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8期 | 张笑宇：金钱怎么催生了现代社会？

启发俱乐部，每周有进步。我是罗胖罗振宇。

最近疫情稍微又有点反复，所以为了不给防疫添麻烦，我们今天北京学习中心的现场请了很少很少的一点观众。在此，还是要向所有来到现场的同学们感谢，致敬；向所有在全国各地得到学习中心收看直播的同学致敬；向此刻正在看直播的得到同学致敬，向所有此刻正在抖音、西瓜视频和今日头条看直播的同学致敬。感谢你们，选择了终身学习，谢谢！

启发俱乐部办到了今天，其实我们也摸出了一些套路，最好约请到这个舞台上的嘉宾，就是出了一本好书的嘉宾。当然你可能会说，中国一年出十几万本书，好像这样的嘉宾很多。其实不多。

你想，市场上有这样几类书：第一类书是什么题材热他就写什么——这样的书大概率也不是什么好书，所以这就舍掉了一大批；还有的人，他确实有本事，但是他不想专门写书，他隔个几年把自己零零散散写的文章出一本文集，取一个好名字——这样的书，这样的作者，我们也不大愿意请到这个舞台上；其实只剩下了一种人，就是他愿意写书，就一个题目进行系统的思考，这样的人本身已经不多了，再把其中写得不好的人排除掉，所以能够请到我们启发俱乐部现场的嘉宾就少之又少。

好，我这么盘马弯弓讲了半天，无非就是要给大家介绍这么一本书，也是我们摆在舞台上的这本书，《商贸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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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作者张笑宇老师，是这两年在国内声名鹊起的一位年轻的作者。我自己是先从他的上一本书《技术与文明》开始看起，那本书得了今年的亚洲图书大奖。

《商贸与文明》是第二本书。我看完之后，跟他的出版人范新老师汇报我的学习心得，我说，这是今年我看到的最有野心的一书本。我用这个词是斟酌过的。什么叫最有野心的一本书？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宿舍的同学非常有才，有一天我们俩就聊天，我说这辈子最牛你能牛成什么样？十几岁的孩子嘛，很容易对未来有畅想。他说，我感觉我要是牛到什么份儿上就够牛了呢？就是将来我写一篇文章可以起这样的名字，叫“关于时局我的一点意见”。什么时候我能写这样的文章，起这样的题目名字，我就够牛了。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你关于时局的一点意见，带这个标题就能发表。我看到张笑宇老师的这本书的书名，就有类似的感觉。一个人写书，书名敢起“关于人类商贸和文明，我的一点意见”，对，这就是这本书的霸气之处，敢于回答这么大的题，而且真是写得好。

好，这是我非常简短的一个开场白。在请出张笑宇老师之前，我稍微有一件拜托大家的事。无论是现场的还是看直播的，如果你真觉得张笑宇老师讲得好，愿意支持他，支持一个作者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看他的书，可以买一本他的书。如果你实在舍不得这98块钱的话，你就稍微再多加一点钱，买得到的电子书的年度会员，在得到电子书里看。当然你真要支持他，就拜托大家到当当网上去买，为什么？因为当当网的排名对于这本书的市场业绩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在得到书库里看完，但是又觉得张笑宇老师这本书写得特别好，可以花上四五十块钱买一本，让他的排名往前升一格，让你看过的这本书成为更多人的共识。在此重重的拜托大家。当然，一切的前提都是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张笑宇老师给你提供的知识服务，让你觉得这段时间花得值。

好，下面我们有请张笑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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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大家从这个标题上一看呢，就知道，我是一个俗人，我很看重钱。但是我很为自己这个俗人的身份感到自豪，因为我有一个偏见，就是改变这个世界的，往往是一个比较俗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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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讲道理，追求我一定要高深，一定要复杂，但是大家听不懂，因为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是俗人。你只有讲俗道理，让大家听得懂，你才能改变世界。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一个俗道理改变世界的故事。这个俗道理有一个名字，叫作“正增长秩序”。我认为它是我们人类进入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动力。一句话，正增长秩序让现代社会得以诞生。

人类为什么能进入现代社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意识。它有多重要呢？我用一张图就可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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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是经济史学家估算的，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均GDP的变化。这张图的内容很简单，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从公元前1000年到现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人均GDP只是一条水平线，直到1750年开始陡然上涨，然后我们现在在右上角。

所以很多人讲历史，那么多内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我从一个俗人的角度来看历史，我会问一下咱们的老百姓能不能吃饱饭，咱们会不会觉得明天会比今天好。从这个角度看，一千年以来真正值得解释的历史事件只有一个，就是为什么1750年之后，咱们突然变成那个样子。

这个历史事件在今天被我们统称为现代化或者现代社会的诞生。由于这个问题过分重要，所以讨论现代社会为什么诞生，可以说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这就引发了很多解释。

比如，很多朋友可能比较愿意接受制度主义的解释，尤其是英美特殊论的制度主义。以我非常尊重的麦克法兰教授作品为例，他写了一本《现代世界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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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讲，现代世界是我英国人搞出来的，我给你详细解释一下。我们从13世纪开始就有了个人主义，然后有大宪章，有共和民主，然后有自由市场，然后有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这些都是我们英国人搞出来的。我这本书呢，就完完整整地把这个历史展示给你们看，你们学吧。

我非常尊重麦克法兰教授，他这本书也非常好，但是他的问题在哪儿呢？他把时间的先后关系展示出来了，但这不是因果关系。斯宾格勒讲得好，秒针这一秒指向59，下一秒指向60，59就是60的原因吗？同样的道理，英国人干了啥啥啥，现代世界在他那儿诞生了，他干的所有事就都是现代世界诞生的原因吗？

我把这种思路打一个比方：麦克法兰先生给我们完整地展示了一个鸡蛋是怎么变成鸡的，但是我们不是鸡呀，我们是鸭。一个鸡蛋变成鸡的学问，怎么才能对鸭有帮助？

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历史上德国人问过，俄国人问过，日本人也问过，到今天我们中国人还在问。一个非英语民族如何从英语民族的现代化的历程中得到帮助，是不是他们做的这一系列的历史顺序就完全是对的，就完全得照抄？这是一个百年尺度的大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应该明确历史的因果联系。不能用简单的时间先后来判断因果。我在这里采取了一个图灵奖得主Judea Pearl的理论。他有一本书，中文翻译成《为什么》。他说，确定历史因果联系的真正方法是counterfactual，反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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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A，不一定有B，这不是因果联系。但没有A，就一定没有B，这才构成因果联系。

