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91期丨老办法抓不住新机会

《出版人》[美] 艾伦·布林克利

2015 年上半年，我们办公室里来了一位贵客，他叫田溯宁。

田溯宁先生当过网通这样大型国企的老板；自己也创立过一家私企叫亚信，这是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第一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后来，又创立了宽带资本；他还是中国最早的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布道人。将来中国互联网要书写历史的话，田溯宁是一定会提到的。

当然了，我最在乎他的身份不是这些。而是他和各位一样，都是我们罗辑思维的用户。

田先生看过我们的节目之后，就说这胖子他们公司到底在干什么？我得去看看去。

所以，那天他来访其实没有特定目的，只是为了聊一聊。我们就聊了很多我们公司当时正在做的事，到最后，田溯宁先生给了我们两个建议。

这两个建议直接地影响了这一年多我们做的所有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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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建议，他说我们现在干的事太多太杂，能不能稍微收一收，干一件最重要的事？

那个时候我们正痴迷于做各种各样电商的探索，比如说卖月饼，卖大米，当然最重要的是卖书。田溯宁先生说卖书可以继续，但是你们应该转型为一个新的方向，叫“ 知识运营商 ”。

我说“知识”这两个字我知道，“运营商”是个什么呢？恕我浅陋，请教您老人家。

田溯宁说，运营商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所有复杂的事情交给自己来运营，然后给公众提供一个通用而且简单的服务。

比如说中移动、中联通，我们打移动电话，只要到它那儿买个卡缴费，你拿起来就可以打，而电信的科技背后是多么复杂，所有的运营他们来解决，这就叫运营商。

这我听懂了，就是说罗辑思维这家公司将来应该对公众提供一种通用便捷的知识服务，而我们把苦活、脏活、累活都留在自己手里干，我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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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建议，他说我建议你们公司上上下下全体都去读一本书 ——《出版人》。

这是一本亨利·卢斯的传记，《时代》周刊的创办人，这个人活跃在大概一百年前。

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呢？田溯宁先生跟我简单说了几个书中的要理，我们马上眼睛一亮。

我们迅速地和中信出版社联系这本书的版权，在 2016 年 7 月 1 日，推出了这本《出版人》。把这本书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尤其是中国的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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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卢斯是《时代》周刊的创办人，这家公司如今已经演化为一个巨无霸——时代华纳公司。

大量我们熟悉的电影，尤其是我喜欢的那类，比如《骇客帝国》、《哈利波特》以及《指环王》，都是他们公司拍的；

HBO 电视网也是他们公司的，《权力的游戏》就是他们出品的；

在新闻界鼎鼎大名的 CNN，也是他们公司的；

还有著名的《时代》周刊也是他们公司的；

2000 年，他们公司还并购过美国在线，当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并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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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卢斯在中国的普通大众中可能没什么名气，但是在 20 世纪历史上，他可是跟中国渊源最深的一个美国人。

这话怎么讲？亨利·卢斯就出生在中国，准确地讲是中国蓬莱，当时叫登州。

他父亲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毕业之后年纪轻轻，心怀梦想，按照当时基督教会的号召，来到中国传教，来的时候带上了他已经怀孕的妻子，到中国落地之后生下了亨利·卢斯。

有人说，亨利·卢斯一生一共是四件大事：第一件是基督教，第二件是美国的全球影响力，第三件是中国，第四件才是新闻事业。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谈论亨利·卢斯，是把他作为新闻行当的祖师爷来谈，但实际上这件事在他心目中只排老四，中国排老三。

抗战时期，亨利·卢斯可谓是为中国操碎了心。

《时代》周刊报道中国的篇幅每周是 1.2 篇，超过报道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而且报道还有严重的偏向。比如说拍中国士兵的照片，那就是高大、英猛、向上，拍日本士兵，永远是那么猥琐。

我们其实心里知道，抗战的时候，中国军人的军容是不可能有日本好的，但是不管那一套，就是要按我的方向去讲述这个故事，这也是《时代》周刊一直的特点，我们后面还会提到。

他还替中国人筹款，策划宋美龄访美，甚至还带着他的妻子亲身来中国战场。你想，当年的情况多危险？突破艰难险阻来到了潼关前线，对面就是日本鬼子的阵地，但是亨利·卢斯就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中国人的支持。

