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7期 | 什么是“躬身入局”？

启发俱乐部，每周有进步。你好，我是罗胖罗振宇。

本来今天，我应该出现在武汉。有600多名观众买了启发俱乐部的现场票。但是现在这拨儿疫情又开始起来，咱们再做线下大规模的活动，不太合适。所以，这一期，我们只好就改在了华贸北广场的得到北京学习中心举行。现场只有我们的几位同事。

武汉的朋友，我的身份证的开头号是420，对，我的大学在武汉，我的18岁青春在武汉，所以，永远不要怀疑我的爱武汉的心，咱们以后一定想办法补上。

前面几周的启发俱乐部，我都是为了请嘉宾，但是，憋久了，我自己也有话要讲，所以，这一期，我自己来讲。

前不久看了一本书——《二战大牌局》，王鼎杰老师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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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给了我一个不小的刺激。

一本真正的好书，不是给知识和回答问题，而是提出了一个我们以前没有意识到是个问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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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问题呢？法国人为什么要建“马奇诺防线”？

法国最后一次特别长脸，还要追溯到200年多年前的拿破仑。然后就是一路下滑。滑铁卢，拿破仑大败；普法战争中的色当战役，拿破仑三世大败，导致德意志帝国崛起，当时不是有句话吗？叫“欧洲少了一个女管家（法国），来了一个男主人（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是惨胜，那真是打得赤地千里。

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好歹还守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更惨。

1940年5月10号西线开打，到6月14日，德军就占领了巴黎，一个月左右时间，法国就投降了。

至于原因，过去这80年，各种分析都有。有说法国人不会用坦克的，有说法国人士气出了问题的。其中最著名，就是“马奇诺防线”，这简直就是笑柄。

马奇诺防线是修筑在德国和法国的边境线上的。全长四百多公里，耗资约50亿法郎，号称世界最强的军事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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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德国人会从这里打吗？明知道这里有难啃的骨头，他们也不傻啊。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人就是从北边比利时绕过来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路线不太一样，是从阿登森林突破的，但是方向是一致的，都是从法国北边过来的。

法国人缺心眼吗？我小学一年级上学的第一天就懂得了这个道理。那天我刚上学，课间就开始淘气，我把教室的门死死抵住，不让同学进来。结果人家推门从后面进来了。那年我五岁半。我此前没有见过一个房间居然有两扇门。

我五岁就懂的道理，那么伟大的法兰西民族居然就不懂？

你看，这就是问题。抽离开来，我们当然知道，不要低估一个民族的智慧，但是具体到历史上的很多事件，我们都是草率地得出“谁谁谁傻叉”这个结论就结束了。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二战大牌局》这本书里，王鼎杰老师给了一个简略的解释：

我们得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国人的处境去思考他们应该怎么做。当时，法国的政治精英反思一战，有几个基本判断：1.要结盟英国；2.要在国境外战斗；3.要打防御战。

第一，未来战争仍要竭力避免与德国进行单打独斗的对决，而要竭力形成多强合击德国的联盟战争态势。尤其要注重与英国的结盟。要知道，一战后的法国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担心。不管德国怎么被摁在地上摩擦，法国精英心里是知道的，两个国家在实力上有巨大差距。

看人口数字就知道了。一战前，法国4000万人口，德国6500万人口。二战前呢？法国还是4000万人口，德国呢？7000万人口。

这个差距是怎么拉开的呢？你要算两笔账：1，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和德国死的人差不多。但是总数法国本来就少，所以，从比例上说，法国的人口损失比德国要大。2，更重要的是：打仗死人主要死男人，而且就是青壮年适合生育的男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人口的性别比例倒挂非常严重，男人只占人口的45%。而且因为是战区，还有大量根本结不了婚，负担不了家庭的伤残男人。人口差距，对于那个时代的国家来说，就是战争潜力的差距。你是法国精英，你说怕不怕？

所以，如果未来要和德国打仗，无论如何要把英国拉进来。

第二，未来战争破坏力更大，要竭力在国境线外展开战场，尤其要竭力避免在东北工业区附近的战斗。

第三，未来战争仍是一场防御占优的战争，故而要竭力发挥防御优势。

但是你发现没有？这第二、第三条是矛盾的。你要打攻势作战，才有可能在国境外摆开战场。

再来看第一条，也非常非常困难。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也打残了。你要是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知道，面对机枪的大量冲锋，英国的贵族阶层死伤惨重。那真是京剧《杨家将》里唱的那样，“哪一阵不伤我杨家将，哪一阵不死我父子兵”。一战之后，英国的普遍情绪就是厌战。

