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2期 | 大国是怎样炼成的？

启发俱乐部，每周有进步。我是罗胖。这是启发俱乐部的第42场。

今天我们是在河南省会郑州的汇艺剧院向大家直播。特别感谢今天到场的400余位观众，感谢你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听我聊天。

此刻，在得到的上海、深圳、广州、西安、武汉、杭州学习中心，还有数百位同学在线下集中收看启发俱乐部。还有我们的昆明校区，我听说昆明校区今天是第一次组织分会场活动，就来了122位同学，你们太捧场了。向你们问好。

还有正在得到直播间、今日头条、西瓜视频、抖音上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你们好！

按照传统，我们会给每一位到场客人发一枚徽章，就是我身上带的这枚。这是顺序编号的徽章，今天是第5837号到6275号。

我们试图打造一个很小众的传统。也许多年以后，一个拿着几十万号徽章的年轻人找到你，请你这个大哥大姐帮个小忙，拜托，不要拒绝他。反过来说，今天你看到一个拿着1000号徽章的人，也要高看一眼，因为他将来会是年轻人的大哥大姐。这就叫彼此成就。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一下我们本场的赞助人中信银行。中信银行的对公金融品牌，叫 “成就伙伴”。成就伙伴就要让每一个合作伙伴走得更快、攀得更高、看得更远。这里的伙伴不仅是顾客，也不只是业务上的合作者，只要是打过交道的人，中信银行都希望能够共创价值、共享利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相遇，就算是结了缘分，以后要是选择金融产品和服务，就去中信银行。

河南郑州这一场，是早就定了的日程。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到了中原大地，到底能聊点什么？

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面对中原，我当然还是有一份敬畏之心的。因为这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地方。

很多年前，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2005年5月22日《纽约时报》在评论版中罕见地以中文标题发表著名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NicholasD.Kristof）的评论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

它当然是在提醒美国人：别看纽约这么繁荣啊，城市的繁荣是过眼云烟，公元一千年前，全世界最繁荣的城市还是开封呢。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感觉。它提醒我们：对啊，站在纽约，只能手搭凉棚往四处去看，往东，是浩浩淼淼的大西洋的航路，往西，是伊利运河通向的辽阔的美国腹地。也就仅此而已。

但是，站在中原大地就不一样了：你当然可以仰望星空，也可以举目四望，但是你还可以往下看，用你的中国人的血脉去感受那些地层以下的东西。

那可是层层叠叠了几千年的人、事和物啊。那里面有几千年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劳作，有几千年是非成败贤与不肖的判断，有洒在土地里的汗水，有写在纸上的文章。在河南，我们的脚步都不由得变轻，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会踩上像司母戊大方鼎，像甲骨文这样的祖先遗迹。只不过机缘未到，它们不允许我们看到它的真容而已。

来到河南，我们会有一个清晰的感觉：我们是站在一个伟大文明的塔尖上，过好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今天既然来到了中原大地，我们就借这个机缘来一起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文明、这个共同体的特性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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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特点是什么？”把这行字打在大屏幕上，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合适。这哪是我们今天晚上这短短一个多小时能够谈得清楚的话题？

但是，你不觉得吗？这是我们这代中国人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从前几年美国发动贸易摩擦开始，到中兴、华为事件，到疫情期间的各种撕裂，几乎所有关心这个国家命运的人都明白了一件事：不管你认为自己是什么人，你行走世界，最大的标签就是中国人。

你说你喜欢美国，你说你是世界公民，人家就卖给你芯片、发给你理工科学校的留学签证、在机场不翻你的电脑手机和包包了？

和和气气地“天下一家”，是一个理想。但是，亚里士多德早就说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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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什么意思？

是说人天生就是要抱团的，就是要为集体利益而奋斗的。为了证明这句话，心理学家塔菲尔在上世纪70年代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就是把一批人叫来，随机分成小组。请注意，是随机的，大家互相都不认识，小组里面也没有什么结构、等级、制度，互相之间也没有什么历史和文化的联系，也没有什么同乡同学的关系，什么都没有，但是实验发现，只要牵涉到资源分配的事，只要你告诉他，他们是一个组的，他们就会互相偏袒自己人，就会莫名其妙地对另一个组的人有敌意。

你看，这就是人性中最基本的一个特点，不需要任何理由，没有理由，创造一个理由也行，我们就是要在人群中区分我们和他们。所以才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啊。

“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按照施米特的看法，敌友划分是政治的标准，就像善与恶是道德的标准，美与丑是审美的标准，利与害是经济的标准。

