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26期丨一次体制改革的反面标本

首播于2015年6月18日

菁城子

《天命不足畏》高天流云

感谢各位来到罗辑思维捧场，今天我们和大伙聊中国历史上一个绝大的关键性事件——王安石变法。

这个词我们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里面经常看到，说实话，我当年作为一个参加高考的文科生，我对这词没啥好印象，因为要理解很多东西，什么当时改革的背景、改革的具体的条目，什么保马法、青苗法，记一大堆，烦死这个词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个阶段的教育还是在每一个中国人心里种下了一个王安石的形象，就是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而且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们对所有有文学才华的人，往往高看一眼。人家王安石什么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所以他干的事当然就是好事，我们一直对此是深信不疑。

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上来，就要把您这个固有的观念给推翻一下。其实王安石获得这样的一个形象，是很晚近的事情，在晚清之前八百年的时间里面，王安石可不是这个形象，是个啥形象呢？是一个办了坏事，闯了大祸的人。

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王安石变法结束之后六十年北宋就灭亡了，那南宋的第一任皇帝，就是杀岳飞那个家伙，高宗赵构，他当时就干了一件事，就是重修王安石变法那个阶段的宋朝的历史，准确地讲，就叫宋神宗的实录。

那这个修当然牵扯到很多细节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这场变法的名字给改掉了。原来这场变法在宋代的历史上，官方称呼叫熙丰变法，什么意思？宋神宗一共两个年号，一个叫熙宁，一个叫元丰，所以这场变法就是用他两个年号当中各取一个字，叫熙丰变法。

但是在宋高宗修的那一段实录里可不行，就改叫王安石变法，这个词是这么来的。为啥？因为当时的南宋皇帝要告诉大家，这一场大祸闯下来，王安石变法那是王安石的责任，不关神宗他老人家什么事情，皇帝本身只是受了蒙蔽。

我们还知道南宋有一个大儒叫朱熹，后来写什么《四书集注》，就是那个人。朱熹对王安石变法的后果有一个评价，说是群奸肆虐，流毒四海。你看朱熹这个人，不管我们同不同意他的很多观点，他作为一个大儒，他的私德是无可挑剔的，而且他隔了那么多年，为什么要对王安石变法做这样的评价？

再比如说，比朱熹要晚很多年的一个南宋的文人，也是我们老罗家的，叫罗大经，他写了一本著名的文学史料著作，叫《鹤林玉露》。这个罗大经也在评价王安石变法，他那个评价提的格就更高了，说“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你看，在罗大经看来，整个宋代俩罪人，一个王安石导致了国家的分裂；一个秦桧，导致国家不能再归于统一。

你看看，居然有人在历史上把王安石和秦桧放在一起评价，说这是两个罪人。要知道，我们通常讲王安石，很多人看不惯他，那是当时代的人，很多政敌嘛，有很多利益冲突。可是已经过了那么多年，这些文人在痛定思痛，在洞察历史的时候，居然对王安石这个人做出了这样评价，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而且这样的评价可是中国历史上一直以来的一个传统。

比如说你要去读明代的冯梦龙，他不是写了一套书吗，叫《三言二拍》，其中就有一个小段子，说宋代的时候，这当然是小说了，说王安石微服私访到民间去，看见一个老妇人在喂猪，就在喊那个猪过来吃食，就啰啰啰啰，来，拗相公，拗相公就是王安石的外号；旁边又有一个小姑娘在喂鸡，说来来来，王安石来吃食。就说明什么？当时的老百姓很恨他。

我们都理解说一个改革家失败，往往里朝里的奸臣恨他，怎么会老百姓也恨他呢？那你说这个很奇怪，那为什么现在王安石居然有这么一个好形象呢？这个转折点在哪儿呢？就在晚清。

晚清有一个人叫梁启超，那一支笔真的是当时的一支健笔，健康的那个健，不是下贱的那个贱。梁启超对王安石有一个评价，说他是三代以下唯一的完人。

这个评价实在是太高了，三代一般都是说夏商周，就是夏禹、商汤、周文王，周公之后唯一的完人。你听出什么弦外之音了？把孔老夫子都给隔过去了。就是除了这些人，就是王安石这一个人最了不起。

而且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那通分析，了不起啊，比如说青苗法，这就是当年的现代金融制度。再比如说保甲法，这不就是西方人搞的警察制度吗？所以王安石是一个从当代穿越回去的人，已经带了全套的现代政治和制度观念，是这么一个改革家。

那你觉得奇怪，为啥梁启超给他这么高的评价呢？说白了，将心比心嘛。你看看，梁启超的角色和王安石是一样一样的，首先改革家；第二，改革的目的是救亡图存，是富国强兵；第三，他们都是靠着一个非常年轻的皇帝，王安石靠的宋神宗，上台的时候不过二十岁，对吧？人家梁启超靠得也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光绪皇帝。

第四则是更重要的，就是他们都有反对派，而且反对派当中都有一个太后。王安石变法面对的这个反对派是当时的高太后，那梁启超面对的就是慈禧太后。所以他夸的哪里是王安石？他夸的就是自个儿嘛，所以在梁启超的笔下，王安石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形象的大翻转，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问题在这儿，我们今天其实并不是想讲王安石变法他到底是功还是罪，我们是想讲为什么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它具有那么多高明的现代性的制度特征，但是最后又失败的那样惨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就找到了当代中国写通俗宋史方面最好的一个作家，叫高天流云，请他专门为罗辑思维的用户打造一本写王安石变法的书。以前这个方面的书也不是说写得不好，我总是嫌它太学术化，不好读嘛。

所以我跟高天流云交流的时候，我说我就提一个要求，我不管你书写得多厚，请让我们的读者能在一天晚上能把它看完，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一定要给到我们的读者，这不是一个很低的要求。现在这套书出来了，确实达到了我的要求，因为我就是一天晚上把它给读的，为啥？文笔好嘛，生动幽默嘛，而且把当时那么复杂的政局和人际关系剖白得非常之清楚。

