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跨年演讲2：除了规模中国还有什么优势？

这里是正在由深圳卫视、爱奇艺直播、长江日报联合举办的2021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今年是第六年，由六个核桃独家冠名。六个核桃提醒您：有价值的事，坚持30天，都足以促成改变。

同时，我还要隆重感谢我们这一部分的知识合作伙伴，百年泸州老窖窖龄酒。

我们这是第三年合作了。今年我还受邀专门去了一趟泸州，站在他们那个已经持续使用400多年的窖池边体验了一下。就在那，我听到了一句话很有意思。

泸州老窖的朋友告诉我：“喝酒，是把酒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而喝百年泸州老窖窖龄酒，是让自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的口号是：“窖龄老，酒才好。”

也就是说，窖池持续酿造时间越长，酒品质就越好。这是百年泸州老窖窖龄酒的核心价值。

百年泸州老窖窖龄酒在正确的方向上，坚持做一件好事，与时间做朋友，与时代共成长。今天，百年泸州老窖窖龄酒邀请你成为这个时代的“同行者”和“见证者”，见证前行的每一步。

再次感谢百年泸州老窖窖龄酒。

不知道各位怎样，反正我这一年，心里一直在搞一场辩论赛。辩论的主题是：中国经济未来会好吗？我的观点是，中国未来经济还会持续增长。

我的反方，一个假想的怀疑主义者，说这事儿未必，有点看不清。

我坚信中国未来会好，原因很简单，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悲观主义是个骗子，它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却不让我们参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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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那个反方，那个怀疑主义者，开始陈述他的理由：你去年的跨年演讲我听了，说中国规模大、人口多，可现在中国不也在讨论老龄化问题，不也在说人口红利没有了吗？

你说中国经济未来好，你看看人家印度：人口13.8亿，增速比中国可快多了；印度人平均年龄才29岁，而中国是37.4岁，比中国可年轻太多了；印度劳动力的平均工资只有中国的1/3，可比中国工人的工资便宜太多了；而且2020年，这世界上还有人要威胁和中国脱钩，印度可没这问题。

你怎么知道未来中国还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呢？你怎么知道中国未来会不会被印度代替呢？

我也很紧张，就请教了战略专家徐弃郁。徐弃郁老师给我看了一份智库报告。这是美国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20年10月份做给美国人看的报告。

这家智库成立于1981年，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问题上是公认的最权威的美国智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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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指出了一个事实，2008-2018年这10年间，中国制造业份额总体烈火烹油一般地在增长，但确实是有一部分低端制造业在向海外转移。那么多人对印度抱有期待，毕竟中国漏出去了那么多。

那请问，印度接住了这部分转移的产能吗？没有。

实际上，同期印度制造业增长的份额连1%都不到。那中国流出的这部分低端制造业，被谁接住了呢？是越南、印尼、孟加拉这些国家，没有印度。

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先给你讲一个故事。

有一家很大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前几年，派了一个得力干将前往印度建厂。在他们工厂里，有个印度本地的小伙子干得挺好。咱们中国厂长一看，这是人才，得赶紧提拔。结果提拔之后就出事了，底下人不仅不服管，还经常打骂领导。为什么？

原因咱们中国人可能想不到——种姓制度。这个印度小伙子是低种姓，而他的手下有高种姓，根本指挥不动。见客户时，这个小伙子甚至不能进五星级酒店，不能和客户同桌吃饭，那这工作还怎么开展？

后来，公司没办法，只好派他去分管一个边缘部门。这已经算是降职了，但有些印度员工还是意见很大。最终这个小伙子只能黯然离开。

你看，能不能成为全球供应链中心，不是简单的规模大小、人口多少的问题，还有人的组织方式问题。印度的社会组织方式还没来得及现代化。

徐弃郁老师说，印度要放弃那些传统真的非常难，它缺乏把自己“嵌入”全球供应链的战略决心。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未来印度不论表现得多么自信，不论拥有多庞大的劳动力队伍，它要在全球供应链中取代中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经济学家何帆老师，他是我们跨年演讲的老朋友了。他发下大愿要持续跟踪中国发展30年，每年为中国写一本书，每年为得到用户出一份中国经济年度报告，这已经是第三年。

今年在他写作的过程中，我去请教了他。他说，今年他的观察重点，确实也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的组织方式上。