过去几年的经验，我们越来越清楚：我们中国人在未来一段时间，肯定是要面临这个“我们”和“他们”的区分了。有人跺着脚指着我们喊：“他们！他们！他们！”，那我们也只好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地追问：什么是“我们”。

不管我们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我们都必须回头向过去的时光请教，向我们的老祖宗请教：我们中国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和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中国人什么样？”这其实不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它可以有无数的答案，中国人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人，中国人是崇拜孔夫子的人，中国人是用汉字的人。这些答案，都模糊近似，但是又不到究竟，你总能找出反例、特例。

那我们不妨干脆问另外一个问题：中国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样子？中国人是怎么推动它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搞清楚中国人做成了什么，又是怎么做成的，反过来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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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什么样？我看了各种各样的答案，有一个答案很有意思。它来自于经济学家温铁军老师。他说：中国是超大规模原住民大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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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定义非常精妙。

这个世界上的重要国家，要么不是大陆国家，比如日本、英国、地中海沿岸国家。他们的生存严重依赖于外部，依赖于和外界的交互。

要么不是原住民国家，比如美国、澳大利亚、南美。他们为什么能发展出大农场模式？因为不是原住民。土地是从原住民手里抢来的。严格地说起来，今天的印度、埃及、俄罗斯，都不是原住民国家。

要么没有这么大的规模。

当得起这11个字的国家，还真的只有咱们中国。

同样是在亚欧大陆上，几乎没有一个原住民的轴心文明，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地盘，能够维持那么大的规模，能够维持那么持续而广泛的认同。想想印度、埃及、希腊、罗马。

那问题来了：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能够在一片大陆上，把一个轴心文明的火种小心翼翼地护持到今天，而且维持了如此巨大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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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历史的时候，你总会突然有一天意识到：这是我们祖先的一个惊人的成就。怎么做到的？

这个超大规模认同发生得那么早，那么理所当然，那么强悍。

我们来对比一下：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全国。但是从观念上讲，中国人是一体的，这个意识在那个时候早就深入人心。举个小例子，当时秦始皇要北伐匈奴，丞相李斯就劝，说别去，列了一大堆坏处，其中有一条理由说：“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你要是打胜了，你就得杀人，那你还算得上是当家长做父母的吗？你看，我们是一大家子这个概念，不仅在当时包含华夏，甚至也包含夷狄匈奴。

而公元前221年，古罗马人在干嘛呢？还在打第二次布匿战争，就是消灭迦太基、统一地中海的战争。几十年之后才彻底消灭了迦太基。然后罗马人用非常精巧的政治手段，比如发罗马公民权、建立万神殿等等方法，才支撑起了庞大的罗马帝国。

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李筠老师写的《罗马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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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写得非常精彩，不仅是讲了历史，更重要的是把罗马怎么支撑起了超大规模帝国的政治学原理讲得非常清晰。

但是你意识到什么没有？中国人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已经觉得是一家人，而罗马人始终没有做到这一点。中国的皇帝，早就自称是“圣王”，罗马的皇帝还必须是军人。

这要说到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有一次有机会和一位美国学者交流，说到一个话题：中国人是不是爱好和平。他说，怎么可能？远古时期都是部落，爱好和平？爱好和平你中国怎么可能变成那么大一个帝国？你肯定是打出来的嘛。

没法跟他聊。要跟他说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华夏认同，要跟他讲从商周时期就有的“天命观”，这个有点难。他们熟悉的就只有罗马模式。实际上，美国号称“现代罗马”，确实非常像：靠武力确保霸权，靠所谓的价值观来降低霸权成本，靠盟友体系来分担地缘政治压力。

前不久看了刘勃老师的一个讲座，其中就谈到了一个问题，司马迁的《史记》到底在说什么？

《史记》里面可读性最差的就是前几篇：《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刘勃说，这是司马迁在搞核心价值观建设。

