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9期 | 创新这事有多难？

启发俱乐部，每周有进步。我是罗胖。

今天我们是在北京得到学习中心向大家直播。特别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观众，感谢你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听我聊天。这是第39场。按照传统，我们会给每一位到场客人发一枚徽章。这是顺序编号的徽章，今天的编号是5600到5684号。

此刻，在得到的上海、武汉学习中心，还有近百位同学在线下集中收看启发俱乐部。向你们问好。

还有在抖音、西瓜视频、今日头条上观看直播的朋友们，感谢你们的关注。

最近，党中央不是号召我们学党史吗？我还真就学了。其中，给我启发最大的一本书，是徐焰少将的著作《解放军为什么能赢》。

这本书我以前就读过，也推荐过。但是这次重读，还真就读出了一些全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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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奇迹，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它的里面，所以就见怪不怪。但是一经提醒，真的跳出圈外来想这件事，还是挺吃惊的。比如中国共产党，怎么就从南湖上的那只船上的十几个人，变成了今天全世界的第一大党，领导着这么大的国家？

这可能是全世界迄今为止最大的奇迹故事。我们这代人其实一直生活在对这个奇迹的解释中。

有一种解释是来自于被共产党打败的对手。我要是蒋介石，我也不大想得通。

最近不是有个段子吗？说崇祯皇帝朱由检死后见到了阎王，阎王就问他：孩子，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怎么做？崇祯说：首先，我要和有钱的富商搞好关系，有钱才能办事。其次，打仗的时候先让杂牌军上去当炮灰消耗对方，打得差不多了我的嫡系再去捡便宜。如果杂牌军有危险绝对不救。最后，一定要强化特务机构，这样大臣才不敢起二心。阎王又问：如果你注定要再经历一次失败，你是再次选择自杀还是跑路。崇祯说：那肯定跑啊，拼命往南跑，让他们都追不到我，等我缓过气来早晚跟他们算总账。阎王听过后，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你可以去投胎了。看着崇祯离去的背影，阎王有些犹豫地叫住他。朱由检转过头问：怎么了？阎王缓缓说：没什么，下辈子你姓蒋，好好干吧孩子。

你看，蒋介石不是没有吸取教训啊。

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对于这次失败，也有总结，比如：

第一，说是因为苏联援助了共产党。

不过仔细计算起来，共产国际长期更重视实力强的国民党，对孙中山、汪精卫和蒋介石等人的援助更多。北伐战争期间，中共每年最多只能从共产国际得到几十万银元经费，国民党却在三年间得到相当于5000万银元的苏援军火和各种物资。抗日战争期间，苏联援华武器都给了国民党，价值相当于3亿美元，给中国共产党只有微少的医药和经费援助，至于解放战争期间苏联援助中共的武器，几乎全为缴获的日本落后装备，是一种“借花献佛”式的援助。

在解放战争期间，与美国对国民党几十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相比，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折价不过几亿美元，美制武器的质量又比苏联在东北转交的日制旧武器好得多。

第二，说是因为共军的间谍很厉害。这个说法也有问题。至少，国民党的情报机构，中统、军统、宪兵，情侦经费和技术手段更占绝对优势。那时共产党却是个“穷党”，侦察技术和经费都不足，情报组织也要小得多。

再来看看我们这边的解释。

我们这些在大陆长大的人，从小也接受了一些对这个奇迹的解释。比如，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比如毛泽东自己总结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还有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些当然都对，但这都是事后的总结。我们难免还是有疑惑：比如回到上井冈山的那个时刻，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党的领导怎么就建立起来了呢？人民群众的力量怎么就发动起来了呢？如果这些方法有效，为什么蒋介石和国民党就不学呢？党的领导、游击战、土地改革等等，他们怎么就学不会呢？

这些问题，在《解放军为什么能赢》这本书里我都得到了解释。只有回到具体的情境，才能知道策略选择的难处和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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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们先回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直接受到苏联“十月革命”的启发，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的。所以，最初共产党人设想的革命方式就是“十月革命”的方式。“十月革命”又是沿袭了19世纪以来欧洲工人运动的方式。那就是工人在城市中发动武装起义，一举夺取政权。

但是，多次尝试都失败了。1923年“二七大罢工”。北洋军阀吴佩孚下令军队开枪，工人死伤惨重。

1927年5月21日，发动“马日事变”的许克祥，仅凭一个团的正规军，一夜占领长沙。后来长沙附近的农民武装围攻许克祥，农民武装死伤惨重，10多万人溃散了。汪精卫因此当面嘲笑陈独秀说：“你们的十万大军，还打不过许克祥的一个团”。

