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1期-2 | 学者为什么成了新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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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得到的用户一定很熟悉刘擎老师。他在得到App上开设两门课，但我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和刘老师相关的尴尬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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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4月的一天，我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听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嘉映老师的讲座。我惊喜地发现刘擎老师也在其中。下课后，我找到他想约采访，被他拒绝了，他把一个月的日程表发给我，我一看，这个日程表简直就是一则明星通告。直到今年10月，我们的采访才有机会进行。

但这样的日程表，也正是我们想约访他的原因。当时我们正在制作今年第五期杂志：新青年，知识新偶像。

这几年，借助得到、看理想、豆瓣这些网络平台，《奇葩说》《十三邀》网络节目，像刘擎这样忙起来的“网红”教授不在少数：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罗翔，从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离职的薛兆丰，远在欧洲的社会学者项飙，加上之前已走进公众视野的陈嘉映，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锦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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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受到公众，尤其年轻人的喜爱，这在历史上并不新鲜，从百余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60年代西方思想及流行文化的爆发，再到1980年代中国内地的文学热，以及1990年代《百家讲坛》掀起的学者风潮——应该说，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面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都会产生一些疑问和好奇，他们需要寻求来自知识阶层的思想资源，以期应对当下的现实，多些思考。

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一代新青年对于学科的偏好产生了很大变化。

这期封面里，除了学者和平台，我们还采访到一些有趣的年轻人，比如人类学博士候选人曾毓坤，他在2020年疫情期间，在豆瓣上列出了一个人类学阅读清单，表示要组建一个读书会。当天，就有一百多个人私信加入，第二天，他们就举行了第一次线上读书会。

这绝不是一个个案。这几年，借助微信公号、直播平台、Zoom和飞书这些在线工具，很多民间的、自发的青年读书小组都非常活跃。

我们也拿到一份启德教育发布的《2021年中国留学生白皮书》，从2015年到2020年，商科申请占比始终排在首位，33.8%；其次是社会科学，占比21.2%。这5年中，社会科学占比增长了5.3%。

由于身处极大的不确定的时代，新一代年轻人的困惑比以前更多。我们发现，上一代年轻人，普遍对文学、诗歌、历史故事感兴趣。但是你看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关注点更多转向了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思想史。这些学科原本被认为是边缘的、偏门的、不合时宜的，现在却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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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变化有商业因素的推动，但最终是关乎社会和文化氛围的转向，它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你会发现中国的青年产生了一个心态上的巨大转变：从寻求慰藉，到寻求解释，寻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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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知道，《第一财经》有一个城市排行榜，就是每年春天，我们的新一线城市研究所会发布一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发布那天，这个榜单自动登上微博热搜，331个地级市的微信公号都会转载，以至于到后来，很多媒体同行直接引用，我们无法收取版权费。

但你不知道的是，“新一线城市”这个概念是《第一财经周刊》在2013年发明的，指的是除了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以外，具有一线城市发展潜力的城市，包括高速成长的低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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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城市排行怎么排呢？你很容易想到的一个指标就是GDP。很多人都会关注GDP百强市。确实GDP的总量和增速，代表了一个城市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

但是，在我们的城市评价体系里，GDP是一个非常小的指标，是5个一级维度、17个二级维度和74个三级维度，GDP只是下面的一个维度。这是为什么呢？

《城市的胜利》这本书里有一句话：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它容纳一切生活的轨迹。请注意，这句话的题眼是这个词——“生活”。我们认为，GDP的评价方式太过于简单粗暴了，无法承载我们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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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在做城市排名的时候，把很多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指标都纳入进来了。

这是我们今年发布的排行榜。它采纳了170个主流消费品牌、17家头部互联网公司和数据机构提供的各类城市数据，为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重新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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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看到，成都在我们的新一线城市排行榜里，已经连续很多年都排名第一。这个榜单因此受到一些质疑，网上甚至传言，我们是一家成都投资的媒体，关键的问题是那为什么成都排名这么靠前呢？

因为我们会看很多GDP以外的指标，比如大公司大品牌的选址。我们会看170个主流消费品牌门店的数据，看他们会选择在哪个城市开店。这个反映的是一座城市未来的消费潜力，是商家用真金白银地投入看好一座城市的发展。像成都，包括咱们武汉，特别重视“首店经济”，就是国际大牌、本土品牌的第一家旗舰店开在哪里，这就是判断城市发展特有效/好的一个风向标。

