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9期-3 | 架构给定问题，屏蔽波动

第四，文官政府和军队的关系。

有了皇帝这个基础架构，又要解决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如何用皇帝领导的文官政府来控制军人。

皇帝是什么？是文官系统的首领，理论上他应该对军人有控制权，但是皇位传几代之后可能变成糟老头子掌权，小孩掌权，养在深宫中、长在妇人之手的文弱书生掌权，没带过军队，在军队中没有威望。这样的皇帝怎么能够管住军队，是一个最核心、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如果你熟悉古罗马历史就知道，古罗马这个问题就死活解决不了。最多的时候，罗马帝国同时有100多个皇帝，100多支军军阀各自选出自己的皇帝，全部是军人。

但中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今天只看一个侧面。这又是我在李子旸的文章里看到的一个洞见。

李宗仁被蒋介石耍过一次。那是在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就职典礼。蒋介石是总统，李宗仁是副总统。典礼之前，李宗仁问蒋介石，出席典礼穿什么服装合适。蒋介石说，穿军装。李宗仁也没多想，就穿军装出席了。

到了典礼上才发现，蒋介石没穿军装，穿的是长袍马褂。俩人站到一起，怎么看李宗仁都像是蒋介石的副官侍从。显然这是蒋介石故意玩儿的小花招。李宗仁气坏了，多年后写回忆录还忍不住大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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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张照片，确实有领导和下级、一主一仆的感觉。这件事的政治意义，时过境迁，已经无所谓。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穿便装的是领导，穿军装的反而是侍从？

要知道，其他国家可不是这样的。在欧洲各国，国王正式肖像中的服装，出席最正式场合所穿的服装，恰恰是军装。

随便看几张欧洲大国国王的肖像和照片。

拿破仑的这张画像最著名——一个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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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吧。在欧洲，军装才是国王——也就是最高统治者的正装。这和中国可是大相径庭。

中国皇帝中，也有带兵打仗御驾亲征的马上皇帝，即使如此，皇帝的正式形象，都不是军人。皇帝的正装——龙袍，是文人式的宽袍大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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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皇帝是地地道道的军官，但流传下来的画像却是这个样子的。这是因为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观念截然不同。中国的政治观念，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文治。落实到政治制度上就是，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建立起了文官政府。以文制武，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在社会领域的一大发明创造。

因为有了皇帝制度，所以中国从来没有试过，军人直接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没有这个选项。皇帝可以是拥有武力的军人起家，但是，如果他不脱下军装，成为文官政府的领导人，他就不是皇帝。

文治，对于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天经地义之事。其实，如果跳出习惯性思维想一想，就会意识到，文治国家，是多么的不寻常。

用武力治国，其实很容易理解。服么？不服就弄死你。从动物世界到人类文明早期，当然都是这种“制度”——否则还能怎么办？西方的国王和皇帝穿军装，其实就是这层意思在现代政治中的反映。

而要想实现“文治”，这就需要高得多的治理水平。

文治的根本出发点，一定不是单方面的武力掠夺，而是制度本身的魅力。说白了，接受我的统治，比不接受，你的处境要好。文治政府，必须能够协调、管理和增进被统治者的利益。

这样说话，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为了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涂脂抹粉。你想象一个场景就好了：如果你生在一个中国古代乡村的普通人家，你是愿意，这个地方完全没有秩序，到处是强盗，或者是个别强人家族独霸一方，还是远在京城的皇帝给你派来一个县官？这个县官来了之后，你当然要交税，但是他也主持诉讼、他也搞一些公共工程、他也劝勉农桑、他也赈灾、他也管地方上的治安，他要是干得不好或者贪赃枉法，背后还有一套规矩能管他。他还办教育，你家如果有人考取秀才之后，还可以进一步进京赶考，一旦中了进士可以光宗耀祖。你要哪个？

所以，你想象一个景象：一个文弱书生带着一颗印，就可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上任当县官。当地士绅对他的期待，至少是一开始的期待是，父母官上任可以造福一方。在人类历史上横向看看，这是一个多么奇葩的场景。

文官政治的本质，是用高水平治理来换取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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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中国历史大漩涡越转越大的根本原因。曾经的蛮夷之地，接受中原统治、逐渐被同化的过程中，虽然不免伴有武力和战争，但终极原因在于，来自中原的文明统治让蛮夷地方变得更好。接受这种统治，比抗拒要好。

我们再来捋一下这个逻辑。因为要安定，所以中国一开始把所有的权力交给了一个人，皇帝。而这衍生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又要解决。比如，带兵的军头，就容易对皇权产生威胁，所以必须用文官政府，用重文轻武的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文官政府就必须是用高水平治理换来服从。而高水平治理的要求又倒逼中国政府从很早开始就必须是福利国家。

