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期丨罗胖的歪理和歪嘴

首播于2013年1月11日

《战后经济发展之路》董磊
《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陆铭
《野蛮生长》冯仑

《罗辑思维》是一个自媒体，自媒体的玩法和传统电视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就玩一件传统媒体绝对不会干的事情，用一整期节目来回应这一阶段大家对我的批评和指正。批评最激烈的集中在刚刚播出的关于中日贸易的那一期。很多人骂我，说罗胖子你是个汉奸、你是卖国贼等等。我听了哭笑不得。如果你真觉得我是一个汉奸，那我求你啦，以后就不要看这个节目了。

我想到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一个小媳妇儿天天被她的残疾人丈夫打，这个小媳妇儿非常温柔地跟她丈夫讲，哎呀你别打了，小心伤着您自个儿。对于那些骂我是汉奸的人，我特别想像这个小媳妇儿一样跟他们说：“别生气啦，小心伤着自个儿，以后不看不就完了嘛。”

与此同时我还想说的是，我对中国人的素质没那么悲观。我认为，能够听得懂我在说什么且愿意和我在一个相同的轨道上进行探讨的人，不在少数。这也是我做自媒体试验的初衷和信心所在。

在所有批评的意见中，我很重视一种声音，所以今天想特地回应一下。我曾说过贸易解决争端，贸易造就和平，一些网友就问，经济问题真的那么重要吗？面对日本这样光靠温柔的手段能解决问题吗？我们没有背在身后的钢刀利刃，日本人能害怕吗？

关于这一点我要正式作一个声明，我从未否认中国应该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也从不反对面对所有对中华民族利益进行窥视的人，我们要有武力威慑的准备。但中国现在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正走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上，要完成从一个受尽屈辱的民族向一个中央国家的转变。既然大国切换，思维也得跟着转换。

其实所有的爱国者都应该对中国有信心。我们现在正走在进入中央国家的道路上，即将和美国并驾齐驱。美国富强起来也不就是近一百年来的事情吗？而美国走到整个世界格局的中央位置，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距今不过才五六十年的时间。美国在半个世纪之前的很多战略做法和思维方式是否特别值得我们借鉴呢？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结束了。当年召开了两个会议，第一个是雅尔塔会议，英、美、苏三巨头在苏联黑海边的小城雅尔塔聚会，决定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安排；另一个是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度假中心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参加者都是经济学家，他们和三巨头开会的目的一样，讨论战后的世界经济格局安排，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重演这样的悲剧。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达成的几项协定和结论今天仍对我们人类的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中第一项就是成立了当时所谓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即今天WTO的前身。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基本思想是，只要贸易发达并让货物自由地穿越边界，那么士兵穿越边界的机会就会变少，这是当时人们达成的一个共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把各个国家交易的关税降到近乎为零的水平，然后用一系列的组织体系，比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等确保贸易体系的建立。美国以“世界GDP一半”的霸主地位承诺美元要跟黄金挂钩，使得此贸易安排顺利实施。1972年，尼克松赖账把美元和黄金解钩了，当然这是后话，已经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美国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为什么要承担这样的责任？因为美国是以霸主心态设想的，美国当时已经走到了大国崛起的最后一步，这时候就一定要想着，怎么让战后世界的整个经济格局以美国为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已经是一片瓦砾了，只有火葬场的生意最好。这时候，美国人掏出大量的真金白银，实施所谓的“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战后经济复苏。“马歇尔计划”是不分彼此的，欧洲所有国家见者有份，甚至连苏联控制的东欧国家也是见者有份，甚至对于当时的仇敌德国，美国也给予相当规模的援助。

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要成为世界的中央国家，他必须让世界所有主要的国家都在他主导的贸易体系当中运行，他没有抱着满腔的仇恨，带着报复心理，这不是大国的思维。

其实美国对远在东亚的日本的仇恨更深。毕竟美国和德国打仗是为了英国，而小日本是真的跑到珍珠港，在美国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搞了一次卑鄙的偷袭。所以按美国人当时的民族情绪来说，应该更恨日本人。

当年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逼着日本签订了《日本国和平宪法》，接着在贸易上，美国不但没有挤压日本，反而为其开拓出了宽广的大路。比如在随后的朝鲜战争当中，美国为了扶植日本，给了日本大量的军工订单。扶植日本难道是为了让日本再崛起吗？不是的，而是要把日本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当中，要让日本人围着美国的贸易指挥棒打转转，这就是政治影响力。

中国在大国崛起进程中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谁都不敢小视中国的经济实力。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自身的经济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生气了不跟谁做生意，明天我又要把谁逼死。说实话，天这么大你真能逼死谁吗？中国人不跟日本人做生意了，日本就一定会举国饿死吗？如果没有这个可能，那我们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上，在建设以中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的过程中，这么做跟自残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就是我的思维，我的思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哪个神经病告诉我的，更不是脑子被驴踢了以后蹦出来的一个火星儿。这是半个世纪前美国人就已经做到的事情。难道我们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不可以向美国学习学习吗？

