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3期 | 长大以后，怎么办？

启发俱乐部，每周有进步。我是罗胖罗振宇。

这里是由一汽大众·奥迪独家冠名播出的“启发俱乐部”。这里是北京线下的第13场。

奥迪有一句话：“做更强大的自己。”

这说的是谁？既是奥迪车，也是奥迪用户，也是今晚买票来看的70名观众。

生活当中总是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可能是各种职业，也可能是各种社会阶层，但是他们内心里面刻着这么一句话：我对现状不满意，我要做更强大的自己，向所有今天到场的来宾，买票来的观众致敬。

提醒今天到场的各位观众：启发俱乐部的所有买票入场的观众，都会领到一个徽章。徽章是连续编号的，今天是273号到347号。我们会一直编下去。建议各位这个徽章不要弄丢。天知道多年之后，我们凭借这个徽章相认，会发生什么奇妙的缘分。

下一场，也就是9月30号那场的门票已经卖光了。如果你想参与线下的启发俱乐部，现在可以在评论区的边看边买，买10月14号的票。

今天是2020年的9月23号。再过100天，就是2021年的元旦了。按照惯例，我们要在今天发布《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的主题。

2020年，实在太特殊。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被疫情，被各种外部冲击，弄得晕头转向。不是有那么句话吗？2020年，我光顾了“见证历史”了。一转眼，秋风已起，距离新的一年，也只剩下一百天了。

今年的主题词，我们不打算用一个概念。用概念来定义2020年，可能是很多年后历史学家的任务。今年我们想描述的是一个看待这一年的视角——“长大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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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背后有两层意思。

第一，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规模变大之后的问题。

如果中国的经济规模不是突然变得这么大，如果华为公司不是突然变得这么大，美国的打压也不会在这个时候，以这么激烈的方式到来。过去有一句话，“规模是一切问题的解药”，对，很多问题，靠把规模做大，自然也就消失了。但是反过来，今天也要说，“规模也是一切问题的根源”。长大了，面对的挑战和机遇也就变了。

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人、中国经济、中国文化在现在规模下的境遇，这是我们这代人一定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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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我上大学的那一天，我爸妈送我去我所在的大学。在武汉，然后头一天晚上呢，我们住在学校附属的那个招待所，我们三个人住在一间房。

然后我爸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知道今天这一晚对你的一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吗？就是上大学了。他说，对。那上大学意味着什么？就是社会不再把你看成是孩子了。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是今天你把别人家的玻璃砸坏了，人家找我们俩赔钱；明天你是大学生了，你把别人家的玻璃砸坏了，别人找你赔钱，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看人生的很多那个巨大的变化，有时候就在一夜之间就发生，原因是啥？原因是你长大了。

你可能会说，是吗？“规模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吗？2020年的疫情总是突如其来的吧？

其实，这也是规模的结果。还记得4年前，我们在三亚开了10天的第二届跨年演讲的策划会，吴伯凡老师当时就说，我们未来可能会遭遇到一轮非常严重的全球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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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道理很简单，大自然不仅有人类，还有病毒，它们也在用“演化算法”扩展自己的存在。2002年的“非典”是一次预演而已。它们也在不断迭代，终于在2020年演化出一个更有侵略性的品种。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18年间，我们人类社会为这次疫情的到来做了什么呢？就拿中国来说，2002年，中国出境游人数，1700万。很大了吧？但是2019年多少呢？1.7亿。10倍增长。

不仅是中国，全球人口流动的速度都在加快。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变异的病毒，才能演化成一场全球完美风暴。你看，这是不是规模的结果？

今年的主题是“长大以后”，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我们这群人。

看跨年演讲的，是一群什么人？我真的很难描述。已经是第六届了。我只能说，你们是一群“活得比自己要大”的人。如果觉得，世界是用来取悦我的，那他们大概率在新年之夜会去看演唱会；如果觉得，世界是一面供我向上攀援的峭壁，他们才会关注跨年演讲。

去年，我们找到了一个词“我辈中人”。 它描述了一种我们虽然无法准确定义，但是一看就能领会的那种责任感、骄傲感、认同感和目标感。你看，我们还做了一个手机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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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辈中人”都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技术基础之上。这个基础至今没有定型的迹象，不断在爆发。作为在这个基础上的一代人，不断感受到那种“长大以后”带来的欢喜和苦恼。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宿命。

记得很多年前，我在武汉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独自骑自行车去磨山植物园。那是一次雨后，我一个人站在一片竹林里面，第一次听到万物生长，就是竹子拔节的声音。噼噼啪啪，喧闹得很，哪里还有生命成长那种慢腾腾的样子？

对，100天后，在跨年演讲上，我会和你分享过去一年，我看到的各种故事。长大以后，也不意味着各奔前程，他们有机会通过“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这个平台，把自己的故事，自己面对挑战的解决方案，告诉所有的人。

在此，我也向用户征集，如果你，或者你身边，或者你知晓什么人，在过去的一年中，创造性地克服了什么难题，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欢迎你告诉我。我在得到App的“知识城邦”会创建一个话题：#跨年演讲素材征集 ，你告诉我就好。没准，你和你推荐的人，也会上跨年演讲的大屏幕。

长大以后，规模变了以后，这是一个让我有点兴奋的主题。最近看了一句话——

“如果范围扩展到整个银河系，树木可能比钻石更稀有。”

