，你追也追不上，喊了他不听。你说，他这是盗窃还是抢劫？

现在法律界的共识是，这依然是盗窃罪。所以你看，盗窃罪的定义中，并没有财产所有者没看见的意思。只要是违反被害人的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为自己或第三者占有，就是盗窃罪。

你看，这也是随着新情况出现，法律不断改变自己原有解释的例子。

但是请注意，我这里要强调一下，把新东西类比到老概念里面，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有的时候，特别难。而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类比方法。

举个例子，你看见了这个图形，你第一反应想起的是哪个词呢？是老虎？还是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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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想起考虑的人，比较谨慎。想起老虎的人，比较直率。

好吧，不管这个结论有没有道理，反正，每个人在根据过去想象未来，也就是做类比的时候，其实是有分歧的。那好了，有分歧，就有斗争。

法律史上，到处是这样的斗争。而法律，也就是这样进步的。

比如，19世纪的美国有这么一桩案子。有个叫亚当斯的人，坐轮船，有160美元在舱房里丢了。这亚当斯就开始起诉新泽西轮船公司。

当时轮船客运刚刚开通，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那就得看你拿什么做类比了。

轮船公司说，我拿卧铺火车做类比。都是交通工具嘛。当时如果你坐火车卧铺，要是丢了东西，铁路对旅客可不负责赔偿。公共场合嘛，看管好自己的东西嘛，是你旅客自己的责任。

但是亚当斯说，不对，我要类比的是旅馆。我如果住你的旅馆，我东西锁在房间里，要是丢了，你旅馆老板是不是得负责任？

你看，分歧出现了。这轮船到底是更像火车呢？还是更像旅馆呢？好像都有道理。

法庭权衡来权衡去，最后觉得，旅客对东西被偷的可能性的预判不同。在火车上，大家都知道是公共场所，所以会把东西看得紧一点，所以自己的责任就重一点。而在轮船上呢，因为一人一个房间嘛，旅客会放松警惕，有点像在旅馆里。所以，轮船老板更有责任看管财物，不管有没有过失。最后，亚当斯赢了官司。

你看，这个类比的过程，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法官需要根据自己对人情世故的理解，既做传统的类比，又做法律的创新。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说，你怎么老举一些什么语言、法律的例子？这些创新又不是什么硬科技。

其实硬科技的创新也一样，创新的路走得对不对，经常取决于你把它类比成什么东西。

比如，人工智能。我上周看到一个说法，挺有意思。

同样是人工智能，AI，欧洲人把它类比成入侵的“敌人”。所以，欧洲对什么大数据警惕得很，对个人隐私严防死守。

而在美国呢，把人工智能类比成“佣人”。所以，老琢磨能用人工智能替代人来干点什么。人工智能炒股，人工智能下围棋，这都是美国人最有兴趣的领域。

而在日本呢？日本人把人工智能类比成朋友。所以，你看日本人造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总是希望它能更像个人。最好能笑能说话能当宠物。

而在中国呢？中国人把人工智能类比成同事。我干不了的事，你来帮我干，咱们协同，干更大的事。所以，中国的人工智能图像识别、声音识别这些方面的技术很厉害。王煜全老师跟我讲，他看到的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应用远超外界想象。连做槟榔的食品厂都广泛用上了人工智能。

所以你看，这种最新技术的发展，到底走什么技术路线？其实不完全是技术问题，还取决于我们把它类比成什么我们熟悉的东西。最后哪个思路胜出，也不好说。

再举个例子。现在在电动车领域，特斯拉的销量遥遥领先。好，请问，它为啥？如果你是一个国内的电动车的制造商，你怎么追赶它？

可以对特斯拉进行各种类比。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辆车，那么质量、性能就很重要；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智能设备，那么它的智能程度，比如自动驾驶功能什么的就很重要；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新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网络，那么到处设充电桩，方便用户充电就很重要；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时尚品，吸引了各种潮人，那么品牌建设就很重要。