我们拿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下，有民主，一定有现代社会吗？不一定。有科技，一定有现代社会吗？不一定。有宪政，一定有现代社会吗？不一定。但是，我们发现，没有正增长，或者说得直白一点，没有让人不断赚钱的秩序，就不会有现代社会。这就是我要讲的一个俗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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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开始思考这个俗道理呢，是受一个个人经验的刺激。这张图是法国的一个小镇叫科尔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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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时候，我跟我爱人在这个地方度蜜月，非常漂亮，也非常古老的一个小城。说科尔马，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是哪里，但是我告诉你，它是法国阿尔萨斯大区过去的首府，那很多朋友可能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小学的时候都学过一篇课文叫《最后一课》，这篇课文讲的就是阿尔萨斯。这个地方本来是法国的，后来被德军占据了之后，不能在这里继续教法语课了。老师很悲愤写下法兰西万岁，这是最后一课的内容。

从这个课文的内容，你可以知道阿尔萨斯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当然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近代几次战争中，从普法战争到一战二战，这个地方的归属权是反复变化。但是我去了之后就发现，哎，这个小城极其古老，保存很完整，六七百年的老房子，五六百年的老房子随处可见。它那个市政厅1400年左右，商人行会1300年左右，都很完好。我们用airbnb住在那个法国老太太家里面，她对于这个小城，这一家传了几百年，那个房子以前是谁谁谁的，如数家珍。我很奇怪，我就问她，你这个地方不是历史上打过很很多次仗吗？她说是啊，我说那为什么保存的这么完好呢？老房子保存得这么好，几代人也传承得这么好。

老太太说：“啊，你问了一个好问题。”朋友们，如果跟欧美人打交道多了就知道，当他说你问了一个好问题，他的意思不是说你问了一个好问题，他的意思是你问了一个蠢问题啊，我一时不知如何回复是好。

然后她想了一会，她就说，大概是因为我们也不笨，他们也不笨。她这里说的他们指的是军队。她说只要军队一过来，我们就给他交钱，交完了钱之后他拿这笔钱去买装备、买枪炮，然后招人，他继续打他的仗，然后就继续挣钱，他为啥非得杀人？为啥非得把房子烧掉呢？

我当时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是很震撼的，因为这完全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历史经验肯定是没有错的。我随便引用了一段古诗词。这记载的是满清入关，扬州十日的故事。它是这么写的：城中山白死人骨，城中水赤死人血。杀人一百四十万，新城旧城内有几人活？妻方对镜，夫已堕首。腥刀入鞘，红颜随走。这样的记载在史书中随处可见。所以咱们中国人高度憎恶战争，高度偏好稳定和统一，这个历史经验肯定没有错，因为战争太惨痛了。

但是问题在于人家的历史经验也是没错。如果你熟悉欧洲的话，你去得多就知道，科尔马不是一个个例。那边很多这样的小城镇，几百上千，保存都非常完好。这就让我很感慨。

咱们看到有些地方历史比较残酷，不光中国，西方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残酷的故事，军队占领了之后，要把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屠杀殆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的制度演化会把人当士兵来使用。所以军队一看老百姓将来会变成我的敌人，我肯定要屠城，我要最大程度降低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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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模型，它的军队就可以把人当作税源。那这个底层算法就不一样。在这种模型之下，法国老太太说的拿钱买命的逻辑就可能成立。

当然，客观中立地看，不能说这两个模型谁好谁坏。因为咱们这个模型能够把大量的人动员起来，我们就确实有可能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扛下去，这是这个文明经久不衰的重大原因之一，而那边有可能就是哎呀紧要关头该投降投降，但是投降完了我被统治者同化了，可能最后也就消亡了。

所以横向对比不好说谁优谁劣。但是如果我们给它加上一个时间变量，拉长到一个长阶段里，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就是把人看作税源的那个文明，它可以让文明的财富积累下来。到最后关头，他把我的钱抢了，但是他不杀我，那么我这个人的知识经验积累基础就可以留下来，钱没了我再去赚，但是我的这种本事替代不了。

那么，经过长期的演化，这个文明就可以把慢慢发展出来的各种知识经验技术保留下来。长此以往，几百年演化之后，就会有巨大的区别。

你可能会说一个科尔玛老太太的故事怎么就能推出这个逻辑？我说这不是我推导出来的，这是有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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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你看一张图。这张图是这十几年来经济史学家对于几个不同国家的人均GDP的历史估算。这条线是中国。大家可以看到，到980年中国的这个数据到了巅峰，然后之后一路下滑。到1840年，只有巅峰时代的1/3。而同时我们看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说英国从1270年开始，人均GDP就一直开始增长了。荷兰从1300年开始，一直增长。所以说两种不同文明的演化逻辑在历史中是真实存在的。而我把他们进一步的总结为两种秩序，一种叫作零增长秩序，一种叫作正增长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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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秩序有什么不同呢？你仔细想一下，在一个人均财富增长率为0的社会里面，最重要的财富是什么？是土地。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钱是不一定有用的，你要吃啥穿啥，用啥都要从土地中来。所以金银财宝，都不如积攒土地。

那你积蓄土地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呢？是暴力。你想，假如你是个古代农民，你有10亩地，你靠你种地所得的收入再买10亩地，你干到猴年马月。但是你要是敢于冒险，你去加入朱元璋大哥，你去加入宋江大哥，你就可能很快再抢到10亩地。当然我要澄清，这个不是只适用于中国古代社会。全世界绝大多数古代社会都是这个样子，普遍暴力，普遍贫穷，普遍互相伤害。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模型中的一个数字哪怕只转变一点，哪怕从0变成0.1，这个逻辑就会发生根本的转变，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人均增长率变正，明年你就大概率会比今年过得更好。所以首先，你的命值钱了，暴力对你的吸引力就会马上下来。其次，如果长时间的社会经济增长是可能的，那么就一定意味着有东西比土地更值钱。因为土地的产出是受到技术水平限制的。你没有袁隆平，不可能种那么多粮食，粮食产量天花板很低的。这个时候土地就可能没有现金值钱。这个时候，你就有动力去投资其他产业。你觉得那个年轻人虽然没有钱，但是他有技术，或者他懂得怎么做生意，或者他懂得航海，我可以跟他投资、跟他合伙，让他把他的创新才能发挥出来，这样这个社会就取得了一点一滴的进步，这就是我们说的“正增长秩序”。而现代社会中的很多制度，很多经验，其实是在正增长秩序中一点一点这么积累出来的。

有朋友可能要问了，这个从0到0.1的改变是怎么发生的呢？古代技术水平不是支持不了普遍正增长吗？的确如此。那么这就跟我这本书的主题，也就是商贸有关了。就是因为古代长途贸易有可能在小范围内创造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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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商人挣的钱是买命钱。我把西班牙的银子运到开罗，我一路风霜雨雪、海盗、水土不服、疾病，我卖的钱必须让我值得再冒风险搞一次长途贸易，否则这个活我就不干了。这样，长途贸易其实就可以创造额外利润。而如果我挣到额外的钱，我把这个在某个港口花出去，它就能创造正增长。

正是因为有这个正增长，我们才能看到许多现代制度和现代理念的诞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权利。