当然了，他一辈子支持中国，就是赌错了一个载体——他一辈子支持蒋介石。所以前半段对了，后半段就赌错了。

蒋介石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一共 10 次。你猜罗斯福几次？一共才 8 次，丘吉尔也是 8 次，希特勒也只有 7 次。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无所不用其极地来关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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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卢斯的创业故事其实没啥可讲，他那么的顺利：

1923 年，创办《时代》周刊（TIME），第二年就盈利了；

1930 年，创办《财富》杂志（FORTUNE）;

1936 年，创办《生活》杂志（LIFE）；

1954年，创办《体育画报》(SPORTS)。

他一生最辉煌的几本杂志大概就是这么以每六七年一本的方式创刊，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媒体帝国。一直就没失过手。

借用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金斯的一句话：“ 亨利·卢斯办的杂志，对美国人性格养成的影响超过了整个美国教育制度的总和。 ”

你看，这是多高的评价，他是美国人灵魂的工程师，怎么做到这个高度的？

在《出版人》这本书里，我们读出了亨利·卢斯一生事业最关键的那句话：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去生产一本新闻周刊。

为什么这句话重要？

因为它包含了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人，为新兴的中产阶级服务： 第二个要素是时间，以一周一本的频率去出版刊物来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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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人的要素。所有的商业模式基本都有一个假定——我是为谁服务的？

如果是低端用户，那是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人群数量特别大，所以图个跑量；如果是高端用户呢，那我就要图个利润率和影响力。所以一般来说，这两个商业模式是井水不犯河水。

亨利·卢斯当年创办《时代》周刊的时候，美国的新闻界就形成了这么两个派别。

首先是低端的，就是著名的普利策报系和赫斯特报系。都是大众小报之王，发行量动不动几百万份，几十份报纸覆盖底层群众。他们的办报风格叫“黄色新闻”。

黄色新闻不是指色情新闻。普利策报上有一个漫画栏目，主人公是一个穿黄色衣服的小孩，各种插科打诨，讲的都是底层爱听的那点事，所以这种新闻叫黄色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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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风格就是迎合底层的低级趣味。爱听啥呀？凶杀、色情、八卦是吧？好，都给你们。还爱听什么？喜欢骂富人，好，骂给你听。

有些富翁被骂急了，跑来找普利策，说我们又没犯什么错，天天这么骂我们干嘛？普利策说，你没犯什么错，但是你犯了罪，叫“有财有势罪”，只要有钱，我们一概骂，管你有没有错。

底层人民还喜欢什么？各种爱国主义，各种喊打喊杀，这跟今天有些人爱看军事节目是一个道理，所以这些黄色小报煽动国家战争，甚至去煽动刺杀大人物。

有的历史学家就讲， 1898 年美西战争，就是这帮黄色小报煽动的； 1901 年美国麦金莱总统遇刺，也是他们煽动的，那个刺客在现场被摁住的时候，兜里还揣着一份黄色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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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流派，就是用户定位非常高，最典型的就是《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有一个外号，叫“灰色贵妇”，头版永远灰蒙蒙一片，没打算讨好谁，就像是一个高冷的贵妇人，它当然看不起黄色小报了。

《纽约时报》说过，我们绝对不能用那些脏东西来污染我们读者的早餐桌。

所以在《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中，你休想看到一个带有情感色彩，或者是偏向引导色彩的形容词。它报道事情永远平铺直叙，会大段大段地刊登一些名人的演讲词，甚至是一字不改的政府文告。因为这些就是事实，摆出来你们自己做判断，我不能影响你们。社论也是经常请左派写一篇，又请右派写一篇。

这样做当然很有好处。但是，它也有副作用，就是这种报纸实在是没法看，实在太枯燥了，这就是高端的调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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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的新闻业出现了高端和低端两个流派，如果整个社会是静态的，那就没有其他人的机会，因为整个市场已经分割完了。

但你别忘了 1920 年代，也就是亨利·卢斯的那个时代，是美国社会剧烈变动的时代，最典型的一个变动就是城市化。

亨利·卢斯 1920 年毕业，然后开始办《时代》周刊，1923年把它办出来。1920 年是什么时候？正好是美国城市人口占这个国家 51% 的时候，美国跨过了城市化的边界点。