为什么在欧洲、苏俄，工人武装暴动就能革命成功，在中国却完全行不通呢？

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包括俄国在内，19世纪以来，就已经实行普遍兵役制。一般男性公民都有服役义务，受过军事训练。1920年代，聂荣臻在德国看到德国工人的游行队伍时，感慨不已。这些德国工人游行时队列严整，步调一致，如果配发武器，马上就会成为一支军队。

因此，在这些国家的工人武装起义，实际上是军人对抗军人。再加上起义工人的斗志和士气，自然就有可能战胜正规军。

反观中国，“当兵吃粮”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专门职业，在“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观念的影响下，民众很少接触军事技术和训练，毫无战斗素养，且行动散漫，仓促组织起来，看上去人山人海，气势壮观，但实际上战斗力很弱。

那怎么办？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就是独立建军，拥有自己的正规军队，这就是“八一”南昌起义。今天我们看这件事，觉得顺理成章，但是要知道，这在当时世界共产革命运动中，那是独一份啊。

不仅欧洲那些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正规军，就连苏俄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时也没有自己的军队。他们夺取政权靠的就是工人起义，以及一些同情革命的沙俄士兵。红军是在后来的内战中建起来的。十月革命是在1917年11月7日，苏联红军的建军日却是1918年2月23日。

你看，这就是一个不一样。

好，这个转折做出来之后，下一个问题又来了。独立建军，钱，也就是军饷从哪里来？

当时士兵的军饷一般是每个月大洋八元左右，这个收入可不算低，足以养活四五口人。军官收入就更高了。连长每月的收入就上百元，而当时上好的土地不过每亩几十元。当上一两年军官就可以回家买房子买地了。

当时国共合作的时候，叶挺的部队，能做到的是：足额发军饷，不克扣。这就已经能够打造出一支“铁军”。那个时候的军队，还是只能靠军饷来维持战斗力。一旦军饷短缺，军队就会发生哗变、溃散，或者被有能力发军饷的其他军队收编。

刚开始，也不是不想走这条路。比如，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中，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正式打出了“红军”的旗号。为了迅速建立和扩大红军，广州苏维埃政府对士兵所宣布的政纲是“组织工农红军，改良士兵生活；增加兵饷到二十元现洋”。

但是，平时招兵，用钱是可以的，真要到了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用钱招兵就困难了。

再加上，一旦遭遇挫败，军队被赶到了穷乡僻壤，能吃上饭就很不容易了。筹集大笔军费，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怎么看，建立正规军这条路也走不下去的。

两万人的南昌起义部队，走到广东潮汕地区只剩1.1万人，又采取同强敌硬打硬拼的办法，结果大部分人伤亡和被打散。作为叶挺独立团老底子的第二十五师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辗转奔向湘南，2500人的队伍在行军中不断有人开小差，拉到粤北只剩800人。幸亏朱德、陈毅对这支剩下的队伍进行了思想教育和改造，后来又上了井冈山。这个团便成为红四军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八团，团长先后为王尔琢、林彪。

再比如，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从文家市出发时部队有1700余人，经10天行军到达井冈山下，全团部队所余只有700多人。刚上井冈山不久，新任的团长陈皓、副团长徐庶和参谋长韩昌剑这三名主要团领导又企图率队投奔军阀部队。如果不是毛泽东得到报告在紧急关头追回部队，并处决了这三个叛徒，剩下的这点军队也要断送掉。

那怎么办？

做一个创新的事，难就难在这里。创新者刚开始总是弱小的，而如果用当时通行的办法来做事，就很难有成功的希望。爱因斯坦说：“疯狂就是一再重复相同的事情，却期望得到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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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需要找到一个破局点。

毛泽东在三湾改编的时候，就找到了这个破局点：既然发不出军饷，那就干脆取消军饷。

我们隔了将近100年，想想当年的这个决定，也是觉得脑洞非常大。

当所有人都觉得问题是：没钱，这事就办不成，所以要去找钱的时候，突然有人喊：干脆不用钱了！这就是巨大创新诞生的时刻。

创新，往往意味着重新定义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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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回到那个时刻，首先要解决的是，如果不发军饷，怎么让士兵不哗变，不逃跑？

给不了钱，就给尊严。就是实现军内政治民主。建立士兵委员会，军官不允许打骂士兵。要知道，当时其他军队，军官打骂士兵是家常便饭。还有，实行经济民主，虽然没有军饷，伙食也差，但是伙食账公开，士兵参与管理，军官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吃空饷、喝兵血、中饱私囊。