权利是什么呢？就是你有一些天生的东西，是暴力不能随意侵犯的。但是我们有很多朋友觉得，权利就是一个观念。它是从人的观念中来的，有文艺复兴，有启蒙运动，然后知识分子开一场会，起草一个文件叫人权宣言，权利就这么诞生了。

很多知识分子朋友都这么想，包括我以前也这么想。但我后来是被一句话改变了这个观点。这句话来自于温铁军教授，他在当年的一次讲座里面，他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这样的：他说跟中国相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一个很贵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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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一下子就被点醒了，确实是这样，我当时正好在德国生活，我有个朋友是在德国做律师，他一个小时的咨询费是200欧。我就突然领悟到，其实我要保护我的权利，方方面面都要钱呀。我要有律师，有法官，有大学，还有各种专业银行，我们有那么多精英来围绕保护权利服务。这些人是不事生产的，所以我要给他们钱。

如果没有钱，最优秀的人不会为保护我的权利服务。他们可能会转而服务于历史上的暴力集团，那这就没法保护权利了。

所以，真正的权利是买出来的，而且是商人们一点一滴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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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个书里面把购买权利的历史追溯到300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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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前有一批人叫腓尼基人，他们的老家在黎巴嫩。黎巴嫩这个地方生产一种叫作雪松的树，它做成船又轻又坚固，所以他们就坐着这个船游遍了地中海经商，获得了很多财富，这些财富就存在他们的商贸城市里。那么腓尼基人遇到了一个暴力集团叫作亚述人。亚述帝国是当时比较强大的一个帝国，他们的青铜器他们的骑兵在当时都很发达。这个亚述人打到腓尼基，哎呀好有钱，我要打劫。腓尼基人说，哎哥我是打不过你，但是咱们能不能谈一谈？你看你会做生意吗？你不会？哦，你别把我杀干净啊。我承认你是我的宗主国，但是你能不能允许我们自己管自己这边的事儿，我每年给你交多少多少多少黄金，然后呢你让我们自己选自己的统治者，然后还是依照之前这个城市里边的商业规则来办事啊，就是有自己的习惯法。咱们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你看行不行？

亚述人觉得好像说得通，就同意了。亚述帝国允许很多这类商业城市，不光是腓尼基人，也包括其他比如说希腊人，他们的城市都可以自治。这就是商人最早用钱买出来的权利。

那么当然了，亚述人和腓尼基人的关系不可能一直这么理性，它后来是有起伏的。但是腓尼基人这个民族虽然消亡了，它的经验却留存了下来，而且在欧洲一直有传承。他们用钱购买了一个稳定的环境，这个环境中，像法官、大学、银行这些制度可以慢慢生长。这不是我们以为的，这些机构现代社会才有，它们其实很早就起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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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从公元五六百年开始就选举自己的总督了，他们的议会在七八百年的时候就能够实施有效的选举了。汉萨同盟从1200年到1300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搞国际化了。我们很多朋友以为现代社会的很多制度是17、18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知识分子写几本书，这些概念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了，其实不是。人间绝大多数美好的制度，都其来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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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现代社会只在星星点点的商贸城邦有传承，但是它们如长夜孤灯，默默坚守，从未断绝，直到我们近代革命的爆发，它们的经验被现代国家吸收推广，再成为更多社会的标准。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版本。权利是被正增长的代表，也就是商人买出来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长夜孤灯，终于星火燎原。

咱们深入到这个故事的历史细节中去，就会明白，我们现代人习以为常的权利，是怎么被商人一点一滴买出来的。中世纪商贸城邦购买权利的文件，叫作宪章，charter。它就是一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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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上是著名商贸城邦布鲁日的宪章，签订于13世纪，被藏在布鲁日钟楼二楼的珍宝馆。一个城市的财宝不是金银珠宝，而是这份宪章。

那么宪章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这里选了一份，大家可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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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本质就是我商人跟附近的封建领主签一份合同。在这份合同里，商业城市付出了一笔钱，比如这份合同是每年30磅黄金。那么它买来了什么呢？

一、治安稳定，就是你领主要在这弄一个警察局，保护我们的治安，因为玩暴力是专业的。所以就是说安全这个东西在历史上曾经是奢侈品，不是咱们今天走在北京大街上不用担心被抢劫。中世纪的时候，你不付钱，警察就不干活。

二、欠债还钱，这在古代也不是一个基本的准则。领主的七大姑八大姨借了你的钱，然后跟领主打招呼，他就不还了，不能这样。

三、免人头税，这个简单，因为都包在30磅黄金里了。

四、通行自由，我已经一次给你交足了，不要再分开给我收各种过路费。

五、司法公正，其实意思是按照商业规则办事。为啥呢？因为商业社会的法律规则是比较复杂的。农业社会谁抢的谁家的地，这个判断起来很简单。但是你跟人合伙，你们俩之间谁付出的比较多，最后分红应该怎么搞，股份应该怎么搞，这都是商业社会需要明晰的，中世纪就已经有了很多司法实践。

所以说，宪章的本质就是一份购买权利的合同。

咱们今天现代人都觉得这些权利像空气和水一样自然，但是当年这都是奢侈品。这都是商人们一点一滴买出来的。这就是我这个故事版本关注的核心。很多朋友，尤其是知识分子朋友，接触的理念比较多，民主、自由、共和，这些才是现代社会。我不否认这些东西很重要，但是我认为还是需要有一个动力机制，才能给这些概念注入活力。而这个动力机制，就是正增长，就是赚钱。你能不能让大家持续赚钱才是最重要的。

这就会挑战之前的故事版本。比如喜欢讲英美特殊论的朋友，总是会追溯到大宪章。说英国人13世纪就有了民主共和。但是咱们仔细看一看，签大宪章的那个国王，在英国人民看来就是个昏君。为什么？

因为大宪章的本质是他对封建贵族让步，封建贵族把他的权利给制衡了，但是封建贵族他们的权力来源也是暴力，他们制约完国王之后，在自己的领地上同样是鱼肉百姓不干好事，这有啥进步性可言呢？

注意，我不是说制衡权力不重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很重要。但如果只有权力制衡，它并不一定带来进步。只有制衡权力为商人们创造了条件，然后让商人和国王之间有一个分工啊，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个社会才取得进步。

为什么说商人和国王之间能实现专业分工呢？因为客观讲，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暴力。总会有人要抢劫，要杀人放火，要进攻别人，暴力不可能杜绝。如果暴力集团的代表，也就是国王，他能讲信用，那商人借钱给他壮大国防力量，就能保障治安，捍卫法律，商业也可以更好地发展。所以正增长社会，制约暴力的最高境界不是取消暴力，而是让暴力物尽其用，给咱们提供安全。

