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84期 | “盛唐”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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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读了一本书，郭建龙老师写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其中讲到唐代财政的那部分，读了之后很是触目惊心。

我们中国人一想起“盛唐”两个字，总是觉得很有面子，那是一个气象万千的时代，军力鼎盛、诗文灿烂、民间富庶、自由开放，多好。后来是因为唐玄宗晚年昏庸，宠爱杨贵妃，才搞出来安史之乱，葬送了这个大好时代。但是，如果从财政税收这个独特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时代，你会发现，这个故事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先来看一个数字，隋朝鼎盛的时期，全国有九百万户，人口是四千六百万。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高峰。为啥高？因为隋朝的制度严格啊，行政效率高，政府的人口统计准确啊。隋朝的财政有这么多人纳税，所以后来的隋炀帝才有本钱折腾嘛。但是，到了唐代开国的时候，这是战乱之后。全国的总户数，只剩200万户，从900万跌到了200万，你想，十年时间，中国人口就减少了百分之七十多。这也太骇人听闻了吧？

不是，这不是因为战乱死了那么多人，而是唐代初年的行政效率不行，人口统计非常粗略，很多人没有报户籍，也就是不纳税。到了唐太宗的鼎盛时期，那叫贞观之治啊，全国的统计数据也只有三百万户。当然了，这也不是坏事。唐代每户纳税是二石粮食，隋代是每户三石粮食，税赋只有三分之二，而且唐代人口统计也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一，所以整体算下来，唐代社会的整体税赋只有隋代的五分之一左右。这样就导致大量的财富留在了民间，民间有钱，这才有所谓的贞观之治嘛。

但是富了和尚穷了庙啊，中央财政还是缺钱啊。问题不在于缺，而是为什么缺。枪杆子、印把子都在皇帝手里，缺钱就在民间收啊。为什么唐代的皇帝做不到呢？这才是真正有趣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唐代最有机会这么做的。为啥？我们在中学就学过，唐代继承的是隋代的租庸调制。简化地说，唐代的土地是国有的，朝廷给老百姓授田，一户农民拿了国家的土地，秋收之后就给国家交租，合情合理吧？

但是你想，这么做的基础，是国家有超高的行政效率。你得对全国的土地有全面的掌握，对人口的变化有全面的了解，人死了，政府得有能力把土地收回；人口增加了，政府得有能力找到新的土地给他分配；土地自由交易的市场，政府得有能力完全禁绝土地交易。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水旱灾荒、鳏寡孤独、功臣世家得有特定的机制照顾。至少得做到这几点，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真正实现租庸调制。

但是你想，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时代，战乱刚结束，想恢复隋文帝时期的那种行政能力，是很难很难的。

关键的地方来了。遇到一个大问题，是迎难而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找出权宜之计，缓解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分水岭。

在财政问题，当时所谓迎难而上，就是全国清丈土地，统计户口，财政统收统支，钱先收上来，然后根据朝廷的法度再分下去花，这是正常的财政建设思路。当然，这也是非常难的。那权宜之计呢，就是想出各种五花八门的办法去搞钱，只要朝廷有钱花就行。在这个很大的十字路口上，唐太宗虽然号称是千古第一明君，但是在这个时刻，他还是走错了路。他选择找权宜之计。

唐代初年的这个权宜之计，有点匪夷所思，朝廷没钱，包括没钱给部门发工资，那就不给钱给政策，让各个政府部门成为独立经营的企业。简单说就是朝廷不给政府部门办公经费包括官员的俸禄，而是拨给一批土地和钱，你们自己经营去吧。对啊，朝廷心思明摆着，土地是财富之母，每年都有收成，而且钱能生钱，你拿着钱不是可以放高利贷吗？这以后每年的办公经费不就有了吗？朝廷干嘛还要兴师动众收税呢？

这个算盘听起来打得是不错。但是很快就出现了问题。

你给政府部门一块土地，土地和企业是一样的，经营起来并不简单，从出租到收租，再到粮食的运输、储藏、加工、销售，任何一环出了问题，更别说遇到灾年，这个部门的经费和官员的俸禄都没有保证啊。

还有，给钱放高利贷。那个时候市场经济不发达，利率高得吓人，年利率高达100%，翻一倍，所以那时候借钱不是平民，只能是商人，而且只能是短期使用。更重要的是，放高利贷，那也是个专业的活儿，外行官员干这个，不仅赚不到利息，最后本金都容易赔光。

那怎么办呢？唐太宗有办法。不是外行不行吗？那就用专业人员，他设了一个职位，名字很朴素，叫“捉钱令史”，捉就是捉虫子的捉，钱就是金钱的钱，你看，从官职的名字就不体面。中央政府一共70多个部门，每个部门配9个捉钱令史，你们每人拿五万钱，去放高利贷，赔了得罚，完成任务的就给奖赏，连续一年都能完成任务，就升官。

这又是一个看起来挺好，但是一执行就走样的政策。你想，官员有了升迁动力和诱惑，手里又有权，那做起生意来和抢有什么区别？朝廷不就是要利息吗？好办啊，强迫商人贷款不就行了吗？这么一来，你算算每年有600多个捉钱令史要升官，而当时唐代中央的官员定额只有730个位置，这个官升不上去嘛。你想600多个捉钱令史全升上去了，这官场风气不就完了吗？

这只是唐代财政混乱的一个例子，这背后其实是一个整体的思路，就是唐代皇帝不愿意做最难的正式制度建设，总想着对一个明显不可持续的状态做修修补补。

这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是因为政府对民间缺乏控制力，民间经济反而出现了极大的繁荣。盛唐时代的辉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我们说了刚才的材料你也明白，这个繁荣其实是畸形的；第二，就是不健康的财政迫使政府用各种歪门邪道搞钱。而且你发现没有？这里面还有一个恶性循环的逻辑。政府越是能够通过歪门邪道搞到钱，它就越是没有积极性去建设正式的财政制度。

到了唐玄宗的时候，官员数量越来越膨胀，权贵生活越来越奢侈，国家管理的地盘也越来越大，政府开支越来越多。那怎么办？还是老办法。

第一，国家正式财政，就是户部管理的钱被边缘化，皇帝新设了一堆什么转运使、租庸使、盐铁使，都去正式制度之外去搞钱。这对整个社会秩序的破坏作用，你想都想得到。第二，就还是不给钱给政策。地盘多了没法管也没法收税，就干脆设节度使，你们自己筹措军队，就地解决粮草。还是唐初的那个办法，把政权单位看成是自负盈亏的企业，卸下中央财政的负担。

这么做的结果呢，负担确实卸下了，但是祸根也就种下了。后来的渔阳鼙鼓动地来，安史之乱，还有藩镇割据，其实根子都在这里。

今天我们回顾这个过程，其实要说的，是做事的一个方法问题。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有一句口头禅，小步快跑，快速迭代，遇到问题，就根据网络反馈解决问题。对，这确实是这个时代解决大多数问题的有效方法。

但是今天唐代财政的故事就是，再多的小步快跑、权宜之计也堆不出一个根本性的战略思考和制度设计。

为啥？因为，第一，权宜之计，会让症状暂时缓解，让我们丧失解决真正重要问题的决心和时机。第二，权宜之计带来的负面因素会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积累、发酵、放大，会在我们无法预料的时刻给我们带来更沉重的危机。

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罗辑思维，明天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