所以，他把今年的主题命名为“本土时代”。换句话说，他是要追问：中国这片土地，正在以什么样的方式把自己的人民和其他各种生产要素组织起来。

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没错，就是武汉的长江大桥。

何帆老师的意思是，一个国家，其实就跟一座桥一样。桥修得越大，跑的车、过的人就越多。我们都想把桥修大。

但问题是，桥越大，桥的内部结构就越重要，桥内部的结构化、组织化水平就决定了它的承载能力。否则，桥的自重都会把它压垮。更别提跑什么车，过什么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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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中国内部结构到底怎样？中国人是以什么方式组织起来的？我们来看个例子。

就在距离我们此刻演讲的武汉光谷体育场2.5公里外，就是联想的武汉工厂，这是湖北出口额最大的一家制造工厂。

2020年1月23号武汉封城那天，这家工厂也停产了。但是因为电子设备是疫情期间的战略必需品，所以早在2月底，这家工厂就开始筹备复工复产了。

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招工。最多的时候，一天招工的人数超过了一千人。到了3月31号，这家工厂万人到岗，开动马力生产。

请注意，武汉正式解封，你在新闻上听到的是4月8号。我们对那之前武汉的印象，是空荡荡的大街。没有想到吧？就在那个时候，居然有如此忙碌开工的万人工厂。

回头看这家工厂的故事，有几点事实令我感到非常惊讶：

第一，电子工厂招的工人，要求可不低啊。工人要能认识英文字母，必须得能看懂机器上的英文指示；也必须认识物料的编号，才能避免上错料；还要有一定的数学能力，因为交接班必须要做数据盘点。

武汉封城期间，居然能招到这么多高素质的工人。这是因为联想的招工能力强吗？

不只如此。这是中国制造业多年的本钱、多年的积淀啊。厂长齐岳告诉我，在全中国，曾经干过电子产品组装的成熟工大概有上千万人，仅在湖北一省就有几十万。

以往这些工人可能在华东、华南地区打工，今年因为疫情，就都留在了湖北。联想工厂一招工，这群工人正好就来了。

齐岳厂长告诉我，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招到如此多符合条件的工人，这在其他国家根本不可想象。联想在海外的工厂都只有千人规模，因为海外的劳动力状况支撑不起武汉这样万人规模的大厂。

第二，在疫情期间啊，招来这么多人，得给工人做核酸检测。在当时的武汉，这么大规模的核酸检测是没问题的。政府从各地调派人员提供帮助，有人引导，有人登记，有护士服务取样，企业压根就不用操心。

同样是给全体员工做核酸检测，联想在海外的工厂就千难万难了：找核酸试剂难，找护士难，还得自己协调车和场地，现场遇到问题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发现了发热的员工更不知道怎么处理……每件事都需要企业自己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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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齐岳厂长就跟我感慨，在国外，你会感觉一个企业是悬浮于社会的，遇到事只能以个体的方式去解决，缺乏社会支持，寸步难行。

还有第三点，工人进了厂，防疫怎么抓都行。但是工人得下班，得回家，得回到自己住的社区。回到社区万一感染了，第二天再来上班，这工厂的防疫系统不就形同虚设吗？

但是在武汉，这家工厂的一万多工人住在大邱、凤凰等很多个社区，社区的防疫措施也非常完善。所以社区和工厂构成了一个没有缺环的防疫链条。

而联想在印度、墨西哥和巴西的工厂，这一套就行不通。员工在工厂里戴着口罩，一出工厂门就把口罩摘了，工厂内部的防疫措施做得再好也白搭。

那现在这家工厂怎么样了呢？我能告诉你的是，这家一万多人的工厂，开足马力生产至今，零感染；4月就实现100%满产；6月还上了新的生产线。

请注意，可不是这一家工厂啊，全武汉都这样。一季度GDP掉了40%，二季度解封了就追平了，三季度猛涨，前三季度，武汉的GDP在全国的大城市里，排进了全国前10。

武汉正在从“风暴眼”变成“风向标”。

这是多不容易的一件事。经济发展能力背后，其实是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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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元月1号和2号，刚刚我说的这家工厂会暂停生产，把自己变成一个展览，供大家体验。所有在武汉的朋友都可以预约参观。

何帆老师《变量：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的新书发布会就要在这家工厂举办。何帆老师告诉我，他对这场发布会非常期待。

说到这儿，我要隆重地推出2021“时间的朋友纪念礼盒”。我们把何帆老师的这本大作《变量：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和香帅老师的《香帅财富报告》这两本新书，都收入了这个礼盒。限量5万套，此时此刻我们宣布，全球首发。

我敢说，这会是开年很多中国人优先阅读的两本书。《变量：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讲的是我们这个共同体的未来，《香帅财富报告》讲的是每个人的未来。