你看，问题来了，作为一个追赶者，你手头的资源是有限的。你把特斯拉类比成什么，就决定了你投入的方向，最终也就决定了你能不能追上特斯拉。

再举一个我们自己身上的例子。

得到App，到底是一个商场？还是一家出版社？还是一所学校？

如果是商场，那么商品的丰富性就很重要。如果是一家出版社，那么版权的积累就很重要。如果是一所学校，那么创造任何人之间的相互接触和影响，创造一个用户为之骄傲的传统就很重要。你懂的，我们最终选择了“学校”这个类比，所以才有了“得到大学”，才有了线下的“启发俱乐部”。 不同的类比，不仅决定了我们现在做什么，也决定了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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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一汽大众奥迪赞助的「启发俱乐部」。

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分类和类比的故事。那么我们究竟可以利用这个效应来做点什么呢？

最后这点时间，我们来整理一下。

首先，运用不同的分类和类比，我们可以说个笑话。大量的笑话都有这个特征，翻转了类比，幽默的效果就出现了。所谓“理不歪笑不来”。

比如，上周的《脱口秀大会》上就有这么个段子。他说，经常有人把甲方叫成爸爸，这不对啊，怎么能把甲方当爸爸呢？我们对爸爸的态度，大家心理都有数。“好了好了别说了，你又不懂。你把钱打过来就是了。”那应该把甲方当什么呢？他说，应该当孙子。“明知道对方什么都不懂，还提无理要求，你还特别耐心”。

你看，如果你想做一个随口就能说出笑话的人，留心我们习惯的那些“类比”。稍加颠覆，它就是一个段子。

类比这个工具还能干什么呢？说服他人。

比如，上周我就在网上看见一个人，可能是要说服他女朋友不要买那么贵的钻石吧，买点金首饰得了。他是这么说的：

金子的形成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宇宙中超大型恒星的死亡。这些恒星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会通过一场无比绚丽的超新星爆炸来结束自己的一生，金元素就是这么诞生的；第二种方法是中子星合并，砰一下，大爆炸了，黑洞诞生，而金元素也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并且挥洒到无穷无尽的宇宙空间中，在漫长的漂泊流浪以后，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就这么流落到了地球上。哇，你听完，是不是觉得金子也太珍贵浪漫了吧！橱窗里那些金项链在反光的时候，其实是它在重现恒星们的余晖啊。

那钻石是什么呢？树倒了，埋在地里，黑洞洞的，承受巨大的压力，就变成了钻石，边上说不定还挨着煤炭。

你看，这么一类比，是不是还是有点说服力？

不仅是对他人啊，对自己这招也很灵。

李笑来就跟我讲过一件事。他问我，如果有一家银行，每天往你的账户充值 1440 块钱。如果你觉得不够，对不起，就那么多；如果你竟然没花完，对不起，第二天虽然还会给你再次充值 1440 块钱，但前一天没花完的清零。那么请问，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最佳策略是什么？

我说，这还用问吗？当然要尽可能花掉，如果花不掉，就一定要做投资啊。买点股票什么的，存着以后花。

他说，对啊，还真有一家这样的银行，那就是“时间”啊。它每天只有 1440 分钟，管你用不用的完，它都会清零。所以，我们对待时间的策略也就很清楚了，不能浪费，如果用不了，就要想办法投资，把它利用起来干点对长期有价值的事。

哪怕你看个电影，你说我是休息，但是你也知道，这是在为你的审美力进行投资。你可能会度假，度假也是为你某种洞察力在积累投资。你要用金钱来看待时间这个问题，你会活得特别充实。

他说，自己第一次看到这个类比的时候，被惊得头皮发麻。后来，他无数次用这个类比来说服别人珍惜时间，都非常有效。

你看，这就是用“类比”来说服他人的力量。

下面这个就比较恶毒了。但是，类比确实是政治竞争和商业竞争中经常用的一种打击对手的手段。

举个很久以前的例子吧。上个世纪初，广东的烟草业，被英美烟草公司垄断。那国产烟卷怎么夺取市场呢？据说，一个叫简琴石的人，就建议广东当局，死囚临刑前赠吸一支英美公司的“派律牌”香烟送终，全由简琴石埋单，还让围观人群高喊：“哦，这支烟是打靶烟。”此烟在广东本来销路甚广，自从派上这等用场之后，“杀头烟”、“打靶烟”之恶谥，不胫而走，销路一落千丈。