要知道，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是一个创举。

1928年入冬时山上已经降雪，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叙述部队的情况是：

“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上井冈山后在红四军担任了一个月团长的黄克诚后来回忆说，他和许多领导同志当时都对毛泽东的决定感到很吃惊。他对此回忆道：

“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是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能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这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可是后来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每个人一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这种官兵平等的风格保持了很久。1940年，著名的华侨资本家陈嘉庚访问延安，他说最让他感动的一件事便是朱德陪他参观时走到抗大操场边，里面正在打篮球的学员见后便喊：“总司令，来一个！”朱德马上脱衣上场。这种“无复阶级如是”的场面，与国民党等级森严和腐败的状况形成强烈对比。陈嘉庚此后到处宣传“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对此宋子文都惊讶地说：“资本家拥护共产党真是天下奇闻。”

但是，不要以为，这是什么灵丹妙药，一吃就灵。搞创新，不是一招鲜。解决了一个问题，会衍生出新的问题。

这就像发明汽车的过程：不是把马车换成内燃机驱动的汽车，创新就完成了。汽车要烧油，需要到处建设加油站；汽车风险大，需要有交通规则的建设；汽车速度快，需要有挡风玻璃；挡风玻璃在雨天容易遮挡视线，所以要发明雨刮器。这些后续的、衍生的创新，才能把“汽车”这新生事物变成社会的组成部分。据说，仅仅雨刮器这一项，就把汽车在雨天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降低了40%。

好，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讲的红军的初创时期。

军队生活民主化了，有许多下级干部战士走上另一个极端，对上级决议、指示如感到不合意即不愿执行，甚至有过打仗前大家举手表决，不愿去的可以不去的怪现象。

在井冈山斗争中，有一个团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士兵委员会说，大家想回家乡，不愿在山上坚持，结果该团军心动摇，集体跑下井冈山，随之溃散。

还有的部队，有时为打不打一县城竟要全体官兵“讨论了数日”。如此“民主”的结果，代价当然就是军队的战斗力。

这就是一个衍生出来的新问题。怎么办？办法是，把纪律搞细，变成人人都听得懂的规则。

我们小时候都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但是，你知道第一个版本是什么样子吗？是非常具体的一些规则。

比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最早是“不拿农民一个红薯”。

再比如，早期的八项注意其实是六项注意。其中什么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都好理解。但是有两个“注意”不太好理解：上门板、捆铺草。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想，军队驻扎到了一个地方，难免是要找老百姓借东西用的。其中一项，就是把老百姓家的门板借来当床用。但是军队那么多，家家都借，等到还的时候，未必能一一对准，还回去的和借来的不是同一块。老百姓家的门板，尺寸大小都不一样，挂钩也是各家各户自请铁匠打的，还的门板不一样，就上不回去了，老百姓自己得挨家挨户去找。

上门板的意思就是：你借走了，你要负责还回来，而且要把门板上上去，确保是这家人的这块板。

捆铺草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红军有一句话：“红米饭、南瓜汤，金丝被，盖身上”。这金丝被，指的就是稻草。没有被子，就找老百姓家借稻草盖。用过后，如果只是还了，稻草是散的，老百姓还得把草捆上，挺麻烦的。所以就有了这条“捆铺草”的规定。

后来，六项注意变成了八项注意，最早的版本居然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你看，这都是非常非常具体的行为准则，谁都听得懂。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就形成了哪家住红军，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的作风。以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都继承并发扬了这一光荣传统。

仅仅有这些行为规则也不行。让普通百姓参军，毕竟还是要解决他们的利益动机问题。一支不发军饷的军队，怎么发动普通百姓呢？

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那个秘诀，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今天我们听到打土豪分田地，已经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了。但是要知道，在当时也是一个创举。

这就要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是我在这本书里看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军衔时有1000多位将军，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土地革命时参加红军的农民。如果查一下他们的籍贯，人们会发现大多集中于几个“将军县”，如红安、兴国、平江、麻城、金寨等县，这些县份也是登记烈士人数最多的县。

但是有一个现象很奇怪，就是居然1000多名将军中，井冈山籍的一个也没有。那可是毛泽东最早建立农村根据地、最早实行土地革命的地方啊。

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原因，是毛泽东自己总结的。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曾说过：“我在井冈山搞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

此话怎讲？要知道，1928年制定的那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①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②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③禁止土地买卖。

当时这么规定，是受苏俄革命时实行“土地国有制”的影响，没收地主的田地后归公，属于苏维埃政府所有，只交给农民耕种，不是分给他们当成私有财产，也不许买卖，当地农民参军参战的积极性自然就不太高。红军中出身井冈山籍的人不多，主要原因正在于此。