所以你看，当时法国面对的就是这么个局面，你要是当时的法国执政者，你难不难？

但是，马奇诺防线，谨此一招，把这三个问题同时兼顾，都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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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马奇诺防线，固若金汤地就在这里，这不是为了让德国人从这里打不过来啊，这是为了让德国人不从这里打啊。

好，那战端一启，德国人该怎么办呢？还是得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路嘛，要从北边的比利时过来。

所以，法军在法德边境斥巨资修筑防线的同时，又组建了用于法比边境地区作战的精锐野战兵团（第一集团军和第七集团军）。一旦德军越过德比边境，该野战集群就会和英国远征军一起迅速出动，进入比利时境内，沿戴尔河一线抢占有利地形，形成坚固防线。这样一来，比利时就会一分为二，沦为下次大战的主战场。

所以，比利时不仅是预设战场，甚至可以说就是诱饵。

第二，如果德国人从比利时过来，英国人就肯定被拉下水。这是威胁到了大英帝国的生存底线。

第三，那如果德国从比利时和马奇诺中间的那块地方，也就是阿登山区过来呢？事实上德国后来就是这么干的。法国人没有想到吗？

国运之战，怎么会没有想到？

在法军高层眼中，这个地区与其说是一个缺陷，不如说是一个精心挖掘的陷阱。

首先，从大兵团运动的角度看，当时的内燃机机动只能在战役和战术层面发挥作用，战略机动仍依赖铁路体系。阿登山区远离铁路枢纽，又崎岖难行，极其不利于大兵团进出。

其次，就算德军通过奇袭，在战争初期突然集中装甲部队越过阿登山区，接着又会撞上默兹河天险。法军在此早已深沟高垒以待之。而德军的重炮、辎重、步兵单位却很难及时跟上。这就意味着，德军在默兹河前将出现一个五到六天的停顿。这个时间，足够英法联军从西、北、南三个方向调集援军，对德军进行一次毁灭性反击。这个空隙，可以看做是一个绞肉机。德军一旦钻进来，就将面向大河，背靠死地，进则被盟军半渡而击，退则自我瓦解。所以，法国的军官甚至盼望着愚蠢的德军在这里发起主攻。

当然，后来事情的发展，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德国人真的就从这里走了，但是没有在默兹河被拦住，而是强渡了默兹河，然后一刀把法国劈成了两半。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一方面是英国被迫搞了敦刻尔克大撤退。一方面是法国投降。

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我们可以说法国人这不好那不对，但是我们唯独不能说法国人修筑马奇诺防线是一件愚蠢的事。

因为什么是战略？战略就是扩大自己的选择弹性，缩小对方的行动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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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马奇诺防线是做到了这一条的。德国的选择被压缩了，法国的腾挪空间变大了。

你可以再站在德国这边想一想。因为有了马奇诺防线，他们只能从北边打。但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这么打的呀，就是所谓的“施里芬计划”嘛。那是德国酝酿了几十年，纸上作业了无数遍的计划呀。但是怎么样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还是输了吗？不还是陷入了法国北部的极端窘困的堑壕战吗？

人就是这样。历史上输过一次，逼得他再用一模一样的方法，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再走一遍老路，20几年前的阴影就挥之不去。对德国的战略决心会有重大影响。事实上也是这样。希特勒要在西线大战，德国当时的军官普遍是不认同的。

这个逻辑如果再扩展下去，德国崛起既然不可阻挡，那么也许因为马奇诺防线的存在，调转枪口向东，干脆去打苏联呢？“祸水东引”呢？实际上，如果你了解那段历史，这个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

当然，我们今天这期“启发俱乐部”不是要讲这么一桩陈年旧事。是读到这则材料，突然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我前年的跨年演讲中提到了一个词：躬身入局。这个词迅速走红，很多人都在说。但是到底什么才是“躬身入局”？

简单理解就是脚踏实地地干活，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行动，而不是站在旁边当评论家。

但是，读到这段材料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原来躬身入局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以当事人的视角来理解他的选择，我们会看到更深一层的真相。但是很可惜，做到这一点其实很难。

