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6期 | 郭建龙：中国怎样和世界相处？

罗振宇：昆明的朋友大家好，谢谢。

启发俱乐部每周有进步，这是启发俱乐部的第56场，我们现在是在云南昆明向大家做直播。感谢今天700位来到现场的得到同学，谢谢你们。

与此同时，我还要感谢此刻在全国10个得到学习中心线下集合来收看本场启发俱乐部的得到同学，还要感谢此刻在得到的线上收看本场启发俱乐部的同学，还要感谢此刻在西瓜视频、今日头条和抖音上收看本场启发俱乐部的同学，感谢你们选择了终身学习。

其实这次来昆明，我一直惴惴不安，这个不安由来已久，就是为什么你们要到线下来呢？在线上听得到不也挺好的吗？你们为什么要花那么贵的钱、花专门的时间来到线下呢？你们都有自己的答案对吧，但这个问题我得想啊，而且这个问题特别折磨我。

我最近心里渐渐有了这么几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今天中午我落地昆明机场之后，你们七期一个高研院的校友告诉我的。我就问他，这么贵的票我们真的很担心在昆明卖不掉，卖便宜点好不好？你们那位师兄告诉我说，不用，你低估了昆明同学的购买力。这是开玩笑。

为什么大家要来线下？真的，这是这个时代挺重要的一个问题。互联网好像已经包打一切了，马上后面还有一头怪物，大家应该听说了，叫元宇宙。那是一个纯粹虚拟的线上体验，据说可以给你在现实世界能够得到的一切。那为什么大家还要来线下？在线下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价值给你？肯定不是内容，肯定不是知识，肯定不是信息，它是什么？

最近我得到了两个对我来说还算有说服力的答案。第一个答案，其实是个广告，中信银行的广告。中信银行从去年开始就跟我们谈，想赞助启发俱乐部的线下场，全国所有的城市，只要我们去，他们就赞助。然后我就问中信银行总部的同志，他也是我们得到用户。我说你为什么要花钱赞助这个也没有什么传播量的媒体产品呢？他说不，我们重点不在于传播，重点要送给中信银行的那些合作伙伴们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其实不是知识，是什么？他说，是他们的一段由他自己参与打造的经历。我觉得这个答案其实挺妙的，过去我们花钱买什么？是买到一把钥匙，这个钥匙打开世界的某一个门，然后我们进去，拿到想要的资源。我们过去花钱都是向外去获取资源，可是这个世界渐渐地出现了另外一种商品，也可以卖，是你花钱拿到一个你自己的一段生命经历。

在座各位你们来到今天这个现场，济济一堂700人，在未来的两个小时里，我们是共同参与、打造了属于你自己的一段经历。你买的这张票，其实是通向你的珍贵人生的一个片段的入门钥匙，我觉得这是个特别棒的一个解释。

中信银行的朋友跟我讲，我们做银行嘛，银行的产品没有什么区别，我们服务好一点，热情一点，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和客户之间结成一种更深的关系。所以他说中信银行有一句话，叫什么？成就伙伴。这四个字，让我们的伙伴走得更快，攀得更高，看得更远，这就行了。对，这也是我们得到之所以要费这么大力气去做线下启发俱乐部的原因。

在北京的得到学习中心，我每次都问去到现场的观众：你们为什么来？你在乎我今天讲什么吗？绝大部分观众都说，我们不在乎你讲什么，我们今天晚上就是要来，合个影，打个卡，拿到一枚徽章，这是我自己人生非常独特的一部分。我的劲头、我的人生得到一种支持就够了。所以，做线下得有这一份自觉和谦卑，不是我们提供的产品有多好，而是你们太好了。这是一个答案。

还有一个答案，其实我们一直在想，如果你们今天听的是一场相声、一场脱口秀、一场歌会，那我能理解这个票卖得掉，可是我明摆着这就是一个思想的宴会，而且这个思想也不解决你什么现实的问题，不能帮你升职加薪。这不是课，它就是我们请来了老师，或者是我罗胖，跟大家说说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自己的脑子里发生了什么变化，然后把这个变化呈现给你，仅此而已。你为什么要看我脑子里的东西呢？思想的价值到底何在？

过去我们讲到“娱乐”和“思想”这两个词，经常会觉得娱乐好像有点低级，思想这个词听起来挺高级。大家往往愿意为娱乐付费，不愿意为思想付费。所以娱乐和思想这两件事情到底区别在哪里？听起来好像也都是内容，思想还挺严肃的，还不怎么搞笑。今天晚上你离开这个会场的时候，也并不会觉得多么身心愉悦，是装了一脑袋的官司走的。那为什么你要来呢？

最近我读了哲学家赵汀阳老师的一篇长文，我觉得里面的一个表述帮助我把这个问题想得明白了一点。文章里有一句话，说什么是娱乐？娱乐是一个人张开了自己的胳膊，把自己的痒痒肉给暴露出来——来，你来咯吱我，你看我乐不乐？把自己的心灵袒露开来——你来让我悲伤，你来让我动情。娱乐的本质是对自己这个个体的关注，我召唤全世界的资源来服务于我，让我所有的感官、所有的体验被激发被刺激，然后嗨到爆，这是娱乐的本质。

思想的本质是什么？思想的本质跟你个体没关系，是你把你放到一个更大的系统里面——我和其他人、我和这个城市、我和这个社区、我和这个职业共同体、我和这个国家、我和这个时代的全人类、我和我自己的列祖列宗我的文明的源流，乃至于我和整个大自然的生态，乃至于我和宇宙之间的关系——所有着落在这种更大共同体当中的关系的审视，才是思想。我觉得赵汀阳老师在娱乐和思想之间划的这条缝特别启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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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完备的人，是不是就是需要这两个东西？第一，我得知道我是谁，我得探索我自己的边界。我喜好的是什么？我的偏爱是什么？用各种各样的资源来刺激我，帮助我探索自己。所以娱乐的价值在这儿，它价值极大。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另外一种自我生活的方式，就是我不断地要把自己放到更大、更复杂的坐标当中，然后扩展自己。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罗胖你不觉得这个世界知识太多了吗？读不完，学不完，不说全世界，就你们得到上的知识我现在都有点搞不动，我很焦虑。我说对呀，罗胖就是贩卖焦虑的。这是玩笑。

为什么我自己能够克服这种知识焦虑？很简单，我自己的学习方式是一种很自私的方式。其实我并不在乎在世界上能够搜集多少知识，因为那没用，你搜集不完，庄子不就说吗，“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所以那种搜集知识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学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

有一种学习方式，我们称之为“功能性文盲”，我曾经说过这个词，这些人往往读什么书都是为了确认自己原来想的是对的，一辈子不管读多少本书，他都还是他自己。但是，我发现我身边会学习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要求取的是另外一个效应，就是我倒要看看在外部输入的敲击下，我这颗破鸡蛋怎么能被击碎。然后我像一个小鸡一样从里面出来，我变得和原来不一样，这是我学习的目的。

所以重要的不是我搜集了多少知识，而是我自己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所以有一个词，叫傻X指数，就是你多长时间回头一看，发现自己那个时候是一个傻X，你就是一个学习高手，你进步了。

我这个岁数的人最害怕的就是这辈子对这个世界、对这个问题就这样想了，这是我最怕的一点。我特别渴望的一点是，以最快的速度让自己对这个世界、对所有问题的看法和原来不一样。所以我并不想搜集世界上的所有知识，我只是想找那些岿然不动的石头，然后让自己一头撞上去，头破血流，变得和原来不一样。如果有运气的话，我甚至像是一个鸡蛋，把自己磕碎，自己像一个新的小鸡一样被孵化出来。说到这儿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我并不在乎知识搜集的数量，而只在乎它的硬度。

对，今天我给大家请来的就是这么一块坚硬的石头，他叫郭建龙。有人问我说，罗胖你读书怎么读？选书怎么选？我说很好办，跟人。我既不相信什么出版社的品牌，也不相信什么书评人的品牌，我也不相信那个书名写得好。我自己心里有一张不算短的名单，这些人只要出书我就跟，郭建龙老师就是过去10年我一直跟住的一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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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很划算呀，一个人殚精竭虑、行走四方、挥毫泼墨写下来的书，他花了多大的劲头？但是我呢，我只要花上几十块钱买他一本书，再花上一两个小时，就能把他的这些操劳据为己有，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划算的事情。

读书并不是读其中的知识，我其实是读某一个人特定的视角。如果我看上了一个作者，我知道他的写作会在金线以上，我就会持续跟踪他。但是万万没想到郭建龙是这么能写，过去10年他出了这么多书，每一本书我都跟着看。而且据我和他的编辑聊，他后面出书的速度可能还要加快。以和这样的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为荣吧，这样的人其实在中国并不多，他就是那一块可以磕碎我们原来这颗看似圆润饱满的鸡蛋的硬石头。