但是，如果你用错误的方法制约暴力，反而可能纵容了暴力。这就是大宪章的问题。

这其实关系到一个非常深刻的政治理论问题。咱们仔细想一想，民主制度它是在零增长社会中诞生的，还是在正增长社会中诞生了的？它到底是制约暴力的，还是纵容暴力的？

它是在两个社会中都诞生的。古代军事国家也有民主。也就是说它既有可能促进正增长，也有可能抑制正增长。它既有可能制约暴力，也有可能纵容暴力。

其实咱们去年刚目睹了这个现象。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这不是民众自发的吗？但这不是彻彻底底的暴力吗？如果我们明白了上面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这个现象一点也不奇怪。

民主制完全可能演化成对暴力的纵容。如果它不能服务于商人和暴力集团，也就是国王的分工，那它就可能带来很糟糕的后果。

这其实在历史上是有教训的，尤其是刚诞生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都知道荷兰资产阶级革命比英国爆发得还早，但我们的课本都语焉不详。为啥呢？因为它不够成功。

荷兰共和国建国后的宪法其实是有问题的。当时荷兰有七个省，每个省各自有自己的议会，七个省之上还有一个共和国的大议会。当时荷兰宪法规定，大议会的决定通过之后，必须在各自省再通过一遍。这其实是商人想限制国家的权力，防止暴力集团扩张。但这个效率太低了。你想一下，你开一个大会，然后每个省还再开一遍，这一年半就过去了，中间啥事都讨论不了。荷兰号称“海上马车夫”，但是被这个制度搞的几十年没添一条军舰，因为各省议会不给通过。

当时的荷兰议长叫约翰·德·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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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哥面对这么个体制，他带不动，他只能靠外交妥协来捍卫国防安全。就跟咱们李鸿章一样。但这个政策最终失效了。1672年，英法联军进攻荷兰，荷兰一年丢失了3/4的领土，史称大灾难之年。

这个教训后来被美国国父吸收了。《联邦党人文集》里有一篇专门提到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像荷兰这么搞。所以你当时问美国国父，你们想搞民主吗？美国国父绝对否认，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你们才民主，你们全家都民主。我们要搞的是共和制。

但是荷兰人为啥没亡国呢？因为运气好。他们的军事领袖，荷兰执政威廉三世，出身一个世代的大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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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切身体会到，没有商人的支持不行，没有国防力量也不行。这两个要素怎么平衡呢？恰好，他碰到一个历史机遇。这个历史机遇就是，英国国王跟议会发生了争吵，英国议会想换个国王，数一数，这个荷兰执政所在的家庭恰好有资格继承英国王位，议会写信给威廉三世，说你来当国王吧，我们都支持。这个荷兰执政就渡过英吉利海峡，兵不血刃入主伦敦，原先的英国国王仓皇逃窜。这个事件在历史上叫作光荣革命。所以咱们老说荷兰资产阶级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两场革命其实是一场革命。

威廉三世成为英国国王之后，着力解决的，就是商人和暴力集团之间的互信问题。我们都知道光荣革命之后签订了《权利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其实宪法的最大作用，就是让国王的权力受到制约，从而让商人觉得国王可以有信用，不会赖账不还。国王不会赖账不还，商人就敢把钱借给政府，让政府去打仗。这在历史上叫作英格兰金融革命。

英格兰金融革命对大英帝国的崛起非常关键。19世纪被历史学家称为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这次是两个大殖民帝国在全球范围内搞的权力博弈大战，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到七年战争到印度殖民战争，到北美独立战争，最后到法国大革命，英国胜出，法国失败。为什么？就是因为金融革命让英国政府信用非常好，每一次打仗的时候，别人都以为它撑不下去了，谁想到英国政府总能发行国债，再筹一笔钱，继续打仗，这才打出了大英帝国。

英格兰金融革命也跟我们开篇要回答的问题有关。1750年之后人类为什么步入了快车道，也是因为正增长，因为有钱。而且这个有钱不是一小撮人有钱，是一大批人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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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都知道，工业革命里最重要的一个科技发明就是蒸汽机。但是我要说的是蒸汽机这个技术是一项在历史上被反复发明的技术，我没有开玩笑，这个人叫亚历山大的希罗，他生活在2000年前的古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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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史学家公认他发明的汽动球是最早的蒸汽机的雏形，当然这个雏形比较简单，但是你不要因为它简单就忽视它，为什么？

因为希罗当时是有完整的物理学基础和工程学原理的设计。他写了一本书叫作《气动力学》，研究的是大气压强的基本原理，然后根据这个原理设计出了大概60多个发明，汽动球是其中之一。

他还发明过啥呢？他发明过自动门，当时是烧火，然后这个空气受热膨胀推开门。他发明过自动售货机，你扔个钱进去，然后一个饮料出来，他发明的。他还发明过能够自动演奏乐器的乐队，这跟鲁班的那些神话不一样，因为他这些发明在书里面是有详细的工程学解释的，是能够复原的。所以说，他是个古代世界的爱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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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可能要问了这个人这么牛，那他的这个技术为啥没有没有影响世界呢？为啥工业革命没在古罗马诞生呢？其实这是一个宏观经济学的简单道理。因为在宏观经济学看来，技术就是一条成本曲线，如果你的劳动力成本过高，那么企业家就会倾向于用技术代替。而希罗的技术卖不出去，最大的原因就是古罗马的劳动力太廉价。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主要的劳动力是奴隶，企业家不付给奴隶工资。

所以古罗马的企业家没有动力使用希罗的技术，希罗的技术最后只能卖给谁呢？卖给神庙。神庙把这个自动门一买回来，你看没有人，门自动打开了，神力啊。这个自动售货机，你扔了一个金币进去，自动给你一杯圣水，神力啊。这个说起来其实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希罗作为一个古代世界的爱迪生，他的发明最后是被神庙拿来愚民。但我要说，这不是他的悲哀，这是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悲哀。因为希罗自己过得很好，他靠着把这些技术卖给神庙，他衣食无忧。

所以我说，人类历史上蒸汽机被反复发明过，这不是开玩笑。每一代发明者其实都过得不错，他们把这些技术卖给国王，卖给宗教，他们个人活得很好。但是我们人类一次次错过了这些爱迪生。

为什么？因为古代社会是一个以暴力为中心的社会，就算你有先进的技术，你的技术也只能为暴力服务，成为他们的附庸。

只有到正增长秩序真正约束了暴力，让暴力服务于商人之后，我们才终于迎来了工业革命。这背后的根本道理，其实还是有钱。

在英国金融革命之后，伦敦工人成了世界上工资最高的一批劳动者。那么英国的伦敦工人工资高就造成了两个后果，第一，他把煤炭这种产品从一个to B产品变成一个to C产品。以前买煤炭的都是一些锻造厂、冶炼厂，老百姓是烧不起煤的，只能烧木柴。但是，英国工人有钱之后，他们更爱用煤烧火取暖，因为烧煤第一是效率更高，第二是更干净。

