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9期 | 能力如何增长？

启发俱乐部，每周有进步。我是罗振宇。

今天我们是在北京华贸中心北广场的北京得到学习中心向大家直播。也要特别感谢今天到场的90位观众，感谢你们下了班，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听我聊天。这是第29场。按照传统，我们会给每一位到场客人发一枚徽章。这是顺序编号的徽章，今天的编号是2984到3060号。

很多人问我，得到用户有什么共同特征？一言以蔽之：“上进”啊。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增长自己的能力？这是我们都关心的问题。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无聊，因为有一堆看起来很正确的答案在等着我们：靠勤学苦练，靠高人指路，靠见多识广，靠长期积累，靠市场竞争。但是不好意思，这些方法不总是管用。

我举两个例子：有一次我和朋友去一个北京的旅游景点。我们就感慨，几十年过去了，这门口一条街的旅游用品商店的水平，一点都看不到变化，还是那么乱糟糟，商品也还是那些种类，经营水平上，除了用上了电子支付，好像也还是那样。你不能说这些小老板他们这么多年没有勤学苦练、没有高人指点、没有市场竞争，为什么能力不提高，这是为啥？

再举一个例子。做企业的人都知道，市场环境的潮起潮落，也并不一定带来企业能力的增长。市场形势好了，东西好卖了，结果就是全体躺倒。因为躺倒就能挣钱，为什么要提高能力呢？市场形势不好了，就更是慌不择路，甚至是踏破底线地去自救，这好像更不是提高能力的时候。过去几十年，我们看到大量的房地产公司就是这样的：市场一好，撑死一片，宏观调控一来，又饿死一片。所以你看见没有？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环境变化，就跟着变化，并不一定能够积累能力。

有的企业家是很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比如，万科的王石，早年就提出来，高于25%利润的项目不做。小米的雷军也说过，小米的硬件净利润永远不会超过5%，如果超过，就以合理的方式返还给用户。华为的利润是8%，不到很多大厂的一半。即便如此，任正非仍然表示：“华为赚的钱太多了。”

那你说，有钱不赚，他们是傻吗？当然不是。这些企业家心里清楚，如果任由市场的波动来拉扯自己的内部系统，能力是积累不起来的。

但是，如果只是划定利润的天花板，毕竟是一个很被动的方法。如果我们要的是能力积累，那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们一辈子都可以追问。而最近，我就得到了其中一个答案。

你懂我的风格，一个问题的启发，往往来自于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对，这次又是一本书，一本讲中国历史的书，北京大学的赵冬梅老师的《法度与人心》。这本书，我们得到电子书库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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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个我自己挑书的方法：如果一本书，它的雄心是要讲透一个领域，篇幅也不是很大，作者还是一个著名学者，那通常就值得看。因为要在不大的篇幅中讲透一个领域，必须要创建一个新的解释模型，而著名学者创建一个解释模型，他必然爱惜羽毛，必然是真有独到之见。

顺便推荐一本书，最近我在看的，许纪霖老师的《脉动中国》，也是用这么薄薄的一册书要讲透中国文化，其中有非常多的洞见。许纪霖老师为得到用户提供了一点签名版，数量不多，欲购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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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赵冬梅老师的这本书，就是这样：薄薄一册，就要把中国历史的演化讲清楚，不给你来个高屋建瓴是不行的。

看中国历史有很多种看法。往细节看，全是故事。比如《明朝那些事》，好看，忠臣良将，乱臣贼子，看得人血脉偾张。那往大处看，看到的是什么呢？这本书的名字起得就真好，其实就是两个东西：法度和人心。

你想嘛，什么财富、权势、恩仇都会烟消云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会成白骨一堆。而法度和人心，也就是制度成果和文明共识，这是唯二真正可以积累起来的历史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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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代人这里，制度成果和文明共识这两件事，其实是被严重忽略的。为啥？因为近代以来，我们一直是以西方为坐标，来看自己。一方面把自己说得一文不值，什么制度成果，就是要打翻啊，什么文明共识，就是要抛弃啊，打倒孔家店，五四运动的时候甚至提出来连汉字也要废掉。另一方面要在中国历史里面找西方式的成就。找来找去，还是英国人李约瑟帮我们定义出了一个“四大发明”。但是，除了造纸术是确定的成就，其他三项好像也都有点争议。

但是，只要跳出来一看，中国文明的延续性，本身就是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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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看一个公众号“李子旸”。李子旸老师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有一个中国学者去欧洲参加学术会议。期间，正好中国成功发射了一枚先进的火箭。这位中国学者不免当众有些洋洋得意。一位瑞典学者见状，有些气不忿，出言讽刺说：如果瑞典有中国这么大规模这么多人口，早就把几百人送上月球并来回跑了。

这位中国学者一时语塞无言以对。其实，一句话就可以噎住这位瑞典人：组成和保持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恰恰是你们瑞典人永远也做不到的最大成就。对啊，瑞典历史上也曾经是欧洲强国，比如那个著名的查理十二世，号称小拿破仑啊。但不要说整合全欧洲，就连整合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么个小地方，瑞典人也做不到。中国却能把整个东亚大陆和数以亿计的人口整合为一个坚强的整体，并长期延续。你不觉得这恰恰是最了不起的事情吗？