最近郭建龙老师出了一本新书，《丝绸之路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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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这个话题很多老外都写过，也有一些畅销书，说实话，它们不是好石头，它们只是好书。好石头和好书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其实就一点，就是看有没有问题意识。我跟郭建龙第一次见面，也是以粉丝见偶像的方式去见他，他问我，你觉得我和其他的作家区别在哪儿呢？我说这个区别可能就在于，你是中国复兴时代的第一代全球探险者。

各位，这不是我当着郭老师的面吹捧他，因为就我自己读历史的经验，我知道，任何民族和文明的复兴一定会有一个前兆，就是这个文明突然出现一些对外部世界极其好奇的人。他们奔走四方，带着旺盛的好奇心想看看我的文明之外还有哪些文明的可能。大唐盛世一定它的前奏，有玄奘法师唐僧，唐僧之前一定会有法显，这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前兆。大英帝国在迎来它的维多利亚时代之前，有几百年的全球探险者的历史。探险者可不是殖民者，他们没有特定的利益所求，就是要到外面去看看。达尔文坐小猎犬号环游全球，搜集了那么多的动植物标本，那一代英国的探险者搜集了那么多东西，然后放在大英博物馆里，这是一个民族的心胸打开的前兆。

对，郭建龙老师在我自己的书房里是一个宾客，只不过不是他的真身来，是他的书籍来。在我自己的心灵坐标当中，他扮演的就是这个角色。中国文明正在复兴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人是注定会出现的。只不过着落在郭老师这个具体的肉身上，我们就是想看看全世界其他文明、其他人在怎么生活，一边看一边反思我们的文明从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映衬。

10年前我就读郭老师一系列的书，他走遍了中东、走遍了外蒙、走遍了印度、走遍了非洲，他一次一次又翻过头来思考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明，所以这才是那个坚硬的石头。

今天郭建龙老师带来的一个问题意识，这就是他写《丝绸之路大历史》当中的问题意识，那就是：中国怎样和世界相处。他在写丝绸之路，写历史时光烟尘当中的桩桩件件，但是这个问题不正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一定要思考的问题吗？

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特别剧烈的变化，我们从祖宗那里，从那些奔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先人那里，会得到什么样的教益？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我们一起屏息听郭建龙老师在这个问题下的思考。听完了之后，大家可以提自己的问题，接着我作为自封的大家的学习委员，或者说是课代表，再上来跟大家汇报我自己的学习心得。好，把话筒和讲台交还给郭建龙老师，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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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龙：谢谢大家。今天，罗老师给我布置了一个题目：中国怎样和世界相处。这两年来，我们不管是生活上，还是经济上，都处于一个变动时期。这一是由于疫情的影响，而另一个主要因素，来自于世界上一些国家对我们的不公正对待，导致了一定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

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别人怎么对待，未来中国依然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国家，中国的未来肯定不是只有内循环的，在未来，我们不仅需要和世界继续交往，而且这种交往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不仅仅是经济的交流，还包括科技、文化和思想的多层次互动。

随着交流的频繁，讨论一下中国怎样和世界相处，也是完全必要的。今晚我们顺着这个题目，会解答这样的六个问题。

1.中国和美国跟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2.中国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吗？

3.为什么中华民族爱好和平？

4.比武力更强大的相处方式是什么？

5.海外贸易在什么情况下会繁荣？

6.历史上，中国对外交往的经验有哪些？

在回答第一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举一个例子。

我去过很多发展中国家，但如果要选一个印象深刻的，那我的选择还是阿富汗。这里已经经历了40多年战乱，从清朝灭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都没有40年。阿富汗从最初人们怀着美好的愿望，希望通过战争手段获得政权，去建设一个新国家，到现在所有的人都因为停不下的战乱而陷入了绝望之中。正好最近阿富汗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局，我们就来看看阿富汗的情况。

两个月前，当美军从阿富汗撤退时，整个国际社会都在为这里发生的意外而惊呼。他们想不到塔利班能够这么迅速地占领全国。美国人花了20年时间，在阿富汗建立了选举制的政府，并投入了两万亿美元的巨款，甚至帮助阿富汗建立了30万人、装备着美式先进武器的正规军队，这样庞大的投入竟然无法支撑到美军完全撤出，就轰然倒塌了，即便是最强大的预言家都不敢这么预测。与之相比，获胜的塔利班正规武装人员数量不过只有7万人而已。

但事实上，这样的崩溃的确是可以预测的。我就是国内较早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当塔利班占据了阿富汗全部34个省的10个，还不到三分之一时，我就已经预料到阿富汗政府将在短时间内崩溃。

那么，我是怎么能够做出预测的呢？这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理由主要是两方面。

第一，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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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列出了阿富汗的财政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2018年，阿富汗的财政收入只有22亿美元，而支出却有47亿美元，收入不到支出的一半，剩下的钱哪里来，自然是来自美国的援助。

阿富汗的军队有30万人，这还只是中央军，由于阿富汗有大量的军阀存在，军阀中的武装人员数量也与中央军相当，所以一共接近60万人。阿富汗军人的最低工资在150美元上下，按照这个标准，正规军一年需要5.4亿美元，如果算上军阀，则是10.8亿美元。此外，由于军官的工资高得多，加上装备和作战费用，阿富汗一年的军费占了财政支出的40%，也就是16.8亿美元。这里可以做一个比较，阿富汗财政收入只有22亿美元，军费相当于收入的四份之三。如果不依靠外来的援助，那么，庞大的军队早就将政府压得崩塌了。

我们看打仗的时候，往往只看前线的刀兵相见，却不了解，真正决定战争的，是背后的财政。

对于阿富汗政府来说，虽然美军帮助它建立了庞大的美式装备的军队，但是，为了养活这个军队，却必须耗干国库的收入。也就是说，不管这个大厦是多么强大，但它的地基却薄弱得随时会塌。

这里，我们再横向做一个比较，人们看一个国家的军事负担有多重，可以看它的GDP和军人数量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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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的GDP是220亿美元，军人数量却达到了60万人。而阿富汗所在的地区由于形势复杂，几乎它的每一个邻国同样也以军事负担重而闻名，我们看一下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数据。世界普遍认为，巴基斯坦就是因为军费太重，甚至影响了发展，但事实上，它的GDP比阿富汗大了十几倍，但军队数量却相当，也就是说，它的军事负担其实只相当于阿富汗的十分之一，可见阿富汗到底有多重了。伊朗的军事负担相当于阿富汗的二十分之一。

这样庞大的军事开支，对于贫穷的阿富汗政府来说，是根本没有办法维持的，只有靠外来的援助才能勉强支撑。然后，到了今年，美国政府在撤军的同时，停止了对阿富汗的撒钱行为，于是阿富汗的财政断供了，一切轰然塌陷。我们看到的塔利班快速夺权，只是塌陷的表现形式而已。

财政决定了阿富汗必然倒塌，可是怎么看出来它会这么快呢？我的判断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军事上的。我们可以看这张阿富汗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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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虽然有不少的城市，但最著名的城市，除了喀布尔之外，大都依托于边境地区，我们可以识别出六个主要城市，分别是通往塔吉克斯坦的昆都士，通往乌兹别克斯坦的马扎里沙里夫，通往伊朗的赫拉特，通往巴基斯坦的坎大哈、加兹尼和贾拉拉巴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阿富汗人在抵抗塔利班时，主要就依靠北部的昆都士和马扎里沙里夫，以及西部的赫拉特，这些城市既可以进攻，也可以获得身后国家的帮助。但这一次，塔利班却采取了新的战略，他们首先进攻并拿下的，就是当年最坚决的这几个抵抗中心。而一旦他们拿下了这些通往周边国家的边境通道，就形成了对喀布尔的合围。抵抗者丧失了背后的基地，就算想逃走，也无处可逃了。所以，当阿富汗才丢失了不到三分之一的省会，但其中却包括了昆都士、赫拉特和加兹尼，并且在其他几个城市也发动了迅猛攻势，我就立刻做出了判断：这是合围之势，原政府大势已去，很快就会崩溃。

到最后，美国人和抵抗者也果然丧失了所有陆路通道，只能狼狈地固守喀布尔机场，只剩下这样一条空中通道。我们看到，这是在一个阿富汗的墓地中拍摄的，图1中说这是为了纪念前来阿富汗打造两国纽带的美国士兵，图2是满墙死去的美国士兵名单，图3是他们的纽带给阿富汗留下的最大纪念品，就是漫山遍野的乱葬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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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总结美国在阿富汗失败的经验，那么可以说：它虽然投入了大量的金钱，但这些钱都用于购买武器和养活军队，却没有帮助阿富汗发展好经济，解决好财政问题，导致阿富汗社会根本不可能养活这支装备精良的军队，只要盟友断供，军人拿不到工资了，这个军队就会迅速如无根之木一样倒塌，而那些援助的武器流散后，只会制造更多的混乱。

