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60期 | “钱”决定了组织的样式

策划人：李子旸

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罗辑思维。

最近，我们节目策划人李子旸推荐我读了一本书，刘守刚老师的《中国财政史十六讲》，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以为是很枯燥的学术书，但是，看进去之后，才发现别有洞天。这本书颠覆了过去我们对“财政税收”这个话题的基本理解。

所以，这一周我将用五天的时间，为你介绍这本书给我的启发。

颠覆在哪儿呢？过去，我们总觉得，财政税收，就是政府从民众手里提取财富，重要的话题，无非是三个。第一，税收多还是少，不能收多了把老百姓逼急了，要轻徭薄赋。第二，政府怎么收，才能更加公平和高效。第三，收税的过程中，怎么避免腐败。

你看，这三个问题，都是政府该关心的。老百姓的心思从来一样，能少收就少收，最好不收。至于那些政府的问题，我们为啥要过问呢？

但是看了刘守刚老师的这本《中国财政史十六讲》才恍然大悟——税收不仅是一个单向的政府收税的过程，也是一个反向塑造政府的过程。说白了，有什么样的税收，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税收，不仅是一个全民该关心的话题，而且也是民间社会参与国家制度建设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的道理，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商业社会到底有啥区别？

传统的农业社会，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土地。土地无法移动，也难以隐藏，民众逃避税收的可能性就很小。

于是我们便看到，农业社会政治的压迫性要比工商社会严酷得多。为啥？你想啊，对传统农业社会的政府来说，征税时固然也要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但是只要政府拥有足够的武力，民众就得老老实实地缴税。反过来说，这种收入来源也促使政府把执政重点放在确保武力优势上，那当然就是严酷的压迫性社会。

而反过来看那些工商业社会，工业、商业创造了大部分财富。政府要从流动资产上征税，比从土地上征税，就难多了，因为民众隐匿流动资产的手段多得多。征收商业税，政府的武力虽然也有用，但效果要大打折扣。实在把商人逼急了，要么跑掉，到别处做生意，或者干脆少做生意。因此，工商社会政治制度的压迫性就小得多，协商性、开放性要强得多。

从这个角度来看制度建设，就会豁然开朗。比如，议会制产生于英国，过去我们从文化、政治观念等角度来解释，但是从税收的角度也能解释。因为英国靠商业立国，政府税收主要来自流动资产。当政府需要更多钱时，比如要和法国人打仗了，仅仅依靠武力强行征收，很难扩大收入。增加税收必须取得民众的支持，至少是默认。

于是，吸收工商业代表进入政府，直接参与税收法案的制定和执行，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不过这样一来，议会就拥有了制约国王的权力，议会制在国家落地生根。

所谓“无代表不纳税”这种看起来很先进的观念，实际上不是什么制度优越性的结果，根子是在税收方式上。

有了这个基本观念，其实我们就获得了看历史的另外一个工具。

比如，为什么中国从清末开始，国家也开始了现代化过程，有了很像样的工业，但是社会建设就是不行。一直到1949年，农村社会的变化实际上不大。为啥？其实也可以从税收来源上找原因。

清政府后期，他的主要税收增长是来源于海关，一度达到了四分之一。你想，在农村收税，那个成本多高啊。就算没有抗税，仅仅挨家挨户把税收上来，就是一个耗费巨大的工程。

但是海关就不一样，在港口设一个衙门就行了，数额又大，又稳定。只要国家贸易在增长，税收就在增长，你要是清政府，肯定也是更指望海关税收啊。

国内缺乏海关专业人才，清政府干脆聘请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过去我们总说，赫德一个洋人担任中国的海关总管，这是丧权辱国的表现。但是你想，赫德一干就是半个世纪，和清政府上上下下关系那么好，这恐怕就不是强加的，而是朝廷自己的需求了。

表面上，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往深一想，关税的特点是征收简单，对国家整体社会环境的依赖不高，政府只要能确保主要进出口岸的正常秩序即可。不需要建立复杂的财政机构，不需要对经济进行有效管理，也不需要健全和完善国内的公共设施。那怎么可能花心思搞内地农村地区的建设呢？

民国之后，这个现象就更明显了。国民党政府，它的主要税收来源，是江浙的工商业，和上海的海关税收，对内地的治理可有可无。所以，当然就把广大的农村地区让给了共产党去经营，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国际上的例子是19世纪的拉美国家。当时，关税收入占拉美国家收入的一半以上，比清末的中国还要高。这种收入结构，不但造成拉美国家长久贸易保护倾向，还直接导致了这些国家制度建设的严重不足。这些弊端延续至今，严重阻碍了拉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从税收这个视角，也可以理解现在很多国家的现状。

比如，如果一个国家主要靠寻租型收入，就是指那些不依靠生产，而是通过特殊资源获取的收入，比如中东国家依靠出售石油获取收入。

这对国家发展的危害尤其明显，经济学家称之为“资源诅咒”。特殊的自然资源是先天形成的，和国内制度建设、市场环境、人民素质等等都没多大关系。政府只要严密控制这些特殊资源，就可以确保收入源源不断，自然也就没有兴趣去做艰苦的国内制度建设。

这种国家，短期内收入会很多，甚至能给老百姓发很多钱，但代价是国家制度长期不上正轨。社会潜伏着各种危机。国家和人民之间，没有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共同激励，国家的认同感、整体性都有很大问题。我们就不举例子了，大家一想就知道有哪些国家了。

税收本是国家大事，对我们个人来说，分析这个问题的启发是了解一个重要的规律：收入来源会反向塑造组织的行为方式。

就拿公司来说，公司也是一种组织，它也是被收入方式反向塑造的。

比如，靠牌照挣钱的公司，最重要的是保住那个牌照，至于人就无足轻重了。那不管他怎么高喊重视人才，你都不要信。一个想发展的人，要离这种公司远远的。

一些大型制造业公司，主要依靠特殊的、昂贵的设备赚钱。一个人在这种公司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你能和物绑定，比如熟练掌握操作专用设备的技能。设备和技术一过时，人的价值也就消失了。

而在那些主要依靠人来赚钱的公司里，个人的重要性和未来的发展空间就要广阔得多。当然，同时对员工个人的要求也高得多。最典型的是律师事务所，和各种创意类公司。他们的老板说尊重人才，那才是一句掏心窝子的真话。

一个系统对人的态度，对制度建设的诚意，实际上在他决定怎么赚钱的那一刻，就已经定下来了。

最后，再次向你推荐这本刘守刚老师的《中国财政史十六讲》。这本书的电子书，已经在「得到」App上架。我们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合作，有一个限时独家特价。点击这期节目的文稿，就可以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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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接着通过财政的角度来看历史，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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