最近我在得到锦囊里面，看到王小白老师的一个回答。很有意思。

我们在餐馆经常看到那种人，拿起菜单，犹豫半天。这对餐馆来说，是严重的效率损失。

王小白老师说，这可怪不了客户，这是餐馆的菜单设计出了问题。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创造各种类比，好让客人尽快决定点什么菜。

你看，现在经营得好的餐馆的菜单，确实就是这样。不仅是凉菜、炒菜、荤菜、素材那种简单的分类了。

而是有什么？进店必点、大厨推荐、近期热销、今日特价、等等，还有在某些菜品后面加上三个大拇指。客人在这么丰富的类比里面，很容易就能做决定。

把类比用于商业创新，这个方面的例子就太多了。

比如，美国橄榄球产业想吸引更多的女性用户，怎么办？他们前些年就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就是把橄榄球赛事里面和战争有关的类比全部拿掉。结果呢？

这么干的当年，2012年，就有5 100万女性观看了超级碗橄榄球比赛，甚至要比那一年收看奥斯卡金像奖的观众还要多。同年收看奥斯卡金像奖的观众只有3 900万。

我们得到大学还有个同学的例子也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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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大学上海班的王嘉麟同学，在国外做了四年程序员，后来回国创业，家里也没有矿，也没有做过啥生意，就做行李箱，结果连续四年在淘宝天猫的这个品类里面，都是销售冠军。

他自己总结，他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概念微创新”，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类比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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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现，原来行李箱的轮子都是这样的轮子。很容易磨损。那怎么办呢？单轮变成双轮。就像这样：

![图片](https://piccdn3.umiwi.com/img/202008/12/202008122007189044365390.jpg)

就这个改变就能卖好？不那么简单，关键是，他给这种新式轮子的行李箱起了个名字，叫“飞机轮”。对，你今天去网上搜，飞机轮行李箱，就是这位王嘉麟同学发明的。

不要小看这样的概念创新。这改变了行李箱的类别啊。

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全中国13亿人，其实坐过飞机的不超过1亿。买家就会想啊，你看我都没坐过飞机，但是我已经开始用飞机轮的行李箱了呢！这个词也暗示轮子的耐磨属性，同时箱子加价5块钱，也不算多，在没有太大的增加成本的情况下，提升了客单价。就这一个改进，单品的销量排名从第20多名的位置，直接蹿升到了整个销量榜的第三，就因为这一片薄薄的轮子。

创造一个新的品类，创造用户的一种新的类比和联想，这是现在商业创新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掌握类比的技巧，其实还有一种妙用，就是处理人际关系。

在人际关系中，我们经常被逼到墙角，其实你想想看，为啥呢？往往就是因为我们接受了别人给你的类比。最近正好看到了一些材料，我说出来你就懂了。

明太祖朱元璋动不动就喜欢杀人，而他的太子朱标呢，喜欢救人。有一天朱元璋就问他的大臣袁凯：“朕与太子孰是孰非？”我和太子谁做得对啊？你看，这活活是一道送命题。袁凯答道：“陛下之法正，太子之心慈。”你听，皇上和太子，杀了人是执法严明，不杀人是心地慈悲。

这个袁凯就是通过不同的类比，逃过了一劫。

《世说新语》里一个故事说，郭林宗与子许、文生一起去逛集市，文生见什么就买什么，子许则是什么也不买。有人就问郭林宗了，子许和文生两个人，哪个更贤能呀？郭林宗回答得很妙，他说：“子许少欲，文生多情。”不买东西的人，不是抠门，而是欲望少。买东西的人，不是欲望多，而是多情啊。你看，又是一个通过不同的类比，把话说漂亮的例子。

你看，几乎每一代人都经常会说，我们要与人为善，但与人为善真的是指善良吗？

与人为善的本质并不是善良，而是你真的能从兜里掏出好多把尺子，好多个类别，你才有善良的机会。

好，最后用我最近看到的一句话来总结今天说的：创新，就是把大脑垃圾场里的旧零件组合成一台新机器。

我们生于概念的丛林，穿行在类比之中。

概念有时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牢笼。

而类比，就是我们获得自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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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这就是第七期北京「启发俱乐部」。

下周三晚八点，我在北京华贸北广场和威猛、大气又新锐的一汽大众奥迪车一起，等候我们的首场观众，欢迎你见证「启发俱乐部」线下第一场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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