请注意，刚才我讲的这段二战历史，好像是需要更多的历史知识才能理解，其实不然，很多事实就在那里，我们只是缺乏“躬身入局”的视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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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想当年，刘邦和项羽大战的时候，有一次，项羽将刘邦的父亲五花大绑于一块大木板上，下置腾腾烧热的油锅，对着刘邦喊到：“速速投降，否则即刻烹食太公。”刘邦若无其事地回答：“你我曾是结拜兄弟，我的父亲也是你的父亲，若真要煮来吃，也请分我一杯羹。”项羽大怒 ，准备烹食。一旁的项伯出面劝阻说：“将军这样做是没有用的，刘邦志在天下，绝不会顾及自己的家人的。”

这个故事见于《史记·项羽本纪》，很有名。后世把这一条当成刘邦是个流氓的明证。

那是这样吗？我们也可以用“躬身入局”的视角再来看看。

1.可以投降吗？不可以，因为投降也不见得能活。以项羽的脾气。

2.可以痛哭流涕吗？显得很悲伤吗？不行。因为悲伤，证明这一招有用。如果你一边悲伤，一边不投降，那太公的命肯定就没了。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一招对你有用。那项羽即使只为了激励自己这边的士气，也会这么干。因为你在乎嘛。但是刘邦显得不在乎，项羽要杀太公就太没意思了。就这么个老头，人家都不要了，你这么大个英雄项羽，还非要杀他，这是干啥呢？事实上，后来刘太公这条命捡回来，就是因为后来项伯讲了一句话：“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打天下的人，不会顾及家庭的，你杀他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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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再换一个角度，站在刘邦身边的人会怎么看这件事？你刘邦是我们大哥啊。你老爹被绑在这里，你要当孝子，我们能理解。但是，如果绑在这里要下油锅的，是我老爹呢？你也会投降吗？不会吧？哦，你的爹是爹，我的爹就是块肉？所以，哪怕刘邦流露一点点的犹豫，旁边的人都会想，这个老大靠不太住。而现在，刘邦哈哈一笑，说你给我也来一碗，大家彻底放心了。这个老大，为了组织利益，什么都不会管的，跟着他，没错。至少他不会为了自己的私人情感做出损害组织利益的事情。

所以，你看，只要你用“躬身入局”的角度，站在刘邦的立场想问题，你不仅不会觉得这个家伙私德有亏，而是会佩服他：这个家伙脑子反应真快。

你看，一旦“躬身入局”，我们就好像推开了一扇新的门，进入了另外一个逻辑世界。

那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我们原来的视角就没有价值了吗？对刘邦私德有亏的判断错了吗？

我扪心自问，如果把我爹绑在那里，我是受不了的。不仅我，千秋万代，说下大天来，刘邦不管自己的爹，还要喝肉汤这个事，他也不可能成为道德典范。

你看，有趣了的事情发生了：两个视角得出的结论相反，但是又同时有合理性。我们想起了什么？对，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那句话：菲茨杰拉德说的，“如果一个人能同时保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还能正常行事，这是第一等智慧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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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理解这句话，更多的是说，一个人下判断要谨慎，要兼听则明，要悬置判断，但是，最近我有了深一层的理解，不是模棱两可，而是说，我们要允许自己切换身份来判断事情。

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不是两种观念，而是两种身份。一种局外人的冷静身份，一种躬身入局的当事人身份。

正好最近看到刘润老师的新作：《底层逻辑》。里面就有一个有趣的提法。

一位悍匪经过周密的计划，绑架了首富的儿子。最终，首富以数亿元赎回了儿子。整个过程惊心动魄、跌宕起伏，不输一部警匪大片。其中，一段首富和绑匪的对话却令人深思。

绑匪问首富：“你为什么这么冷静？”

首富回答：“因为这次是我错了。我们在当地知名度这么高，但是一点儿防备都没有，比如我去打球，早上5点多自己开车出门，在路上，几部车就可以把我围下来，而我竟然一点防备都没有，我要仔细检讨一下。”

什么？首富说自己错了！为什么？明明是绑匪违反了法律，绑架了他的儿子。

从法律上来说，肯定是绑匪错了，所以绑匪要为他的行为坐牢，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我们站在首富的角度看，也许这种事情通过加强安保等措施是可以避免的，他却因为没有做，导致儿子被绑架，最终花了数亿元赎回儿子。还好最终破财消灾了，如果被撕票，那损失就更大了。到那时，即使用法律手段制裁了绑匪，又有什么用？损失已经发生，且无法挽回。所以，首富这时说他错了，是他真觉得自己错了，不是客气。