他们这样一买煤呢，煤老板就赚到了大钱，煤老板赚了大钱，又觉得工人工资太高了，那我能不能有一种机器它又是烧煤的，又能替我干活呢？

这就是第二个后果：蒸汽机的使用。其实1700年纽卡门发明蒸汽机的时候，这个机器很笨拙。它只能在煤矿里面干一件事就是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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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煤老板说没事儿，反正我挣钱，你这个能够替我省工资，你放在这儿试一试，一试之后发现效果不错。那咱们能不能慢慢地一点一点改？就这样改进了六七十年。直到詹姆斯瓦特这个工程师出现了之后，把烧煤的效率提升了4倍，然后又发明了一个齿轮传动系统，让它从简单的抽水变成能够给其他的企业提供动力。工业革命就这么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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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2000年都没进步出来的技术，这六七十年能够取得进步呢？很简单，因为煤老板愿意出钱。他们愿意出钱发掘像詹姆斯·瓦特这样的天才，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我们才有了改变。所以这一切故事背后，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是经过了漫长的演进——只有让正增长秩序的力量彻底约束了暴力，才有可能。

像瓦特、纽卡门、爱迪生、牛顿这样的人才，他们在以前的暴力帝国是被边缘化的。只有让暴力靠边站，他们才能走到舞台中心，发挥聪明才智，为人类服务。

当然，我们今天讲的很多都是欧洲的精彩故事，但是我要澄清一点。是不是只有欧洲才是正增长的代表，中国就完全是零增长秩序呢？不是。中国人又不笨，很擅长做生意。我书里面有写，如果咱们仔细看中国的商贸城市，比如唐朝的长安，宋朝的泉州、广州，也有很多精彩的故事，讲暴力机构是怎么跟商人博弈妥协的。但是时间关系，我讲一个我自己觉得最精彩，也是中国古代正增长秩序的巅峰。这个故事的主角大家都很熟悉，他叫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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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的这张图是荷兰人画的郑成功父子的画像。你可以看到，荷兰人眼中郑成功，金发碧眼，穿着欧洲青年贵族的衣服。但是中国人眼中的郑成功，穿着官服，长的就是个官员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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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说明一个道理。就是在荷兰人眼中他们是自己人，在中国人眼中他们也是自己人。这是商人一个很大的本事，就是谁看他都像自己人，但他自己其实是个跨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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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细节理解这一点。比如说，郑成功的父亲叫郑芝龙，但是你搜英文搜这三个字的拼音，你搜不到，因为他在英文里面叫Nicholas Iquan，Iquan是闽南话，闽南人管老大叫一官，郑芝龙是福建人。他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洋名呢？是因为他在澳门经商的时候皈依了天主教，这是他的教名。当时的珠三角是全球商人云集的地方，他为了做生意必须跟各国打交道，所以他皈依了天主，还学会了六种语言：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荷兰语、日语、大明官话也就是南京话，还有闽南话。郑芝龙其实是海盗出身，但是当时东亚海洋上，海盗其实是个很重要的角色。

为什么呢？这个跟中国古代的地质条件有关。中国古代是一个缺少金银矿的国家，我们一百年的银产量相当于欧洲几年的银产量，这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完全是偶然的，不是咱们中国人天生不会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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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朋友喜欢看穿越小说，讨论穿越回唐朝一两银子值多少钱，宋朝一两银子值多少钱，这都是外行话。因为古代银币供应不足，你今年一两银子值500，明年值1000，后年银子没有了，改用铜币，这样波动，商品经济没法发展的。

但是这个状况16世纪发生了改变。16世纪以后全球先后有两个大银矿被发现，一个在日本，巅峰时期一个矿供应了全球30%的白银，还有一个在美洲。这两个银矿一发现，就解决了中国的货币问题。所以咱们张居正才有条件搞一条鞭法。但是，儒家知识分子不知道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明朝对待对外贸易，只允许官方少数特许商船，严禁民间私自从事对外贸易。但你需求那么大，摆在那里，怎么办呢？这个对外贸易的职责就被海盗撑起来了。郑芝龙当时就是因为这个，赚了大钱。

所以，郑成功的真正身份首先是个商人。他也会多门语言，而且他从小在日本出生的，是郑芝龙娶的一个日本女孩生的，7岁之前学的是武士道。7岁后才回国学四书五经。他有一支黑人火枪手卫队，一支日本武士特种兵，他还可能是当时最挣钱的商贸集团的领袖。他搞出了一个公司国家的制度。我不是开玩笑，他们家的组织架构图是一个公司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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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可以看这张图。最上面叫户官，那是个虚设的职位，代表他们忠实于大明。真正的机构叫天璜码头，是个外贸公司， CEO由郑成功本人出任，然后他的亲族将领都在里面占股份。咱们都读过鹿鼎记，里边韦小宝的师傅陈近南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小说里面写他一贫如洗，两袖清风，实际上这不是历史真相，陈近南本人很有钱。因为他在公司里入股，他每年分红2000两银子，而当时的明朝一品官的俸禄每年是500两，就等于这个人拿着部长4倍的工资，跟着郑成功造反。

这个公司的财务叫裕国库，同时这个机构还兼着主权基金。它真的是个主权基金，当时郑家的人或者他的将领，比如说陈近南、刘国轩，甚至冯锡范，他们要是觉得做什么生意好，比如说要在马来西亚开个票号，这个主权基金会投资他们。

裕国库之外设一个查验司，就相当于今天的审计署。裕国库下面设10家子公司，山五商叫金木水火土，负责在中国大陆收购原材料销往海外，同时收集情报，这是天地会的原型。

海五商是仁义礼智信，底下有两支舰队负责东西洋贸易。这个后来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词汇，叫“东成西就”。这是一个朋友跟我科普的。他祖上是十三行的总负责人，他本人在马来西亚拿了博士学位。他说，东成指的就是郑成功。西就指的是马来西亚天地会分舵。这两支舰队一支往东，一支往西，都能取得成就，叫东成西就。

说它同时是一个国家，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有公共服务的。它有利民库，就是把盈利拨出来一部分做一个福利基金。如果你当时是穷人，你想种地，没有钱了，可以找它要低息贷款，你可以种出来三年之后才还钱。

它还有一个牌饷系统，就是国家给你发营业执照。你要搞外贸公司搞运输，必须有牌照。所以整个来讲，它是采取一个公司国家的框架去运作。这个制度是有先进性的。在郑成功领导时期，这个家族的现金流超过荷兰东印度公司亚洲分部，是世界上最赚钱的一个集团。