城市化意味着什么？它不仅意味着进城的人有了更丰富的生活，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光明的前景，每一个人的生活其实也面对更为激烈的挑战。

有那么一句话，叫“城市是最好的避孕药”。不是城里人没有生殖能力，而是在城里生养一个孩子比在乡村城镇成本要高得多，所以很多人就不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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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城市化之后，马上面临两个结果：

第一，你的博弈环境变得极其的复杂，每天面对大量的陌生人，有的善意，有的恶意，所以你的焦虑心变得比较重；

第二，纸醉金迷的生活真的就在你眼前，所以每一个人都想拼命地往上爬，欲望又被放大。

又焦虑，又有欲望，这个人能不难受吗？这就叫新兴的中产阶级。

你说这些人是高端用户呢，还是低端用户呢？

说不好。说他低吧？可能他的财富状况还不错，而且还见多识广。说他高吧？他的整个脑子，甚至是见识，还留在底层人民那儿。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们有强烈的上进心。

所以《纽约时报》服务不了他们，而那些黄色小报也服务不了他们，这就是亨利·卢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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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说，难道《纽约时报》和黄色小报傻吗？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为什么不调整自己的编辑方针，来适应这个社会变化呢？

他们做不到嘛。这就是商业社会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你可能听说过一本书，叫《创新者的窘境》，作者是美国人克里斯坦森。他提出了一个让很多人觉得无奈的结论：一个成型的商业体一旦形成了自己的路径，他就会一条道跑到黑，是很难掉头的。

这是为啥？那本书里做了周密的理论推演，我就不多说了，这儿只说两点。

第一点，任何一个企业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存在于一个产业链条之中，无论是上游还是下游，对它都有一种绑定的效应，很难摆脱。

比如说，那些底层的黄色小报，他们就被数字绑架了。

因为他们是广告模式，广告模式就要求增加发行量。用什么方法？你会发现，大标题有效，黄色的图片有效，爆炸性的搞笑新闻有效，你就会一条道走到黑。

就像我们今天的互联网，一个标题如果后面打一个括号写上“有图”，你放心，点击量马上就上去了；如果打括号说“有美女图”，点击量会大规模上升。你是走不回来的，想装高端大气上档次，门儿都没有。

《纽约时报》虽然也是靠广告为生，但它是瞄准那些高端用户，高端用户对它的认可也反过来绑架了《纽约时报》。

比如说，当时很多上层人士都觉得，我要是在地铁上夹一份《纽约时报》，这是多么装那啥的一个行为啊？对呀，如果你胆敢改变你的编辑方针，比如说加了一些形容词，大家不接受，还会觉得你堕落了。

我经常讲一句话：一个人如果站在北极点上，他是找不着北的，因为他往哪个方向看都是南。

《纽约时报》到了那个高端的点之后，它做任何一点改动，原来的用户都不答应，而这些用户是它的命根子，它怎么能够摆脱得了呢？这就是创新者窘境的一个效应。

还有一个效应，就是那些新兴的机会。

刚开始的时候，市场规模是不确定的，或者说非常小的，难道我要放弃既得利益，去追逐那个根本就估摸不出未来，而且现状非常小的商业机会吗？所以传统的大型商业机构面对这种全新的机会，往往只能选择叫视而不见。

《创新者的窘境》这本书里就提出了两种创新方式：

一种叫持续性的创新，就是在你原来的路径上慢慢地改动，越改动你就越没有未来；

还有一种叫破坏性创新，虽然理论上大家都有进行的机会，但往往这种破坏性创新是留给新来后到者的，因为他没有被任何东西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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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卢斯怎么迎合新兴的中产阶级呢？

方法很简单，就是在题材上固守高端，因为毕竟要引领这些人，但在表达方式上，要摆脱《纽约时报》老古板的笔法。

有一颗服务之心特别重要。他用的方法当然很多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两点。

第一点是语体上的变化。

亨利·卢斯和他的创业合作伙伴都是耶鲁大学毕业的，耶鲁大学教希腊文，所以他们对古希腊的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都特别熟，这成为他们办《时代周刊》的语言资源，新闻报道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一种古典的诗意。

