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04期 | 大国宪制四：中国的基本制度单元

策划人：李子旸

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罗辑思维。

今天我们继续讲苏力教授的著作《大国宪制》。昨天我们讲的是国家的基本制度。

我们必须反复强调一点，我们的祖先在构建一个大国的过程中不容易，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条件下去找解决方案的。

我们看到的现代化国家的整合手段，比如全国范围内的选举、庞大的司法系统，好是好，但是我们祖先当时的社会根本就负担不起啊。所以，我们的祖先们就必须去找一种很省成本的方式。什么方式？简单说就是“家国同构”。就是把一个家族治理的制度，移植到国家治理当中。

这就带来两个方面的结果。

一方面，皇权不下乡。因为也没有必要，因为社会最小单元，就是一个家族的治理，主要是自治，国家一般不管。这就节省了很大的社会成本。另外一方面，把家族治理的方式，锻造完成，然后就把它拔高延伸到整个超大型国家组织的建构过程中。

也就是先在社会基层塑造规则，锻造人格，然后再把这种规则运用到国家政治中，把这些锻造成型的人格提拔成政治精英。这就可以把公共治理的成本也降下来。说到这儿你才明白，为什么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就强调“以孝治天下”“求忠臣于孝子之家”？为什么有“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次序？

所以，探讨中国构建大国方法，还得回到次序的第一条，就是“齐家”这个微观层面上来。这是后面两个层次“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首先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齐家”中的“家”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家庭”的“家”概念不同。今天所说的“家”，指的是双亲、子女组成的、一般三四口人，四五口人的核心家庭。这种家庭，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户”。

“齐家”中的“家”的概念要大得多，指的是基层的同姓家族、宗族。现在中国农村中很多单姓村，张家村、李家堡、王家屯之类。所以，“齐家”实际上指的是怎样管理基层政治组织中的各种事务。

“齐家”之术在中国古代语境中的真实含义，就是在正式国家力量不直接介入的条件下，用各种伦理道德、乡规民约、传统习俗管理基层社会组织，调节、处理其中日常事务的一整套办法。

我读苏力老师的这本书《大国宪制》，感觉这套办法有三个特征。我们下面一个个地说。

首先一个特征，是规则的模糊性。

孔子有一句著名的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就是当君主的要有当君主的样子、当臣子的要有当臣子的样子、当爹得有个爹的样子、当儿子得有当儿子的样子。

今天的人读到这句话，会觉得孔子莫名其妙，这不是废话吗？你孔子真要是想说当父亲、当儿子的规范，有本事你就明确说出来，爹应该怎样，儿子应该怎样。你整出个同义反复，算是怎么回事？

对，这恰恰是孔子高明的地方。父子关系，不是公共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听指挥，这种关系特别好制定。

父子关系有非常多的维度和复杂性，很难用上下级、朋友、师生之类的关系来打比方，一个家父子关系一个样，同一个家不同时间也不一样，不存在能确定描述的父子关系。

所以，苏力老师说，孔子说“父父子子”，恰恰是搞出了一种出色的规范表达和制度设计，预留了很大的回旋空间。

你回到一个村子的场景，就明白孔子的意思了。很难说，一个父亲该怎样当才算合格。

一个人出外打工挣钱，没时间在家陪孩子，不见得不是一个好父亲，因为家里负担重，必须出去挣钱；一个人天天在家，也不见的就是一个好父亲。但是村里的邻居都知道，他做父亲有没有一个父亲的样子。这就是“父父子子”的含义。这是一个很独特的规范表达方式。

这是这套办法的第一个特征，模糊性。

还有第二个特征，就是针对性。

它不是空泛地、原则性地主张什么，而是就人性中的那些缺陷，做出针对性的安排。

比如说，中国人对父子关系的要求是“父慈子孝”，听起来平凡无奇吧？但是按照苏力老师的分析，这里面其实有三层意思。

首先，为什么不强调“母慈”，单独强调“父慈”？因为在生物学上，女性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太高了，母亲对孩子根本不用外人强调什么慈不慈的。

不是有人开玩笑说嘛：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母亲对孩子最狠心的例子也就是“岳母刺字”。为啥下得了手？开玩笑说，因为是岳母啊。所以你看，人性中天然的东西，制度就不做规定。

说到这里，你就明白为什么要单独强调“父慈”。这是第二层意思，因为在生物本能上，男性对孩子的关心天然比母亲要差一些，如果放任男性的本能，他可能就不管了。所以，要做强烈的道德号召。

这种长期道德训诫的结果，就造成了中国式父亲的一种独特气质。大家一想起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父亲，可能就想到罗中立那幅油画《父亲》。那形象，是家庭的顶梁柱，是坚忍、沉默、甚至木讷，是责任沉重的样子。这和西方式的典型父亲形象完全不一样。

再到第三层意思，“子孝”，这就不是道德号召那么简单了。为啥？因为人的天性是更关心下一代，孝顺长辈这种事，如果社会不给巨大压力，是很难形成传统的。

在中国历史上，对不孝这件事情，他的惩罚是层层加码的，到北齐，“不孝”被列入了十项重罪之一。到了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县，一个当儿子的推了他老母亲一把。结果县令因为“教化无方”罢官，全县3年之内科举不予录取，城墙被削掉三尺，以示无脸见人、低人一等。

你看，一个社会对一件事情的主张，能使的手段全使上了。

这是中国很独特的现象。日本全盘接受了儒家文化，但是日本就不讲孝道。西方更没有，法律不规定子女必须赡养父母，父母也无权对子女指指点点。

但是中国人没办法，要想结成一个彼此负责的超大型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大国宪制”，就必须反人性，以保持中国社会从基层开始，就有强大的凝聚力。

说到这儿，中国基层凝聚力方案的第三个特征又出来了，就是“对等性”。

刚才我们说，中国社会把孝道已经强调到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了，但是你想，如果一个父亲从小就出走，遗弃了孩子，不抚养孩子，等老了，回家了，说血缘上我是你爹，你得孝顺我。中国社会不认这个。

你这个血缘上的父亲，不是那个尽到对等性责任的父亲。邻居会评价说，孩子不养你，这是报应。子女拒绝赡养他，街坊邻里和社会舆论是不会同情那个父亲的。你看，责任是对等的。

孟子不是说嘛，“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也是这个意思。君臣之间，也要讲究这种对等性。你尽你的责任，才能要求我尽我的责任。你看，忠还是孝这种事，在中国人这儿从来不是什么抽象的底线原则，它是在对等互动中，有条件实行的。

刚才我们说了中国基层社会规范的三个特征。中国的祖先就是这样，从“齐家”这个社会最基本单元开始，完成了基层社会组织凝聚力的打造，然后再一步步地往治国平天下的层次上拔高。每一次提升，都是那些基本制度原则在更高层面的再展开。

正是因为找到了这一套制度衍生的方法，我们的祖先才可能在那样的经济水平和技术条件下，以极低的成本完成超大型国家组织的塑造，完成苏力老师这本书所揭示的那个任务——“大国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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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思维，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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