首富的这种处事方法，在心理学领域，可由一个重要概念来解释，叫课题分离。“课题分离”理论由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提出，原意指要解决人际关系的烦恼，就要区分什么是你的课题，什么是我的课题。绑架索要赎金，是绑匪的课题，而因绑架遭受损失，是首富的课题。

比如，有人在地铁里踩了我一脚，谁的错？我的错。

明明是他踩了我，为什么是我的错呢？难道我不应该要求他道歉吗？我可以要求他道歉，但是，道歉有什么用？而且，我要求他道歉，不需要花时间吗？他耍无赖和我吵起来，不是更需要花时间吗？我的时间难道没地方花了吗？对方还可能反咬一口：“你怎么把脚乱放啊？！”

那怎么办？我要说“我的错，我的错”，然后心平气和地走到旁边。这是因为，我的时间比他的值钱，浪费同样的时间，我的损失大——“谁的损失大，就是谁的错”。

一个人心中，应该有三种“对错观”：①法学家的对错观；②经济学家的对错观；③商人的对错观。

举个例子：坏人A诱骗好人B进入C的没有锁门的工地，B失足摔死了。请问，这是谁的错？

法学家的对错观：法学家可能会说：“这当然是A的错，这就是蓄意谋杀，还有什么好讨论的！”

是的，如果证据确凿，在法学家眼中，这就是A的错。清晰吧？

但是，你发现没有，法学家让社会有了正义。大快人心。但是，他没有办法让这种事情不再发生。

那谁可以？经济学家的对错观可以。

经济学家会这样想问题：是那个工地的主人的错。

也许有人会说：“啊？为什么啊？这个工地主人也太冤了吧？”

经济学家是这样考虑的：整个社会为避免B被A诱骗进入C的工地要付出的成本，比C把工地的门锁上的成本高得多，虽然惩罚C会让其觉得冤，但是以后所有工地的拥有者就都会把门锁上了，于是这样的事情会大量减少。

经济学家是从“社会总成本”的角度来判断一件事的对错在谁。虽然有时这样的判断看上去不合理，但会比从“纯粹的道义”的角度更有“效果”。

薛兆丰老师的《经济学课》里也举了一个例子：火车开过农民的农田。火车碰撞出来火星，点燃了农民的草堆，引发了大火，谁的错？答案是农民的错。道理很简单：从全社会的总成本的角度来看，农民挪一挪自己的草堆的成本远远低于火车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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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是一个商人来思考这个问题：

不管是A的错还是C的错，B都死了；不管让谁承担责任，B都无法起死回生——从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B只能怪自己。

也许B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会想：“这是我的错，我不该蠢到被A诱骗至此。”

再看一个例子。一个人走在人行横道上时，一辆卡车冲他疾驰而来，所有人都大声呼喊，叫他让开，他却淡定地说：“他不能撞我。他撞我是违反交通法规的，他负全责。我就不让。”最后，这个行人被卡车撞死了。

这是谁的错，卡车司机的错？当然。但是，这样的判断无法救回行人的命。

行人那时应该这样想：不让，就是我错，因为不让开我就会死。

对于第一个例子，法学家认为A错，经济学家认为C错，商人认为B错，这就是三种“对错观”。

如果你是评论家，可以选择法学家的立场；如果你是政策制定者，可以选择经济学家的立场；如果将要失足摔死的就是你自己，我建议你选择商人的立场——“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因为“我的损失最大”。

总之，谁的损失大，就是谁的错。

所以你看，菲茨杰拉德的那句话，是不是就可以有新的理解了。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是我们在不同的身份里，我们要有不同的对错观。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人的处境的复杂性，我们时而要维护道德正义和规则，时而要掌控大局分配资源，时而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必须让自己的头脑里同时奔跑着不同的对错。

我们佩服刘邦，同时不给他点赞。没毛病。

所以最近我读了这些乱七八糟的材料，脑子里突然就把一件事情想清楚了，什么叫躬身入局？躬身入局不是体谅他人，也不是面对自己的困难、不搭理别人的困难，其实这个话你往纵深去想，它有很多可以咀嚼的空间。