现在下单，你将会是全世界第一批拿到《变量：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和《香帅财富报告》的人。我们还在这个礼盒里放了一点小惊喜，希望你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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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家工厂的例子当中，你体会到什么？就是一种超强的社会组织能力。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节点都处在其他节点的层层包裹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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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就稍微花点时间，一层一层来看这个网络的样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基层的小网络。中国城市的每个小区都被编织进了一个叫居委会的网络里。

我给你介绍一位居委会干部，这是武汉市洪山区东湖风景区街道东湖新城社区的陶久娣。疫情期间，她手里有多少个人呢？12个人。她要解决多少问题呢？

她所在的社区有12765个居民。疫情期间，每天早上一睁眼，这些人吃饭、就医、因为憋在家里搞出来的心理问题等等，都是陶久娣需要面对的问题。

这不可能啊，12个人解决12765个人的问题，管不过来啊。

别着急，陶久娣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有自己的网络。12个人忙不过来，社区里的商业服务人员，比如物业管理公司的39人，就可以调过来，各尽所能。

人还不够用怎么办？志愿者，疫情期间，有72人也加入了她的网络。

再不够呢？还有下沉干部。疫情期间，来了42人，都是政府、国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那再不够呢？没关系，居委会之外还有更大的社会网络，基层政府、派出所、周边商业设施等等。

你看，一个居委会，它就是靠这样一层一层的网络，担当起原本12个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像这样的居委会有多少个？我查到的最近的数，有109620个。

还有和居委会同等功能的村委会，有533073个。这些居委会和村委会是中国社会最小的组织。疫情期间，全中国每个居委会、村委会都是这样运作的。

我之所以要从一个居委会讲起，就是想破除一个误解：一个居委会，在疫情期间，能承担起这么大责任，不是因为它有多大的权力，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在中国社会基层随时能看得到的节点。资源能汇聚到它那儿，也能分配得出去。

再给你举个例子。今年，我的一位朋友，《读库》的创始人六哥张立宪，把库房搬到了江苏省南通市。他经常跟我说，当地政府给他们的服务太好了。

但是请注意，这个“好”，并不是给钱、给地、给资源，而是利用当地的网络，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可以没有边界，但是给资源，那是有边界的。

举个特别小的例子，2020年6月6号，我说明一下啊，六哥特别喜欢6这个数字，凡事都得赶个6，所以6月6号在南通开业大吉。

有个嘉宾起哄，说6是读库的幸运数字，读库这个新仓库，怎么能不是6号库，是2号库呢？于是有人开玩笑说，南通开发区的服务这么好，不就是个牌儿吗？能不能帮个忙，发个话，把2号改成6号啊？

如果你对地方政府有刻板印象，是不是觉得这事特别简单，2号改6号，随便来个领导大手一挥就行。没想到，一直跑前跑后的南通开发区社会事业局的唐进华局长一下子就严肃了：“我怎么服务都行，但这个园区的产权不是开发区政府，是人家企业的。

我得查一下合同，应该是没有权力干涉人家的标牌管理，可不能胡来。”六哥当着所有的客人，立即竖大拇指。你看，服务归服务，边界归边界。这是一个多么具体的例子，这就是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的样子。

我们回头来看这几个例子，无论是武汉的居委会陶久娣书记，还是南通的开发区干部唐进华局长，他们做事的方式都和我们过去的刻板印象不太一样。过去我们总以为，政府是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他们在做资源分配，他们拥有权力嘛。

但其实，从这几个例子来看，政府更像是网络中的枢纽节点，他们在做网络连接。地方政府，不是在聚积资源分配的权力，而是在培养网络连接的能力。

再给大家说一件有意思的事。前几天我吃了一顿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饭，不是饭菜本身好，而是在座的人厉害。出席的院士就有两位。很骄傲，这两位是我的母校华中科技大学的党委书记邵新宇院士和校长李元元院士。

邵书记是机械制造领域的专家，李校长是金属材料领域的专家。你猜两位院士在饭桌上聊啥？没想到啊，他们居然在合计着怎么把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出产的茶叶推销给湖北省政府作为接待用茶。没有别的原因，因为那个地方是我们学校的对口帮扶对象。

这也改变了我的刻板印象，现在的帮扶可不是给钱给物，说实话，书记校长，他们也不能把学校的钱直接给帮扶对象。他们要想方设法，把帮扶对象接入到更大的网络中去。

像我们学校，先是给技术。华科大先是让生命科学院和机械学院联手，给临翔区生产茶叶的厂家研发了一套数控式的熟茶发酵生产装置，帮茶厂提高了生产效率。就在当天的饭桌上，他们又琢磨着，怎么帮忙扩展销售网络，主意都打到了隔壁的湖北省政府身上。