你看这个书名，上下两册，都叫《天命不足畏》。这个书名怎么来的？就是王安石变法那个标志性的口号，所谓的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多大的改革气魄和胆量啊。但是问题还是回来了，为啥他最后会失败呢？

在历史上对这场失败有这么几个解释。第一个解释，人品问题嘛，王安石是坏蛋嘛。你看，王安石活着的时候有很多政敌，有人就这么批评他，比如说当时有一个人叫吕惠，他对王安石就有一个评价，说他“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似朴野，中藏巧诈”。啥意思？就是看着像个忠臣，其实是个奸臣；看着挺可信的，其实是一个佞人；表面上看是一个大老粗，而内心里藏满了奸诈。你看，这就是在人品上彻底否定了王安石。

还有一个人就更有名了，苏东坡他的爹，叫苏洵，这个人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辨奸论》，当然也有人说这篇文章不是他写的，不管了。这篇文章很有名，你琢磨它那个名字叫《辨奸论》，就是我教你辨认一个奸人是什么样的，这篇文章写的就是王安石，说他吃着猪狗食，穿得破衣烂衫，读着圣贤书。像这样的行为是违背人情人性的，这样的人一定是大奸大恶之人。

但是话说回来，这种同时代，在同一个政治舞台上演出的政敌对王安石这个评价，咱们得除三去五打八折，为啥？因为还有别的政敌对王安石的私德评价很高。比如说北宋那个著名的文人，写字也写得好，苏黄米蔡嘛，黄庭坚，他就说王安石这个人私德非常之好，说他视富贵如浮云。

还有王安石一生当中最大最大的那个政敌司马光，对王安石的私德评价也很好，说他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说不管是文学还是私德，都比其他人要高出一大截。所以从道德上解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话说回来了，改革家和人品有啥关系啊？你看明朝中后期那个张居正改革，张居正这个人人品就很一般，家里养了很多妻妾，天天吃壮阳药，行房中术，还收受贿赂，人家改革搞得挺好。

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第二个原因的剖析，基本上都是说他经济政策上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其实也不然。王安石搞的那套东西直到今天，用现代化的眼光去看，仍然不落伍。

随便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比如说青苗法，这就是当年的穷人银行，穷人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一般都去借高利贷。借来借去，土地就成了富户的了，对吧？王安石说不用，我借给你，国家借给你，你看，这不就是前两年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尤努斯办的那个穷人银行吗？穷人得到了实惠，而付出的利息又没有那么高，而国家又得到了这笔利息收入，这不就是现代人刚刚发明的穷人银行制度吗？

再比如说免役法，就是免除徭役。那徭役这里我们得多说几句，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通常在民间是征三种税，第一种叫徭役，第二种叫赋，第三种才叫税。徭役就是国家直接征发你的劳动力，去修个运河、修个长城。

那赋是啥意思呢？你看那个赋字，左边是一个贝，这就是收钱嘛；右边是一个武，武装的武。就是说国家要打仗，你得上交一些钱，包括一些军事装备，你得送弓箭、盾牌、马匹，这叫赋。那税呢，你看那个字左边是一个和木旁，这才是在田里征收的那个针对农作物收成的农业税，基本上是分这三种。

但是你想想看，对老百姓它不方便，这边我种着田，将来要到国家去交税。可是你现在又要征发我的劳动力，我要去给你修这修那，对吧？王安石说，不介了，咱们简化税制。你如果不想出劳动力，你交钱就是了嘛，国家拿这笔钱再去雇其他人。

你看，这个法和当代现代社会的那个简化税制的思路，是不是一样一样的呀？所以后来明代搞的什么一条鞭法，清代搞的什么摊丁入亩，都是受到王安石这个免役法的启发。

当然你可能会说，王安石这个变法是不是就是搞计划经济，天下大一统？不介，王安石是很有市场经济思路的。比如说那个保马法，原来养马都是国家养，养得又不好，花的钱又多，国营企业嘛，这个弊端大家想都想得到。王安石的办法就是把它放到民间，老百姓自己养，养得好国家给补贴收购这些马匹，你看，这是有市场经济思维的嘛。

再比如说市易法，就是管理市场交易的相关法律，这方面就很先进。国家派出官员去管理市场，用的就是现代的市场经济这一套，国家的官员一旦发现某个商品价格低了，赶紧买，收储。等这个商品价格高了，国家再抛出，平抑物价。

你看现在我们国家去管理市场上那些重要的民生物资，比如说猪肉，用的还是这套办法，所谓的国家的猪肉收储制度。王安石这套办法是远远超越于那个时代，是非常之先进的，这方面没问题。

当然后来又出现一个更加粗暴的解释了，说阶级斗争啊。你看，王安石是代表小地主阶级的，所以他比较先进，比较改革；而他的政敌，像司马光这些人，代表大地主阶级的，所以比较保守，比较反动。

你正好是说反了好不好？司马光那才叫穷呢，你看苏东坡给司马光写的《神道碑》，就是他的墓志铭吧，上面明明白白地记载着，司马光家里就三顷田，而且老婆死了没钱埋，还把这田给典押了，才搞了一点钱。

而王安石呢，现在历史学家考证，他家里大概有三千亩田，这在当时也是大地主阶级。所以他的反动性和进步性，和历史学家有的那个粗暴的分析，正好是反的。

如果我们再深看一层，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更加奇怪，因为他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我们从两方面分析，第一条，就是必要性。当时搞改革，已经是朝野的共识了，因为国家财政快崩溃了了嘛。