所以为什么他能以一个家族之力，坚持对抗满清20年？关键就在这里。

但是后来形势急转直下，因为满清用了一条毒计。当时郑成功有一个将领投降了满清，这个将领建议满清搞内迁令，就是从浙江南部到广东北部，沿海50米内不准住人。渔民在三个月内必须内迁，否则杀无赦。这一条政策当时造成大概100万人死亡，但是它的确有效。因为郑成功这样就没有粮食了。你再挣钱，士兵不能不吃饭呀，怎么办呢？所以郑成功是没有办法，然后不得不去打台湾。

下了堡垒，这才打下了台湾。

但是郑成功攻下台湾的第二年，明朝的永历皇帝在缅甸被吴三桂捉住，然后在昆明被处死了。我们都知道郑成功是忠实于南明的，这个时候他就失去了效忠的对象。

历史学家推测他接下来做了两个大的决策。第一个决策以推测的成分为主，因为没有实际的史料能够完全证明。这个决策是什么呢？是他认为皇帝死后，大明复国无望，他应该去往南洋团结当地的华人，打跑欧洲殖民者，直接搞一个海外的大明。这个抉择之所以说历史学家认为有根据，是因为他的第二个决策，就是他接下来准备去攻打吕宋，也就是菲律宾。如果他只是想割据台湾，占山为王。那么他打下台湾之后，他应该去开垦土地，发展经济。为什么要去打菲律宾呢？

因为中国人做事讲究一个大义名分。当时的东南亚也就是南洋的华人是非常多的，欧洲殖民者来了之后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殖民地，华人在当地是二等公民，是被西洋人欺负的。郑成功认为，我就可以把这个作为名分大义，带领当地华人抵抗殖民。所以他就派了一个荷兰人，穿着大明官服，讲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去马尼拉，告诉西班牙人，这个地方自古以来是我们中国的地方，你们走。

当地华人是欣喜万分，举行了起义，但是起义之前走漏了风声，被西班牙殖民者知道之后，展开了屠杀，然后把尸体送到台湾去羞辱。郑成功极其愤怒，决定立刻出兵。但是很不幸，历史的偶然，出兵前5天他得疾病突然去世，死的时候只有39岁。这个人干了这么多大事，19岁满清入关，22岁起兵反抗，20年纵横东南，39岁就没了。如果他当时不是得疾病暴死，很难讲历史会走向什么样的方向。因为当时他完全有可能打下马尼拉。荷兰人的军事技术是欧洲领先的，他把荷兰人打败了。但是，历史有时候就是不讲道理的，偶然的因素就是能够决定走向。

但是，就是因为历史不讲道理，所以我们更应该学会如何总结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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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觉得郑成功没成功，他就不值得学习。不要觉得有些朋友因为运气好成功了，他的经验就是完全正确的，历史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让我总结的话，我认为这里面有两个道理特别值得我们反思。

第一、郑成功当然是一个民族英雄，但是我认为他的意义远不止一个民族英雄，因为他在当时是一个视野、格局、认知框架都跟国际直接接轨的人，是一个杰出的大人物，如果他成功的话，我们可以拿他跟华盛顿相比。

第二、郑家的崛起，本身又是明朝的悲剧。因为儒家知识分子不懂海外贸易的重要性，所以这个责任只能由海盗承担。如果大明政府知道贸易重要性，保护贸易、鼓励贸易，如果郑家的海军经验能够完全为大明所用，如果郑家的利润可以变成大明的岁入，历史又将会发展向何处？这个道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当然，咱们胡主席曾经讲过，过去的落后不代表今天的落后，过去的辉煌也不代表今天的辉煌。时光荏苒，天旋地覆。今天的中国，又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商贸和制造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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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今天的问题。如何用“正增长秩序”的概念来理解当下呢？

咱们不妨先问这么一个问题：今天谁才是正增长秩序的担纲者？是中国，还是美国？

倒退十年，恐怕很多人心里对这个问题没有疑问。肯定是美国。但是，去年一年的疫情，不免让我们感慨，啊，美国怎么成了那个样子。最现代化的国家到底是怎么了？当然，还是有很多朋友相信，今天美国才是最代表正增长秩序的国家。因为美国科技进步依然很强劲，马斯克依然能把火箭送上天，美国的外贸、金融依然非常强大。我认为他们讲得很有道理。

但是，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朋友认为，今天的中国才是更能代表正增长秩序的。他们说，最简单的标准，中国人均GDP增长速度是最快的、中国是毫无疑问的制造中心，是最大出口国。而且美国在反对全球化，中国在维护全球化。我认为，他们讲的好像也很有道理。

这两群朋友，谁对谁错呢？

在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分享一点小历史，就是这两个国家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首先，中国是怎么开启改革开放进程，融入全球正增长的呢？这其实是被我们的吃饭问题倒逼出来的。

其实咱们这个国家直到80年代，党中央决策层还是非常关心人民的粮食问题，这不是历史课本上说的什么小岗村几个村民按下手印，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没有那么简单。

80年代前中期的时候，因为跟西方关系改善，我们进口了很多现代农业化的技术，包括化肥生产线、农业机械之类，然后粮食产量就有所增长。

当时决策层就产生了两种意见。第一种说要解决农业问题，必须依赖于农业现代化，我们人多底子薄，必须依赖从海外进口先进技术，尽快解决吃饭问题，不要让老百姓生活困难。

第二种意见则说，解决粮食问题，根本上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否则一旦西方对我们卡脖子，这个问题就很严重。

这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最后是一个叫王健的年轻人在1987年写了一篇文章，给出了一个思路。

他说农业现代化这个问题你得颠倒过来思考。仔细想一下，农业机械化、现代化之后，就意味着生产粮食不需要这么多农民了，他们去哪儿呢？你如果不给他们安置好，他们不是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了吗？所以王健说，你一旦倒过来思考，就会发现出路只有一个：我们学习东南亚四小龙，搞两头在外的对外加工贸易模式，利用咱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把大量的农民送到珠三角、长三角的沿海城市，吸引台资、外资在当地设厂，让他们在当地打工，进而慢慢融入城市，这样可以一起解决四个问题。

第一、农业机械化之后农民的就业问题。

第二、通过加工生产赚到外汇，可以进口先进的机械、化肥技术，反过来解决吃饭问题。

第三、如果没有跟西方的商业利益，只进口粮食技术，按照西方人对我们的偏见，他会觉得你可能在打造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但是你跟他们做生意之后，他们觉得，我们是有共同利益的，我也不能随便打你，因为我在你这里有大量的商业机会。

第四、当时我们政府想发展工业，但是我们的知识太落后了，制定不出来好的产业政策。这样搞三来一补对外加工，我们政府只需要调控一个宏观指标，就是土地。你把土地批给港台商人，他们自己会根据这个地方的优势来选择开什么厂，这就等于自动运用了林毅夫先生说的比较优势。所以这是一箭四雕。

这篇文章作为内参递上去之后，得到了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的批示，对改革开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分享这个故事的目的是想说明什么呢？中国这个地方，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如果咱们这个地方陷入零增长的动乱，后果就太可怕了。所以为了避免灾难，中国必须义无反顾地拥抱正增长，这是最大的历史动力。