举个例子，两个政客见面，本来报道就可以了嘛。但《时代周刊》不会，它会劈头来上一句：“锋利的舌头吐出了柔软的语言，于是善意自然呈现。”

再比如说，如果哪个州搞政策辩论，它劈头会来上一句：“有人希望冷，有人希望热，有人希望这件事已经在水里煮了 9 天。”然后，再具体报道这件事。

甚至是一般的报纸上的讣告，就是哪个人死了，你直接说不就完了吗？但它不介。先来上一句：“死亡在所难免，于昨天正式降临。”然后再说某某人死了。

但在《纽约时报》看来，这怎么可以啊？

你可以想象一下，《人民日报》哪天报道一个好消息，先来句“呦呦切克闹，今天有个好消息”，可能吗？老干部的心脏病会发的。《人民日报》报道也不会引用诗一样的语言，什么“酒入豪肠，七分化作了月色，三分啸成了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你能相信这是《人民日报》吗？所以《纽约时报》绝对不会这么干。

但《时代周刊》把这种方法用到了底，字里行间都充斥着这种味道。

但凡一个词，前面都要尽量加上形容词或者是副词。比如说形容人吧，那就是“万恶的希特勒”，或者“慈祥而坚定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形容一个动作也是，“走”变成“阔步走”，“看”就会变成“盯着看”，“笑”就变成“得意地笑”。这种修辞方法用上去之后，《时代周刊》的报道自然显得活色生香、喜闻乐见了。

在精英报纸看来，这种行为很没底线。你作为媒体是有公众责任的，应该不偏不倚，这种修辞用上去之后，你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在哪儿呢？

你猜亨利·卢斯怎么回答？

他说，谁告诉你们，我要办一家公正、客观的媒体了？我就是要传达价值观。

日本二战投降，《纽约时报》会怎么报道？再高兴也得憋着，只能说这个事实。而《时代周刊》的处理方法，是把日本国旗直接放封面上，上面打上一个大叉，表达那种强烈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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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卢斯的这套做法，从当时到后世都充满了争议。

《出版人》这本书的第一页就写了一个场景。1966 年，距离他老人家去世还不到一年，当时身体已经不行了。一天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一辈子也不接受采访的人，突然接受了个电视采访。坐下来之后，对面的主持人不是挖掘他的价值，也不是说他的贡献，而是就对这个问题进行穷追猛打，你为什么不客观公正？你老实交代。弄得老头疲于应付。

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我的观点非常简单，这是必须的事情。

如果你想抓住新兴的中产阶级，打破原来行业的这些所谓的伦理规则的底线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

为什么？

我们假设，一个新闻没有背景、没有偏向，只有客观事实，可不可以读？当然可以读。

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读者必须是精英，必须是有大背景知识和坚定价值观框架的精英。

面对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可能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价值观，也没有那么多背景知识，你让他面对一个枯燥的、颗粒状的事件，他怎么评价？就像今天要是《人民日报》突然登了一个政府文告，你让我怎么读？我读不到任何东西。

我给你举个例子。

假设一个人从来没有涉足过古典音乐，可能听过一些词，今天我给你介绍钢琴家肖邦，我咋介绍？

如果我只坚守客观事实，我会告诉你：美国人，波兰人，混在法国，生卒年月，以及主要的作品，后世的钢琴家哪些人喜欢弹他的作品，一大堆专有名词。你说我不懂古典音乐，我咋了解肖邦？听了这些信息跟没听是一样的。

如果我换一种方法告诉你：肖邦，小白脸，在法国混，主要靠一些贵妇人养活，但是他在艺术上其实就是今天的周杰伦，他充满了那种年轻的朝气，跟当时音乐界都不是一样，所以算是吹来了一股新风，很多粉丝跟他，这就是肖邦。

你马上就听懂了，而且你会对肖邦有兴趣，对吧？可是你说我刚才这段描述精准吗？客观吗？公正吗？不，它充满了偏向，充满了我个人的理解。但是又怎样？如果我通过这一段话让你燃起了对肖邦的兴趣，你自己去探索古典音乐的那个庞大的世界，我也是功德无量。