当然了，低估中国人的历史成就，这和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叙事方式也有关系。中国古人对待历史的主流态度都是“反思”。历朝历代的士大夫，都在收集和研究朝代覆灭的经验教训。以至于在我们这些后人眼里，可以表扬的不多，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也只识弯弓射大雕。汉唐宋明清，都是三四百年的统一帝国，这个成就，在世界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在我们的认知中，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150年，宋朝南渡之后的150年，都可以大笔一挥，不算数，因为那是失败。为啥？因为士大夫的自我角色认知都是医生，满眼都是病。但是你能说一个活了几百岁的老人最后死了，就是失败？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社会性知识”和“技术性知识”哪个重要？

至少对于中国历史来说，社会性知识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把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整合成一个整体，还有如此强的文明连续性？这是也是一项真正的“高科技”。如何整合、维系和扩展人类的合作秩序，中国成就斐然、知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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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最早就干了一件事，我们整出个皇帝。你站在现代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皇帝制度好像是一个特别落后的制度。咱们倒回到春秋战国那个历史当中看，你就会发现，这是唯一的最优解。

秦始皇是公元前210年统一中国的。此前战乱了多少年？从春秋时代开始，差不多500多年。打到最后，真的是天怒人怨，再也受不了了。到了战国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样是下去是不行的，解决方案也有共识。这就是梁惠王问孟子的那句话：“天下恶乎定？”天下怎么才能安定呢？孟子说：“定于一。”大一统得了，搞出一个皇帝就没事了。

你就想象一个场景。假设有一百个人在森林里面迷了路，什么时候能出得去不知道，带的资源有有限，如果大家凑成各种小集团互相抢，那肯定是一大串互相攻杀的悲剧。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想，干脆有个头吧。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这个头儿，所有的资源也都交给他分配，那至少不会像现在这么悲惨。所谓“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这是中国人几千年的基本共识。

剩下唯一的问题就是，交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当年的梁惠王就也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孰能一之？”谁能统一呢？孟子讲了一个最低标准：“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不爱杀人就行。你看，这个标准多低？

但是，第一个统一天下的皇帝，还是跌破了这个标准，是个爱杀人的虎狼之秦。

过去的2200年间，中国人一直都在对暴秦问题进行反思。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解决方案定下来之后，就涌现出来了一系列问题。都说“问题比答案重要”。对，基本架构一定，问题就涌了出来。这不是一件坏事。从长期来看，只要是在这个架构中，问题就差不多，就可以在漫长的历史中反复试错，就可以开始建设性地积累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了。

《法度和人心》这本书里，就介绍了宋代历史学家马端临的一个洞察： “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

什么意思？就是说，“治乱兴衰”这种事，唐朝有唐朝的故事，宋朝有宋朝的遭遇，彼此独立，互不相干。但是，“典章经制”这些制度建设，那是一层层地建设出来的能力，朝代与朝代之间，永远是“继承”大于“断裂”。

为什么呢？因为面对的问题，各个朝代是差不多的啊。

比如官僚的选任，开国之初通常会“急于人才”；四十年之后则难免“员多缺少”、一位难求；再和平发展四十年，家族背景在官员升迁中的权重必定会大大提高。又比如皇帝周边势力（后妃、外戚、宦官等）的处置问题，士大夫与皇帝的关系问题，官员管理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问题，兵权的收放与边防的关系问题，等等。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只有中国会有这些问题？对，这就是关键。因为中国历史发展，在一开始，把架构定了下来，从这个架构中衍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后人才有机会去沿着这些稳定出现的问题去寻找解决方案。2000多年的历史，才能是一个解决方案越来越成熟，治理能力不断积累的过程。

问题清单不变，能力积累发生。

第一个问题，怎么约束皇帝本身？

皇帝是个人，是人就有缺陷，他又是整个体制的唯一重心，那这个人是不是个混蛋，就太重要了。

怎么办？就是拿一些非常细的绳一圈圈地捆哪。捆着捆着，皇帝就被捆得跟一颗粽子似的了。

我自己读书，就有很多这样的惊讶时刻。小的时候，听评书看戏，皇帝就是一个不讲理的家伙，动不动讲把人推出午门斩首，权力完全不受制约。

但是后来读书多了就知道，不是这样的。比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讲了一个皇帝罢工的故事。皇帝无非是要立自己喜欢的儿子当太子，大臣们不干，结果皇帝就和外朝的大臣赌气，几十年不上朝。

在《法度与人心》这本书里，还讲了一个宋代的例子：宋太祖某日退朝之后，闷闷不乐，独自坐了半天不说话。等他脸色和缓的时候，旁边的人就问他为什么不高兴，宋太祖说：你以为皇帝是好当的吗？顺着性子处置了一件事情，结果发现错了。想起来真是不舒服！