一个真正有人生智慧的人，是应该脑子里有好多小人、好多身份，非常之复杂。然后你能根据当下的处境去判断，调用哪一种身份去对这件事情做出答案，去表达此刻的立场和观点。有一些岁数大的人会经常跟你说，这个事你们年轻人不理解，它太复杂。请问他是在当搅屎棍吗？是在和稀泥吗？不，只是因为他脑子里的角色比较多，而他一时半会跟你说不清。

人类这个物种很有意思，其实十几岁的时候，只要你受过教育，世界上的道理都懂。你跟50多岁的人的区别在哪儿呢？我的经验是这样的，就是你看问题的，不是视角，是你看问题的身份没有他多，这是我最近得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启发。

好，那下一个问题又来了，我们可以挑选各种各样的角色，入各种各样的局，那入什么样的局是最好的？

最近我看到了德鲁克的一句话，刚开始觉得有点奇谈怪论：“成果的取得靠挖掘机会，而不是靠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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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机会，没有人反对，但是不解决问题怎么行呢？尤其是我们这些做事的人，天天不都在解决问题吗？好像说来说去，德鲁克不过是在“抬头看路”和“低头拉车”之间，更加强调抬头看路而已。这个观点也没有什么稀奇。

但是，紧接着我又看到了德鲁克的一句话：“创造未来的行为就发生在今天。没有明天的目标，那今天的行动多半是重复昨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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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明白了：一个有创造力的人的本质是：活在自己构想的未来里。

为什么德鲁克让我们不要去解决问题？因为问题是过去留下的。你要去解决问题，你就是活在过去，就是看不到未来，因此就不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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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道理听起来古怪，其实，举几个例子就不难懂了。

我们先拿一家公司来说，一家好公司，是因为你把看见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变好的吗？不是吧？问题是解决不完的。所有的程序员都懂这个道理，BUG是补不完的，细节是完善不尽的。

有一句话说得好：好管理是一家坏公司的结果。

当然，这不是说这家公司真的管理得好。而是说，看起来井井有条的公司，是因为把老问题解决得太多了，以至于它没有精力和意愿去为自己定义新问题。这样的公司当然就是活在过去的。

比如我们公司是互联网公司，想学互联网运营，我有一阵到处翻各种各样互联网运营的书，到处听各种各样互联网运营的课，花了好多钱，好多时间。问题是它能解决我问题吗？如果我带着一个心思说，这个老师水平高，这个公司是一个大厂，所以它的互联网运营一定能解决我问题，那是我自己糊涂。

“得到App的线上运营该怎么干？”这个问题不是用来被解决的，这个问题搁在我心里，它是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我在解决的过程中，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干法，我自己获得了各种各样的知识资源，我在这个过程中滚动，让这个问题本身往前演化，这才是我听课、去看书的原因。你怎么可能指望我在底下坐两个小时，让老师给我讲得明明白白？从此我就知道什么叫互联网运营了——老师自己也不行。

说到这儿各位是不是更能深刻理解德鲁克那句话，你不要去解决问题，而是要推动眼前的难题往机会发掘，就是未来目标那个方向去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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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

用解决问题的思维想问题，往往就被称为直男思维。一个傻直男去追求女神，往往脑子里想的就是，我们做到了什么，你会跟我在一起？是999朵玫瑰还是一张房产证？

你看，他在解决问题，而不是在找机会。

还有两口子吵架，直男思维永远是希望把问题定义清楚，然后解决掉。“我错了行了吧？”“多喝热水”。这是两句典型的解决问题的思维。

实际上呢？实际上重点不在于解决问题，而是在于你和对方一起去探索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那区别在哪里？就在于我们是生活在过去的问题里，还是生活在未来的构想里？我们是生活在抽离出来的事儿里面，还是生活在为人服务的过程里？

最近沈祖芸老师在得到App做了一门课，叫《组织变革20讲》，其中就提到了一个有趣的效应：“为人服务，服务得越好，需求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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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啊，我们调用朴素的生活尝试就知道了。比如一个男人讨老婆高兴，这个事怎么会有尽头呢？老婆越高兴，事儿越多啊。比如，我们为得到用户服务，怎么会有把问题解决的那一天呢？一定是我们服务得好，用户对我们的期待越大啊。