陈毅对毛泽东有一句评价，叫“不二过”，马上能改。我们得到电子书里有一套书，如果你是会员，我强烈建议大家读，叫《毛泽东文集》。《毛泽东文集》是八卷，强烈推荐大家读第一卷当中的一篇文章，叫《寻乌调查》。那是毛泽东当时在一个县做的调查报告，8万字。你去看那个调查的深度，直到快100年后，一篇调查报告写出那样的水平，都是罕见的。

好，这是题外话了，我们回来。1929年制定的新的《兴国土地法》，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打破苏俄模式，不再没收一切土地，只没收地主的田地分给农民。这等于是承认农民的土地私有，这才是真正意义的“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得到了真正属于自己而不是属于公家的土地，参军、参战、保家保田的积极性就马上调动起来了。

在兴国县这个仅有28万人口的县里，先后有8万人参加红军和赤卫队。毛泽东、朱德创建的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8万红军中有2.7万是兴国县人，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只有2000人，等于长征每走一里路就倒下一名兴国人。

让一个普通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奋斗，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全国第一“将军县”湖北红安县，农民也是因为分到了土地，踊跃参加红军、赤卫队。红安县参加红军的有5万人，牺牲的干部战士和群众共14万人。这个县后来出了解放军的61个将军，出了202个省军级干部，出了两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董必武、李先念。

你看，从官兵平等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再到“打土豪、分田地”，这一系列措施成熟了、配套了，红军才彻底解决了不发军饷也能有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的问题。

当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军队的领导力问题。

解决的办法，我们今天也都知道：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这句话，到今天已经有了很丰富的含义。但是，回溯到它诞生的那一刻，回到它作为一个“挑战”的“解决方案”那一刻，它到底在解决什么问题？

你想，原来的旧军队什么样？都是人，当然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来形成领导力啊。

曾国藩的湘军，是靠这样的乡亲、父子、兄弟关系形成的战斗力。曾国藩的粉丝，蒋介石也信这一套。请注意，这是旧式军队惯用，也管用的方法。

据说，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当校长的时候，最爱干的事，就是找学生个别谈话。很亲切，“家里有什么困难啊？”一听说有困难，马上提笔批钱。换来的，就是“校长恩重如山”这句话。据说，蒋介石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师长以上军官的名字、字、号、原籍、父母的生日。一到他们父母生日的时候，委员长的礼物就送上门了。所有这些手段，在形成凝聚力方面，都是有效的。

但是，这个套路有一个命门：通过个人威信来领导的组织，非常容易分裂。

举个例子：这位，是大名鼎鼎的蔡廷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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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锴将军出名，主要是因为1932年的淞沪抗战。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和共产党军队的渊源。

他是参加了南昌起义的。南昌起义后仅5天，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一声令下就把5000人的一个师拉走投奔了南京政府。当然，1949年蔡廷锴又作为民主人士到北京参加人民政府，当过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旧式军队里这样的现象很普遍。搞定一个军官，就搞定了一支军队。蒋介石这辈子最会用这一招，中原大战的时候，通过收买军官，仗都不用打，就赢了。但是，也带来了国民党政府的一个顽疾：内部派系林立。

三个跟你好，自然就有三个跟我好。蒋介石能够统领浙江人，李宗仁和白崇禧用的就是广西人，你浙江人收买广西人的成本就比我高。所以当时国民党系统内部什么桂系，就是这样，如果你不是广西人，不在桂系军队里，排长以上就不要想了。阎锡山的晋绥军，别说你不是山西人，你不是阎锡山老家五台县的人都不要想。没办法，这就是用个人权威作为组织凝聚力的后遗症。

而在“三湾改编”中，毛泽东确定了党管军队而不是长官个人领导军队。

我小时候学历史，对这一点其实一直也没有学通。过去以为：党，不还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吗？在很多情境下，党组织的决定，不就是书记说了算吗？有什么区别呢？

这次看这本书，才恍然大悟：党既是具体的人，也是一种精神原则，更有一个不可分裂的核心。坚持党的领导，同时就意味着，个人权威不能脱离党的权威。

所以坚持党的领导反面是什么？是不听党的话吗？不，在当时那一刻，坚持党的领导的反面是另外一个，叫个人权威领导。

比如，黄埔二期的余洒度是秋收起义时的师长，黄埔三期的苏先骏是团长，也是重要人物，他们反对上井冈山，可以一个人离开队伍，但是想拉走部队，办不到，带不走一兵一卒。

甚至有这样的情况：井冈山时期，红四军主力团第二十八团的二营营长袁崇全因对革命悲观，假传命令拉走部队，但是一旦暴露了他是假传命令，整个部队觉醒后集体返回，他叛逃到国民党地方部队后又被红军捉住处决了。