我们还会看什么呢？

比如，我们会看一个城市有没有通高铁。如果通了高铁，那么城市的枢纽性就会非常强。

我们还会看毕业以后选择去哪里。毕业生愿意去的城市，房价、就业机会都会更丰富。

我们还会看一个城市是不是有很多的淘宝小业主。有的话，说明民间商业特别活跃。

此外，还有空气质量、融资规模、创新公司产生和孵化能力等等，很多指标。

为了追上城市快速的变化过程，我们每年会根据新的情况寻找新的数据源。

比如，在生活方式多样性这个维度中，我们把keep的运动数据和活跃度纳入其中，作为衡量城市休闲丰富度的一个指标。一个城市有更多人出去运动和跑步，适合户外运动，享有更多生活的活力。

此外，在城市里很多可以玩的东西，很多活动可以参加，说明有更强的发展潜力。比如，我们有一个指标叫夜间活跃度指数，包括夜间出行活跃、夜间灯光强度、城市公共交通通达度等等。曾经，一个上榜的新一线城市发现一个商圈夜间活跃度不高，查看我们的数据发现，是因为附近公共交通停运时间过早，很多年轻人逛街赶不及回去，打车也比较抢手，于是他们及时延长了夜班车、夜班地铁的运行时间，从而给城市活跃度提高了一个大的台阶。

在这些城市里，变化幅度最大的是佛山。佛山这几年的排名持续上升，因为它正在从产业主导的城市转型为生活主导的城市，年轻人愿意在那里生活，从广州抢人。

今年的榜单，我们最担心的是武汉，因为新一线的排名是基于上一年的完整数据做出的。此前，武汉一直稳居新一线城市排行榜前列，但经历了2020年“封城”，高铁也断了，商业也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担心武汉是否还会出现在15个新一线城市名单中。结果武汉的名次只下滑了两位，排在第六名，还是非常令人惊喜的。

讲了这么多，不知道你发现没有，我刚才讲的这套评价体系背后有着鲜明的价值观。我们认为，一切的数据的背后都是人。人的活动代表城市的活跃度，人的评价决定城市的魅力，人的选择代表城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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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分享中，只有一个产品出现了两次，那就是：汽车。

我们在最开始提到，今年是电动车市场爆发之年，传统巨头会成为今年的新玩家，但没想到的是，包括苹果、小米、OPPO、华为等在内的手机公司以也开始以不同的方式进入电动车市场。

这是一个多奇怪的商业现象——为什么手机公司要集体去制造汽车？

但深究原因，这个奇怪的事也能理解。

事实上，得益于2007年第一款没有键盘的手机iPhone诞生，以及2011年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智能机时代经历了将近五年的高速成长，新一代本土手机制造商占据了市场主流位置。

在这个黄金时代里，频繁的换机潮，年轻用户高涨的消费热情，使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在2016年创下历史最高。但此后进入快速下行通道。2016年以来，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连续5年下降，从14.7亿台降至2020年的12.9亿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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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市场饱和更麻烦的是，手机行业陷入技术创新的“内卷”——从一个摄像头到两个，三个，四个，有人怀疑手机会不会全身长满摄像头，手机业是不是再也不会有当年iPhone那样亮眼的创新？

这些因素迫使手机业寻找下一个大生意，但什么行业能让他们维持过去每年上千亿元的营收？

手机业也曾经把希望寄托在智能电视和客厅革命之上，但就在今年，5G普及，数字化技术延伸到了不同行业——汽车被认为是物联网环境下最重要的终端设备，是智能社会的基础设施。那么从逻辑上，你可以理解手机厂商为什么同步进入这个领域。

然而，手机业和汽车业非常不同。汽车业的市场规模几乎是手机业的十倍，它所依赖的资本投入之高，研发周期和回报周期之长，都远超手机行业。同时，汽车制造复杂性高，单辆车的平均芯片价值是350美元，新能源汽车芯片价值可达到770美元，所需芯片涉及的诸多环节中，如果几乎没有足够的底层技术储备，短期内很难突围。这也是为什么手机厂商在进入汽车业的同时，也都纷纷开始投资包括芯片在内的前端产业链。

可以确定的是，汽车是智能社会中的新机会，但不确定的则是，本土手机厂商们能走去多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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