现在你理解微信的张小龙说的那句话了吧？为什么微信这个产品追求的境界，是用户不要在这里停留过长的时间？用完即走。因为我为你服务得越好，你对我的依赖越大，你的需求就越多。

还记的雷锋说的那句话吗？“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德鲁克说，“成果的取得靠挖掘机会，而不是靠解决问题。”他的意思不是说，解决问题不重要，而是说，我们要永远生存在未来的机会生成的过程中，而不是试图把问题解决掉。真问题，是永远解决不掉的。

世界和平，是真问题，但是永远解决不掉的；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真问题，但是永远解决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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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说完，大家可能会觉得，你这场启发俱乐部怎么说乱了？前面说的是躬身入局入什么局，选择一个什么视角、什么样的身份，现在又突然陷到德鲁克这个话题里面，这两个话题之间有什么关联？

很简单，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世界上最难也最该选择的一个观察事情的视角或者说身份，三个字——未来者、你得站在未来的视角上，那个还没有发生的时间点上反过来看自己的现在，这是一个最有价值、也是最难的视角。

回到刚才那个问题，“躬身入局，入什么局？”答案是：入未来之局。用事后的眼光来看待当前的自我处境。

听起来好像也很简单，不就是说一个人要有长远眼光吗？

其实很难的。长远眼光这件事情比我们想象的都要难。

最近我好几次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很喜欢抖音上的一个号，叫@侯哥不务空。

有一次，我听他讲到他的一位朋友，做事情总是喜欢卡点儿。他坐火车的时候呢，每次都要等到检票口都没人了，才慢悠悠地朝闸机走去，他坐飞机的时候总是在值机广播的催促声中才拖着箱子款款走来。而这位侯哥呢，每次都会提前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到火车站或者机场，她总笑话我，说我太过于谨慎，去那么早浪费时间。

那么我要请问，到底哪个对？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笔账的算法。

第一笔账，你站在现在看未来。那你当然就觉得，提前去，浪费时间。

第二笔账，你站在未来看现在。你知道，误机是一件损失很大的事。所以必须打出时间的冗余量。

但问题是，提前去，不是浪费时间吗？这是你看向未来的看法。如果从后往前看，怎么会浪费时间呢？你磨蹭着不去，你的时间就被利用了吗？提前去，该刷手机刷手机，该看书看书，该发呆发呆。

人在什么场合，和浪不浪费时间，没有一毛钱关系。

我自己就是这样，在机场干活写东西，效率还特别高。我为什么一定要待在家里和办公室里呢？

如果这个还不说明问题。你可以再想想公司里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多干一点活儿就觉得亏了，因为工资待遇奖金都一样。学校里是不是有这样的学生，多考5分，就觉得亏了，因为60分万岁，一样拿毕业证。

这就是从现在往未来看的视角。如果从未来往现在看呢？多干活、多学习，当然会有助于我们拿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然后一路再往前走。

这个事情不用纠结，集中自己的所有资源，拿下自己一定要拿下的目标，是最好的方式。

就像一个打仗的将军，为了胜利，一定是把能用的力量全部押上去。而不会想，我多派一个人上去，万一多了呢？岂不是亏了？

你看，就是因为打仗的将军心里有一个清晰的未来，所以，他才不在乎现在的冗余付出。《中庸》里面有句话说得好：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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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视角有多重要？

我记得有人写过这么一个段子，说你就想象自己现在99了，身体各种脏器都衰竭了，你处在那一刻，回顾这一生，你心里会怎么想？你难免会冒出一个念头：我要是能够回到50年前、60年前，我要不虚度那么多生命就好了，我回到60年前肯定好好工作，肯定好好学习，肯定好好做人，肯定抓住一切机会对我爸爸妈妈好、对我老婆好、对我丈夫好、对我孩子好。

现在睁眼，就现在，你穿越回来了，你该怎么做？未来之眼是多么的值钱，我们自己脑子里稍微做一个思想实验就能知道。

拥有一个未来视角，摆脱解决问题的视角，会帮到我们看到更多的人生真相。

还是这位侯哥，有一次他分析史蒂芬·柯维，就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的作者讲的一段话。

有人问柯维：如果我不爱我的老婆了，该怎么办？柯维说，那你就爱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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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说，老师，你没听明白，我问的是我不爱我的老婆了，我该怎么办？科菲说，不是我没听明白，而是你没听明白，我是说，如果你不爱他了，那你就去爱他吧。