后来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张国焘以共产党领导人的名义，可以指挥几万人的红四方面军。但是，1938年，当他投向国民党的时候，只能孤身一人逃走。张国焘叛变时蒋介石曾欣喜若狂，并从旧军队兵随将走的观念出发，认为这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要戴笠很好地加以运用，以对共产党军队特别是原四方面军的部队进行拉拢策反。可是到头来费尽力气也拉不出一连、一排、一班，毫无所获。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威力，在这一点上也充分体现出来。

再看看对面的军队：

国民党在大陆为何一直帮派众多、内讧不止，重要原因就在于军队不是靠某个原则，而是靠同乡、师生、亲友这种人际关系来保持内部凝聚力。

蒋介石的侍卫官、外层警卫队以及司机、厨师还都是自己原籍奉化县的人。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又是排长以上非广西人不用。阎锡山的晋军不仅全用山西人，要员还全是本县之人，即所谓“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这就导致，桂系军队和晋绥军的规模一直没有超过20万。

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宴请毛泽东，也让自己的卫士招待延安来的陈龙等警卫人员。入席后，清一色浙江奉化籍的侍卫官们发现毛泽东的三个卫士都不是湘潭人，也非湖南籍，便在席上诧异地问陈龙：“您同毛先生有什么亲故？”陈龙说：“我同毛主席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共产党的警卫人员都来自五湖四海。”

我小时候看电影，打仗的那种，叫“同志”的，就是共产党军队；互相称“弟兄们”的，就是国民党军队。小时候心里还疑惑：叫弟兄们，不是更亲切吗？哎，你看，这种称呼其实呈现的是背后的人际依附关系。而一句“同志”，互相之间就是靠一种抽象的精神原则支撑起来的关系了。小时候觉得“弟兄们”很亲切，现在才知道“同志们”这个词有力量。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是看这本书才理解的。

我中学学现代史的时候，知道三湾改编搞了一个“把支部建在连上”。这件事，历史书上强调得很厉害，毛泽东自己也强调：“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但是为什么厉害，又不甚了了。

在军中实行党代表，或者政委制度，并非中国共产党人的创举，十月革命后苏俄红军就是这样。

在北伐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中普遍建立了党代表制，团一级称为政治指导员。那请问这些政治指导员的工作对象是什么呢？主要是监督军事首长执行党的决定。

后来国民党把政治部改成叫“政训处”，演化到后来，其实就成了古代的“监军”那个角色。你想啊，各级师长、团长，和部下都是人身依附的关系，是大家都认的“大哥”、家长。而师长团长旁边那个神经兮兮盯着他的人，是政训处的，是国民党中央派来盯着大哥的，那形象能好得了吗？说得不好听一点，那就是中国古代的“监军”啊。

而三湾改编之后的“支部建在连上”，意味着什么？

你想一个连多少人？一般来说，一个班10个人，三个班是一个排，三个排是一个连，这是90人。再加上什么炊事班，一个连差不多是100人到120人。

这是什么数？你应该听过这个概念：“邓巴数”。

邓巴数的意思是说：人类智力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人数是150人。150人以下，你可以个个都认识，超过150人，你就不可能全认识了。

所以，支部建在连上，就意味着专职的党务工作者，也就是连指导员可以把工作对象变成每一个具体的士兵。我自己在当大学老师，带学生军训的时候，就当过连指导员。我知道那个工作状态。我可以认得每一个兵，也可以把思想工作做到每一个人。

你看过去的老电影，指导员可以帮战士补衣服、写家信、开导思想。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士兵都被连接进了党的精神原则里面。

那结果你懂的，大规模成建制投降的军队，解放军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而在国民党军队的历史上就很多。

1946年末，华东野战军在莱芜战役中全歼李仙洲部，就花了几个小时。5万多人，21名将官啊。

莱芜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总参谋长陈诚到前方主持检讨会，曾怒骂将领说：“就是送5万只鸡到莱芜去，让共军捉也要捉两天。怎么你们5万多人几个小时就叫人家解决了呢？”一些国民党将领们在会下不服气地说：“陈长官这就不懂了。要知道打了败仗以后，人比鸡还好捉。鸡听不懂话，到处乱跑。人只要一喊，要他缴枪站队，就会老老实实照办。”