事实上，不仅仅是阿富汗，在世界上这已经成了一种现象：当美国对其他国家进行援助时，往往是考虑如何输送更多的武器过去，而不是帮助他们发展经济。他们信念中，一直认为武器可以产生正义，而正义可以带来社会凝聚力。

在我的旅途中，另一个感到惊诧的地区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地区的白沙瓦，以及更靠北面的奇特拉尔。这里最大的特点是处处是武器，大街上开着众多的武器商店 ，男人们也习惯于拿着武器上街。

这里甚至形成了买卖、维修旧武器的产业链，世界上许多枪支爱好者都来这里淘宝。这些武器都是当年美国人支援阿富汗人对抗苏联时投放的，依据就是武器产生正义的原则。但事实，这里至今依然是世界上最混乱的地区。投入多少武器，就制造了多少混乱而不是正义。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再引入另一种思路，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坚持的思路，那就是发展带来稳定，而稳定才能带来社会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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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一个国家发展，不是你给它多少军队，而是帮助它发展出更加有厚度和韧性的经济和财政基础。

在我旅行的过程中，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现在的世界各地，哪怕最偏僻的地方都能够看到中国制造和中国人的身影。他们虽然没有美国大兵的威武和雄壮，显得普通和不起眼，但他们的出现却大都保证了当地的更加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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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将近十年之前，印度北方喜马拉雅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里，当我下车在这里买水时，店主听说我是中国来的，连忙拿出一个打火机向我请教，他是这么说的：这样一个火机，可以再充气的，在以前的时候，充一次气我们就收顾客十个卢比，大约相当于人民币一块钱。而现在，我们改用了从你们中国进口的打火机。这个打火机在中国制造，包括了所有的塑料和金属部件，加上火石，最后再充满了气，还做成了可再充式的，然后从你们中国运输到印度的港口，再转陆路运输到我们的村子里批发给我，也才不过七卢比一个，我再加点价卖出去也卖十个卢比，跟原来我们充一次气的价格一样。用加一次气的价格却可以买一个完整的火机，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用这么低廉的价格制造出来的，你们怎么能够赚钱呢？

我当时没有办法回答他，但事后，我才想到：这就是贸易的力量，贸易可以让资源最优化，利用规模优势将成本降到最低，也可以让消费者拿到性价比最高的产品。

后来到了中东、中亚和非洲，我都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中国制造虽然不见得是质量最好的，但由于低廉的价格，起到了鲶鱼的作用，让当地的生活成本大大下降，不管是东南亚、印度，还是非洲，都在对华贸易中获得了足够的好处。

除了中国制造之外，中国人在世界各地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也帮助许多国家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虽然其间也有一定的文化冲突，但是，通过和平和互惠的方式，帮助各国发展基础建设的模式，至少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在许多国家都可以看到是有效的。这里，我们对2017到2019年这三年间的GDP平均进行了测算，可以看到，利用中国资本最多，与中国商贸往来较密切的，有一批国家都获得了更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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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里还列出了我亲自观察到的中国制造和中国人的痕迹。

整体而言，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是和平与发展，帮助当地解决了生活问题。这种和平对外交往的手段也为中国的发展赢得了空间，成了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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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晚上问题1的答案，美国和中国遵循了两种与世界相处的哲学，一种认为武力越强大，越可以解决问题，而中国却看到，武力是需要钱来养的，你没钱谈什么武力，所以帮助大家发展经济和财政。这两种思路在未来还会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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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转入今天的主题。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对外交往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这才帮助我们在惊涛骇浪的国际关系中走到了现在。但我们很少意识到，这些经验除了来自于我们自身近现代史的教训，其实还有许多是来自我们历史上悠久的古代经验。

这里，我需要转变大家的一个看法，认为中国古代一直是闭关锁国的。

但事实上，闭关锁国只是到了帝国晚期，也就是明清时代才出现的特征，而在之前更长的时间里，中国不仅不封闭，还发展出了一套和平地与世界交往，共同发展的丰富经验。可以说，与大家的认知相反，中华民族其实是在与世界相处的滋养下成长的。

比如，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改革开放以来，不仅仅是比我们弱小的国家，事实上中国一直是对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它既有上面我们提到的走出去帮助他人的历史，也有打开家门，欢迎天下资本的姿态，将来自欧美、日本、港澳台的资本都吸引到我们国家，帮助我们自己发展。这里，我们不妨将我们现代的招商引资，与外贸最发达的唐宋时期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其中的相似性。

我们假设，一个唐宋时期的海外投资人（在当时最可能是海外的船长）来到了中国，他会享受的待遇是什么呢？

首先，他们甚至在自己的国家，就能感受到中国政府的友好，因为宋代的皇帝会亲自发邀请函，派人送到海外各国，去邀请当地的商人到宋朝投资和贸易。这一点，就和我们现在走出去招商引资的姿态何其相似。

当他指挥着船来到中国的港口之后，也会立刻感受到温暖，在岸上迎接他们的，除了必要的接待人员之外，甚至会出现当地官员的身影。这时候的地方官员甚至可以申请经费，派人上船专门邀请船长和船员，组织宴会招待他们。在这样的宴会上，官员和商人们甚至称兄道弟，一派祥和。而这一点，也同样可以在现代的招商引资中见到。

同时在法律上，中国政府也对海外商人的资产加以保护，其中最严格的保护是：当外国船遭遇飓风失事之后，一旦漂到中国海岸，只要船主不在，那么地方政府必须立刻派人去保护船只上的财货，并负责寻找船主。如果船主死了，那么只要他的亲人还能够来认领，那么政府也必须帮助完成交接。

在唐代，由于外国人社区的形成，在这些社区里皇帝会任命一些管理外国人的番长，这些番长都可以由外国人自己选出，而皇帝只负责完成最后的手续，任命一下。这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现代的主权国家的概念，比现代任何国家都更往前了一步。

外国船长到来后，他们的货物将被清点，并缴纳一定的税收，这些税收在大部分时间里也并不沉重，通常情况下是百分之十，之后，就准许他们自由贸易。同样，他们还可以在中国购置房产和其他资产，甚至他们的后代还可以参加中国的高考，也就是科举考试，简直享受了国民待遇。

我们总以为现代中国只是继承了明清时代的保守作风，但事实上，唐宋元时代的开放与和平精神，也一直深藏在我们的骨髓里，并在改革开放中成了宝贵的经验。因此，问题2的答案就是这样的：中国历史上更长的时间里，一直是开放与和平的代表，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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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古代也有不少的教训。比如，明代虽然组织了最强大的舰队，但是，在这个舰队的几十年之后，当西方经过了地理大发现来到了亚洲时，竟然发现中国在海洋世界已经毫无影响力，甚至中国人都已经不会航海了。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从世界第一变成了末尾，这构成了我们古代世界对外开放的最大教训。这个教训又是什么造成的呢？接下来，我就着重谈从中国古代和世界相处中，学到的三个经验或者教训。不过我们还是以三个问题来贯穿。

为什么中华民族爱好和平？ 经验其实在上面我们已经谈到过。但在细化之前，我们不妨先接着美国在阿富汗的经历延伸一下。事实上，古代的中国人在附近也打过仗。在这里我提一个问题：历史上最伟大的山地争夺战是哪一个？事实上这场战役被西方的许多历史学家都称道不止，认为足以和西方的军事家汉尼拔、亚历山大等人指挥的战役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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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役可能大家都比较陌生，在这里提到它，是因为它的发生地距离美国入侵的阿富汗只有几十公里，甚至行军路线也经过了现代阿富汗地区。它就是公元747年，安史之乱前八年时，唐朝将军高仙芝领导的进攻小勃律之战。

这场战役为什么伟大，因为是人类已经超出了极限，完成长途奔袭，跨越了不可能边界而发动的一场奇袭，而且完成得非常完美。战役的背景是这样的，当时吐蕃全面扩张，占领了位于现代巴控克什米尔境内的两个地方，分别称为大小勃律，现在这两个地方称为斯卡都和吉尔吉特。

这个地区的地形让所有去过的人都印象特别深刻，我们知道，世界上最复杂的山地还不是喜马拉雅，而是喀喇昆仑，而大小勃律就在喀喇昆仑山区。我曾经去过这两个地方，这些图就是在附近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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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张图是从大勃律的中心城堡拍摄的。后两张图则表现了整个地区的地貌，许多地方覆盖着冰雪，没有冰雪的地方就是遍是落石的荒坡。这些在唐代时几乎完全没有路。

但是，说完全没有路又是不对的，因为吐蕃人找到一条小道可以从小勃律绕到中国新疆的西部，骚扰唐朝。于是高仙芝决定进攻小勃律。小勃律的阿弩越城现在称为亚辛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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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中国去往亚辛谷地，必须首先到达新疆的塔什库尔干，再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位于阿富汗的瓦罕谷地，再翻越覆盖着厚厚冰雪海拔五千多米的达尔科特山口，在冰雪的悬崖上直线下坠，才能到达。这里在今天依然是无人敢翻越的，因为难度实在太大了。但高仙芝竟然率领数万人马兵分三路，以极其精确的时间协同性，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也正是因为这一次军事行动，让现在的西方人都赞叹不已，感到不可思议。这场战争也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难超越的山地战。