你看宋神宗上台，这叫熙宁年间，熙宁元年，按说新皇帝上台，总得祭个天吧？突然一发现，一翻账本，没钱。如果搞祭天大典，总得给大臣们发点赏银吧？这个钱都发不出来。而且当时在河南一带又发生大水，还得赈灾，所以国家真的是捉襟见肘。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只能搞改革。而且改革在宋代士大夫的那个观念当中，也不是一件不能碰的事。比如说就在宋神宗之前，还有宋仁宗搞的庆历年间的改革，那个时候主政的不就是范仲淹这帮人吗？他们也没留下什么骂名，虽然改革后来失败了。那凭啥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就落下几百年的骂名呢？你不觉得这不公平吗？

我们再来看这场改革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它的可行性。在那个时代搞改革，最关键的要素是啥？就是皇上得挺你啊。你看商鞅变法，最后商鞅的下场很惨，就是因为秦孝公死了，所以把商鞅抓起来车裂，五马分尸。

可是王安石变法背后的这位皇帝，神宗皇帝是一个多么英武的人啊，现在他跟王安石变法绑在一起，其实他还干过很多漂亮事情，比如说河湟开边，又称为叫熙和开边。

北宋历史上没打过什么胜仗，仅有的几个基本都在宋神宗一朝，因为当时王安石变法，财政上有了点钱，当时又有一个名将叫王绍，带领北宋的军队击败了吐蕃的军队，收回了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当时北宋的领土达到最大化。而且对西夏形成了包围的态势，北宋的国势一度达到了巅峰，所以宋神宗这个人是非常的英武的。

他对王安石变法的支持，那到了真的是言听计从的地步。因为他原来在当王爷的时候，还没有继位的时候，他有一个好哥们儿叫韩维，这韩维他就特别佩服，对各种国家政治、经济，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经常很佩服。韩维说，这不是我的观点，这是我一个朋友，叫王安石的观点。所以宋神宗在原来当王爷的时候，就对王安石崇拜得不得了，虽然没有见过面。

所以他上任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发布的第一道人事任命，就是让王安石去当江宁知府，升个官，试探一下朝野的反应。过渡一下，马上就调到了中央，紧接着就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这是宋代副宰相的一个官名。

然后就开始搞改革，而且这个改革可不是短，十六年的时间。十六年啥概念？一个现代的风险投资基金的管理期，也不过是八年，那对创业者的支持，到八年的时候也仁至义尽了，该退出了。而人家宋神宗这个投资人对王安石这个创业者，一支持就是两个风险投资基金的管理期，就等你上市，你遇到任何挫折我都挺你，挺到了六亲不认的程度。

就是朝中的老臣，我不管你资格老到什么程度，只要你反对变法，对不起，一边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个韩琦，韩琦这个人不得了，从宋仁宗开始就伺候他们老赵家，从宋仁宗到宋英宗，一直伺候到宋神宗。而且英宗和神宗这两个皇帝能上位，韩琦那人家是有定册之功的，就是他保着你上的台。对这样的老臣，一般来说在皇权时代，皇帝怎么都得给几分面子。

但是不介，人家宋神宗，你韩琦不是反对变法吗？走，到地方上当官去，不要再在朝廷里了。换句话说，就是给所有人说，你们不换思想，我们就换人，这个支持的力度大吧。

那在这么好的条件下，为什么改革还是失败了呢？我还记得我当年看吴晓波老师写的书，写到这一段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的惋惜。在宋代，那么好的工商经济环境，那么好的宏观经济条件，王安石是这么卓绝的财经大师，但是这样的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仍然失败得那么惨烈。

这次失败不要紧，它的影响可不仅仅是在宋代，要知道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此后的什么元朝、明朝、清朝，没有任何人再敢在整体制度上探索得更远了。

所以王安石变法，我们理解了他失败的原因，对于理解整个这两千多年的中国经济，乃至理解当代的改革，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下面我们就该解释一下，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会失败，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提一个问题。你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那个时候经济也不发达，科技水平也不高，但是我们在天上发射了卫星，我们搞出了原子弹。可是改革开放呢？我们经济还好了，科技还提升了，但是我们却造不出一辆在市场卖得出去的汽车，还不得不去引入国外的品牌。

请问为啥？按说原子弹的科技含量，比汽车高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我们做不到了呢？你看，如果你在我们店里买过这本书《一课经济学》，你掌握了经济学的思维，你马上就能回答得出这个问题。很简单啊，原子弹那是一个单目标系统，只要我们集中国力攻其一点，很容易达得到。

但是造个汽车呢，它是个商品，一个商品它就是一个多目标系统。汽车你以为真的有人说的，就是一个发动机加四个沙发吗？它没那么简单。从好的雨刮器到好的内饰，包括好的反光镜等等，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系统。而且一辆车要卖得出去，它还要有非常好的品牌、广告、服务、4S店。

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它得有好的价格，因为市场是一个连通的体系，你必须在价格上能够做到和国外的市场基本能够竞争的时候，你才叫有汽车产业，而不仅仅是有汽车工业，对吧？而在我们造原子弹的时候呢，没有成本概念，一个零件先生产二百个再说，挑最好的用上去，那没有成本观念，单目标系统。

好，现在我们就回来看王安石变法。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类型的变法，一种类型叫效率型变法，还有一种叫活力型变法。效率型变法就是前面我们讲的造原子弹，国家要达到一个特定的目标，我们需要动员国力，那怎么办呢？那就有好多办法，只要有一个中央权力的决心，然后有这么一个改革家，它很容易把社会财富的存量给激发出来。

什么是最典型的效率改革？就是商鞅变法，对吧？原来那个春秋时代的层层分封的那个财富的分配体系，被商鞅全部拆掉，把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老百姓，每一粒粮食都镶嵌到这个国家的战争机器上，所以秦国马上就变得富强。

再比如说汉武帝为了打匈奴，那就任用了一个人，这个人也不能说他是奸臣，但是他特别会搜刮民财，叫桑弘羊，所以他的改革其实也很简单，就两条。第一，所有富人家用算缗和告缗把你的财产给搜罗来；第二，把民间原来可以自由生产的，像什么冶铁、煮盐这些产业收归国有，马上国家就有钱了，可以去打匈奴了。