比如说于丹讲《论语》，很多专业人员出来挑剔，这个不对，那个有偏差，那又怎样？于丹一个人对于《论语》的贡献超过那些专业人员关起门来几十年的总和，很多普通人正是通过她，了解了这个精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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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干嘛？

难道应该整天证明自己正确，然后对别人有智力优越感吗？一个知识分子甭管是为了出名、挣钱，还是贡献社会责任，他都是应该站在一个知识宝库的门口高声地赞叹，吸引外面人的注意力。

学习这事从来都是自己的事，谁都替不了你，只要我引发你的兴趣，你进去找你自己的宝贝，我就是功德无量。

亨利·卢斯当年也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说过一段话：“我办那么多杂志，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见识贫乏的上层阶级，为那些初涉世事的富豪的子女，为忙碌的商人，准备一周一次的桌边谈资。 ”

就像我们罗辑思维，我从来都说，我根本不是个讲知识的，我就是给各位用户准备谈资的，你觉得有趣你就拿走。

这个立意点好像特别低，一点都不教书育人，但是又怎样？最后亨利·卢斯达到的功业，他的杂志帝国对于美国人性格的养成超过了美国教育制度的总和。

这就是一个商人改变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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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说这个呢？

你不觉得，今天的中国和 1920 年代亨利·卢斯生活时代的美国非常像，至少社会发育水平达到一个类似的阶段。这是由城市化率决定的，1920 年美国跨过 51% ，而 2015 年中国跨过了 56% 。

说白了，美国当年那个新兴中产阶级大规模涌现的时代，将会再现在中国。

为什么说这几年是中国的创业黄金时代？除了互联网、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因素之外，在中国的场景下，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原因。

怎么伺候这帮新兴中产阶级呢？

将近一百年前，亨利·卢斯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几乎完整的案例。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把那些有价值的东西提供给新兴中产阶级，而且是以服务的心态提供给他们。

你听着好像很简单，其实难比登天，为什么？因为要两面作战。

首先，原来的精英阶层是很难理解你的服务姿态的，他们有一系列的清规戒律，如果按他们那一套玩，那你就会失去现在。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没有价值的坚守，那你会失去未来。因为对于新兴中产阶级，可能你给他看一张美女图片或是大胸图片，跟他玩价格战，他会吃这一套，但是他调转身来，就会看不起你这一套，你就会失去未来。

为什么一些品牌现在拼命地打价格战，后来玩不下去？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可能会买，但是买完了，他仍然看不起你。

所以原来的打法，一个没有现在，一个没有未来，我们就要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这就是亨利·卢斯探索出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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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坚守价值，一方面以服务的心态传递价值。

明白了这个逻辑，我就听懂了去年田溯宁先生给我的建议，要做中国新时代的知识运营商。

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在筹备，今年年初推出了我们的产品，叫「得到」APP 。「得到」现在已经有将近 300 万用户，而且大量的都是付费用户。上面有很多订阅产品，付费的，也不贵，一个产品一年不到 200 块钱。

这个产品设计的思路，其实就是我们亦步亦趋地跟着亨利·卢斯当年的思路，把那些原来供在象牙塔里的知识，以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用碎片化的、跨界化的方式给大家讲清楚。给大家随便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雪枫音乐会》就是把原来那些高高在上的古典音乐，找中国最著名的音乐评论家刘雪枫老师，每天给你讲上一段，你吃早饭的时候全家听一下，然后高高兴兴去上班就可以了。

在投资、高科技领域，我们找到了王煜全老师这么一位名嘴，当然他本身也是投资家，在《前哨》栏目，给大家每天说上一段，哪儿正在发生什么。

万维钢老师把西方世界最新出现的思想成果，以用户最容易理解的方式，每天写一篇笔记传递给大家，叫《精英日课》。

所有的思路都是这样。所以很多外面的朋友在问我，你们「得到」上产品的设计思路是啥呢？

我说其实就是九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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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这个市场特别大，绝对不是我们一家公司能做得了的。所以我经常劝一些内容创业者到这条跑道上来，大家当同路人。