再比如，我读高阳的《慈禧全传》，就知道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到清朝的时候，已经严密到什么程度，皇帝的政治操作空间，其实是非常小的，不大可能任性胡来。

李子旸老师说，古人找到了比在朝堂上和皇帝吵架更根本性的限制皇权的办法，就是不让皇帝手里有太多钱，也就是实行消极的、量入为出的财政税收政策。皇帝手里没钱，自然也就不能滥用权力了。

朱元璋规定，明朝的税收以洪武十八年所收为定额，新垦荒地“永不起科”。往后200多年，他的子孙基本都执行了这一条，农业税没涨，商业税也收得少。所以，明朝留给我们的印象总是缺钱。

到了清朝，康熙也规定，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数为准，此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乾隆时，有大臣上书说：以后连土地丈量这种事都不要做了，就算是百姓自愿申报，也不要听。国家的钱已经够花了。如果再有“言利之臣”说什么多收税，希望皇帝“永斥浮言”，这才是四海苍生之福。乾隆基本采纳了这个建议，把康熙的“永不加赋”给彻底落实了。皇帝没有钱，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也就没有。当然，中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就是国家能力不行。

你看，所谓“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中国人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做啊。

第二个问题，怎么约束皇帝权力的衍生权力？

权力既然那么集中到皇帝身上，那么皇帝身边的人也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他们离权力核心那么近，一不小心就会成为祸患。最典型的就是宦官和外戚。

这两个问题，基本上到了宋代，都有了彻底的解决方案。你可能会说，明代不还是有刘瑾、魏忠贤这样的大宦官吗？那不一样。刘瑾和魏忠贤，都只是皇权的绝对附庸。你去看历史上的细节。皇上只要翻脸，要拿下他们，刘瑾和魏忠贤是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那真是深宫中传出二指宽的条子，就可以要他们的命。这和汉代、唐代的宦官动不动就能废立皇帝，完全不是一回事。到了清代，慈禧的太监总管安德海，因为不守规矩，擅自出京，山东巡抚丁宝桢拿下之后就杀了。

外戚问题稍微复杂一点，皇帝和皇后之间，毕竟是亲密关系。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也能清晰地看到优化进程。

比如汉代的时候，后族是非常强大的。舅舅对皇帝的影响极大，可以废立皇帝，甚至可以谋朝篡位。比如霍光、王莽。皇帝在选择皇后的时候，也不得不考虑皇后背后的家族势力。

比如东汉光武帝刘秀。他从小就喜欢阴丽华，喊出“娶妻当娶阴丽华”。但是阴丽华不是一开始就被立为皇后的。刘秀娶了阴丽华以后，就去河北打仗，在那里娶了郭圣通。然后，立郭圣通为皇后，立郭的儿子为皇太子。这个时候，阴丽华还只是一个贵人。七年后，刘秀忽然下诏，高调表白阴丽华：我还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就娶了阴丽华……我认为她有母仪天下的德行，应当立为皇后，可是她坚决推辞，不肯承当，甘愿侧身于妃妾之列，我欣赏她的谦让。然后，他就废了郭圣通，改立阴丽华为皇后，立阴丽华的儿子刘庄为太子，继承了皇位，这就是汉明帝。

刘秀这么爱阴丽华，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她立为皇后，而要娶郭圣通呢？因为郭家在河北势力很大，娶了郭圣通就得到了河北。娘家还附赠他十万大军，帮他打下江山。那为什么后来刘秀全然不顾郭圣通的感受，对阴丽华高调示爱呢？因为这个时候河北稳定了，郭家势力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但到了宋朝，情况就不一样了。宋代皇帝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至于皇后家族，虽然仍然是功臣之后，但是不重要了。

比如，宋仁宗时期，有一个很著名的事件。郭皇后，脾气火暴，曾经失手打过仁宗一巴掌。年轻的皇帝涨红了脸，指着自己脸上的巴掌印说：你看，她打我！而宰相吕夷简本来就对皇后有意见，乐得顺水推舟，支持废后。当然，士大夫中的谏官御史是强烈反对的，包括范仲淹，他们集体抗议，摆出了死磕的姿态。最终，在宰相的强力支持下，皇帝关闭了批评通道，郭后被废。

这件事虽然闹得很大，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在整个废后过程中，郭皇后的母家及其母家所属的开国勋贵集团，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发出。没声音是因为没实力。

《法度与人心》这本书里讲，皇后分东汉模式和北宋模式。在宋式权力结构之下，外戚撤退到了政治舞台的边缘，让朝廷国家更多地呈现出公共性质。废后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东汉式的权力结构之下，皇帝是必须要跟各大家族的代表商量的。比如，唐高宗要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他的舅舅长孙无忌等一干关陇贵族坚决反对，因为王皇后有着关陇集团的高贵血统。但是打耳光的事情既然发生在宋朝，在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权力结构之下，皇帝就不需要理睬外戚，而是要跟宰相商量。

