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32期丨两种"福利观"

策划人：李子旸

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罗辑思维。

我们这代人，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观念，就是国家应该承担老百姓福利，像医疗、教育、最低生活保障等等。这个观念的源头，一般我们都认为是西方国家。

其实在西方，福利社会也是一种现代化的产物。中世纪时候，欧洲那些国王，在历史书中的主要形象是打仗的骑士，而不是救济贫民或者领导民众共同抗灾的领袖。

就算在现代化开始之后，西方人也没有这个观念。比如19世纪的英国，也就是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普遍观点仍然是：即使社会应该有一些扶贫济困的措施，也应该尽可能是低水平的。穷人住到福利院里面，不仅条件要差，而且也不能给他们尊严。

富人为啥这么心狠呢？其实是怕形成“养懒汉”的后果。

一直到19世纪后期，德国首相俾斯麦，才提出建立对大众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后又经过一系列的发展，1942年英国发布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这才提出全面建设福利社会。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这套制度运行才几十年，就已经产生了众多恶果。民众看来，税收最好是只减不增，福利最好是只增不减。社会负担越来越重，有的国家经济运行已经出现困难。

当然更重要的是，100多年前英国人担心的那个“养懒汉”的后果，还真的就发生了。现在，这套福利国家的观念，在西方还能不能持续下去，已经是前途堪忧了。

但是，今天我们想谈的是中国。我们可能忘了，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其实历史要悠久得多。

从大禹治水开始，政府在抗灾救济方面就承担着领导责任。先秦的时候，就已经系统总结出“荒政十二条”，也就是在遇到灾荒的时候，政府应该做的12条配套措施。从战国开始，中国历朝历代政府都建有“常平仓”，在好年景购进粮食储存起来，预备歉收年开仓放粮所用。

这不就是社会福利制度吗？

那问题来了，西方福利制度，几十年就已经陷入困境。那中国的福利制度，为什么能够运行几千年，这中间的区别是什么？

最根本的区别，是观念上的。

在西方的福利制度中，接受福利是公民的权利。美国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其中“免于匮乏的自由”，就是把享受福利保障列为公民的基本人权。这在当时，可以看做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但是时间一长，大家习以为常之后，隐患也就出来了。

在西方发达国家，只要一个人他的收入低于某个标准，哪怕他的真实生活水平并不低，甚至比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水平还要高，但只要他符合法定的“穷人标准”，那他就有权利让别人养活他。

请注意，既然是他的权利，那就没有人可以剥夺，他也没有必要有任何惭愧，甚至没必要对谁表达谢意。这是他根据法律应该得的，这是一种观念。

那中国古代的社会福利观念呢？

中国人，没人认为接受来自国家或者他人的救济、帮助，是自己的“权利”。中国人的观念是反过来的，社会福利是国家对民众的“责任”。

一旦遇到水旱灾荒，国家要承担起救灾的任务。在平时，如果有人实在有困难，比如残疾、年老、鳏寡孤独这种极端情况，官府、宗族、亲朋都有责任帮一把，所谓怜贫恤老嘛。

你看，福利的目的在于解决具体的困难，而不是为了满足某种权利，中国人是“救急不救穷”的。

中国的这套福利社会的观念，一直运转良好。虽然绝对水平不高，但它成了增强社会认同、缓和政治矛盾的有效手段。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你是因为个人主观原因，不愿意劳动，再穷也没人管你。哪个村都有所谓“二流子”，大家不仅不会管他，而且还会在道德上鄙视和谴责他。

如果社会福利是一项权利，那么就必须有一个客观标准。那就必然导致要按照收入来划线，而不能考虑这是不是因为他本人不爱劳动。

而如果社会福利是一项责任，反过来了，那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当然就要优先选取那些最该帮、最值得帮的对象。所以在中国，社会福利才不会导致“养懒汉”的结果。

其实，达到这个效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西方福利，主要就是发钱，国家是不能对老百姓说三道四的。但是中国古代，政府除了救灾、扶贫、济困，还有一个责任，就是道德教化。

比如说明太祖朱元璋，他颁布了一篇《教民榜文》，其中有这么六句话的“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这是一个钦定的的百姓公约，里面是百姓要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除了到处张贴这六句话以外，朱元璋要求每乡、每里各置一个木铎，类似铃铛。在本地内选择年老或者残疾、不能干活的人，手里拿着木铎，在本乡、本里边走边摇晃这个铃铛，边呼喊《教民榜文》里的这六句话。

这种巡行乡里的活动，每月要搞六次。到秋天收获时节，由各乡里给巡行呼喊的人提供粮食和生活费用。你看，规定得就这么细。

在中国文化中，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传统。不仅是朝廷和官府，就是普通百姓的宗族和家庭，也特别重视这种道德教化，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自觉。

就连我们从小到大，无论是政府、长辈，还是老师，反反复复地唠叨：要上进，要学好，要自力更生。听得我们耳朵都磨出茧子。

但是，你可别小看这种教化的力量，几千年喊下来，在中国社会内部造就了一种内在的社会提升力。危难时刻，互帮互助，但是在道德上又绝不纵容那些不劳而获的人。

这种传统，让中国文明保有一种强大的反堕落能力。

因此，中国历史虽然朝代更替，但文明却一以贯之，千载不绝，历经一次次劫难而复兴。

记得作家押沙龙说过一句话：“我最讨厌满嘴‘国学’的人，但我认为中国传统中确实有不少好东西。这些最优秀的东西，不是这子那子、四书五经三字经，而是一些很基本的文化心理：重视教育、有企业家精神、追求世俗成功、重视财富积累等等。”

你看，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社会“内在提升力”。

说到底，人是社会中最重要、最主动、最可靠的因素。

过去总有人讲，制度比人重要。从更长的历史尺度上来看，制度的确比人重要，但是对人的不断提升的精神传统，比具体的制度更重要。

今天就聊到这里，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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