第一篇《五帝本纪》，五帝的第一位是黄帝，咱们中华民族的始祖。所有人都是一家子。

第二位是颛顼，按史记的说法，什么秦楚越匈奴的祖先都是他儿子。什么意思？不管先进还是落后，不管华夏还是夷狄，都是一家子。

第三位是帝喾。商朝和周朝，这两个冤家对头，祖上也是一家子。

这里面充满了什么谁的老婆踩了个什么脚印，吃了个什么鸟蛋，就生了个什么儿子的说法，这哪是在写历史，这就是强行说，我们都是吉祥三宝，我们都是快乐的一家人。

请注意，这可不是司马迁才有的观念。这是中国一直以来的观念。司马迁第一次把它明确地写出来了。

再来看《夏本纪》，说谁的？夏禹啊，大禹治水那一位。这一篇里主要写什么？司马迁把《尚书·禹贡》这篇完全抄进去了。这哪里是在讲抗洪救灾啊，它是在讲中国的疆域。

你看，《五帝本纪》讲的是中国在时间是一大家子。《夏本纪》讲的是中国在空间是一大家子。

那后面两篇《殷本纪》和《周本纪》在讲什么呢？核心就是一个概念：天命。

你对老百姓好，天命就让你统治天下，你对老百姓不好，天命就像你家屋檐下的燕子那样，不在这里住了，就跑了，你就不能统治天下了。

经常被拿出来说事的就是那个商纣王，坏蛋中的战斗机。实际上考古发现，商纣杀人反而不算多，一次祭祀最多杀几十人。他有个祖先叫武丁，杀人最多的一次祭祀，号称杀了上千人。《史记》里说武丁是个非常好的王，他在位的时候“天下咸欢”，天下人都很开心。《史记》其实是把历史扭曲了。

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史记》的开头是这样的序列：同一个祖先——同一片土地——同一个天命，都是在搞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建设和凝聚力建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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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当作历史事实来看，其实相当不靠谱。现在的历史学家通常不会信任《史记》的具体叙述，但不得不承认，开头把故事讲成这样是有意义的，国家的凝聚力很大程度上就是从这里来的。

你看，当古罗马人还在拼命地想怎么搞定各地的神、各地的长老贵族、要不要给他们发公民权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就这么神奇，我们很早就相信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当然，有一个解释是说，这是地理环境决定的。

过去历史学界有一种说法，中国这边的自然地形等条件有利于统一，欧洲那边的地形支离破碎，不利于统一。其实这个说法经不住推敲。

中国境内有黄河、长江这样难以跨越的大河。现代化之后，第一座长江大桥，是建国后才建的，古人是很难跨越这样的大河的。还有像太行山、秦岭、南岭这样的天然地理分界线。中国文化有一个词叫关河阻塞，说的就是中国地理啊，你在读历史的时候经常听到这个关那个关，这个天险那个天险，历史上中国的割据政权靠的就是这些天然地理条件啊。

但是你看欧洲，不仅山地面积比中国要少得多，它里面的的河流比如多瑙河也不大，不但不成为地理障碍，还很适于通航。所以它不仅不构成阻隔，反而可以打通欧洲的地理。即使对于古人来说，从欧洲大西洋沿岸一直走到伏尔加河，一路都是平原。按说这种地理特点，更易于形成统一国家啊。但是很奇怪，是中国而不是欧洲形成了统一的国家。为啥呢？

其实进一步想，农耕时代最大的社会现实，就是人口分散，有无数个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村落。这种村子，和外界的人员、物质、信息的交换都很少。在这个社会基础上建设一个统一的大国，也太难了吧？别的不说，仅仅方言众多一项，就是统一国家的大障碍啊。世界古代史上，那些靠武力搞起来的大帝国，是很难长时间持续的。而中国是唯一一个例外，不仅长期统一，而且就算统一暂时消除，或者被外族侵略，但是我们总有机会回复原状，这是为什么？

还是想想印度就知道了。同样是小农经济，在英国殖民者到印度之前，印度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在那片土地上，有无数种族、部族、语言、宗教、文化，彼此既不认同，更谈不上统一。

所以，中国在历史上长期是一个统一的大国，我们直到今天，还在享受着它是一个统一的大国的各种红利，这实在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尤其咱们今天现场的河南人要想一想啊：我们的祖先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也不知道。但是最近一段时间读书，有一些启发，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启发是，超大规模的中国，其实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宏观秩序的建构过程，而是反过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微观秩序的建构过程。

这话说得有点抽象。但是对比一下古罗马就容易理解了。

罗马先有一个政权的组织结构，比如元老院、执政官、保民官，然后按照设计好的这个蓝图来运行。近现代也是一样，国家什么样，咱们先坐下来搞个文本，就是宪法啦，然后按照这个设计好的文本来运行。美国人至今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200多年前的宪法，没有多少修改就运行到现在。

中国就不是了，大设计可以草鞋没样边打边像，但是微观结构是先搞出来了。

所谓“家国同构”、“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本朝以孝治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逻辑很好理解，一户人家，儿子学会了服从父亲，这就是基本的精英训练。哪怕一个秀才没有出过门，他一旦考取了功名，入朝为官，怎么对待皇上？不用教啊，你在家里怎么对待你爹，你在京城就怎么对待皇上啊。