2020年，还剩下最后100天，我们打开想象力，重新审视长大以后的中国，长大以后的自己，和长大以后的我辈。12月31日晚上8：30，再见。

至于今年跨年演讲的地址，请允许我暂时保密。我们会在大约一个月之后正式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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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跨年演讲的主题，我们就聊到这儿。

今天的《启发俱乐部》，我们聊一个相关的话题：

人类社会是怎么一点点地长大的？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群居的艺术》。

这本书的作者是“辉格”。一个很有趣的读书人和思考者。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追踪他的独立博客，叫“海德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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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这种书，为啥？因为题目太大，大到可以写一辈子，大到可以立住这么一个题目，把人类几乎所有的人文社科知识都放到这个结构里去写。而因为它大，所以糊弄不了人，有经验的读者可以一眼看出来作者的功力。

其实，它就问了一个问题，人类社会是怎么长到今天这么大的？

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生长在全球化时代的人来说，好像不是一个问题。对啊，人有天然的对陌生人的好奇心啊，“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嘛。人是群居动物啊，我们对他人有依赖，能共情嘛。人类社会不是天然会越长越大吗？

当然不是。

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小型熟人社会是唯一可行的方案。一旦超过“邓巴数”，也就是150左右，社会就会崩溃、分裂、坍塌。所以，从非洲大陆、南太平洋、亚洲腹地，直到今天你还能看到大量的小部落。

道理很简单，我们的大脑算力跟不上。你不要小看150人，记住他们的名字、家世、偏好、特征、恩怨，这是一个庞大的数据。超过150人，我们只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处理，就是把他们归类。比如他们是美国人，是黑人。

其实至今我们都是这么处理的，比如，非常亲近的人，我们就会用昵称，外号。比较熟的人，我们一般会只称呼名字，把姓去掉。再远一点的人，我们只能称呼名字。

顺便跟大家讲一个小诀窍：你在社交沟通中，一个人跟你很远，你又想拉近你跟他的距离，就要用一个小诡计，用他的名字加上他的符号。

比如说，你管我叫罗振宇，咱俩就挺远了。你管我叫罗胖，好像第一面这么叫，也有点过于亲密。你叫罗老师，我觉得也行吧，但是好像咱俩也不怎么近。

所以有一个方法叫什么？用名字加上符号：振宇老师，这就是一个试探，就是你看我又用了极近的方式，又用了相对远的方式，然后一点一点地试探我们俩的关系怎么拉近。

所以你看这是个问题，我们人类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算力不够，又要处理与那个广大的陌生人群体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我们办公室的年轻人，经常也会遇到这种困扰。举个小例子，我们有个很能干的同事，微信名叫“坏淡”。后来我逼着他把这个名字给改了。开玩笑，你负责得到所有图书的销售工作，合作方一看，哦，得到派来跟我联系工作的同事叫“坏淡”。你可就耽误大事了。

顺便提醒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你对未来的发展有强大的企图心，从一件小事做起，就是检查一遍自己的微信名字。两点：第一，它可以是一个昵称，但它应该是你一直用的行走江湖的一个昵称，不会引起什么负面联想。第二，它可以被容易地记住，容易地被搜索到。

这释放了一个最起码的积极的、善意的信号。

这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例子。你看，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不适应在熟人群体和陌生人社会中反复切换。我们的本能还是要蜷缩在一个熟人社会里。

为啥？因为熟人社会里，我们有很多非常趁手的合作工具：年龄、辈分、血统、财富、声望、社交技能等等。而这些工具，一旦到了陌生人社会里面，统统报废。

我们今天还是这样，组织一大就崩溃。

各种专业组织的基本单元，比如军队的最小作战单位、学校的班级、大学的系或实验室、公司的工作团队或基层部门、工厂的生产班组、政府的内阁，规模都限于邓巴数的一小半。亚马逊的贝索斯甚至用“两张披萨饼”来限制一个团队的规模，也就是大概6到10个人。

历史上有一个很有趣的阴谋手段。你如果想削弱一个组织的能力，你就加大它的人数。

据说当年凯撒和屋大维在罗马搞改革，想削弱元老院，用的就是这一招，往元老院里塞人。人一多，能力自然就崩溃了。如果你们单位领导说，这个事咱们搞个决策委员会吧，这个委员会人数要是很多，哈，你基本就可以得出一个判断，这领导就不想让这事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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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个例子：英国上院在18世纪只有50多位议员，是个行动能力很强的机构，推动19世纪30年代改革的进步派为剥夺其权力，让国王册封大批终身贵族以图将其淹没，上院规模此后一路膨胀到1999年的1330人（上院议事大厅只有不到400个座位），其权力也一路衰弱，最终变得无足轻重。

美国国会的规模也很大啊，怎么办？所以绝大多数议案制订工作是在各种专门委员会和核心小组里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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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看，我们人类是多么害怕规模变大啊。所以，《群居的艺术》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有意思了，我们人类是用什么神仙手段，克服了我们人性中的害怕群体扩大的倾向，造就了这么庞大的现代国家和全球化的人类共同体呢？

这本书，每一个章节都是在描述把人类社会缝合起来的一针一线。其中非常有创见的一点，是在提醒我们：所有的规模扩张，都不是平滑膨胀，而是会分成三步：先建立一个小的结构，然后再造一个更大的结构，最后把原先的小结构拆除。这有点像造一个建筑，你先得有脚手架，支撑一个个的小结构，等大结构完工，再把脚手架拆除的过程。