但你要防止两个倾向：

第一就是学那个精英的调调，动不动就哀叹，浮躁、喧嚣、人文精神沦丧，那是你没本事伺候这帮新的上进的人群，你活该挣不着钱；

还有一个倾向也得防止，就是过度地追逐数字，整天追求 10 万+和点击量。搞个搞笑的短视频点击量是很高，但那不代表未来。

我今天讲的这些逻辑，不仅仅适用于内容创业者，其实行行业业都一样，都面对着类似的机会。

我随便说一个我干不了的机会：中国这么多新兴中产阶级，很多都买房，很多墙上都挂着婚纱照，那不是这个阶级应该挂的东西。

你能不能够把婚纱照取下来，换上一副哪怕是入门级的艺术品，不用高大上，就一千块钱入门的一张版画总可以吧？你掰掰指头算算，这是一个多大的市场规模？

当然你觉得这个生意很好，但你面对着两头的竞争：一方面淘宝上有的是几十块钱一幅的那种复制画，你怎么显得比它有价值？另外一方面，就是那些个满口大词，张嘴就是苏富比、佳士得、博物馆、大师、流派、笔法，甭搭理他。

你跟那些从来不懂画的人，让他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告诉他为什么应该买，好在哪儿，这个东西将来会不会升值，你挂在家里给你丢人还是给你长脸。把这点说清楚，你放心，这是一个无比巨大的生意。

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创举，不到一百年前，亨利·卢斯早就把全套做给我们看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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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讲第二个要素，就是时间。

亨利·卢斯给我的另外一个启发，就是对时间维度的把握。前面我们讲，亨利·卢斯一生的事业秘密都藏在一句话里，叫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办一份新闻周刊。

请注意这个“周”，它就是时间维度。你说新闻周刊奇怪吗？现在到处都是，但在当年，那是一个巨大的创举。

其实你想想，确实挺奇怪的。新闻嘛，我们都渴望马上知道它，所以一般做新闻的都是日报。那个时代的杂志也有周刊，但是都是做文摘，没谁敢碰新闻。谁会一周才了解一次新闻呢？

但为什么亨利·卢斯起手就要做新闻周刊呢？这就得重新理解时间。

时间不是一个永恒的量，它是一个变量。

你想，农耕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时间不重要，我上午大概干什么，下午大概干什么，就可以了。

而在早期的大航海时期，工业文明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如果没有精确的航海钟，大家是没有办法判定我在海上的位置经度的。

所以，时间变得精确，实际上是技术跃进的一个前提条件。

到工业社会之后，这就是更明显的一个效应了。大家在一个工厂里聚集起来，人和人之间互相协作，在时间上要搞不对头，就没法协作，所以什么打卡、按时上班等等都是工业社会之后的途径。

19 世纪，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什么叫上等人？如果你的社会地位开始往上走，有一个简单的标志，就是你开始有怀表了，你需要掌握精确的时间。

进入工业时代之后，时间越来越成为人类文明内部的一件事，跟大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小。

你想，原来各个城镇之间，大家各自有自己的时间，都是根据当地太阳运行的规律来调整自己的表，也不知道外面的人跟我的时间有差距。

一旦有了铁路，这就串起来了，铁路只能用一张标准的时间表，不能再屈从你当地时间，那样就乱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格林尼治时间、美国东部时间、西部时间、北京时间，这本质上是人造时间，跟大自然已经没关系了。

到了工业时代，城市化完成之后出现了什么？就是大家协作开始有了内部的规律。

《福特传》里讲过，因为福特汽车创造了城市的中产阶级，他们按照一周一次的节律来上班的，五天工作日，然后休息两天。

周刊就是这么来的，人类文明的内部时间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些工人每天忙得要死，晚上回家洗个澡赶紧就睡了，哪有功夫看报纸呢？为了这些新兴的中产阶级，周末给他们提供一次精神食粮。

这在时间上是全新的节奏，这是城市化之后才出现的图景。

所以亨利·卢斯才要办周刊，他发明了一个词，叫“慢新闻”。

你们去追逐新闻的时效，把新闻的深度解读交给我，反正我也不强调什么公正、客观，所以我用一周一次的频率来影响新兴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这是最好的节奏，这就是新闻周刊能够崛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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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间观念在继续发生剧变。现在对时间的使用已经不是什么一周，也不是一天，甚至不是一小时了，我们现在使用的时间极端情况下已经是纳秒。就是十亿分之一秒。