再比如说1918年的苏俄，它刚刚起来的时候形势非常之艰险，外面有协约国的干涉，内部有白俄的叛乱，这个时候国家机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仗打赢，它就变成了一个单目标系统。怎么办？搞战时共产主义，搞余粮收集制，很快把国力动员起来，把战争就打赢了。这就像造原子弹一样一样的，单目标系统。

可是如果是一次活力型改革，它面对的对象是整个国家机器的那个死气沉沉的状态，仅仅调整它的存量分配是没用的，它是要激发活力，制造财富和资源的增量。那这个时候，它就要打造一个多目标系统，至少朝廷财源比较丰沛吧，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吧，市场能够繁荣而稳定吧，军队能够有战斗力吧，政府比较高效而廉洁吧。这个系统要想同时达到这么多的目标，那要困难得多。

那请问王安石变法是效率型改革，还是活力型改革呢？它是个活力型改革，是改革当中最难最难的哪一种。为啥说它是活力型改革？他自己说的嘛，刚开始要改革的时候，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朝廷上争论，司马光是你怎么改革？王安石说，我有一条叫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就是我不用给老百姓增加赋税，不用改变这个社会的财富的存量结构，我直接凭空增加财富。

司马光说，你这不是胡扯吗？天下的财富就那么一点点，你这说书呢吧？其实站在我们现代经济学的角度，这是能做到的，但是司马光不懂，王安石说我能做到。那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他就是要激发这个社会的国力，所以王安石搞的是一个多目标系统，有点像几十年前我们中国人搞国企改革。

这个国企盘子挺大，资产挺多，什么土地、机器、员工都挺多，但是资本的回报率很低。那作为国资委的主任，就是宋神宗，他就很着急嘛，对吧？那只好换了厂长，换一个新来的职业经理人，一个CEO，就是王安石，你有办法，你干给我看，能不能把这个企业的活力给激发出来，同时和外面市场上的那些竞争者，北边的辽国、西边的西夏，搞一场能赢的竞争呢？

所以王安石变法的基础就在此，你搞明白了这个基础，搞明白了单目标系统和多目标系统的区别，搞明白了效率型改革和活力型改革的区别，你就知道王安石变法他败在哪儿了。他搞的是一场活力型改革，但他用的可是一次效率型改革的办法，根子就在这儿。

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推演一下这个逻辑，为什么从那么良好的初衷，那么良好的起始条件，最后变成了那么惨烈的一次失败？我们先来看他的逻辑的第一步，就是搞改革在皇权时代，他首先要获得顶端权力的支持。

前面我们讲了，宋神宗给他的支持已经到了六亲不认的程度，他经常讲，我跟王安石就是一个人。啥意思？就是遍告天下，说不要在我们俩之间下蛆，搞各种挑拨离间，我俩就是一个人，他说的话就代表我的意思。就是说白了，他就是皇上，我现在就让他干了，这个支持实在是力度太大了。

那王安石经常也跟皇上这么讲，说那些小人经常要找机会来挑拨咱俩的关系，你可要小心。确实，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事件，比如说袁崇焕，他原来跟崇祯皇帝也说，只要你信任我，我替你去打仗，我肯定打得赢，但是你在朝中可不能听小人挑拨。崇祯皇帝说你放心，你放心，你这到前方打仗，我还能不支持你吗？给了尚方宝剑。最后呢，不就是挑拨吗？袁崇焕最后不就被，那还不叫砍了头，直接被剐了，这种挑拨在皇权时代是特别容易发生的。

我们再回来看王安石变法，如果王安石搞的是一次活力型的改革，那按说他应该自下而上地激发活力，搞一个多目标系统，劝每一个老百姓好好种田，每一个商家认真赚钱，每一级政府官员都对做大GDP有兴趣，对吧？

但是你让王安石这么搞改革，他怎么搞呢？他必然要走到这条路的反面，就是获取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那首先他就得获得权力和位置，以及皇帝无条件的支持。但是一旦改革，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它的实质就发生了变化，它就不再是活力型改革，它变成了效率型改革。当然，刚开始的时候你看不出区别，但是逻辑就是这样，逻辑的原点错了，往下一推导，马上就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我们再来看这个逻辑的第二步，王安石获得了宋神宗的支持之后，那他的本能的反应就是要巩固这种支持，所有的改革家历来都是非常警惕这一点。所以你看，所有的效率型改革往往都有酷吏的那一面，有非常残忍的那一面。

比如说商鞅变法，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秦孝公的太子不支持，那怎么办？太子犯法，把太子的老师的鼻子给割了，就是做给太子看，哪怕你贵为太子，对不起，你也必须遵从我的改革思路，因为我要的是效率。

吴起在楚国搞改革也是一样，楚王的妃子嘻嘻哈哈，不遵从号令，杀掉，哪怕你是宠爱的妃子，也必须杀鸡给其他的猴看。

那王安石变法当中也呈现这样的特征，要知道，一个效率型改革，当他在追逐效率的时候，一切什么民主、多听意见，你可以摆这个姿态，但实质上你真要听了，那就是耽误效率的事情。你什么时候听说军队在打仗的时候，要搞民主、搞一团和气？它都有那个残忍的一面，这才能保证打仗的效率，因为单目标系统嘛。

如果王安石想推行新法，这个新法他觉得已经非常好了，我已经论证完善了，现在就是要把它的推行效率给推上取得时候，一切反对派都一定要干掉，这是中国古来所有的改革家的必然思路，王安石也一样。当然在宋代那个朝代，说实话没有前面什么商鞅变法搞得那么血腥，但是基本的状态也是一样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宋代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欧阳修，对吧？欧阳修这个人不仅是朝中的元老，而且是文坛的宗主，他在文学上大家觉得你就是一代达人，是大神级人物。

