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9期-1 |  重新定义要解决的问题

启发俱乐部，每周有进步。我是罗胖。

今天我们是在北京得到学习中心向大家直播。特别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观众，感谢你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听我聊天。这是第39场。按照传统，我们会给每一位到场客人发一枚徽章。这是顺序编号的徽章，今天的编号是5600到5684号。

此刻，在得到的上海、武汉学习中心，还有近百位同学在线下集中收看启发俱乐部。向你们问好。

还有在抖音、西瓜视频、今日头条上观看直播的朋友们，感谢你们的关注。

最近，党中央不是号召我们学党史吗？我还真就学了。其中，给我启发最大的一本书，是徐焰少将的著作《解放军为什么能赢》。

这本书我以前就读过，也推荐过。但是这次重读，还真就读出了一些全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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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奇迹，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它的里面，所以就见怪不怪。但是一经提醒，真的跳出圈外来想这件事，还是挺吃惊的。比如中国共产党，怎么就从南湖上的那只船上的十几个人，变成了今天全世界的第一大党，领导着这么大的国家？

这可能是全世界迄今为止最大的奇迹故事。我们这代人其实一直生活在对这个奇迹的解释中。

有一种解释是来自于被共产党打败的对手。我要是蒋介石，我也不大想得通。

最近不是有个段子吗？说崇祯皇帝朱由检死后见到了阎王，阎王就问他：孩子，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怎么做？崇祯说：首先，我要和有钱的富商搞好关系，有钱才能办事。其次，打仗的时候先让杂牌军上去当炮灰消耗对方，打得差不多了我的嫡系再去捡便宜。如果杂牌军有危险绝对不救。最后，一定要强化特务机构，这样大臣才不敢起二心。阎王又问：如果你注定要再经历一次失败，你是再次选择自杀还是跑路。崇祯说：那肯定跑啊，拼命往南跑，让他们都追不到我，等我缓过气来早晚跟他们算总账。阎王听过后，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你可以去投胎了。看着崇祯离去的背影，阎王有些犹豫地叫住他。朱由检转过头问：怎么了？阎王缓缓说：没什么，下辈子你姓蒋，好好干吧孩子。

你看，蒋介石不是没有吸取教训啊。

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对于这次失败，也有总结，比如：

第一，说是因为苏联援助了共产党。

不过仔细计算起来，共产国际长期更重视实力强的国民党，对孙中山、汪精卫和蒋介石等人的援助更多。北伐战争期间，中共每年最多只能从共产国际得到几十万银元经费，国民党却在三年间得到相当于5000万银元的苏援军火和各种物资。抗日战争期间，苏联援华武器都给了国民党，价值相当于3亿美元，给中国共产党只有微少的医药和经费援助，至于解放战争期间苏联援助中共的武器，几乎全为缴获的日本落后装备，是一种“借花献佛”式的援助。

在解放战争期间，与美国对国民党几十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相比，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折价不过几亿美元，美制武器的质量又比苏联在东北转交的日制旧武器好得多。

第二，说是因为共军的间谍很厉害。这个说法也有问题。至少，国民党的情报机构，中统、军统、宪兵，情侦经费和技术手段更占绝对优势。那时共产党却是个“穷党”，侦察技术和经费都不足，情报组织也要小得多。

再来看看我们这边的解释。

我们这些在大陆长大的人，从小也接受了一些对这个奇迹的解释。比如，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比如毛泽东自己总结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还有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些当然都对，但这都是事后的总结。我们难免还是有疑惑：比如回到上井冈山的那个时刻，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党的领导怎么就建立起来了呢？人民群众的力量怎么就发动起来了呢？如果这些方法有效，为什么蒋介石和国民党就不学呢？党的领导、游击战、土地改革等等，他们怎么就学不会呢？

这些问题，在《解放军为什么能赢》这本书里我都得到了解释。只有回到具体的情境，才能知道策略选择的难处和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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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们先回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直接受到苏联“十月革命”的启发，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的。所以，最初共产党人设想的革命方式就是“十月革命”的方式。“十月革命”又是沿袭了19世纪以来欧洲工人运动的方式。那就是工人在城市中发动武装起义，一举夺取政权。

但是，多次尝试都失败了。1923年“二七大罢工”。北洋军阀吴佩孚下令军队开枪，工人死伤惨重。

1927年5月21日，发动“马日事变”的许克祥，仅凭一个团的正规军，一夜占领长沙。后来长沙附近的农民武装围攻许克祥，农民武装死伤惨重，10多万人溃散了。汪精卫因此当面嘲笑陈独秀说：“你们的十万大军，还打不过许克祥的一个团”。

为什么在欧洲、苏俄，工人武装暴动就能革命成功，在中国却完全行不通呢？

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包括俄国在内，19世纪以来，就已经实行普遍兵役制。一般男性公民都有服役义务，受过军事训练。1920年代，聂荣臻在德国看到德国工人的游行队伍时，感慨不已。这些德国工人游行时队列严整，步调一致，如果配发武器，马上就会成为一支军队。