所谓“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嘛。福利国家这个概念的核心，并不在于某种特定的福利水平，而在于国家对民众的生活是否有救助和帮扶的责任，是否是“无限责任政府”。所以，要说中国世界上最早的福利国家，这不奇怪。当然福利水平很低，但是它的基本的统治逻辑是建立在政府兜底这个基础逻辑上的。而西方什么时候搞出福利国家的概念？太晚了。

这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逻辑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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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必须看到，从皇帝制度这个基础架构开始，一系列问题开始出现，有的问题解决了就是解决了，但还有些问题解决了，又会衍生出新的问题。比如科举制度问题。

过去我们一般都认为，小圈子的门阀士族制度非常坏，看看魏晋南北朝就知道了，一帮贵族子弟，吃饱喝足什么都不会干，还把持权力，所以科举制度，把政权的大门打开，让普通人也有机会上升到统治阶层。就像今天的高考一样，科举具有全民色彩。一定年龄段之内，所有中等以上家境的男子几乎全部投入科举。考得上的当官，考不上的当老师，其余在农闲时节教村子里的孩子识字。整个社会的识字率一下子就提高了，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被打开了，儒家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被广阔地域上的广大人群所接受，在文化上巩固了中国的统一。所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发明。

从宏观上看确实如此。可是《法度与人心》这本书里，也提醒我们注意事情的反面，科举制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什么问题？官僚系统的道德问题。

在科举制度之前，用的是什么制度？察举制。就是现在的官员推荐新的官员，这当然导致官僚的来源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但是这也有好处啊，就是熟人之间放心啊。

你就想我们今天，最好的保姆录用方式，不还是朋友之间互相推荐吗？这个阿姨在我家干过，不错，我当然就更放心用啊。公司招聘，内推有重奖，这重要的人才发掘方式。

士族门阀制度形成的是“小圈子政府”，熟人官场。每一个人的家世渊源、家族风范，以及个人的脾气秉性，彼此知根知底。在这样的官场里，道德约束的力量很强大。祖先荣光、家族门楣、熟人朋友的评价，都会对一个人的行为构成约束。

我在这本书了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例子，东晋初年，刚刚南渡，高门士族的日子也不好过。太原王氏的王述家里很穷，就自告奋勇出来当了个县令。上任之后大肆收受贿赂，改善生活条件，被上级纪检部门查出来一千三百多条问题。

宰相王导就派人跟他说：以你这么高贵的出身，还怕没钱吗？如今屈尊管理一个小县，实在是不合适啊。

王述回答说：“足自当止。”等我拿够了，就不贪了。

当时人都不信。可是后来，王述做了多任地方长官，都无比廉洁，还把俸禄分发给亲朋故旧，自己家的房子家具再也没有换，都还是当县令时用收受贿赂的钱置办的。

这样的故事只能发生在“小圈子政府”的熟人社会当中。列祖列宗在前，子孙后代在后，家族是要延续的，来路可知，去处分明，所以要对自己有节制，要给彼此留面子。

但科举制实行以后，就带来了两个后果：

第一，你爸爸是谁，不重要。科举考试，不论家族门第，全凭卷面定终身。这样就为官场源源不断地输入了新鲜血液。但换个角度看，这种新鲜血液其实就是“陌生人”。“小圈子政府”变成“开放式政府”，官场从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道德约束就消失了。

第二，人品不重要。考试能够考出来的，只有个人的知识水平和写作能力，考不了道德。没准分数越高的人越不择手段，我们今天有个词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科举制虽然解决了人才问题，但是也带来了道德问题。这就需要发展出新的能力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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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面，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想的办法就多了去了。从考核制度、晋升制度、监察制度，从思想教育到严刑峻法，想了无数的办法，最终也不能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确实摸索出了一大套经验。

举个很小的例子，北宋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兴建学校，从地方州县学一直到首都的太学。然后，学籍与考试资格挂钩，所有考生在官学学满一定期限，才能参加科举考试。学籍与户籍挂钩，所有考生必须在户口所在地的官学学习。这些规定是干嘛的？重建熟人社会，用师生、同门、乡土的力量对官员进行道德教化和道德约束。

在基础架构上，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新的问题，再持续解决。这个一个永久的过程。但是千万别觉得，这个过程因为永无止境，就是永无成就。恰恰相反，这就是能力积累的过程。

我说了这么多，不是想给中国的皇帝制度涂脂抹粉。我其实是想说，我们有没有可能站远一点，以更宏大的时间视角再来看中国历史，你能清晰地看到某些能力的正增长。因为我们一直在一个基础架构上解决问题，有些成就是惊人的。

比如说中国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这是举世罕见的现象，在2020年疫情期间，这变成了一项清晰可见的能力优势。再比如，中国人的互相认同问题。这是也是在几千年间，点点滴滴地建成的。