到了明朝，皇后基本上都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对政局更是没有影响力。有一出著名的京剧，叫《二进宫》讲的是，老皇上死了，皇后的父亲就要谋朝篡位，这纯粹是胡编。但是也说明，中国人对于皇后家族的警惕。到了清代，连慈禧太后那么大权独揽，但是也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兄弟参政。实际上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慈禧太后还有一位叫桂祥的兄弟。

第三，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地方控制问题的解决思路，唐宋之间有一个大变革。

唐代以前，主要采取分级控制的思路，旧的层级效率降低之后，就增加新的层级来加强控制。秦汉实行郡县制，西汉置州，本为中央派出的巡视组，后演变成为郡以上的一级地方行政组织。东汉以降，地方行政遂为州、郡、县三级制。隋文帝“罢郡，以州统县”，重归两级制。唐中期，迫于边防压力，不得不在州之上设置节度使，又为三级制。无论三级还是两级，各级行政机构都是一揽子治理，属于行政学上所谓的“完整制”。

到了宋代，在分级控制之外，又出现了“分权制衡”的新思路，在州以上的“路”级实行“分离制”。北宋的“路”大致设有四种机构，这四种机构各管一摊，互不统属，分别对上负责——转运使司掌财政，提点刑狱司掌司法审查，经略安抚使司掌辖区军政，提举常平仓司掌王安石变法后新生财利，转运、提刑和仓司又负有监察一路官员的责任。

这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摸索过程。从汉到唐，一直在三级管理还是两级管理上找方案，直到宋代，才开了一个脑洞，把地方上的权力分开，一下子就彻底解决了问题。

第四，文官政府和军队的关系。

有了皇帝这个基础架构，又要解决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如何用皇帝领导的文官政府来控制军人。

皇帝是什么？是文官系统的首领，理论上他应该对军人有控制权，但是皇位传几代之后可能变成糟老头子掌权，小孩掌权，养在深宫中、长在妇人之手的文弱书生掌权，没带过军队，在军队中没有威望。这样的皇帝怎么能够管住军队，是一个最核心、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如果你熟悉古罗马历史就知道，古罗马这个问题就死活解决不了。最多的时候，罗马帝国同时有100多个皇帝，100多支军军阀各自选出自己的皇帝，全部是军人。

但中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今天只看一个侧面。这又是我在李子旸的文章里看到的一个洞见。

李宗仁被蒋介石耍过一次。那是在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就职典礼。蒋介石是总统，李宗仁是副总统。典礼之前，李宗仁问蒋介石，出席典礼穿什么服装合适。蒋介石说，穿军装。李宗仁也没多想，就穿军装出席了。

到了典礼上才发现，蒋介石没穿军装，穿的是长袍马褂。俩人站到一起，怎么看李宗仁都像是蒋介石的副官侍从。显然这是蒋介石故意玩儿的小花招。李宗仁气坏了，多年后写回忆录还忍不住大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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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张照片，确实有领导和下级、一主一仆的感觉。这件事的政治意义，时过境迁，已经无所谓。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穿便装的是领导，穿军装的反而是侍从？

要知道，其他国家可不是这样的。在欧洲各国，国王正式肖像中的服装，出席最正式场合所穿的服装，恰恰是军装。

随便看几张欧洲大国国王的肖像和照片。

拿破仑的这张画像最著名——一个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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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吧。在欧洲，军装才是国王——也就是最高统治者的正装。这和中国可是大相径庭。

中国皇帝中，也有带兵打仗御驾亲征的马上皇帝，即使如此，皇帝的正式形象，都不是军人。皇帝的正装——龙袍，是文人式的宽袍大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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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皇帝是地地道道的军官，但流传下来的画像却是这个样子的。这是因为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观念截然不同。中国的政治观念，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文治。落实到政治制度上就是，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建立起了文官政府。以文制武，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在社会领域的一大发明创造。

因为有了皇帝制度，所以中国从来没有试过，军人直接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没有这个选项。皇帝可以是拥有武力的军人起家，但是，如果他不脱下军装，成为文官政府的领导人，他就不是皇帝。

文治，对于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天经地义之事。其实，如果跳出习惯性思维想一想，就会意识到，文治国家，是多么的不寻常。

用武力治国，其实很容易理解。服么？不服就弄死你。从动物世界到人类文明早期，当然都是这种“制度”——否则还能怎么办？西方的国王和皇帝穿军装，其实就是这层意思在现代政治中的反映。

而要想实现“文治”，这就需要高得多的治理水平。

文治的根本出发点，一定不是单方面的武力掠夺，而是制度本身的魅力。说白了，接受我的统治，比不接受，你的处境要好。文治政府，必须能够协调、管理和增进被统治者的利益。

这样说话，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为了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涂脂抹粉。你想象一个场景就好了：如果你生在一个中国古代乡村的普通人家，你是愿意，这个地方完全没有秩序，到处是强盗，或者是个别强人家族独霸一方，还是远在京城的皇帝给你派来一个县官？这个县官来了之后，你当然要交税，但是他也主持诉讼、他也搞一些公共工程、他也劝勉农桑、他也赈灾、他也管地方上的治安，他要是干得不好或者贪赃枉法，背后还有一套规矩能管他。他还办教育，你家如果有人考取秀才之后，还可以进一步进京赶考，一旦中了进士可以光宗耀祖。你要哪个？