听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这就是拿压抑人性为代价呗？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你想，如果一个父亲从小就出走，遗弃了孩子，不抚养孩子，等老了，回家了，说血缘上我是你爹，你得孝顺我。中国社会不认这个。

你这个血缘上的父亲，不是那个尽到对等性责任的父亲。邻居会评价说，孩子不养你，这是报应。子女拒绝赡养他，街坊邻里和社会舆论是不会同情那个父亲的。你看，责任是对等的。

孟子不是说嘛，“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也是这个意思。君臣之间，也要讲究这种对等性。你尽你的责任，才能要求我尽我的责任。你看，忠还是孝这种事，在中国人这儿从来不是什么抽象的底线原则，它是在对等互动中，有条件实行的。

我们必须反复强调一点，我们的祖先在构建一个大国的过程中不容易，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条件下去找解决方案的。

我们看到的现代化国家的整合手段，比如全国范围内的选举、庞大的司法系统，好是好，但是我们祖先当时的社会根本就负担不起啊。所以，我们的祖先们就必须去找一种很省成本的方式。什么方式？简单说就是“家国同构”。就是把一个家族治理的制度，移植到国家治理当中。

先在社会基层塑造规则，锻造人格，然后再把这种规则运用到国家政治中，公共治理的成本就降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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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感觉是不是有点像中国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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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村里的一个土地庙到皇宫，都是这样的飞檐斗拱，然后像乐高一样，拼插成一个庞然大物。

微观秩序不破，则宏观秩序即使打烂了，也能有恢复的那一天。

我几年前，给用户推荐过这本书：苏力老师的《大国宪制》，这本书就很有意思，分析了中国的很多微观秩序的建构。

我举两个书里面的例子：

请问，一个古代中国的宗族、村落，如果不是遇到水旱兵灾这些外来冲击，日常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同村的都是熟人，外来的陌生人很快就会被认出来，就像是今天城市里到处都装了摄像头，其实很安全的。

而且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大宗财产。不是有一句话叫“偷鸡摸狗”。对，那个时候的村里，除了鸡和狗，也确实没有什么值点钱还能方便移动的财产，所以治安事件也不多。那还有什么风险？

最大的风险就是男女关系。这是古代基层社会最大的潜在冲突根源。古人有一句话嘛，“十条人命九条奸”，就是导致死亡的案件中有90%都是不正常男女关系导致的。所以，防范情欲这种原始冲动破坏社会秩序，就成了中国人祖先设计制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当然每个文明都有两性方面的禁忌，比如结了婚不准通奸，不能红杏出墙等等。这些都比较好解释，就是男性对性资源的占有欲嘛，这背后没有太复杂的社会制度上的考虑。

但是中国不同，除了通常的性禁忌，中国还有特别复杂的制度安排，比如同姓不婚、外婚制，就是娶媳妇嫁姑娘不能在本村，嫁娶必须远远的，有那么个几十里上百里路才好。那这些制度背后的考虑是什么呢？

按说，自由选择，最有利于一个物种的繁衍。自由恋爱，又不是什么红杏出墙、婚内出轨等不正当男女关系，为什么不允许呢？

你想，如果男性可以自由恋爱，自由追求女性，就像今天大学里那样。那这个村子里所有男性，无论什么辈分、什么关系、都成了婚恋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关系。但是一个中国古代的村子和现在的大学不一样，人口基数太少。

如果允许自由竞争，这种由生物本能驱动的竞争，在村子这个小共同体里面，就会演化得非常激烈。原来叔侄兄弟父子之间，原来对相互关系的定位，就是你是我的亲戚，你是我的兄弟，都要退居次要地位，他们的主要关系是性资源的竞争关系。

结果就是，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宗法制度就会清零啊。这是我们祖先承受不起的结果。

同一个村子，也会有两个姓啊，不同宗啊，不是同一个宗族，按说互相结婚不影响宗法制度啊，为什么也不允许呢？

你想，夫妻之间难免会有矛盾。如果是同一个村子里的人结婚，夫妻矛盾就很容易演化成家族、宗族之间的矛盾。所以，不如干脆从根儿上断了这个麻烦。理解了这个原理，你才算理解了中国古代两性制度的真正着眼点，不是为了什么性道德，而是为了维护稳定的社会基层秩序。

说到这儿，还可以顺便解释一个词：“夫为妻纲”，这是三纲五常之一。请注意，这里讲的纲，不是谁欺负谁，谁一定要听谁的意思。实际上在古代民间，男人怕老婆的事经常发生，也没听说谁觉得这在道德和制度上有什么大不了。