我们来一步步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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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最初，因为定居，马上就面临巨大的战争压力。想要变得大一点，战斗力强一点，总是要想尽办法强化内部凝聚力。能用的办法也就那么多，比如，认一个共同的祖先。

顺便澄清一个误解。过去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华南地区的汉族，宗族文化非常发达，而华北的汉族人，就很少搞族谱、祠堂那一套。这是为啥呢？过去我想当然地以为，这是因为华北地区战乱多嘛，宗族打散了。而华南呢，常年聚族而居，所以传统得以保留下来，是一个更加温情脉脉的文化存在。

但是细一想，不对。

汉族的发源地是在哪里？华北黄河流域啊。而汉族进入到华南地区，从秦始皇那个时候就开始，东晋的时候，五胡乱华衣冠南渡，那是一大波，南宋的时候，又是一大波。汉族在华南地区，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风险非常高的拓殖的过程。这才需要聚族而居，需要强大的内部凝聚力和对外战斗力。宗族文化其实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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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是典型的客家人的住所。其实是什么？不就是一个防御性的军事工事吗？

福建义序黄氏宗族，血缘纽带历二十多代六百多年而不断，到20世纪30年代已发展到15个房支，每房又分若干支系，各有祠堂，从核心家庭到宗族，共达七个组织层级，总人口近万。类似规模的宗族在华南比比皆是，在宗族之间时而发生的大型械斗中，双方常能组织起上千人的参战队伍，可见其规模之大，行动能力之强；华南许多宗族部分地从福建迁入江西，又从江西迁入湖南，但许多迁出支系与留在原地的支系之间仍能保持定期联系。

你看，借助宗族的力量，能够完成一个大规模的人类组织的打造。

但是请注意，这个规模是有上限的。中国华南的宗族那么发达，也不过就是一两万人的规模。要打造更大规模的人类组织，宗族的力量就不行了。

而且建立一个有内向凝聚力的宗族，付出的代价也很大，各种规矩，对年轻人的压迫，也使得这个组织渐渐失去了创造力。从非洲部落里的“年龄组”，到大学里老生仪式性欺负新生，军队中老兵考验新兵，秘密会社的残酷入会仪式，监狱里对新来囚犯的凌虐，其实都是一个组织打造内部凝聚力的方式。方法当然好用，但是社会的活力也就被扼杀了。

还有一点，小规模的社会结构在长大的过程中，有些成本也渐渐地付不起了。

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欧洲在现代之前，有非常强的决斗的传统，普希金就是这么死的嘛。今天我们回看，好像决斗很野蛮。但是如果回到历史现场，决斗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刹车片”。

你想，当人类都变成了一个个的小团伙的时候，有一个机制就出现了——“复仇”。你打我一下，我必须血债血偿，然后你还要冤冤相报，这叫“血仇循环”。有的部落之间的世仇能延续上百年。

但是当小团伙大了之后，惹祸的人也开始多了，所以，就必须出现一种机制，斩断这根复仇的链条。你看，“决斗”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安排。司法决斗的用意尤为明显，赞同这一程序的人们既不关心谁对谁错，也不在乎最终结果是什么，他们唯一关切的是，务必将冲突关进笼子，切断其复仇链条，以免将大家都牵扯进去，令社区失去安宁。

一个小型的人类共同体走到这一步，在规模上也就到头了。

历史上，一个小共同体如果强行扩大规模，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秦朝。

秦国为什么后来变成了秦朝之后，出现了著名的暴政，结果二世而亡？我们很多人说秦毁于暴政，可是为什么在统一六国之前没有暴政？商鞅变法留下的那套制度，老百姓很欢乐啊，对吧？二十等军功制，出去杀人，拿着人头回来领功请赏等等，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暴政啊。可是一旦吞灭六国之后，就有什么孟姜女哭长城啊，什么陈胜吴广大起义啊，为什么呢？

有的历史学家是这么分析的，说这就是因为制度扩容问题。你看，原来它是一个边陲小国，秦国嘛，所以它可以有一个制度，叫戍边制度。一个农夫，你每年都要为国家当一次兵，当三个月兵，到边关打仗，打完仗之后回家耕作，挺好。那你到边关，你就得有日子，如果按日子不到，我杀你，这个制度是可行的。

可是你想，当秦国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大帝国的时候，它再用这套制度，会不会有问题？当然了，比方说陈胜、吴广，他俩是阳城人，就是今天河南登封。秦朝中央要派他到哪儿戍边呢？不是原来小国家了，派他到渔阳，就是今天北京北边，昌平这一代去戍边。我的个老天，这得走多长？这半道得有多少不确定性啊。所以你看他走的那道都很有意思，先往东走，对吧？到安徽的宿县，就是大泽乡这一代，然后再往北走，那时候路途交通不好，又不能搭乘京沪高铁，对不对？

走到半道，你看《史记》上的记载，遇雨，大泽乡嘛，一片沼泽地，路断了，怎么办？又失期当斩，陈胜、吴广只好想：“等死，死国可乎？”反正一样是要死，算了吧，干吧，这就是秦朝灭亡的原因。但是你看它的制度设计，原来是好的，只不过扩展到更大的地域范围，出问题了。