而美国呢？在人类进入工业革命后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美国的确是全世界正增长最强的国家，但这一点在最近半个世纪发生了根本转变。

为什么呢？这跟技术进步有关。我们前面讲过，古代社会正增长的最大驱动力是商贸，但是进入工业革命后，正增长的最大驱动力就变成了制造。因为在科技进步的条件下，制造业可以不断有新的工作岗位，有新的生产链。新的汽车电视冰箱被发明出来，新的企业涌现，就会有新的工作岗位。

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的以信息化和自动化的科技革命，则是在缩短产业链的。机器人、计算机、自动化，它们缩短产业链的速度大于制造业创新延长产业链的速度，这就会带来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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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是有数据的。大家可以看这张图。技术进步对美国GDP拉动最快的时代，是1920-1970年，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成果快速扩展的年代，以汽车、电视机等为代表。但是之后，GDP增速就下来了，技术的意义也越来越小了。计算机对GDP拉动的时间只持续了十年，而且速度远远不如前一个时期。背后就是这个逻辑。

所以美国转移制造业，选择走金融道路，不是它利令智昏，而是逼不得已。它没办法用旧的模式正增长了，所以它只能转移产业。它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产业外移，恰好又碰上我们改革开放。这也不是谁先计算好的，这只能说是命运。

美国选择了金融立国，虽然整体财富还在增加，科技还在进步，但是正增长能覆盖的人群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看到蓝领工人把票投给了川普，我们看到美国民主越来越暴力，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局面。

讲完这个故事，我们再回到那个问题。在今天，到底是中国，还是美国更代表正增长秩序呢？我觉得，如果我们说，这个答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就意味着，它还不是一个完成时，而我们可能会恰好成为那些书写答案的人。

而这两个故事，可以在我们寻找答案的过程中给我们提供一些锚点，帮助我们找到正确的航向。

我觉得有几个道理值得特别重视。

第一、 中国太大，必须靠拥抱正增长来解决自身问题，这是由文明规模决定的。

第二、 中国发展速度太快，会很快面临跟美国一样的处境。自动化和信息化会给正增长带来很大压力，我们不能允许它转变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在我看来，在今天这个时代捍卫正增长，既是中国的责任，也是中国的担当。如果美国经历了50年的长期正增长，那我希望咱们经历100年，100年都是正增长秩序的龙头。咱们从加入WTO开始算，100走了第一个十年，咱们不急，慢慢来。哪怕我们做成一半，中国也毫无疑问成为世界正增长的龙头，之前的问题也就有了答案。

至于该怎么做呢？我想有三条很值得重视。

第一、依靠投资世界捍卫正增长。

因为美国的案例已经说明了，过快的科技进步，可能只会让正增长覆盖小部分人。咱们今天是制造业大国，不要过早放弃自己的这个优势。比如，现在的越南普通人正在以极快的速度从农村走到城市，我强烈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道路是中国公司去修的，他们住的房子是中国开发商去卖的，他们每一家用的是海尔电冰箱，开的是小鹏汽车。东南亚7亿人、印度15亿人、非洲13亿人，我希望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这样。

第二、用增长红利弥补人口红利。

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一个巨大的制造业产业的优势，跟我们的人口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福利不足，人口过快下降，那对我们是很致命的。咱们说中国用三十年走完了发达国家一百年走过的老路，这句话可能还有一半，就是中国用三十年积累了发达国家一百年积累的问题。而这里面有不少问题是被弱势群体承担了，现在它反映到人口问题上了。咱们应该正视并解决问题。你让老百姓过上不用为房价发愁的好日子，他才愿意多生孩子。

第三、用产缘政治化解地缘政治。

咱们的国际形势跟美国不一样，地缘政治风险比较多。对咱们领土有觊觎的、狼子野心的人很多。对这些人都动用军事或政治手段，一是不值，二是反而会增加风险。我认为应该有一个辅助性的思路，就是充分动用产业和经济的威慑力，解决地缘政治问题。我称之为用产缘政治来解决地缘政治。这样可以以更小代价化解风险，捍卫正增长。

“正增长秩序”这么一个简单的俗道理，但人类已经走了三千年，至今还没有走完。我相信当下的中美博弈不会是终点，而是又一次演出，就像威廉三世和郑成功曾经的故事一样。当然，演出永远不会落幕，今天最后这个问题是开放的。当你觉得这个问题没有答案的时候，也许你自己就可以成为它的答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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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宇：谢谢，我们让张笑宇老师下去喝口水。

我自封为大家的课代表，来说说我听了这堂课受到的启发。正增长秩序，这是在《商贸与文明》这本这书里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名词。现场我们算一笔账，看看正增长秩序是怎么发生的。在张笑宇老师上台之前，我重重地拜托大家，我说如果接下来一个多小时你听着爽，那你应该去买书，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制造一个正增长秩序。

今天现场有两位著名的出版人，一位是范新老师还有一位是甲骨文的董风云老师。今天我们相见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出的每本书我都买了，我不要你送我书。这不是在跟他们放交情。我为什么要买他的书？道理很简单，我每在当当、京东这样的网站上买他一本书，那实质效果是什么，尤其是像这样严肃的社科经典，你知道每多买一本，它的名次就真的可以往前进一步。那么这本书卖出去的几率可就不是多了一本，它就可能多了十本。如果这十个人读了之后，去豆瓣上打分，评分再提高，那它有可能就变成100本。所以我这一本书的订单，给几位出版老师帮的忙就不是一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说拜托大家都去买书，就是这个道理。你看，正增长秩序通过现代社会这样的杠杆在不断放大。这是第一笔账。

你可能会说，我凭什么要帮他呢？你跟范新、董风云是朋友，我又不是。这也是在制造我们自己的正增长秩序。各位，读书的作用是什么？是吸取知识吗？这当然是其中一个。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让我们掌握的共识，成为更多人的共识。而因为我先掌握了这个共识，我在这个共识体中的影响力权力地位更高。如果世界上这本书只有你读了，其他人都不读，不好意思，你连吹牛都没有人听。应该是我读了这本书，而且我先读的，其他人都跟着读这本书，我就制造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正增长秩序是一个“精神增长秩序”，所以我们花时间读了书，要让我们读书效益最大化的方式，不仅是把这本书读懂、记住、应用，而且是要号召更多的人，跟随我们来读这本书——这是读书收益最大化、形成正增长秩序的一个技巧。所以，花五十块钱在当当上下单买这么一本书是非常划算的，这是你个人的杠杆。