清官难断家务事，制度层面的安排才不管你家里谁霸道谁做主呢。那这个纲字是什么意思呢？纲这个字的本意，是提起一个网络的总绳子的意思，所以后来才有纲要、大纲、纲目这些衍生词嘛。

所以，夫为妻纲，是指妻子的社会网络要以丈夫的为准。也就是说一旦结婚，妻子就要全面地继承丈夫的一切社会关系，要嵌入到丈夫所在宗族的秩序里，连死也得葬在夫家的坟地里。这么做的目的，当然也很清楚，就是为了维护秩序的稳定。

你看，中国古人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礼教，在两性关系上，是一些道德亢奋的老古板，我们的祖先是因为有自己独特的环境压力，要找到结成一个大共同体的解决方案，所以不得不牺牲个人自由，做出强力的自我约束。苏力老师《大国宪制》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洞察。

你说中国人在两性关系上有非常强硬的道德约束是吧？其实还有一个很宽容的后门，也算是一个应急措施吧，就是“私奔”。

如果男女之间确实结了私情，但是又不能被宗法制度和道德容忍，那你们两人可以选择远走高飞啊，脱离这个社会和制度网络啊。

只要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不再对这个网络本身造成危害，古人是不会深究的。

不仅不深究，而且往往还传为美谈。你看，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的故事是不是就是这样？古代的一些小说话本里也把私奔的故事写得津津有味。

还有，过去经常形容一个男人很失败，说他老婆跟人跑了。在说这话的时候，你体会不到一点点道德愤慨。只是觉得这个男人可怜而已。

你看，我们祖先对于两性关系的处理，不是一种宗教情感，是那种不能触碰的道德底线。他们真正在乎社会结构的稳定。没有这些基层社会的制度安排，我们是不可能构建出那样的超大国家组织的。这才是中国古代两性制度的真正含义。

是的，理解中国，我们往往要回到微观结构才能有真正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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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上周我有一个机会和温铁军老师聊天。他和他的团队正在搞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基础思路。

一般我们都会反对这样的说法，没有中国物理学、中国数学，为什么会有中国经济学呢？

温铁军老师说，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还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你就想象一户一百年前的河南农村的典型农户。一家之主是谁？年纪大的那位。为什么？因为他的知识对于农耕家庭非常重要，什么时候种什么、怎么种、安排什么副业生产，他的经验为这个家庭制定经济战略。

那这家的壮劳力干什么？种田。种田很挣钱吗？种田不怎么挣钱，但它是这个家庭经济安全的底线，是必须要保证的。

这家里的姑娘媳妇干什么？庭院经济，养点鸡鸭鹅，纺纱织布，可以卖点钱，利润高，为家里搞点现金。所谓“鸡屁股银行”。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家庭内部的分配，是谁挣的钱多谁分配得就多吗？谁的地位就高吗？当然不是啊。经济波动的外部性是被内置在家庭中消化的。

用这个角度来理解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也许会有另外一番风景。

党和政府扮演的是那个经验丰富的家长的角色，国有企业扮演的是壮劳力的角色，民营经济扮演的是那个高利润的角色。按照正统的市场经济的观点，那就应该是谁挣钱谁收获，挣得多分得多。但是在中国，可能是这样吗？

我们都熟悉一组数据：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但是反过来看呢？民营企业贡献了90%以上的企业数量、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但是只有50%以上的税收啊。

这里面没有提到的国营企业，他们是谁？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家里的壮劳力。他挣钱不是最多，但他是这个家里的安全底线的保证。你品，你细品，看懂了这个结构，你才能真实地掂量出政府、国企、民企的真正生态和相互关系。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不回到一个家庭的微观结构，我们就不会懂得中国。

中国人这个超大规模共同体的建设，还有什么特色？

这也是我最近得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启发：中国人更多会从实物生产的角度来构建共同体。

我们来看这个词：“重农抑商”。这现在基本上是个贬义词。我们这代人前半辈子基本上都在接受一个观念：市场经济是个好东西。那反过来，抑制市场经济、抑制商品流动，不就是愚蠢吗？

这么说来的话，中国古代搞了几千年的重农抑商的策略，简直就是愚不可及，甚至就是中国近代贫穷落后的原因。

但是这事不能深想。深想一下，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创造了那么辉煌的文明，居然在这样的大是非、大关节上愚蠢了几千年？怎么可能呢？

那为什么重农抑商呢？有很多解释。比如，农业是便于政府征税的，商业是不方便汲取财政资源的；农业会养成人质朴好管理的特点，商业会养成人灵活狡猾的性格。等等。

但是今天我们来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农耕的本质是什么？是一个简单博弈，是人和物之间的关系。庄稼，加上光热水土，利用好了，就有产出。