我们再梳理一下。回到建军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摆脱了两个当时默认的建军前提：1，在激励上，必须靠军饷；2，在部队凝聚力上必须靠个人权威。三湾改编，把这两个前提全部变掉了。在激励上，靠官兵平等和土地改革；在凝聚力上，靠党的领导。这从这两个起点开始，就打造出了一支完全不同的军队。

走一条难走的路，往往会打开一个全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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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现在我们回头看，发军饷和“打土豪分田地”，好像都是给了经济上的激励，但是有什么不同？

发军饷，有点像现在公司里的薪酬制度；打土豪分田地，是一个整体、长远的利益，激励出来的主人公责任感明显要强。

还有一点，发军饷的军队，会让军队有沉重的利益负担。而土地改革后的参军者，他们可以一身轻松地四处转战，保卫胜利果实。

举个后来的例子。1948年，东北战场。蒋介石是考虑撤退的。

1948年2月，他向东北“剿总”总司令的卫立煌提出，应把沈阳主力撤退到锦州。他想的是，如果美国能参战，那就可以反攻东北，若形势不利就可以撤回关内。

卫立煌却报告说，沈阳20多万军队就有10万随军眷属，如果让部队突围向锦州撤退，军官们不肯抛弃这些眷属而必须携带，那就会如同刘备从新野向长坂坡行军一样，扶老携幼，日行不过十里，一遇攻击就会哭声一片。这样出辽西，只能在途中全军覆没。卫立煌的结论是只能固守沈阳，由关内再调大军来打通锦州与沈阳的交通线，可是蒋介石哪里还有什么大军？

国民党军队的连排军官都有眷属，还有大量细软，撤退时都要带着而不肯丢掉，正是军队腐朽的表现。到了这一步，东北国民党军这个最精锐的战略集团已是攻不能攻，守不能守，连撤都不能撤，只能坐等被全歼。

再比如说，军队的素质问题。

在中国古代，建军模式被概括称为“兵贵愚，将贵智”，就是当兵的要蠢一点，军官要聪明一点。

明代戚继光的戚家军就是如此。戚继光的招兵原则是只收农民，不收城市居民。他订了一条奇特的筛选标准：凡是脸色白皙、眼神轻灵、动作轻快的人一律不招。他只要淳朴可靠的青年农民。清代的曾国藩，招兵的原则也是类似。

蒋介石建军，沿袭了这种方式。他有一句名言：“打仗就是打将”。这是当时主流军队的一种价值排序。比如，孟良崮战役中，张灵甫在兵败之后，给蒋介石写了一封绝笔信，把他的整编74师副师长以下，团长以上的军官的名字列了一遍，请蒋介石对他们的家眷进行照顾，但是士兵就没有提。你看，军官是财富，越高级的军官就越是财富，而士兵并不是。

所以，官兵不平等，这在当时看来，不仅不是什么腐化堕落，什么不民主不人道，反而是通行的正确做法。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件事，共产党军队当时被称为“土八路”，但实际上共产党并不是那么“土”，高层人士大量是留学归国的，这就不用说了。其实，就是底层官兵，在文化水平上也比国民党军队要强。

这是怎么回事呢？按说，当时的兵源，都是普通农民，大多数都是文盲。对，这就是教育的功劳。

从红军开始，共产党就强调对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只有士兵认字，才能接受政治思想教育。所以，共产党对基层官兵的教育非常重视，参军后的重要任务就是扫盲、学知识。行军路上都要看识字板。到了宿营地，往往也要把士兵们组织起来上课。用不了多长时间，很多文盲士兵就能具有基本的读写能力。和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比较起来，虽然军官的学历等硬指标不如国民党，但说到部队的整体文化素质，共产党军队反而占优。

抗战初期，这本书的作者徐焰将军的父亲在八路军三五九旅。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深有感慨地说，那时只要一到宿营地，从连长、排长到下面的战士，都要集合起来上课。不消几年，像一字不识的小鬼，都能记笔记、搞宣传讲话，派出去当干部做起报告都头头是道。

正是因为这个转变，抗日的敌后游击战才有了组织上的基础。小股部队，不仅能够骚扰敌人，还能发动群众，同时能够灵活地隐蔽自己。这就要求一线官兵有很高的文化和政治素养，即使脱离大部队的支持和协作，照样能够完成任务。能指望国民党军队中的那些“愚兵”政策下的士兵去完成这种任务吗？显然不能嘛。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也想打游击战。