欧阳修对王安石那不是一般的交情，首先非常之欣赏。当年王安石还没有考中进士的时候，欧阳修就非常欣赏他的文章，到处替他推荐。而且这两个人是老乡，这是同乡的前辈提携后辈，因为王安石确实文才也非常好。

可是你知道王安石上台之后，欧阳修说搞这个青苗法，我有一点意见要表达一下。你知道王安石，马上就开始对他下手，指使底下的人弹劾欧阳修，欧阳修也没办法，那时候他六十岁，按说宋朝一个老臣，说我乞骸骨，致仕，回老家，一般要到七十岁，欧阳修六十岁就只好灰溜溜地回到老家。

你知道王安石背后怎么说他吗？人欧阳修对你有恩的，人家王安石说，说欧阳修这个人叫“修善从流俗”，就是这个人没有什么骨气，老跟那些人搞来搞去的。比如说他说韩琦这个人是社稷臣，韩琦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三朝老臣，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啊？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用这样的人还不如不用。这就是一个后生小辈受人家提携之后讲出来的话。

所以你看，当时王安石朝中原来其实很多朋友，比如说嘉祐四友。什么叫嘉祐四友呢？因为王安石和其他三个人，这都是在宋仁宗嘉祐年间考上的进士，往往是同榜的进士，相对来说关系比较好，跟我们今天的同学差不多。

哪四个人？你看，司马光、韩维，韩维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在宋神宗面前天天说王安石好话的那个人，还有一个人叫吕公著，再加上王安石，正好凑够这四个货。这四个货原来大家就觉得你们之间关系好，可是王安石变法一开始之后，马上绝交。

韩维也是，刚对他的变法提了点意见，一边去；吕公著，吕公著原来王安石跑到宋神宗面前，跟宋神宗讲，说这个家伙有才，将来一定是个宰相。可是后来吕公著刚刚提出对变法的一点意见，王安石马上把他罢官，而且把他比作是四凶。什么意思？就是尧舜禹时代，尧杀的四个大坏蛋，说你就跟他们一样，翻脸不认人。再比如说王安石自己的亲弟弟王安国反对变法，那也是翻脸不认人。

当然你说这是不是王安石个人性格问题呢？确实，王安石不是外号叫拗相公吗？他就是这么一个执拗的人。给大家举个例子，他情商低到什么程度。

他在当宰相之前，曾经有一阵在朝中是主管刑狱，就是判断各种官司。当时开封就发生了这么一个民间的官司，有两个人小时候是发小，一直关系就很好，其中有一个人养鹌鹑，这鸟养得不错。其他一个人看了说给我一只，给我一只，这人说不给不给，俩人就闹起来了。这个家伙就干脆抢了一只鹌鹑就跑，后面那个家伙就拿着刀跟着追，追上之后也不知道是急了还是言语冲撞，就拿刀把那个人给杀了，就这么一个官司。

开封府看到这个案子，说你这虽然是朋友，但你杀了人，对不起，判你死刑。结果这个案卷提交到王安石那儿，王安石说这怎么能判死刑呢？我是懂法律的，你看啊，我给你分析。

你看，这个人公然抢夺，抢夺按照我大宋的刑律，这就是盗匪。后面拿着刀追他，这就叫捕盗啊，捕盗杀人不当死罪，这个人不该死。搞得周边的那些官员都觉得哭笑不得，是，你非得按法律抠，它是那么回事。但问题是这个案子你得考虑当时的那个情况啊，你非要死抠，说这种情况下杀人都不判死罪，那整个大宋刑律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所以王安石这个人是特别执拗，而且是没有人劝他能听的这么一个家伙。但是问题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你不能说跟他的性格有关，为啥？因为搞效率型改革，如果没有这种性格，你根本就改不下去。所以你看，历朝历代的那些成功的改革家，包括商鞅，包括吴起，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性格？所以这事跟什么性格，跟什么情商，都没有关系。这就是逻辑的第二步，一定要把那些反对改革的人全部打掉。

紧接着第三步就开始了，反对改革的人都打掉了，那请问你用谁来改革？当然就用不反对的人了。那不反对的是什么人呢？他往往就是小人嘛。比如说当时宋朝西北有一个小官，叫邓绾，有一次到朝廷跟宋神宗汇报工作，西边的情况怎么样。

宋神宗就是闲来无事，就问了他一句话，说你认不认识王安石啊？他说不知道这个人。他说王安石不得了，王安石是当今之古人。要知道，在宋代那个文化氛围里，如果说这个人是一个古人，那那个地位就不得了，相当于什么孔老夫子那个级别的评价，邓绾马上就知道了，宋神宗非常欣赏王安石。所以他就跑到王安石府上对新法各种称颂，其实他懂不懂新法就未必。

所以后来出来之后就有人说他，你这不就是拍马屁吗？邓绾讲了一句特别有名的话，叫“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在历朝历代后来的官场上都成为一个心法，就是我拍领导马屁，你们笑随你，我就是要当好这个官。

那邓绾这样的人马上就得到了重用，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说，王安石智力太差了，怎么能够用小人呢？你还真别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浅。一方面，没有正人君子可用，能用的就是他们；那第二个方面呢？是这帮人好用。

给大家举一个中性的例子，比如说今天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请问，他是用愿意用那些对金钱激励非常敏感的职业经理人，还是愿意用一个动不动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文艺女青年呢？当然是用前者嘛。因为我用金钱激励、期权激励，马上就可以让你好好干活，那这个组织的效率就会提升，确定性就会增大。