而商业的本质呢？是人和人之间的复杂博弈。 这个太难了。孔子不是有句话吗？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要是发财这事有什么规律的话，我就是给人拉车当马夫我也干了。这不是不可求、没有规律嘛？我hold不住那么复杂的博弈，我就干点我爱干的事得了。你看，商业这事，太难了。但是靠农耕，只要你勤奋，那个确定性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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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超大规模的共同体要想长期稳定可持续，必须建立在丰富的本地物质生产上。

从长期的历史走势来看，商业帝国，那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就拿欧洲近代的威尼斯、热那亚来说，地中海的商业强国。但是一旦葡萄牙人找到了新航路，大家不从地中海走了，地中海两强也就也没辙了。随着美国的崛起和战后东亚的繁荣，世界经济重心转向太平洋，大英帝国也就彻底失去了称霸世界的基础。

商业文明的基因里就有这种对外部的“依附性”和波动性。他们必须跟随着生产中心的移动而移动。从本质上来说，商业文明必然是寄生性和附属性的，不可能具有独立性。

但是中国人呢？以生产为中心。古代是粮食生产，现在也是工业品生产，也就是实体经济。

李子旸老师说的：“具体到历史过程，中国经历过多次分分合合，但不管上一次王朝覆灭让国家跌到如何的深谷，只要新王朝恢复了秩序，重建了统一，以农立国的国家，不需要任何外部条件，既不依赖商路，也不依赖其他地区的繁荣兴旺，一夫一牛一地，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不了多长时间，国家就会走出深谷，实现复兴。”

再看今天的中国，世界工厂，基建狂魔，本质上还是以实物生产为中心。为什么这几年中国反复强调，金融不能过度发展，金融还是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中心、房住不炒？这是几千年的经验对今天的启发。

其实这不难理解。我们只要稍微跳出来看这个问题：在超长的历史周期里面，在无数次的市场波动里面，你说，到底是特别能生产的民族生存能力强，还是特别能忽悠概念和投机的民族生存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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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同样是在全世界结交盟友。西方国家的思路是：做生意，同时传教。中国的思路是：做生意，同时帮你搞点物质生产。同样是在非洲搞扶贫，西方国家的思路是给钱，顺便干涉一下内政；中国的思路是帮助建设，坚决不干涉内政。

如果你是一个贫穷落后的非洲国家，你说，是西方式的思想观念更香呢？还是中国的高铁、手机、家电更香呢？

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央王朝的地位是靠什么奠定的？当然有儒家经书的魅力，但是更大的魅力还是来自于丝绸茶叶瓷器和粮食吧？

最近我看到一则材料。这位是著名的研究黑猩猩的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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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她坐出租车，司机知道她是研究黑猩猩的，就开始大放厥词地说，真不明白你们这些人，浪费那么多钱，研究黑猩猩，咋想的？他还说自己有一个妹妹，就是为当地一家动物保护组织工作，真讨厌。

珍妮·古道尔就开始跟他讲，讲自己的工作，讲道理，讲了半天好像没用，司机还是固执地认为关心动物是浪费时间。下车的时候，珍妮古道尔觉得不论他持的是什么观点，小费还是要给的，但她没零钱，于是她给了他一张整钞，就说你自己留下一两镑，其余给你妹妹支持她的动保工作，她当时觉得他不会给的，只是为了她自己幽默。结果她回去以后收到司机妹妹写来一封信，说收到了捐款，而且很奇怪，她哥哥变了，变得对她特别好，对她的工作也感兴趣起来，问了她很多关于动物的问题。珍妮古道尔觉得：我辛辛苦苦讲了一小时得到了回报。我觉得也不能忽略最后的整钞啊。道理加钱可能会效果特别好吧。虽然钱不是给司机的，但司机感受到了“这个人不是只有空口说说的，那她说的事可能是真的有意义的”。

哈，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国家之间也一样，谁的盟友多，不是看谁的观念系统光芒四射，还得让那些落后国家看到，这个国家不是空口说说的，他能让我看到公路、桥梁、电站、工厂这些东西。

一个建立在物质生产上的国家，更值得期待。

关于中国人是怎么构建这个超大规模原住民大陆国家，最近我还有一个启发：

这是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怎么对待那些边缘人，原来不是我们文明里的人？西方处理这个问题就显得很笨拙。要么就是歧视加排斥，直到闹出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悲剧。要么就是圣母情怀，宁可委屈了自己，也不能对不住黑人兄弟。这个姿势像个家暴渣男。