现实版蜗居城市——香港

对我们节目的批评还集中在“城市化”那一期。很多人说，罗胖你歧视我们中小城市人民，你鼓吹大家都上北上广深，说那儿的人有见识，你这是赤裸裸的歧视！

我先给你打个逻辑上的比方，某个人说人应该有两条腿，可你非说他这是在歧视一条腿的残疾人，非说他认为一条腿的人不是人。如果你非要这么说，还让你有了不好的感受，我也只好公开致歉，让你有了这种不好的感受，我表示歉意。

其实我的本意并非如此，我只是认为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会给年轻人的创业发展提供更好的机会。因为那里人群更聚集，肉身的大规模聚集会给人和人之间的协作创造更多可能性，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见识和发展机会。还要补充说明一点，大城市的这种聚集效应并不是互联网或者其他的人类协作方式可以替代得了的。

前两年复旦大学推出了一个研究成果，研究预测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即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带，可能会出现亿人级的城市。说实话，我看了之后很震惊，因为我们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城市，但那份研究报告不无道理。

研究报告提到东亚国家的城市化，到最后基本都会变成超大规模城市。在韩国的首尔，一个城市的人口就占到韩国人口的一半；日本也是如此，50%的人口和75%的GDP都集中在环东京湾的四个城市圈。这说明在东亚国家的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大城市的超大规模聚集也许是一个规律。

那中国会不会走上这条路呢？可能性非常大。如果中国人口在2050年达到峰值18亿，如果其中一半聚集在中国光、热、水、土配合最好的三个平原地带，也就是环渤海、珠三角和长三角，你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会不会出现上亿人口的城市？

有人问，为什么大家为了留在北上广深可以容忍大城市的高房价、巨堵的交通和非常恶劣的空气呢？难道他们就不会为了追求幸福生活到小城市、乡村吗？拥有自己的别墅，养几匹马，这种生活不好吗？如果你做出这样的选择，兄弟我表示佩服。因为这正是我想过的生活。然而在人类近几百年的城市化历史上，这么想的人很多，但是这么做的人不见得很多，否则怎么会出现像首尔、东京、香港这样的大城市呢？

内地人到香港去，有时候会很可怜香港人。香港房价是北京的五到十倍，香港双人床的标准是一米二，一个标准的香港居室的卧室是两米乘两米，面积相当于我们内地一个普通双人床的大小。在那种鸽子笼般的环境里，七八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生活的现象司空见惯。而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到其他地方去呢？如果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就会发现大家都有一些不得已的处境。比如他就是在这个城市长大的，他只熟悉这个城市，而且他的生活技能在这个城市能销售掉，他被嵌入到这个城市的大系统当中，他已经无法抽离等等。几乎每个香港人都有到田园去唱田园诗的冲动，可是面对具体的选择，他们却往往做不到。面对大城市，其实每个人都有确切而迫不得已的原因。

北上广深，想说离开不容易

放眼城市化的未来，我们还会发现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经济文化产业的爆发给城市化聚集效应带来的影响。

前几年我陪吴敬琏老先生在宁波搞了一个论坛，当地一个高层官员问吴敬琏先生：“原来搞工业化的时候，我们从上海找个高级工程师，到宁波来安家落户很容易，我们只需要把工资提高一倍再分配个三居室，工程师很快就来了。可是现在搞创意产业，我们想请一个国际上很有水平的动漫策划师、设计师到宁波来安家落户，翻几倍工资人家都不干。”对此他百思不得其解。吴敬琏先生说：“原因可能是，特定的行业需要大城市聚集，这也是一种不得已。一个搞文化产业的设计师，如果贪图两倍三倍甚至五倍的工资到宁波工作，三年五年之后他再回上海，可能已经一文不值了。”

这一点我们做媒体的人其实深有体会。为什么这么多媒体人一定要聚集在北京？都说北京的文化资源好，其实无非是一帮文化人在一起互相呕那个气味。很多媒体人之间的交流，不是开个专业会议就算成功交流。有时候只是打个招呼、发个短信，或者闲聊几句，这些非正式交流都意味着个人是否嵌入到中国的传媒系统当中，能否感受到大家的气味，并跟上大家共同成长的步伐。从北京回到保定，可能生活质量一下提升好几档次，但是会有一个担心横亘在心里，那就是过几年之后，可能就跟这个社会系统脱节了，赶不上大家成长的步伐了。这也是我本人为什么死活都要赖在北京的原因。

随着城市的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快，有这样心态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多。表面上看，生活在大城市是一种非常不理智的行为，但是细究下去会发现其中独特的原因。就目前来看，很多问题单靠互联网、远距离的协作是无法解决的。所以在中国城市化的前方，我们很可能看到的是像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一样更大规模的聚集。