你切换到王安石也是一样，他愿意跟司马光共事吗？动不动坐下来，我跟你谈谈，这东西我不同意。那怎么行呢？当然是这种小人，对于金钱激励非常敏感，这个效率就会提高。

再有一点是什么？很多人以为拍马屁领导就喜欢，你错了，领导对拍马屁的人心中的道德评价也没有那么高，但是拍马屁这个动作给领导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我这个人像算盘珠子一样，你不拨我就动，那对于王安石这样追逐效率的人来说，他不用他用谁啊？虽然他对他的道德评价未必很高。

所以你看，王安石的那个新法那一派，就是所谓的新党，这里面充斥了小人，什么吕惠卿、章惇、蔡京、蔡卞、曾布这些人，后来基本上都被写到了宋史的奸臣传里面，这是逻辑的第三步。

那第四步呢，马上顺理成章地就出现了，你任用这帮人去推行新法，那新法好得了吗？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青苗法，初衷多好啊？老百姓借高利贷，不要借了，政府以很低的利息借给你。当时王安石定的政府的利息是年利二分，就是你借一块钱，到年底的时候还一块二，在今天看来这个利率很高，但在那个时代，这已经是很低很低的利率了。

那你首先想第一步，这些奸臣他只有一个目标，对王相公负责。那新法既然说要借钱给老百姓，然后收获利息，那就要多收获利息。好，对老百姓，春天借你一道，秋天我再借你一道，对吧？你要不要借，我都要强行摊派给你借。所以变成另外一种的赋税的形式，那当然是民不聊生了。

当然，在这儿我们还得讲，奸臣发挥作用可不只是在这儿，真的说我已经下定狠心欺负老百姓的奸臣也没有那么多。关键是由奸臣，或者说操守不是那么好的人，廉洁度不是那么高的人构成的一个系统，它会带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叫制度成本。

我们可以推想一下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当时民间的一种情况。普遍的高利贷水平，比如说年利四分，现在官府推出一种贷款，年利二分，这当中可有两分的差，请问会发生什么情况？这笔贷款的额度当然就会成为各种各样收取那种叫寻租空间的那个额度，对吧？

就像今天很多政府给的什么创新企业的补贴、文化企业的补贴，市面上就会出现一种公司，我帮你企业去申请这种补贴，等补贴申请下来，咱俩再分。现在中国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宋代一定会出现，既然有这个利差，就一定会有人利用这个利差，然后往自己腰包里搁钱。

为什么说火车票应该提价，为啥？因为火车票没有达到它的市场价格的时候，国家强行补贴，把价格压下来，表面上是对老百姓有好处，但实际上这个系统会把价格再回弹上去的，内部人偷票，给票贩子票等等，等真正的老百姓他买到票的时候，其实还是那个价格。如果它不到票贩子手里买票，他就得彻夜排老长的队，用支付自己的时间成本的方式，把这个成本给支付掉。

所以制度运行过程当中，它是有成本的，你再好的制度设计，如果把这个制度成本再算进去的话，其实跟市场自然形成的价格没有什么区别。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市易法，前面我们介绍的，那是一个多么高明的设计，当一个商品价格低了，国家赶紧收储；价格高了，赶紧抛出平抑价格。可问题是，当真正的市场经济出现的时候，你怎么知道现在是高价还是低价呢？那既然你让官员去判断，如果他的廉洁对不够的时候，他说什么便宜什么就便宜，那最后他买的是什么？一定是紧俏货，一定是高价货，因为有人给他塞钱，反正国家出钱嘛。所以最后市易法一定会搞得国家其实入不敷出。

但是王相公上面可说，市易法你应该有收益啊，对吧？你不是低吸高抛吗？你应该有收益嘛。所以找这些官员要钱，那这些官员怎么办？只好拼命地去压榨那些商户。所以到市易法最后被废除的时候，达到什么情况？最后有四万家商户欠政府钱，那市易法的这个执行机构雇了一千多人在全国进行讨债，那当然就是民不聊生的结果了。

所以你看，制度成本这个变量一旦代入这个系统之后，你会发现新法给老百姓制造的那个好处其实并没有出现。

紧接着，第五个逻辑又出现了，新法可能会失败，但是任用的这批坏人可就是站在朝堂上了，他们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而且他们反过来就要攻击这些法的创办者，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后来失去了宋神宗的信任，然后一度贬官到了南方。那临走的时候宋神宗其实还是征求他的意见，说你觉得谁当下一个宰相啊？王安石就推荐了他最信任的那个人，叫吕惠卿。吕惠卿当了宰相之后，屁股决定脑袋嘛，他最害怕的事就是王安石回来，因为王安石是他老师，对他恩重如山，王安石一回来他就得靠边站。

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唯一的政治目的，就是一定要把王安石搞掉，所以他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邓绾两个人，两个人一合计就干了一件事，就诬陷王安石配合当时的一个亲王叛乱。那正好王安石还是有政治经验的，就日夜兼程赶到了开封，跟宋神宗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

宋神宗说老久不见了，你又回来，这事也说清楚了，要不你回来当宰相吧。又把王安石任命为宰相，这是二度当宰相，吕惠卿靠边站了。按史籍上的记载，吕惠卿从此叫只要能害王安石的事，没有他不干的。

这个时候你就看，一个改革者的悲剧就出现了。王安石原来跟吕惠卿关系好的时候，经常会跟他商量一些变法的细节，因为是改革集团，他跟宋神宗其实不是一个人，虽然表面上说我们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所以他就经常跟吕惠卿说，这个事你不要跟皇上讲，有人批判新法，这事你不要跟皇上讲，所以他们俩大量的什么书信往还就涉及到这个话题。

吕惠卿这个时候就把这个小书包给整理整理，最后就一拢子端到了宋神宗的面前，你看看，你信任的王安石，对吧？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不断让我来瞒你，你还信他吗？宋神宗一看傻眼了，最后彻底失去了对王安石的信任，这导致王安石的第二次罢相，这是王安石变法彻底失败的标志。