1938年，国民党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在会上说，既然八路军能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国军同样也能。白崇禧提议：黄河以北的国军部队一律不许过河，就地开展游击战。这个建议听起来很好，所以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宣布：“二期抗战，以游击战为重点”，调动部队进入日军占领区，准备开展游击战。先后有50万以上的国军部队进入敌后。

为了训练部队打游击战，1939年蒋介石在湖南开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班是有了，老师从哪来呢？当时谁会打游击战呢？当然就是共产党。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邀请叶剑英率领一批八路军教员前来授课。

课上讲了什么呢？其实和我们今天在教科书和电视剧里看到的差不多。游击战的经验不是怎么打，而是怎么组织。共产党这边的老师就说了，要做到官兵平等，同甘共苦。比如八路军总司令和士兵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还要做到军民紧密结合，充分发动和依靠敌后民众的力量，等等。就是我们今天听起来，都很政治正确的那套做法。

但是，当时的国民党军官听了之后都叹气，说自己的部队根本做不到。别说军长、师长，就是连长也不可能做到和士兵生活一样。至于发动民众，更是不会做，也不愿意做。用阎锡山的话来说就是：“民众不发动是个空子，发动起来是个乱子”。果然，后来国军的游击战确实搞不下去。

说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这是因为国民党军官贪图享受，这才做不到官兵平等吧？不是。如果你熟悉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史料，你会发现，国民党军官并不缺那种为民族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慷慨赴死的人多得是。连死都不怕，怎么还会怕吃苦呢？就算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国民党军队也不至于在敌后游击战场颗粒无收啊。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要知道，军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特殊之处就在于内部严格的等级和纪律。“官大一级压死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具有强大的执行力，成千上万的士兵像一个人一样行动。所以，树立军官的权威，是一个有效的手段，甚至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手段。

在当时的西方军队里面，军官的食堂澡堂厕所，和士兵也是要严格分开的。这些生理性活动，大家都在一起，容易损害军官的权威嘛。在战俘营里，军官和士兵也是要分开来看管的，因为一旦军官不在，士兵的组织性也就丧失了，反抗能力也就消失了。

听到这里，你就明白了，当时共产党军队搞的那一套，什么讲究“兵民是胜利之本”，强调官兵平等，发挥基层士兵的革命觉悟和积极性，强调发动群众，反而是不正常的做法。

《解放军为什么能赢》，这本书给我自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启发：一个能解决眼下问题的策略，也许恰恰是一个有害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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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的，用发军饷的方式激励军队，用个人权威领导军队，看起来都是又方便又好用的方式。但是如果不摆脱对这些方式的依赖，后来的共产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

我再举一个书里面提到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共产党当年的地下工作者非常厉害。这不是谍战剧表现的那种厉害，是比谍战剧里表现得还要厉害，那真是现实比小说精彩。

比如中统领导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胡宗南的贴身秘书熊向晖、南京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等等，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国民党的重要情报，往往第一时间就送到了共产党领导人的案头。这仗还怎么打？

怎么做到的呢？

地下工作的特点是危险性极高。这种环境通常会让情报机构“为达目标不择手段”。只要能够消灭对方、取得情报，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你看，从反抗清政府的革命党人、到反抗袁世凯的国民党人、再到国民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都是“为达目标不择手段”。暗杀、绑架、色诱、收买等等，无所不用。汪精卫暗杀摄政王、宋教仁被刺身亡、蒋介石暗杀陶成章等等。例子很多。

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在这方面，共产党是个例外。共产党从来不用暗杀这样的手段。对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高官要人，包括国民党特务头子，共产党从未策划实施过暗杀。这并不是因为没有机会，而是共产党内部对此有着明确的禁令。

听到这里，有听众肯定会说，不对，共产党明明搞过暗杀。周恩来不就亲自领导了著名的“特科”吗？

“特科”全称是中央特别行动科，成立于1927年，周恩来亲自创办和领导。特科确实搞过暗杀，但此暗杀和彼暗杀，大不相同。特科暗杀的，不是敌方领导人，而是本方的叛变人员，是为了减少进一步的损失。

创办特科时，周恩来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后来，周恩来又进一步规定了几条禁令：一、不许搞绑票一类活动；二、即使对叛徒，也不是诛杀殆尽，那些背离革命却不至于造成多少危害的人，就不要打；三是不许搞暗杀活动。

周恩来创办特科时的这些严格规定，后来成为共产党情报机构、地下组织一直坚持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共产党在情报战上战胜国民党的绝招——对内部有很高的自我要求和严格约束，绝不能“为达目标不择手段”。

为什么明明有效的方法，却不用呢？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手段是双刃剑，如果以此对敌斗争，当然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是反过来，也会严重腐蚀本方人员，导致组织的涣散和堕落。中共当时本来就力量弱小，如果内部再涣散堕落，很快就会被消灭。