这一场战役足以让高仙芝名垂青史，也展现了中国将军的实力。然而，不幸的是，就算这样伟大的将军也无法保证在中国的边疆地区每一次都打赢。就在这场世界上最伟大战役四年后，就发生了另一场更加有名的战役：怛罗斯之战。

高仙芝被阿拉伯联军打败，这场战役也决定了唐军退出中亚，表明依靠武力和征服依然无法产生长久的效果。

在这里提到这样的一场伟大战役，是想说明，中国现在采取的和平发展、和平相处的做法，也是在古代吃过亏之后才学会的。只不过我们由于历史悠久，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学到了美国现在还在学的经验罢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概念：中华民族的非战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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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纠正大家的一个看法，在史书中，我们总是对战争英雄大幅书写，比如刚才提到的高仙芝，但事实上，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和平民族。除了各个王朝因为年纪太大而崩溃，人们不得不进行的对内的统一战争之外，对外的战争其实很少，且大部分都是防御为主的。高仙芝这样的已经算是特殊情况。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和中国所在的地理位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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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过，在发现美洲之前，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它拥有着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也就是文明得以发展的平原地区，这包括庞大的华北平原、淮河流域和长江中游的两湖盆地和赣江谷地，以及下游的江浙地区，这些区域都连通在一起，还有通道可以通往陕西的关中平原和四川盆地。在这庞大的区域内形成了天然的统一市场和统一的国家，只要占据了这个核心区域，发展出的社会经济就足以达到富足。而世界上除了美洲之外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这么大的连通性平原。

更有优势的是，在这个区域之外，又构成了连续的防御体系。从南方东南亚的丛林开始，直到青藏高原巨大的地理障碍，再到西北地区的山脉和荒漠，北方的阴山和燕山山脉，然后是海洋。这个体系可以防止外人进攻核心区，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从核心区更向外扩张也是非常困难的。军队必须穿透这些屏障才能到达外围，对于机械化之前的军队十分不易。

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战的国家。它们很少主动扩张到核心区域之外，只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顺着经济的势头将影响力向外辐射，最大的辐射圈也就接近于现代的中国边界或稍远一点。因此，除了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之外，也很少能够像罗马帝国或者阿拉伯帝国一样，远离核心区跳跃性地建立起更加庞大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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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我们所说，这种非战特性也并不是一个开始就建立起来的。事实上，中国古代也有过两次尝试，向更远的地区扩张。其中一次就是我们谈到的唐代，以怛罗斯战败和后来的安史之乱为终结，结束了这个阶段。而另一次发生得更早，在两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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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记录的系统的对外交流，始于张骞的凿空。公元前139年，为了联合一个被匈奴人击败逃走的民族大月氏人，张骞在汉武帝的派遣下向西寻找大月氏，经历了种种波折，到了公元前126年才回来。他的主要任务失败了，因为月氏人此时已经定居在了现在的阿富汗北部地区，在历史上称为巴克特里亚地区，也叫吐火罗斯坦。

虽然主任务失败了，但张骞带来的地理信息却给汉武帝打开了新的视野：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土地。

我们知道，当两种文明相遇，最初可能有一个短暂的好奇或者善意阶段，接下来就是摩擦阶段，所以，汉武帝不管是对匈奴，还是对西域，都采取了暴力手段，试图利用武力进行征服，再通过屯田、驻军等措施形式将成果固化下来。但事实上，这样的成果却并不长久。原因和美国人在阿富汗一样，财政养活不了战争。

以我们最熟悉的卫青和霍去病为例。卫青和霍去病是中华民族的杰出军事家，为中华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不容否定的。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两面性。比如在战争背后，巨大的财政失衡问题其实一直困扰着汉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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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24年，大将军卫青率领六将军进攻匈奴右贤王，斩获一万五千人。公元前123年，卫青再次出击，歼敌一万九千人。

公元前121年，历史转移到了年轻的霍去病的手中，他连续两次进攻匈奴，一次歼敌九千，一次杀敌三万。

武力虽然痛快，但如果从财政上看，这些胜利的负担都过于沉重了。卫青发动的两次战争造成了汉军兵马十余万的损失，而为了安抚活着的士兵，汉政府又拿出了二十余万斤黄金进行赏赐。这笔钱折算，相当于汉代中央政府养官成本的几十倍，大量透支了中央财政。霍去病的战役中，中央政府的财政消耗是上百亿，比卫青时期又扩大了数倍。

公元前119年，两将军一起出击，合计斩杀匈奴达八九万人。但这一次却直接造成了汉代再也凑不出打仗的马匹，而中央政府也破产了。

那么，汉武帝扩张的结果是什么呢？一是由于财政的不可支撑，导致民间经济受了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就连汉武帝也意识到了，他本人发出了著名的《轮台诏令》，反思了用兵过度的问题。但是西汉经济的衰落，即便到他死后也无法恢复。二是到了西汉末年，随着核心区域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西域也并没有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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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时期的公元13年，西域第十八任都护但钦被焉耆杀害。公元16年，焉耆联军再次进攻，西域都护李崇退保龟兹。到王莽死时，李崇也消失在历史中再无痕迹，西汉对西域的控制以失败告终。

到了东汉，这样的过程重演了一遍。但最后和西汉与唐王朝得出的结论却是一致的，用战争手段无法进行长久的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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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美国人到现在才明白的道理，中国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总结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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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的交往中，武力可以暂时征服，却无法长久维持。占领二十年是可以做到的，但你总有被赶走的一天。这也形成了我们今晚第3个问题的答案。

武力不行，那么什么手段才能促进对外交流呢？

在这里，我们不妨看一看另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张骞去寻找的，是一个叫做大月氏的民族。这个民族长什么样子呢？这里有几个流传到现在的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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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月氏人自己雕刻的，藏于印度的马图拉。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蛮族特征，留着奇怪的胡子，长着介于欧亚之间的面孔，穿着大皮靴，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以游牧为主的蛮族。

张骞试图请大月氏人回到故地，但月氏人拒绝了，他们宁愿选择遥远的阿富汗北部。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肯回来呢？

原来，他们找到了比武力更好的一个发展途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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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阿富汗北部的吐火罗斯坦地区，这里在历史上有两个重要的丝绸之路名城，一个是号称世界上最古老城市之一的巴尔赫，位于现在的阿富汗北部大城市马扎里沙里夫附近，另一个是位于现代土库曼斯坦境内的木鹿城。这两个城市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们共同构成了联通东西方交通的丝绸之路的中点上，不管是去往南方的印度，还是去往北方的中亚河中地区，还是去往东方的中国，或者西方的伊朗和欧洲，都必须经过这两个城市中的至少一个。所以，这两个城市共同构成了一个陆上贸易的最重要孔道。

月氏人在迁移中，恰好获得了这个孔道。也正因为这样，月氏人及其附属民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一个穿着大皮靴的野蛮游牧民族，变成了文明的商贸民族。从月氏人中分化出的贵霜人还征服了印度，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被认为是印度古代传统的三大帝国之一。我们知道，印度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恰好相反，是分裂大于统一的，分裂的时间更长，从古代到中国的魏晋时期，在印度一共只有三大相对统一的帝国，之后就进入了千年的大分裂。正是在这个时期，最早来自中国境内的月氏人和他们的贵霜帝国，就勾连起了两个巨大的文明。也可以说，正是贸易的力量，才能让他们建立起庞大的疆域。

在控制了贸易之后，贵霜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一种至今依然很受推崇的文化艺术形式：犍陀罗风格。在如今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地带，被称为犍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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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是贵霜人控制的核心区之一。犍陀罗风格本身就是一种混搭风格，之前，印度的佛像和神像大都显得呆板狰狞，但这里的雕塑却又吸收了亚历山大大帝所带来的希腊式风格，创造了一种飘逸、美感十足的佛像新风格。这种风格在贵霜人的传播下，传到了中亚，再进入了新疆和中国内地。

犍陀罗这个词虽然陌生，但是，只要提到具体的例子，就不陌生了，它在海外最著名的代表，就是在阿富汗被塔利班炸毁的巴米扬大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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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国最著名的代表，则是北魏时期开始建造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如今，人们看南北时期的佛教雕塑，总觉得人物造型飘逸，充满了灵动性，就来自于犍陀罗风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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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贸易和征服的区别，在两汉时期，皇帝曾经尝试过另外的途径，比如武力，但最后，虽然武力能够产生短暂的成果，但由于消耗太大，导致内地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与此同时，由于采取了贸易的做法，一个曾经弱小的野蛮民族也可以通过贸易精神而崛起，变成更加文明的民族，最后甚至创造了一种灿烂的文化形式，影响了中国的很多年。

