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05期 | 大国宪制五：两性关系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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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和你聊苏力老师的著作，《大国宪制》。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很大、很有趣、也很有当代性的问题：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在人们分散居住的社会里。我们的祖先怎么可能那么早建立起来这么庞大、这么强韧的超大型国家组织？

站在人类整体史上一看，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反常的事。所以，我们的祖先做了什么样的制度创新，才达成了这个结果，让我们直到今天还能享受大国红利？这本《大国宪制》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大国是结果，宪制就是怎么一点点构建的。

昨天我们说了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的组织方式，我们举的例子主要是父子关系，这是基层社会制度的主干。但是光有主干不行，基层社会还得防范风险。那个时候，我们祖先遇到的最大的日常风险是什么？

你想，一个古代的宗族、村落，如果不是遇到水旱兵灾这些外来冲击，日常能有什么风险？同村的都是熟人，外来的陌生人很快就会被认出来，就像是今天城市里到处都装了摄像头，其实很安全的。

而且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大宗财产。不是有一句话叫“偷鸡摸狗”。对，那个时候的村里，除了鸡和狗，也确实没有什么值点钱还能方便移动的财产，所以治安事件也不多。那还有什么风险？

最大的风险就是男女关系。这是古代基层社会最大的潜在冲突根源。古人有一句话嘛，“十条人命九条奸”，就是导致死亡的案件中有90%都是不正常男女关系导致的。所以，防范情欲这种原始冲动破坏社会秩序，就成了中国人祖先设计制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当然每个文明都有两性方面的禁忌，比如结了婚不准通奸，不能红杏出墙等等。这些都比较好解释，就是男性对性资源的占有欲嘛，这背后没有太复杂的社会制度上的考虑。

但是中国不同，除了通常的性禁忌，中国还有特别复杂的制度安排，比如同姓不婚、外婚制等等。那这些制度背后的考虑是什么呢？

我们先说结论，中国的那些跟两性有关的制度，看起来非常严酷、非常严密、不讲情理、甚至野蛮，但它的根本目的不是欺压女性、剥夺自由，而是着眼于社会稳定。说到底，还是《大国宪制》这本书讲的那个终极目的，在农耕社会的基础上，超越当时的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构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组织。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几个制度。

先说最基本的，中国人特别讲究的，男女不允许自由恋爱。所谓男女大防、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这个确实反人性，而且也不符合进化论的原理。按说，自由选择，最有利于一个物种的繁衍。自由恋爱，又不是什么红杏出墙、婚内出轨等不正当男女关系，为什么不允许呢？

你想，如果男性可以自由恋爱，自由追求女性，就像今天大学里那样。那这个村子里所有男性，无论什么辈分、什么关系、都成了婚恋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关系。但是一个中国古代的村子和现在的大学不一样，人口基数太少。

如果允许自由竞争，这种由生物本能驱动的竞争，在村子这个小共同体里面，就会演化得非常激烈。原来叔侄兄弟父子之间，原来对相互关系的定位，就是你是我的亲戚，你是我的兄弟，都要退居次要地位，他们的主要关系是性资源的竞争关系。

结果就是，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宗法制度就会清零啊。你要是听了我们前面几天讲的内容，你就会知道，这是我们祖先承受不起的结果。

理解了这个原则，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古代还有一个两性制度，“同姓不婚”。就是同一个姓氏的人不能结婚。

过去有一种解释是为了防止近亲结婚，生出痴呆儿，是出于优生学上的考虑。这个说法完全站不住脚。且不论中国古人有没有这个知识，母亲这一支的亲戚，也就是表兄妹可以结婚，就像贾宝玉和薛宝钗，这又怎么解释呢？用优生学解释不通。

所以，同姓不婚，维护的是宗法制度本身。在古代的村落里，基本都是同一个姓，同姓不准结婚，只要这个制度确定下来，那事实上自由恋爱也就基本防止住了。

还不仅如此，还有一项制度，在中国古代也被严格执行了，就是外婚制，就是同一个村子里的人互相不嫁娶。要嫁女儿、娶媳妇，都是到外村，所以回娘家才要走很远的路嘛。

同一个村子，也会有两个姓啊，不同宗啊，不是同一个宗族，按说互相结婚不影响宗法制度啊，为什么也不允许呢？

你想，夫妻之间难免会有矛盾。如果是同一个村子里的人结婚，夫妻矛盾就很容易演化成家族、宗族之间的矛盾。所以，不如干脆从根儿上断了这个麻烦。理解了这个原理，你才算理解了中国古代两性制度的真正着眼点，不是为了什么性道德，而是为了维护稳定的社会基层秩序。

说到这儿，还可以顺便解释一个词：“夫为妻纲”，这是三纲五常之一。请注意，这里讲的纲，不是谁欺负谁，谁一定要听谁的意思。实际上在古代民间，男人怕老婆的事经常发生，也没听说谁觉得这在道德和制度上有什么大不了。

清官难断家务事，制度层面的安排才不管你家里谁霸道谁做主呢。那这个纲字是什么意思呢？纲这个字的本意，是提起一个网络的总绳子的意思，所以后来才有纲要、大纲、纲目这些衍生词嘛。

所以，夫为妻纲，是指妻子的社会网络要以丈夫的为准。也就是说一旦结婚，妻子就要全面地继承丈夫的一切社会关系，要嵌入到丈夫所在宗族的秩序里，连死也得葬在夫家的坟地里。这么做的目的，当然也很清楚，就是为了维护秩序的稳定。

你看，中国古人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礼教，在两性关系上，是一些道德亢奋的老古板，我们的祖先是因为有自己独特的环境压力，要找到结成一个大共同体的解决方案，所以不得不牺牲个人自由，做出强力的自我约束。

如果不信，我们来看一个旁证。这是苏力老师《大国宪制》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洞察。

你说中国人在两性关系上有非常强硬的道德约束是吧？其实还有一个很宽容的后门，也算是一个应急措施吧，就是“私奔”。

如果男女之间确实结了私情，但是又不能被宗法制度和道德容忍，那你们两人可以选择远走高飞啊，脱离这个社会和制度网络啊。

只要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不再对这个网络本身造成危害，古人是不会深究的。

不仅不深究，而且往往还传为美谈。你看，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的故事是不是就是这样？古代的一些小说话本里也把私奔的故事写得津津有味。

还有，过去经常形容一个男人很失败，说他老婆跟人跑了。在说这话的时候，你体会不到一点点道德愤慨。只是觉得这个男人可怜而已。

你看，我们祖先对于两性关系的处理，不是一种宗教情感，是那种不能触碰的道德底线。他们真正在乎社会结构的稳定。没有这些基层社会的制度安排，我们是不可能构建出那样的超大国家组织的。这才是中国两性制度的真正含义。

好，这一周我们花了五天时间，在介绍苏力老师的书《大国宪制》。我在节目里的介绍，当然是挂一漏万，也没有原书的学术严谨性。所以，还是推荐你看看原书。我们得到App有市场上独家的电子书，已经做好了精排版的处理，打开这个音频附属的文稿，或者是到首页电子书板块，就能买到。

这个话题，我们下周一再接着谈。

明天是周末，罗胖精选，免费放出得到里面精彩的收费内容。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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