所以，你想象一个景象：一个文弱书生带着一颗印，就可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上任当县官。当地士绅对他的期待，至少是一开始的期待是，父母官上任可以造福一方。在人类历史上横向看看，这是一个多么奇葩的场景。

文官政治的本质，是用高水平治理来换取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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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中国历史大漩涡越转越大的根本原因。曾经的蛮夷之地，接受中原统治、逐渐被同化的过程中，虽然不免伴有武力和战争，但终极原因在于，来自中原的文明统治让蛮夷地方变得更好。接受这种统治，比抗拒要好。

我们再来捋一下这个逻辑。因为要安定，所以中国一开始把所有的权力交给了一个人，皇帝。而这衍生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又要解决。比如，带兵的军头，就容易对皇权产生威胁，所以必须用文官政府，用重文轻武的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文官政府就必须是用高水平治理换来服从。而高水平治理的要求又倒逼中国政府从很早开始就必须是福利国家。

所谓“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嘛。福利国家这个概念的核心，并不在于某种特定的福利水平，而在于国家对民众的生活是否有救助和帮扶的责任，是否是“无限责任政府”。所以，要说中国世界上最早的福利国家，这不奇怪。当然福利水平很低，但是它的基本的统治逻辑是建立在政府兜底这个基础逻辑上的。而西方什么时候搞出福利国家的概念？太晚了。

这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逻辑链条。

我们还必须看到，从皇帝制度这个基础架构开始，一系列问题开始出现，有的问题解决了就是解决了，但还有些问题解决了，又会衍生出新的问题。比如科举制度问题。

过去我们一般都认为，小圈子的门阀士族制度非常坏，看看魏晋南北朝就知道了，一帮贵族子弟，吃饱喝足什么都不会干，还把持权力，所以科举制度，把政权的大门打开，让普通人也有机会上升到统治阶层。就像今天的高考一样，科举具有全民色彩。一定年龄段之内，所有中等以上家境的男子几乎全部投入科举。考得上的当官，考不上的当老师，其余在农闲时节教村子里的孩子识字。整个社会的识字率一下子就提高了，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被打开了，儒家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被广阔地域上的广大人群所接受，在文化上巩固了中国的统一。所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发明。

从宏观上看确实如此。可是《法度与人心》这本书里，也提醒我们注意事情的反面，科举制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什么问题？官僚系统的道德问题。

在科举制度之前，用的是什么制度？察举制。就是现在的官员推荐新的官员，这当然导致官僚的来源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但是这也有好处啊，就是熟人之间放心啊。

你就想我们今天，最好的保姆录用方式，不还是朋友之间互相推荐吗？这个阿姨在我家干过，不错，我当然就更放心用啊。公司招聘，内推有重奖，这重要的人才发掘方式。

士族门阀制度形成的是“小圈子政府”，熟人官场。每一个人的家世渊源、家族风范，以及个人的脾气秉性，彼此知根知底。在这样的官场里，道德约束的力量很强大。祖先荣光、家族门楣、熟人朋友的评价，都会对一个人的行为构成约束。

我在这本书了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例子，东晋初年，刚刚南渡，高门士族的日子也不好过。太原王氏的王述家里很穷，就自告奋勇出来当了个县令。上任之后大肆收受贿赂，改善生活条件，被上级纪检部门查出来一千三百多条问题。

宰相王导就派人跟他说：以你这么高贵的出身，还怕没钱吗？如今屈尊管理一个小县，实在是不合适啊。

王述回答说：“足自当止。”等我拿够了，就不贪了。

当时人都不信。可是后来，王述做了多任地方长官，都无比廉洁，还把俸禄分发给亲朋故旧，自己家的房子家具再也没有换，都还是当县令时用收受贿赂的钱置办的。

这样的故事只能发生在“小圈子政府”的熟人社会当中。列祖列宗在前，子孙后代在后，家族是要延续的，来路可知，去处分明，所以要对自己有节制，要给彼此留面子。

但科举制实行以后，就带来了两个后果：

第一，你爸爸是谁，不重要。科举考试，不论家族门第，全凭卷面定终身。这样就为官场源源不断地输入了新鲜血液。但换个角度看，这种新鲜血液其实就是“陌生人”。“小圈子政府”变成“开放式政府”，官场从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道德约束就消失了。

第二，人品不重要。考试能够考出来的，只有个人的知识水平和写作能力，考不了道德。没准分数越高的人越不择手段，我们今天有个词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科举制虽然解决了人才问题，但是也带来了道德问题。这就需要发展出新的能力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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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面，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想的办法就多了去了。从考核制度、晋升制度、监察制度，从思想教育到严刑峻法，想了无数的办法，最终也不能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确实摸索出了一大套经验。

举个很小的例子，北宋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兴建学校，从地方州县学一直到首都的太学。然后，学籍与考试资格挂钩，所有考生在官学学满一定期限，才能参加科举考试。学籍与户籍挂钩，所有考生必须在户口所在地的官学学习。这些规定是干嘛的？重建熟人社会，用师生、同门、乡土的力量对官员进行道德教化和道德约束。