我们刚才提到了唐代的怛罗斯之战，其实在这场战役中，除了败将高仙芝之外，还产生了另一个著名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前往非洲的中国人。他就是被阿拉伯人俘虏，加入了阿拉伯军队的杜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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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环由于编入了阿拉伯军队，后来跟随军队南征北调，游遍了阿拉伯世界，因为他曾经去过阿拉伯控制的北非，因此成了进入非洲的第一个中国人。

杜环后来的结局很令人欣慰，他获得自由后，从海路回到了中国，还写下了他的经历。我们感兴趣的是，根据他的记载，在怛罗斯之战之前，在阿拉伯世界已经有了一群中国的移民，他们不是为了战争，而是出于谋生和贸易的需要去往了这遥远的国度，就像现代人前往美国打工一样。由此，我们也得出结论，即便在战争进行的同时，已经有人发现了商贸的机会，正是这些人，而不是战争本身，决定了丝路的作用。

这些人逐渐发动的贸易精神，滋养了中华文明，让中国得以保持和平交往的同时，产生了多方受益的新的交流方式。

除了贸易之外，信仰也可以产生持久的交流。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陆上丝绸之路是借助信仰的交流维持的，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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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丝路是把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信仰输送到中国，而蒙古人则把统一经济体的概念灌输给了西方，到了现代，中国则把共同富裕、互利互惠、非战的信仰慢慢传播到了亚非地区。

我们之所以将信仰单独提出来，是因为信仰可以产生出巨大的行动勇气，甚至超出了身体的物理极限。比如，中国最早的印度旅行者法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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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背包客一样前往印度，公元399年，法显从长安出发，经过现在的兰州、西宁，翻越了白雪皑皑的祁连山进入河西走廊，离开敦煌后，两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了新疆的西部，然后翻越巨大的葱岭进入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区，最后进入印度。这条路充满了艰辛，法显甚至在阿富汗南部的雪山上哭着送走了自己死去的同伴。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地前行，并探索了海路回国。

法显的事情并不是孤例。我们总以为历史上只有一个法显被记录下来，但事实上，在当时被记录的因为信仰而前往海外的人却很多，达到了一百多人，这还只是被记录在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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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丝绸之路之艰难，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承受能力。这里我们举两个和法显同时代稍后的例子。比如，公元404年，在法显出发五年后，就有一大波僧人抱团前往西域，他们一共有十五人。这十五人经过流沙、鄯善、龟兹、于阗，在过葱岭时已经有九个人或死或退出了。剩下的六个人在过葱岭时，又损失了一个。剩下的人终于进入了印度，但在陆路返回时，又死了三个，所以回来的只有两人。从十五个人到两个人，这巨大的消耗依然无法挡住信仰带来的热情。

而公元420年，更是有多达25人的僧团前往印度。在过葱岭时一下子失去了12人。进入印度又有八个死去。剩下的五个人中，回到中国的只有一个。信仰的力量比征服要大得多。

于是，在汉代最初尝试的武力征服之后，贸易和信仰的交流就逐渐取代了前者，成了人们更加认可的方式，并在唐代中期成了主流认知，滋养了中华民族，让它变得更加繁荣富强。所以，与世界相处，就是与世界的贸易交流和信仰交流，这是我们自古就学会的第二个经验，也是我们第4个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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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贸易和信仰的力量，就不得不谈下一个问题，海外贸易在什么情况下会繁荣？

比如，我们现代中国的对外交往就是这样，官方负责制定政策，提供支持，并在大的项目谈判中作为民间的后盾，而民间则负责具体的贸易活动。这不是说两者预先谋划好的，而是两者各自努力形成的合力。这两方面的合力缺一不可，只有共同努力，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入对于古代中国来说一个巨大的经验和教训，回顾一下中国航海从落后到领先全世界，再到重新落后的过程，来看民间和官方的良性互动如何促成了发展，而两者的背离又如何损害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讲述之前，我请大家注意一个时间节点，那就是郑和下西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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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在西方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人的航海技术曾经独步天下，而中国航海最强的代言人就是郑和。更幸运的是，今天的演讲就放在了郑和的家乡：我们云南昆明。

郑和时期中国船队到底有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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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记载，他的船队极其庞大，最多时一共载有两万七千八百余人，这样的军队数量已经超过了许多小国家。郑和舰队中最大的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多，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而船的数目有六十三只。作为对比，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在首次航行中只带有87人和三艘船。在他的四次航行中，最多的一次也不过只有17艘船和1500人，与郑和舰队比起来，依然是差别巨大。而前往印度的达伽马只有170名水手和四艘小船。如果说，哥伦布和达伽马到达西印度和东印度之后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那么可以想象郑和舰队当年的出征引起的轰动会有多大。

另外，郑和的舰队战斗力极强，根据记载，郑和在第一次下西洋时，曾经和印度尼西亚的一股汉人势力陈祖义进行了一场战争，杀死了对方五千多人，这样的战役在古代海战史上也算是大型的了。

最后，郑和舰队比西方的地理大发现早了几十年，从公元1405年到1431年间，郑和一共七次下西洋，到达过亚非地区的数十个国家，最远到了非洲东海岸的马林迪和蒙巴萨一带，也就是现在的肯尼亚境内。而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却比郑和晚了几十年，直到公元1492年，哥伦布才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而到了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才绕过了好望角到达了印度。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郑和舰队从规模和造船技术上都远远超过了后来的哥伦布，而时间上也提前了几十年，这一切的确让我们感到自豪。

但是，历史却非常奇特：郑和的船队曾经如此之强，但几十年后，这支最强战队却莫名其妙消失了。几十年后，葡萄牙人到来，从他们的叙述中，看不到郑和留下的任何踪迹。不仅非洲、阿拉伯和印度地区没有任何中国的影响力，甚至在东南亚，葡萄牙人可以看到许多东南亚国家的船，唯一缺席的却是当年最强大的中国船。

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明朝从一个锐意进取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落后和封闭的老大帝国，甚至连东南亚的近邻都影响不到。中国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退步，这又到底是为了什么？

答案就在于，民间交流的消失。

为了回溯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再往前看一下，看中国航海发展的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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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的航海技术是在唐代才发展起来的。在唐代之前，中国人出海甚至没有自己的船。在汉代，汉武帝为了寻找海上的奇花异草，派出一种使者，叫做黄门译长，前往海外搜集财宝，但是，堂堂的汉帝国使者只能乘坐外国人的船来往于海上。到了东晋时期，法显从印度回国时乘坐的是印度船只。而到了唐代早期，著名僧人义净前往印度乘坐的是波斯船只。到这时，中国还一直不以造船业闻名。

但是，随后，唐代却抓住了机会，开始发展海上事业。甚至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有时是幸运的，比如唐代发展海洋的机会都可以说来得有些偶然。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陆上丝路的阻断。

我们知道，在唐初玄奘取经时，依然要从西域绕道中亚前往印度，之后，随着文成公主出嫁吐蕃，而玄奘在印度激起的兴趣，让印度戒日帝国的国王也决定派人来中国看看，这个使者也选择了从吐蕃出发，三方的合力导致了一条连接印度和大唐的高速公路的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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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吐蕃和尼婆罗（也就是尼泊尔）道，也是我们现在游客非常喜欢的道路，游客们往往喜欢走青藏公路前往西藏，再顺着中尼公路去尼泊尔玩，而最早的开通就在唐代。这条高速公路的出现，让从印度到大唐之间的行程缩短了一多半，时间更是只需要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如果高速公路一直通畅，也许就不会有后面的海道大发展。但是，随着玄奘回国之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是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导致中亚地区的道路不再稳定，而唐朝和吐蕃的冲突也导致了吐蕃尼婆罗道的封闭，这时候，要想连接起唐朝和世界，海道已经是最可靠和便捷的通道了。

虽然唐代选择海道有很大的偶然和逼迫的成分，可是一旦选择了海道，唐代的中央政府的政策却是全力支持海洋的发展。

这里，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故事看到唐代政府的智慧。公元684年武后当政时期，在中国最开放的广州发生了一件大事，唐朝的广州刺史路元叡被一艘外国船刺杀了。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是因为广州的官吏借助最大港口的地位，善于敲诈外国商人，当外国商人不堪压榨时，就前去寻找刺史伸冤。但刺史却并没有主持公道，导致外国人当庭刺杀刺史和十几人后，登船扬帆而去。

这样的恶性事件即便发生在今天的任何国家，也必然引起一定的排外情绪，而唐代由于刚刚开始经营海洋，碰到这样的事情更容易回到封闭之中。但幸运的是，充满自信的唐朝却并没有采取收缩的本能反应，而是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

真正的问题是两个方面：第一，任何有外国人的城市都必然因为文化冲突而产生一定的不稳定，但是，城市的繁荣也恰好存在于这种不稳定之中。一个城市如果过于追求整洁和统一，最后可能导致僵化、没有创新动力。因此，能不能容忍外国人的存在，进而能不能容忍一定的不稳定，成了检验政府的一个良好标准。