西方文明面对那些跟自己想法不一样的人，有点手足无措。

而中国人呢？很简单，靠人际关系的网络自然溶解。

就拿我们河南来说，大家应该都听说过，河南有一支开封犹太人，据说是宋朝时候来的。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溶解了。过去，我们总拿这个案例来说明，中国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同化能力。

问题是：这个机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个过程：假设我是一个12世纪宋朝的开封人。哦，你是犹太人，来了？你不是我亲戚、同学、同乡啊？哦，那你和一个在开封汴梁生活的广东人，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陌生人，我不会刻意区分你的。如果，这个犹太人跟我们村的小芳结婚了，那咱俩关系就感觉更近一点了，比那个广东人还要近。万一你儿子跟我儿子是同学啊，那咱俩关系就更近了。

在这种中国式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时间一长，你想，这犹太人怎么还能保持自己的身份意识啊。结果，就在这样一种混沌一片中，号称最能坚持自我的犹太人，来到中国之后也迷失了自我，消失或者说融入了茫茫的中国人海之中。

再看一眼我们的民族吧。苏力老师在《大国宪制》这本书里有一句很精彩的话。近代西方民族的概念传到中国之后，中国人总是感觉哪儿不太对劲儿。苏力老师这句话就把这种“不大对劲儿”的感觉描述清楚了。他说：“在我看来，汉族就是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洗净了自己的族群身份，不知道或者不再关心自己祖上曾经是什么族群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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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网络的溶解作用，就这么几千年在这片土地上发挥作用。它没有什么大道理，也没有什么清晰的边界，就这么一点点地把这片土地上的人融成一个大家庭。

这种溶解，在中原内部也在不断上演。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这么大范围内保持文化认同，特别大的一个难题就是语言。

书同文，通过努力，可以做到。但是语同音，就是说话的音调一样，互相听得懂，别说古代，就是今天也是个挺有挑战的任务。今天北方人听广东人说话，还是和外语差不多。

但是，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语言不通，中国这个超大型国家组织是根本建构不起来的。为什么？

如果一个精英，不能成为全国性的精英，他就必然成为地方上的精英。

啥叫精英啊？意思就是一帮不甘于人下的家伙啊。他们是一定要做一番大事的。如果没有机会去做全国性的大事，他们就要去做地方性的大事。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把地方性的大事办成他们“全国大事”。

你别觉得这是耸人听闻，你看看欧洲的历史就明白了。

欧洲中世纪的时候，书上的文字都是拉丁文。这和中国古代的书同文是差不多的。但是说话呢？没办法统一，所以各地都有各地的方言。很正常吧？跟中国也差不多吧？结果呢？

结果就是一旦某个地方出现了精英，利用当地的方言创造出了伟大的作品，这种方言，就很难再消失了，操这种方言的人，隐隐然就会出现要独立，要成立主权国家的倾向。而这种方言，就会成为未来这个主权国家的官方语言。

这样的例子还少吗？莎士比亚对英语，普希金对俄语的贡献就在于此。更典型的例子是马丁路德。德语原本只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中欧地区的方言。马丁路德用这种方言翻译了圣经，统一甚至可以说就此创造了标准化的德语和德文。

这件事的后果可不会局限在语言领域，他一定会往政治领域发展，德国这个国家就从此轮廓清晰、逐渐成型的。

听明白这个道理，再回来看我们古代中国，就会倒抽一口凉气啊。如果全国精英之间的语言沟通问题始终解决不了，这个国家可能在历史的中途也就解体了。

那中国怎么做的呢？还是用一根线来解决问题。

对，这就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推广“官话”的系统。民国政府推广国语，今天我们推广普通话，这是有几千年传统的。最早的的官话是西周的“雅言”。

那你说，这样推广官话，能消灭方言吗？当然不能。但是只要读书人受过这样的训练，满足互相听得懂、可以直接交流这个最低要求，还是可以的。就像今天四川人说普通话，叫川普，广东人说普通话，广普，虽然不标准，但是交流已经没问题了。

有几个效应就发生了：

1.可以有“异地当官”的制度。

精英在本地当官，很容易形成官民勾结、地方势力固化的后果。所以，中国各朝各代一直坚持“异地当官”。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出生，但你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当官，一定要到其他地方。这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观念之一。其他地方来的官员，处理政务，靠手下的属吏。他们之间说话用官话。这样，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调动官员，大家的适应成本都很低。