在基础架构上，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新的问题，再持续解决。这个一个永久的过程。但是千万别觉得，这个过程因为永无止境，就是永无成就。恰恰相反，这就是能力积累的过程。

我说了这么多，不是想给中国的皇帝制度涂脂抹粉。我其实是想说，我们有没有可能站远一点，以更宏大的时间视角再来看中国历史，你能清晰地看到某些能力的正增长。因为我们一直在一个基础架构上解决问题，有些成就是惊人的。

比如说中国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这是举世罕见的现象，在2020年疫情期间，这变成了一项清晰可见的能力优势。再比如，中国人的互相认同问题。这是也是在几千年间，点点滴滴地建成的。

举一个《法度与人心》里的例子。

赵冬梅老师说，司马迁最大的贡献，不是写出了一部史书，而是统一了中国的时间。这是汉朝跟秦朝相比，在制度上的一大进步。

这就要说到汉朝当时面临的情况了。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汉帝国已经完成了空间上的统一，长城以南的农业区全部被纳入了中国的版图。但是，在这个版图内，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每个族群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用现在考古学的说法，叫“漫天星斗”。秦之所以灭亡，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它只完成了暴力上的统一，却忽略了和东方六国之间的这种差异。

所以，到了汉武帝时期就面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整合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的历史记忆。司马迁写《史记》，本质上做的就是这个文化整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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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司马迁是怎么做的呢？在《史记》里，司马迁整合各种传说，给我们中国人构建了一套祖先谱系，这就是《五帝本纪》。第一是轩辕黄帝，第二是帝颛顼高阳，第三是帝喾高辛，第四是帝尧，第五是帝舜。五帝下来就是夏、商、周三代了。司马迁说，从黄帝一直到尧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都是同姓同族，只是国号不同。五帝的子孙散落到各地，繁衍生息，发展成为各个族群。

别看后来大家打得不可开交，实际上，被视为戎狄的秦国、有蛮夷之称的楚国，甚至当时跟西汉不停交战的匈奴，都是黄帝子孙，大家都是一家人。比如，春秋五霸越国。司马迁说，越国的王族是大禹的后代。夏朝第六代君主少康的庶子，被分封到会稽（也就是今天浙江绍兴一带），祀奉看守大禹的祭庙。他的后代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既然咱们两千年前是一家，所以，汉武帝灭掉越国也就有了合法性。

你看，通过祖先谱系的编制，司马迁就把汉帝国疆域内不同地域的不同族群“改造”成了一个源远流长、传承有序的华夏大家族，从而统一了华夏民族的历史记忆。我们中华民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大而不散，就是因为这个雪球是有核的。这个核就是我们的祖先谱系。

所以，司马迁说得对不对不重要，大家都认才重要。

后来，少数民族征服了中原地区，也要跟轩辕黄帝攀个亲戚。比如，建立北魏的鲜卑族慕容氏，就说他是黄帝嫡孙的后代；建立辽国的契丹族，自称是炎帝的后代。每个朝代的皇帝还都喜欢到黄帝陵，也就是今天陕西的黄陵县去祭拜。跟轩辕黄帝他老人家汇报一下：“我的位置是从您这里接过来的。所以，全国各地的老百姓们都应该服从我的统治，听我的命令。”直到今天，我们还说，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这就是司马迁的发明。

你看，这是不是一种很独特的能力？

这个地方，顺带澄清一个误解。西方有一个概念，叫“帝国”（empire），就是“帝国主义”那个帝国。我小时候就奇怪，打倒帝国主义，那不见得有皇帝啊，怎么叫帝国呢？

后来才知道，那是西方政治中的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所谓帝国，就是把一大群文化不同、制度不同的民族用军事征服统一在一个国家内的权力结构，有中心，有边缘。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中国第一代搞翻译的人太草率了，把“中华帝国”翻译成了empire，这其实是有问题的，也引起了很多西方人的误会。有一次，我跟一个西方人讨论问题。我就说，中国人爱好和平，不爱搞对外扩张。他就说，不爱扩张，这么大的中国是怎么来的？中国是个帝国啊。你看，这就是一个天大的误解。他们要是有机会采访一下中国古代的皇帝，他们会明白，从汉代起，帝制中国的核心与边缘的关系就彻底转化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于没有在文化上归化中华的那些边陲地区，皇帝的心态非常复杂，那是一种不能不管，但管了又怕湿手沾了干面粉，甩都甩不脱的矛盾心态。

两种“帝国”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国这么大，还能有这么强的向心力，这是一种能力，一种用几千年时间堆积出来的能力。

我们的文明流淌到今天，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确实到了一个历史关头，就是我们要重新评估这个民族。我们这一代人脑中的地图经常是这样的，1840-1949年能不能别跟我提？今天一个条约，明天一个条约，没有一件高兴事。咱们就说1949年之后，咱们不断地在向上建设，能够看到一个向上的曲线。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观往往是断裂的。但是，到了2020年之后，我们可能是要回头看看，就是中华民族的能力在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她的能力是怎样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今天的“启发俱乐部”，聊了这么多历史。但是我的本意不是来聊历史的，而是要回答我一开始提出来的那个问题：能力是如何增长的？