史蒂芬柯维不是情感专家，他是个哲学家，他这个答案呢，话是废话，理是真理。

为什么这么说呢？举个更简单的例子，比如你问我这样一个问题，说如何避免开会迟到，然后我跟你讲啊，应该提前出门规划好路线，甚至头天晚上不要睡太晚，要定好闹钟是不是挺有道理，但是没用的，开会迟到，是因为你不重视这个会议，你从潜意识里面抗拒这个会议。所以在行动上，整体上呈现出来了，允许自己迟到的行为模式，最终呼唤出来了迟到的结果，我即使给你100种方法，让你避免迟到，你都能遇到101种意外来帮你实现迟到的结果。

如果你是去和一个你最心爱的姑娘约会，你说你会迟到吗？如果是去彩票中心去领你中了500万大奖，你会问我怎么样才能不迟到吗？你不会的，所以你既然问出了怎样避免迟到的问题，那你就是从内心里已经默认了，我能接受迟到这个信念。

回到那个爱不爱的问题，那位听众说，啊，我不爱我的老婆了，这个不爱是一顶冠冕堂皇的帽子，里面装的是审美疲劳，家庭琐事上的无能，夫妻沟通模式的问题等等，他丧失了维护家庭和婚姻的信念和责任感，用一个不爱了来给自己做了一个完美的无罪辩护，把问题抛给了老师，当老师没有上他这个当，而是把问题给他抛了回来，没有人能够让你重新爱上你的老婆，除了你自己，如果你发现你不爱你的老婆了，那你就去爱他，这是个信念问题，不是方法问题。而信念是不可能从外部植入的你，如果是一个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人，你应该去严肃地思考婚姻在你人生当中的意义。

所以，很多问题不用去解决，而要跳跃到未来去看。

有人问，如果我学习学不进去该怎么办？答，那就学。

有人问，如果我背英语单词背不下去怎么办？答，那就背。

有人问，如果工作不开心怎么办？答，那就开心点。

如果有人问，我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该怎么做？答，现在就去做。

你看，没有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问题，只有你没有去未来的那个终点的问题。

最近我还看了一本书：阿兰·德波顿的《艺术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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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一下子就吸引了我。因为它在第一页，就夸下海口，要解决一个问题：艺术有什么用处？

艺术能有什么用处呢？这么问好像就唐突了艺术。那么多艺术家都爱喊，无用之用，都爱说，为了艺术而艺术。艺术本身就是目的。

你要是勉强说了几句什么陶冶情操之类的话，反而显得好low。

阿兰德波顿的回答是这样的：要把艺术视为工具。

如同其他工具，艺术也能够扩展上天赋予我们的能力。艺术弥补了我们与生俱来的部分弱点，只不过这弱点是心智上的而不是肉体上的，我们可以将这些弱点称为心理上的缺陷。

本书要提出这项论点：艺术（包括设计、建筑与工艺方面的作品）是一种具有疗愈性的媒介，能够协助引导、规诫以及抚慰艺术品的欣赏者，促使他们成为更好的人。

工具是身体的延伸，可让我们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且由于我们身体构造上的不足，工具因此成为必备的要素。我们需要切割，却缺乏这样的能力，所以必须用刀子满足这样的需求。

我们需要携带水，却缺乏这样的能力，所以必须以瓶子满足这样的需求。

为了发现艺术的目的，我们必须要问：有哪些事情是我们的心智与情感需要做却又做不到的？有哪些心理缺陷是艺术可以提供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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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指出了七项缺陷，因此为艺术提出了七项功能。艺术当然还有其他功能，但这七项显然最具说服力，也最为常见：记忆、希望、哀愁、重获平衡、自我认识、成长、欣赏。

你看，这又是一个站在未来的视角，然后倒过来看问题。

正如尼采说的一句话：我们都是未完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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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今天这场启发俱乐部我们讲的话题，什么是躬身入局？我无非想说三句话：

1.站在他人的处境，我们会拥有一个全新的视角。

2.允许不同视角在自己体内共存，是因为我们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3.最好的角色，是生活在现实中，但站在未来看自己。

谢谢，这就是今天的启发俱乐部。下一场，我们还是在北京得到学习中心，我将会邀请张笑宇老师来首发他的新书，《商贸与文明》，这是今年我读到的，最有野心的、最有想象力的社会科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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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三晚8点，启发俱乐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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