第二，外国人之所以刺杀刺史，很大原因在于官员的腐败和不负责任。于是，这一次刺杀事件反而促使唐朝政府在广州进行了官僚阶层的净化，同时还采取了两个开明的政策，第一是允许任命外国籍的官员来管理外国人，第二，建立一个专门负责贸易的机构：市舶司。

我们很欣慰地看到，至今的广州依然是最开放的代表之一。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一个标准恰恰是，任何一个开放型的国际城市，都有一个活跃的外国人聚集区，并逐渐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之中，我们不去说纽约伦敦巴黎，就连印度的孟买，也活跃着大量的欧洲、阿拉伯和非洲人群体。广州城市里也有大量的外国人居住，甚至形成了特殊的黑人聚集区，称为巧克力城，成了我们时代的一道风景线，这表明广州的开放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并持续到了今天。

而在唐代，正是这样的举措，使得中国的海上贸易出现了巨大的发展，并促进了中国造船和航海业的腾飞。总结起来，唐代的经验就是政府和民间的良性互动和相互信任，政府负责制定规矩和法令，而民间在政府的鼓励下，多与外国人交往。这种信任导致了民间更愿意去创新发展造船技术，也更愿意出海闯荡。

于是，到了中唐时期，根据阿拉伯人的记载，就可能已经有中国船到达了波斯湾等地区，虽然这样的说法有不确定性，但至少中国船只在东南亚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两宋时期，中国海上贸易和造船技术继续发展，已经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到了元代，造船技术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

唐宋时期的经验与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也是一样的，现在，我们的对外交流也是多层次的，既有政府之间的项目，也有国企主导的项目，但同时，也有大量的民间项目，在政府的鼓励之下，起到了桥梁和创新的作用。比如，在我出去旅行的过程中，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都能见到华为的身影，而在几乎所有的国家，也能够见到各种各样的中国人，他们有的是去租地发展农业，有的寻找矿产，现在，则是越来越多的中国资本出海，利用海外较为便宜的人力物力发展制造业。

我们不要小看了民间的力量，因为真正的创新，不管是商业模式创新还是技术创新，往往都出在他们的身上。而鼓励民间发展，鼓励民间对外交流，形成整体上的规模优势，才是中国对外交流最大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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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唐宋时期航海业的发展，正是由于数百年的积累，到了明朝，明成祖和郑和才有能力发展出巨大的舰队，独步整个已知世界。

但是，为什么明朝初年之后，中国的航海事业就衰落了呢？这是因为，明代的一个政策打破了原来良性的官方和民间的互动机制。这个政策就是：海禁。

郑和的舰队固然伟大，但这种伟大是利用几百年积累的民间技术托起来的，必须有民间的配合才能做到。但是，明成祖在制造出最豪华的舰队的同时，却采取了另一个政策，将航海事业当成是国家工程，他并没有让民间参与这项事业，而是禁止民间进入这个领域。

失去了民间的配合，郑和舰队再强大也无法制造出足够的利润，他们出海之后带回来的只是少量的奢侈品，却没有更多的贸易支撑。这就和美国在阿富汗的情况很相似，美国人有着最强大的武力，却不懂得发展贸易和经济。

关于明成祖对于民间的不信任，我们可以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来说明。在郑和舰队第一次出征的时候，事实上在现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旧港，已经形成了一些华侨的聚居区，这些聚居区如同后来的新加坡一样，是海外华人的家。然而，郑和在出征时却和这样的社区发生了一场战争，将旧港的华人驱散，将他的领袖陈祖义抓起来，送回国斩首了。在明代的皇帝的看来，所有敢于去往海外的中国人都是不听话的，都不应该存在。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中国人与海外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少，直至断绝。我们现在当然知道，华侨和海外华人对祖国是多大的一笔财富，但是，这样的信任关系，也经过了多年的波折才建立起来。

当郑和七次下西洋之后，明朝的大臣们却已经看出这是一个养不起的工程，于是，这个全世界最强大的舰队就被废弃，直至消失了。

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任何事业都是民间和官方形成的合力的结果。一旦民间和官方的互信被打破，事业也就慢慢瓦解了。当失去了民间的配合之后，明朝的对外贸易也变得非常笨拙，变成了朝贡式贸易，由于持续地亏本，只好限制对外贸易，直至完成了闭关锁国。

但是，我们在不否认明清时期出现了闭关锁国政策的同时，更应该看到，中国其实一直有着开放的传统，特别是唐宋元时期达到高峰，只是因为宋代两次灭国过于惨痛，让汉人士大夫找到了一条内敛和封闭的道路。但不管怎样，更多的时候，中国是足够开放的，他们与世界和平地打交道，在政府和民间的良性互动下，发展出了独特又充满了吸引力的中华文明。

在这里，我们不妨总结一下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中国对外交往的经验有哪些。我们认为主要有三条：

1.武力是不解决问题的，卖武器打仗只能搅乱世界

2.做大经济和贸易比打仗更有效，精神交流比挑拨更好。

3.政府和民间的良性互动，是一切对外交流的基础，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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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我想提醒大家关注一下最近十年才出现的一个新生事物。2011年，从重庆到欧洲的渝新欧铁路货运通道开通，十年后，中欧班列在国内已经是遍地开花，2020年，国内城市已达29个，甚至是昆明也已经发了中欧班列，可以通达21个国家的92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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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的开通，可以联想到中国古代的贸易模式，即海上和陆上交流并重的模式。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对外最主要的出口产品是丝绸和瓷器，但很少注意到，以丝绸为核心的轻货，与以瓷器为核心的重货之间，有个渠道的区别。

丝绸由于质量轻，价格高，不怕旱但是怕水，使得陆上丝绸之路长期以来一直是以丝绸贸易为主，而唐宋以来的瓷器运输，则主要通过海路完成。这就和现代的格局形成了呼应，中欧班列最初开通的目的，就是取代走空运的那些轻货，这包括在重庆生产的大量的电子产品，通过铁路运输降低了成本，又避免了海上运输的漫长和不可控，而更重的货物，如铁矿石、煤炭等资源，则通过海洋通道运输。

这样的运输格局不仅复活了陆上丝绸之路，还减少了单一通道风险，形成了平衡性的发展。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不选边，不结盟的中立政策，

而这更要求不管是利用海洋，还是和陆地的邻居们，都必须形成平衡的关系。陆地的运输能力小，却是维持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海洋是保证国家发展的基石，这两者不可偏废。

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这里有着最丰富的民族资源，同时与越南、老挝和缅甸接壤，同样拥有着大量的不同国籍的边境人员，也正是因为边境地区的活跃，造就了云南与众不同的文化和经济格局。云南也一直以最大的善意去处理边疆问题，包括给与边民最大的交流便利，而尽量减少障碍。

事实上，云南地区一直有着对外交流的传统，在张骞时期，这里就有一条通往缅甸和印度的古道存在，将四川地区和印度连接了起来。到了唐代，在当时对外交往的七条道路中，就有一条安南天竺道，将当时属于唐代的越南北部地区（交州或安南）与印度连接了起来，这条路不是海路，而是从现在的河内地区沿着红河而上，到达昆明，再从昆明前往大理，随后向南进入缅甸，或者向西进入印度。这条路说明了云南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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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坚持海外的交往和融合政策，云南必然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保证边境地区繁荣的同时，让人民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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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请郭老师留步，我们今天有提问环节，我代表用户们向郭老师提三个问题，首先有一名现场用户叫杨荣辉。他的问题是这样，作为理科生，对历史一直提不起兴趣，郭老师能用一句话总结读历史的乐趣么？给我们一个兴趣的启发。

郭建龙：是个好问题，尽量不要过平凡的生活，当你的生活有更多传奇性的时候你就会对历史感兴趣了。

主持人：谢谢这名同学的提问。第二个现场用户的问题，李芊雨：历史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巧合，才造就出世界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样子，既然有那么多巧合，说明历史可能也无法很好地预测未来，那么请问郭老师认为学习历史对更好地把握未来有没有帮助呢？

郭建龙：这个可以分成两点，第一我觉得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它的规律性更强，我们会看到很多时候人们的合力产生的规律性会一次一次重复出现。第二，对于个人来说，其实可以尝试不同的东西，当你看到一些规律性东西的时候，可以避免一些祸患，也可以选择一些机遇。

主持人：谢谢郭老师。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感谢我们全国十大分会场的同学，这个问题是来自西安分会场的张磊同学的问题，他的问题是这样：郭老师，为什么您会说中国近代的保守其实源于“中国的幸运”？

郭建龙：中国的保守和中国的幸运，其实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它幸运的地方，都有它不幸的地方。我们刚才提到过，西欧的不幸在什么地方呢？它的地理太支离破碎了，在这个时候没办法建立起很大的统一国家，常年处于征战当中。另一方面，它的幸运是什么呢？在征战当中产生出了一种创新精神，导致了现代文明诞生的过程。