可能还有一个问题，书是范新老师出的，稿费是张笑宇老师挣，刚才我又号召大家去当当上买，关得到什么事？我赚到了什么？我们也是创业公司，我今天跟他们关系好，我就可以用公司的资源私人帮他们的忙吗？我的股东也不答应。我算的是另外一个正增长秩序， 如果我们今天晚上的号召真的既能帮到我们的用户，也能帮到出版商，帮到张笑宇老师，那启发俱乐部就会在这个生态当中变得更值钱，更多的出版人就会愿意把更多像张笑宇老师这样的优秀作者推荐到这个舞台上来，来服务得到用户，这符合我的利益。

我刚才算得特别庸俗，好在刚才张笑宇老师讲得就很庸俗，哈哈，所以我用这个狗尾续一下貂。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小人物在大时代，小个体在大系统中算账的方式。我们就是通过自己，包括让自己成为答案，自己选边站，用自己的力量一点一点地让正增长秩序在社会系统中不断成为杠杆、不断放大，从而获得自己想要获取的环境和生活的。

而且在书籍、课程、知识领域，也许这个效应会更大也更快。前两天正好我读到了赵汀阳老师一本书当中的一段话，我抄下来了。刚才听张笑宇老师讲的时候我就把这段笔记翻出来了。他说，“与消耗性的物质世界不同，精神世界是增值性的，而且是效益无限递增性的。一个精神世界越被广泛使用，越被更多的人分享共用，就会因此凝聚起越多的文化附加值和难以拒绝的政治魔力，就越能够吸引更多的心灵，结果会形成一个无穷增值的循环。”所以，知识世界、书本世界里的正增长秩序，也许会喷发得更为剧烈。

这是我对张笑宇老师刚才这门课的第一个心得，也许在你听来就是想劝你买书。

我再给大家买这本书的一个理由。这本书的序一共有两篇，其中有一篇是鄙人写的。当然，我写的放在了第二篇，第一篇是著名的政治学者刘瑜老师写的，序本身也写得很好。当时张笑宇老师和范新老师找到我说，罗胖给我们这本书写个序吧，你不是读了觉得特别好吗？可把我愁坏了，因为他讲的这套东西我作为读者是能够欣赏的，但是要写序，要我给他讲的这套东西再来做总结再来提升，我没有那样的学力。所以我就写了一篇序，我说一本好书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写了17条清单，为什么是17条呢？因为他这本书的整个总结就是17条，所以他写一张清单用了一本书的篇幅，而我就写一张17条清单作为它的序。

在写的过程中，实际上我就感受到了一种个人化的正增长秩序。我们过去讲知识就要应用，但实际上知识更好的方式是表达。在启发俱乐部的这个舞台上，我们迎来送往那么多老师，我们迎送的是知识本身吗？不，我们迎送的是这个时代更好的，可以说是最优秀的一批知识的表达者。

我觉得刚才这一个半小时张笑宇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经典的示范。什么叫讲好一堂课，分享好一套知识体系？正好前不久我遇到了我的一个老乡，也是一个著名的创业者，印奇，他曾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当然他没读完。我就问他，你在那段时间有什么收获？他说我的导师是个印度人，你懂什么意思吧？我说什么意思？印度人特别能说，印度人在硅谷之所以压咱们中国人一头，就是因为特别能说。

他说，我通过短暂的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经历，分析并破解了印度人为什么能说的密码。我说，这个厉害了，赶紧说说。他说无非就这么两条。第一条用英文来说叫linear story。咱说个事中国人经常会说，我说五点；但印度人不会，印度人长篇演讲或者一个短暂发言都讲一条线，用一个极有魅力的问题开头，讲这个问题衍生出第二个问题，再衍生出第三个问题，再在你自然心中升起的问题群中捕捉下一个问题，是一个线性的故事，而不是一个逻辑的堆砌。

刚才这一个多小时大家欣赏张笑宇老师的课，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从一个一千年来最重大的问题一直往下抽丝剥茧，linear story，一直到中国和美国未来哪个牛，我们当代中国人心中都有的问题，一直到这儿，线性故事。第二个词，spoon feed，这个词其实在英文里略带贬义，叫填鸭式，拿个勺怼到你嘴里。刚才听张笑宇老师讲课，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我给一个知识，我特别想让你接受，我特别想让你听懂，并且我能说服你，我搜肠刮肚、搜山检海，我把你熟知的郑成功的故事都从资料馆拿出来讲出另外的道理，讲给你听。你能从刚才这一个多小时中，感受到一种他特别想把什么东西拿个勺怼到你嘴里的那个欲望——这个太重要了。

最近我在跟得到的同事聊我们的知识服务业务的时候，我说也就这两条：第一条，咱们能够捋着用户的兴趣线，一次就把一个事说到头吗？咱不能傲慢地站在知识、信息、逻辑、概念这一边，试图自己堆叠出一个像城墙一样的东西，等着别人来攻或者是守。第二条，你真想把这个事跟别人说明白吗？再难的概念、再抽象的概念，总有一些办法，你能想得出办法，拿个勺怼到用户嘴里。

刚才我这一小段算是一个迷你的演讲课，正好前面有一个多小时张笑宇老师做的这样一个示范。这其实也是我们个人的正增长秩序。我们那一点点可怜的生命体验、我们可怜的阅读视野、可怜的信息输出能力，当我们拥有了这样两个密码，跟印度人学来的密码，然后再把它放大，你也有可能写出这么精彩的书，你也有可能站到启发俱乐部的讲台上。

最近很多用户都知道我们在做一件事，就是我们和飞书在做一个合作。我们在飞书里面建了个文档，请求大家帮助罗胖完成跨年演讲的策划。比如2021年能够改变你生活、给你带来美好体验的好物是什么？有很多用户在推荐。比如2021年中国的芯片产业到底怎么样了？我们在召集芯片行业的人来共创一个问答。再比如2021年你觉得哪本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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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用户叫王宜帆，他是新零售品牌的从业者，也是我们得到的用户。他就推荐了王志纲老师的《大国大民》，下一期启发俱乐部我就请到了王志纲老师，来到启发俱乐部的讲台。因为他刚出了一本书叫《王志纲论战略》，我们请王志纲老师给大家讲讲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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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这段话既是下期启发俱乐部的预告，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今天的主题，正增长秩序的一个示范。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一点点地对精神世界的堆积的力量，完成自己就是答案的使命。王宜帆同学通过推荐这本书，加入了这份文档，而得到、罗胖罗振宇这个人，试图通过和飞书的合作，完成对于这些秩序的再整合，这些力量的再汇集。最后在跨年演讲的舞台上，再把这些书、这些人，推给更大范围内的正增长秩序的构建。所以这个世界美好而有趣，这是其中的一道风景，这是我们通过自己的良知、偏好、趣味、判断，让自己的正增长秩序汇入到该汇入的河流当中，我们这代人的生活就在这样激烈的波涛汹涌的正增长秩序里面不断变得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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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本期的启发俱乐部，非常感谢各位用户来到现场，也感谢你们收看本场直播，谢谢。我们下周三晚8点启发俱乐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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