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需要做一个更大的结构，来容纳人类组织规模的扩张。

举个例子，过去我们学习罗马历史的时候，总是有一个闷儿解不开：凯撒和屋大维把罗马共和国变成了罗马帝国，这到底是不是历史的倒退呢？

对啊，我们现代人很容易这么想。共和国嘛，大家有事商量着来，多文明。帝国嘛，你一个人说了算，当然很野蛮。所以，不管凯撒、屋大维有多伟大，本质上都是独夫民贼，都是为了一己私利开了历史倒车。

但是这个扣，我最近解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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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筠老师最近正在和我们合作做一门课《罗马简史》。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先看到了初稿，这才明白，罗马从共和发展到帝制，原来不是哪个人野心得逞了，而是罗马规模扩张的必然结果。

这其中的关键就是：屋大维重新塑造了帝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

在罗马没那么大，人也没那么多的时候，贵族和平民差距不大，相互之间可以协商、妥协，用现在的话说，非常扁平化，罗马共和制度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打个比方，就像一小群人聚在广场上直接商量事儿。

但是罗马变大了。当罗马已经扩大到那么大，当腓尼基已经被它灭国，当整个地中海已经成为罗马的内湖，整个欧洲的南部、亚洲的西部和非洲的北部全是罗马的领土，当那么多种复杂的民族文化和宗教全部在一个共同体里面的时候，再大家说了算，这套结构就不灵了。

罗马人尤其是平民，也变多了。这个“广场”上人满为患，商量不出结果，就很容易七嘴八舌吵架，甚至酿成暴乱，海量平民的崛起，对于扁平的共和制度来说，简直是泥石流。

这时该怎么办呢？最合理的做法，其实就是在广场的基础上建立一座高塔，让权利的分布从横向分布变成纵向分布，让凯撒、屋大维来做高塔顶端的那个拱顶石。这是罗马帝国成为帝国的一个原因，就是让罗马社会成为一个纵向的结构，很清楚地分出权力的上下级，谁在更高处，谁就说了算。如果说共和是一座广场的话，帝国的结构，就是一座高塔。思路变了，新的社会结构出现了，老问题才能解决。

既然选择建高塔，当然就会有人站在最高处。所以，平民派领袖最后变成君主，是必然的结果。凯撒完全明白这件事，可惜没有最后竣工。而屋大维完全明白凯撒的事业，而且贯彻到底。他长寿地统治了罗马40多年，有足够的时间把通天塔造得妥妥当当。

不过，帝国这座通天塔看起来威武无比，但也有它的结构性缺陷。稍微懂一点建筑的小伙伴都知道，楼不是你想盖多高就盖多高的。屋大维当然是个很好的工程师，但要是没屋大维那么明智的元首，就麻烦大了。结构性的上下流动一旦形成，每个人都会去争夺制高点，巴不得把塔建得越高越好，却忘记了它也是有极限的。这个问题，最终就导致了帝国的崩塌。

那这一步做好了之后，人类社会的规模就扩大了吗？别忙，还有最后一步，就是把原先的小结构的脚手架给拆掉。

在一个新的大结构下，小结构的存在，是有可能造成威胁的。

在中国历史上，皇权结构一旦搭建出来，对于各种小的社会结构就非常警惕了。比如大臣要是结成了朋党，这是最大的一个罪名。因为皇帝知道，这种建立在人身依附上的小结构，一旦成了气候，对皇权的大结构就是致命的威胁。唐朝后期的牛李党争就是这样。党争一起，整个皇权的大厦就危险了。

举个小例子。

从东汉末期开始，佛教传入中国，这就是一个小的社会结构。但是佛教传播得非常快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嘛。那皇权就要想办法限制这个小结构。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禁止。在佛教历史上有所谓“三武佛难”的说法，就是三个谥号里面带“武”字的皇帝，跟佛教过不去：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分别发起了三次灭佛运动。

但是精神信仰这种事，靠强行禁止很难奏效。最后还是宋朝的皇帝想出了办法。干什么呢？他们大规模地扶持地方上的泛灵信仰。有人统计过，宋代正式册封的各种山神、河神、土地神，1400多个，朝廷拨款修庙，这些法力仅限于一乡一县的神祇显然是最无害的。

你看，这招多高？宋代之后，佛教对皇权的威胁彻底被解除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拆除小结构的过程。

在现代社会生活，我们其实是在经历一轮又一轮这种建立小结构、大结构、拆除脚手架的过程。人类社会的规模也就越滚越大。

举个例子，我们对现代社会有一个很不满的地方，就是金钱至上，好像缺了一点人情味。但是，如果历史地看，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过程。金钱做的事，就是拆掉各种小的社会结构。

比如，在前现代社会，虽然金钱也有用，但是用处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你就想象一个英国的富家公子，如果几百年前，他觉得自己有钱，想要环游全球，比如来中国玩玩，他一定是疯了。为啥？因为有钱没有用啊。他带的钱越多，越可能在路上被偷被骗被抢，甚至因此被杀掉。

前现代化社会，人的行动、人的安全，是非常依赖小社会结构的。一旦出门在外，小结构没有了，那就会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中。比如，中国明代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惯于将贵重物品单独锁在一个大箱子里，钥匙不离身，但在大理时，一次上山拜访名寺，把箱子留在山下客栈，上山后想起忘带某物，让仆人去取，结果这个跟随他多年的顾姓仆人就卷上细软跑了。