这个场景，让我觉得院士特别可爱，同时也特别感动。我利用这个机会呼吁一下啊，大家如果需要茶叶，请认准华中科技大学定点帮扶的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出产的茶叶。谢谢大伙！

上面说的几个故事，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

投资家李录给了我一个启发，那就是要重新认识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李录说，中国的地方政府提供的其实是 “总部式服务”。这个词可精彩了。

“总部式服务”什么意思？

你就想，你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想创办一家企业，你是从零开始的吗？不是啊。你就像是在一家有总部的公司里干活，总部把你派到某个地方，你不会单枪匹马，从零开始，你可以随时向后方总部呼叫弹药。

对啊，中国的地方政府也是在这样干活儿，他们就像一个企业的总部那样，为你提供土地，修桥造路，六通一平，组织劳动力，优化税收制度，甚至购买你公司生产出的第一批产品。而你需要做的呢？就是把你擅长的活儿干好，把业务做大，给当地多解决就业，多贡献税收。

在中国做企业，没有一家是从零开始的，咱们都是在享受这个网络基础设施。

这个场景，即使你不办企业，你也想象得到，就像你到办公室，把电脑插到插排上就可以开始干活；就像你到一个陌生城市，找到一家酒店式公寓，拎包入住。

就拿此时此刻来说，我们跨年演讲办到武汉，大家想想，得有多少事需要准备和协调？可是，武汉光谷的汪祥旺书记跟我说：“咱俩分好工，你的责任只有一个，把你那四个小时讲好；其他的事，交通啊、安保啊、防疫啊、疏散啊，所有这些事儿，是我们光谷的事。你啥也不用管。”对我这个外来户来说，这不就相当于找到总部了吗？我们一起谢谢武汉光谷吧！

我这也不是给光谷写表扬信，这是今天中国网络的一个缩影。这也是正在逐渐形成的一个共识。以后跨年演讲办到其他城市，我希望认识各地的汪书记，享受你们提供的总部式服务。提前谢谢你们！

今年，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瞬间：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事在机场，正埋头匆匆地向外赶路，他突然指了一块牌子跟我说：“这块牌子，老外要是能理解得了，才算真的理解了中国。”我一抬头，是这五个字：“党员先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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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老外不理解中国。咱们不妨给他出一道题，假如在中国的机场、火车站、旅游景点、银行、邮局出现这样一块牌子“党员先锋岗”，请问中国的老百姓是更愿意在这里排队，还是更不愿意？

我不知道老外会怎么回答，但是咱中国人面对这个问题根本用不着思考，当然是愿意啊。因为在中国老百姓的眼里，“党员先锋岗”这五个字，意味着这块牌子后面的那个服务者的技能更高，服务态度更好。这块牌子是个品牌，这个品牌背后是解决问题的枢纽，是可信赖的网络。

回到我们开头提的问题，中国的优势到底在哪里？过去我们提到中国的优势，只是一个空泛的概念：比如说规模大。

站在中国外部看中国，很容易把中国理解成一个庞大的科层制管理体系，就像一张巨大的树状图。科长被处长管着，处长被局长管着，局长被部长管着。

但生活在中国，我们知道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中国是一张被组织起来的网络。这张网络规模庞大、层次丰富、密密匝匝，既有强度，又有弹性。

你要看不到中国是这样一张网，你就无法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多么纵深的社会，你也就无法理解，它为什么能够如此快速灵活地应变，以至于遭受任何打击都不会立即脆断，这是我们这代中国人信心和底气的由来。

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张对外开放的网络。

我们是全球网络的枢纽。你看，每年接入到咱们这个枢纽的是什么？10亿吨铁矿石、5亿吨原油、3亿吨煤。那输出的呢？中国2019年向世界输出价值14500亿美元的机电产品、7300亿美元的高新技术产品、1200亿美元的服装、540亿美元的家具、530多亿美元的钢材。

你看，长大以后，中国拥有的不仅仅是庞大的规模，而且是一个超大规模的网络。不仅是一个网络，而且还是一个具有很多层次、很多维度、高强度、高弹性的网络。不仅自己是一张网，而且是一张开放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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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们每个中国人内心的感受。我们中国人都是这么想的：我干的事，我走的路，我要和很多人在一起，我要和伙伴在一起，我要和邻居在一起，我要和世界在一起。中国人跟全球所有人一样，希望经济发展，希望安居乐业。

如果你觉得网络这个词还有点过于新潮的话，我们其实还有一句老话，2500年来，我们一直都相信这四个字：吾道不孤。