我突然有一点明悟。能力增长，不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果。而是一开始就有一个初始架构，这个架构不提供答案，但它提供了一组永恒的问题，同时屏蔽了那些不指向能力积累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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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个例子。比如有这么一家企业，一开始产品不错，获得了第一桶金，市场反响也不错。那么请问，他们下面该做什么？如果任由数据和市场引导，那么当然要做的就是营销，把一个好产品拼命卖好。那反过来假设，增长停滞，挣不到钱了，那么请问他们下面该做什么？答案其实是一样的，如果任由数据和市场引导，那只能是变着法子营销，原来不敢做的事也敢做了，甚至没有底线的事也可以做了，或者就把这个事放弃了。

那么请问，研发什么时候做？能力增长什么时候做？

你看，无论市场好还是不好，最本能的反应都是要对外界环境应变，而不是对内积累能力。

一个企业的生存方式，只要是“应变”，而不是“能力积累”，不管它原来的能力是什么样的，最后的悲剧命运就几乎是注定的。这样的故事，我们在赌场、在股市、在投资市场，都曾经反复看到。

我有一些做自媒体的朋友，今天开一个微信公众号，想了一个定位，做了几天，数据不好，想想是不是换个主题做呢？数据要是再不好，那是不是就发发广告算了？要是广告也接不着，就想着要不要换个平台呢？这个过程，符合这个时代所有的商业逻辑，什么“小步快跑快速迭代”，什么“跟着数据前进”。

这时候旁边会穿过来一些声音，说什么不能没有情怀，没有理想，不能机会主义，不能没有定力。听着都对，但是这已经是近乎道德批判了，没有什么价值。

那症结在哪里？不是不努力，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因为没有架构。没有架构，就缺了两样东西，第一，没有持续解决的一组问题。第二，缺了什么事情绝对不做的问题清单。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华为当年还不是很大的时候，1998年，就花了一笔巨款，40亿人民币，请IBM给华为做咨询，学习美国的先进经验。这个故事，过去被我们理解为后进学先进的故事，就是个学习态度好。

但是最近我因为有机会采访华为的几个高管，我也是突然明白了：华为拿到的，不是一大堆指导自己前进的知识，（实际上，IBM和华为不是一个行业，而且这个行业变化那么大，IBM也无法知道华为怎么做），而是一个架构。

主要就是三个词，IPD；LTC；ITR。这三个词内涵非常丰富，最简单地说：

IPD：怎么研发更多更好的产品？

LTC：怎么卖得更多？

ITR：怎么挣到更多钱？

这是用严格的流程保证的三股道儿，各自演进。你马上就能明白，这样的流程下，华为不可能变成一个不重视研发的公司，也不可能是一家管理能力滑坡的公司。那种日子一好过，就大手大脚，就躺倒睡觉的毛病马上就好了。这就是架构的力量。

再比如仅仅研发，华为也有一个基础架构：每年销售收入的10%-15%拿来做研发，其中再有10%用来做基础研究，这其中再有10%用来资助数学家和基础学科研究。这个比例是定下来的。

听到这儿你就理解了，华为为什么能那么有远见，在世界各地养了那么多数学家，能那么早就开启“备胎计划”，研发自己的鸿蒙系统，以应对美国的封锁？这不是靠什么企业家的雄图大略，而是研发的基础架构，就赋予了它能力增长的路径。

架构清晰，就是把待解决的问题先定下来，然后坚定地去解决。而不是随着环境发生变化，去想应变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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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架构不同于底线和价值观。底线和价值观只是保证，不作恶，但是解决不了能力积累的问题。

还记得开场的时候我讲的那条旅游景点门口的商业街吗？它之所以几十年没有什么提高，就是因为分散的小贩，任由市场波动的冲击，没有一个积累能力的架构。而如果这是一家有架构能力的商业运营公司呢？结果会截然不同。

虽然我们都出不起40亿的咨询费，但是华为这一套经验，还是值得所有今天的企业深思。如果你也把自己的企业清晰地分成这互不干扰的三件事，怎么持续研发产品？怎么持续地提高销售？怎么持续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那么所有的市场波动，都只能导致你用不同的方式积累自己能力，不是随波逐流。

企业不是市场波动中的“应激反应者”，不是大森林中方生方死的小昆虫，不能只根据环境变迁来决定自己的行动。企业的存在只有一个使命：利用环境的一切变化，来累积自己的能力。

我把最近受到的这个启发跟周边的朋友讲，有人就说了：就这？我早就知道啊。干事不就是这么干吗？

算我后知后觉吧。那么下一个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我后知后觉？

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流动的世界里。

如果我是一个做手机的企业，我天生就必然要接受一个“架构”。比如手机有摄像头，这一定是一个专门研发的部门。其中又分硬件和软件。性能又分成多少种。这都是天然要接受的架构。你想要手机性能越来越好，只能分兵把口按照这些架构指明的路径艰难前进。

