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01期 | 一场始料未及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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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开始我要给你介绍一本书，是一本历史书，叫《缔造和平》，写1919年的巴黎和会，作者是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给你介绍这本书呢？因为生活在2018年的中国人都能感觉到，人类历史又到了一个重大关头。昨天有人在微信里给我发了一段话，说短期变化，大家看到的是事件。中期变化，大家看到的是趋势。而长期变化，我们必须能够看到结构。

对，2018年，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现象，比如中美贸易战，有人热衷于谈论事件本身，有人看到了背后的趋势，但是，真正影响我们这代人生存方式的，是那些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人类历史的结构性变化，发生了很多次，但是对我们今天影响最大的一次，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战结束时候的巴黎和会。那一代人，和我们今天一样，分明知道自己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参加巴黎和会的政治家，和我们今天一样，也分明知道自己有机会对未来的人类结构做出建设性的安排。那么，他们做得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先简单说说第一次世界大战。

我们这代人中国人对二战比较关注，超过了一战。道理很简单，二战，中国自己就是战场。二战也奠定了今天生活的世界格局。再加上二战的过程本身也更有戏剧性。所以，我们往往不太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但是历史学界有一个说法，一战和二战本质上是同一场战争，分了两次打而已。它们可以看成是一体的。所以，回到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才能观察那个巨大结构性变化的开始。

你想，欧洲自从拿破仑战争之后，已经有100年了，没有发生全面战争。这100年间，大家全部看到的是，技术的进步，经济的繁荣还有理性的昌明。国际贸易的数额也在不断地扩大，大家在经济上都互相依存了嘛，还打什么仗？所以，当时的人有一切理由相信，大规模的战争是不会发生的了。

当时的人怎么会想到，到了1914年，那头已经沉睡了100年，而且被捆得越来越紧的战争怪兽，会突然挣脱绳索，伤人害命呢？

当时的人只想到到过去100年，我们人类有了技术和理性的发展，这两个的发展会制止战争。他们始料未及的是技术和理性的一系列副产品。

举个例子，当时铁路技术在欧洲已经非常普及。德国的施里芬计划在制订的时候，就是打算靠铁路的快速运兵能力，能够速战速决。德国人这么想也很正常，几十年前没有铁路的时候，普法战争也就打了几个月。现在有了铁路这个好东西，就可以迅速集中兵源、迅速投放战场。

所以施里芬计划觉得40天内解决西线和法国的战斗是可能的。理论上确实是这样吧？但是，没想到，技术的发展是普遍开花，还带来另外一样东西，就是机关枪，有了远距离精准射击的机关枪。这就让进攻者的优势荡然无存了。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法德边境就演化成一场叫“堑壕战”，带来无休止的投入人力，是非常残酷的战争。

再比如说，因为电报技术的发明，人们会觉得，这会增加大国和大国之间交换信息的速度，政治家之间的交流也变得方便，这也会减少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理论上确实是这样吧？但是没想到，通讯技术还催生了大众媒体。当时报纸是主要的大众媒体，当时报纸的发行量惊人。

举个例子，当时俄罗斯是欧洲列强中最落后的，大众媒体也相对如此。即便如此，在1914年的莫斯科，最大的日报每天可以卖出八十万份，有时一天还有两三份特刊，就是号外。这八十万份可不是八十万人看，欧洲很多咖啡馆的窗户上会贴当天的报纸，让大家趴在窗户上看新闻，后来就演化为城市里到处都有的阅报栏。80万份报纸，至少有上百万人看。

报纸会登什么消息？当然是渲染各种爱国主义热情啊。所以，在大众媒体的煽风点火下，欧洲的民族主义情绪迅速被点燃。这带来什么？政治家在小房间内的算盘打得再精已经没有用了，他们说了已经不算了，他们不得不回应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比如说，德国的社会民主党，那可是地地道道的左派政党啊，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多年，他们是一贯主张，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不要参与资产阶级发动的战争。但是战争一开始，他们还是投票赞成军事预算。保卫祖国的热情，把自己原来的政治主张一扫而空。

之前是技术，我们再来说理性。

《缔造和平》这本书的作者麦克米伦在一次采访中说，到了1914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年，欧洲实际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调解国际争端的机制，国家之间已经习惯了通过仲裁来解决争执。也就是说，国家之间一旦发生争执，他们都同意让第三方——往往是强国来仲裁，并接受仲裁的结果。

1914年前的一百年里面，国家之间有大约三百多次国际调解和仲裁。这些仲裁中有一半都发生在1890年之后，所以你可以看出和平力量、理性力量的趋势是上升的。

这是好事。但是人类理性发展还有一个侧面，就是催生了官僚制。社会有了发达的分工，这当然会让效率总体提升。但是这也带来的了一个副作用，就是每一个人都只会在自己的分工里思考问题。全局性的视野越来越丧失，全局性的担当越来越没有人去担当。

比如说，当时德国的总参谋长小毛奇。他是普法战争时代的德军参谋长老毛奇的侄子。但是，这两人间有巨大的差别。老毛奇是个军事天才，也是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但是到了他侄子小毛奇的时候，其实他的判断力并不差。刚刚上任的时候，小毛奇就对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说，“你可能不会走运两次。”什么意思？德国当时要两面作战嘛，既要打西线的英国和法国，又要打东线的俄国，两次都赢的机会不大啊。所以，1914年开战的时候，小毛奇是不想打的。他好几次表达了消极悲观情绪，战争开始后他果然精神崩溃，很快被调离了。

但是，这时候的小毛奇是职业军人啊，他是当时社会分工的一环。一个社会分工里的人，总是要回应这个职业本身提出的要求。所以，一旦宣战，毛奇嘴上总是说，我们军人，打胜仗是我的义务，而且打就要打赢。他厌战，出于理性。他全力推动战争，也是出于理性。二者居然可以并行不悖，你说荒唐不荒唐？

这种分工带来的视野狭窄化是全面的。不仅是军人觉得，我就得打仗。老百姓也觉得，打仗是军人的事，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军人肯定能赢。甚至当时德国的皇帝威廉二世，本来应该对民族和国家命运负责的，也被这种社会分工给绑架了。

1914年8月的一次会议上，威廉二世问能不能不要双线作战，只打俄国，小毛奇说不行，因为我们没有作战计划。我现在手头只有一套施里芬计划，这套计划已经启动了，回不了头了。今天我们回看起来，这个理由太荒唐的。因为这只是在说，军队这个社会组织的分工没有做好准备，和宏观的政治判断本来是没有关系的啊。但是没办法，皇帝威廉二世也觉得要尊重军人这个社会分工的判断，所以他让步了，德国只好陷入到双线作战的噩梦里去了。

你看，理性的发展，带来的分工的细化，分工的细化带来认知的狭窄化，没有人知道全局，也没有人有胆量打破分工的隔膜，对全局负责。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惨败。那怎么收拾残局呢？在战争的废墟上，人们有没有能力吸取那些已经明摆着的教训呢？这就是巴黎和会的故事了。

好，罗辑思维，我们明天接着聊巴黎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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