不过我们看到它幸运的时候，又会看到它另一个不幸的一面，这个不幸是什么呢？还是它的地理太破碎了，虽然文明爆发了之后，经过几百年，还是没有整合成团，现在虽然有了欧盟，但还是吵架吵得很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整合成本还是要高得多。

我们的幸运在于我们的天然的统一性产生的天然的统一大市场，但我们的不幸可能在于这个环境太安逸了，所以一定的保守心态可能是从这里产生的。这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一个地方。我们知道我们的幸运在什么地方，以及我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所以才要努力地避免这个问题再发生。认识到问题并不可怕，认识到问题之后努力去避免，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主持人：谢谢郭老师今天的精彩演讲，到这儿大家想不想让罗老师再返场给大家讲讲他的启发？现在有请罗老师来到台前，给大家讲讲他听完之后的启发。有请罗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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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宇：谢谢郭老师。我在后台也是掏着小本不停地记，不停地写，我有一个强烈在后台的感觉，今天的直播拜登要是能听见就好了。因为你看，郭老师讲了将近两个小时，我觉得其实就是讲了两句话。第一，我们中国人真的不想扩张，这事不是今天想明白的，一千年前在唐朝我们就想明白了。第二，我们中国人的方式就是玩命地生产，有大量的好货，然后卖出去，你如果也想要，既符合你的利益，也符合我的利益，这就是中华文明长得这么大的原因。这两句话美国人要能听明白，要少很多烦恼。

听郭老师这场演讲之后，我觉得顺带也回答了我们自己心里对中国的一些疑问。我简单说两个疑问。第一个问题，郭老师在刚才的一个多小时里跟我们讲丝绸之路，讲中国的对外交往，可是你不觉得吗？我们的观念里面中华文明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王朝从秦始皇，甚至从春秋战国开始，他们搞的都是重农抑商。别做买卖，在家种地，这好像是中华文明一直提倡的东西。这和郭老师今天讲的之间矛盾吗？我觉得过去的这一个多小时，恰好给我们完成了一张完整的拼图。

我印象非常深，温铁军老师对中华文明有一个判断，说我们中国这个文明、这个国家，最最根本的特点是什么？叫“原住民大陆国家”。两个词，原住民、大陆。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我们这样的特征，我们祖祖辈辈就在这儿生活，从来没有变过。一根文明的线索和河流就这么几千年奔淌到今天，请问哪个国家有？你可能说日本也是这样，不好意思，它不符合第二个条件，叫大陆国家。

这两个条件对中国人就有一个要求，你是大陆国家，不能动，你身边的邻居，你要打交道的其他文明是相对来说固定的。海洋国家没有这个要求，日本明明在东亚，但是他说我脱亚入欧，跟美国人是一体的，他利用海洋的通道优势，可以自由切换自己的归属感、自己文明的认同度。

但是大陆国家不行，我们祖祖辈辈在此，祖宗坟茔在此，子孙血脉在此，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命。所以，中华文明发展的方式只有一个，它有一个根本性的诉求，就是要缓慢地，但是又无比坚定地来优化这个文明的生存环境。

所以你看，为什么中华古代的帝王，总有一个几千年的政策说要重农抑商，你总不至于说中国古代的皇帝都是笨蛋吧？就算出那几个笨蛋，也不可能笨蛋到几千年都认同这个策略吧。

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件事？其实从今天郭建龙老师给的视角，我们可以得出一张拼图。中华文明当然是胸怀广大，面向四方，但是我们对自己有一个严苛的要求，就是我特别能生产。在古代我们可能生产粮食、丝绸、瓷器，然后把它卖出去。在今天，我们生产的是大量的电子产品、机械产品、高科技产品，当然也有塑料盆、衬衫和打火机，把它卖出去。

我们作为一个原住民大陆国家，通过庞大的人口优势，在这片土地上不断地生产不断地生产，通过货物这个最有说服力的交流工具和全世界文明一起交流，形成我们生存的独特性，以及在世界人类网络组织当中的确定性的节点。

所以重农抑商也好，或者有人说中华帝国“闭关锁国”也好，其实都不是真相的全部。真相的全部是，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方式，我们特别能生产，我们特别能够通过货物为媒介的交流方式和全世界各个文明来往。这两个片段拼到一起，才是我们文明的方式，所以可能我们过去对中国的理解还偏狭了一点。

我们还需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这么大？

因为我就曾经这么被人问过，一个美国人问过我。当时他问的方式有一点点挑刺的意味，因为我跟他聊嘛，我说中国人爱好和平，刚才郭老师也讲这个观点，我们是一个非战的民族。他说你别扯这个，你中国是自古以来就这么大吗？你们原来不也很小一块吗？漫天星斗，后来怎么搞这么大的？肯定是通过征服，那怎么可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呢？我还记得当时那个美国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问得我是哑口无言。对呀，我们这么大，难道不是打下来的江山吗？

但是读了郭建龙老师的这本书《丝绸之路大历史》，我再给大家补充一本书，也挺有意思的，我最近读的，正好跟郭老师这本书几乎同时读，这是哲学家赵汀阳老师写的，叫《惠此中国》。

这本书里有一句诘屈聱牙的话，但我还是想读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中国的扩展不是来自向外扩张行为的红利，而是来自外围竞争势力不断向心卷入旋涡核心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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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太长了，语法分析要搞半天，大概意思来说，中国变这么大，不是武力扩张的产物。它是什么？它像一个旋涡一样，刚开始很小，但是它就这么坚定地在那儿旋，周边的东西不断地被这个旋涡卷入，然后变得越来越大。

请问一个旋涡，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旋涡，它的根本特征是什么？什么叫旋涡，就是有一个坚定、缓慢但是没有太多恶性扩张势能的向心力。就这么一点一点来，一点一点来，不着急，有的是时间，这是中国的方式。

好，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这个词，为什么中国人特别能生产？尤其是这两年，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经济的政策对吧。第一，我们中国人要保证什么？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就是玩命地生产，我们现在生产工业品和一千年前的古代王朝号召人民玩命地生产粮食、瓷器和茶叶是一样的。玩命地生产，然后卖到全世界各地。

还有，要防止制造业在GDP当中比例的下滑，这是今年中央的经济会议提出来的。还有，双循环，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这不就是郭老师刚才讲的丝绸之路的逻辑吗？这就是我们中国的那个旋涡，那个向心力打造的一个独特的方式。

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经常说一句话，说世界日新月异，但是当你真的去眺望历史深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文明就是作为一种方式存在的。这种方式在一千年前摸索出来的基本经验，其实完全可以解释今天我们中国人是怎么在做，怎么在想。

好，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话题，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注重实体经济，注重制造业，注重生产大量又便宜又好的东西，然后把它卖出去？至少有这么几个红利。

第一个红利，你想，制造业好的国家一定说明什么问题？一定说明社会治理水平不错。道理很简单，你如果是一个银行或者一个五星级酒店，这是服务业，服务业跟周边社会可以不打交道的。你到非洲那些国家去看，它的首都一定会有漂亮的五星级酒店，那是一百多年前的殖民者留下来的。出了酒店之后就是贫民窟，所以服务业和周边社会可以完全断开联系。

但是制造业发达是不可能的。如果说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制造业发达，一定说明什么？它的港口、道路、电力供给、基础教育、医疗保障、社会治理、税收、官员廉洁度要达到60分以上，否则制造业无法开展。那么大规模的工人，那么复杂的社会组织，那么精巧的供应链体系落在这个国家，它是会倒逼你的社会治理水平的。

所以中国人特别能生产意味着什么？我们社会的治理水平在玩命生产的过程当中不断在优化。这是过去，至少从2020年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在全世界的社会治理水平的锦标赛当中，中国能够拿到一个不错成绩的根本原因。

拼命能生产还带来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社会的认同度，彼此的共同体感特别好。一位经济学家跟我讲过，说中国有一个巨大的红利，我们身在其中不大感觉得到，什么？就是我们保持这么一大家子不散摊子，不得了啊。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共同市场，云南的货卖到浙江是不用交税的。我们在这么广阔的国土上可以造出那么多的高铁，这在其他的文明地带是很难想象的一个成就。为什么这么一大家子可以不散摊子？跟制造业也有关。

因为你想，如果是一个商业民族，或者说虚拟经济的民族，我服务不了你，我就不服务你了。你就想象一个互联网公司，花100块钱广告进来的人，可能最后进来10个人只能留下1个人，那9个人对它是不存在的，服务好这1个人就行了。社会在商业当中不断发生切割，只要我们不产生商业交易，我们就不是一伙的。我们此刻是一伙的，当下一波交易我们不是交易对手，或者不是价值链上的伙伴，我们就不是一伙的。