请注意，这还是在中国。在同时代的欧洲，在全球其他地方，徐霞客这样的人想都不要想。

所以为什么前现代社会，能远距离旅行的人，我们通常会送他一顶旅行家的桂冠？因为实在是了不起。而今天，你开上一辆奥迪车，自驾游，你想过没有，你的钱到哪里都能用，你用的地图是准确的，你可以提前打电话订好酒店，这是一个奇迹啊。

再举个例子。

花钱能买地产，这好像自古如此。但是在古代，仅仅有钱，你就敢买地？

你知道这片土地过去的恩怨吗？你知道重要的水源来自何方吗？你知道上游的谁可能在哪个季节把水引走吗？你知道在什么地方修围堤会把洪水引向我这边吗？你知道哪家的牲畜可能践踏我家田地吗？你知道有哪些污染来源需要警惕吗？你知道如果有人来收保护费的时候，你该不该交吗？交多少合适？当侵犯发生或即将发生时该如何与对方交涉？何种举措是适度的？交涉未果时该向谁求助？——所有这些知识都来自特定环境中的长期居住和社会互动历史。你看，只有货币资本，而没有在当地的深厚的社会资本，一片土地的买卖是不可能的。

而今天呢，一个工厂主轻轻松松就能完成对一家工厂的搬迁。所谓搬迁，无非就是：辞退雇佣的工人，退掉租来的土地和厂房，卖掉库存，搬走设备，然后换一个地方重新雇工人、租厂房，安装机器。有金钱这个中介就行了。

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现代化之前的工厂作坊的主人。你能实现这样的搬迁吗？不可能。为啥？因为你的交易，不是纯粹靠金钱完成的。

你雇佣工人，但是雇佣关系远不是金钱这么简单，你的伙计和你的关系，包含了远方亲戚投靠、主仆、师徒、恩主门客之间的关系。劳动报酬以包吃包住、宴会、安全庇护、婚姻或政治上的恩惠等形式支付。

这些互惠和依附关系是高度人格化的，无法兑换并移动到其他地方，比如你在亲友婚丧嫁娶时送出的礼物，只能在未来类似事件中收回，你不可能在某一天宣布：我要搬家了，请你们把欠我的人情换成现金付给我；类似的，你在人际交往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你从长辈继承来的，通过婚姻而获得的种种社会资本，都是无法兑换和移动的，所以当你来到一个陌生地方，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有了学费明码标价的职业学校，年轻人无须再为学一门手艺而为师父做五年十年苦力、设法娶他女儿、在他生病时伺奉汤药、在他跟人打架时不得不冒死助阵；有了雇佣市场，大人物无须供养一批门客也能获得各种专业服务；有了旅馆饭店，旅行者无须准备厚厚一叠介绍信以便沿路投亲靠友也敢出远门了。

你看，不管你怎么看待金钱，金钱起到的作用，其实是把熟人社会的脚手架一根根地拆除，把人放到大共同体中的过程。

对，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我们，已经很难感受到这些脚手架搭建起来，又逐个拆除的那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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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我从《群居的艺术》这本书里得到的启发。所有的成长都分成这三个部分。第一步，造一个小结构，适应现在的规模。第二步：随着规模变大，造一个大结构，来适应新的规模。第三步，把原先小结构的脚手架拆除掉。

这套逻辑，不仅可以用来理解人类文明、国家的成长过程，也可以用来理解企业和个人。

先来看企业。

我们对于企业的看法，无非就是一个股东的盈利工具嘛。只有两个字的使命：“盈利”或者是“增长”。

但是你发现没有？企业规模扩张的过程也是一样。一个特定的框架只能适应一定的规模。规模大了，企业的治理框架没有变，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有句话嘛：企业很少有饿死的，大多都是撑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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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个视角，你就知道“管理”和“治理”这两个词的区别了。

有人说，管理是公司高层的事，治理是公司顶层的事。说得对。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视角。

公司管理，就是想尽办法在现有框架内把效率逼出来的过程。

而公司治理呢？是效率产生了大量的毒素，通过调整框架把毒素逼出体外的过程。

你看，管理，是在现有小结构中找效率。治理是打造一个规模更大的结构，并且把小结构的脚手架拆掉。

再来看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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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成效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列兵与阶层》。提出过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好士兵当得了元帅吗？

拿破仑有句名言：“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兵。”但问题是，我们凭直觉都能知道，一个优秀的士兵，他再优秀，也是一个士兵的优秀，他凭借这些本事是当不了元帅的。

你看，这也是一个“长大以后”的问题。一个人的社会影响力的“规模”大了之后，他也必须要重新调整，搭建更大的框架，并且拆除以前的脚手架。

简单说一下。

一个人从士兵到元帅的发展，大概要经历三次建立框架、毁掉框架、重建框架的过程。

第一次，是从“管理自我”到“管理他人”。

什么是好士兵？当年我们看电视剧，许三多，不就是好士兵吗？好好活，做有意义的事，当年许三多说的，就是管理自己，对自己特别有管理能力就行了，好士兵就是这样的。

但是你但凡要当个班长，感觉自己的能力就不行了，得有个管理他人的能力，但凡要当个连长、营长的能力又要上升，得有组织能力。

什么叫组织能力？这是一个从自己完成工作，到通过他人完成工作的转变。据我观察，很多职场里能干的人，都被挡在了这个台阶上，再难有所突破，为什么？

因为他当了团队领导，仍然是凡事逞能，动不动就是“你不行，闪开看我的。”他没法做到发自内心地成就他人。

这个转变，包含了很多方面。比如，你的时间分配要改变：必须开始减少花在个人工作上的时间，要把时间花在帮助、鼓励下属上；要设计岗位和分配任务；学会放手让下级完成任务，并定期考核；还要建立社会关系，包括纵向跟上下级、横向跟其他部门的人建立关系等等。