2.由于方言阻隔，官员很难和地方上的民众直接交流。要交流就必须通过属吏来进行。这样，官员要想和地方豪强的勾结就多了一层障碍，不那么好办了。

3.属吏虽然很熟悉当地的情况，也容易勾结豪强，生出各种弊端。但是他们手里没有权力。说到底，他们还是要听官员的。

4.更重要的是，当地的精英文化发育不出来。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说相声的非常爱模仿一些方言。春晚的小品中，也往往是用北方方言，像山东话、天津话、东北话来表演，好像演出效果就更逗乐一些。用普通话演小品说相声，好像喜剧效果就是差点意思。普通话听上去总是显得很正式，很高大上。即使是发音和普通话区别不大的北京话，听上去也会觉得更接地气，更有喜剧效果。这是为啥？

对，这就是推广官话的效应。

大家在各种正式场合，比如新闻联播、重大活动上听到的都是普通话，普通话经常用来念国家法律法规、发布官方消息。总之表达的都是权威、正式、官方的内容，是经常用来说“大词”的。

相反，我们的母语，地方方言是不登这些大雅之堂的，只用来表达种种日常生活的琐碎内容。时间一长，普通话在人们听来，就等于高大上，而地方方言，也就日常化、鄙俗化了。普通话也就因此具备了一种“软权威”。

古代的官话，也一样。官话并不需要你说得标准，也不用替代你原来的方言，只需要你谈论国家大事和正式问题的时候使用这种语言，就够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说日常琐事的时候，可以用老家方言，但是说正经事的时候，尤其是说“大词”的时候，都不得不用普通话。

这样就导致，莎士比亚在英语中、普希金在俄语中、马丁路德在德语中起到的那些作用，在汉语中就不太可能出现。伟大的、正式的作品，只能在出现在官话、普通话这样的通用语言中。

你看，用这种人际关系的网络，和风细雨地解决问题，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巨大特色。

好了，今天我聊了几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观点，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成为如此巨大、持续、独一无二的共同体，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建设它的方式很独特。我们建设大规模共同体的方式：从微观秩序入手、从实物生产入手、从关系网络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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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不是任何学术意义上的结论。这只是我这一段时间读书，和朋友聊天得来的小启发。

但是，中国何以是中国？这个问题，会不断叩问我们这代人。叩问的强度会越来越大，我们终究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大地本来是白茫茫一片，每一个智慧的民族来了，都会在这片土地上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对现实进行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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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一个优势文明，不见得一定是要靠在本地固守维持自己的存在的。比如古希腊文明，辉煌吧？但是他们的扩张方式就是搞殖民地。人口一多了，政治结构复杂了，就分出去，在另外一个地方再建一个城邦。这就是希腊的殖民地。腊人的殖民范围很广，西至西西里岛、高卢、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南部，南临非洲北岸，东及东北达小亚细亚、色雷斯及黑海沿岸。

比如，著名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服务的希腊城邦叙拉古在哪里？可不是在希腊本土啊，是在今天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这是古希腊人的编程方式。

古罗马人也有自己的方式，他们要靠清晰的可描述的政治制度，靠清晰可描述的观念，靠武力，靠盟友体系，对现实编程。今天的美国还是这样。

而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编程方式。我们这代人的任务不就是发现这套算法，发展这套算法吗？

说到对现实编程，今年河南有一个让我极其震惊的实验。我虽然还没有去看，但是只是在图片里、在视频里惊鸿一瞥，就足以让我跪了。

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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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米高的夯土墙，21个剧场，几十幕循环上演的戏剧，就在这个戏剧幻城里。这座幻城崛起在中原大地，距离郑州新区很近的一大片麦田里。

那么久远、复杂的历史，那么丰富、细腻的情感，被压缩在这个时空里面向我们呈现。

这趟来河南之前，我专门去请教了《戏剧幻城》的导演王潮歌。我问她，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50亿的投资啊，如果做败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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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潮歌说：我和胡葆森的想法一样，这个活，干不干得成，就当是“孝敬祖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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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祖宗已逝，他们并不需要我们的孝敬。但是，如果不以我们的方式对他们表达敬意，问出我们该问的问题，编码我们该编的算法，我们过不好自己这一生。

明天一早，我就会去看这个戏剧幻城。感谢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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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这就是今天的启发俱乐部。再次感谢你的到来，再次感谢本场的知识合作伙伴中信银行。

下一场，我们回到北京学习中心。我请到了一位非常有趣的嘉宾，阿那亚的创始人马寅，阿那亚是现在最火的度假综合体社区。他会跟我们讲一个企业怎么被用户推动着前进。相信我，那是一个非常有启发的故事。

下周三，得到北京学习中心，启发俱乐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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