你可能会说，那事情到此也就结束了吧？这第五步逻辑就是最后一个逻辑了吧？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仅仅到此为止，那王安石怎么会在南宋的历史上留下那么大的骂名呢？前面我们讲罗大经对他的评价，说你跟秦桧一样都是罪人，整个国家统一之后再分裂，就是王安石犯的罪。那如果仅仅是变法失败，他怎么也提不到这个高度。

所以说在这第五步逻辑之后，还有一个第六步的逻辑，这才是更要命的，影响更为深远的逻辑。

您现在收看的是罗辑思维的视频节目，好，我们接着给大家推演王安石变法的第六步逻辑，按说变法结束了，这个逻辑就应该终止了。没有，所有的效率型改革它必然会有余波，为啥？因为它是靠那个强大的后台老板支持下搞的改革，后台老板一死，或者是把支持一撤除，他原来被强权压制的那些力量就会反扑。

所以为什么在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家往往下场都不好？就是这个逻辑的产物，比如说商鞅，还有吴起，最后都死于非命，就是这个原因。王安石变法，这个逻辑同样在起作用，当然这时候王安石已经死了，但是你留下的那些徒子徒孙们，那就要成为打击目标了。

所以你看，宋神宗一死，表面上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叫宋哲宗，但是真正在朝中掌权的，这个人叫高太后。高太后一直觉得在胡闹，终于老太太上台了，可以伸伸胳膊了，把新党全部撵下台，把旧党给请回来，那谁来执政呢？就是司马光。

这一段历史叫什么名字？叫元祐更化，因为年号叫元祐，其中暗藏了一个意思，就是多亏这样的一个明白事理的老太太出来保佑我们，所以叫元祐。什么叫更化？就是把原来干的那些事全部变更，把它变化掉，这叫元祐更化。

但是你想想，老太太老太太嘛，她干不了几年，老太太这一死，那紧接着就是宋哲宗亲政。宋哲宗说，对，你老太太你叫以母改子，所以没有问题，这是符合孝道的。那我是宋神宗儿子，我要以子继父，我这也符合孝道，我也孝顺一把。所以我要把旧党赶下台，把新党再召回朝廷。

那这段历史叫什么？叫绍圣绍述，你听这名字死别扭吧？你看，绍圣是宋哲宗这一年的年号。绍是什么意思？就是延续的意思，圣是谁呢？指的就是宋神宗，我要继承我老爹那么神圣的一个人的使命，把他未完成的事业干下去。绍圣绍述，绍和述都是两个继承的意思，那就又是新党上台。

可是宋哲宗干了也没几年又死了，又上来一个太后，这个太后是宋神宗的老婆，这个人叫向太后，她虽然是宋神宗的老婆，但是她特别烦这新党。好，新党再扒拉下去，又把旧党召回朝廷。这一段是两个年号，一个叫元符，一个叫建中靖国，你琢磨，这每个年号都是有意思的。

啥叫建中靖国？向太后就说，我们不要争了，左右两派，新旧两派，要搞一个很中的东西嘛，这叫建中；靖国，就是平静的意思，不要再闹了。但实际上这个向太后也是倾向于旧党的，所以这个时候又扶植大量的旧党上来。

向太后她当太后，垂帘听政也没有几年，等她再下去，这时候谁亲政啊？宋神宗的第二个儿子，就是那个倒霉催的，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道君皇帝宋徽宗亲政。那我还得向着我爹，对吧？又是搞宋神宗那一套，旧党再下去，新党再上来，等等。

那你说整个北宋的政治成了什么？就是翻烧饼，这边烤糊了翻一面接着烤，就是个折腾。那你可能会说，这个新党上台它也得搞改革吧，是不是王安石的那些政策又开始被推行啊？民间骚然。

没那回事，这个时候新党和旧党其实只是两个政治符号而已了，没有什么真实的改革措施了，互相就是指鼻子骂，你是小人，我是君子，你得滚，我得来，所有的朝廷的政治就变成了一个党争形的政治。

那在宋徽宗年间，这个党争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再说一下宋徽宗那个年号吧，叫崇宁。崇宁啥意思啊？我要崇拜熙宁年间我老爹宋神宗干的那些事，你看，又折腾一回。

那这个宋徽宗搞了一件事情，就是刻了一副叫元祐党人碑。前面我们讲，年号可能已经把大家说糊涂了，高太后搞的那一套不叫元祐更化吗？旧党上台，都是奸臣，这是宋徽宗的观点。所以宋徽宗亲自用他的瘦金体在碑文上刻下了这些人的名字，什么司马光、文彦博，所有这些旧党全把名字刻下来。刻下来干吗呢？立在开封，告诉你们，这些人的子孙永远不许参加科考，如果你活着，朝廷永不续用。

后来把这个碑建得全国都是，当然后来全国建那个碑，上面写的不是宋徽宗的字，是谁的字啊？大奸臣蔡京的字，蔡京因为字也好，后来这个元祐党人碑就作为一个重要的书法作品给保留下来了，这也是一个历史折腾的遗迹。

那这个元祐党人碑刚开始刻了一百多个人，最后名单扩大化，变成了三百多个人。而且这张名单上已经不分什么新党、旧党了，所有的政敌一概打击，包括那个新党当中的一些人，也列在元祐党人碑上。这个政争不仅在北宋，甚至在北宋灭亡之后，就是靖康年间之后，一直延续到了南宋，还在折腾。

所以讲到这儿你可能就会理解，我前面引述的罗大经说的那个话，这个国家由统一而分裂，王安石是罪人，就是你搞的这件事情，搞得整个大宋天下，变成了一个党争的天下。

这段故事说完真的是让人感慨，你可能会问，罗胖，你今天要干吗？你难道想否认王安石吗？我才没有那个意思呢，否认王安石，你以为这里面有谁正确吗？谁都不正确，一个正确上台，另外一个正确就在台下等着，把你推翻，我正确。所以你说这个政争当中到底是王安石对，还是苏东坡对，还是司马光对，已经变成了一锅稀粥，谁都不对。