第二次，是从一个“管理者”转变为一名“组织者”。

管理者的任务，还是局限在工作本身，但是组织者就必须要有战略思维了。换句话说，眼前的事没有那么重要，你要把眼光放开，注意到更大范围的事情。

现在的工作也许顺利，也许艰难，但更重要的是未来趋势。远处有没有还没出现的潜在对手？顺利发展，会不会正在积累危机？艰难前进，前方会不会柳暗花明？组织内的资源，是看得见的，但是组织外的资源那可就是汪洋大海了。和谁协作？拉谁入伙？在体外储备什么样的资源？预留什么样的可能？树什么敌人？交什么朋友？释放什么样的信息？等等等等。

第三级台阶又来了，同样拦住了很多人——就是从“组织者”变成“决策者”。

组织者的重点仍然是行动，但是决策者只有一个重点，就是判断。这个层次的思维模式和认知水平，又跟之前的完全不一样了。你关注的，应该是揣摩人心、局势和趋势。

我看清代人物传记，其中晚清的时候有一个将军叫鲍超，是湘军系统里的。鲍超就是大字不识一个，但是他带着兵，他带的是骑兵。他就负责干一件事，看战场，看完之后说，差不多了，现在杀下去，就这个时候作一个决策，所以他是元帅。

我还看过一本书，就是苏联当时军队作战的手册，前面就有一条，叫任何参谋在对司令官做出关于战役决心建议的时候，不准超过三次，听懂是什么意思了吗？就是你是一个参谋长，你针对你的司令官，司令官说要打，你说不能打，这话只能说三次，说第四次要拖出去枪毙的，因为你不能干涉司令官的最终的决策，他是负责人，所以你看从士兵到元帅，这是一个纵向分工。

但问题是，元帅的挑战你知道是啥吗？叫极其孤独，没有任何人能帮你。这时候你得说，来，冲下去，然后你就要对结果负责。旁边的参谋、助手、谋士跟你说一万句话没有用，因为结果你要负责，你要把握那个决策的点。

做一件事，在理论上是对的，但是时机对不对呢？是该马上做，还是再等等？做一个动作，效果是好的，但是间接效果是什么呢？负面效果，能不能控制得住？两件事都该做，做哪个才是真正的重点？两方面的意见都有道理，该怎么表态，才能让各个方面都口服心服？

别人都是在行动，在提意见，只要做好自己该做的就行了。而决策者，要独自承担决策的后果和责任。这份压力，没法分担，也无处化解，必须一个人扛下来。

我们过去把长大、增长、成长这些词都看得过于正面、褒义和温情，我们没有看到它翻过来的那个血淋淋的残酷的一面。这就是过往一周我看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启发，希望你也有启发。

你看，长大以后，每一步都不只是欢天喜地的扩张，每一步想走好，其实都包含一次脱胎换骨的痛苦重生。

又说回到我们今年跨年演讲的主题了。

你知道的，每一次启发俱乐部，我们都有一个嘉宾，一个“one more thing”。今天我给你请来的，是得到大学的教研长，也是每次跨年演讲策划团队的重要成员，蔡钰老师。

![图片](https://piccdn3.umiwi.com/img/202009/23/202009232303317016669715.jpg)

在请出她之前，我先介绍两句。

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词“我辈中人”，就是蔡钰老师提出来的。所以，我们内部人和她开玩笑，管她叫“辈母”。

今天请她来，除了她和跨年演讲，和得到大学的缘分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蔡钰老师要和贾行家老师一样，马上要推出一个年度日更专栏《蔡钰·商业参考》。你看出来了，我们公司的内容高手，都要逐步地走向前台，为用户提供贴身知识服务了。马上还要推出卓克老师的《科技参考》。

对，10月份，得到APP的商业、文化、科技，三大“参考专栏”就将全部上线。这是我们运筹良久，集中推出的一个服务阵列。蔡钰老师的《商业参考》将于下周一正式上线。

好，有请蔡钰老师，跟我们聊聊，她为什么，以及准备怎么做这个年度日更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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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蔡钰。

9月份我启动了两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叫「亚洲关爱发际线协会」，成员有我、贾行家、邵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几个人都开始要写日更专栏了，焦虑啊，掉头发。我们相信只要稿子写得够快，发际线就追不上我们。不想带罗老师，因为罗老师已经植完发了。

第二个项目就是这个专栏，《蔡钰·商业参考》，每周一到周五，我给你讲一个我看到的，商业世界的重要变化。它可能是一家公司的新策略，可能是一个投资人的新洞察，也可能是一个消费市场的新趋势。

今年跨年演讲的主题词是「长大以后」，《商业参考》这个专栏，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邀请你一起去关注，中国商业长大过程中跟你有关的那些事。

这个专栏具体会呈现什么内容、是个什么样的调调呢？刚好最近我遇到几件挺有触动的事，感觉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讲讲。

第一个，腾讯的神操作。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是要禁用WeChat么，就是国际版微信。当然现在这个禁令又被搁置了。