什么概念呢？一纳秒的时间，光可以走30厘米。你说这么短的时间跟我有个毛关系？当然有关系，我们用的GPS和北斗定位系统，就是通过天上的那些卫星里的原子钟和我们联系的时间差来确定我们的位置的，这就要精确到纳秒。

再比如说毫秒，你以为跟你没关系吗？

要知道，美国股市里面现在盛行“高频操作”。就是利用计算机进行无风险套利，利用各个市场之间交易的毫秒级的误差，快速大量地进行买和卖。我去年看到一个数字，说美国市场每年这种无风险高频交易套利已经达几百亿美金。

所以，如果你还是一个原来时间观念的散户，你在被人巧取豪夺，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们不说这些神了的，就说我们平时在微信群里，抢红包，差一秒你试试？时间观念跟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的商业协作关系因为这种时间尺度的变化，在发生内生性的剧变。那现在我们做媒体、做内容，是不是也应该发生变化？

就拿我们这个行当来说，我们是提供知识服务的，那原来社会是通过三个产业来提供知识服务：教育、传媒和出版。

现在这三个产业都有危机感，但是这个危机不能赖到互联网身上，而是人类社会内部的时间节奏发生了变化，而这三个产业你的产品和服务形态不能适应这个变化。

比如说，图书，中国一年出版几十万种，又厚，我们看不过来；教育也是，你把学生在课堂上圈了四年，每堂课还要点名，真的对得起大家的时间吗？再比如说传媒，从我当年上新闻系时候的四个版到八个版，一直到一百个版、两百个版，电视从一个频道到十几个频道，大家都拼命想攫夺用户的时间，但问题是用户没有时间了，我们的时间彻底碎片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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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创业，尤其是内容创业，我给大家提两个醒。

第一是所有的产业都在争抢一个东西，就是时间。

时间是人类社会最后的稀缺资源，而且是刚性稀缺，其他资源都可以通过知识来增长，唯独时间，绝对不会多一分一秒。所有的产业都在这一个池子里舀水，甭管你是做电影、出版、游戏、旅游度假的，你都在争抢国民的总时间，或者说总注意力。

那你可以算一笔账，就是以有限除无限，结果是啥？几乎就是零。

因为时间是有限的，而争抢时间的产业和创造那是无限的，所以最后大家能够吸引到的注意力实际上是零，这是一个血红的战场，这是一点提醒。

第二点提醒，帮大家省时间，会变成一种全新的价值。

我们做「得到」APP ，不以占用用户多少时间来衡量我们的价值。恰恰相反，我们衡量自己价值的方式是为用户省下了多少时间。

现在我们还听到有人语重心长地说，读书一定要读原作，要读经典，那才是好东西。我难道不知道吗？但是我没有时间，生命就这么长，新鲜事物那么多，我要提升自己的认知，就必须找到全新的时间解决方案。

所以，经典和原作当然是价值，但是在这个时代，帮大家省时间是一个全新而巨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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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许知远对我进行了一次采访，当时他就说我是一个“做知识胶囊的人”。他未必是夸我，但是我听到之后觉得很荣幸，为什么？

因为亨利·卢斯就自称是“做知识胶囊的人”。跟一百年前的前辈干了同一件有价值的事，我非常之光荣。能够帮我们的用户省时间，这就是我们这家公司能够创造的价值。

大家不妨去研究一下我们的「得到」 APP ，里面的很多订阅产品都是按照这个思路生产的，帮你省时间，把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精细加工为知识胶囊，以最省时间的方式交付给你，《李翔商业内参》、《刘润五分钟商学院》，都是这个思路下的产品。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估计会挺挨骂，一个是老念生意经，第二好像是在给自己的产品做广告。

但实际上我对「得到」APP 非常不满意，我觉得很多方面都没有做好，但是这个方向我坚信它对。

而且，我希望更多的创业者，尤其是内容创业者一起到这条跑道上来，成为我们的同路人。

因为时隔一百年，我们中国人再一次面对一个叫“亨利·卢斯级”的机会。

### 💡 精华要点
- 把那些有价值的东西，以服务的心态，提供给新兴中产阶级，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亨利·卢斯级”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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