因此，在这些国家的工人武装起义，实际上是军人对抗军人。再加上起义工人的斗志和士气，自然就有可能战胜正规军。

反观中国，“当兵吃粮”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专门职业，在“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观念的影响下，民众很少接触军事技术和训练，毫无战斗素养，且行动散漫，仓促组织起来，看上去人山人海，气势壮观，但实际上战斗力很弱。

那怎么办？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就是独立建军，拥有自己的正规军队，这就是“八一”南昌起义。今天我们看这件事，觉得顺理成章，但是要知道，这在当时世界共产革命运动中，那是独一份啊。

不仅欧洲那些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正规军，就连苏俄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时也没有自己的军队。他们夺取政权靠的就是工人起义，以及一些同情革命的沙俄士兵。红军是在后来的内战中建起来的。十月革命是在1917年11月7日，苏联红军的建军日却是1918年2月23日。

你看，这就是一个不一样。

好，这个转折做出来之后，下一个问题又来了。独立建军，钱，也就是军饷从哪里来？

当时士兵的军饷一般是每个月大洋八元左右，这个收入可不算低，足以养活四五口人。军官收入就更高了。连长每月的收入就上百元，而当时上好的土地不过每亩几十元。当上一两年军官就可以回家买房子买地了。

当时国共合作的时候，叶挺的部队，能做到的是：足额发军饷，不克扣。这就已经能够打造出一支“铁军”。那个时候的军队，还是只能靠军饷来维持战斗力。一旦军饷短缺，军队就会发生哗变、溃散，或者被有能力发军饷的其他军队收编。

刚开始，也不是不想走这条路。比如，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中，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正式打出了“红军”的旗号。为了迅速建立和扩大红军，广州苏维埃政府对士兵所宣布的政纲是“组织工农红军，改良士兵生活；增加兵饷到二十元现洋”。

但是，平时招兵，用钱是可以的，真要到了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用钱招兵就困难了。

再加上，一旦遭遇挫败，军队被赶到了穷乡僻壤，能吃上饭就很不容易了。筹集大笔军费，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怎么看，建立正规军这条路也走不下去的。

两万人的南昌起义部队，走到广东潮汕地区只剩1.1万人，又采取同强敌硬打硬拼的办法，结果大部分人伤亡和被打散。作为叶挺独立团老底子的第二十五师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辗转奔向湘南，2500人的队伍在行军中不断有人开小差，拉到粤北只剩800人。幸亏朱德、陈毅对这支剩下的队伍进行了思想教育和改造，后来又上了井冈山。这个团便成为红四军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八团，团长先后为王尔琢、林彪。

再比如，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从文家市出发时部队有1700余人，经10天行军到达井冈山下，全团部队所余只有700多人。刚上井冈山不久，新任的团长陈皓、副团长徐庶和参谋长韩昌剑这三名主要团领导又企图率队投奔军阀部队。如果不是毛泽东得到报告在紧急关头追回部队，并处决了这三个叛徒，剩下的这点军队也要断送掉。

那怎么办？

做一个创新的事，难就难在这里。创新者刚开始总是弱小的，而如果用当时通行的办法来做事，就很难有成功的希望。爱因斯坦说：“疯狂就是一再重复相同的事情，却期望得到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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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需要找到一个破局点。

毛泽东在三湾改编的时候，就找到了这个破局点：既然发不出军饷，那就干脆取消军饷。

我们隔了将近100年，想想当年的这个决定，也是觉得脑洞非常大。

当所有人都觉得问题是：没钱，这事就办不成，所以要去找钱的时候，突然有人喊：干脆不用钱了！这就是巨大创新诞生的时刻。

创新，往往意味着重新定义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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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回到那个时刻，首先要解决的是，如果不发军饷，怎么让士兵不哗变，不逃跑？

给不了钱，就给尊严。就是实现军内政治民主。建立士兵委员会，军官不允许打骂士兵。要知道，当时其他军队，军官打骂士兵是家常便饭。还有，实行经济民主，虽然没有军饷，伙食也差，但是伙食账公开，士兵参与管理，军官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吃空饷、喝兵血、中饱私囊。

要知道，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是一个创举。

1928年入冬时山上已经降雪，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叙述部队的情况是：

“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上井冈山后在红四军担任了一个月团长的黄克诚后来回忆说，他和许多领导同志当时都对毛泽东的决定感到很吃惊。他对此回忆道：

“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是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能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这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可是后来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每个人一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这种官兵平等的风格保持了很久。1940年，著名的华侨资本家陈嘉庚访问延安，他说最让他感动的一件事便是朱德陪他参观时走到抗大操场边，里面正在打篮球的学员见后便喊：“总司令，来一个！”朱德马上脱衣上场。这种“无复阶级如是”的场面，与国民党等级森严和腐败的状况形成强烈对比。陈嘉庚此后到处宣传“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对此宋子文都惊讶地说：“资本家拥护共产党真是天下奇闻。”

但是，不要以为，这是什么灵丹妙药，一吃就灵。搞创新，不是一招鲜。解决了一个问题，会衍生出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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