但这消息刚一出来，我们都替腾讯操心，觉得腾讯面对的是美国总统哎，特朗普真要这么干，腾讯似乎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劝慰腾讯说，实在要封就封了吧，好在你还有其他很多重要市场，和重要业务。

但腾讯自己不这么想。腾讯的神操作来了。它一方面公开表达了自己遗憾，另一方面，在美国应用商店上架了一个新的App叫WeCom。WeCom是什么？其实是企业微信的国际版，但是跟WeChat是打通的。美国用户只需要下载一个WeCom，就能直接链接到自己的WeChat账户，跟原来的好友聊天拉群，毫无困难。而且这事做得正大光明，因为特朗普禁封的是WeChat，跟WeCom没关系。

腾讯为什么能这么快速地给出这么机智的解决办法呢？因为本来就是腾讯的一个熟悉的配方，它早就这么干过。腾讯旗下可不止有微信，还有QQ。早年微信刚开始拉用户的时候，曾经出过一个功能，就是你在微信里，就能查看QQ好友发来的消息，跟QQ好友对话。

你看，政治竖了一堵墙，心想，商业不可能有力量拆掉。但商业怎么想？我干嘛要拆掉，我的目标不是要拆墙，而是让用户能用，我有拆墙之外的其他解法。这难道不是商业的魅力之一吗，面对同一个目标，无数条路、无数种可能性可以到达它。

而我们作为普通人，怎么能发现、欣赏到这些机智的策略，这是《商业参考》感兴趣的东西。

再来。这个月马云又引发了争议，因为他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过去美国靠3亿人的内需撬动了世界经济，未来是中国14亿人口的内需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这句话其实还好，但紧接着他又说了一句：「内需消费不仅是富人的消费，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才是实实在在的内需力量。」

这话一出，很多人又炸了，很多人觉得，有钱人才应该多消费，凭什么要靠穷人来支撑经济。穷人已经够穷了，还要被你们富人收割。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反应是：其实按照马云那么丰富的公共沟通经验，他一定知道这句话出来得挨骂，但他还是要说，为什么呢？

我就去做了做功课，发现了这么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今年中国还有52个贫困县和1113个贫困村的脱贫任务，虽然今年有疫情，但到年底，中国会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你看，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帮助贫困人口参与到社会分工里，帮他们增加收入。

好，贫困人口，变成了中低收入人口。第二件事来了，这事我是看到刘世锦说的，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下一个目标应该是让中等收入群体翻一倍，从现在4亿增加到8、9亿。中等收入群体什么概念呢？就是一家三口，年收入在10万到50万之间。这事谁来干呢？还是得国家来出面组织，继续帮助中低收入者。

第三件事是两个数据，2018年，阿里巴巴创造的就业岗位有4000多万个，它这几年总共创造的就业岗位已经超过1亿个了。这什么意思？意思是，马云并不是只躺在终点等着赚穷人的钱，阿里巴巴也在帮很多人解决工作，获得收入。

带着这三件事回头再看马云的那句话，我们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完整的回路：我们的社会要帮助低收入人群变富，让他们有钱消费，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过程产生的需求规模巨大，能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类似这样，试着推演事情背后的逻辑，这也是《商业参考》的关注点。

第三件事是发生在A股市场上。前两个月，我们看到一堆股票涨得实在太夸张了，比如中芯国际，以前在香港上市的时候，市值也就2000亿，但一上A股的科创板，市值直奔5000亿就去了。还有一家公司叫寒武纪，做智能芯片的，还亏损呢，一上市，市值一度飙升到了2000亿。一家不赚钱的公司，值2000亿。

为什么呢？是有人操纵股价吗？不太像，几千亿市值，很难操纵了。公司开了发布会炒作吗？也没有啊，人家就是好好在做芯片、做公司。

后来我得到了一次点拨。点拨我的是得到大学的一位同学，张赞松，他也是华融证券的一位高管。他跟我说，这是一代投资者心态和思路的变化，有人开始用做一级市场的思路来做二级市场了。

我来稍微解释一下。在资本市场里，发行证券的市场叫一级市场，交易证券的市场叫二级市场。一个公司刚创业，是在一级市场上找天使和风投去融资，只要商业模式和创业团队靠谱，就能用很高的估值融到钱。至于公司有没有业绩、赚不赚钱，这个阶段的投资人没那么关心。

而股市就是二级市场。二级市场以前更关注的是公司的赚钱能力。投资人更愿意看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利润增速符不符合预期，根据这个判断股价涨跌。

赞松说，以前天使和风投给创业公司的估值方法，现在被投资者们用在上市公司身上了。

拿中芯国际来说，5000亿算什么，有的投资机构还认为它应该值1万亿呢。理由是台湾的同类公司台积电市值换算下来都2万亿了，中芯国际面对中国大陆这么大的市场，台积电的一半总该有吧。

这让我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人家VC和天使敢给一个创业项目高估值，是因为人家同时投好几百个项目，只要中间有5个腾讯或者5个阿里，账就算得过来。所以我问张赞松，超级大户们能在二级市场买几百个中芯国际和寒武纪吗？

赞松说，我也不知道。但现在能在二级市场上市的公司，其实已经被一级市场选过一遍了。上市公司的质地整体上应该是比初创公司要好的。所以，如果二级市场这些超级大户们，也能耐住性子，像风投机构那样接受长期投资的理念，挑出好公司，陪它跑个5年10年，那赢面也是有的。

