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88期 | 张居正改革的意外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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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们说了明代财政的一个有趣现象：朱元璋越想控制的东西，他就越控制不住，反而成就了民间经济的自由活跃；朱元璋越想迫害的人，他就越迫害不了，反而成就了苏松二府的繁荣发达。这是个始料未及的故事。

今天，我们借着郭建龙老师的这本书《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再来说一个始料未及的故事。

农耕帝国的财政基础，就是土地嘛。搞清楚全国的土地和人口，这是中国古代中央财政的基础。上一周，我们在讲唐朝的时候，唐朝皇帝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就不好，自始至终是一笔糊涂账。

到了朱元璋的时候，朱元璋就想，我是个狠人啊，这个问题我能解决啊。于是，他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从从洪武十四年，开始编订天下的“黄册”，就是户口登记册。这以后朝廷收人头税的基础就是这个“黄册”。黄册编订完，六年后，朱元璋又开始编订“鱼鳞册”，就是带图的土地登记册，因为土地一块块的嘛，在图上像是鱼鳞，所以叫“鱼鳞册“。

这两个活儿干完，花了12年时间。现在大明朝的家底儿清楚了，全国户籍共计一千零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人口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人；土地面积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你看，工作很细吧，有零有整的。这是那个时代的大数据工程，很了不起。

但是问题来了啊，这户籍、人口、土地，都在变动中啊。朱元璋说，那还不简单，每过十年再干一次不就得了？朱元璋没想到的是，他自己个性苛刻严谨，建国初期行政效率也高，即使如此还干了12年，你后代的那些子孙皇帝，你要求他们十年干一回，能力上做不到嘛。

但是还是我们昨天讲的那个因素，明朝特别在意祖训，只要是朱元璋说了，以后都要这么办，后来的皇帝还真就不敢不办。那怎么办？好办啊，就把10年前的数据再抄一遍好了。上上下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是清查过了。

当然了，明朝毕竟几百年，也有真普查的，但是数据就是越查越少。到了万历年间，土地只有朱元璋时候的一半了。土地又没长腿，还能跑到哪里去？说白了就是每次清查的时候，地方官是能少报点就少报点，因为以后交税的任务会少一点啊。就这样，大明王朝的财政基础，越来越缩水。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看，明朝财政是最保守，最简单的。就是人口税和土地税，加上一点盐茶专卖的收入，所以，政府的收入基本是固定的。明代工商业其实非常发达，但是因为朱元璋给明代财政定下来的这个小农基因，导致政府没有能力对变化无常的工商业收税。

你懂的，王朝越到后期，支出总是越来越大，仅仅养活明代皇室的那笔钱就大得吓人。军事支出要是再一起来，这个僵化的财政体制，根本就对付不了。

明白了这个背景，我们就可以聊聊那次著名的张居正改革了。

张居正上台当首辅的时候，其实改革的条件是不错的。万历皇帝刚刚登基，还是一个10岁的小孩。他妈妈李太后非常信任内阁首辅张居正，宫里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和张居正关系也很好。这是一个大臣施展拳脚的最好环境了。

但是，按照郭建龙老师的说法，张居正的所谓改革，其实根本就称不上是一次改革，核心只有一样，就是怎么更高效率地收税。

当然，这不是求全责备，每个人都受制于两个东西。一个是环境。一个是自己的格局。

作为一个改革家的张居正，环境不错，但是格局是一般的。为啥这么判断？因为他就是一个现实派。现实派的好处是能做成事，缺点是很难超出现实给定的格局做成事。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和权臣，太监的关系都不错，对于以权谋私的行为，比如让儿子中状元，这种事，张居正是不太避讳的。这样的人，当然对于整个行政体制也只能做点缝缝补补的工作。也就是所谓“理顺式改革”。

张居正最大的政绩，就是整理税基，清查人口和土地。就是把朱元璋干过的事，再干一遍。

一通全国大干快上，结果出来了，全国土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虽然比朱元璋的时候还少一点。但是比明孝宗的时候多了将近一倍啊。朝廷对于全国土地有了全新的掌控力。

有了这个大数据基础，张居正就干了那件让他名垂青史的事，“一条鞭法”。我们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学到这个一条鞭法，写的都是鞭子的鞭，但实际上，应该是编辑的编。

为啥呢？因为这个改革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让朝廷和老百姓之间的税收关系变得更简单。不再分什么土地税、人口税、劳役、摊派。所有这些统统按照土地数量来交。现在朝廷经过清查，有了相对准确的土地数据了嘛。所以，在账本上，一家人的名字后面，只写一条，你家该交多少钱。所以，这是一条“编”，编辑的编。

这次改革的结果，你想都想得到，朝廷和民间的关系变得简单而纯粹：朝廷只掌握土地，你种地就交税，没有什么废话。朝廷只要银子，其他什么粮食、布匹，一概不收。朝廷一年只麻烦你一次，大家交税也都方便，国家的行政效率即使有所退化，也能征收上来这种简单的税。

所以好处是，张居正改革之后，明朝的财力大增。据说，张居正死的时候，北京的粮仓里装满了够吃九年的粮食，府库里面也堆满了银子。

但是，因为张居正的改革，历史也为大明朝打开了一扇通向地狱的大门。为啥？就是这项改革让王朝征税太方便了。

万历44年，努尔哈赤七大恨祭天，东北的局势马上要恶化了。明朝的军费要增加了。怎么办？明朝的纸币信用早就崩溃了。所以，这种小规模通货膨胀的手段，明朝政府手里是没有的。但是他有另外一个工具，张居正改革留下的一个高效税务系统，可以随时加税啊。万历44年，户部尚书李汝华请求除了贵州和北京周边，全国所有地区，每亩加收三厘五毫银子，这就是200多万两银子的总收入。

第二年，再加，每亩再加三厘五毫，再搞200万两。第三年，再加，每亩再加二厘。加起来这就是明末所谓的“辽饷”，为了应付辽东事务而加的税。

到了崇祯皇帝的时候，麻烦事更多。但是不怕啊，有了张居正的这个高效的收税系统，加税就好了嘛。这个心理和有纸币的国家无法克制印钞票的冲动是一样的。所以，崇祯时期，又有了“剿饷”和“练饷”，就是剿匪的饷和练兵的饷。每次加税之前，崇祯皇帝通常都要真心诚意地说，没办法，国家要用钱，再苦吾民几年。每次都不好意思，每次都忍不住，一直加税到民穷财尽，国破家亡为止。

听到这儿，你觉察出了一种荒诞没有？一个高效的工具，可能是一个让你沉迷其中的工具。一个救命的手段，也可能演化成致命的手段。

权力给自己开出了一条笔直宽广的大路，然后一路狂奔，直到在道路的尽头撞得粉碎。

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罗辑思维，明天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