如果乐于用金钱、美色等手段发展组织、收买情报，本方的情报人员也会习惯于声色犬马的生活，渐渐腐化堕落。在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下，这就给敌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中共在这方面有过惨痛的教训。初期由于没有经验，对内部人员管理松懈。比如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随意支取党内经费，追求享乐奢华，生活腐化，一旦被捕为求活命立刻叛变，给党组织造成了很大破坏。

现在有一些表现中共地下斗争的影视剧，镜头里尽是灯红酒绿，中共地下党员长得都很好看，出入于歌舞厅、酒吧、宾馆等高级场所。这与真实的历史大相径庭。

首先，当年共产党经费紧张，根本不可能维持供养地下工作人员如此豪华的生活。其次，周恩来在1928年就规定，地下人员的工作准则是“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也就是地下人员的着装和日常行动都要和社会上普通群众相近，绝不能过于引人注目。“最不像间谍的人，才是好间谍”。

因为内部的严格管理和自我的高要求，共产党地下组织发展关系，坚持以政治觉悟为基础，绝不使用旧式会党那样依靠哥们儿义气、男女情爱之类的手段。

以政治觉悟为基础，当时可能效果慢，开展难，但持之以恒，却能真正激励人心，感召大量的敌方人员。在这方面，共产党这个“穷党”，做到了很多国家和国民党特务组织用大量金钱也做不到的成绩。

其实，这个道理，直到今天也适用。

比如我们得到，得到所有的数据不造假。现在正在看直播的用户，我不知道现在多少人在看，是多少人就多少人。罗胖出来讲，观众有8000人，8000就8000，2000就2000，500就500。你要看其他的直播平台，老板一出现，立即800万人看，加两个零算少的，又不费劲，敲俩零上去嘛，有用吗？当然有用，是能解决当下问题的。

但为什么得到不这么做？因为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同事肯定不愿意跟一个骗子一起工作，就这么简单。我丢掉了一些用户，这当然是一个损失，但我丢掉一个长期结伴战斗的战友，损失更大，这账我总算得明白。

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数据造假，这当然有利于短期的竞争，但是所有的内部员工都知道这家公司的老板没有诚信，没有底线，那这家公司还会有未来吗？你看，做一件事，和它的外部影响比起来，内部影响往往更为致命。

所有的工具都有两个方面的作用，对外，达成目标，对内，塑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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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工具，即使非常好用，但如果对内会产生消极作用，就是万万不能适用的工具。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从这本书里学到的东西，那可能就是这句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这句话，是毛泽东对解放军战术精髓的概括。

人民解放军指导作战的基本精神就是，在对敌斗争中，你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广大军民；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

现在很多公司，你要流量，我也要流量；你做线下，我也做线下；你搞价格战，我也搞价格战。打得是很热闹，也许会有胜负，这种打法都叫“你打你的，我跟你一起打你的”。但是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所以同样是在一个战场上，同样是对垒，双方的目标不一样，你有你的目标，我有我的目标，你有你的方法，我有我的方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是创新？我觉得这八个字是非常精彩的诠释。

一本日本的《步兵操典》统治了中国旧军界30年。曾是国民党军中抗战名将的傅作义同日军交锋后，一个最深感受即是，自己部队迎敌的几乎每一反应都在日军的估算之内，因为过去所学的军事操典全来自于日本。试想，在这种装备不如日军，官兵军事素质不如日军，战术再完全照抄日敌的情况下，徒弟岂有不输给师傅之理？

想做成任何一件创新的事，不是因为这件事本身是新的，而是因为我们重新定义了挑战，重新定义了解决方案。

你为你的目标，我为我的目标。你有你的方法，我有我的方法。你有你的优势，我有我的优势。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好，这就是今天的启发俱乐部。

下周三晚8点，我们还是在华贸北广场的得到北京学习中心。下周的启发，就不是来自于书了，而是来自于一个大活人，峰瑞资本的李丰老师，我会把他请到现场，请他为我们讲讲国产电动车的格局，并要借此话题谈谈中国品牌的全球化前景。我会现场主持，也会现场聊聊他给我带来的启发。

所以你看出来了，《启发俱乐部》是什么？从第一期我就强调，它不是我一个人的讲堂，《启发俱乐部》的志向，不是要看别人怎么打，而是“我打我的”。我们的打法就是，假设全中国是一所大学，《启发俱乐部》要立志成为这个大学里最好的讲座品牌。下周我们就试试，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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