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69期 | 艰难的塑造

策划人：段文强

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罗辑思维。

今天，我们继续说施展老师的《枢纽》这本书。

昨天我们说到，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清政府实际上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正是清政府在《清帝逊位诏书》中明确地表示，把整个大清帝国全部交付给中华民国，中国才能完成从“古典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完整过度，而没有像其他“古典帝国”那样四分五裂。这事儿，我们今天好像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但回到当时的具体情景下，这一跃真的是非常惊险。

但是，问题又来了。即便中华民国继承了《清帝逊位诏书》的法统，也仅仅是在法理上杜绝了内部分裂的正当性，在情感和观念，还有政治现实上，中国仍然缺乏进一步的认同，如果这个时候，有外部势力介入，中国仍然有分裂的可能。你不要觉得这是杞人忧天，肢解中国这件事，在当时，还真有人干过，不是别人，就是日本。

上个世纪的日本侵华战争，一般我们对这场战争理解，就是日本想通过军事手段征服中国。但实际上，日本的战略比这个要复杂得多，两个大国博弈，各个维度的手段都是要用的。比如，利用民族主义。

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并没有直接宣称这就是日本的领土，而是把溥仪骗过去，弄了个“伪满洲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发动战争，就是想逼民国政府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这个我们以前节目也讲过。

请注意，“满洲国”这个词，在我们今天的语境里，它就是中国东北，没啥别的意思。但是在那个时代，它还有民族主义的色彩。汉、满、蒙、回、藏，满族是一个单独的民族。日本一直强调“伪满洲国”独立，是要讲民族自决。这虽然是个歪理，但是放在日本的战略中，那是可以延伸放大的一套理论。往长远一想，就知道日本的意图了。

当时的日本人，还创造了一个词，叫“泛阿尔泰语系”。这本来是个语言学上的概念，但是放在政治里一看，就非常阴险了。“阿尔泰语系”是指蒙古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满族语这些语言。中国北边这一圈边疆，都是阿尔泰语系。那啥叫“泛阿尔泰语系”，这就是日本人的发明了。他们说，日语也是阿尔泰语系的。日语跟阿尔泰语系，确实有些语法上的结构相似，但是基本没有同源的词汇。所以，这个结论在语言学上非常牵强。

日本人发明这个概念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我们日本人和你们满族人、蒙古人、新疆人才是一家人。而他们汉人，他们讲的汉语属于汉藏语系，他们跟咱们不是一个民族。你看，这个就阴险了。是要利用民族主义，把新疆、蒙古这一大圈领土从中国剥离出去。

而中国这边呢？刚开始，孙中山这一批革命者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

昨天我们说过，孙中山一开始的革命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一种纯汉人的视角，在《清帝逊位诏书》发布之后，才在《临时约法》里改成了“五族共和”，好像是构建了一个超越单一民族的视角。但究竟什么是“五族共和”？《临时约法》里没有明说，不过孙中山倒是有一套详细的解释。我们来看，他是怎么解释的。

他说：就中国民族来说，总数是四万万，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风俗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

他这一段话，其实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是汉族人多，其他族的人少，汉族是主体，你们是附庸。第二，因为汉族是主体，所以在文化上，你们最终都要被同化。

你看，这就很危险了。要知道，孙中山发表这个演讲的时候，已经是1924年了，距离清朝灭亡已经十二年了。这样片面的理解中国，肯定是要出问题的。当然不是说孙中山要负多大责任，而是说那一代的政治家的视野和水准。

果然，在控制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之后，蒙古成了日本下一个分裂对象。当时，日本一方面对保持对蒙古地区的军事推进，另一方面又勾结和扶植地方势力，就是一些蒙古贵族和王爷，成立了“伪蒙疆自治联合政府”。眼看蒙古就要成为下一个“伪满洲国”了。

当时，针对日本分裂蒙古的野心，有人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不能让成吉思汗的陵墓落入日本人的手里（注：这里的成吉思汗陵指的是位于伊金霍洛旗草原的衣冠冢）。因为，蒙古和满洲不一样，满洲是有实际的、公认的政治领袖，就是溥仪，蒙古是没有这样一个活着的政治领袖的，蒙古王爷都是各自为政。但蒙古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就是成吉思汗，利用成吉思汗，就可以在精神上拉拢蒙古。所以，当时日本人是想，在占领成吉思汗陵之后，就把陵墓迁到自己的后方。

当时就有人意识到，必须赶在日本的军事推进之前，先把成吉思汗的灵柩迁到安全的地方。得到消息之后，民国政府非常重视这个事情，不仅制定了详细的保护计划，而且还把这件事策划成一个重新构建“中华民族”的契机。

所以，这一次迁陵，路线是专门制定的。从蒙古到甘肃，中间要经过的两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延安和西安。因为，西安是民国政府拟定的陪都，也是西部少有的大城市。而延安则是，中国共产党的行政中心。这一个迁陵的路线，实际上就是塑造共识的过程。

当成吉思汗的灵柩路经延安时，中共安排了隆重的祭祀典礼，当时祭文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致祭于圣武皇帝元太祖成吉思汗之陵。灵柩离开延安之后，延安还设立一个成吉思汗纪念堂，每年都举行两次祭典。就是承认，蒙古人的先祖，也是我们的皇帝。

等灵柩到达甘肃之后，国民党方面，蒋介石亲自前往祭祀，祭文的开头很有深意，叫“致祭于我元太祖成吉思汗之灵”，不光是“元太祖”，还是“我元太祖”。你看，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这件事上是有很大默契的。在祭文中，都表达了同一层意思，就是成吉思汗不仅是蒙古的精神领袖，还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领袖之一。

除了国、共两党对成吉思汗的隆重祭祀之外，这次迁陵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就是要经过黄帝陵，就是“炎、黄二帝”的那个“黄帝”。在经过黄帝陵的时候，就有人趁机提出“黄帝为我蒙汉共同之始祖”的观念。等于，进一步的把民族观念同一化，超越了之前孙中山的“汉族中心主义”，重新建立了“中华民族”的概念。

你看，成吉思汗迁陵这件事说明什么？说明到上世纪30年代末，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已经意识到一个问题，要建立一种超越单个民族之上的国家统一性，要用各种具体的办法推动“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成型。

今天我们在分享这个国家的统一带来的红利和复兴的财富成果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当思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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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题就到这里，明天“罗胖精选”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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