这也是我新近看到的变化，二级市场和一级市场的投资方法论，突然打通了，你看，这件事里又有冲突，又有差异，又有关联，这也是《商业参考》感兴趣的东西。

类似这几个故事的视角，就是《商业参考》这个专栏想要去帮你寻找和发现的。中国商业的长大过程，巨变发生的过程，我们应该在场。我们其实是在关心两个问题：

第一，作为商业社会的一份子，我很想知道，世界正在发生哪些又基本、又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为什么对我重要。

第二，这么多看似散乱的商业信息，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脉络和关联，我能不能通过日积月累，看懂一点点社会运行的规律。

我们将要发现的这些视角和思考一定对吗？不一定，但没关系，我们想要获得的是丰富性。我们想要看到的是，原来同样的事情，还有人这么想、那么看，这些思路，我没想过。

昨天我在微信上跟一个游戏领域非常资深的企业家聊天，他说腾讯其实可以考虑收购索尼，或者至少建立深度的战略合作。因为索尼在文娱领域，品牌、资源和技术积累都很扎实，但没什么盟友，在现在的市场上单打独斗很辛苦。腾讯呢？如果收了索尼，那就有更强的实力去抗衡微软、苹果、字节跳动、亚马逊、谷歌。

其实他只说第一句话，还没解释他的逻辑的时候，我就想，这个思路有意思，不知道腾讯会不会觉得这个主意有启发。

同时，我还意识到了一件事：「点拨」这个动作，价值在哪里。点拨不是给你一套严密完整的说服逻辑，而是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视角和思路，让你感觉「恍然大悟」。这也是我们在所有被启发的时刻，真正获得的东西。

我们经常说「恍然大悟」、说「醍醐灌顶」、说「一语惊醒梦中人」，这些词儿的发明者，其实也都是在歌颂「视角」的价值。

「视角」的价值，也是《商业参考》这个专栏想去寻找的。

既然你对商业世界的新变化感兴趣，我想猜猜你是什么样的人。

首先，你有强烈的好奇心，因为你希望看到世界的多样性，认为丰富比正确重要。

其次，你追求主动性，因为你试图找到规律来把世界串起来。

第三，你是个乐观主义者，因为你会相信中国商业的长大过程里，会不断产生属于你的机会。

这样的你，难道不也正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人吗。

同样的，《商业参考》这个专栏也需要这样的你。请购买这个专栏，请让我在接下来一年里，成为你的课代表，替你去发现这些又基本、又重要的变化。

之所说我是课代表而不是老师。首先是因为，重要的变化正在发生，在它面前，我不过也是个学习者。我并不是一个要教你点儿什么的过来人，而是一个带着主题陪你聊天的专职同学。

另外，同样是提供服务，我认为专栏的服务跟课程有点儿区别。什么意思？专栏提供的是陪伴式服务，陪伴其实是双向的。虽然多数时候是我在跟你叨叨新鲜事，但在你的行业或领域里，你一定是我的老师。我非常需要你把你的好奇心、阅历和见识，也在专栏里告诉我、点拨我，和我一起去发现，商业正在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改造我们的城市，甚至重构我们的社会。

那就这样，等你来。

感谢蔡钰老师。

我说过，我是一个“模型搜集爱好者”。那透露一个秘密，在办公室，我搜集思考模型的首要对象，就是蔡钰老师。

从下周一开口，她就不再是我个人的独门武器了。我们把她奉献给用户。你可以来看看，看起来纷繁复杂的商业世界，经过蔡钰老师的眼光再折射出来，会是一幅多么有趣的样子。

你可能关注到最近半年我们的变化，罗胖自己出来做启发俱乐部，脱不花要来做沟通训练营，蔡钰老师做商业参考，这个公司疯了吗？所有人都出来挣钱？

我们想做彻底的公司结构的调整。你发现没有，原来我们这些人在干嘛，原来我们这些人在烧炉膛中心的温度，蔡钰这么能干的人，我们当然希望你多带点人，带个团队提升所有人的水平。过去我们是这么用她，更多的把她藏到幕后。

但是我们知道要应对这个时代的变化节奏这是远远不行的，我们公司原来是烤红薯生意，中心炉膛很热，离中心越远好像得到公司的赋能就越差。我们这轮改革有一个一贯的线索，非常简单，让最能干的人全部到一线，全部去服务用户，所以我们把我们公司最能干的年轻人派到各地去当学习中心的总经理，让所有有文化的有可能在一线服务用户的人，包括创始人，像我和脱不花，全部到一线去服务用户。

因为所有好公司、好架构，它的发动机一定不是来自于中心，它的发动机来自于一线，这是我们做这个专栏包括最近一系列动作背后的那个逻辑，今天也跟我们的用户做一个坦白。

距离今年的跨年演讲，还有100天，特别感谢启发俱乐部首季的冠名赞助商，也是今年跨年演讲第一个签约的知识伙伴——奥迪。

你要是觉得今天听了有启发，要么就买一张10月14号的票来支持我们，要么就去买一辆奥迪支持我们。当然，最好的，是开着一辆奥迪的车10月14号来到华贸北广场得到学习中心，一起聊聊天。

下周三，继续在这里，向大家汇报我过去一周看过的书、听过的课、见过的人，和奥迪一样，“成为更强大的自己”。

启发俱乐部，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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