所以商业是社会的绞肉机，社会很容易碎片化。但是制造业不一样。我说的制造业当然包括中国古代的农耕，就是生产实物产品。你会发现，人和人必须以一种相对确定的方式在一块工作，彼此之间必须像中国人吃火锅那样，拿着筷子在一个锅里搅。

有一个制造业工厂的工头，他跟我讲过，他说我们也没办法，平时在工厂里面对工人吆五喝六，你要守纪律，你这个干的不对，吹胡子瞪眼，但是每个月我们厂里都会给我们发一笔钱，让我们请工人喝一顿大酒。在喝酒的过程当中，我就和他们抱头痛哭，“兄弟，不是我对你不好，咱都是出来打拼，不容易，这不是没办法吗”一顿大酒，大家抱头痛哭。第二天到生产线上该怎么严格还怎么严格，这就是制造带来的社会融合。

因为我们要出产产品，你能瞧不起谁？你敢欺负谁呀？我们是在一条价值链里，像一口火锅里吃饭那样，我们是共同体。社会的中层、高层和底层，我们不得不互相牵就、互相帮忙、互相关照，有了矛盾我们就得想办法解决，因为我们不能散摊子，散了摊子就没有制造业，这是制造业特别大的价值。

所以社会上多了一个工厂，就多了一个紧密团结的社会。工厂串成了片，这个地区就有旺盛的社会认同感。当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互相之间觉得我跟你还是挺亲的，这种情感的种子就在我们特别能生产的过程当中，不断地萌发。这是制造业的第二个好处。

制造业还有一个好处，你想我们是原住民大陆国家，我们的作家一写东西都是几千年前往这儿写，我们一旦谈认同动不动扯点孔子的事，你让一个老外认同这玩意儿确实挺困难的。怎么办呢？就像我前面讲的，制造业是最好的中华文明的传播媒介。你不认得汉字，没问题；读不懂《论语》，没问题；知道货好吧？这玩意是人类共通的语言，你不用懂得方块字，古罗马的贵族当然知道与其穿羊皮袄不如穿丝绸，那玩意真轻快，穿在身上丝般爽滑。这个带来的美好生活体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用从中国去的瓷器，在家里请客多有面子。不需要用文明、用原则、用辩论来说服你。

所以，中华古代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西欧的那些人，从中世纪的那些大字不识的贵族，一直到启蒙时代像伏尔泰这样的法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向往和崇拜何尝是通过《论语》而来的，不就是通过货吗？而今天我们这一代人，拥有了那么五彩斑斓的货物的列表，从打火机到电脑、手机，看，中国人生产的。

这两年作为中国人，可能感觉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不友好的国际环境当中。各位，不要着急。这四个字“中国旋涡”，它一直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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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看到Tik Tok（海外版抖音）上，大量的美国小孩觉得中国人太棒了。他们的爸爸妈妈可能不接受，觉得中国怎么比美国还好？小孩不一样的，今天十几岁的孩子看到中国那么多漂亮小姐姐，那么多好吃的，中国人那么会玩儿，光云南就那么多吃的……对文明、对繁华、对富庶的仰慕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背后的媒介就是我们中国这代人生产的货呀。

再过二三十年，中国GDP确定性地超过美国，再过二三十年，今天在玩Tik Tok和抖音的小孩长大，他们知道这个旋涡真的一直在转，那个缓慢而坚定的向心力一直都在。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对于未来的预测，这是我们回望我们这个文明，从黄河中原那一带几个小城起，这个旋涡就开始，一点一点地转，五千年、三千年、两千五百年，一直到今天，一刻不停地让周边的人进到这个系统里。

云南有很多少数民族，但是我们当中还是有很多汉族。什么是汉族呢？我听过北京大学苏力老师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判断，他说什么叫汉族？汉族就是不在乎自己是哪个民族的族。我一想对呀，我们汉族在乎自己是谁吗？身边都是一样的。我是长江流域的人，三千年前也是南蛮，不重要，我们现在觉得不在乎这事。这个大旋涡旋转了几千年就这个结果。所谓的天下秩序，所谓的中国方式，它何止是为中国人所用，它是人类形成共同体的一个方式，一个良性的缓慢的不着急的方式。

我们这代人可能会特别有幸，亲眼见到这个旋涡，这个从几千年前就开始转动的旋涡会变得更大，会有极其精彩的突破。

我们之所以把《丝绸之路大历史》这本书放到昆明场，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大家可能知道，12月2日，昆明到版纳高铁就要通了。这条高铁可不是中国边陲的一条高铁，它将穿越缅甸，它将连通泰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觉得吗？这个中国旋涡就在那儿缓慢、坚定地转动。云南可不是中国的边陲，云南就是这个旋涡最前沿，最有魅力，对周边文明、周边的人，释放魅力和吸引力的前哨，恭喜所有的云南人。

这是一种方式，就是别着急。在座的有很多创业者，创业者老觉得我这儿有个产品，我这儿有个创意，挺好，我把它做出来，然后我融资，然后我扩张，我扩张到全中国，我扩张到全世界，我在厕所里堵住一个孙正义，然后我就是世界首富。

过去一二十年创业大潮当中，多少人做的是这样的梦，有点着急。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今天在过去的两个多小时里向大家呈现的中国方式——守好自己的货，尤其是守好自己的人。就像我们得到用户。我们不可能把一个不爱学习的人领到这个场合，他父母都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当然也做不到。我们珍惜眼前人，用更大的诚意、更好的产品为你们服务，然后像旋涡一样制造那个坚定的向心力。不着急，这就是中国的方式。这种方式不是鸡汤，它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证明行之有效的。

今年，大家知道我这个阶段最糟心的事是什么吧？对，跨年演讲，稿子还没有，愁死了。所以今年我们也用了这样的方式，简单跟大家得瑟一下。今年跨年演讲的主题是“原来，还能这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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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并不知道原来还能怎么干，之所以扔出这个话题，我们就想得到用户当中有那么多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你们了解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精彩的破局方法，艰难挑战的解决方案。那有没有可能把得到用户以及你们的朋友卷入这件事里来？

所以，今年我们和飞书合作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我们要开云端策划会。一个一个的题目，希望我们的用户在飞书这个非常先进的，大家融合办公的一个协作软件当中，我们把策划会围绕文档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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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本来我们只是想试试，但是过去一周，就在过去一周，这件事情的进展超乎我们的预料，给大家亮一组数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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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朋友和飞书的云端策划团，最开始只有我，还有我的两个助手，3个人。但现在我们仔细甄别——这些人都是亮明自己的身份的，现在这个文档群里已经有了1298个人。最开始我们只是扔出了15个尝试性的问题，然后大家不断地抛问题，这个时代大家应该解决的问题，现在问题已经滚动到了180个。最开始我们在这个文档里只写了300多个字，而现在这个文档已经积累到了80000多个字，如果我把这80000字讲一遍，大概需要8个小时。

今天借着启发俱乐部，借着昆明朋友在场见证的场合，我继续邀请大家，邀请此刻在线上看直播的朋友，加入我们这个计划，提出各种各样精彩的问题，邀约这个社会当中实干家、了解信息的人、一线的人、正在解决问题的人，来回答它。

陆续我们会抛出一个又一个的文档，这些文档问的问题可能千奇百怪，包括且不限于：今年你觉得最应该推荐的一本书是什么？今年你见过最开脑洞的一句话是什么？今年你觉得跨年演讲一定要讲到的一个大家还不知道的人是谁？今年你看过的商业最精彩的一个创新是什么？我们中国人关于芯片，关于卡脖子工程，各种各样的关键突破是什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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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档，我们都会以一个云端策划会的方式扔出来，邀请大家一起来共创。在这儿我放出一个二维码，如果你也想参加这个策划会，来，这是我们同事的微信，你可以去咨询。

其实这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方式，我们不着急，我们也不想把这件事推销给谁谁谁，但是，如果你觉得共创这件事情有魅力，那它会形成一个小旋涡，把越来越多的能干的人、实干家卷入到这个共创的工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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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到场的用户，你们辛苦了！云南人了不起，除了刚才说的你们将来要怎样怎样，我还想今天特别要向一位云南人致敬。这人是谁呀？对，聂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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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实并不想讲聂耳，我是想讲黎锦晖对他的一段评价，黎锦晖也是民国时候的一个著名音乐人，他对聂耳的评价，我那天偶然看到，也偶然知道聂耳是云南人，而正好我要来云南，但是我太喜欢这几句评价了：“你是多么倜傥！胸怀多么洒脱！品性多么温良！心思多么敏活！行为多么豪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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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几句100年前对一个云南人的评价，送给今天所有在场的云南用户，也送给所有的终身学习者，感谢你们选择了终身学习。

下一场启发俱乐部将在武汉进行。在武汉，我将会向大家报告在未来的7天里，我脑子里发生的事件，我因为外部知识的撞击而产生的启发。

下周三晚8点，启发俱乐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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