说到这儿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效率型变法一定会出问题？因为效率型变法讲究的就是单目标效率系统，一定是要靠权力来把这个效率给推进下去。可是权力一上台，效率型改革它天然有一个前提，就是我先造蓝图再施工，蓝图不对，这个房子肯定盖走了样。

所以这个蓝图一旦画出来，它就一定得正确，害死人的就是这正确二字。因为正确这个家伙一旦登台之后，它有两句台词，第一句，我正确；第二句，所有反对我的都他妈不正确。所以正确一生的使命就是要把那些跟它不一样的东西强行干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效率型改革往往会贻害无穷的原因。

那说到这儿你可能又会问，如果你是王安石，你应该怎么改革呢？这事别问我，我也穿越不回去，但是我确实知道，如果想搞一个活力型的改革，就是自下而上的一种体制变化的话，我们真的有一本好教材，啥呢？就是中国人现在还在经历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有著名的三论，叫猫论、摸论、不争论。猫论就是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摸论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不要争什么意识形态、是是非非。

其实这个逻辑是可以倒过来理解的，首先不争是非，咱们别说改革蓝图已经描摹好了，是一个什么样不知道，不争是非。

第二步就是摸论，就是大家分别去摸，摸到过河的那个就不错，你就是什么？你就是白猫黑猫，你就是那个逮着老鼠的猫，我再给你判定你正确，让改革再往前走一步。

所以你去看，现在很多人说改革开放不好，有一派知识分子他有一个论点，说中国这三十多年只有开放，没有改革，哪有什么改革呢，对吧？改革都是人民搞的，不是中央搞的。

你看我们安徽人，小岗村搞的土地所有制吧；我的老乡傻子瓜子搞的那个民间小生意人的市场经济吧，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中央后追认的。没错，这就是中国改革的特别重要的经验，为什么要先画蓝图然后再改革？为什么不能等那些新鲜事物出现之后，然后再从政策上进行追认呢？这恰恰是这三十多年最最重要的一个经验。

所以你去看，中国很多改革的新事物，往往刚出来的时候是带有一点非法色彩的。我们就说现在互联网这些创新吧，微信，对吧？它不符合中央管理电信的那些条例；再比如说支付宝，它不符合国家管理金融的那些条例。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政府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看不懂的东西先不表态，我先看你在市场上走走看。

小平同志当年讲股市不就是这样吗？先试嘛，试不好可以关嘛，先观察一段。他对我的老乡，就是傻子瓜子那个年广久也是这样，批示不要动他，先看看他，到底怎么回事，这反而是一种特别客观的态度。

2015年中国市场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经常会出现的一个事件，就是所谓抓专车，像嘀嘀打车、嘀嘀专车这样的事，它确实不符合我国当年对于出租车管理的很多规定，那怎么样？你发现有的地方政府抓，有的地方政府就不抓。

有的城市是交通口的领导他反对这种服务，因为对原有体制构成冲击；可是信息办的领导他就觉得这是互联网创新，在政府内部观点也不见得一致。但是你看，政府的真正的高层对这种事他不表态，他就等着看，看好了，我们看到那个抓到老鼠的白猫，再来追认不迟。

所以这种事情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经验，就是先不争是非，让它去试，试好了我再事后追认，让整个的改革往前走一步，这才是活力型改革最好最好的一个样板。

说到这儿，我还得给大家说我们现在店里买的另外一本书，叫《天堂茶话》，我们已经推荐过两次。刘军宁先生在这本书里讲述了老子的思想，老子思想当中有一个特别奇葩的东西，叫不尚贤，什么意思？就是不要尊重贤人。你听着这不是很脑残，很反动的话吗？其实恰恰相反。什么叫尚贤？尚贤就是，哎呦，你好了不起啊，我尊重你。

比如说我们一说尊重知识分子，给你盖高知楼，给知识分子国务院补贴，你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受国家尊重的学者，这套制度你到美国，你看不到。美国哪有什么教授楼，对知识分子什么额外的尊重？你就是一个普通的职业，你去干好了。

那为啥老子会说这样脑残的话呢？刘军宁先生在《天堂茶话》当中解释的清楚，原因很简单，什么叫尚贤？你把一种人定为贤，这就是定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对错你是不知道的。等于是先论了是非，先定了一个标准，可是正确是非这个东西一出台，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演化的逻辑。

所以不尚贤恰恰是保护贤者，所谓的尚贤恰恰是伤贤，伤害的那个伤，尚贤、伤贤，这就是《天堂茶话》当中的一章。

那说到这儿，那我今天到底想讲个啥意思呢？我讲的真的不是政治，也不是改革，说白了，我们的听众包括罗胖，参与一次伟大改革的机会其实没有。我想讲的恰恰是商业，现在很多企业觉得互联网+，互联网浪潮扑过来了，我们一定要参与到这个浪潮当中，要激发这个企业的活力。

你看，你用的就是活力这个词。可是现在有多少企业用的哪是活力型改革的方法呢？用的恰恰是效率型改革的方法，成立一个什么总裁办里面的专门的委员会，叫推进互联网战略委员会，天天开战略会议，老总极端重视，一定要用这个企业最多的资源，不遗余力把这场改革给推进下去。

可是结果呢？结果往往恰恰是距离你那个效率的目标越走越远。为啥？就是因为我今天讲的这个道理。

所以所有的企业家，如果你真觉得自己要面对互联网转型了，真的要参与到这个活力驱动的全新市场环境当中，那好，你面前真的就有一面镜子。它的正面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而它的反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王安石变法。

### 💡 精华要点
- 所以所有的企业家，如果你真觉得自己要面对互联网转型了，真的要参与到这个活力驱动的全新市场环境当中，那好，你面前真的就有一面镜子。它的正面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而它的反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王安石变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