对我们《罗辑思维》的批评还有一点非常集中，那就是我本人的长相。有人说这个歪嘴居然还敢出来说话，下去吧，别给你家人丢人了。还有人说长得跟猪一样，还摇头晃脑，你怎么好意思出来当主持人呢？关于这个长相问题，我真的很委屈。因为我也改不了了，我现在从头长也来不及了，四十多岁了，我说话的方式都比较定型了。只能说一声“对不起”。

但是，互联网时代跟传统时代有一点不一样。传统时代，比如说电视台请了我这么一个长相的主持，你真的可以反对。或者你觉得这个主持人不好，在卖假冒伪劣产品，你可以写信给台长，说让他下去吧。可现在是自媒体时代了，我们在互联网环境里制作了一档视频节目，就好比在农贸市场推出了一个包子摊。你觉得不好，旁边有卖蒸饺的，你可以去他家吃，何必非得抬脚把我这个摊子踹翻呢？说得更严肃一点，你说我长得丑，你能不让我上街吗？这是我的自由。在言论自由的国家里，我为什么不可以做自己的自媒体节目呢？

话又说回来，就算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喜欢我，那不还剩百分之一吗？就算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不喜欢我，那也还剩万分之一。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以媒体人的身份服务万分之一的公民，我已经很满足了。既然这个市场这么大，有人喜欢苍井空，有人喜欢芙蓉姐姐，还有人能接受干露露，那总有人接受我吧。这也是我出来做这个自媒体的信心所在。

再深入一些分析，就涉及到未来的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变型。冯仑在《野蛮生长》这本书里说道，过去的组织其实都称之为树枝型组织，像树一样，有根，有干，干上生枝，枝上生叶，每个人都在某一个组织的分枝当中，不管是在公司还是在政府部门，上面都会有自己的老板，下面也会有自己的下线。

但在未来的互联网社会，可能会出现两种组织。冯仑都给它们起好了名字。一种是盈利型组织，又叫“特种部队”。有点像在阿富汗的美国大兵那种组织形态，其特点是大后台加上小分队。后台是什么？是美国五角大楼的超级计算机，是停泊在波斯湾洋面上的超级战舰。但是真正在阿富汗山区里面打仗的是三个人一组的战斗小分队。大后台加上机动小分队，这可能是未来盈利型组织的一个特征。

另一种是非盈利型组织，又叫“基地组织”。其特点有三：第一，成员极度分散，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只要你信仰一致，不用写申请书，两个介绍人就可以宣布自己是其中一员。第二，成本各自负担，组织上是没有拨款的，所有东西得自己出钱去买。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依靠价值观协调。不管这个价值观有多邪恶，这种组织类型都是依靠价值观来协调的，属于内在激励机制，而不是一年到头干得好了组织给你发奖金。

这两个未来的组织类型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靠一个核心形成小团队。非常大的组织实际上已经不太适应现在的互联网社会了，就像深圳的富士康，当达到三十万人那么大的组织规模的时候，风险已经不可控了。员工跳楼，郭台铭先生觉得很委屈，跳楼自杀率还不如一般的县城高呢。但记者天天围着厂门数，跳一个跳两个，结果变成危机公关事件。

这就是组织大到一定程度的后果，任何一个小丑闻、小漏洞和小风险都会导致商业组织的巨大损失。这就有点像“挑战者号”航天飞船的失事，当制造出来的机器已经达到高精密程度时，一个密封圈就可以要了人命。所以郭台铭先生想出一个狠招，在未来十年用上百万机器人替代人工作业。

未来的组织结构变型，不是做越来越大的组织。回到《罗辑思维》的一个逻辑起点，我们也并不想做一个多么庞大的组织，产生多么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我本人也不想当赵本山，上到国家领导人下到田头的老农都认识我这么一张脸。我的梦想非常简单：如果我的知识能够通过我和我的团队辛勤的劳动服务到很少的一群人，比如说十万人，足矣！

所以如果你看不惯我本人，没关系！随着自媒体实验经验越来越丰富，我相信会有更多人来做与《罗辑思维》同类型的节目，大家也有挑选的余地，选择一个看着顺眼的人。喜欢我的人，自然可以继续留在我这儿，我定当尽心尽力为大家服务。

这就是自媒体时代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玩法。

互联网时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它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获得了多种可能性，比如《罗辑思维》这档自媒体节目，没必要服务全国所有的观众。我们只需要在汪洋大海中取一瓢饮即可。我们心里也明白，对于大家那么丰富的生命来说，我们也只是你生命中那弱水三千当中的一小瓢，仅此而已。

### 💡 精华要点
- 表面上看，生活在大城市是一种非常不理智的行为，但是细究下去会发现其中独特的原因。就目前来看，很多问题单靠互联网、远距离的协作是无法解决的。所以在中国城市化的前方，我们很可能看到的是像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一样更大规模的聚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