举一个《法度与人心》里的例子。

赵冬梅老师说，司马迁最大的贡献，不是写出了一部史书，而是统一了中国的时间。这是汉朝跟秦朝相比，在制度上的一大进步。

这就要说到汉朝当时面临的情况了。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汉帝国已经完成了空间上的统一，长城以南的农业区全部被纳入了中国的版图。但是，在这个版图内，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每个族群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用现在考古学的说法，叫“漫天星斗”。秦之所以灭亡，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它只完成了暴力上的统一，却忽略了和东方六国之间的这种差异。

所以，到了汉武帝时期就面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整合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的历史记忆。司马迁写《史记》，本质上做的就是这个文化整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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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司马迁是怎么做的呢？在《史记》里，司马迁整合各种传说，给我们中国人构建了一套祖先谱系，这就是《五帝本纪》。第一是轩辕黄帝，第二是帝颛顼高阳，第三是帝喾高辛，第四是帝尧，第五是帝舜。五帝下来就是夏、商、周三代了。司马迁说，从黄帝一直到尧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都是同姓同族，只是国号不同。五帝的子孙散落到各地，繁衍生息，发展成为各个族群。

别看后来大家打得不可开交，实际上，被视为戎狄的秦国、有蛮夷之称的楚国，甚至当时跟西汉不停交战的匈奴，都是黄帝子孙，大家都是一家人。比如，春秋五霸越国。司马迁说，越国的王族是大禹的后代。夏朝第六代君主少康的庶子，被分封到会稽（也就是今天浙江绍兴一带），祀奉看守大禹的祭庙。他的后代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既然咱们两千年前是一家，所以，汉武帝灭掉越国也就有了合法性。

你看，通过祖先谱系的编制，司马迁就把汉帝国疆域内不同地域的不同族群“改造”成了一个源远流长、传承有序的华夏大家族，从而统一了华夏民族的历史记忆。我们中华民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大而不散，就是因为这个雪球是有核的。这个核就是我们的祖先谱系。

所以，司马迁说得对不对不重要，大家都认才重要。

后来，少数民族征服了中原地区，也要跟轩辕黄帝攀个亲戚。比如，建立北魏的鲜卑族慕容氏，就说他是黄帝嫡孙的后代；建立辽国的契丹族，自称是炎帝的后代。每个朝代的皇帝还都喜欢到黄帝陵，也就是今天陕西的黄陵县去祭拜。跟轩辕黄帝他老人家汇报一下：“我的位置是从您这里接过来的。所以，全国各地的老百姓们都应该服从我的统治，听我的命令。”直到今天，我们还说，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这就是司马迁的发明。

你看，这是不是一种很独特的能力？

这个地方，顺带澄清一个误解。西方有一个概念，叫“帝国”（empire），就是“帝国主义”那个帝国。我小时候就奇怪，打倒帝国主义，那不见得有皇帝啊，怎么叫帝国呢？

后来才知道，那是西方政治中的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所谓帝国，就是把一大群文化不同、制度不同的民族用军事征服统一在一个国家内的权力结构，有中心，有边缘。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中国第一代搞翻译的人太草率了，把“中华帝国”翻译成了empire，这其实是有问题的，也引起了很多西方人的误会。有一次，我跟一个西方人讨论问题。我就说，中国人爱好和平，不爱搞对外扩张。他就说，不爱扩张，这么大的中国是怎么来的？中国是个帝国啊。你看，这就是一个天大的误解。他们要是有机会采访一下中国古代的皇帝，他们会明白，从汉代起，帝制中国的核心与边缘的关系就彻底转化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于没有在文化上归化中华的那些边陲地区，皇帝的心态非常复杂，那是一种不能不管，但管了又怕湿手沾了干面粉，甩都甩不脱的矛盾心态。

两种“帝国”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国这么大，还能有这么强的向心力，这是一种能力，一种用几千年时间堆积出来的能力。

我们的文明流淌到今天，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确实到了一个历史关头，就是我们要重新评估这个民族。我们这一代人脑中的地图经常是这样的，1840-1949年能不能别跟我提？今天一个条约，明天一个条约，没有一件高兴事。咱们就说1949年之后，咱们不断地在向上建设，能够看到一个向上的曲线。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观往往是断裂的。但是，到了2020年之后，我们可能是要回头看看，就是中华民族的能力在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她的能力是怎样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今天的“启发俱乐部”，聊了这么多历史。但是我的本意不是来聊历史的，而是要回答我一开始提出来的那个问题：能力是如何增长的？

我突然有一点明悟。能力增长，不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果。而是一开始就有一个初始架构，这个架构不提供答案，但它提供了一组永恒的问题，同时屏蔽了那些不指向能力积累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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