而如果是一家生活在流动世界的公司，比如做软件的、做内容的、做服务的，架构问题就来了。因为到处都是可见的解决方案，到处都有人向你兜售各种“一招鲜吃遍天”。抖一个有效的机灵，当然比做各种看不到直接效果的能力积累，要快乐得多。

就拿我自己举例子，怎么让“启发俱乐部”办得更好？我是干脆一周多讲几场；还是多做点营销，在抖音上开个号卖票；还是我自己认真写稿子，把演讲现场的质量提高，你觉得哪个最有效？我凭良心讲，这三招排排序，好好写稿子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因为最难又最不见效。而架构就决定了那些事有专门的部门去想，罗胖你别的不用想，你就好好写稿子，这就把我的精力约束住了。

我有一些搞自媒体的朋友，这些年，干一个微信公众号，找了一定位开写；写了一个月，数据不好，是不是换个领域再干干？再写，数据还是不好，要不带个货吧，挣点钱，要不给人发点广告；后来，这个新平台又崛起了，要不到新平台上试试？你不能说他不努力，也不能说他不在刻意练习，背后有无数高人指路，他的行为方式也似乎符合我们这个时代主张的一系列做事的方法，比如说，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跟着数据走、不要跟着感觉走。但是怎样，最后能力积累不起来，说白了没有架构。

架构清晰，就是把要解决的问题先定下来，然后形成一张你自己持续去解决的问题清单，能力才能积累，这就是过去一周我自己受到的一个最重要的启发。

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组织、一个国家，他不能以昆虫的方式生活。昆虫就是环境怎样变，我就跟着怎样变，反正我能力提高不了，基因是几千万年前定下来的，我只需要对环境应变就可以。我们人类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是有机会改变我们内在的架构，去积累我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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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经常有人谈到一种职场困扰：我有一个不喜欢的老板，怎么办？

这是一个外界环境，那怎么办呢？应变吗？那么你就会在“不为五斗米折腰，跟他干”和“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了吧”之间反复徘徊。

那怎么办？有你的架构啊。你来这家公司，是在为自己的简历打工，这里是一个塑造你自己能力的环境，仅此而已。一个老板，不管好坏，他在你的架构里只是给你暂时配戏的演员，你演好对手戏就好，全公司、乃至全社会都是观众和评委，你不可能为他活。

反过来，你知道职场PUA，为什么能有效吗？陈海贤老师给了我一个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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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人的大脑有一种本能，就是归因，凡事都要找个原因，然后根据找出来的这个原因来解决问题。那如果一个人对你特别不好，你很痛苦。你就在内心归因了，我的痛苦就是因为他对我不好。那解决方案就来了，我讨好他，让他对我好，我不就不痛苦了吗？OK，PUA的核心逻辑，打压你，然后偶尔对你好一点，这套组合拳就能控制你。

那解法呢？很简单，你有自己的人生架构就好。你知道他对你好不好，和你自己的能力增长与否，快乐与否，其实没有关系。你有自己的架构，我要想让自己变得更快乐，我得有很好的家庭，我得有很好的亲密关系、亲子关系，我能学习，我有社会上的朋友，我在经营自己的人脉，我在习得自己的技能。你只要有自己的架构，这个归因就不成立，谁欺负你都不可能成为职场PUA，就这么简单。

我见过很多非常聪明的人，因为天天在找机会，天天在应变，就陷入了被整个社会PUA的处境。反过来，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他有一个坚定的架构：

1.有计划地学习新知识。可以是每天固定时间学习，也可以是每年换一个学习方向，不管有用没用。

2.有固定输出的习惯。比如开一个微信公众号，或者在我们得到的知识城邦每天发一条你学到的知识。不管粉丝涨不涨，有用还是没用。

3.定期向比自己厉害的人请教，不管有用没用。

4.复盘自己执行的每一个任务，搞清楚为什么成为什么败，不管任务是大还是小。

仅此几条，你想也想得到，几年之后，他不可能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各位你们品一品，如果我跟一个年轻人这么说话，是不是很讨厌？架构是一个特别让人讨厌的东西，因为它毫无理由，它就搁在这，你即使退三步看这个玩意儿确切地能提高我的能力，但是一旦你让它放在你生命中，你仍然觉得这是一根刺，这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东西，这是一个老生常谈，这是一个不解决我眼下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所有的能力它好像只能这样成长。

气氛都哄到这儿了，如果你还要问我，读书一定有用吗？交往厉害的人一定有用吗？sorry，你就权当我今天什么都没有说。

好，这就是本期启发俱乐部。

如果你听了今天的内容觉得有启发，欢迎到咱们得到App的知识城邦 #我有一个启发 这个话题下，分享你的故事、发表你的看法。如果你的启发启发到了我，我会邀请你来下一场启发俱乐部做客。

下周三晚上，我们还将在北京华贸北广场，得到北京学习中心，向你汇报我未来一周受到的启发。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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